社会经济走向
社会经济走向范文第1篇
这份长达45页的“经济与社会改革框架”报告是向缅甸的国际“援助者”们提出的一份改革承诺书。为了开好首届“合作与开发论坛”，吴登盛还下令正在与克钦独立军作战的政府军单方面停火，以改善当局的国际形象。
尽管缅甸的政改奇迹吸引了国际社会的目光，但缅甸经济中的垄断性、非透明性以及糟糕的基础设施并没有什么改观，到2015年大选时吴登盛年满71岁，有可能不再谋求连任，在余下的3年任期内他可能会把破除经济垄断性、非透明性和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主要的政绩追求，当然其难度也是可想而知，特别是要迫使由军队、权贵把持的资源开发型企业提高其收益透明度。
2012年底正式出台的缅甸外商投资法也是第二阶段改革的关键环节之一，尽管在立法阶段争议颇大，但在吴登盛的强压之下最后定案，取消了外商在合资企业中股权不得超过50%的限制，从而配合了吴登盛加速缅甸经济自由化的激进政策目标。
在这份框架报告中，吴登盛除了向缅甸的国际“援助者”们保证推进经济自由化，还提出了许多发展目标，其中既包括到2030年把缅甸建成发达国家的远期目标，也包括一系列急不可耐的以3年为期的“快赢”目标，缅甸是亚洲电信覆盖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固定电话覆盖率只有1%，手机普及率也远远低于邻国柬埔寨的70%和泰国的110%。吴登盛把移动通信发展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力求使缅甸迅速跨入信息社会。例如要在3年内将缅甸手机普及率从目前的9%提高到80%。
扶贫和保障就业也是缅甸改革第二阶段的重要任务，与此任务相对应的是已经出台的“扶贫与经济发展框架”（FPAED）。2013年1月10日开幕的缅甸新一年度国会还提出了“人民梦”概念，表示要通过规划和预算来帮助人民梦想成真，其中创造就业将成为国会的一项重要工作。
缅甸第二阶段的改革内容还包括了“社会改革”。2013年1月20日，吴登盛和86个民间组织负责人见面，他表示会永远欢迎公民社会组织在国族打造（Nation-Building）和国家制度建设（State-Building）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吴登盛认为缅甸已出现了一种新的政治文化，依托公民社会，缅甸已经开始用对话、讨论而不是对抗的方式来解决分歧。吴登盛还表示政府将放宽对民间组织注册的限制，放宽对它们活动的限制，保障它们的自由运作。
据《缅甸时报》报道，2013年1月9日，美国投资家乔治·索罗斯在内比都拜会了吴登盛总统，这是吴上任后两人第二次见面，索罗斯向吴登盛表示他领导的开放社会研究所（OSI）愿意为缅甸的改革提供技术支持。索罗斯此行也会见了昂山素季和掸邦民主联盟的代表、“88世代”学生组织代表等各界人士。索罗斯的“开放社会”理念与行动已在全球70多个国家获得了响应，看来缅甸朝野也趋向于认同一个健康的社会必是一个开放的社会。
法新社披露说，尽管缅甸有300多份报纸，但大约只有30份从事日常新闻报道。2012年8月，缅甸废除了出版物审查制度；从2013年4月1日起，将允许民间自由办报。缅甸当局此举表明它已经认识到：不必害怕公民拥有言论自由，因为这是国家强盛的一个重要支撑。
2011年3月正式就任缅甸总统的吴登盛已然是缅甸改革进程的核心人物。《经济学人》杂志高度赞扬吴登盛不仅解除了对昂山素季的软禁，而且释放了数以百计的政治犯，放宽了对独立媒体的限制，对有组织的劳工运动持宽容态度，是缅甸改革的掌舵者。
社会经济走向范文第2篇
经过一年多成功的市场运作《走向世界・品味济南》杂志在2007年取得了长足发展，拥有了广泛的合作伙伴与大批的热心读者。为了进一步增强刊物与合作伙伴热心读者之间的友谊为合作伙伴之间读者之间搭建一个交流的平台，品味俱乐部于2007年6月24日宣告成立。
品味俱乐部是由关心支持《走向世界・品味济南》事业发展的有关专家企业和热心读者组成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 以《走向世界・品味济南》刊物为平台不断增强宣传济南在经济发展、文化底蕴以及城市建设方面的新形象，为济南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通过积极，正面的宣传以提升济南企事业单位的知名度，美誉度，积极探索外宣刊物聚集社会力量服务社会增强办刊活力的新思路，构筑服务社会的新平台、互利共赢。
值品味俱乐部成立揭牌之时，在山东黄金崮云湖高尔夫球场特别举行了会员高尔夫友谊赛，邀请支持和关心刊物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以及品味俱乐部会员一同来参与体验高尔夫运动，以提倡健康运动生活的态度来迎接奥运会与全运会的到来，同时希望品味俱乐部会员能利用《走向世界・品味济南》这平台，充分展示自我价值，实现会员与刊物发展共荣共赢。
本次活动是由《走向世界・品味济南》杂志与其运营机构巨星焦点公关策划有限公司主办，《走向世界・品味济南》杂志吉祥物大肚龙也闪亮登场，为活动带来了无限乐趣。憨厚可爱的大肚一出场即吸引了来宾的关注，纷纷与大肚合影留念。
大肚是《走向世界・品味济南》杂志新近设计制作的卡通人物，它具有勇敢、正义、善良、聪明以及爱搞恶作剧、偷懒等人类所具有的一切美德和缺点，每期刊物都会刊登以大肚为主人公的漫画故事，新奇有趣。
下午12:30分，高尔夫友谊邀请赛开球仪式正式开始。由山东黄金崮云湖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总经理褚悦为比赛开球，济南高尔夫运动的高手们会聚一堂，切磋球技，握杆、挥杆、发球、推球、切球、劈球，一招一式都透着专业，也透露出他们生活的淡定、从容。一些没有参赛的高尔夫爱好者也到场地亲身体验高尔夫这项运动的魅力，其乐无穷。
本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重在参与”的原则，对此次在比赛中表现优秀的选手评选出四个奖项，分别是：总杆奖、净杆奖最近距离奖、最远距离奖，奖品和嘉宾纪念品分别由山东银讯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华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真石传奇、舍得酒业、奥地利沃根庄园葡萄酒集团、两岸咖啡、嘉华国旅、天沐温泉度假村、红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银泰汽车服务中心提供。
社会经济走向范文第3篇
“西化适应走向”，认为道德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必须成为社会生产力和市场体制内在的 推动力。道德教育模式的设计要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目标，培养市场体制所需要的理性的“经济人”。认为西 方的道德和道德教育模式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和工业文明的产物，也是我们走向现代化、确立市场体制所最缺少 、最需要的东西。因此，必须以“西化”为具体方向，设计和建设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道德教育体系。把培养 市场主体“经济人”做为培养目标，把“合理的功利主义”和“合理的个人主义”作为道德教育的主导价值观 念，把平等、诚实、守信、负责等市场伦理规范作为教育学生的主要内容，把多元价值下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 的培养做为道德教育目标的重要方面。
“西化适应走向”，正确地看到了市场体制在中国建立的这一必然趋势，道德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 必然被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决定，注定要为发展与变革服务；看到了市场体制不仅将解放生产力，而且也解放和 提升人，总体上趋于提高社会的伦理道德水平，表现在市场参与的独立人格、自由与权利、竞争与效率、公平 与守规则等观念的确立；看到了西方和中国市场经济对道德、道德教育的共性和一般要求；看到了我国政治依 附型的理性道德教育模式对个人自由的过份约束和对生命激情的压抑，以及其对于市场伦理要求的抵触，对市 场经济发展的阻碍；提出了对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道德教育和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政治化道德教育的合理 否定和超越。
然而，“西化适应走向”对市场经济给社会道德带来的负面影响估计不足。道德教育除了直接为社会经济 规定并为经济服务，要不要有一定的独立性，从道德教育提升人的终极目的上对市场经济可能带来的负面道德 影响给予适当的抑制呢？即要不要在培养追求合理利益的“经济人”基础之上，将他提升为高尚情操的“道德 人”呢？或者说，道德教育有没有超越市场经济要求的其他终极性追求呢？“西化适应走向”似乎忽视这些。 不同国家，市场经济有自己的特殊性，无视中国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特别是公有制占主体地位以及儒家思 想传统的影响这些事实，主张道德教育的全盘西化，显然是行不通的。
“传统适应走向”，同样认为道德教育必须为市场经济服务，并应成为其精神支撑点。但认为道德教育不 是通过培养市场所需的“经济人”直接为市场经济开辟道路，而是通过以“性善”和“仁爱”为核心的教育来 提升“经济人”，为他们寻到失落的精神家园，批判和抵御现代化和市场化带来的道德滑坡等负面效应，从而 反向的、间接地完善市场经济；认为传统道德教育与现代化、市场化没有根本的冲突，象东南亚那样，只要将 传统道德教育模式加以合理的转换，同样可以成为我国市场经济建立的精神支柱。因此，主张在传统的视野里 重建当今的道德教育模式。如提倡爱国主义教育以提高民族凝聚力，张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主张人与人 、人与自然的和谐教育等。
“传统适应走向”，正确地看到了市场经济这一不可回避的现实，肯定了传统道德教育是我们今日重建道 德教育模式的根基，看到了我们无法割断历史的深厚联系，同时也清醒地看到了西方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拜 金主义可能带来的道德教育中非常严重的问题，看到了道德教育在完善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然而，“传统适应走向”只是无可奈何地承认市场经济的存在，不是直接性、促进性地为市场经济服务， 是用间接地、纠偏、完善、补充的形式为市场经济服务，是一种被动的适应。似乎不愿意承认，由于小农经济 的眼光和封建专制政治的限定，传统道德教育的主导精神同市场化、现代化是相抵触的。过分渲染和夸大了市 场化、现代化的负面，以致不承认西方现代化的成功与其相匹配的道德和道德教育体系是分不开的。
“融合超越走向”，主张道德教育有其相对独立性，不要一味地为政治、经济服务，充当社会的工具，培 养社会需要的“政治人”、“经济人”，应该有其本位的价值，即培养人格完善的“道德人”，对人格进行提 升。主张从中西道德教育融合的角度重构道德教育模式。吸收那些人类共同性永恒性的道德价值规范作为道德 教育的基本规范，以人类共同性终极性的道德追求作为道德教育对个人激情和欲望的压抑，倡导传统道德教育 的民族性、理想性，反对西化道德教育中的利己主义、功利主义。强调道德教育要把人从物欲、利己中提升出 来，实现人的精神本质，从禁欲、社会的压抑中解放出来，实现人的主体性本质。
“融合超越走向”正确地看到了道德教育单纯作为政治附庸、经济工具的时弊以及道德教育有相对独立于 政治、经济而直接提升人、解放人的根本性的一面；清醒地看到了中西道德教育各自的优缺点；看到了道德教 育中的终极价值以及永恒的共同性的理想与规范在当今中国道德失范的情况下的重要意义。然而，“融合超越 走向”似乎回避市场经济对道德教育建设提出的现实要求，更多地看到市场经济对道德伦理带来的负效应，看 不到市场经济本身的伦理内涵和对人的提升与解放的重要意义，不懂得道德教育之于人的提升与解放是一个历 史的生成过程，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教育正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尽管“融合超越走向”以一种超然于现 实经济和政治之外的态度，但从客观效果来看，它实质上是以一种不变应万变的方式来适应经济和政治要求的 ，也无法回避现实。即使如此，它对于现实的态度仍是消极的，其超越的理想注定要落空的。
我们认为，上述三种道德教育走向的选择都只是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某一阶段、某一方面的重点性 需要而提出的。如果我们把市场体制的建立与完善看成一个生成发展的过程，我们就会发现以上三种选择都有 其存在的价值。同时，它们都包涵在道德教育自身演变的逻辑之中。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道德教育模式的 存在和演变、归根到底要由市场经济这个经济基础和现有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然而道德教育又决非市场体制 的简单附属物，相反它经常落后于或走在经济制度变革的前面，对市场体制的形成与完善起着阻碍或推动作用 ，同时道德教育又有它相对独立的追求，即对人的直接提升和解放。换言之，面对市场经济、道德教育既要适 应，又要超越，这是它的主体性的表现。而这种适应与超越的主体性表现在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市场经济发 展变化的需要之中。
我们面对的起点是“依赖政治的理性道德教育”。它的实质是为了一个政治理想的目标，个人的自由与个 人的感性物欲受到严酷的压抑，集体主义和大公无私是核心的教育原则。道德教育政治化，培养社会政治需要 的人。道德教育的理想性和神圣性，压抑了人的生命激情并使之敌对化。这是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和小农经 济的意识相适应的。因此随着市场体制的确立，这种依赖政治的理性道德教育势必被“适应经济的感性道德教 育”所取代。主张合理的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解放理性道德教育对人的欲望和自由的过分压抑，颂扬人的生 命激情，培养市场主体“经济人”，为生产力的发展和市场体
社会经济走向范文第4篇
国有企业担当着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角色，我们必须遵循生产发展的规律，提高企业自身发展的自主能力和创新能力，建立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生产机制，这既有利于整个生态发展的平衡，又能满足人类自身发展的需要。我国大多国有大型企业建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国家集中资金发展工业，社会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建立，城市建设与工业发展极不适应。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逐步推进，极大地改变了我国的社会形态和经济结构，突出的表现是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经济体制从计划走向市场，企业从依赖政府走向通过市场竞争而自谋发展。然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些社会矛盾却并没有因为社会转型和经济体制的转轨而得到彻底的解决，最集中的就是国有企业的附属社会职能问题。随着社会服务的逐步完善和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的加剧，分离企业附属社会职能，让企业回归生产本位，让这些附属社会职能回归社会，使社会服务社会化，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和市场经济运行的必然逻辑。
二、 移交企业附属社会职能实现社会和个人其他需要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社会公共服务的缺位和不足，国有企业为了保证企业的运行，保障职工的生活供给和社会服务需要，在国家政策允许下，组建了隶属于企业、专门服务企业的职能机构，如职工医院、子弟学校、劳动服务公司等后勤保障机构。在生活物资匮乏、社会服务严重不足的情势下，这种附属社会职能部门对于保障企业的正常运行，安定职工生活，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转型、经济转轨和社会服务业的发展，中国社会告别了“短缺经济”时代，生活物质供应日渐丰富，社会服务机构的规模和服务质量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而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却日益加剧。作为国民经济的主体，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支柱，掌控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国有企业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和影响着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方向。在这种状况下，企业办附属社会职能的成本和代价将越来越大，庞大的附属机构不仅成为企业发展的沉重包袱，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的服务质量。同时，企业附属社会职能的继续存在也制约着社会服务职能的健康发育。
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对国有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做出了总体部署，指出“分离企业办社会的职能，切实减轻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为落实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的精神，2000年，原国家经贸委等五部委联合《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的意见》，提出了国有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的工作目标，就分离过程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规范，并制定了配套措施。使企业深化改革的举措落到实处，将原来隶属于企业的社会职能移交当地政府，分流富余人员，对其进行合理有序的安置，发挥他们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让企业附属的服务机构走向社会、走向市场，在新的机制下以新的方式服务企业，壮大社会服务。这不仅有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也有利于社会服务实力的壮大和服务职能的提高，更能凸显协调发展，做到真正满足社会和人自身的需求。
三 以需要理论为理论支撑，探求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首先，以人为本是企业可持续的重要保障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是一切社会活动所环绕的价值核心，社会的一切改革和发展都是为了人更好地生存，追求幸福和自由全面的发展。然而，可持续发展追求的是人与人的平等发展、共同繁荣，力求实现社会中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一些人（少数）得到发展的垄断权；而另一些人（多数）经常地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进行斗争，因而暂时失去任何发展的可能性。”因此，在移交工作中必须坚持以人为根本，依靠人，一切为了人，尊重移交职工的权利，维护职工的利益。这恰恰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以人为本的理念。
具体做法是：第一，要做好政策宣传和职工的思想工作，争取职工的理解和支持。第二，要对职工的未来生活出路进行妥善的安置，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移交工作不是甩包袱，而是为了企业的发展和全体职工更好的生活。要确保移交工工作的顺利完成，关键的就是要对移交人员的就业、生活给与政策上的承诺和切实可行的保障。
其次，互利双赢是企业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根本途径企业社会附属职能的分离和移交既是企业社会附属服务职能向市场的回归，也是人性的解放。一个灵魂扭曲的企业不可能应对市场的竞争和挑战，同样，扭曲的精神也不可能也无法为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方向指导和动力支撑。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要保证企业与社会服务的协调发展，只能走互利双赢的发展道路。
第一，通过分离和移交附属社会职能为企业减负，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遵循市场竞争法则，尊重价值规律，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提高生产效率，谋求生存和发展之道，而要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就必须确保企业的生产本位，充分发挥企业自身的生产优势，以自己的优质商品满足社会的消费需要，换取自己持续发展所需的优质社会服务。而企业分离和移交附属社会职能正是为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对于分离出来的移交职工来说，走向市场、走向社会，也是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机遇。第二，通过分离和移交附属社会职能，提高社会服务效能和职能，是为企业的发展创造更好的社会环境和机遇。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的发展壮大为的是社会的全面进步，而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也离不开优质高效的社会服务。企业的社会附属社会职能分离和移交出去以后，有利于减低企业的运行成本，也有利于推动社会服务业的竞争和服务质量的改善。由于国有企业原有的附属社会职能和企业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它们回归社会和市场获得发展后必将以新的方式更好地服务企业的发展。因此，企业附属社会职能的分离和移交必须从自身的长远利益出发，走互利双赢所谓道路，利己利他，协调发展。
社会经济走向范文第5篇
走向科学。说中国政治学没有科学体系，当然是不正确的。但认为中国政治学科学体系已经很完备了也是不正确的。经过20年的努力，中国政治学已经有了一个科学体系，但需要进一步完善。这不仅因为中国重建政治学的时间尚短，而且从历史上看中国政治学就有先天不足的弱点。中国和西方国家一样，自古就有非常丰富的治人和治于人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但是，和西方国家不同，中国从来没有把丰富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经验作为学术进行思考和研究，更没有运用这些要素构建政治学，直到中国近代化开始以后，主张维新变革的先驱们才从“西洋”和“东洋”把政治学引进中国。后来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到中国，再加上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这可以说是形成现代政治学的三个源头。但是，在当时的所谓政治学，实际上是照搬西方的政治学，是拿来主义政治学。
新中国成立后，本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发展中国的政治学。可是，正当面临发展机遇的时候，政治学却被误解成伪科学。似乎政治学只属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只要有马克思主义，就不需要政治学。由此，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政治学长期为缺门。正是因为政治学长期被误解，多年被忽视，所以在社会政治生活中，长期占霸权地位的“左”的思想任意解释“政治”，被曲解了的“政治”又反过来助长“左”的思想。结果，一方面是社会生活中政治泛化，另一方面是政治概念狭隘化。简言之，社会生活中什么现象都是政治，而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按此逻辑，“十年浩劫’势在必行。这个政治逻辑的后果，不能不说是没有政治学的政治中国的悲剧。
我们要使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更加完善，政治学就必须走向科学，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建立有特定研究对象的政治学理论体系，克服政治泛化和政治概念狭隘化的影响。政治学不能什么都研究，不能把什么社会现象都作为政治现象来研究。而且，随着学科的发展，现有学科的分化、交错、综合，各学科内容总是发展的，不是固定不变的。行政学本是政治学的一部分，但随着行政学发展为独立的学科，政治学就没有必要把行政学按原样包容在政治学学科体系中，尽管行政学仍然不能割断与政治学的关系，但这只是学科之间的关系。另一种发展情况是，随着政治学与经济学等学科的交叉发展，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政治学问题的公共选择理论，自然就会成为政治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总之，政治学理论体系建设需要不断完善，不断创新。理论创新是科学发展的本质。政治学理论的科学本质也是这样。没有理论创新，就不能科学地解释政治生活中发生的新现象，更不可能科学地解决政治生活中提出的新问题。
政治学对政治社会中的新现象、新问题缺乏解释力，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理论创新。在这一点上，任何科学都是相同的。当代中国经济学如果抱守计划经济理论，不进行理沦创新，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它就不可能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问题。政治学本来就是有时代特征的，有不同阶级属性。不同时代的政治学具有不同时代特征的中心内容。当前，中国转型期政治就是当代政治学研究的中心内容，同时，也只有通过研究转型期政治，科学地回答政治生活中的问题，井由此上升到理论认识，这才可能进一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体系。这也是中国政治学走向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政治学研究走向科学，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体系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总结前人的经验，尊重前人研究成果，根据学术研究规范，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研究新问题，避免在低水平上进行简单的重复，政治学研究的理论创新和尊重前人的成果是一致的。实际上，当前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在学术界还是有不同见解的，在这方面，政治学也可以进行百家争鸣，在大的理论体系中可以有不同的学派、学说。政治学不同于政治，一个政党在政治上必须保持一致，但政治学在政治学说、政治理论上是可以百家争鸣的，是应该有不同学派的，政治学是一门科学，它是受科学发展规律支配而发展的。
走向实际。科学研究的本质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政治学作为科学走向实际，解决政治生活中的问题是科学本质的要求。走向实际应该包括认识和实践两个方面，就是说，政治理论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同时要在实践中认识真理，修正错误，丰富理论，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在当前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接踵而来的社会。政治的变化，本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用来解释和认识社会政治现象和问题的学说和理论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变化的需要，因此，这就要求政治学在实践中提出新的认识，进行理论创新。从计划经济的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对政治学提出的问题，首先是在国家学说上如何回答解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问题。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资源主要通过国家中央集权的计划来进行配置，国家和社会基本上是重合的，这主要体现于“单位制’啪形式。在那时，“单位’俱有双重的职能，既行使国家职能，也行使社会职能。党组织（支部或党委）建在“单位”上，实行高度的一元化领导。其结构和机制也很简单，一份“红头文件”，就可以从上到下全部动员起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学不得不面对国家与社会分离后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国家计划配置经济资源的职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和成熟而逐步弱化，最后也许只保留公共经济领域里的极小部分的职能。对此，政治学研究当然要义不容辞作出科学的解释，政治学界在这方面已经做了许多研究工作，在理论上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但是，现实中的问题比人们所看到的和所想到的要复杂得多。随着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国家已不可能再像“单位制”的条件下那样对社会进行控制。例如，在乡村的某些地方宗法势力的回潮，还有城乡某些地区黑社会性质势力的猖獗。从经验上说，这是当前中国国家与社会分离后出现的新的政治现象和问题。但是，从理性上说，这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只是对政治研究来说，必须从科学上回答和解决这样类似的问题。乡村这种现象的出现，尽管有中国传统政治历史原因，但是最根本的还是在于随着乡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未能及时相继推进社会结构的重建和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乡村政治发展。事实上，自从乡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以后，社会经济资源就逐步转归社会支配，由此，国家本来藉以控制乡村的经济基础让出去了，而乡村本来依靠国家维持的社会结构松懈了，但又没有及时进行社会重新整合，建立新的结构，以致在某些地方，或某些地方的某些方面出现结构的薄弱部分，正是这样，传统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势力乘虚而入。在某些城乡特别是其接合部黑社会性质势力的出现也不外乎是这样的原因。显然，这些实际中的问题都是政治学应该研究的对象。从政治学的视角看这些问题，可以说是政治发展中的现象，在社会经济转型期必然会带来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上的不适应，并不是由于从集权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必然结果，恰恰说明了经济体制改革后必须及时相应地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其实，邓小平同志早就看到这一点，并且明确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同时，从这些政治现象还可以清楚地看到，政治学研究面对实际应担起的历史任务是非常繁重的，不仅要从理论上解释这些现象，分析这些现象生成的原因，更重要的还要运用政治学理论来解决由这些现象所产生的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丰富自己，进行理论创新。如果还是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说，在国家与社会分离以后，我们就不得不把传统的国家政治建设分成两条路径来思考和设计。其中一个是国家政权建设，一个是社会建设。对前者的认识和实践有充分的理论准备和经验，对后者，特别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经济基础的社会，毋庸讳言，我们不但经验不足，而且理论准备也不足，由此，我们不能不把社会基层民主政治作为政治学研究的重点项目。它的现实意义不用多说，就以“专项打黑”这个举措为例，这样做确实必要，可以为民除害，大快人心，为一方保平安，但是没有社会建设，不可能根治这样一些由社会机体不健全而产生的癌变现象。因为，社会本身没有制止和打击黑势力的组织力量。如果我们的社会建设取得成效，基层民主自治制度健全起来了，党的政治思想领导作用加强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了，就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的局面也就形成了。
政治学走向实际，研究社会生活中现实的政治问题是政治学发展的动力，政治学研究实际的政治问题是作为一门独立存在的学科应承担的历史任务。同时，政治学也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理论体系不断完善，保持学术生气，不断理论创新，走向学术前沿。
走向世界。当代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不仅是对社会主义中国作为世界民族之林的一员应有的要求，而且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本来就是世界性的，尽管政治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各国的政治学也都各自具有本国的特色。但是，政治学井不排斥在各国之间进行学术上的交流，吸收别国有用的研究成果。政治学发展的历史经验早已表明，无论是西方国家的政治学，还是东方国家的政治学，无不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所创建的政治学理论体系中吸取养分。例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这部古典巨着中关于政体的分类及其分类思想直到今天对东西方国家的政治学仍有着深刻的影响，而且都已把它作为研究政体形式的学术规范。当然，东西方国家对政体形式的研究和分类在价值理性上是有根本差异的，然而在工具理性上还是有许多相同之处的。
纵观中国政治学发展史，政治学最早就是从西方传过来的。近20年来政治学的恢复和重建事实上也引进了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成果，如分析工具和政治学中的某些新的话语都来自西方政治学。政治学走向世界，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吸收全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一个国家在经济上闭关锁国，与世隔绝，必然停滞落后。其实在政治和文化上道理也是一样的，政治上自我封闭和文化上与世隔绝同样也会造成停滞不前，落后守旧。当然，吸收世界优秀的文化成果，并不等于照搬西方，全盘西化。如何吸收人类的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马克思已经做出了榜样。列宁也曾精辟地说过，“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从全部人类知识中产生出来的典范”，“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于是就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在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之所以能得出自已独特的结论，不仅在于马克思的天才，而且更重要的在于他尊重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就要走向世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是以中国走出国门、实行改革开放的实践为基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是不抱守集权的计划经济，运用在西方发育和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来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的特色，是根本不同于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特色。并且，可以断言，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推进，人民生活普遍达到小康水平，将会越来越显示出其特色。
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应该包括认识世界，研究世界政治中的现实问题。邓小平同志在提出政治学“需要赶快补课”时，实际上就已经赋予中国政治学研究世界政治的历吏任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政治学不研究世界政治，不研究外国政治就不可能真正地为中国政治服务，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为中国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服务。对复杂的世界政治和纷繁的外国政治的研究要摆脱就事论事的研究，政治学应该提供研究框架，发展面对世界政治和经济现实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其实在国际上政治学和世界政治研究本来就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研究世界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大家们首先都是政治学家。中国把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分开来，是在中国没有政治学的情况下一种带有误解性的习惯分法，政治学本来就包括世界政治，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学研究走向世界本是不成问题的问题。
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的任务更重了。当然，经济全球化问题可以像马克恩那样用纯经济的观点来分析，也可以具体到用效益与成本的观点来把握对中国的挑战和机遇。但是，从政治学来说，它首先应该运用政治学理论作经济全球化的政治分析，也许人们最先可能想到的是国家主权问题，我们不能轻易听信随着经济全球化民族国家主权逐步淡化的说法，这是一个关系国家安全的严肃的政治问题。政治学应该进行历史的、现状的研究。国家主权是不可分割的，不可转让的。但是，今天国家主权的形式和概念确实与民族国家始初阶段有所不同，这些涉及各国利益的政治问题，是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应该研究的问题，不仅在中国要有政治学家的声音，而且在世界上也应该有中国政治学家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