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价值论的含义
劳动价值论的含义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在劳动价值论中，有几组相关的概念，准确把握这些概念对于理解劳动价值论十分重要。价值的生产、价值的创造、价值的转移、价值的交换和价值的分配以及价值的决定含义大不相同，只有按照马克思的原意来区分并理解了这些概念，才可能真正完整地掌握劳动价值论的深刻内涵。
在劳动价值论中，有很多组相关概念容易产生误读，例如价值和使用价值、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等。由于马克思没有明确区分价值的生产、价值的转移和价值的创造，也没有明确区分价值的实现、价值的决定与价值的交换，对于价值分配和财富分配之间的关系也涉及较少，因此，后人在理解劳动价值论的时候很容易出现偏差。本文试就这几组概念进行区分，并从中得出一些重要的结论。
一、价值的生产、转移和创造
在理解劳动价值论的过程中，存在一种简单而又容易出现的错误，那就是有些人没有将价值的生产、价值的创造和价值的转移之间的关系区分清楚。
(一)价值的生产
商品价值的生产是指在商品生产中投人人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即凝结人类抽象劳动的过程，也是劳动者借助劳动工具将劳动对象加工成商品的生产过程。毫无疑问，商品价值的生产离不开劳动资料、劳动工具和劳动者，这三个要素中前两者以没有生命的物的形式存在，唯独劳动者具有意识和创造力，但商品价值的生产却离不开这三个要素中的任何一个。每一个单一的要素都是价值形成的必要条件，而不是价值形成的充分条件，只有三者结合起来，才能成为价值生产的充分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三者处于平等地位。劳动者在生产中是以主体身份进人价值的生产过程中，除此之外，劳动者对于商品价值的形成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商品价值的生产过程包括了价值的转移和价值的创造，假定价值的生产总量为T，转移的价值为C+V,创造的价值为m即马克思所讲的剩余价值或利润，那么，劳动者生产的价值总量T=C+V+Ma。
(二)价值的创造和价值的转移
凡是被创造出来的东西，必然是原来没有的新东西。价值的创造是指剩余价值的生产，劳动者创造价值就是生产出比自身价值V更大的价值即增量价值V，习惯上也称之为剩余价值即m，这只是劳动者生产的价值总量中的一部分。在价值的创造这个概念中，它突出强调了劳动者所发挥的主导性、主体性和创造性的作用。价值的转移是指劳动者将自身价值和生产资料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去的过程。价值的转移包括价值转移的主体和客体，价值的转移主体是劳动者，价值转移的客体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就价值的转移客体而言，被转移的价值的物质承担者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价值的转移离不开劳动者，也同样离不开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讲，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和劳动者就价值转移的作用而言是平等的。劳动者只是价值转移的惟一能动者和价值被转移的一个对象而已，即劳动者既是价值转移的主体又是价值转移的客体，它支配着被转移的价值按照既定的方式进行转移。在具体的一次价值生产过程中，被转移的价值量只是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即C+V的一部分。可见，价值的生产和价值的创造以及价值的转移有各自特定的内涵，劳动者生产的价值总量大于创造的价值总量，也大于转移的价值总量。
然而，许多政治经济学教材却是这样表述的:在商品价值的形成中，劳动者不仅“能创造出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价值，而且还能创造出一个大于劳动力价值的价值即剩余价值”。也有人认为:“价值的生产是指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新价值”，“所谓商品生产，就是这种价值的创造过程和使用价值或财富的创造过程的统一。这些观点都将价值的生产和价值的创造混在了一起。实际上，凡是被创造的肯定是针对过去不存在的、新产生的事物而言的，凡是被转移的肯定是针对已经存在的事物而言的。劳动者创造自身价值是在学习和生活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是在提供劳动之前就已经完成了的，是“一般过去时，’;而转移自身的价值是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完成的，是“一般现在时”。劳动者自身的价值早在劳动过程之前就已经形成，蕴藏在劳动者的个体之中。劳动者在一次劳动中，总要消耗自身的体力和脑力，总要使用自己的知识和技术，这正是劳动者价值转移的表现，而不是创造自身价值的表现。因此，正如创造不等于转移一样，价值的创造也不等于价值的转移。在这里，笔者无意咬文嚼字，但是转移和创造的确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价值的创造是针对新价值而言的，价值的转移是针对旧价值而言的;价值的生产过程既是价值的转移过程，也是价值创造的过程，价值的转移和价值的创造是价值生产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价值的生产过程就是价值的转移过程和价值的创造过程的统一，劳动者生产的价值量等于转移的价值量与创造的价值量之和。
二、价值的决定和实现
商品及其价值被生产出来之后，面临的问题是怎样在市场上实现其价值，这就涉及两个基本问题:价值的决定和价值的实现。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曾经提出了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马克思对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论述得比较清楚，但是，由于马克思还没有来得及校对第3卷就已经去世，因此，关于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含义和功能历来存在争论。这种争论主要是马克思曾经有如下表述:“事实上价值规律所影响的不是个别商品或物品，而总是各个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独立的社会生产领域的总产品;因此，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这不过是已经在单个商品上表现出来的同一规律，也就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它的交换价值的前提，从而也是它的价值的前提。“如果某种商品的产量超过了当时社会的需要，社会劳动时间的一部分就浪费掉了，……这些商品必然要低于它的市场价值出售……如果用来生产某种物品的社会劳动的数量和要满足的规模相适应，从而产量也和需求不变时再生产的通常规模相适应，那么，这种商品就会按照它的市场价值来出售。”据此，南开大学谷书堂教授首先提出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随后有许多学者认为，如果供求相等，商品按市场价值出售;如果供求不相等，则商品价值由总量产品内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这样，商品价值或商品的市场价格就由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这在国内《资本论》经济学的价格决定论中影响深远。目前，理论界基本达成共识: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生产单个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生产某种符合社会需要量的商品总量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按照这一共识，有人提出:“个量(或单位)商品的价值由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决定，总量商品的价值实现由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决定。”笔者也赞同这个观点，这个观点实际也涉及到价值的决定和价值的实现。
价值的决定包括两层涵义:一是价值量在生产领域的决定，即价值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决定，二是价值量在流通领域的决定，即价值在社会实现过程中的决定，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在生产领域，商品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商品进人流通领域之后，在尚未交换之前，这个价值量还只是潜在的尚未实现的个别价值，在交换中，通过市场供求和竞争，通过社会和市场的“无私评价”，这个潜在的价值或个别价值才有可能转变为该商品实现的价值。因此，某个商品中的第一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了这个商品在生产领域的价值，经过社会和市场“无私评价”后，如果该种商品顺利卖出，那么这个商品的价值量则变为在市场上实现的价值量。因此，商品在市场上实现的价值量是由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在生产领域的决定与商品供求无关，价值在流通领域的决定即商品价值的实现却与供求有关。
所谓价值的实现是指价值为生产者所有到价值为消费者所有的过程。商品从生产领域进人流通领域后，价值也自然进人了流通领域。在短缺经济时代，生产决定消费，价值一般能够按照价值规律迅速实现自身的价值，投人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基本上都是满足需求的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商品的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大体上等于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生产的价值量都能够转化为实现的价值量。然而，在过剩经济时代，消费决定生产，商品价值在市场上实现自身价值存在一定的困难，投人生产的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一定都是满足需求的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样，生产领域的价值量不一定都能够转化为消费领域的价值量。这种经济现象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大量存在。
总之，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了人们生产的价值多少，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了人们生产的价值在市场上实现了多少。生产的价值量不一定都是实现的价值量，因此，应该将价值的生产和价值的实现、价值的生产决定与价值的实现决定区分开来。
三、价值的分配与财富的分配
由于分配关系包含于生产关系，所以，从反映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看，社会分配应该反映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而价值正是反映生产关系的一个概念，因此，社会的分配关系应该包括价值分配。然而，从反映人与物之间的生产力角度看，社会分配又需要反映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财富或使用价值正是反映生产力的一个概念，因此，社会分配也应该包括财富的分配(或使用价值的分配)。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因此，经济学视野中的社会分配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从生产关系看，社会分配在本质上是价值的分配;从生产力的角度看，社会分配却表现为财富的分配，而且，人们一般所说的分配主要是指财富分配，而非价值分配。之所以经济学要讨论价值分配，盖源于讨论价值的分配有助于人们判断财富分配是否具有合法依据。
劳动价值论的含义范文第2篇
目前，我国理论界正在深入广泛地讨论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无论是在目前这场讨论中，还是在长期以来中外学者的研究中，对劳动价值论都提出了一系列的质疑和难题。其中有些难题在马克思著作中并无现成答案，应用传统理论也难以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这就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也孕育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我们应该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把劳动价值论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把创立了一百多年但至今未获应有发展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从各方面加以丰富和发展。为此，本文冒昧提出几个新理论和新公式，并尝试应用这些理论和公式，分析和破解关系到劳动价值论兴废存亡的几个问题。一、几个公式（一）价值决定公式——价值规律公式之一马克思关于价值决定的基本观点是：“只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马克思关于价值决定的这个观点是价值规律的首要内容。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是理论界通常所说的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下用个量t[，1]及其总量T[，1]表示）。对于t[，1]参与价值决定，在承认劳动价值论的学者中是没有争议的。但也许正因为没有争议，人们对t[，1]的认识一般也就没有深化、细化和量化。其实，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和社会实践，t[，1]包含着丰富的内涵和外延，有必要在认识上加以深化、细化和量化。从内涵来说，马克思所说的t[，1]至少包含着三个重要的规定：一是劳动时间，并且是有效劳动时间，是制造某种使用价值的劳动时间；二是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三是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基本上也就是社会平均的或中等的生产条件。后两个规定结合在一起，也就是社会平均的或中等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生产力（在这里，这两个概念完全一致，可以通用）。这样，商品的价值量（W）就是劳动时间（t）和劳动生产率或劳动生产力（N）的函数，即：W＝f（N，t）在这里，N又是由多种情况和要素决定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在这多种情况中的每一种，都是一种或一类生产要素，每种要素又都包含着许多方面和因素。具体说：第一，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可以说是劳动力要素（r），其中包括劳动者的德、智、体素质，这又取决于先天的体质和智力遗传因素、后天的教育和环境因素，特别是本人的主观努力以及这种努力的方向和程度等等。第二，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可以说是科学技术要素（e），其中包括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和应用程度，相关知识、信息的获取、传递、加工、贮存、应用水平，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所承载的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种类和含量等等。第三，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可以说是管理要素（g），其中包括微观的经营管理，宏观的经济、文化、教育、社会、政治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纪律、制度、政策、措施、分工、协作，以及由此形成的生产力系统。第四，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可以说是资本要素（c），其中包括资本的积累、积聚、集中、筹措、运作，生产资料的获取、配置、利用、更新改造等等。第五，自然条件主要是土地要素（d），完整地说应该包括人类自身的自然（已列入劳动力要素之中）和人类外部的自然，后者又包括土地、水源、森林、矿藏、日照、气候、其他动植物、生态环境等等。所有这些要素，都是劳动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从而都是商品价值量的决定性因素。仅以上述五项要素列入价值决定的关系式，可得出以下公式：W＝f（r，e，g，c，d，t）以上因素都影响到价值决定，其中有的是加和关系，有的是比例关系，有的是非加和性、非线性的关系。从外延来说，无论在中国在世界都存在着多层次的生产力，存在着多种不同的生产条件和劳动力条件。同一规格质量的产品都可能有多个不同的生产者向市场提供；这些生产者有的是个体，有的是企业；企业中有独资的，有合资的，有股份制的，有国有的。不同生产者会有不同的生产条件、劳动力条件和由此决定的不同的劳动生产率。这些生产者各自的个别劳动生产率（N）可能分别等于、大于或小于社会平均的劳动生产率（N[，1]），从而N与N[，1]的比值n（我们把n叫做相对劳动生产率或劳动生产率指数）可能分别等于1，大于1或小于1.即N＝N[，1]，N＞N[，1]，N＜N[，1]，亦即n＝1，n＞1，n＜1.但无论个别劳动生产率N和个别劳动时间t怎样不同，同一规格质量的产品投放到同一市场上价格都相同，从而社会价值W都相同。因而n值越高，在相同劳动时间t里产品产量越大，产品总价值也越大。于是就存在以下的数量关系和价值决定公式：W＝t[，1]＝nt当n不变或相同时，W与t成正比；当t不变或相同时，W与n成正比，即与N成正比，与N[，1]成反比；当W不变或相同时，t与n成反比。这就是说，当劳动生产率不变或相同时，商品价值量与劳动时间成正比；当劳动时间不变或相同时，商品价值量与相对劳动生产率即劳动生产率指数成正比，或者说与个别劳动生产率成正比，与社会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当商品价值量不变或相同时，也就是在等质等量商品中，包括单位商品中，所凝结的劳动时间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劳动生产率越高，所需劳动时间越少，反之则相反。因此，我们应该区别不同情况、不同概念的劳动生产率，来全面认识劳动时间、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三者关系；否则就会在这三者关系上纠缠不清，争论不休。在计算同类商品总量、部门商品总量、社会商品总量时，由于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总是根据所有个别劳动生产率的加权平均数计算的，因而这时n＝1，从而，W＝nT＝1T＝T.其中总劳动时间T＝∑t＝∑t[，1]＝T[，1].所以，无论是同类产品、部门产品还是社会总产品的总价值量总是等于耗费在产品中的总劳动时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论述了商品的价值量决定于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后，又在《资本论》第三卷进一步指出：“事实上价值规律所影响的不是个别商品或物品，而总是各个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独立的社会生产领域的总产品；因此，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7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必要的劳动时间，也就是理论界通常所说的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下用总量T[，2]和个量t[，2]表示）。显然，作为完整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仅对社会生产、对生产部门、对社会供给来说是必要的，而且对社会需求、对消费者及其购买力来说也是必要的；不仅要具有劳动耗费上的社会平均性，而且要具有劳动效果上的社会必需性，即具有两种含义上的社会必要性，也就是必须由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商品的社会价值。这就是说：“价值不是由某个生产者个人生产一定量商品或某个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由当时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市场上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需总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7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然后再根据从这样决定的商品总价值中所分摊到的部分决定单个商品的价值，即由“所生产的总价值除以产品数，决定个别产品的价值，而且个别产品只有作为总价值的这种相应部分才成为商品。”（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Ⅱ），1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因而，完整意义的社会价值，是由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某种商品社会必需总量（B）所必要的劳动时间（T[，2]＝Bt[，1]）决定该种商品实际生产总量（A）的实际总价值（W），并由从这个总价值中所分摊到的部分决定单个商品的实际市场价值（w），即由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t[，1]、T[，2]）共同决定商品的社会价值（包括总量价值W和单位商品价值w）。用计算公式表示，即：W＝T[，2]＝Bt[，1]＝B（T[，1]／A）＝（B／A）T[，1]＝b[，T]w＝W／A＝T[，2]／A＝Bt[，1]／A＝bt[，1]＝bnt其中，T[，1]＝T，为生产A量商品实际耗费的总劳动时间，t为单位商品个别劳动时间，n为相对劳动生产率或劳动生产率指数，b＝B／A为供求系数或产品需求率或产品稀缺率。上述公式把产品需求率b列为价值决定的一个重要变量，从而把供求关系列入了价值决定。而市场供求是复杂多变的，因此，“价值量不以交换者的意志、设想和活动为转移而不断地变动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这样，供求变动就决定了价值变动，进而决定了价格变动。从这种新观点来看，商品价格随着供求变动而上下波动，并不是商品价格与价值偏离，而正是有规律地必然地向价值接近，与价值相一致。再从供求变动趋势来看，“如果供求决定市场价格，那么另一方面，市场价格，并且进一步分析也就是市场价值，又决定供求。”（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2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这种供求与价格的相互作用，供求的价格弹性，会把供求、从而也把价值和价格拉向一个均衡点。这样，虽然在任何一定的场合供求都是不一致的，但是“就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的整体来看，供求总是一致的；不过这种一致只是作为过去的变动的平均，并且只是作为它们的矛盾的不断运动的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2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这时，A＝B即b＝1，因此，就一定时期整体来看，价值决定公式仍然应该是：W＝bT＝Tw＝bt[，1]＝t[，1]这个公式里，似乎b可以消失，不再发生作用，实际上这个公式成立的条件是b＝1即A＝B，亦即供求平衡，实际上供求在这里仍然是起作用的，而在其他任何一定的场合，供求都是不一致的，也就是A≠B，b≠1，从而b都不能消失，供求都起作用。总之，在以上价值决定公式中，既包含了实际劳动时间（t和T），又包含了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t[，1]和T[，2]）。在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中，既包含了劳动时间，又包含了劳动生产率因素。其中也就隐含了决定劳动生产率并进而决定劳动生产力的多种情况和多种生产要素，如劳动力、科学技术、经营管理、资本、土地等等要素。在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中，既包含了劳动时间，又包含了供求因素，既包含了生产过程、产品供给和劳动耗费因素，又包含了交换过程、产品需求和劳动效用因素，而在产品需求中也就隐含着产品的效用因素。因为没有效用也就不可能有需求，没有使用价值就不可能有价值；而且效用越大，越普遍，需求量也就越大，两者总是成正比。因此，这一公式既保留了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内核，又融合了效用论、供求论、生产要素论、生产费用论、积累劳动论的合理内核，从而这个公式是一个既坚持了劳动价值论基本观点、又综合了各种价值论合理因素的价值决定公式，它适用于产品个量价值和总量价值的计算，经得起生产和交换实践的检验。以这一公式为结合点和切入点，我们可以通过吸纳各种价值论的合理因素而使劳动价值论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并可以进一步探讨各种价值论（和以价值论为基础的经济学）的沟通和综合。（二）价格决定公式——价值规律公式之二马克思关于价格与价值关系的基本观点是：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是物化在商品内的劳动的货币名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1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是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的必然表现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1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由此可见，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是劳动时间，计量单位是时、分、秒；外在的价值尺度是货币、计量单位（以我国现行纸币来说）是元、角、分。商品的价格应该以商品的价值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马克思关于价格的这个观点，是价值规律的又一重要内容。有人由此认为，理论价格就等于价值，诸如1小时劳动＝10元之类的等式，在一些文章中时有所见，其实这些等式是不成立的。在这里，至少要加入一个单位劳动时间所创造的价值的货币转换系数h，才能使两边相等：如只有当h＝10元／小时劳动，才能使10元／小时劳动×1小时劳动＝10元。我们设商品价格为G，商品价值为W，货币系数为h，以上关系式可通化为价格决定公式：G＝hW＝hbt[，1]这里的价格只是一般理论价格，实际市场价格与这个价格还会有或多或少、或正或负的差价，这些差价有的是由不同地点、不同流通环节商品中包含着某些追加劳动、从而商品价值变动引起的，有的是由自然条件变化（如季节、气候变化）、市场竞争因素、国家政策因素、消费心理因素、社会时尚变化，以及种种偶然因素引起的（供求因素已被列入价值决定的内生变量，在此可不再列入）。其中由劳动量变动即价值变动引起的差价可纳入W之中，其余因素引起的价格变动和差价可用G表示，列入价格决定的一个子项，从而上式可完善为：G＝hW＋G其中G可大可小，可正可负，从社会总产品来看在一定时期可作为正负值互相抵销，也就是∑G＝0.从而使社会产品总价格仍然等于总价值、即总劳动时间乘上货币系数，即∑G＝∑hW＝h∑W＝h∑T.由此，h＝∑G／∑W＝∑G／∑T就一个国家一定时期（一般以一年计算）来说，G应该用全年全国劳动者国内生产净值计算，W或T应该用全年平均劳动者人数乘劳动者全年平均劳动时间计算。由于目前统计指标和数据上的局限性，G可以近似地用全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计算，W或T可以近似地用全年平均从业人数（R）乘从业人员平均劳动时间（T）计算，即：h＝GDP／RT通过不同年份的不同h值，可以计算出h值的年变化率h′。用计算公式表示，即：h′＝（h[，j]＋1）／h[，j]（其中j为基期年份）根据以上公式和有关统计资料，我们可以大体计算出一国h值和h′值。以我国近几年为例，可通过测算列出表1：表1中国h值测算表GDPRThh一年定期居民消费（亿元）（万人）（小时）（元/小时）（%）储蓄利率物价指数（%）（上年=100）1990185316390924401.191992266526555424401.67121.97.56106.41994467596719922403.11145.310.98124.11996678856885020244.87126.89.18108.31998783456995720245.53104.54.7799.22000894047115020006.28108.12.25100.4说明：T根据我国从1994年实行每周5.5天工作制、从1995年实行每周5天工作制、从1999年节日假由7天延长至10天计算。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01）》，《中国统计年鉴（1998）》
劳动价值论的含义范文第3篇
一、几个公式
（一）价值决定公式——价值规律公式之一
马克思关于价值决定的基本观点是：“只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马克思关于价值决定的这个观点是价值规律的首要内容。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是理论界通常所说的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下用个量t[,1]及其总量T[,1]表示）。对于t[,1]参与价值决定，在承认劳动价值论的学者中是没有争议的。但也许正因为没有争议，人们对t[,1]的认识一般也就没有深化、 细化和量化。其实，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和社会实践，t[,1]包含着丰富的内涵和外延，有必要在认识上加以深化、细化和量化。
从内涵来说，马克思所说的t[,1] 至少包含着三个重要的规定：一是劳动时间，并且是有效劳动时间，是制造某种使用价值的劳动时间；二是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三是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基本上也就是社会平均的或中等的生产条件。后两个规定结合在一起，也就是社会平均的或中等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生产力（在这里，这两个概念完全一致，可以通用）。这样，商品的价值量（W ）就是劳动时间（t）和劳动生产率或劳动生产力（N）的函数，即：
W＝f（N，t）
在这里，N又是由多种情况和要素决定的。 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在这多种情况中的每一种，都是一种或一类生产要素，每种要素又都包含着许多方面和因素。具体说：
第一，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可以说是劳动力要素（r）， 其中包括劳动者的德、智、体素质，这又取决于先天的体质和智力遗传因素、后天的教育和环境因素，特别是本人的主观努力以及这种努力的方向和程度等等。
第二，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可以说是科学技术要素（e），其中包括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和应用程度，相关知识、 信息的获取、传递、加工、贮存、应用水平，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所承载的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种类和含量等等。
第三，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可以说是管理要素（g）， 其中包括微观的经营管理，宏观的经济、文化、教育、社会、政治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纪律、制度、政策、措施、分工、协作，以及由此形成的生产力系统。
第四，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可以说是资本要素（c）， 其中包括资本的积累、积聚、集中、筹措、运作，生产资料的获取、配置、利用、更新改造等等。
第五，自然条件主要是土地要素（d）， 完整地说应该包括人类自身的自然（已列入劳动力要素之中）和人类外部的自然，后者又包括土地、水源、森林、矿藏、日照、气候、其他动植物、生态环境等等。
所有这些要素，都是劳动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从而都是商品价值量的决定性因素。仅以上述五项要素列入价值决定的关系式，可得出以下公式：
W＝f（r，e，g，c，d，t）
以上因素都影响到价值决定，其中有的是加和关系，有的是比例关系，有的是非加和性、非线性的关系。
从外延来说，无论在中国在世界都存在着多层次的生产力，存在着多种不同的生产条件和劳动力条件。同一规格质量的产品都可能有多个不同的生产者向市场提供；这些生产者有的是个体，有的是企业；企业中有独资的，有合资的，有股份制的，有国有的。不同生产者会有不同的生产条件、劳动力条件和由此决定的不同的劳动生产率。这些生产者各自的个别劳动生产率（N）可能分别等于、 大于或小于社会平均的劳动生产率（N[,1]），从而N与N[,1]的比值n（我们把n 叫做相对劳动生产率或劳动生产率指数）可能分别等于1，大于1或小于1。即N＝N[,1]，N＞N[,1]，N＜N[,1]，亦即n＝1，n＞1，n＜1。但无论个别劳动生产率N和个别劳动时间t怎样不同，同一规格质量的产品投放到同一市场上价格都相同，从而社会价值W都相同。因而n值越高，在相同劳动时间t 里产品产量越大，产品总价值也越大。于是就存在以下的数量关系和价值决定公式：
W＝t[,1]＝nt
当n不变或相同时，W与t成正比；当t不变或相同时，W与n成正比，即与N成正比，与N[,1]成反比；当W不变或相同时，t与n成反比。 这就是说，当劳动生产率不变或相同时，商品价值量与劳动时间成正比；当劳动时间不变或相同时，商品价值量与相对劳动生产率即劳动生产率指数成正比，或者说与个别劳动生产率成正比，与社会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当商品价值量不变或相同时，也就是在等质等量商品中，包括单位商品中，所凝结的劳动时间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劳动生产率越高，所需劳动时间越少，反之则相反。因此，我们应该区别不同情况、不同概念的劳动生产率，来全面认识劳动时间、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三者关系；否则就会在这三者关系上纠缠不清，争论不休。
在计算同类商品总量、部门商品总量、社会商品总量时，由于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总是根据所有个别劳动生产率的加权平均数计算的，因而这时n＝1，从而，W＝nT＝1T＝T。其中总劳动时间T＝∑t＝∑t[,1]＝T[,1]。所以，无论是同类产品、部门产品还是社会总产品的总价值量总是等于耗费在产品中的总劳动时间。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论述了商品的价值量决定于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后，又在《资本论》第三卷进一步指出：“事实上价值规律所影响的不是个别商品或物品，而总是各个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独立的社会生产领域的总产品；因此，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5卷，7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必要的劳动时间，也就是理论界通常所说的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下用总量T[,2]和个量t[,2]表示）。显然，作为完整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仅对社会生产、对生产部门、对社会供给来说是必要的，而且对社会需求、对消费者及其购买力来说也是必要的；不仅要具有劳动耗费上的社会平均性，而且要具有劳动效果上的社会必需性，即具有两种含义上的社会必要性，也就是必须由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商品的社会价值。这就是说：“价值不是由某个生产者个人生产一定量商品或某个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由当时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市场上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需总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7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然后再根据从这样决定的商品总价值中所分摊到的部分决定单个商品的价值，即由“所生产的总价值除以产品数，决定个别产品的价值，而且个别产品只有作为总价值的这种相应部分才成为商品。”（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Ⅱ），1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因而，完整意义的社会价值，是由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某种商品社会必需总量（B ）所必要的劳动时间（T[,2]＝Bt[,1]）决定该种商品实际生产总量（A）的实际总价值（W）， 并由从这个总价值中所分摊到的部分决定单个商品的实际市场价值（w），即由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t[,1]、T[,2]）共同决定商品的社会价值（包括总量价值W和单位商品价值w）。用计算公式表示，即：
W＝T[,2]＝Bt[,1]＝B（T[,1]／A）＝（B／A）T[,1]＝b[,T]
w＝W／A＝T[,2]／A＝Bt[,1]／A＝bt[,1]＝bnt
其中，T[,1]＝T，为生产A量商品实际耗费的总劳动时间，t为单位商品个别劳动时间，n为相对劳动生产率或劳动生产率指数，b＝B／A为供求系数或产品需求率或产品稀缺率。
上述公式把产品需求率b列为价值决定的一个重要变量， 从而把供求关系列入了价值决定。而市场供求是复杂多变的，因此，“价值量不以交换者的意志、设想和活动为转移而不断地变动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这样，供求变动就决定了价值变动，进而决定了价格变动。从这种新观点来看，商品价格随着供求变动而上下波动，并不是商品价格与价值偏离，而正是有规律地必然地向价值接近，与价值相一致。
再从供求变动趋势来看，“如果供求决定市场价格，那么另一方面，市场价格，并且进一步分析也就是市场价值，又决定供求。”（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213页，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4。）这种供求与价格的相互作用，供求的价格弹性，会把供求、从而也把价值和价格拉向一个均衡点。这样，虽然在任何一定的场合供求都是不一致的，但是“就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的整体来看，供求总是一致的；不过这种一致只是作为过去的变动的平均，并且只是作为它们的矛盾的不断运动的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2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这时，A＝B即b＝1，因此，就一定时期整体来看，价值决定公式仍然应该是：
W＝bT＝T
w＝bt[,1]＝t[,1]
这个公式里，似乎b可以消失，不再发生作用， 实际上这个公式成立的条件是b＝1即A＝B，亦即供求平衡，实际上供求在这里仍然是起作用的，而在其他任何一定的场合，供求都是不一致的，也就是A≠B，b≠1，从而b都不能消失，供求都起作用。
总之，在以上价值决定公式中，既包含了实际劳动时间（t和T），又包含了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t[,1]和T[,2]）。在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中，既包含了劳动时间，又包含了劳动生产率因素。其中也就隐含了决定劳动生产率并进而决定劳动生产力的多种情况和多种生产要素，如劳动力、科学技术、经营管理、资本、土地等等要素。在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中，既包含了劳动时间，又包含了供求因素，既包含了生产过程、产品供给和劳动耗费因素，又包含了交换过程、产品需求和劳动效用因素，而在产品需求中也就隐含着产品的效用因素。因为没有效用也就不可能有需求，没有使用价值就不可能有价值；而且效用越大，越普遍，需求量也就越大，两者总是成正比。因此，这一公式既保留了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内核，又融合了效用论、供求论、生产要素论、生产费用论、积累劳动论的合理内核，从而这个公式是一个既坚持了劳动价值论基本观点、又综合了各种价值论合理因素的价值决定公式，它适用于产品个量价值和总量价值的计算，经得起生产和交换实践的检验。以这一公式为结合点和切入点，我们可以通过吸纳各种价值论的合理因素而使劳动价值论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并可以进一步探讨各种价值论（和以价值论为基础的经济学）的沟通和综合。
（二）价格决定公式——价值规律公式之二
马克思关于价格与价值关系的基本观点是：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是物化在商品内的劳动的货币名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1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是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的必然表现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1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由此可见，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是劳动时间，计量单位是时、分、秒；外在的价值尺度是货币、计量单位（以我国现行纸币来说）是元、角、分。商品的价格应该以商品的价值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马克思关于价格的这个观点，是价值规律的又一重要内容。有人由此认为，理论价格就等于价值，诸如1小时劳动＝10元之类的等式， 在一些文章中时有所见，其实这些等式是不成立的。在这里，至少要加入一个单位劳动时间所创造的价值的货币转换系数h，才能使两边相等：如只有当h＝10元／小时劳动，才能使10元／小时劳动×1小时劳动＝10元。我们设商品价格为G，商品价值为W，货币系数为h，以上关系式可通化为价格决定公式：
G＝hW＝hbt[,1]
这里的价格只是一般理论价格，实际市场价格与这个价格还会有或多或少、或正或负的差价，这些差价有的是由不同地点、不同流通环节商品中包含着某些追加劳动、从而商品价值变动引起的，有的是由自然条件变化（如季节、气候变化）、市场竞争因素、国家政策因素、消费心理因素、社会时尚变化，以及种种偶然因素引起的（供求因素已被列入价值决定的内生变量，在此可不再列入）。其中由劳动量变动即价值变动引起的差价可纳入W之中，其余因素引起的价格变动和差价可用G表示，列入价格决定的一个子项，从而上式可完善为：
G＝hW＋G
其中G可大可小，可正可负， 从社会总产品来看在一定时期可作为正负值互相抵销，也就是∑G＝0。从而使社会产品总价格仍然等于总价值、即总劳动时间乘上货币系数，即∑G＝∑hW＝h∑W＝h∑T。
由此，h＝∑G／∑W＝∑G／∑T
就一个国家一定时期（一般以一年计算）来说，G 应该用全年全国劳动者国内生产净值计算，W或T应该用全年平均劳动者人数乘劳动者全年平均劳动时间计算。由于目前统计指标和数据上的局限性，G 可以近似地用全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计算，W或T 可以近似地用全年平均从业人数（R）乘从业人员平均劳动时间（T）计算，即：
h＝GDP／RT
通过不同年份的不同h值，可以计算出h值的年变化率h′。用计算公式表示，即：
h′＝（h[,j]＋1）／h[,j] （其中j为基期年份）
根据以上公式和有关统计资料，我们可以大体计算出一国h值和h′值。以我国近几年为例，可通过测算列出表1：
表1 中国h值测算表
GDP
R
T
h
h' 一年定期 居民消费
(亿元) (万人) (小时) (元/小时) (%) 储蓄利率 物价指数
(%)
(上年=100)
1990 18531 63909 2440
1.19
1992 26652 65554 2440
1.67 121.9 7.56
106.4
1994 46759 67199 2240
3.11 145.3 10.98
124.1
1996 67885 68850 2024
4.87 126.8 9.18
108.3
1998 78345 69957 2024
5.53 104.5 4.77
99.2
2000 89404 71150 2000
6.28 108.1 2.25
100.4
说明：T根据我国从1994年实行每周5.5天工作制、从1995年实行每周5天工作制、从1999年节日假由7天延长至10天计算。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01）》，《中国统计年鉴（1998）》。
以上测算结果表明，h、h′都是客观存在、可以计算的，h 值实际上是以货币计算的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h′ 部分地反映着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的变化，部分地反映着货币币值的变化，h′ 值与物价指数和利率水平都存在着正比例或正相关关系。h′ 值变化表明，同量劳动在不同年份会对象化为不同的货币量，其货币量一般会逐年增加；反之，同量货币在不同年份会代表着不同劳动量，其劳动量（从而价值量）会逐年减少。由此可见，一定量货币、投资额会发生有形无形贬值，给予适当利息补偿是必要的、合理的。
以上的价格决定公式，也就是价格与价值的关系式。这个公式表明，价格与价值并不直接等同而有明显区别，同时又有密切联系，具有正比例或正相关的关系，归根到底，价格是现象，价值是本质，价格是形式，价值是内容。正如列宁所说：“价格是价值规律的表现。价值是价格的规律，即价格现象的概括表现。”（注：《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0卷，194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但在传统理论上总是把供求关系排除在价值决定之外，把投资利息排除在价值构成之外，这样就使价格与价值越来越远，使价值越来越成为不可捉摸的东西，使等价交换只能成为偶然现象，使价值规律不具有客观性、普遍性、稳定性、重复性，也就不成其规律；相反，不等价交换才具有客观性、普遍性、稳定性、重复性，从而具有规律性。现在我们通过以上价值决定和价格决定的理论和公式的确立和推导，价格与价值、理论与实践就能无限接近，趋向一致，价值范畴就能从价格形式上经常得到反映，使价值真正成为价格的规律，使价格真正成为价值规律的表现，使劳动价值论具有广泛的解释力和说服力。
（三）劳动价值论视域的利息理论和利息率公式
劳动价值论的含义范文第4篇
科学发展观具有如此丰富的意义，其带根本性的意义是什么？是：以最小耗费获得最大效果。没有这种效率性，及它所带来的大量廉价财富，就不可能有足够的条件去维持科学发展观的其它意义所表征的现实性，比如，就不可能维护好社会协调和谐地发展，就不可能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发展是硬道理”的意义，从经济学来说就是生产出大量廉价财富以供给社会需要，减小人们的“生存竞争”程度，减少社会矛盾，维持社会更高水平的生活。
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论并非是无中生有地产生，回顾中国经济学发展史，我们也曾经见到这种价值论的核心构想的表述。这个表述就是中国已故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所表达并一贯强调的价值观。孙冶方主张“社会主义经济应从产品两重性(使用价值和价值〕分析起：价值是生产费用(劳动花费)对效用的关系；价值这个概念应贯穿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各个篇章：用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经济效果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红线”。(《中国大百科全书》光盘[1•1版]，《经济学》，“孙冶方”条目)“用最少消耗取得最大效果”，就是科学发展观价值论的核心思想与基本精神。在此将孙冶方的“劳动消耗”改为“消耗”(或称“耗费”)，以使这种消耗(耗费)的意义扩大化，从而使“最小消耗”包括到人类劳动以外，包括到所有自然资源中去，这并非是没有意义的。在此同时，所有的资源耗费，都可以归结到人类劳动的耗费上面，都可以归结为人类所付出的代价耗费。因为资源的耗费，体现为人类为寻找、开采、使用与修复所遭到损害的环境所耗费去的人类劳动，体现为人们今天和将来不得不为资源问题支付更多的费用，从而支付更多的劳动时间，损失更多的增进生活的条件。同样，将“最大经济效果”改为“最大效果”，也具有相应意义，因为，“最大效果”并不仅仅包含经济效果的最大化，而且也包含社会效果的最大化。
今天，针对中国经济的粗放方式，针对“黑色增长方式”，我们更迫切需要强调这个“最小消耗”，以最节省资源的方式而获得最大的经济效果。
二
科学发展观价值论强调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一个方面是“最小耗费”，另一个方面是“最大效果”。它的统一体就是：用最少耗费取得最大效果。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两者共同具有的“生产率”观念是相吻合的，它就是“一定成本支出能够获得更多产量”这种“提高生产率”的另一种表达形式。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枢纽”就是“劳动二重性”。因为它揭示并强调了：在纷繁复杂的各种具体的有用劳动形态中，存在着人类劳动的一种共性，即耗费性，这种劳动耗费性普遍地抽象地存在于所有这些具体的有用劳动形态中，所以又称为“抽象劳动”。可见，我们不能将劳动二重性单纯理解为“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而要理解成“有用劳动”与“耗费劳动”。其中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侧重点是“耗费劳动”而不是“有用劳动”，它是通过有用劳动去揭示耗费劳动的存在与作用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实质，是研究人类耗费劳动的付出及其补偿的问题。
按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所表述过的“商品的价值与生产出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原理，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的“价值”意义，实际上是人类耗费劳动的凝结与物化，而不是有用劳动的体现(当然，在他看来，劳动必须是有
用的，才能形成价值)。由于耗费劳动的“单位耗费性”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下降，因此得出上述“反比”原理。所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的“价值”意义，与科学发展观价值论中的价值意义是吻合的，它们都揭示了价值是人类耗费劳动的凝结与物化形式。
不过，需要发展的是：劳动价值论中的“价值”概念对“用最少消耗取得最大效果”中“效果”这方面的意义并不充分。所谓“效果”(首先是经济效果)，首先是指产品的效用(使用价值)方面，然后指在一定产品效用前提下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如通过交换所实现的利润等；再后指经济效果所带来的社会效益。而一般被人们看成与劳动价值论相对应的“效用价值论”则相反，它侧重于产品的效用方面而忽视其“消耗”方面。在价值论领域，不仅效用价值论，而且要素价值论也侧重于产品效用方面，但对产品的消耗方面有所忽视(不过也有人从消耗对人的“负效用”角度来将效用的意义扩展到“消耗”性上，并且试图以此整合与取代劳动价值论)。与之相对应的是劳动价值论与成本价值论，它们侧重消耗方面而忽视效用方面。科学发展观价值论，由于以“用最少消耗取得最大效果”为核心思想，所以对这两方面的价值意义具有必然性的整合。因此它既是劳动价值论的发展，也包含着效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等等理论的合理内核。
今天，“机器创造价值”的要素价值论对劳动价值论形成了很大的“攻势”，它以日新月异的科技因素之巨大作用来证明，马克思“商品的价值与生产出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成反比”的反比原理是不对的，因为，通过科技力量所形成的更高劳动生产率，使产量大幅提高，从而创造了更大价值与更大利润。但是，要素价值论中侧重于“效用”的价值观与劳动价值论中侧重于“消耗”的价值观，是不一致的，它们的“价值”所指称的对象并不相同。在劳动价值论看来，由于科技的作用而提高了生产率，从而使单位耗费所生产的产量更大了，每个产品所包含的(“消耗”意义的)价值必然缩小；所以我们才看到：每当社会生产率提高，相应产品的价格就会下降。而在要素价值论看来，由于科技作用使产量提高，产品所包含的总使用价值量增大了，因此，科技能够创造更大(“效用”意义的)价值就非常明显，不容否定。可见，这两种经常显得对立的价值论，实际上各有自己的道理与合理性，也各有自己的存在地位，自己的局限性，不可越位与错位。不过，它们之间的一个交叉点则构成了两者矛盾之处，因为：更高的产量是否一定意味着更大的市场价值与利润总量呢？要素价值论希望看到更大的产量具有更大的市场价值与利润总量，但劳动价值论却证明，无论产量大小，其市场价值都是不变的，因为它所耗费的人类劳动(包括物化的人类劳动形态)不变。这一点也是马克思所明确指出的，比如他上述的“反比论”就包含着这个意义。
三
劳动价值论的含义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50年来，中国学术界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大范围讨论约有五次，包括涉及“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值规律”和“生产劳动”等劳动价值论基本内容的前三次讨论，20世纪90年代初期关于“价值创造源泉”问题、世纪之交由深化劳动和劳动价值论认识再掀热潮的后两次讨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不断完善的今天，只有结合新的实践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才能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基石，也是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基础理论之一;在过去一个半世纪的历史长河中，由这一著名理论引起的各种纷争从未停止过。自1949年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大范围讨论约有五次，争论主题分别依据了不同历史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实践不断对经济理论提出的新课题和新任务而层层推进。今天，面对市场经济改革进程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重新认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新的意义，不仅关系到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实践，也是新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
一、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五次大讨论
(一)20世纪50 —60年代对社会主义制度下“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两次讨论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解释“价值”一词时引出的概念。马克思指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第3卷阐述“流通中的价值规律”时，马克思又从社会需求角度提出了另一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价值“是由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由当时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市场上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须总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是在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或市场生产价格的形式上表现出来的。”(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般来讲，人们讨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时关注的都是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第二种含义较少过问。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很多实际情况与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最初设想还有很大差距;在这种背景下，要真正实现“按劳分配”、即按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分配消费品显然是不现实的，也不可避免地造就了平均主义、“大锅饭”现象。这些问题的出现，迫使当时一些理论工作者不得不从马克思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着手，重新思考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规律究竟应当如何运作的问题。
1955年，南开大学的魏埙、谷书堂两位学者共同完成了《价值法则在资本主义发生与发展各个不同阶段上的作用》这一课题的研究，第一次涉及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所谓社会必要劳动量，我们认为应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从单位商品的生产来看，那是在一定期间生产该种商品的生产部门之平均条件下的支出;另一方面，从每一种商品总量的生产上看，那就是用在该种商品之生产的社会劳动的总支出，必须与对该种商品社会所需要的量相适合。前者依以说明同种或同一部门商品生产者的分化，后者依以说明社会劳动在不同生产部门间的比例分配。”两位作者首次提出“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价值”的观点，在我国经济学界引起了一定反响，并促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范围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价值规律方面的论战。归纳起来，当时讨论的观点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我国学术界长期流行的观点，认为价值由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第二种含义仅制约价值实现而不参与价值决定、即“实现论”，主要学者有宋承先、邓翰维、洛耕漠等。第二种观点，试图从新古典理论角度把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市场供求决定因素，并用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来解释现实供求问题、即“决定论”，主要学者有何安、孙英武、王振之等。第三种观点，认为价值由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共同决定，即“共同决定论”，在我国理论界主要由魏埙、谷书堂、吴树青等人提出，并从各个角度作了论证。
1962年，由谷书堂、林兆木和吴宣恭三位学者共同发表的论文《试论价值决定与价值实现》(以下简称《试论》)，又一次引起了我国理论界的大讨论。三位作者指出，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供求的变化对商品价值量的规定只起着间接的影响作用”，“所谓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只是为一个部门价值的实现规定了一个界限，它并不直接决定价值的形成，而只是决定价值的实现。”显然，这一说法否定了魏、谷二人在50年代后期提出的“共同决定论”观点。《试论》发表不久，谷书堂等三人经过反复思考和讨论，认为“实现论”和“共同决定论”都有不同程度的片面性，因而又于同年7月29日在《光明日报》联名发表了《关于价值决定与价值实现问题的再认识》，提出了与《试论》不同的观点。文章认为，在社会确定的需要发生变化、而生产条件尚未变化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只由提供满足社会确定需要的商品量的那些生产条件按照一定的社会平均决定。所谓另一种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按社会对某种商品确定的需要而分配在某个部门的劳动时间，就不只是为一个部门价值的实现规定一个界限，而是为该种商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确定划定一个界限。正是在这个界限内，通过商品生产者的竞争，各种生产条件的个别劳动时间才能形成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决定该部门单位商品的价值量。
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打断了这场学术上的争论。直到1982年谷书堂等人《对价值决定和价值规律的再探讨》一文发表[5]，才又拉开了重提价值决定问题的序幕。通过重新补充一些新的理论资料，谷书堂等人指出，决定价值的必要劳动时间即是指单个商品生产上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总体上看，它就是符合某种社会需要的商品的总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从而回到了“共同决定论” 的观点。该文的发表，再一次引起了我国理论界的强烈反响。到目前为止，以上讨论均没有一个完全一致的意见，但这场争论却对后来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它从经济理论体系上证明了马克思经济学的价值决定理论并不排除市场供求具有的决定作用;另一方面，它又从实践角度指出了过去一概按照实际生产费用计算产值、从而必然导致大量没有实现的“价值”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在理论上的反映，为下一步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打下了良好基础。
(二)20世纪80年代初期关于“生产劳动”的大讨论
1978年的改革开放给新中国的学术争论带来了活力，我国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也迫切需要各种理论做出回应，由此引发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有关生产劳动的大讨论。争论的焦点是，形成价值的生产劳动应不应当包括非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并在我国理论界逐步形成了所谓“宽派”和“窄派”的不同观点。
争论首先由宽派代表人物、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引发。他在发表于1981年《中国经济问题》的文章中，提出只要参与物质产品生产行业的劳动都属于生产劳动。文章具体分析了社会主义制度生产劳动包括的范围，如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生产满足社会消费需要的劳动、从事产品交换和分配的劳动、生产精神产品的劳动、教育的劳动、用于环保和改善环境的劳动等，认为都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窄派代表人物是我国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先生。他在同年《经济学动态》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只能是物质生产劳动。他认为一些同志之所以表示教育、科研、文艺、服务业等行业都属于生产劳动，一是想引起社会的重视，二是想为20世纪末每人1 000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找一个与外国可比的口径。他认为两个用意虽好，但若因此把这些劳动视为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会对我们的工作造成干扰，如混淆物质和精神、混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混淆生产和消费、混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混淆劳动力价值和劳动力创造的价值等。
这次关于生产劳动的宽派与窄派之争，实质上是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劳动生产性问题;或者说，是什么劳动创造社会财富(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对于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价值形成的源泉而言，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三)20世纪9。年代初期关于“价值创造源泉”的讨论
进人20世纪90年代以来，前苏联和东欧剧变、美国“新经济”的繁荣以及中国现阶段多种经济形式的并存发展和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等现实特点，都与马克思当年生活的时代有着千壤之别。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学术界展开了新一轮对“价值创造源泉”的讨论。争论的发端，源自于谷书堂教授在1989年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中对价值理论的新见解。对此，中央党校苏星教授在1992年发表的《劳动价值论一元论》一文中提出不同意见与之商榷。以此为契机，引发了一场由“苏谷之争”到价值“一元论与多元论”讨论的高潮，争论的焦点在于物化劳动是否也创造价值、按要素分配是否合理等。
在《通论》中，谷书堂等人提出理解劳动价值论的几个新观点:(1)“说社会必要劳动创造价值与说劳动自身的生产力与劳动的资本生产力以及劳动的土地生产力共同创造价值，都是符合劳动价值论的。”(2)“物质生产领域和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都创造社会财富，都形成价值。”(3)“工资、利息、地租不过是根据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所作的贡献而给予这些要素所有者的报酬，……或简称按贡献分配”。苏星教授认为，这种按贡献分配的观点不符合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而是非劳动生产要素决定价值的多元论。他强调只有活劳动才能创造价值，物化劳动只是转移价值;强调只有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才创造价值;强调只有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能决定价值，非劳动生产要素不能决定价值。对此，谷书堂、柳欣两位学者于1993年撰文《新劳动价值论一元论》以示回应。文章认为，当讨论商品经济的价值决定时，关键是说明生产者之间由劳动生产率差别导致的利益冲突，这要求必须说明使用价值的生产及其技术条件。因此，在明确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具体规定和价值是社会财富的计量单位后，说这些生产力共同创造价值是符合劳动价值论的。
厦门大学的钱伯海教授则主张“物化劳动创造价值”，其观点为:(1)生产诸要素共同创造价值，“从社会看的活劳动创造价值三从企业看的物、活劳动共同创造价值”;(2)科技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先进设备可以创造出比旧设备多得多的价值和剩余价值”;(3)由于生产诸要素共同创造价值，所以“按资分配，给以相应的报酬并不存在剥削问题”。
“新的劳动价值论一元论”和“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一经提出，很多学者提出了异议。如西北大学的何炼成教授发表文章表示同意苏星教授，认为“非劳动生产要素也创造价值的观点是错误的。”文章指出，劳动生产率是指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的能力，主要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以及劳动的自然条件和劳动的社会力量;如果是指劳动产品的价值，则不论是劳动产品的个别价值还是社会价值，都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中国人民大学吴易风教授也认为，谷、钱等人在研究思路上陷人了类似斯密的理论陷阱，即劳动价值论只适用于简单商品生产，而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商品价值分解为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而漏掉了不变资本，即著名的“斯密教条”。这使得谷、钱二位学者分辨不清使用价值的生产和价值的生产、价值创造和价值占有等问题。这场争论最终并无定论，但适时拓宽劳动价值论的内涵以应对新形势的需要这一趋势，在当时无疑成为一种新的解释方法。
(四)新世纪之初在二深化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下展开的新一轮讨论
世纪之交，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再次掀起了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学习和讨论的热潮。这次讨论具有两个鲜明的时代特点:一是从深化对当代劳动的认识人手，探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新特点;二是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形成源泉问题，提出深化对劳动价值论认识的各种新见解。
1.对深化劳动的认识第一，物化劳动是杏创造价值。厦门大学的钱伯海教授强调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否则“科技是生产力就不能成立”，“相对剩余价值包括超额剩余价值就无从得来”，“商品二因素和劳动二重性就不能存在”;所以，“创造价值不等于增加价值”，即“社会劳动创造价值。”第二，生产要素是否创造价值。北京大学的晏智杰教授认为，除劳动之外的土地、资本、企业经营管理、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都具有生产性，都是对商品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形成和增加不可缺少的因素。中国人民大学的吴易风教授对此提出了批评。他认为生产要素创造价值的理论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相对立的，目前这些观点的出现正是注重市场经济表面现象、而忽视现象背后劳动创造价值本质的结果。第三，第三产业劳动是否创造价值。北京大学的萧灼基教授认为，现今情况与过去相比发生很大变化，只有扩大生产劳动范围，把第三产业的劳动当作创造价值的劳功，才能有利于第三产业发展。中山大学的李江帆通过提出两个条件论证了上述观点，“(1)创造出使用价值(不管是实物形式还是非实物形式);(2)用于交换。服务劳动既然创造出用于交换的非实物使用价值，就应该创造价值。”北京师范大学的白暴力则认为，并不是所有第三产业劳动都创造价值。“如律师的服务、金融和保险等行业都不创造价值”;相反，“只有生产社会中多数人需要对象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才创造价值。”第四，科学技术是否创造价值。西南财经大学的刘诗白教授提出“科技创新劳动”创造价值，认为这种劳动是以拥有科学知识高积累和高创造能力的科技人才进行的一种高度社会化劳动，因此能够比一般复杂劳动创造更多价值。中国人民大学吴易风教授则认为，在商品生产中，新知识、新科技在进人劳动过程的同时可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但并不进人价值形成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因而并不创造价值。
2.对深化劳动价位论的认识第一，关于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问题。南开大学的谷书堂教授不同意“价值创造决定价值分配”的观点，认为“社会分配的是满足人们各种需要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是物质财富，是使用价值。从表面上看，它是以货币形式即价值形式分配，但这只是测定分配数量的尺度，分配的实际内容则是物质产品，是用以满足人们各种消费的需要。”南京大学洪银兴教授也认为，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不是同一层面问题，价值创造与劳动相关，价值分配与要素所有权相关。所以，不能依据是否参与价值创造确定参与分配，也不能根据是否参与分配而论证是否参与价值创造。第二，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剩余价值与剥削问题。南开大学逢锦聚教授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是全体人民代表，通过税收等形式对剩余价值的占有归根结底用于人民，不存在剥削问题;个人、私营企业主即使占有他人剩余价值，只要他们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初始用于投资的资本来源正当，也不能算是剥削;至于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投资占有的剩余价值，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有剥削性质，但只要其经营活动合乎国际惯例、遵守中国法律，也应受到鼓励和保护。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教授强调，对私营企业主是否存在剥削问题应重新思考。我国的政策界定雇工8人以下是个体工商户，是劳动创造价值而不存在剥削;雇工一旦在8人以上，就认为存在剥削。他认为这完全是误解，8人标准来自马克思在特定条件下的特定例子，而我们现实生活与之区别很大，所以不能简单套用这个标准。
二、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争论的简要评析
综上所述，我国经济学界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50年间的五次讨论，留给人们的思考和关注是深刻隽永而又经久不息的。总的来说，争论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即在尊崇科学指导思想的基础上，跟随时代的变化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今天，在新的历史时期更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目前应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生产性劳动。长期以来，传统价值理论只承认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创造价值，否定非物质生产劳动也创造价值，这其实是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误解，马克思生产劳动的概念应随社会发展变化而不断拓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各种有用的、实现社会需要商品的劳动，都创造了社会财富、并形成社会价值，因而都应是生产劳动。
第二，生产要素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价值创造的实体是抽象劳动，劳动者的劳动是一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源泉;价值形成是回答劳动力如何与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形成价值，在形成价值过程中各要素发挥什么作用。其中，劳动力创造价值的过程必须与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所以，尽管劳动以外的其他要素不创造新价值，其作用只是将旧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但它们是价值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第三，科学技术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一方面，伴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深刻变化，科学技术在使用价值生产方面不断发挥重要作用，掌握作为使用价值生产源泉的科学技术的劳动，在逻辑上也应是价值源泉，即承认掌握科学技术的劳动创造价值与承认活劳动创造价值具有一致性;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又能通过劳动者的劳动凝结到具有更高效率的生产要素中，并通过要素效率的提高改善劳动对象和劳动手段，从而为价值形成、价值创造提供良好条件。
第四，社会主义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关系。从马克思按劳分配本意看，按劳分配主要由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本条件决定，其实现包括生产力发展水平、消除商品货币关系等条件的严格限制。当这些条件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时，必然要求有另外的分配形式作为补充。所以，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同时还要按生产要素分配，必须明确两点:(1)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分配制度的根本决定因素;(2)必须把我国现阶段的分配关系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考察，承认生产要素也参与分配归根到底由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