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理论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题】体育与经济

【英文摘要】Fromthepoint……

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现象是，体育发达的国家，往往是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国家，体育的发展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步。产生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是体育规则与市场规则具有同一性。由此产生了体育文化与市场文化的双向互动效应。发现这种同一性并主动地促进二者的良性互动，不仅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建构具有积极作用，而且对促进我国体育运动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

一、“制度”的本质和一般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在进行着举世瞩目的深刻的制度变迁，而制度的变革与创新构成了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动力。因此，探索制度创新，尤其是非正式制度创新的文化动力，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体育是社会影响力最大、社会渗透力最强的文化形式，探索体育竞技制度与市场经济制度的相关性及其良性互动的可能性，显然应当成为体育研究的重要课题。当然，这一切应当从“制度”的概念说起。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由人制定的，抑制人际交流中可能出现的任意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的人类交往规则。“制度”的首要功能是协调人的行为，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可靠合作，增进秩序。在无制度或制度失效的情况下，社会就会混乱无序，社会交往必然代价高昂，信任与合作必然趋于瓦解。[1]例如，没有规则，无论有多么出色的运动员和体育运动设施都不可能组织起一场体育竞赛。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认为，制度结构包括意识形态，包括人们的基本价值信念和伦理、道德习俗。[2]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制度包括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前者是由自然演化而形成的，包括习惯、伦理道德和习俗；后者由设计而成，并有违规制裁机制保证其执行的法律、条例和成文规则。就体育而言，前者指运动员、裁判员的行业习俗和职业道德，后者指市场经济的法律和规则。两种规范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如果一种制度体系能够达到两者的高度统一，那么将最大限度地实现制度效能，节约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增进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

有效制度的最本质特征是普适性，它包括三种含义：第一，它必须具有普适性（一般性），即不应在无确切理由的情况下，对个人和情境实行差别待遇。它必须“适用于未知的，数目无法确定的个人和情境”。反之，如果制度具体而非抽象，将人分为三六九等，亲此疏彼，就无法很好地发挥节约知识搜寻成本的功能，导致行为的低效率。第二，它必须在两种意义上具有确定性：一是可以认识性，公民应能清晰地读懂制度信号，二是能就未来的环境提供可靠的指南。第三，它必须具有开放性，可以不断改进，以便允许行为者通过创新活动对新环境作出反应。[1]

一般说来，普适性特征在禁令性规则中更易于得到保证。它意味着制度适用于一切未知的任何情境，在规则面前人人平等，无人高踞于规则之上。如果制度违背了普适性，那么就会削弱对规则的服从，削弱制度的协调性和规范性，例如，如果对高官和富人采取不同的道德评价标准，如果警察可以违反交通规则，不受任何惩罚，如果法律对政府官员比百姓宽松，如果球星犯规不能得到同其他球员相同的判罚，那么，对制度的自发遵守就会衰退，当然无疑会削弱制度的效能。

二、体育竞技规则与市场经济规则的同一性

毫无疑问，体育竞技规则与市场经济规则从规范对象、规范目标，到规范主体和规范结果都不相同。然而，从形式上来说，它们都属于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行为、促进人们相互协作的“制度”，两者之间不仅在正式制度上形式相同，而且在非正式制度的基本价值信念上有着惊人的同一性。

1.体育规则和市场规则都反映了人类的基本价值

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定的，不同于他人的目标，但是，这些各不相同的目标背后却体现了人类共同追求的基本价值。它们是所有人自觉不自觉地信奉的价值信念。这就是自由、公正、安全和平和经济福利。其中，除了经济福利价值外，其他价值都共同体现在体育规则和市场规则之中。

追求自由是人类的天性。自由主要是指免于任意强制，在普适性法律约束下自我选择、自我负责、自主追求幸福的自由。市场经济规则和体育竞技规则恰恰为自由设定了法治框架。正是在这种前提下，人们才能真正获得自由。这种规则是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的，因此，它体现了规则面前人人平等，体现了公正原则。这种平等不仅包括了主体人格上的平等，而且体现了程序上的无歧视原则。这种规则面前人人平等的实质就是公平或公正。

同时，体育规则与市场规则所设定的秩序反映人类对和平的追求。在漫长的人类历史进程中，人们解决利益纷争的方式主要是暴力方式。尽管掠夺、战争等暴力行为贯穿人类的历史，但不否认人类同时始终如一地追求着和平，因为和平才能保证人的生命价值和社会繁荣。而市场经济则是一种排除暴力的和平的自由竞争，是一种最有效的“生财”方式，是惟一能由个人自利行为促进公利结果的制度方式。体育是人的原始攻击本能的文化宣泄，是一种和平的平等竞争，人类暴力潜能的文化升华，是提升所有人生命质量和能力的游戏。竞技主体是“对手”和“朋友”的双重角色组合。体育与市场都使人的趋利倾向和暴力潜能得到了对社会和他人有益无害的文化实现，你死我活的暴力竞争变成了和平的竞争，所以，体育和市场集中体现了追求和平的人类的基本价值。

2.体育竞技模式与市场经济模式所奉行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

首先，体育竞技模式与市场经济模式都奉行主体性原则。赛场与市场一样，运动员与厂商和顾客都是自主决定、分散决策的主体。在赛场上，运动员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实现制胜目标；在市场上，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经营主体，消费者也自主选择，拥有消费者，所以，都体现了人的主体性本质。

其次，都奉行自由竞争原则。商场与赛场一样，都具有准军事性质，都是没有硝烟的战场。没有竞争就没有体育，没有竞争就没有市场经济。这种竞争是自由的，不应当有任何不合理的限制。例如，奥运会接纳所有国家和地区，没有任何的种族、性别、经济文化水平、国家大小、意识形态差异的限制。市场经济以无壁垒限制的完全竞争为理想状态，以经济主体的平等竞争为先决条件。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实现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和国际化。

再次，都奉行“规则至上”的法治原则。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要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决反对经济特权和超经济的政治强制；市场经济要求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体育竞技也是如此。在比赛中，无论是什么国家和民族的运动员，无论是明星大腕还是无名小辈，都必须遵守竞技规则，一旦犯规，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正是这种法治原则才推动了体育竞技的迅速发展，推动了市场经济的不断跃进。

最后，都奉行追求卓越原则。“更快、更高、更强”的奥运精神，集中体现了人类自身不断地自我超越的精神原则。市场经济制度的原则之一是优胜劣汰。只有优胜劣汰，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最佳使用效率。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如果不在创新中实现对自身的超越，就会被淘汰出局。从这个意义上说，赛场是市场的微观模型。

三、体育竞技模式对市场经济模式建构的意义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但是，许多微观制度还须创新性建构。已经建立的制度规则，急需非正式制度的文化支持，才能达到良性运行。由于市场经济模式与体育竞技模式具有同一性，因此，体育竞技模式对市场经济模式的建构具有突出的示范作用。体育竞技规则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变得非常严密和科学，形成了高度国际化的完善制度系统，可以成为当之无愧的示范模型。

仅从人所共知的球场模型来看，足球赛场是由运动员、裁判员、球迷（观众）、媒体、足协等5个要素组成的系统。其中竞技主体是对阵的运动员，他们在正式、公开、透明的比赛规则的约束下进行竞争，裁判员根据规则时刻监督着运动员的活动，一旦发现越轨的机会主义行为，立即根据情节实行不同程度的惩罚。裁判公正是球员水平发挥和竞赛顺种进行及结果公正的关键性因素。一旦球员打假球，在裁判员无能为力的情况下，观众会实施监督并通过大众传媒进行非正式惩罚，并且敦促足协实施正式惩罚。如果出现裁判“寻租”现象，即裁判与球员合谋的“黑哨”现象，对方运动员可以向足协申诉，对之进行正式惩罚，观众自己也可以通过大众传媒对之实行广泛的非正式惩罚。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运动员，政府是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和裁判员的统一。但是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建立起保证政府官员不吹、不敢吹“黑哨”的机制，并且形成责任明确、循环制衡的监督机制，消费者大众和企业也可以“告官”、控告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大众及大众传媒有权利对企业和政府官员实行广泛的监督，并具有制度保证，这样才能真正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体育竞技规则是重要的文化资源，主动地通过适当的教育和传播方式，发挥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新中的示范作用，将对我国的经济转轨产生重大的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市场经济理论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信用/交易/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的特征在于资源配置主要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基于市场机制的自发性和交易性，任何一个经济主体都必须依靠信用与其他经济主体发生联系。市场是由一个个交易构建起来的，市场交易的顺利进行和市场经济正常秩序的维护都离不开信用的建设性作用。贸易的繁荣需要两个条件，即贸易自由和合同可靠性，这只会存在于信任和公正占主导地位的社会。[1]信用是交易的前提，交易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于是信用便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前提与基础。随着交易的复杂化、普遍化，以信用为基础构成了日益拓展的市场秩序。“信用制度成为市场经济现代模式的最核心的一项制度，并足以支撑人类合作秩序的不断扩展”。[2]

一、信用概念的厘清

信用一词源于拉丁语Credere，意为信任。它在罗马法中的对应概念是拉丁语Fides及Bonafides。Fides有信任、信义、诚实的含义，与英语中Faith、Confidence、Trust、Honesty等词的意思基本一致或相近。[3]信用与信任密切相关。信任（trust）是人类的一种情感(passion)，也是人类的一种风险性行动。[4]它总与预期、风险、理性与感性、相互关系等概念相连，戴维·J·弗里切认为，信任由可预见性、可依靠性和信赖这三个基本要素构成：可预见性指人们可以预料到将来发生的各种情况，避免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可依靠性提供保证，确定可以相信一个人，他（她）将按所期望的去做；信赖是相信一个人会一直是可预见和可依靠的。[5]近代西方学者把信任关系视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因素。社会学家们，如齐美尔(Simmel)、涂尔干(Drkheim)、韦伯(Weber)等认为，信任是社会组织的粘合剂，是一个社会凝聚力的基础。卢曼把信任视为对付经济或社会复杂系统中不确定性的重要手段，认为信任将使社会应对复杂性的潜力得以发展。

“信用”一词在《辞海》里有多重含义：一为“以诚信任用人；信任使用”；二为“遵守诺言，实践成约，从而取得别人对他的信任”；三为“价值运动的特殊形式”。信用概念的多义性使之往往在多种意义上被各学科使用，主要可以被区分为经济上的“信用”概念、伦理上的“信用”概念以及法律上的“信用”概念。

经济上的信用，也称为交易信用，是指投下货币后，到底是否生出利润暂且不论，其货币在一定期间后用等价交换关系可以被取回的关系。本来应该同时等价交换的关系的东西，用前期贷款的形式被转化为不同时的等价交换关系。[6]香港饶余庆先生认为，信用包含债权和债务关系，其根据是授信人对受信人偿还之信心。从经济的角度考察，信用是市场经济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共生物，与商品交换、货币经济不可分割，正如马克思所言，信用是价值运动的一种特殊形式。随着交易关系的发展，现代市场经济的信用形式更为复杂多样，根据用途的不同，可分为三种：一是商业信用，指在流通过程中，为了节约或限制流通时间、手续、费用等，在赊账形式的情况下，商品和对价形成不同时交换的关系；二是生产信用，指在生产过程中，把闲置资本集中于自己的银行，为了产业资本的生产过程而投入货币的钱其贷款；三是消费信用，指在投下资本生不出利润的消费过程中，让消费者用贷款或赊账的形式，形成不同时交换的关系。[7]根据主体不同，可分为四种：一是政府信用，即以政府为授信主体而产生的信用关系；二是银行信用，指以银行等金融机构为授信主体，以货币为经营对象而发生的信用关系；三是企业信用，包括商品赊销、发行债券或其他融资手段；四是个人信用。

伦理上的信用，是指一种诚实无欺、言行一致的德性以及道德义务，如“信近于义，言可覆也”。当然，伦理信用与交易信用也不是截然分开的，交易信用的关系建构了市场经济秩序的主体，伦理信用作为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其不仅仅是一种道德标准，而且是市场经济的一种支持性资源。交易信用仅仅单纯依靠法律保障是不足的，法律与契约都存在着执行成本和不确定性的缺陷，伦理信用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功能。菲兰格利甚至将信用看作“第二种货币”。弗兰西斯·福山从信任与经济繁荣着眼，认为建立在宗教、传统等文化机制之上的信任构成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信任度高低直接影响企业的规模及国家竞争力。“尽管契约与私利是人们结合在一起的重要因素，但是最有效的组织都是建立在拥有共同的道德价值观的群体之上的。这些群体不需要具体周密的契约和规范其关系的立法制度，因为道德上的默契为群体成员的相互信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8]

法律上的信用，也在不同意义上被使用，大致有如下含义：

其一，作为道德伦理意义上的信用。民法基本原则之一的诚实信用原则（Bonafides），被现代民法尊为“帝王条款”，即是道德准则在法律中的体现，“诚信原则以‘善意及衡平’为内容。对于私法，可给予以道德的要素，是法律渐次近于伦理观念”[9]。

其二，作为一种人格利益的信用，即民法上的信用权。信用是指对一个人（自然人和法人）履行义务的能力、尤其是偿债能力的一种社会评价。《布莱克法律辞典》将其定义为“企业或个人及时借款或获得商品的能力，是特定出借人等债权人或其他权利人一方对于对方有关偿债力和可靠性所持肯定性意见的结果”。[10]如德国民法典第824条将信用权规定为人格权予以保护。信用权是一种人格信用，该信用作为一种对于当事人资质的社会评价，通过信用评级制度已经信息化、制度化。此外，与信用联系密切的信赖等观念在法律也多有涉及，如信赖利益的保护、缔约过失责任、附随义务以及英美法上的允诺不得反悔原则（estoppel）等等，但此种信赖保护的法律原理与信用的本义有所不同。

其三，作为经济上的交易信用而使用。信用是一种不同时的交换关系，在法律上只能表现为“债权”、“债务”关系，[11]债权本质上即为“法律上可期待的信用”。信用通常与Credit为同义语，信用（Credit）的原始意思即为：我给与信任（IPlaceTrust）。[12]债权人即为授信人，是信用的供给方；债务人则为受信人，是信用的需求方。当然，债与信用毕竟并非内涵完全一致的概念，债权包括意定之债与法定之债，意定之债，主要为合同债权，是交易信用的法律化，具有“法律上可期待的信用”的功能；而法定之债中的侵权损害赔偿之债、不当得利返还之债等，旨在补偿损害和恢复原状，而非创设交易上的信用，不具有信用的功能。因此，作为一种经济上的交易信用，信用只是与意定之债具有同义关系。特别是金融领域的金钱债权中，信用一语得到广泛应用。

二、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

所谓“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的命题，此处所指的信用并非泛泛的广义上的信用，而是主要指经济上的交易信用，表现在法律上则为债权债务关系，即“以协议或契约为保障的不同时间间隔下的经济交易行为”。信用的构成有权利义务、流通工具、交易对象、时间间隔四个因素。信用形式的转化就是债权债务关系的转化和消长。信用具有代替货币流通、节约流通费用、提供金融资产等效应。[13]当然，经济信用作为一种法权关系和制度安排必须以伦理信用为道德基础才得以普遍确立。

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信用是在人格独立、地位平等、交易自由的市场经济上形成的，信用与市场经济是密不可分的一对孪生兄弟，两者是一个共生的过程。西方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其自身就是一个伦理的过程，是对他人平等人格的承认与尊重，其伦理世界是以此为存在前提的。[14]市场经济与信用息息相关，其内在的契合关系可从以下几方面考察：

第一，市场经济的内在需要。

市场经济承认市场主体利益诉求和独立财产的合法性，不得侵害他人利益和财产。生产的社会化和专业化分工。社会分工使得市场主体根据其“比较优势”决定其生产，实现效率的最大化。其生产的产品不适以自己使用、消费为目的，而是旨在交换实现其货币价值。休谟认为，物品的交换以及服务和行为的交换，对我们双方都有利益，但为别人服务大都并非出自真正的好意，而是出自他将会报答我的服务，因此，凡涉及一切物品、服务和行为的交往，若要达到互利的结果，就需相互信任和信托。[15]市场经济体制下财产的分立和社会分工的复杂和细致性，决定了法律无法通过指令性的计划调整资源配置，因此必须以契约的方式确定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换关系，由此产生了交易各方相互提供信用的活动，反映在法律上即为“契约自由”和“契约必须信守”的原则。

第二，交易信用的出现与债权的形成。

早期的商品交易，往往以物易物，或为现货交易，即时清结，交易的发生与完成结合为一体，交易的缔结和履行瞬时完成，时空因素不会对交易产生影响，故不存在信用问题，信用没有用武之地。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原始的易物交易逐渐萎缩，物物相易必须交易双方对方提供的货物同时需求，这使得交易很难顺利达成。依照主流经济学的观点，物物交易中的需求双重耦合困难是货币产生的重要条件。易物交易的衰落使得商品的一般等价物——货币横空出世。货币的出现使买卖过程分离，商品于是有了价格，使千差万别、性质各异、不具有可比性的商品具有了交易的基础，商品交易突破了狭隘的地域限制，在任何不特定的主体之间得以普遍化，从而形成一个统一市场及维护市场运行的法律制度。在交易中缔约与履行的时空分离，也导致债的观念出现，成为一种“法律上可期待的信用”。例如古罗马早期，市场交易尚不发达，交易观念尚未开化，财产秩序以归属秩序为主，注重保护财产静的安全。原始的契约与契约的履行紧密结合，并伴随着严格的程序要件，债和诺成契约并未独立、分化出来。在这基础上形成了古代要式买卖和交付（Traditio）制度，例如，古罗马的要式买卖中的曼兮帕蓄（mancipatio）、拟弃诉权（CessioinJure）、耐克逊（nexum）等方式，要式买卖虽具有早期契约的特征，将契约合意与严苛的形式、标的物的转移占有相结合，在外形上形成统一的要式交易行为。[16]在市民法上，要式买卖被看作所有权的取得方法。曼兮帕蓄以特定套语，拟弃诉权以佯为诉讼，耐克逊以神前宣誓、履行铜块和称的方式来完成其合意过程。当然也正是由此，古代交易并未区分当事人合意、债务约束和转移占有的事实行为。债权合意还未与履行行为相分离，即时清结的交易还不足以发生债和信用的问题。其后，由于市场交易发达，财产流通迅速，诺成契约作为真正的契约日益凸显其重要性，交易观念上，“信用”成为一种交易伦理的要求，为大多数人所普遍接受，“契约必须信守”成为自然法的公理，债作为“法律上可期待的信用”也得以制度化、法律化。[17]与之相应，旨在维持信用、创造信用的担保制度作为债权的保障手段，也就应运而生了。

第三，债权在近代社会中逐渐压倒所有权而占据优势地位。

债权（信用）在近代具有重要地位，这可由所有权与债权的在近代社会作用的转变而表现出来。近代中的所有权不再表现为中世纪以利用为中心的财产权体系，实现了所谓“土地的解放”，确立了罗马法以归属为中心的个人主义的所有权理念。在这种组织之下，所有权的作用不再是对物的使用，而是通过对物的支配，实现对人的支配，亦既将财产转化为资本（所谓劳动从属于资本）。要想把所有权资本化并以此支配他人，就必须与各种债权契约相结合。在两者结合过程中，债权色彩日益浓厚，逐渐凌驾于所有权而成为经济的命脉。[18]正如拉德布鲁赫所言：“只要所有权是对人的力量，只要所有权是借贷债务关系的经济重心，那么它就是资本，无论是劳动契约中的要获取劳动的资本，还是借贷契约中的要用诸劳动的资本。债权的权利和利益的享益如今是所有经济的目的，债权不复是旨在物权或物之享益的手段，而本身就是法律生活的目的。”[19]

第四，伦理信用的发展——信用的普遍化和功利化。

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适应，作为伦理的信用观念脱离了传统社会的“尊尊，亲亲”的“差序格局”，演变为一种符合自然法的普适性的道德标准，成为与市场经济大规模展开相匹配的交易伦理。启蒙思想家们认为，订立的契约必须履行，不履行契约就是不正义，是对自然法的违背。格劳秀斯认为，“遵守契约也是自然法的组成部分。因为在人群中间必然相互限制来建立社会关系，除此而外更无其他方法可以想象得出，因此相互定立契约，从而产生民法。凡人加入一社团，或者舍身为他人服务，无论是明言允诺，还是理所当然”，“有约必践，有害必偿，有罪必罚等，都是自然法”。[20]

信用伦理不仅仅普遍化，而且必须能为大多数人所自愿遵守。在市场经济下，信用也超越了传统礼俗社会中个人心性修养的窠臼，具有了某种功利性价值，而成为市场经济中的一种工具理性。经济学家约翰·穆勒认为，“信用以信任心为根据，信任心推广，每个人藏在身边以备万一的最小额资本亦将有种工具，可以用在生产的用途上”。“如果没有信用，换言之，如果因为一般不安全，因为缺乏信任心，而不常有信用，则有资本但无职业或无必要知识技能而不能亲自营业的人，将不能从资本获得任何利益：他们所有的资产或将歇着不用，或将浪费消减在不熟练的谋利的尝试上”。所以，“设社会则由较良的法律及较良的人的品性，使人互相信任，只自己的品性就可以担保自己不会侵占或瞎用别人的资本，这种利益的收获还会更大得多”。[21]第五，交易信用的法制化。

市场经济与信用、债权、法律和国家息息相关，具有内在的同构关系，市场经济体制在历史上的形成，亦即交易信用的展开，在上层建筑上表现为法律上的债权关系，背后伴随着相应的一个近代的国家和法制的建构过程。黄仁宇先生认为，近代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需要三个因素：资金广泛融通，经理人才不分畛域的使用，技术上的支持因素如交通通讯。（wideextensionofcredit，impersonalmanagement，andpoolingofservicefacilities）这三个因素能够继续展开，全靠信用，而信用则不可能没有法律支持。其展开则各种经济因素都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即所谓该国家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22]此即所谓“农业社会管制的方式为新型商业管制方式所取代”，“全国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阶段，自此内部各种因素大体受金融操纵”。[23]

三、我国文化传统中的信用障碍及其改造

我国古代，信用被推崇为一项重要德性。据统计，“信”字在我国古代儒家典籍《论语》中出现了38次之多，仅次于“仁”和“礼”。在孔子的“文、行、忠、信”四教以及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常中，信占有重要地位。孔子指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甚至上升到以德治国的高度，“民无信不立”，“人以致去兵，去食，宁死必信”。但我国传统文化上对信用的强调，主要着眼于私人品德的修养，宗族乡里风俗的醇化和以德治国的礼治要求。其不过是一种农业社会、乡土社会、宗法社会的道德形态，与在平等、自由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普遍交易伦理的信用不同。这种信用并没有建构成市场交易的一种法权关系，在伦理上也没有被抽象为一种普遍的基本道德义务，而往往必须屈从于“尊尊，亲亲”的规范和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的安排。严复先生比较东西风俗，指出两种“信”的不同，“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治众而贵自由。自由，故贵信果。东之教立纲，故以孝治天下而首尊亲。尊亲，故薄信果”[24]。费孝通先生也认为：“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25]有学者认为，诚信不能上升为普遍道德义务是传统儒家道义论的一个薄弱环节，是一个它的阿基里斯之踵。[26]

基于我国文化传统中的信用观的个人化和封闭性，其本身不足以支撑普遍化的市场经济。这是因为人格化的信用本身具有内在的限制，无法突破熟人社会的限制。按照韦伯在《儒教与道德》中的观点，“在中国，由于儒家理论的作用，政治与经济组织形式的性质完全依赖于个人的关系，…中国所有的共同行为都受到纯粹个人的关系、尤其是亲缘关系的包围与制约。从经济观点看，这种人格主义无疑是对客观化的一种限制，同时也是对客观理性化的一种限制。一种主要在特殊主义的关系结构运作的法律有碍于客观化、普遍化和理性化法律的发展，而这意味着难以产生基于普遍化的法律而非个人关系的信用，也无法脱离个人关系去建筑各种经济合作组织。”[27]我国目前的信用匮乏的现状即源于传统的断裂，社会的急剧转型。在我国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虽然打破传统乡土社会的结构，但由于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命令代替的市场的交换关系，交易信用无从展开，并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的构成实行单位制度，个人被组织在相对封闭的单位中，其交往范围、社会流动与传统的熟人社会颇有类似之处，因此信用失去了产生的土壤。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所导致的社会转型对传统熟人社会之下的个人化的人格信用又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由于中国传统熟人社会的“差序格局”，缺乏普适性的道德标准，不承认平等的主体人格，导致主体在转型的社会中容易成为“利己主义者，却不能成为个人主义者”。[28]以至于转型时期的道德失范已使中国成为一个信用资源严重匮乏的国家，与信用不足相关的欺诈和犯罪几乎遍布经济生活各个方面，诸如假冒伪劣商品横行、股市“圈钱”、逃废债务、偷税漏税等。

市场经济实质上就是一个非人格化的结构，它的基础不是人格，而是国家和法律。近代市场经济中，信用的基础是财产，当事人通过对财产权利的安排实现债的担保，而信用的维持、财产的担保都必须国家和法律的相应配套建设和支持，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在其名著《经济史理论》里认为，从习俗经济和指令经济演进为商业经济或“重商主义”，是一个商业的专门化过程的开始，商业的进一步发展要有更加非传统和非人格化的结构，市场经济的突出特点就在于制度性的“非人格化”，即货币、法律和信用。要成功实现这种过渡必须至少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保护产权；第二，维护契约。

契约和信用是市场经济的要素，也是法理文明的基础。西方国家的契约文明可以追溯至古罗马时期，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扩张而出现的广泛的商品交换，使人们摆脱了血缘关系这根“天然的脐带”，转而通过契约关系这根纽带维护和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关系，形成西方的契约文明和契约型社会。这种契约文化反过来又推动了以契约信用为主要形式的信用经济的发展。以往那种借助于血缘关系而形成的特殊信任心理、权利义务关系，均被利益调整下的契约关系所取代，由法律调整的“信用”，完成了其从人伦信用到契约信用、从特殊主义信用到普遍主义信用的过渡。[29]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信用资源必须要和现代市场经济对接，将其改造为一种以契约为基础，以国家和法律为保障的普遍化的信用。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社会形态由农业社会转向商业社会，由乡土社会转向市民社会，由封闭社会转向开放社会，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债权债务在陌生人之间扩展，熟人社会的人际信用不足以维持，只能依靠制度化、系统化的财产担保和法律强制保障交易信用，从而由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的转变。

注释:

[1][英]安东尼·帕格顿：“信任毁灭及其经济后果”，载《国外社会学》2000年第3期。

[2]汪丁丁：“回顾金融革命”，载《经济研究》1997年第12期。

[3]参见江平、程合红：“论信用——从古罗马法到现代社会”，载《东吴法学》2000年第1期。

[4][美]詹姆斯·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邓方译，社科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99页。

[5]转引自李心合：“信任问题的财务学思考”，载《财贸问题研究》2001年第3期。

[6][日]近江幸治：《担保物权法》，祝娅、王卫军、房兆融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7]参见[日]近江幸治：《担保物权法》，祝娅、王卫军、房兆融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8][美]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彭志华译，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30—31页。

[9]蔡章麟：“私法上诚实信用原则及其运用”，载郑玉波主编：《民法总则论文选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889页。

[10]参见江平、程合红：“论信用——从古罗马法到现代社会”，载《东吴法学》2000年第1期。

[11]参见[日]近江幸治：《担保物权法》，祝娅、王卫军、房兆融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页。

[12]林钧跃编著：《企业赊销与信用管理》（上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13]参见曾康霖、王长庚：《信用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

[14]参见[日]川岛武宜：《现代化与法》，王志安、梁涛、申政武、李旺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6页。

[15][英]大卫·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61页。

[16]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17]罗马法上债的概念最早源起于对私犯的罚金责任，参见[意]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4页。但只有演化为交易的信用并且由人身拘束醇化为财产责任后，才具有债的意义。

[18]参见[日]我妻荣：《债权在近代法中的优越地位》，王书江、张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8—17页。

[19][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64页。

[20]《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39页。

[21][英]约翰×穆勒：《经济学原理》，台湾三民书局1966年版，第477—478页。

[22]参见[美]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0页。

[23][美]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201页。

[24]严复：《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页。

[25]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6页。

[26]参见何怀宏：《良心论》，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54页。

[27][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页。

市场经济理论论文范文第3篇

1.1企业对会计管理的风险预知需求

各个国家或者各个企业的核心经济信息都是机密内容，是不会容易得到的，所以这就需要会计管理工作人员对市场经济进行有力的分析，预测经济的走势。这种预测是科学的，如果能引入云计算等高科技技术能使预测变得更加准确。所以企业对会计管理的需求在风险的预测问题上得以体现。

1.2企业对会计管理的投资方案评估需求

企业要想盈利，其根本方法是做有效的投资。有效的投资是企业对重点行业把握的基础。所以会计管理人员对企业的投资要做出明确的方案与盈利估算。将投资方案细化到会计成本和隐性成本的总体比较，这种比较很容易对投资方案进行有效评估。然后确定企业的投资方向，对企业的发展做出明确的指导和推动，让会计管理工作对企业发挥更大的作用。

1.3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对会计管理体系的需求

人力资源管理包含甚广，人力资源是企业财富的创造者，而如何激励人的工作热情，决定了企业能否提高生产率，能否增加企业的经济效益。现代人事劳资把人本理念运用到了工作当中，把人的位置放在了主要的位置，并通过人力资源投资的方式培训人才，实现人才和事业的共同发展。人才的合理利用则是建立在人力资源性质中的能动性与个体独立性之上，而真正决定工作人员心理因素的是会计管理工作人员的工作。这些工作人员必须为不同的人制定不同的发展路线以及晋升模式，才能从心理上管理好企业员工。

2会计管理的具体作用分析

会计管理的具体作用表现在很多地方，而且具有很大的可操控性，在会计管理领域中，许多新兴金融研究也都出现了。而且在不少的研究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下文将从实际出发，从以下两点具体介绍会计管理的具体作用。

2.1会计管理的成功案例引起的管理方法探索

国际上不少公司通过会计管理在投资上的运用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些成功案例让许多企业将研究目光放在了会计管理和经济学理论上。尤其是现代社会信息经济学和投资规划的定量分析成为了现代企业管理首要的研究对象。这也为会计管理理论增加了许多分支，使这一理论得到了极大的丰富。

2.2对于现金的估算

在对隐性成本的估算中，很多时候都要用到对折价物品的估算理论，所以会计理论的研究对折现的估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在投资盈利、、交易成本上都对现金的估算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总的来看，会计管理在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发展上是占据重要地位的。可以说，会计管理是市场经济下企业发展的护航者，更是增加企业应对经济危机的必要因素。

3市场经济下企业竞争对会计成本的要求

会计成本的核算就是对显性成本的核算。在真正权衡企业竞争能力或投资水平之前，一定要进行经济成本的具体核算。其中包括隐性成本。通俗来讲，显性成本以使用他人要素为条件，而隐性成本以使用自己要素为条件。笔者提出对会计成本的要求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在竞争时衡量自身竞争力的有效参考数值。通过对会计成本的计算，一般可以得到以下两点结论。

3.1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经济实力的发展速度

我国自十以来的简政放权，让市场经济决定市场的走向，利用市场竞争决定市场经济实力的体现。这样一来，每个企业对会计管理和会计成本的核算要求将会更高。尤其是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市场经济模式下意味着国家与政府不会对企事业单位更多地投入风险保障。所以企事业单位对风险的应对能力需要达到更高的水平。市场经济下，会计管理的投入也将达到更高的水平。

3.2会计成本在市场经济下的作用

上文提到，市场经济的作用导致企事业单位需要提高风险的应对能力。所以提高应对能力的根本就是对会计成本的要求。会计成本也就是显性成本，也就是对可以记录入账的成本的核算。在进行投资的时候，应该先进行会计成本的核算，然后也要进行隐形成本的核算，两者相加是最终成本。对于最终成本的比较是投资的主要判断标准。所以会计管理对企业的竞争和投资的影响是巨大的。市场经济下，无论是企业还是事业单位都会对会计管理和会计成本的核算提出更高的要求，来适应市场经济的不断变化和竞争多元化。

4会计管理的科技化发展趋势

对于企业发展来说，会计管理一直以来都是极为重要的角色。所以会计管理不能仅仅从理念上突破，还要从技术上予以改进。笔者通过具体研究发现，会计管理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具体改进。

4.1会计管理的先进模式

中国传统的会计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国际化经济的发展，所以中国的会计管理要与世界接轨，学习最新的管理技术和模式。传统的会计管理目标主要是为了衡量生产过程的效率以及生产的成本和收益。这种管理对于企事业单位的行为促进是不明显的，甚至是不利的。因为这种模式无疑会从根本上打消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反而只是以生产效率值为主要目标。先进的会计管理模式应该以会计管理决定预算和收益，通过目标的形式公布实际收益和预算收益的偏差。利用这种方法可以将会计管理作为企业发展的标尺和规则，无疑对增加企业的各种能力都会起到促进作用。

4.2会计管理的数据库建立

有人说，21世纪就是一个数码的世纪，只要会读这些数字就能预知未来。这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会计管理的主要内容是多年的经济数据，利用这些经济数据和各方面的影响因素是可以判定出未来的经济走势的。这种预测是云计算的一种，利用云计算技术加上特殊的算法，结合概率论的理念就能对未来经济走势做出概率性的预测。就目前看来，这种预测的准确率很高，应该是很多企事业单位予以重视的一项技术。所以会计管理数据库的建立是迫在眉睫的，当会计管理数据库建立完成后，可以利用高科技计算机人才研究数据预测算法，对经济走势进行估测，这种管理对企事业单位的信息提供将更广泛，也更有效。

5结语

市场经济理论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市场经济WTO目标成本管理目标成本管理改革创新

【Abstract】Asthemarketeconomicsystemofourcountryissetupprogressivelyandperfecting,ChineseaccessiontotheWTO(WorldTradeOrganization),globaleconomicintegration,Themarketcompetitionthatenterprisesofourcountryfaceisfiercerandfiercer,Thistextfocusongoalcostopportunityandchallengethatadministrativeinstitutefacesanalyzetheabundantessentialtermsofmanagingreformandinnovationofcostofthegoalunderthesituationagain,Proposehowcarryongoalcostreformandinnovationofmanagementunderthenewsituation.

【Keywords】Marketeconomy;WTO;Goalcostmanaging;Thereformandinnovationofgoalcostmanagement

【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

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成本管理的话题由来已久，雄?彼特提出在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三种战略中低成本战略就是其中一条。无论在何时，成本都是企业管理永恒的话题，不断降低成本是每个企业的目标。目标成本管理在近些年国内外企业的运用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它的管理思想体现了以顾客为中心的原则，是一种先进的科学的成本管理方法，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和重视。这种管理思维和方法非常适合用于我国企业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积极转变生产经营方式。因而，我认为有研究它的必要。

在新的时期，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成本管理又面临了新的挑战、新的课题。在新的形势下，成本管理又有了其新的内涵。随着中国加入WTO，市场进一步开放，企业将逐步成为市场的主体。我认为这种主张以市场为导向的成本管理思维和方法在我国的企业中只是得到初步应用，还很不成熟，在今后的企业管理中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在新的市场环境下，我们必须时刻关注外部环境的变化，适时对原有的目标成本管理方法理论进行改革和创新。这样才能够使目标成本管理更上一个台阶，使其在我国企业中的应用更为成熟，帮助我国企业从成本上创建竞争优势，使我们的企业更好地应对市场竞争，迎接挑战。

二、国内外理论研究发展及现状

目标成本管理从提出到运用经历了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管理大师彼德?杜拉克首先提出目标管理，其核心思想就是要一改传统的以产定销思想，先根据市场需求确立目标，再一步一步倒推安排各个生产环节。目标成本管理就是成本在目标管理中的应用。

所谓目标成本，就是企业产品生产之前预计控制的成本水平，是反映产品物化消耗和活劳动消耗的状况，也是降低产品成本的重要途径。目标成本一般采用倒扣法予以确定，公式是：目标销售收入-目标利润=目标成本。从此公式可以看出：目标成本改变了传统的做法，以往是先计算成本加上合理利润作为产品售价，即先定计划成本，再定销售价格。这样定的计划成本实现性较大，但售价是否在市场有充分竞争力就不一定。而目标成本却按照市场预测情况，以最合理的、最具竞争力的售价和企业要求取得的利润为条件来确定必须达到的成本水平。把成本变成控制对象，改变了过去那种消极被动局面，这是目标成本管理的最大特点。

日本企业实施目标成本管理取得成功并进行了深入研究。日本管理学家左藤嘉彦提出“TearDown”法，这种成本管理体系最显著的特点是在新产品的设计之前就事先制定出目标成本，而这一目标成本成为产品从设计到推向市场的各阶段所有成本确定的基础。其它一切环节都以这一关键判断为中心。从预测销售价格中扣除期望利润额后，成本计划人员开始预算构成产品成本的每一个因素，包括设计、工程、制造、销售等环节的成本，然后将这些因素又进一步分解以便估算每一个部件的成本。这样做严格控制了各个生产环节的成本，缩减了生产中库存造成的成本，从而使得产品成本得到大幅降低。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企业必将不可抗拒的加速进入信息网络时代。企业将建设具有本企业特点的,生产过程自动化和管理现代化的信息网络。在现代化企业中，信息管理工作在企业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目标成本管理也逐步向着信息化发展。通过信息化改造，目标成本管理就和企业的各个方方面面相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系统的、开放的成本管理体系。生产、经营、销售各环节都通过计算机系统连接到一起，各种数据都能够在同一个平台交流、传递和使用，而且更做到了目标成本管理与个人挂钩，为成本管理考核评奖提供依据。信息化是企业管理的大趋势，信息化的管理思想就是要用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实现资源的高度有效整合，缩减原来的管理组织结构，实现充分授权。这样做一方面大大降低成本另一方面有效提高企业整体效率。各个职能部门以目标成本为导向，形成一种目标导向型组织结构，改变以往的职能型组织结构中各部门各司其职、企业内部资源重复使用程度高，管理成本高的局面。企业内各职能部门灵活组合，相互合作，从而使资源合理配置，实现科学管理，更重要的是增加了企业对外部条件的适应能力。

目标成本管理经历着从手工操作向计算机系统运用，从内部管理向外部价值链分析，从以节约为目标向以效益为目标，从少数成本管理人员参与向全员参与等等方面的转变。所有这些改变无不体现着成本管理思想与时俱进的趋势，因为只有适应新形势，不断改造我们的管理才能使我们的企业立于不败之地！

三、文章观点和理论创新

目标成本管理作为先进的管理方法对于我国企业成本管理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其管理核心思想体现了成本管理要与市场相结合，是以销定产观点的体现，这适应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发展。当代企业要面临的竞争已经大不同往日，对于我国的企业来说更是面临着无数挑战和机遇。随着外部环境变化日益迅速，竞争日益激烈，我们企业的管理工作也应当迅速进行转变。本论文就是以中国90年代后，市场经济逐步建立完善，中国加入WTO这样一个背景下分析目标成本管理的改革与创新。首先分析了我国市场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错位的特点。进而提出目标成本管理面临着外部环境日益复杂多变、市场竞争愈演愈烈、消费者需求越来越多样化等等方面的挑战。同时，也指出了诸如企业市场主体逐步确立、市场进一步开放、信息产业发展等等方面给目标成本管理改革带来的机遇。最后，结合当今世界目标成本管理新思维和成功案例，从树立新的目标成本管理理念和加强目标成本控制两大方面，提出了如何对我国企业的目标成本管理进行改革和创新的一些观点。

本文对新形势下的目标成本管理理论创新进行了一些探讨，通过比较分析法提出目标成本改革创新的必要性，演绎归纳法和实证分析法提出目标成本改革的思路和方法。在此基础上我对于目标成本管理这个课题提出了自己的创新观点和思路。针对外部环境的复杂变化提出了目标成本与战略目标挂钩的改革，而不是按原来的计算公式“销售收入减去目标利润”来套算；针对目前市场竞争加剧，提出了要分析竞争对手成本，从而改良自己的产品成本，保持长久的竞争力；针对差异化发展趋势，提出了战略成本观念，以提高产品质量为基础，适当提高产品成本，从而实现提高产品价值的目标。针对产品周期日益缩短，提出了树立赶超成本意识。同时，我还就目标成本管理手段、组织结构、管理过程等方面提出了改革的思路。

孙子兵法中有“以不变应万变”这条策略，我想，在企业管理中产品的差异化战略可称之为“变”的战略，而成本战略就可称之为“不变”的战略。如今的企业外部环境变化迅速而剧烈，顾客需求也日新月异，而产品设计开发到投产经常存在时滞，企业产品要时刻跟上需求和外部环境变化是很难做到的。因而积极运用成本策略更容易使企业在竞争中占据优势，使企业在既定的基础上获得更多利润，达到“以不变应万变”的效果。目标成本管理是一种科学的成本管理方法，它为我们提供了成本管理的一种全新概念。它在我国一些企业初步得到成功地应用，在今后的还将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新的市场环境下我们有对这种管理方法进行不断改革创新的必要，因为任何科学管理方法和管理思想都必须随着环境变化而变化，想一劳永逸地套用一种管理方法是行不通的，唯有不断改革创新才是企业发展生存之道。

参考文献：

[1]左藤嘉彦.降低成本新利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2]杜拉克.21世纪管理的挑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1月版

[3]李安定.成本管理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4]布洛切.成本管理战略与概论.华夏出版社.2002年1月版

ppp[5]猿谷雅治等.目标管理体制.中国农业机械出版社.1983年1月版

[6]芮明杰.管理学现代的观点.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7]杜鲁克?P.迈向经济的新纪元.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2年1月版

市场经济理论论文范文第5篇

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信用是市场经济的枢纽,因此,探讨中国市场经济中的信用问题,具有特殊的意义。

一、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之一是信用

这里讲的信用”,是以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信任为基础的广义信用。在市场经济中,信用集中、具体地体现在以资金为纽带的市场参与者的相互信任上。信用实现的程度高,市场经济的发展就规范,社会扩大再生产就可以在正常、高效的基础上进行,反之,市场经济的发展就会扭曲,会波折重重。

信用问题在市场经济中有特殊的重要性:

首先,信用问题贯穿于市场经济的各个角落。在市场经济中,市场参与者的信用关系形成了一个环环相扣、互为前提的有机网络,这个网络中的某些环节断裂,必然对整个网络产生连锁性的破坏,且这种破坏呈现放射性恶性扩张的特征。特别是信用网络中的某些重要环节如金融、大企业间的相互信用等出现问题,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就更为严重、影响波及面就更为广泛和深远,其实际破坏性要比表面上体现出来的大得多。

其次,信用问题从根本上制约着市场经济能否健康发展。社会信用水平的高低直接对社会道德水平发生影响,在一个信用水平不高的社会里,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水平都会扭曲,这就会使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动摇;同时,社会信用水平的高低,直接制约着市场经济的保障水准,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依靠法律作保障,而法律的威严只有在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对其行为负责任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出来。

自80年代初开始,我国企业之间相互拖欠资金渐成风气,进入90年代后,债务拖欠的规模越来越大,牵进去的企业越来越多。至今,债务拖欠关涉到几乎所有企业,整个经济领域信用严重贬值。不良的信用导致不正常的经济和金融运作:银行作为结算中介,对企业相互间的信用监督逐渐失效;因企业间相互不信任而设置的结算障碍如现金交易、款到发货等使商品流通速度减慢;商业银行在社会信用水平过低的现实下只能苛求过高的信贷安全保障,如要求贷款的高抵押率、项目的低风险性等,使得社会资金供给总量萎缩,制约社会再生产规模的扩大等。现在已可以清楚地看到,不良信用正从根子上腐蚀着我们的国民经济。

二、中国市场经济中形成不良信用的三大原因

(一)重复建设导致大量企业出现支付危机

我国市场经济还处于起步阶段,市场的盲目导向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我国的许多世界第一”就是明证:如彩电生产线的数量世界第一;汽车整车生产厂的数量世界第一;电冰箱厂家数量世界第一;摩托车厂的数量世界第一;高星级酒店的数量世界第一等。市场旺盛的短暂需求盲目引导了大量的重复建设,重复建设的后果就是大量的企业因其商品价值不能实现而面临淘汰。这些面临淘汰的企业,无例外地发生支付危机,成为我国市场经济信用不良的发源地。

(二)企业集团不良信用成为社会不良信用的关键

企业集团的组建,自80年代以来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头戏之一。不可否认,企业集团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优化组织形式,在生产的集约化、产业的互补性、资金的集中使用等方面具有很大的优越性,近代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起飞的主要推动者就是按托拉斯、康采恩、辛迪加等方式组织起来的企业集团。即使是现在,企业集团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民经济中依然发挥着骨干作用。西方国家企业集团的组建,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即其是一种生产要素的自然组合。

我国企业集团的组建,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拉郎配”的产物,如早期自行车行业中“永久”集团、“凤凰”集团的组建,就是把生产同一类产品而生产技术、管理水平、经营机制等方面都有巨大差距的企业人为地拢在一堆,事实上成为一个松散的企业集团,这并非生产要素自然组合的结果,除了商标统一外,根本失去了企业集团资源优化组合的意义。遗憾的是,类似行为在我国风起云涌,呈不断蔓延之势。90年代以来,大量的非公有制企业加入了集团化改造的行列,企业集团”队伍更是空前膨胀。由于我国经济管理制度方面的漏洞较多,如对工商注册资本金的真实性无法实施有效监控;对企业集团并表核算的资产负债无权威机构去加以认定并负责;加上社会中介机构过多过滥而导致的不规范操作使企业资产的价值难以得到真实评定等,导致大量的企业集团空壳运行。貌似强大而实际虚化的集团”往往成为巨额融资的载体,集团在运行时其债务往往被架空,而一旦停止运行其债务就会落空。虚化的企业集团已成了吞食资金的黑洞,其不良信用是社会不良信用的关键。

(三)泡沫经济逐渐破灭为不良信用火上浇油

我国企业的高负债经营恐怕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在我国生产型企业的营运资金中,负债要占到70%以上,流通型的企业则这一比例为80%以上。尤为突出的是负债基本上是银行贷款(近年来拖欠应付款已成为企业负债的重要部份,但归根结底,这一部份拖欠款又会主要转化为被拖欠企业的银行负债)。这样的资金结构,使我国市场经济对银行信贷的变动过度敏感。用银行贷款进行投资与用自己的钱进行投资,在投资主体对投资冲动的自我约束力度上是绝对不同的,拿来”的钱用起来总是“大手笔”!由于我们的市场靠信贷支撑,信贷一倾斜,市场就繁荣,反过来又需要更大的信贷投入去支撑这种繁荣,一旦这种繁荣畸型化,则大量的信贷资金就无法正常循环,社会信用就受到严重破坏。

近年来国际经济领域的例证和我国的实践,已充分证明靠高额信贷刺激和支撑的泡沫经济必然会逐渐破灭,进而导致大量的信用链断裂,最终对国民经济产生根本的破坏。1996年以来席卷东南亚的金融危机,近来已严重危及到号称世界经济强国的韩国、日本,并有演变成经济危机的迹象。有人将此次金融危机归罪于国际金融炒家的袭击,我认为这仅是看到了事物的表面现象,事实上,卷入此次危机的国家均是经济发展过度依赖于信贷扩张的高泡沫经济国家,泡沫经济表面上十分繁荣,在金融领域风平浪静的时候可以维持较长时期的兴旺发展,但过度依赖信贷的脆弱性,决定了其经受不起冲击,出问题、甚至发生危机只是迟早的事!

欧美国家对这个问题认识得较早,解决得较好,这些国家的企业,其营运资金中绝大部份是自有资金,银行贷款只占其总资金运用额的15%左右,无论是单个企业的抗风险能力还是整体国民经济的抗风险能力都是比较高的。这些国家市场经济的运作基本建立在平实的基础上,尽管发展速度可能没有搞泡沫经济的国家快,但安全性、稳定性、可持续发展性则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三、重整信用、再理市场,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要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待理之事千头万绪,但首先要牢牢抓住信用”这个纲。在目前信用水平严重滑坡的现实下,重整信用已是迫在眉睫之事。

(一)由国家出面,大规模重整国有企业的信用。

国有企业现在最头痛的问题莫过于资金不足、负债过重,严重制约了企业的发展,并带来一系列问题,如:偿付能力不足而互相拖欠货款并引起链状反应;负债过重使企业难于进行扩大再生产而导致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下降,大量职工下岗;无力进行新投资促进产品上档次导致竞争力下降、逐渐被市场淘汰等等。国有企业形成今天这样的困难局面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但过多地对此进行探究没有太大的意义,重要的是正视现实并寻求解决办法。国家有关部门近来准备采取三项重大措施解决国有企业资金困难问题:一是通过税收上照顾以增强企业积累能力;二是对原来拨改贷”的资金逐渐转化为国家对企业的投资以减轻企业的利息负担;三是对企业的债务委托专门机构托管以助企业解脱债务包袱。我认为前两条确有利于增强企业活力且立竿见影,后一条其利弊有待实践检验。这些措施的实施,为重理企业信用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国家应委托或组织专门的机构,将企业从上述优惠条款中得到的资金优先用于解开信用上的死结。从一时一事或单个企业看此举可能收效不明显,但这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效果会逐渐从根本上体现出来。

(二)对企业集团的融资,应抓住牛鼻子——统借统还。

企业集团之间、企业集团与其它企业之间、企业集团与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拖欠一般来说数额较大,实际债权债务关系有相当多的部份不明确。这里仅举一例:一个企业集团包括集团总部在内的多家成员单位,若都由集团作担保,或这些成员企业之间相互担保,在多家金融机构贷款,这个集团就很容易获得巨额资金。集团内部通过资金调度以后,往往会出现借钱的不用钱,用钱的不借钱,或以张三名义欠的债,而实际债务人却是李四。一旦发生信用危机,一是资金额过大难于清偿,二是债权债务关系错综复杂,难于找出头绪。近年来许多企业集团空心化动作,大量的资金金蝉脱壳,债务甩给一个空壳集团,给社会留下巨大的信用不良问题。

西方发达国家大型企业集团一般来说资信情况较好,有一个经验特别值得我们借鉴:这些国家的大型企业集团在融资上一般都由集团统筹,纵使有的下属公司直接对外融资,其集团也实实在在地对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其保证资格在实有资产担保能力范围内,企业融资保证能力的真伪由社会中介机构评判并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很少有大规模诈取或套取资金的情况发生。我国有必要迅速、及时地建立企业集团融资的有效监控机制,这个机制的牛鼻子就是对企业集团的融资实行集中统一管理,手段可硬一点。对企业集团融资实行集中管理一刀切,这样,一则便于融资对象对企业集团的实力进行把握,二则也便于企业集团加强内部管理,强化集团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现代企业集团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实质上是以资金为纽带的),有效制约住盲目的投资扩张欲望。这样做的代价可能是企业的经营活力受到一定影响,经济发展速度受到一定制约,但减小了泡沫经济的影响,经济发展速度更有实际意义,通过整顿集团信用而促使社会信用状况好转,对理顺市场关系、规范市场行为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三)加强宏观调控,尽量减少重复建设。

中国最大的腐败是什么?我认为是盲目的重复建设。一个大的投资决策失误,几亿、几十亿、甚至几百亿的投资就可能付诸东流,而最终往往连基本责任人都找不到,这在中国是屡见不鲜的教训!投资失误的最直接结果就是破坏社会信用,因此、加强宏观调控,减小投资失误是重整信用、再理市场的重中之重。

经常有人有意无意地将国家调控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其实,无论哪一个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其宏观调控手段和机制都是有力和成熟的。我国现阶段不是宏观调控过头了,而是国家宏观调控的力度太小!可以肯定,在较长的时期内,我国市场经济的盲目调节行为还会继续存在和发展,国家只有不断加强宏观调控力量,特别是通过必要的行政手段和金融调控手段,将市场盲目调节的危害尽可能降低,才能从源头上制约不良信用的扩张。

(四)建立信用形象管理机制,营造良好守信氛围。

建立有效的信用形象管理机制、营造良好的社会守信氛围,是解决不良信用问题的治本工程。

现达国家普遍重视信用形象,而且形成了一套有效的管理机制。在那些国家里,一个企业、一个公民,若信用形象不良,会遭到社会的唾弃,并很难再有发展机会。这就使得信用问题几乎受到每一个人的珍视。企业是由人管理的,企业的信用问题,根本上还是人的信用问题。长期以来,因科技水平所限,我国经济领域信息闭塞,一些信誉扫地的企业法人和个人,往往骗了东家骗西家,一路得逞。随着电子计算机在经济领域应用的大规模推广,信息的传递、调阅已经相当简易,但我国经济领域的信用问题,却依然相当严重,原因何在?我认为主要原因是我国的信息网络大多自成体系,这就为信息资源的共享设置了障碍。以银行为例,我国每家国有商业银行的信息网络均自成一体,各地方商业银行的信息网络又自成体系,这样,在本系统范围内对往来企业和个人的信用形象还勉强可以把握,但跨系统的信息就无从得知了,一些信用不良的法人和个人照样可以在各个金融系统之间游刃有余地行骗。

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迫切需要在全社会建立信用形象管理机制、营造良好的信用氛围。此事应该由国家成立专门的权威机构来管理,也可主要依托金融系统来进行,原因有三:

1、成熟的技术手段。金融系统经过十多年的电子化建设,计算机的普及程度已相当高,只需要由人民银行出面筹建统一的电子管理网络,就可以实现金融系统间的信息资源共享。

2、良好的管理基础。金融机构是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管理最为严密、最为细致的部门之一,人员的整体素质较高,资料的完备性较好,凡往来法人及个人的业务资料,均有很长的保存期。这就为建立信用形象档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