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学基本概念范文第1篇

关键词：沟口雄三；中日思想比较；天；公私；理；心

中图分类号：B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6）03-0020-08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603003

汉字从中国传入日本，给日本社会、文化的发展带去了极大的影响，也为中日文化的“同”与“异”奠定了基础――相同的汉字，不同的解释方式，这样的现象比比皆是。而在思想概念的范畴中，亦有对相同汉字的差异性理解。日本对汉字的吸收运用，一方面继承了中国文化的原有含义，另一方面，与本国固有文化相结合，产生了新的理解，这也是日本文化中“和魂汉才”的特色所在。

目前，依据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通过结合社会历史背景，对思想概念进行比较的研究方法，在中日学界得到普遍重视。日本学者沟口雄三（1932―2010年）在其学术生涯中，将中日思想概念比较作为重要课题之一，对由中国传入日本，并经由日本文化融合、改造的思想概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比较研究。特别是对于“天”“公私”“理”“心”等重要思想概念的综合比较，他的研究具有一定开拓性和代表性。因而研究吸收沟口的学术成果，对于中日思想文化比较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概念比较中的方法和基础

在早年的经历中，沟口对中国的学习研究经历了两次转折：第一次在其高中升入大学时，原本热爱西方文化的他却选择了东京大学的中文专业，转而研究风格独特的中国近代小说，并将赵树理的文学作品作为论文题材；第二次，他以大学阶段的学习为契机，放弃经营十年的家业而回归学术，在入矢义高教授（1910―1976年）的指导下，从近代文学转入对中国哲学思想的研究。通过阅读明末思想家李卓吾的《焚书》，对中国的近代化变革产生了新的认识，并与日本的变革做了比较。在其比较研究的起步阶段，对日本近代中国学研究的固有视角作出了反思与批判。

20世纪70年代，沟口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开始系统地讨论中国学研究的方法问题。以1973年9月发表于日本《历史学研究》的《中国思想研究上のいくつかの}》（《中国思想研究上的几个问题》）为开端，指出了先行研究中方法论上的误区。1987年出版了总结性的论文集《方法としての中国》（《作为方法的中国》），之后90年表在台湾《新史学》上《日本人为何研究中国》一文，将对方法的讨论延伸到目的的层面上，与此同时，在多次访谈中，均以研究中国思想的方法和基础作为话题发表意见。

在《作为方法的中国》中，他指出：“日本与中国之间，不待插入‘欧洲’，自始二者就是相互独特的；要言之二者在各自的历史个性上，本来就是‘异’的存在。”[1]8――对于近代日本的中国学研究者以欧洲为参照评判中国的研究方法，沟口认为，这是对中国像的“扭曲”《关于近代中国像的重新探讨》一文认为，对近代中国像的“扭曲”，在哲学、文学方面显得尤为突出。――论文收录于《作为方法的中国》，第33页。描绘。因此，去除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从中国文化内部去诠释和理解中国，才是真的以“中国”为主体去理解中国。

以“中国”为主体的研究方法，亦贯穿于沟口对思想概念的比较研究。1995年出版的《中国的思想》中文版序言中，他提到：

近30年来，我一方面以亚细亚主义的立场，另方面从多元的世界主义的立场来理解相对于欧洲文明而言、具有独特性的中国文明的固有价值，并努力阐明中国之内在的、独特的历史发展历程。这本书就是这一努力的一个结晶。[2]2

在《中国的思想》一书中，对“天”“公私”“理”“心”等概念的比较，即本于以中国为主体的立场，以社会历史的内在发展为线索，探求思想概念诠释方式上的特殊性。以此为基础，与日本对概念的理解作出比较。

由此可见，从中国的客观事实出发来解读中国的思想概念，由此总结概念诠释的特殊性以及本质内涵，是沟口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并且，他的研究立足于中国的主体性，也就是说，他对思想概念的研究以中国的文化语境为基础而展开――“在中国文化中寻找‘中国’”，可以说是沟口研究的特色所在。

二、由“天”到“公私”的概念比较

“天”的概念，是沟口概念比较研究的起点。换言之，对中日“天”观诠释路径的探索，贯穿于他的比较研究中。他从概念的词源入手，结合当时的文化背景，分析总结了“天”的本质内涵。他认为，中国和日本的“天”观，在起源处就产生了本质的不同，并进一步指出，差异的产生基于两种文化对天人关系的设定上。

（一）“天谴”与“天道”

在中国“天”观的形成阶段，由殷入周的政权交替产生了合法性问题，促使周的建立者将“天”作为王位来源的根基，对于这一点，沟口指出：“在中国大陆，与上帝信仰相结合的天命观念历来是王朝权力的背景。”[2]3“天”的概念，从殷商的鬼神文化，走入周朝的“以德配天”，从原始崇拜角度的理解上升到抽象性的概念，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创造。“天”与政治的密切联系在西汉的董仲舒处得到确立，沟口认为，由此形成了汉文化特有的“天谴论”模式，具体来说――这是“中国独自发展起来的一种政治思想，它在日本或欧洲均未曾出现”[2]5。

“天谴论”的独到之处在于其背后中国式的“天道”思想。沟口把中国的天道观分为四类――“（a）自然运行的天；（b）主宰、根源的天；（c）生成调和的天；（d）道德、理法的天”[2]6。其中“主宰、根源的天”是“天”的本原性、至上性，使这一概念具有超越的抽象内涵，由此形成了“生成调和的天”以及“道德、理法的天”。

日本的“天”观在起源处，便与中国有着本质的差异。沟口认为，在日本早期的自然物崇拜中，“天”是与神明相关联的神秘存在，以天皇的祖先“天照大神”为主要代表，“天”超越于凡人的神圣指代。他分析此种局限于自然崇拜的“天”观理解，是因为日本在天文学上落后于中国，使得“天”与人事之间未能产生紧密联系，而无法发展出类似中国的“以德配天”的天人关系模式。总的来说，日本的“天”，在起源处仅意味着对自然力量的崇拜。

发展到15-16世纪，“天道”观在战国时期的日本流行开来，沟口解释道：“他是一种超人类的绝对的存在，对于人具有不可知的巨大力量，是一种裁判人类，人类又无法见到的存在”[2]7。可见，战国时期的日本“天道”观，仍延续着自然崇拜中“天”的神秘性。

此处，沟口重点指出了中日“天道”观的差异：中国的“天道”背后是“天人合一”的思想，也即“天”与“人”是相通而非分离的关系――他以《庄子・天地篇》“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以及《诗经・大雅》里的“天生A民”等为例，认为中国的“天”不仅具有主宰的崇高性，同时与人类社会紧密联系，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因而对于“人”，“天”带有着生成、调和的意味，能够“均等地成就民之生存”[2]8。由此，至中国汉代，“天道”发展成天、人相通互动的“天谴”模式。但日本早期的“天道”存在于超绝人事的神秘层面，人对于“天”只有敬畏和遵从，无法相通，彼此隔绝，而始终停留在自然崇拜的意义上。

（二）从“天”到“公私”

虽然沟口对中日“公私”概念的比较研究早于对“天”观的系统说明，但他非常明确“公私”概念的理解基础是“天”的差异，在《中国の「公・私》《中国的“公・私”》（上、下），发表于日本《文学》杂志1988年9、10月号。中文译本收录于《中国的公私・公私》中。的写作后记中，他回忆道：

我一直在思考中国公概念的特质，但是谈到与日本公概念的差异时，一直做不出好的说明。但是有一天早上在去大学的电车上，忽然在头脑中闪现了“天=公”的观念这一想法，这才开始能够很好地说明日中各自的公概念的特点。[3]208

在随后的文章中，他延续了由“天”到“公”的逻辑，以两国在“天”观上的差异为基础，分析说明由此对“公私”概念产生的不同理解。

首先从词源上，沟口据白川静的《字统》、松丸道雄的《甲骨文字字释综览》、岛邦男的《殷墟卜辞综类》的记载，指出汉字的“公”字早于“私”而出现。接下来在《诗经》中出现“私”的用例之后，“公―私”发展为对立关系也是经过《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直到《说文解字》中才确定下来――“公，平分也。从八从厶。八犹背也。韩非曰，背私为公”，这就形成了代表平均、公平的“公”，以及破坏了公平而成为“曲私”“私邪”，即在道义和伦理价值上，“公”与“私”产生了优劣高下的对比。

再据沟口的介绍，“公”在日语中，有音读“コオ”和训读“オホヤケ”两种发音，音读来自于汉字，而训读是用原有日语来标注汉字，即训读更能体现日本的本国文化。日本人用“オホヤケ”的训读来匹配“公”的概念，在日语语源中，“オホヤケ”表示皇宫的庞大宫殿和所在地，指向特定的建筑、领域。再者，日本的“私”训读为“ワタクシ”，首先作为表示“我”的第一人称代词使用，其次表示一种私人、非公的内部领域，并不具有道义上的对比。

进一步分析，沟口认为，日本的“私”，不仅不是相悖于“公”的存在，而是被包含于“公”的内部，隐微的、个人的领域，他说道：“由于从属于‘公’ ，わたくし（即‘私’，笔者注）概念具备了秘密的、个人的、自家内部的这种属性，在这种属性的延长线上，便形成了以这一属性为核心的、作为第一人称的‘私’的世界。”[3]242由此可见，日本的“公私”并不具备伦理性的指向，而更多是一种界域上的划分。

在领域的问题上，日本的“公”最大范围指向朝廷、国家，最高指向天皇，而“私”仅限于个人及其家庭。但在中国，由于“公”代表着道义上的公正、平均，最高的“公”并不在于皇权朝廷，而是以“天”为终极指向。中国式“天=公”的观念，产生了“天”与“人”相包容的“天生A民”的关系，由此处于“天”统摄之下的国家、皇权与百姓之间，并不能清晰辨明公私的界域。因而，明清之际，在中国发生了君权、地方势力与民权的对峙，百姓反抗政府，甚至认为皇权是“一家一姓之私”――在日本，将统治者视为“私”的观念是不可能出现的。

沟口还列举了近代社会中的另一例子：近代革命中，孙中山基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状，提出了“天下为公”的要求。主张恢复中国、民族平等，这个“公”指的是世界各民族的平等独立。同样在日本明治时期，福泽渝吉主张“天下之公道”，“公”直接指的是日本本国，“天下之公道”推崇的是日本民族自身的富强和发展，这便与中国对“公”的理解有很大差异。

中日在“公私”的关系问题上，前者突出了道义性，而领域性上的划分不明显；后者并不具有道义性，而有着领域划分的指向。并且，沟口认为，此种差异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公”以“天”观为背景，“公”实际上体现了“天”的主宰性和道义性。传统天人关系中，天与人所保持的密切联系，使得“天”成为平等成就每一个人民生存的保证，也是“公”所带有的公平、平等性的来源。但日本的“公”并没有超越的道德性作为根基，更多的是一个指向民族国家的领域概念。由此，在中国思想中形成了“公”与“私”相对立的伦理关系，而日本的“公―私”则成为一种领域的划分。

三、“理”“心”的概念比较

在日本的江户时期，中国哲学的传播达到了新的高峰。此时，日本出现了朱子学、阳明学的勃兴。对于日本朱子学、阳明学的研究，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中国思想的延续和传承，而应更多关注其内在中日思想的相互渗透和融合。沟口便是以一种理性的眼光，批判审视了江户时期日本的思想发展，在1990年、1995年的陆续作品和访谈中，他反复强调：在江户时期这一转折点上，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模式发生了变革。具体而言，此前的飞鸟、平安、室町时代，同时代的中国文化主动输入日本――“就像水从高处往低处流那样自然”[4]262，而江户时期的日本，却主动地选择性地吸收了四百年前的南宋文明（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这必然包含着日本自身的目的性和文化诉求。

（一） 中日对本体之“理”的不同认识

沟口的研究，围绕着核心思想概念的比较而展开。首先以“理”为中心，着重比较了这个概念在中日思想语境中的差异。对“理”的讨论，在他的博士论文中被提出，而后成为其研究的重心。在《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屈折和展开》一书中，他探讨了“理”在明清之际以至清末发展演变的过程及原因，同时也涉及到对“理”概念抽象含义的思考。《中国的思想》中，沟口系统梳理了中日“理”概念的形成和发展：从语源上比较，中国的“理”在宋代以前，在字形、字义上已经包含了客观、普遍的法则之意，但日本的“理”却指向带有个人色彩的主观见解和行为――“日本的理的规范性，与其说是共同性不如说是更强烈地打上了个人主观的烙印，与其说是与周围外界相协调不如说是更突出自己的主张”[2]20-21。

也就是说，中国的“理”字本身便具有普遍性法则的含义，而至宋代被赋予了形而上的意涵，形成本体之“理”，发展为程朱理学的核心。但日本的朱子学并未完全吸收接纳“理”字的形上、本体含义――据日本另一学者源了圆的研究，日本朱子学中对“理”的形上层面意义并不重视，仅强调了“理”的伦理内涵。把“理”作为本体意义的理解（如佐藤直方）并不多见，但十分重视作为自然条理之“理”，如新井白石、贝原益轩、佐久间象山等，大力发展后天性、经验性之“理”[5]55-62。

由此可见，中日思想概念中“理”的主要区别在于本体上的诠释。沟口在溯源中国本体之“理”时，加入了对“天”观的考察。他认为，宋代本体之“理”并不是独立诞生，而是西汉“天谴”论向“天理”观的转化。进一步说，宋学家对“性即理”的论述，实际上瓦解了“天谴”论中天人关系，而是在“天”观下展开新的天人关系――“它将作为宇宙万物之法则的理，阐释为内在于人类本质的道德性的依据。换言之，宇宙的自然法则性与人类的道德性被连成一体了”[2]28。

但在日本，朱子学学者对于形上之“理”并不重视，正如沟口所说：“日本的儒学家们越是明白理的特性，就越是明显地对它产生一种疏离感。”[2]23究其根源，一方面，日本在对“理”字的原有理解上即与中国不同，有着较强的个人主观，这相悖于本体“理”的客观性、普遍性；另一方面，沟口强调了日本的“天”只具有神秘性，与人的联系并不紧密，因而在缺乏紧密的天人关系的情况下，形上之“理”在日本并未得到普遍推广。

（二） “心”的主体性在中日文化中的不同意涵

除了对中日朱子学的比较，沟口还重点考察了阳明学的差异。而“心”概念的诠释，可以说是阳明学的思想精髓。沟口认为，日本阳明学中的“心”，指向个人的精神层次，这与中国王学的本体性“心”观有着本质差异。他从幕末志士对阳明学的运用中发现，当时日本的思想家提倡“心”的境界，认为这是个人道德的最高境界，而原本王学中作为道德本体的“心”并未被理解吸收。

从沟口的理论出发加以考察，日本的阳明学与中国的阳明心学发展轨迹并不相同：阳明心学承陆象山、陈白沙一系，通过王阳明的建立和其弟子的传播，在明清社会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江户时期日本的阳明学与朱子学同时并行，却未能正式进入官学，多在分散传播于民间，缺乏连续的师承关系，因而在理论上无法与朱子学相抗衡。到了德川幕府末年，阳明学与幕末运动相结合得到了迅速发展，但在思想内核上也发生了改变。

实际上，幕末思想家、革命家如大盐中斋、西乡隆盛、吉田松阴等，将阳明学与社会动态相结合，并非宣扬原本的阳明心学，而是为革命的正当性作注脚，企图把个人主体意识推向极致。沟口是如此描述的：“心即理与致良知，作为以自我之心的主体判断为最高准绳的高扬主体的命题而被接受，因此其往往伴随着‘吾心即天’的（日本式的）天人合一的命题。此外，知行合一也指对自我之伦理的正当做出主体性判断后，即便和周围环境的规范相对抗也敢于实行，它作为重视实践的命题而被接受。”[2]94因而，“心”在日本幕末，作为一种纯粹个人主观性的实践，出于当时以个人为主体反抗幕府统治的需要而得到运用。

反观王学的发展，对“心”的理解首先是一个本体的概念，即是将外在于人的“理”本体还原到人自身，使人立于道德上自作主宰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心”是具有普遍性的本体，因而它是道德的最高本体而不是个人道德的最高境界。然而日本江户后期的阳明学，保留了王学中对个人主体性的高扬，但并不承认具有普遍性的本体。因此在强调个人主观的纯粹性上，极易与日本的武士精神甚至与国家主义结合在一起，产生出与中国全然不同的理解方式。造成差异的原因，一是由于两种思想产生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之中；另外，与日本对“天”“理”的本体性认识的排斥也有着深刻关系在《中国的思想》中，沟口比较强调社会背景造成日本阳明学的不同发展，他认为：“日本的阳明学，与中国的阳明学包含、体现的参予民众的道德教化、参予民众秩序的形成、以及肯定欲望的社会秩序的新模式等社会性思潮相对，仅限于知识分子之间传播，而且表现出特定的个人自我的确立或变革主体的确立，其特点是未向民众阶层普及。”（页97）但他并未深入说明日本阳明学中的“心”概念特殊性的产生原因，此处推测，日本阳明学的“心”与石田梅岩的心学有着一定联系，而石田心学并不是阳明学的发展，更倾向于表现为日本本土化的思想成果。此外，沟口还提及了“心”概念的形成原因，如他所说这是在（日本式的）“天人合一”关系下形成的，延续了之前由“天”到“理”的思路。：据沟口的描述，日本的“天”观到了幕末，如大盐中斋提出的“吾心即天”、西乡隆盛倡导“敬天爱人”，这个“天”是“摒弃世俗的名誉、地位、财货等等欲念，甚至清除有关世间事物的任何计较、打算，从而确立所谓绝对自我，将其作为人生目的”[2]9，即是说，作为完全抛却个人欲望而达到一个纯粹境界的“天”，是一种主观性的象征。此处，“天”作为日本阳明学之“心”的背景，其实是个人摒弃日常欲望而达到一种超脱凡俗的心理境界，与中国的“天”观下，作为人的道德本体、与人相沟通联系的“天”，有着本质的区别。

[1]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M].孙军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2]沟口雄三.中国的思想[M].赵士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3]沟口雄三.中国的公与私・ 公私[M].郑静，译.北京：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11.

[4]沟口雄三，张萍.日本人认识中国文化的五个阶段[J].中国文化，1995（12）：262.

[5]源了圆.朱子学“理” 的观念在日本的发展[J].哲学研究，1987 （12）：55-62.

[6]沟口雄三.中国思想和思想史研究的视角[J].文史哲，2002（3）.DOI：10.1634/ki.37-1101/c.2002.03.002.

[7]吴震.十六世纪中国儒家思想的近代意涵――以日本学者岛田虔次、沟口雄三相关讨论为中心[A]//林宏星，林晖. 复旦哲学评论・第 2 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天文学基本概念范文第2篇

今天我们先来说说企业文化的几个基本概念

一方面，为什么我现在仍要关注企业文化基本内容的概念和定义？应该说。这是公司继续推进企业文化建设的需要。深入研究企业文化基本内容，厘清企业文化一些重要内容的关系正是进一步推进企业文化建设的一项基础工作。这项工作能使我公司的企业文化建设获得更深刻的认识基础并收到更好的建设实效；另一方面，从社会层面上说，关注企业文化基本内容也是推进我国企业文化理论研究的需要。现在社会上有些理论工作者和很多企业对企业文化的一些基本内容的认识、阐述仍然比较混乱。社会大背景告诉人们企业文化的理论研究亟待推进。想，公司是可以为我国企业文化理论研究的推进作出比较大的贡献的因为我公司有这方面理论研究的热情、勇气和实力。

今天由我先发言，根据管理沙龙的活动安排。就企业文化基本内容和几个概念的定义谈自己的学习、研究心得。

今天我的发言有两个内容：

一、什么是企业文化；

二、企业观念文化的三个重要的概念及其定义。

一、什么是企业文化

有企业经营理念、企业价值观、企业精神、企业伦理、企业发展战略、企业宗旨、企业经营哲学、企业风尚、企业仪式、企业形象、企业标识、企业制度、企业英雄人物等等。而文化都是有其内容、形态结构的比如儒家伦理的四维、五常、八德、百行、比如易经的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企业文化的内容有很多。再比如唯物辩证法的存在意识、三大规律，诸对范畴等等。从文化的形态结构上说，企业文化的诸多内容可分为三个大层次：最里面的一层是由企业经营理念为核心的精神文化层次，外面一层是制度行为层次，最外面的物质文化层次。一个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的表现形式往往是三个层次全面推进的而从其性质上讲，精神文化的建设是最重要的制度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是精神文化的衍生和外化。天君泰然、百体从令，抓好了精神文化建设就是抓住了企业文化建设的根本。

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熟悉形式逻辑的同志都知道。而定义是揭示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最常用的下定义方法是揭示一个概念归附的属和种差。列宁说，下定义“首先就是把某个概念放在另一个更广泛的概念里。

此书给企业文化下了个定义：企业文化主要是指企业成员所共有的行为方式,中国电力出版社曾出版过《企业文化建设简要读本》一书。共同的信仰及价值观。之所以这样定义,基于我对企业文化本质的认识。企业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员工们长期的共同生活中自然会形成群体意识和行为规范,此基础上,又进而生成了共同的信仰和价值观,久而久之,一种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就形成了个人认为，这个定义不够理想，因为企业文化的主要内容显然不仅仅是企业成员所共有的行为方式,共同的信仰及价值观，还有很多内容。

凝聚、激励企业各级经营管理者和员工归属感、积极性、创造性的人本管理理论，最近国务院国资委在一个文件中也给出了一个企业文化定义：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以企业精神和经营管理理念为核心。企业的灵魂和精神支柱。个人认为，这个定义也不够理想。企业管理理论只是企业文化的一种形态。设备是文化、制度也是文化；行为是文化、服饰也是文化；思想教育是文化，技术监督也是文化；人本是文化，钱本也是文化。魏晋时有篇很有趣的嘲讽散文《钱神论》说“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无德而尊，无势而热，危可使安，死可使活”假如一个企业只依靠钱来搞钱，能说就不是文化？肯定是一种企业文化，当然，肯定不是一种先进的企业文化。

广义的企业文化的定义是一个企业所创造和拥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企业文化建设活动中所指的企业文化是狭义的企业文化，认为。狭义企业文化的定义是企业在经营实践中所创造或自然形成的具有本企业特点且以经营理念为核心的一组精神观念与其外化存在总和。很明显，一个企业的狭义的企业文化不是该企业所创造或拥有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除了具有本企业特色的精神观念外，狭义的企业文化只是指全部财富中能体现具有特色的本企业精神观念的那部分内容。

二、企业观念文化的三个重要的概念及其定义

企业观念文化有三个内容特别重要，即企业经营理念、企业价值观、企业精神。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即企业文化的有些概念都是拟人化的，就是赋予企业以人格，把一个企业当作一个人来说。

（一）关于企业经营理念

无论是否有计划地展开企业文化建设，一个企业。无论是否承认或宣告自己的企业经营理念的存在都有自己的经营理念。可以从企业的运作实践中看出他经营理念的存在经营理念的宣传上，有宣告的企业经营理念和企业真实的经营理念是一致的也有宣告的企业经营理念和企业真实的经营理念是不一致的

有的同志可能会联想到中外哲学史中的关于理和理念的概念。想，讨论经营理念时。这类概念应该参考，但不能完全套用，因为各个历史时期，东、西方各位大师所说的理和理念的涵义是不尽相同的

企业如何把好市场脉搏确定经营对象？企业经营的目的为了持续稳定地提升企业的素质，什么是企业经营理念？企业经营理念是一个企业的关于经营的对象、目的目标和主导方法的基本思想（做什么？为什么做？做到什么程度？怎么做？企业的各项活动正是这种基本思想的支配下展开的企业的作为空间里。更好地满足社会、出资人、客户和员工的合理需要，还是局限于某一两个方面？企业是不断自我加压、追求卓越，还是自然无为、安于现状？企业根据各自生存的具体条件，应该确定什么基本思路、采取什么基本方法来实现目标，等等。这些内容就是企业经营理念。一个企业实际的经营理念是否科学是企业是否能获得正确发展的前提。而经营理念的正确来自于企业决策层的精神境界、思想水平、理论和经验素养以及战略眼光。

天文学基本概念范文第3篇

关键词：《老子》概念隐喻；悟性思维

引言

《老子》作为我国传统思想的两大源流之一，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至深。老子认为“道可道，非常道”，道是不可言说的一种究极的本源，对于道的不可言说，老子选择以一种诗性的表达方式去阐发，那就是用隐喻的方法。老子用大量的隐喻去揭示道无限的内涵，以概念隐喻的方式为主，而这些概念则围绕着道的核心，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映衬的体系。同时，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形式，更重要的是人类普遍的认知方式，是人们思维、行动和表达思想的一种系统的方式。而《老子》中广泛的使用隐喻，也明显的表现了我国艺术思维自开始之初，就有突出的悟性思维的特点，而这种思维也在后世一直影响、绵延，形成中国独有的审美特点――悟性思维。

一、概念隐喻

莱考夫和约翰逊在1980年出版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首次提出了概念隐喻理论。对概念隐喻进行定义：隐喻无处不在，它不仅出现在语言中，也出现在思想与行动中，人们用以思考与行动的普遍概念体系在本质上是隐喻的。隐喻不仅是语言形式，更重要的是人类的一种普遍认知方式，是人们思维、行动和表达思想的一种系统性方式。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参照熟知的、有形的、具体的概念，形成一个不同概念之间相互关联的认知方式。我们对世界的感知是隐喻性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概念系统具有隐喻性。它构筑我们对世界、自身及相互关系的理解，所以隐喻实质上是依据一种事物去理解和体验另一事物，也就是说：我们对概念的理解和体验往往借助于隐喻，并体现在语言中。人们借助从基本经验中得到的基本概念去理解情绪、感觉、道德、社会地位等抽象的概念。

二、《老子》中的概念隐喻

在《老子・一章》中说：“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老子认为是不可言说的。所以，为了阐发他的哲学思想，在老子使用了大量的修辞，其中隐喻是其主要手段之一。其中表现“道”的概念隐喻为主，而“柔”“弱”的概念隐喻主要是“水”，“强”“弱”的概念隐喻是“牝”“牡”。

（一）“道”与“水”

“道”是老子哲学的核心概念，他的整个哲学系统都是围绕“道”来展开。《老子》书上所有的“道”字，有着不同内涵：一是指形而上的终极存在；二是指事物自身规律；三是指人生的一种准则、指标、或典范。老子认为道不可言说，在《老子・四十一章》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所以，老子就以诗性的隐喻来表现不可言说，阐发“道”的丰富内涵。

老子以“水”对道予以隐喻表现。首先，水滋养万物、孕育生命，是一切的本源，同时也任由生命自我的生长，为生命提供条件，又不掌控生命，正如道：“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不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其次，水的特点是无常，可以随形势改变而变化，而道也是无常的，“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第三，道是以柔克刚的，正如水一样，“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以其无以易之也。柔之胜刚也，弱之胜强也，天下莫弗知也。”。

（二）“柔弱”“不争”与“水”

“柔弱”“不争”是道的重要的特征。老子说：“弱者道之用。”（四十章），“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六章），“道”者生生不息，开始发生的作用虽然柔弱却绵延不绝。“道”的柔弱是“无为”的状态，正是“道”的柔弱，万物才自生自长。

老子认为水最能表现“柔弱”“不争”，所谓“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七十八章），“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十三章），老子认为世间没有比水更柔弱的，然而最坚强的东西也无法胜过它。老子用水作为隐喻，因为水还有有居下、不争、利物的特点，而道亦是如此，柔弱而无为不争，居下却是一切的根源。

（三）强弱与“牝”“牡”

老子学说来源于《归藏易》，崇尚女阴、阴柔，植根于原始性器崇拜。《老子・六章》中说：“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之根。绵绵兮其若存。”，这就是一种喻，原于女阴崇拜。而这种女阴的喻，“牝”代表的是弱，是静，是居下位的，所谓“大邦者下流也，天下之牝，天下之交也。牝恒以静胜牡，以静为下。”，而这种特点与道、水的特点是一致的，都是阴柔、居下、不争的，代表的是静的一方。而牡则是强势的一方，是燥的隐喻，所谓“重为轻根，静为躁君。”“躁胜寒，静胜热，清静可以为天下正。”。以性别作为隐喻源头，以“牡”“牝”隐喻范畴，论述柔弱胜刚强，清净为世界本质的道理。而牝作为母，亦是表现道的隐喻。道是本源，是一切的起始，“道冲，而用之或不盈也。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吾不知其谁之子，象帝之先。”，而牝也是如此，“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兮其若存，用之不勤。”

三、《老子》隐喻与悟性思维

《老子・十章》：“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抟气致柔，能如婴儿乎？涤除玄监，能无疵乎？”这是说只有以超概念、超逻辑，亦即超所谓“理性”（不是所谓“非理性”）的方式，才能把握“大美”。涤除玄鉴，虚静归根，所彰显的就是以一种内在的领悟的方式，去把握、体悟道的本质。《老子》中广泛运用的隐喻的修辞方式，既是彰显了我国文化思维中悟性思维在最初就已经占据重要地位，同时也影响后世的思维方式，从而形成了我国特有的悟性思维的传统。在中国古代，悟性思维既是把握真理的基本方式，也是艺术思维、审美把握的基本方式。

当今学术界常把悟性思维直接称为“直觉”，这是“反向格义”的一个典型。悟性思维与直觉表面上确有某些相似之处，但人们却忽略二者之间哲学基础的根本不同。悟性思维是超感知、超经验、超概念、超逻辑乃至超自我的物欲、的，人性与道体、人性与物性直接契合，在瞬间达到对事物整体把握的思维方式。在以道为宇宙本原的老庄哲学中，物我一体，同本同源，都来自、也都属于宇宙大生命总过程（恒道或常道），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因此，人认识万物是人性与物性的契合，心性与道体的契合即向宇宙大生命总过程的复归。悟性思维作为思维方式的特点是在瞬间达到对事物的整体把握。《老子》中丰富的隐喻，来表现不可言说的道，就是悟性思维的集中体现。对于道的把握，不是理性的分析，只能用一种人与物的高度契合，心与道的完全融会的方式。《老子》中隐喻，所彰显的正是我国特有的悟性思维传统。（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老子》.陈鼓应.上海古籍出版社.

[2] 赵艳芳.语言的隐喻认知结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评介.书刊评介.1995，5.

[3] 李越.隐喻的认知研究：解读《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05，1.

[4] 翟少军.概念隐喻论略.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

[5] 许伟利，周可荣.从“水”的隐喻看中西文化的差异.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7.

[6] 张磊.隐喻与文化.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5，7.

天文学基本概念范文第4篇

关键词：原创思维；概念时代；传承；发展

中图分类号：R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08）04-0677-02

在人们对中医药的科学性及发展前景的争论中，人类的生存环境也在动荡中不断发展变化。上个世纪，我们的社会经历了由“工业时代”（Industrial Age）向“信息时代”（Information Age）的转变。而现在，随着经济全球化、软件向亚洲外包、物质丰富和自动化盛行，新的时代――“概念时代”(Conceptual Age)，即将到来。发达国家的知识工作者正在挖掘、掌握那些不能外包的技术与能力，以适应社会的快速发展，并立于不败之地。与之相应的是人们对创新意识的要求更加强烈，原创思维得到高度重视。发展右脑，进入全新思维的呼声也日益高涨。源于此，在新的概念时代，重视中医原创思维，大力传承发展中医原创思维对于中医学的整体发展将具有重要意义。

1概念时代的到来

概念，是人类对世界认识、也是认知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基本模式。是反映思维对象本质属性或特有属性的思维形式，是人类知识组成的最小单元。概念被认为是思维的基础，与判断和推理并列为思维三要素。概念的内涵定义所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其外延则描述了概念所对应的一切事物。

近几年来，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都在发生变化，从逻辑、线性、以计算能力为基础的“信息时代”向“概念时代”转变。“概念时代”的经济和社会建立在创造性思维、共情能力和全局能力的基础上。在信息时代标榜的“左脑”逻辑思维能力在今天仍然必要，但是却不再能满足人们的全部需要。曾经被低估和忽视的具有形象思维能力的“右脑”――富于创造性、执著、快乐感和探寻意义，将越来越能决定世界的未来。实际上，无论怎样分开谈论左右半脑，它们都是协作的。大脑作为一个运行平稳、一致的联合体，是完整统一的――左半脑知道怎样处理逻辑，而右半脑负责了解感知世界。只有两者完美的结合，人类才有了强有力的思考能力。随着对右半脑形象思维能力的不断重视，作为一个时代标志的概念，其内涵与外延也被赋予了更宽广的含义――“高概念”(High Concept)的出现，使概念具有了更为鲜明的时代特征。

高概念是形象与逻辑的结合，是概念间的复杂联系。高概念的能力包括具有美感、富有创造力和丰富的情感、能写出优美的文章以及将表面上毫无关系的事物结合起来，创造出新的东西……。与之并列的则是高感性(High Touch)，高感性的能力包括理解别人、懂得人与人相互交往的细微之处、找到乐趣并感染别人、超越平凡、寻求生活的真谛和意义。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记者之一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著作《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1]描绘了与美国现代作家丹尼尔•平克的畅销书《全新思维》[2]中相似的场景：崇尚高概念、高感性。正如丹尼尔•平克告诉我们的：未来属于另一类人，他们拥有全然不同的思维――创造性思维，包括了共情型思维、模式识别型思维和追寻意义型思维。以上几种不同的思维方式都要求人们具有丰富的想像力、勇于创新。这些全新思维方式的运用更能体现学术之魅力，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21世纪，追求的是一个全新的，以创意、共情、模式识别、娱乐感和意义追寻等“右脑”能力为主导的“概念时代”。具有创造性的原创思维将会受到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广泛重视，也必将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2中医学的原创思维

所谓原创思维，是指特有的、与众不同的、创造性的思维方式。概念时代的到来，要求任何学科的发展必须具有原创思维。只有具备了原创思维的学科，才能拥有原创性的成果与原创性的优势，才会不断的发展与完善。

中医学是历代医家数千年来通过不断深入的观察与反复临床实践所总结的对健康与疾病的认识。是通过与西医学完全不同的视角与思维方式所形成的具有特定概念与理论的医学体系。它是中国医生群体智慧的结晶，是真正意义上的原创思维。中医学素以形象思维和整体观念为核心，重视临床医学，其原创思维既体现了科学与人文融合，也强调天人相应、调身与调心并重。这一思维模式的形成既来源于众多医家的临床实践，又以临床疗效作为检验的证据。

首先，中医原创思维体现了科学与人文融合。中医学不仅属于医学的范畴，还寓有人文科学的内涵。科学是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人文是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前者更强调客观性，后者常带有主观性。但两者又密不可分，互补互动。科学为人文奠基，人文为科学导向。以维护健康、防治疾病为主要研究内容的中医学反映了人体的客观规律，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同时中医学植根于以人为本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中，含有大量的人文内容。人文因素是中医理论的特色，也是中医学原创思维的重要体现。可以说，中医学的自然科学内容与人文哲学内容是水融、难以分割的。因此，要进行中医理论的现代研究，不能忽视人文哲学对于中医学原创思维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学的原创思维多是基于形象思维，因而思维科学和形象思维的研究会为中医药现代化提供理论基础。

思维科学的研究，其突破点在于形象思维学的建立，形象思维解开了，才能去认真研究综合性的创造思维。形象思维是宏观的、整体性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形象思维被大量运用，中国古代哲学有不少宏观性、整体性的思想成果，中医学就是这一成果的典型代表。中医学中许多重要的基本概念都是形象思维的产物。譬如，五脏中的“肺”，其功能主气，司呼吸，在体合皮毛，为华盖，居至高之位，主治节，为相傅之官。根据其形态和功能，以金曰从革，中医学将其形象地称为肺如“橐龠”，肺体清虚。橐龠：一种有鼓风袋，似通气管的风箱。汉代典籍中论及橐龠者甚众。山东滕县出土汉代冶铁画像石中有橐龠的画面。它有3个木环、两块圆板、外敷皮革而成。拉开皮橐，空气通过进气阀而入橐；压缩皮橐，橐内空气通过排气阀而进入输风管，再入冶炼炉中。这种将“肺”比为“橐龠”的形象思维，生动、贴切的展现了肺的形态和功能。又如五脏中的“肝”，在五行属木，木曰曲直。中医学将肝比喻成一棵参天茂盛的大树，如果无拘束、无羁绊的成长，则可正常发挥其主疏泄、主藏血的功能；如果受到阻碍和抑制则会功能失常，引发疾病。因此说，肝性刚喜柔，性喜条达，郁则生病。同样，如此将肝比做“木”的形象思维也生动描绘了肝的性质和功能。在中医学中，这种恰到好处的形象思维比比皆是，正是这些形象思维的集合，使得中医学具有了鲜明的自身特点，形成了其独具的原创思维。

其次，中医学强调天人相应、调心与调身并重。中医学重视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对人体的综合影响。这种影响既包括生理上的，也包括心理上的。因此中医学在认识与治疗疾病时强调要综合、整体的考虑多因素对人体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学科独有的诊疗模式。中医学重视整体观念、天人相应、形神一体与辨证论治，要求理法方药一致。论治讲承制调平，圆融和合，防治求本。其诊疗过程是医生通过与患者接触，进行望闻问切等自身感知与体验，对于患者的病证所对应的模式进行识别的复杂的认知过程。同时，也是医生通过实践，积累经验，不断验证并修正的学习过程。这一过程是多维的、自上而下的综合集成的过程。体现了生理与心理、感性与理性、科学与人文的高度融合。

3概念时代中医学原创思维的传承与发展

虽然中医学与西医学诊治疾病的方法与手段不同，但其基点是完全相同的――两种医学体系所关注的基本对象都是人体；其发展的最终目的也是完全一致的――都是防治疾病、维护人类健康。因此，两种医学体系只是以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思维方式对人类健康与疾病的共同反映。正是因为不同医学体系的并存，为人类认识与防治疾病提供了不同的方法与手段。不同医学体系间的交流与借鉴，更加有利于人类认识疾病的本质，追求健康的真谛。因此，在概念时代，更要重视对中医学原创思维的传承与发展。“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在保持中医学自身特色、发挥其特有优势的基础上才能促进其整体的不断发展与完善。

中医学原有的概念与形象思维是中医学原创思维的基础与源泉。重视中医原创思维传承，也是重视中医药学的传承，是发展中医、创新中医的主要途径。重视原创思维的传承与创新是中医学发展的动力。中医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灿烂的园地之一。对于其原创思维的传承、创新应以形象思维来阐述中医学的天人相应、形神兼备等有关学说，并联系综合集成的思想，诠释辨证论治，然后从我国首创的复杂巨系统的观点阐述中医理论。从思维科学出发，与现代系统论相结合会为我国中医药的现代化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当前的迫切任务是基于经验，结合现代科学前沿方法学，并运用其方法系统阐释与发展中医学的原创思维。这种发展更应该继承中华文明的传统，融汇百川，倡导多学科交叉渗透，欢迎相关学科与前沿学科科技工作者参与中医药的学术研究。中医学人要认真学习现代自然科学与社会人文科学，特别是要认真学习系统复杂性科学。通过对中医学原创思维的传承与发展，推进中医发展，为人类科学事业作出努力。

东方文化的掘起，欧美文化中心论的动摇，世界正以更加客观、成熟的视角来审视与学习东方文化与中医学。在信息革命第三次浪潮中，更加侧重于综合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长于综合，中医也以综合为自身特点。尽管中国传统综合与今天所提倡的综合有相当距离，但是，只要通过努力是可以进入高级综合时代的，这也是东方思维的巨大潜力之所在。

新时期，“概念”叩响了时代的门扉，高概念和高感性正在世界经济和社会中产生着作用。发展中医学的形象思维和综合集成的四诊八纲，会为医学科学吹来习习清新的空气。中医学原创思维的传承和发展适应概念时代的需求，重视概念并将其拓展到高概念。将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相结合，将中医原创思维向全新思维过渡，以保持其在新时代的不断发展。

抚今追昔，在全新思维的“概念时代”，正是企盼现代化的中医药工作者创新发展的良好机遇期。只要珍惜并抓住这一机会，奋发图强，一定会创造现代中医学发展的美好未来。

参考文献:

天文学基本概念范文第5篇

关键词：概念教学；数学；“再创造”

如果说数学是锻炼思维的体操，那么数学概念就是这种体操的基本功。体操是美丽的，然而，数学概念因为抽象，往往呈现出“冰冷的美丽”。人性化的数学，不应该是很干巴、很冰冷的面目。如何将“冰冷的美丽”变为“火热的思考”，让数学概念学习在学生的眼里“生动而又深刻”呢？这就需要我们数学教师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即在数学概念教学中要基于一个新的视角——概念的“再创造”。

一、关于数学的“再创造”

这里的“再创造”源自荷兰著名数学教育家费赖登塔尔提出的数学教育思想。首先，弗赖登塔尔认为：“数学是最古老的科学，也是最容易创造的科学。”一个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可以自己“再创造”很多的数学，为此，他一再强调数学教育方法的核心是学生的“再创造”，即学生在数学学习的过程中，依据自己的体验，用自己的思维方式，重新创造有关的数学知识。其次，数学的“再创造”过程就是一个“做数学”的过程；是一个认识发现而非吸纳性的过程，强调以学生为主体的学习活动对学生理解数学的重要性，以及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重要性，认为“做数学”是学生理解数学的重要条件，并把数学教学视为数学活动的教学。

二、关于数学概念的“再创造”

数学概念是数学的“基石”，是学生获得系统的数学知识的源泉，是导出数学定理和数学法则的基础，是提高能力的前提。

数学概念是从客观现实中抽象出来的，概念的确立，不是来自权威，而是来自实践，出自合理；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灵活多样的。每一个重要的数学概念的形成和发展都有着丰富的经历，如无理数的发现、函数概念的逐步完善、集合概念的建立……都充满着人类探索的情感成分和对真理不懈追求的精神。也就是说，在形式化的数学概念这一“冰冷的美丽”里面蕴涵着人类探索的“火热的思考”，数学概念形成过程中蕴涵着丰富的生活含义。数学概念绝不是生来就枯燥乏味的，相反，它应是生动的。因此，概念教学中让学生在已有的“前概念”（又称生活概念）的基础上积极地、反复地进行概念的“再构建”和“再创造”，充分领会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生动而又深刻地理解概念的本质，才能让学生的数学学习方式不应只限于接受、记忆、模仿和练习，还必须倡导自主探索、动手实践、合作交流、阅读自学等学习数学的方式，力求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使学生的学习过程成为在教师引导下的“再创造”过程。

三、实施数学概念“再创造”教学的基本环节

数学概念教学应突出数学思维和认知环节的实践过程。教师的任务是引导和帮助学生去进行这种“再创造”的工作，而不是把现成的知识灌输给学生。从中学概念教学的一般规律出发，联系弗赖登塔尔的“再创造”理论,探讨数学概念“再创造”教学的基本环节如下：

1.唤醒“前概念”——激发学生的“再创造”动机

学生在系统学习某一数学概念之前，在生活中早就具有这一概念的“前概念”。如“角”“直线”“平面”“集合”“椭圆”等这些概念，学生都有它们的“前概念”。但“前概念”具有个体性、随意性和直接性，与正确的数学概念之间有距离或有冲突。当学生产生了认知困惑或冲突的时候，最容易激活学生的思维潜能，从而唤醒和推动创造行为的原动力。

在数学概念教学中，我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激发学生“再创造”的动机，如创设实验操作情境，创设生活情境，创设问题情境，创设趣味情境等。

如在椭圆的定义教学中，教师可以让两个学生上黑板演示，一个学生固定绳的两端，另一个学生用粉笔绕绳勾勒一圈。课堂中学生带着浓厚的兴趣观察得到的图形，教师抓住机会让学生边观察、边思考，与自己原有的对椭圆的认识（“前概念”）作比较、分析，有什么同与不同，再步步深入探讨数学中椭圆的正确概念和本质

属性。

总而言之，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数学情景化的导入，有利于唤醒学生的“前概念”，使学生进入“以求通而未通，口欲言而未能”的境界，极大地激发了学生“再创造”的欲望。

2.探究新概念——着眼“数学现实”，在“再创造”中探究新知

探究新知是根据教师创设的情境，学生探究学习的过程。它可以是学生个体的探究方式，也可以采取相互讨论的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应适当启发点拨。

学生要形成一个概念，需要经历一个从片面到全面，从模糊到清晰，从表象到本质的复杂的思维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弗赖登塔尔认为，应该充分关注学生的“数学现实”，以学生的“数学现实”为基础进行教学，而不是将一个现成的定义强加给学生。

3.形成新概念——在“合情推理”中，帮助学生形成概念

伴随“再创造”概念的同时，将情境与学生的“数学现实”结合，对这个概念的形成过程进行反思，通过分析、归纳、做更为抽象与形式的加工，即形成数学概念。这是对情境中数学成分作符号化处理的数学化过程，也是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

在概念教学中要允许学生“异想天开”，善于捕捉闪烁学生灵性的智慧火花，鼓励学生的合情推理，有意识地训练学生的直觉思维，从而帮助学生形成概念，猜测公式、定理等，这是“再创造”的重要过程。

4.深化新概念——在“数学化”过程中“再创造”，实现对概念理解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弗赖登塔尔认为，与其说让学生学习数学，还不如说让学生学习“数学化”。数学化就是人们运用数学的方法观察世界，分析研究各种具体现象，并加以整理组织的过程。在数学教学中，就是要让学生运用自己的数学知识为具体问题建立新的数学模型，使学生学会数学化。从而达到深化概念、巩固概念与运用概念的教学效果，这是“再创造”的进一步深化。

如在“一次函数”的教学中，教师可以给出如下的一个函数图象，要求学生将图形与文字说明配合起来，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和数形结合能力，深化对函数概念的理解。

5.提升新概念—在总结、反思、提高中，实现“再创造”的升华

教学法表明：任何概念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概念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若学生只是孤立地、片面地了解一些零星的概念，那就不可能获得系统的数学知识，对数学概念本身也会缺乏深刻的理解。因此，教师必须在概念系统中教会学生更好地掌握概念。即对学生学过的概念进行系统分类，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各概念之间的联系，帮助学生建构起良好的知识结构，形成系统，实现从“再创造”到创造的飞跃。

总之，数学概念的教学应强调概念的“再创造”过程。从问题出发，引导学生从中分析、抽象、概括出数学概念，让学生有条件去经历再发现、再创造的过程，使他们真正理解、掌握，并能应用这些概念。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创造意识和创造能力，正所谓用今天的“再创造”促成明天的真正的创造。

参考文献：

［1］张奠宙.数学教育研究导引［M］.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03.

［2］李善良.数学概念学习研究综述［J］.数学教育学报，2001（8）.

［3］辛艳芬.中学数学教学中概念“再创造”的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