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价年度工作总结范文第1篇

1.人才队伍的考核评价制度仍需完善

2004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为规范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修订出台了《中国人民银行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办法》,对专业技术人员的资格、聘任、考核、奖惩、待遇、培训、监督、档案等都做了原则性的规定。在此基础上，总行又下发了《中国人民银行专业技术资格管理暂行规定》等四个暂行规定，上述实施办法构成了目前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制度的原则性框架。但基层央行在具体实施和实践中，缘于技术岗位、职能部门和专业系列之间的不同，造成事实上的专业工作内容的差异性和复杂性。实践中如何对专业技术人员的基本条件、学识水平、专业能力、实际工作经验等进行全面衡量、科学评价，缺乏细化的人才评价标准和评估手段。同时，专业技术人员竞聘工作的操作流程也需要进一步科学规范。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对专技人员的科学量化评判，竞聘工作开展才有明确的标准导向和制度依据。

2.人才队伍的聘任机制尚需健全

不可否认，基层央行在专业技术职务的聘任工作中仍存在业绩和能力导向不甚突出、通过专技评委会的推荐依据不够充分科学和“能上不能下”等诸多现状，聘任机制较为薄弱，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人才队伍的活力。2011年央行开展工资收入改进完善工作，对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的收入政策倾向明显，聘与未聘尤其是中级职称对专业技术人员的工资待遇影响在不断加大。但目前总行的专业技术管理制度规定，对专业技术职务聘任采取比例限制方式，这就使得基层央行待聘人数与可聘职数的矛盾更加凸显。例如，2014年常州中支行已具备中级专业技术资格未聘者已达16人，而可聘职数仅5个。毋庸质疑，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健全评聘机制，突出能力和业绩导向，使仅有的职教用得其所就显得尤为重要。

3.专技人员的履职贡献度亟待提高

目前中常州支行的专业技术队伍是较为庞大的群体，在聘专业技术人员126人，占全体在职人员的83%。但是从工作成效看，专业技术人员较之行政人员，专业职能意识不是很强。在职业履职岗位上发挥争先进位、高效履职作用发挥的不甚显著。而随着央行不断强化履职需要，对专业技术人员综合履职素质和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同时，正如前面所述，目前专业技术岗位缺乏在“技术”层面的具体标准和制度，导致专业技术人员在技术层面趋于单一化、操作化，甚至普通化，不能有效地向知识型、复合型、高端型转化。而2011年工资收入改进完善和专业技术人员待遇的明显改善，在大力倡导专业技术人员“职务-能力-待遇-贡献”的相对应的新形势下，专技岗位人员其绩效工资与其岗位奉献绩效似乎不是很对等，这也值得我们在实践中加以深入探讨，并找到科学的方法加以践行。

二、关键核心——基层人员考评机制内涵和基本原则

1.突出岗位履职追求业绩的原则

专业技术人员考核不同于行员考核，既要坚持全面考核，也要突出专业性、技术性考核特点。因此，在设立竞聘量化综合考评积分体系的工作业绩指标时，必需加大工作能力和业绩在考核中的权重，促使专业技术人员将关注点集中在对业绩有更大驱动力的考核指标上。正确引导其在岗位职责范围内专业性、创新性地开展工作，追求工作绩效最大化。

2.定量与定性综合考量和异中求同的原则

首先注重定量考评与定性分析相结合，通过积分形式，把民主推荐、评委评审、业绩评价等方面有机结合起来。其次在科学设计指标体系时，考虑中支各类岗位情况，通过合理分配各评价指标分值权重，相对剔除不同专业岗位工作差异影响因素。引导专业技术人员在立足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加强在信息调研、制度办法、创新业务、创先争优等专业方面努力取得新的业绩。

3.360度考核和多维度评价的原则

我们在开展中级人员竞聘中引入了360度考核和多维绩效综合评价方法：中支行副科级及以上干部的民主推荐占比20%、行领导和部门主要负责人组成的专业技术评审委员会评审占比30%、专业业绩量化积分占比50%的全角度百分考核评价。综合不同评价者的意见，有效确保整体评价结果的全面、公正。业绩量化环节则在考核体系中引入自主申报评价，50分业绩积分由个人根据日常已具备的条件能力和取得的实绩进行对照申报，科长审核确认，分管行领导签字把关，整个申报过程充分释放和促进专技人员日常注重提能增效和积累业绩的导向。

三、深入探索——专业技术人员竞聘实践应用及取得成效

1.实践应用

(1)实施全过程的阳光民主公开。民主公开是充分竞争的前提，中支行在开展专业技术系列工作中做到民主公开，实施方案反复征求全行职工意见。经过多次反复讨论和修改完善，统一全体思想后，经党委集体研究才将方案付诸实施。尤其是中级竞聘方案在全行公开竞聘考核内容、程序、方法和考核结果，20%的民主推荐实施民主测评预告制，预先公示申报者的述职报告、个人业绩量化申报表，提前公布测评表样、评委评审参考标准，便于测评人员对竞聘者进行公正负责的评价。民主推荐由全体副科级以上参加，竞聘者进行竞职演讲，纪检、内审全程参与，加强监督，所有投票和打分结果均在一定范围公开。民主、阳光、公开的竞聘考核实施，在全行营造了良好的竞争氛围，推动全体专技人员努力在提能力、增绩效上下功夫。

(2)创新实施竞聘量化指标体系。50%的专业业绩量化考评是本次职称系列工作探索创新的关键，中支行设置的专业业绩量化考评体系突出进行竞聘者岗位业绩表现竞争比较，使得专业技术人员的“绩”能有效用分值进行量化。体系共设置3个评价维度，5个一级指标和16个二级指标，在整个竞聘考核中占50%权重。（右下图）维度1：“基本评价性指标”设置基本素质、业务工作能力两项一级指标，以竞聘者的教育程度、专业工作年限、应具备的基础专业技能等作为关键评价要素，突出基本素质、专业经验和工作能力的成熟度评价，包括学历层次、岗位年限、制度制定、教育培训等8项二级指标。维度2：“竞争性指标”设置专业工作业绩、创新工作表彰两项一级指标，以对竞聘者近三年的重要工作成果、考核结果、获得荣誉等作为关键评价要素，突出对专业工作业绩成果的评价，体现专业技术人员工作业绩的“信息、调研、推广等成果”。指标涵盖了“近三年主笔或参与撰写的调查报告、工作信息（编译）被总分行以上录用（含网站、内部刊物），以及总分行正式推广应用项目中的经验或文档”，实实在在凸显了专业技术人员日常业绩。除信息调研这项关键指标外，还包括：上级行交流锻炼、业务竞赛、综合性荣誉等6项二级指标。维度3：“影响性指标”是指影响专业技术职务聘用类的指标，将专业工作中出现重大差错或失误造成严重损失、行员年度考核结果、调查等因素纳入影响性指标，实行一票否决制。

(3)全方位评价创新了专技委评审方式。30%的专技委评审打破以往“纯投票”，杜绝投“人情票”，创新采取多维度要素评价法，设置《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竞聘评委评审参考标准》，参考标准包括履行岗位职责情况、业务工作能力、学识水平、培训表彰四个方面，列明测评细则20项。评委按照评分标准，结合专业技术人员申报材料，在综合比较的基础上，对每位申报人员做出“最适合聘任—90分以上、适合聘任—75至89分、较适合聘任—60至74分、不适合聘任—59分以下”的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在规定分数段内进行量化评分。按照竞争比选的原则，最适合聘任推荐人数要求与中支行可聘职数相一致，切实增强专家评价结果的公信力。

2.实践成效

(1)形成了良好的竞争环境。量化综合考评起到了明显的标杆作用，在总积分排列前8名人员名单提交党委进行差额选取研究决定时，考评积分起到了重要参考作用。这必然会引导专业技术人员以量化考评要求为目标，大力提升自身的综合履职素质和专业能力。在“优胜劣汰、公平竞争”的激励机制下，专业技术人员队伍中产生了“鲶鱼效应”，激励专业技术人员奋发上进，不断提高工作水平。

(2)进一步突出了选人用人导向。突破实现从常规考核向业绩考核质的转变，取得了专业技术职务考核评价绩效显性化的效果。更加突出了干什么、评什么、选什么，进一步引导专业技术人员重视能力积累和实践贡献，充分体现“有为才有位”、“实绩定英雄”的用人导向，实现单位与个人发展的“共赢”。

(3)促进了人才队伍的成长。随着正向激励机制进一步完善，促进专业技术人才不断加强对岗位工作贡献度，自觉通过中支行人才库建设、信息编译调研、创新项目、金融论坛等途径提振履职能力。两年来，中支行共有20多名专业技术人员踊跃参加更高层次的学历教育。竞争优选更促进激励专业人员围绕量化积分目标努力进取，实现自我管理，从而有效地确立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道路。

四、下阶段努力方向和思路

1.进一步优化量化评价体系

中支行的量化评价体系是基于业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专业技术人员所处的岗位特点、业绩体现方式等还无法进行更加有效的通盘考虑，一定程度上也会出现不同岗位业绩量化评价结果，与其努力程度不是很完全匹配的情形。长期下去会造成有显著业绩的岗位人人争着去，绩效不明显的岗位无人愿意去的现象。必须充分考虑岗位差异，将“隐绩”也列入量化评价范围，促使专业技术人员安心本职工作，力争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业绩。

2.努力做到按需设岗和人岗相适

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职数按比例设定，与各部门业务岗位的需求不是完全相匹配，聘任的中师与其所工作的岗位需求也不一定完全相匹配，目前尚存在高能低配的现象。下阶段要继续深入研究专业技术岗位需求，将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职数合理地分配到各部门，将应配备而空缺的中级专业技术岗位拿出来进行全行竞聘，进一步细化岗位工作质量和业绩要求，将能力、业绩与岗位要求最匹配的专业技术人员聘任到相应的岗位上。从而有效地改变量化评价只看总分不看匹配度的情况，不断地提高人岗相适度。同时，加大部门的建议权，对部门需要的中级专业技术人员应有一定的建议权，真正通过竞聘岗位吸引专业人才和推动部门履职绩效提升。

3.建立业绩评价跟踪制度

竞价年度工作总结范文第2篇

关键词：人才竞争力 评价指标 体系

如何营造出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发挥人才资源积极性和创造性的环境， 是一个城市管理中需要优先考虑的战略问题。“人才竞争力”是一个城市人才资源综合实力的体现，建立一套准确、完善具有可操作性的人才资源竞争力统计指标体系对人才竞争力进行评价、比较和提升，是本课题组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首要问题。

1城市人才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的指导思想

对于一个城市而言，人才竞争力的基础和最根本的因素是其对人才资源的吸引、争夺、拥有、使用及转化能力。人才流动和人才集聚的规律显示，人才发展中的经济地位、科技平台、社会环境、人文传统等因素对人才的流动和集聚影响很大，有时成了决定性的因素。表面上看，人才在不同的国度、区域或社会组织之间流动，在实质上其实是在不同的体制、机制、制度环境和不同的经济、科技、社会、人文环境之间的流动。哪个地方适合人才充分发挥其才智、有利于人才的长足发展，人才就向那个地方集聚。因此，在设置城市人才的外在竞争力指标时，将突出考虑这类指标的重要性（用较高的权重来体现）。

2 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的基本原则

2.1 科学性原则

现有“城市竞争力”的研究成果中，少有人才竞争力的专项指标；即使名曰“人才竞争力”，也是以城市人力资源及其相关数据为指标，未能反映“人才”的竞争力特征。

在不多的“城市人才竞争力”研究中，其评价所依据的指标大多也为人力资源及其相关数据，也未能反映“人才”的竞争力特征。

2.2可量化原则

“城市人才竞争力”的科学评价，需要运用数学模型和数理统计方法对一系列与“城市人才竞争力”相关的指标进行处理，这就要求这些指标是可量化的。对少量非常必要的定性指标（如城市尊重人才的氛围等），也需要通过调研问卷并运用“行为锚定”、“层次分析”等方法转化成为定量指标。

2.3可比性原则

“城市人才竞争力”的评价目的之一，是要通过一系列指标的分析对比，比较诸多城市在总体人才竞争力、各项人才竞争力要素等方面的优劣。这就要求参与评价的一系列指标在统计范围、统计口径、统计年份、量纲等方面要具有可比性、一致性，才能通过评价得到有比较意义的结果。

3城市人才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及模型

根据以上原则，设计出专门用于我国城市人才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在此指标体系中，我们将城市人才竞争力指标分为体现人才竞争力的内在要素和影响人才竞争力的外在要素以及表征人才竞争力现状的产出水平要素。

3.1城市人才竞争力评价指标构成

城市人才竞争力评价指标包括了城市人才的内在竞争力指标、城市人才的外在竞争力指标和城市人才的产出水平指标。

A1城市人才内在竞争力是指标体系中的“内在竞争力要素”，反映了城市人才创新创业、作用发挥的核心竞争力。内在竞争力要素包括人才数量指标、人才质量指标、人才结构指标等方面。

A2城市人才外在竞争力指标是指影响城市人才内在竞争力作用发挥的“外在竞争力要素”是外部因素，反映了城市人才创新创业的外部影响（体制、机制、政策、制度、平台、生活条件、人居环境等）因素，对核心竞争力起到正向（激扬、促进）或反向（压抑、制约）作用。外在竞争力要素包括人才投入指标、人才平台指标、人才条件指标、人才环境指标等方面。

A3城市人才产出水平指标是表征人才竞争力现状的是人才产出水平，反映了城市人才对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和促进作用。人才产出水平包括人才效能指标、人才效益指标、人才发展指标等方面。

3.2城市人才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模型

3.2.1城市人才数量指标B1

城市人才数量指标是衡量城市不同层次人才资源在数量方面的状况、显示数量差距的主要指标，反映不同类型、层次人才资源的绝对数量，体现了人才的规模效应。

B11城市人才资源总量：B111党政人才（万人）及全域占比（%）、B112经营管理人才（万人）及全域占比（%）、B113专业技术人才（万人）及全域占比（%）、B114技能人才（万人）及全域占比（%）、B115农村实用人才（万人）及全域占比（%）、B116社会工作人才（万人）及全域占比（%）

B12城市学历人才总量：B121受过高中中专及以上教育的劳动力总量（万人）及全域占比（%）、B122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总量（万人）及全域占比（%）

B13城市职称人才总量：B131法人单位具有初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劳动力总量（万人）及全域占比（%）、B132法人单位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劳动力总量（万人）及全域占比（%）

B14城市技能人才总量：B141法人单位具有高级工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劳动力总量（万人）及全域占比（%）、B142法人单位具有技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劳动力总量（万人）及全域占比（%）

B15 R&D人员总数：B151R&D人员总数（人）及全域占比（%）、B152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人）及全域占比（%）

B16 著名企业家人才总数：B161中国企业500强CEO及其团队

3.2.2城市人才质量指标B2

城市人才质量指标是衡量城市不同层次人才资源在质量方面的优劣、显示相对数量差距的主要指标，体现了人才的素质效应。

B21城市从业人员人才占比：B211六大类人才数占从业人员的比例（%）

B22城市人才资本占比：B221城市人才资本占总人力资本的比例（%）、B222城市高级人才资本占人才资本的比例（%）、B223城市高端人才资本占人才资本的比例（%）

B23城市R&D人员占比：B231城市R&D人员占从业人员的比例（%）、B232城市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占R&D人员的比例（%）

B24城市专技人才占比：B241从业人员中具有初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人才占比、B242高级职称人才在初级及以上专技职称人才中的占比

B25城市技能人才占比：B251从业人员中具有高级工及以上技术职称的人才占比、B252高级技师在高级工及以上技术职称人才中的占比

3.2.3 城市人才结构指标B3

城市人才结构指标是衡量城市不同层次人才资源在空间上的分布状况、显示人才配置合理性的主要指标，反映不同类型、层次人才资源的分布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关性。

B31城市人才产业结构：B311三次产业学历人才结构离散度（%）、B312三次产业职称人才结构离散度（%）、B313三次产业技能人才结构离散度（%）

B32城市人才行业结构：B321支柱行业学历人才结构离散度（%）、B322支柱行业职称人才结构离散度（%）、B323支柱行业技能人才结构离散度（%）

B33城市人才年龄结构：B331从业人员中学历人才的年龄结构（%）

B34城市人才城乡结构：B341城市、镇、乡村中学历人才的分布（%）

3.2.4 城市人才投入指标B4

城市人才投入指标是衡量城市在人才保障、人才潜能方面的优劣、显示人才发展后劲的主要指标。人才投入指标的评价标准，既要考虑投入的均量，也要考虑投入的总量。

B41 城市人才教育投入：B411公共教育经费支出总额全域占比（%）、B412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占城市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B42 城市人才研发投入：B421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总额全域占比（%）、B422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占城市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B43 城市人才医疗卫生投入：B431医疗卫生支出总额全域占比（%）、B432医疗卫生支出占城市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3.2.5 城市人才平台指标B5

城市人才平台指标是衡量城市在为人才提供发挥作用的 “用武之地”以及长足发展的通道方面的优劣，显示吸引、留住人才的力度、影响人才发展后劲的主要指标。

B51 城市人才经济平台：B511 GDP总量全域占比（%）、B512 劳动生产率（GDP/就业人数）、B513 人均GDP

B52 城市人才科技平台：B521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在规上工业产值占比（%）、B522 国家产业化计划项目经费全域占比（%） 、B523有R&D活动企业所占比重（%）、B524 R&D项目数全域占比（%）、B525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获取和技术改造费用全域占比（%）、B526技术市场成交额全域占比（%）；

B53 城市人才教育平台：B531 “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全域占比” （%） 、B532外国留学生数全域占比（%）、B533中专中职职高在校学生数全域占比（%）、B534城市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年/人）

B54 城市人才信息化平台：B541国际互联网用户数全域占比（%）、B542人均国际互联网用户数（%）、B543移动电话用户数全域占比（%）、B544人均移动电话用户数（座/户）

B55 城市人才市场化平台：B551党政人才公开招聘的比例（%）、B552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公开招聘的比例（%）、B553专业技术人才公开招聘的比例（%） 、B554人才―企业―政府网站交流平台、B555非跨国（境）的人才国（境）际流动率

B56 城市人才服务平台：B561风投、创投等融资服务平台、B562户籍、社保等入职服务平台、B563安居、家政等生活服务平台、B564沙龙、联谊会等文化服务平台、B565国外（境外）公共人才服务机构占比（%）

3.2.6 城市人才生活指标B6

城市人才生活指标是衡量城市在为人才提供生活水平方面的优劣，显示吸引、留住人才的力度、影响人才稳定度的主要指标。

B61收入水平：B611职工平均工资、B612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收入

B62支出水平： B621人均消费支出、B622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

B63储蓄水平： B631居民年末人均储蓄余额

3.2.7 城市人才环境指标B7

城市人才环境指标是衡量城市在为人才提供工作环境、发展环境等方面的优劣，显示吸引、留住人才的力度，是影响人才稳定度的主要指标。

B71外商投资环境：B711外商（含港澳台）投资在总投资中的占比、B712外资（含港澳台）企业工业总产值占比

B72人才国际化环境：B721常住外籍人口 、B722外籍从业人数、B723海外留学归国人才数、B724各类外国专家数、B725跨国公司数、B726国际组织数 B73人才生活环境：B731人均绿地面积、B732建成区绿化率、B733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B734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B735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B736万人拥有公共汽车 、B737人均城市道路面积、B738人均医院床位数、B739人均医生数

B74人才政策环境： B741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氛围、B742政府支持人才创新创业的扶助政策、B743人才知识技术管理入股的分配政策、B744金融风险规避政策、B745人才项目税收优惠政策

3.2.8城市人才效能指标B8

城市人才效能是衡量不同城市在人才产出方面的优劣、显示人才发展现实成效的主要指标。

B81 人才经济贡献：B811总人才贡献率（%）、B812高级人才贡献率在总人才贡献率中的占比、B813高端人才贡献率在总人才贡献率中的占比

B82人才科技创新：B821专利申请量在全域总量中的占比（%） 、B822人均专利申请量（件/万从业人员）、B823专利授权量在全域总量中的占比（%） 、B824人均专利授权量（件/万从业人员） 、B825国际科技论文收录量在全域总量中的占比（%）、B826人均国际科技论文收录量（篇/万从业人员） 、B827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制成品出口额比重

B83人才社会效应：B831部级科技奖励获得者人次、B832省部级科技奖励获得者人次

3.2.9城市人才效益指标B9

城市人才效益指标是反映不同城市人才资源的使用状况和作用发挥的程度、 直接衡量不同城市使用人才的效果、间接衡量该城市人才政策、环境对人才不同影响的指标。

B91基于绝对模型的人才使用效益B911人才资本整体使用效益、B912高级人力资本使用效益、B913高端人才资本使用效益

B92基于相对模型的人才使用效益： B921人才资本整体使用效益、B922高级人力资本使用效益、B923高端人才资本使用效益

3.2.10城市人才发展指标B10

城市人才发展指标是衡量不同城市在人才内在竞争力要素变化、外在竞争力要素变化、人才产出水平变化态势、显示人才发展过程趋势的主要指标。

B101 内在竞争力要素变化率：B1011人才资本总量年均增长率、B1012每万劳动力中研发人员年均增长率、B1013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比例年均增长率、B1014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受过高等教育比例的年均增长率

B102外在竞争力要素变化率：B1021 GDP增长率、B1022人力资本投资总量增长率、B1023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率

B103 人才产出水平变化率：B1031劳动生产率（GDP/就业人数）年均增长率、B1032人才贡献率增长率（%）、B1033专利申请量年均增长率、B1034专利授权量年均增长率、B1035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年均增长率

以上构建的城市人才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共由10个一级指标、39个二级指标、123个三级指标构成。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各级指标确定权重，由此就形成了可对城市人才竞争力实施科学评价的工具。

参考文献：

[1]桂昭明.人才资源经济学[M].北京：蓝天出版社，2005.

[2]桂昭明.人才国际竞争力评价[J].中国人才，2002，（10）：4-13.

竞价年度工作总结范文第3篇

关键词：SCP分析 电力产业 市场结构 有效竞争

产业组织理论的演变

（一）产业组织理论的形成

产业组织思想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A.Marshall）1890年的《经济学原理》一书。在该书中，马歇尔在“生产三要素”学说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与之并列的第四生产要素，即“组织”。马歇尔的理论隐含了产业组织理论的萌芽，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间矛盾的“马歇尔冲突”成为产业组织理论探索的核心问题。

1933年，罗宾逊和张伯伦以马歇尔的局部均衡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分析了单个厂商和单个行业均衡实现的条件，指出由于产品差异性的存在，现实市场结构并非完全竞争，也非完全垄断，而是垄断竞争。垄断竞争理论为产业组织理论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产业组织理论的形成过程，是与实证分析研究分不开的。1933年，伯尔和明斯首先对经济力集中进行了实证研究，接着勒纳等对垄断指标进行了测度，克拉克提出了“有效竞争”的概念，梅森对有效竞争的内涵和度量标准进行了进一步分析；贝恩（1959）最终系统的提出了产业组织理论的基本框架，标志着现代产业组织理论的基本形成。

（二）哈佛学派的SCP分析框架

哈佛学派以新古典的价格理论为基础，在承袭了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时，以实证研究为主要手段把产业分解成特定的市场，按照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三分法”，对其进行分析，构造了一个既能深入分析具体环节又有系统逻辑体系的“结构—行为—绩效”的分析框架，简称SCP分析框架。范式中市场结构的决定因素不是内生变量，而是外在的环境变量；市场结构决定企业行为，重视结构对行为和绩效的作用。范式核心是市场集中度和产业利润之间关系的研究，即集中度—利润率假说。在集中度较高的产业中，由于少数企业的串谋以及通过进入壁垒限制竞争的行为削弱了市场的竞争性，导致超额利润的产生，破坏了资源的配置效率。

（三）芝加哥学派的进一步发展

芝加哥学派是继哈佛学派之后产业组织理论的主要流派，他们对哈佛学派的理论范式进行了整体批判，重新定义了进入壁垒，开创了企业生存检验法则，将信息问题引入寡占理论，实证批判了集中度—利润率假说，反对政府以各种形式干预市场结构。芝加哥学派对哈佛学派的分析范式做了全面的批判和修正，运用价格理论较好的解释了产业组织结构的内生形成机制，不足之处在于该学派并没有建立一个与SCP同样完整和成熟的分析框架。

本文基于哈佛学派的分析范式，结合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创新，分析了我国电力产业市场的现状和改革方向。

我国电力产业市场的SCP分析

（一）我国电力产业市场结构分析

市场结构的影响因素很多，主要有市场集中度、产品差异化、进入壁垒、市场需求增长率、一体化程度、政府介入的强度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前三个因素。考虑到电力行业产品的同质性，本文对电力产业市场结构的分析主要集中在行业集中度、进入壁垒和一体化程度三个方面。

1.行业集中度。电力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也是重要的公用事业。历史上绝大多数国家在大部分时期都由政府直接投资或通过国有化政策形成法定的垄断性产业结构，由国有企业采用垂直一体化的生产方式独家经营。从发电领域看，电力改革前的2001年，国家电力公司总资产为1.85万亿元，占我国电力行业总资产的72％，完成售电量9052.1 亿千瓦时，占社会用电量的79%。2002年底开始，经过对原国家电力公司的重组后，在原国家电力公司拥有的发电资产基础上，形成中国大唐集团公司、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中国华电集团公司、中国华能集团公司及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但根据2006年数据测算，发电行业赫芬达尔指数为0.1833，行业集中度较高，这说明虽然电力企业的拆分表面上为市场竞争设立了众多的竞争者，但是在局部的电力市场中某一发电集团却依然作为在位者构成垄断。这种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导致了电力工业的投资不足、效率低下、技术和产品创新能力不一。

2.行业进入壁垒。电力行业的进入壁垒主要集中在资本规模和政府管制两方面。作为资本技术密集型的自然垄断产业，进入电力行业需要大规模的投资。虽然改革开放后，国家鼓励并允许各部门、各地区和各企业投资办厂，逐步形成了多元化的投资主体联合办厂的局面。但这种投资多以央企和省企为主，一般的投资者无力承担筹措巨额资金的成本，被限制在电力产业之外。相对投资主体多元化，政府管制是一个更高的进入壁垒。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中央财政拨款，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市场经济条件下，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拨改贷”，资金筹措渠道虽然拓宽，但国家仍执行严格的进入管制。如在发电环节，虽然市场准入一度放开，并下放项目的审批权和定价权鼓励地方的积极性，但1998年，中央收回了发电项目的上述权利，发电环节的市场准入受到政府的严格管制。中央制定电力发展各种相关规划，据此对申报项目进行审批；上网电价由中央管制部门根据还本付息的定价原则来制定；售电则实行供电营业许可制度，售给终端用户的电价也是“捆绑式”电价。

3.一体化程度。在2002年电力改革前，电力行业的双向排斥问题严重。通过“厂网分离，竞价上网”的体制改革后，上述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在纵向排斥方面，厂网分离后，输电企业不再有基荷发电资产，在输电网络的接入方面不存在纵向排斥问题。但是在零售环节，由于输配一体化的电力公司拥有输电和配电资产的垄断权，大用户在直购电过程中需要使用电力公司的输配电资产，这可能造成电力公司采取歧视性策略，以此影响价格，损害市场的有效竞争。在横向一体化方面，当前体制并没有打破省级区划壁垒，省政府对代表终端用户购电的省电力公司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不排除优先购买本地区电力企业的电能。这与建立一体化市场、优化电力资源配置的大方向是背道而驰的。

综上所述，可以判断我国电力产业仍属于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市场的竞争程度虽然较电力改革之前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但仍然处于高管制和低竞争的态势之下。

（二）我国电力产业市场行为分析

在我国传统的垂直一体化的电力管理模式下，发电厂的经营目标主要是完成电网公司的发电任务，虽然电网内部电厂发电成本差异很大，但电力公司内部“大锅饭”倾向严重，抑制了成本低、效率高的电厂的积极性。对独立电厂而言，由于购销合同的限制，独立发电企业的单位利润已经确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而往往争取多发电量，但没有降低发电成本、加快技术创新的动力。

（三）我国电力产业市场绩效分析

技术经济指标分析。电力行业的技术经济指标，主要有发电标准煤耗、设备利用率、电网线损坏率等。电力改革以来，各项技术经济指标都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这表明，我国电力行业技术在不断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的技术相比，仍有很大差距。2007年我国发电标准煤耗为334克/千瓦时，比2006年降低9克，比同期美国发电标准煤耗高29克；电网线损率为6.97%，高于美国6.52%（2006）的水平；设备利用率为52.4%，低于韩国64.4%。截至2006年底，我国电力装机总容量，火电比重比2005年上升2.1个百分点，达到77.8%，水电占比为20.7%，核电占比1.1%，风电占比0.3%。电源结构仍然不合理，火电比重过大的问题没有得到显著改善，造成电力生产的煤耗大，污染严重。创新是企业的灵魂，是经济技术指标增长的源泉，也是我国电力行业发展的“短板”。2004-2006年，国内产业创新横向比较，有持续研发活动的电力企业仅占行业企业总数的9.4%，低于采矿业的11%和制造业的16.9%；创新支出占总营业收入的比重为1.02%，低于后者的1.32%和1.96%。在国际上达到先进水平的技术创新占创新企业的比重为4.4%，远低于采矿业的19.8%和制造业的17.4%，缺乏产品和工艺技术创新，成为制约我国电力行业改革和发展的瓶颈之一。

行业经济效益指标分析。我国电力行业工业增加值虽逐年上升，但工业增加值率却呈下降趋势。2003年，我国电力工业增加值率为53%，2005、2006年降至32%左右，下降了21个百分点，同期全国工业总增加值率仅下降了1个百分点。电力行业集中了我国1/6的国有资产（约8000亿元），每年电力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约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16％，一些年份超过18％。国家在投入大量资金的同时，却得不到应有的回报，以国家电网公司为例，截至2005 年末，公司资产总额11767 亿元，资产负债率61.96%，公司售电量14646 亿千瓦时，主营业务收入7214 亿元，利税604 亿元，利润总额144 亿元，总资产利润率不高，这表明我国电力行业的效益水平不是提高了，而是下降了。

我国电力行业改革思路

综合来说，我国的电力改革取得了重要阶段性的成果，市场结构由过去的完全垄断演变为寡头垄断形态， 电力企业的市场行为发生了很大变化， 价格行为已经由原来的垄断定价发展为竞价上网。但由于垄断的市场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改变，行业一体化渠道并不顺畅，这些都反映了我国当前的电力改革并不彻底，垄断尚未完全打破，有效竞争仍然不足。基于此，本文认为应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和电力产业的固有特点，全面考虑该产业发展需要面临的因素，有选择性的引入竞争机制，使得电力产业各方面机制更加完善。

（一）引入竞争机制

根据电力产业链的特点，在发电和售电环节引入竞争机制。在发电环节，拆分占市场份额过高的发电厂商，结合风能、核能等新能源的应用，达到规模经济和有效竞争的均衡，实现真正的“竞价上网”；在售电环节，分拆地方电力公司，打破横向壁垒，赋予最终用户选择供电商的权利，打破现行体制下的完全卖方垄断市场。

强化输电和配电两个具有自然垄断特征环节的服务职能，电网和配电部门不参与电力交易，而收取电网维护和系统调配的相关服务费用。这既打破了电力交易的垄断行为，又有利于更好的实现电力产业的公共服务职能，在总体上使整个自然垄断产业处于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相兼容的有效竞争状态。

（二）确定合理的电价形成机制

承前所述，上网电价改革的方向是全面引入竞争机制，价格由供需各方竞争形成。在过渡时期，上网电价主要实行两部制电价。其中容量电价由政府制定，其作用是能够为投资者提供部分收入保障，并引导电力长期投资；电量电价由市场竞争形成，其形成机制既要促进有效竞争，也要避免价格的非正常涨落。

（三）健全电力监管体制

要实现合理的电价形成机制，保持产业发展顺畅，还要健全电力监管体制，对电力市场实行间接的电价和准入管制，维护竞争上网的公平、公正性，防止卖方垄断的形成。要对上网电价、输配电价、销售电价进行监督检查，建立电价听证会制度。输配电价是电价监管的重点环节，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按“合理成本、合理盈利、依法计税、公平负担”原则制定。

参考文献

1.石奇.产业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竞价年度工作总结范文第4篇

实际上，反垄断政策的目标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其目标往往不同，同一个国家在同一个时期，其竞争政策的目标也不是单一的。

一、经济效率目标

目前，很多学者认为反垄断法的首要目标是提高经济效率，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资源配置效率。衡量资源配置效率的标准是社会总福利，即生产者福利加上消费者福利的总和。[1]经济福利是西方经济学界衡量一个产业好坏的标准，它包括经济领域中所有组织的总福利(或称总剩余)。总福利是消费者剩余加上生产者剩余。一个消费者的消费者剩余就是他愿意为某一件商品支付的价钱与这件商品实际应该支付的价钱之间的差额，消费者总剩余就是社会上所有消费者剩余的总和。单个生产者剩余则是一个生产者卖出某件产品所获得的利润，生产者总剩余就是全体生产者的利润总量。

可见，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商品价格提高，生产者剩余就会相应提高，消费者剩余则相应减小。经济学家已经证明，价格升高之后，生产者所获得的生产者剩余并不能完全弥补消费者因此所承受的损失。所以，当商品价格接近垄断价格时，社会的总剩余(总福利)是最低的；而当商品价格接近边际成本时，社会总剩余是最高的。

美国芝加哥学派最先提出这种主张，他们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为理论根据，认为提高社会总福利是竞争政策和反垄断法的惟一目标，在芝加哥学派看来，一个厂商的行为可能使得消费者福利下降，但是生产者福利增加的幅度要高于消费者福利减少的幅度，使社会总福利上升。这样，尽管消费者的利益受到损失，但该行为不属于竞争政策所应当反对的，该行为是合法的。[2]

但是，如果进一步思考我们会发现，这种社会总福利(总剩余)的假设只能建立在静态条件下，如果放到一个动态的环境中，则并不会完全这样。如果竞争机关利用权利将价格固定在接近边际成本时，虽然这一时点社会总福利达到最高，但是由于投资于该行业变得无利可图，投资者就会大大地降低未来的投资，这种条件下可预期的未来的社会总福利不是提高了反而是降低了，而且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也将会下降。基于这些理由，有些学者认为，反垄断法不是作为一项增进国民总财富的工具来设计的，增加资源配置的效率从来都不是反垄断法的常规，也不是反垄断执法的先决条件，经济效率只不过是反垄断的副产品。[3]

二、保护消费者目标

认为反垄新法的首要目标在于保护消费者的主张也不在少数。如后芝加哥学派认为反垄断竞争政策应该以阻止垄断厂商将消费者福利转移为垄断福利为首要目标，而不是提高整个资源配置效率。如果厂商依靠自己的垄断实力抬高产品价格，就能实现财富转移，尽管在这一过程中整个社会的财富可能反而增加了，但是它导致了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使得强者更加富有，弱者更加贫穷最终危及社会的稳定。[4]

从各国的立法看，消费者福利应该是各国在制定竞争政策和反垄断法的时侯都考虑到了的。在欧盟，欧共体条约的第81(3)条规定任何联合行为，或者合同如果能够促进生产的效率，促进科技的进步或者经济的发展，同时又允许消费者分享这一成果的话，那么这种行为或者合同都是合法的。欧盟的合并条例中也以法律原则的形式认定“消费者利益”是一个有效的合并辩护。但是“垂直限制指引”(theGuidel ines on Vertical Restraints)中则强调：对竞争的保护是欧盟竞争政策的首要目标，这会加强消费者的福利并创造有效的资源分配方式。美国新的合并指南也指出执法者将会考虑一项合并是否能阻止合并者在相关市场上侵害消费者的潜能，比如在该市场上阻止价格的上升。[5]

澳大利亚贸易行为法第2条直接规定，本法的目的是通过促进竞争和公平交易及保护消费者，提高澳大利亚的福利。意大利竞争局认为，国会制定意大利竞争法的主要目的是：(1)培育和保护市场条件，即允许企业具有平等的竞争机会和进入市场的机会。(2)通过自有市场力量的作用，实现低价格和提高产品的质量，达到保护消费者的目的。日本《禁止垄断法》也规定其目的在于防止经济力量的过度集中，排除因为联合、协议等方法形成的生产、销售、价格技术等方面的不正当限制，促进公平、自由的竞争，刺激企业家的创造性，繁荣经济，提高就业水平及国民实际收入水平，以确保一般消费者的利益并促进国民经济民主、健康的发展。

反垄断法最终是有利于消费者的，也应该将消费者的利益和福利作为目标之一，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笔者认为，如果以此就认为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是竞争政策的终极目标，[6]那就误解了竞争政策的公共性。竞争政策所要考虑的当然是公共利益，但是公共利益并不就等于消费者利益。尽管我们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属于消费者，但是社会上的人不仅仅是消费者，他们还要工作，还要生产、销售和服务，所以他们也同时是生产者和服务者。竞争政策如果立足于经济整体，立足于社会的公共利益，就不能偏袒消费者一方。从历史上来看，实际上垄断的局面往往反而会使价格下降，消费者收益。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Company)在19世纪末期是一个十足的垄断组织，但是由于它的规模效应和创新机制，使石油的价格从1869年的每加仑30美分，下降到1897年的每加仑不到6美分。美国烟草公司在1911年被认定为“垄断”，但是该公司使香烟的价格从1895年的每千只2．77美元，下降到1911年的每千只2．2美元。[7]

三、保护小生产者目标

这主要是反垄断法实施初期一些立法者的主张。第一部反垄断法《谢尔曼法》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农场主和小企业主对大托拉斯的控诉。1914年的《克莱顿法》和1936年的《鲁滨逊一帕特曼法》都有保护小工商业者的意图。在批准《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时，美国总统威尔逊说，这些法律的共同目标是“使那些以小规模方式经营的人能和那

些大商人一样自由地获得成功”。《鲁滨逊一帕特曼法》保护小商人可以和大的批发商获得一样的折扣，这更显然是在有效率的竞争对手面前保护小工商业者。[8]直到1950年美国制定《塞勒一凯弗维尔法》(Celler-kefauver)时，[9]提案者参议员凯弗维尔发言说“……难道我们能让国家落入少数公司之手吗？……难道我们不应该保护小工商业者，那些在地方上经营、具有独立自主地位的企业吗？”[10]

保护小企业主是不是竞争政策的目标呢?当代社会保护竞争，并不代表保护每一个竞争者。大的连锁店利用规模效应，以及在同供货商谈判过程中的优势地位，得以用更低的价格来销售商品。而小的杂货店则无力承受以同样低的价格销售商品。最终，小的杂货店难免要在竞争中败下阵来，甚至最终导致破产。这对于小竞争者来说，似乎是不公平的，但是对于全体消费者来说，又是公平的。

四、保护竞争机制的终极目标

对于竞争的认识，目前存在着两种观念，即静态竞争观和动态竞争观，[11]静态竞争观将竞争看做是现实市场上两个以上的经营者进行的争夺交易(对象)的活动。动态竞争观立足于市场演化，认为竞争不仅是现实市场上多人之间的争胜活动，而且存在着潜在的市场进入者，将垄断看作是竞争取胜的结果，同时又是新的竞争活动的诱因，并且受到潜在竞争的压力。我们所说的竞争机制主要指的是动态竞争。

健全的竞争机制可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并具有刺激与创新的功能。

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是竞争的重要功能之一，在市场经济中，独立的经济主体在生产和消费上的分散经济决策，是通过市场价格与竞争机制的作用相互协调为一体的。市场价格信号的变化反映着产品的稀缺程度，从而表明一定产品的需求程度，处于竞争之中的经济主体出于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市场竞争的巨大压力，必然会对市场价格信号的变化做出灵活、及时的反应，调整自己的产量、规模和结构。其结果保证了产品的生产量和产品结构不断适应着需求量和需求结构而需求量和需求结构变化引起的生产量和产品结构又会引至生产要素组合，从而资源利用方式的变化。这样，最终使有限的资源运用到最为需要的地方去。没有市场价格的信号显示作用，就无法获知产品的稀缺程度和结构适应要求而如果没有竞争的推动力和强制压力，也就无法促使经济主体做出相应的反应，从而使生产规模和结构适应需求规模和结构的变化。如果没有市场价格与竞争机制的这种合力作用，单个经济主体的生产与消费决策计划也就无法相互协调为一个总体，市场经济也就无法有效运行。[12]

经济主体都具有逐利性，每一个市场竞争的参与者都希望在市场上战胜竞争对手，保持一份超过竞争对手的优先利润。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要取得优先利润就要使自己的成本更低，或者开发新产品和新市场，这就刺激着竞争者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以便使自己在竞争中处于优势。但是如果在一个竞争机制失灵的垄断市场下，垄断者通过自己的垄断地位就可以获取优先利润，他们就没有动力刺激来进行技术创新。

竞价年度工作总结范文第5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 外贸竞争力 外贸战略 贸易竞争力指数

我国外贸发展的基本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取得了巨大成就,已成为世界贸易大国,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向前发展,很好地起到了“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作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外贸总额为206亿美元,居世界第32位;2007年,我国外贸总额递增到21738亿美元,已连续4年稳居世界第3位。30年来,我国外贸总额增长了105倍,年均增长速度达18.7%,占世界贸易额的比重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0.78%上升到现在的8.9%。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2007年进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4%,拉动gdp增长2.8个百分点。同时,我国对外贸易也为各国经济增长创造了机会,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11%。目前我国是韩国最大的出口市场,是日本、澳大利亚第二大出口市场,是美国、欧盟、东盟第四大出口市场。

但我国还远远不是世界贸易强国。因为我国外贸的快速发展是建立在数量增长和价格优势的基础之上的,在成长为一个贸易大国的同时,简单粗放的产业扩张模式已逐渐显现出其固有的弊端。从宏观经济的指标来看,我国外贸依存度过高,风险较大;从国际交换中的利益分配来看,我国仍处低端,外贸发展的规模与效益并不对称;在贸易额中,加工贸易和外商投资企业所占的比重均超过了一半,国民收益并不高;在多边贸易体制中,我国的话语权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在越来越频繁的贸易摩擦中,我国所处的位置较为被动。因此,如何在持续扩大对外贸易规模的同时,尽快增强对外贸易竞争力、提高对外贸易效益、实现贸易强国梦,是我国必须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

金融危机对我国外贸发展的影响

正当我国外贸高速发展之际,由美国房地产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导致世界经济衰退,对我国外贸发展造成严重冲击。

美国次贷危机强化了美元的弱势地位,加速了美元贬值和人民币升值的进程,从而使我国出口产品价格优势降低,出口竞争力下降,我国商品出口呈现减速发展趋势。据测算,美国经济增长率每下降1%,中国对美国出口就会下降5%-6%。据我国海关总署统计,2008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2.5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7.8%,比2007年回落5.7个百分点,外贸增速是“入世”7年来首次低于20%,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减速明显。2008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8229.3亿美元,增长17.3%,比上年回落10.3个百分点;玩具出口企业数量大幅减少,玩具出口增速大幅下滑,我国有玩具出口记录的企业4388家,比2007年下降49%,全年共出口玩具86.3亿美元,同比增长1.8%,增速回落18.5个百分点。商务部对35家行业协会、10个沿海省市和400家重点出口企业的初步调查显示,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下行的压力加大,出口增速可能较2008年大幅度回落,部分行业甚至出现负增长。从中美双边贸易来看,2008年中美双边贸易总额为3337.4亿美元,同比增长10.5%,比2007年回落4.5个百分点,中美双边贸易总额增速回落至7年来最低点。随着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扩散,我国对欧洲国家甚至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也会受到影响,从而对我国产品出口增长造成严峻挑战。

我国外贸竞争力水平的实证分析

面对恶化的外部贸易环境,应详尽分析我国外贸竞争力水平,以期为制定应对策略提供参考。外贸竞争力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可贸易的本国产品、产业以及从事贸易的企业在向本国开放的外国市场上所具有的开拓、占据其市场并以此获得利润的能力。本文拟选取能较好衡量外贸竞争力水平的出口商品结构转化率、贸易竞争力指数、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和贸易条件来具体分析和评价我国外贸竞争力基本状况。

(一)出口商品结构转化率分析

出口商品结构转化率是用来分析出口商品竞争力发展趋势、反映一国或一个地区对外贸易质量的重要指标,该指标可以用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占全部出口商品总额的比重大小变化来表示。当比重大于1时,说明出口商品结构得以改善和提高,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得到增强;反之,则意味着出口商品结构在恶化,竞争力也在衰退。

图1表明,1980年以来,我国出口商品中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变化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981-1985年为第一阶段,大部分年份工业制成品所占出口比重超过了初级产品的出口比重,但变化幅度不大,而且有反弹。1981年,初级产品出口比重首次降到50%以下,工业制成品首次超过50%。但在1985年,初级产品占出口总额比例再一次超过50%,而工业制成品则降为49.4%。1986-2005年为第二阶段,工业制成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持续快速增长,而初级产品所占出口比重则迅速下降。从1986年起,我国工业制成品所占出口比重一直超过初级产品所占出口比重。1990年,初级产品所占份额降到25.6%,到2005年,则降至6.44%;同时,工业制成品所占出口总额比重持续上升,1990年,这一比重为74.4%,到2005年,达到93.4%。可见,工业制成品已经占据了我国出口商品的绝对主导地位,虽然工业制成品在1981年首次超过初级产品的出口,但直到1986年,出口商品结构才真正实现了从初级产品为主向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转变。

工业制成品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主要表现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所占出口比重的变化。按照国际贸易标准分类,工业制成品包括化工产品,轻纺、橡胶和矿冶产品及相关制成品,机械及运输设备,杂项制品和其他未分类产品。其中,化工产品和机械及运输设备可归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而其他产品则可归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由表1可知,1992年以前,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促进了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增长。在这一阶段,由过去出口初级产品为主向轻纺产品转变,产品具有较低技术含量、粗加工、简单加工特点。1992年以后,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逐年降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逐年上升,成为促进工业制成品持续稳定增长的主要动力。这一阶段是以出口轻纺产品为主向出口机电化工、高新技术产品等重化工产品转变,产品具有一定程度的附加值和技术含量、精加工、深加工特点。

(二)贸易竞争力指数分析

贸易竞争力指数是指某一产业或产品的净出口与其进出口总额之比,表明一国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哪一类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国的贸易竞争能力。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表明一个国家的某类产品是净出口还是净进口,以及净出口、净进口的相对规模。如果一国某类产品的贸易竞争力指数大于0,则为出口专业化,表明该国该类产品具有较强的外贸竞争力,该国为该类产品的净出口国;如果一国某类产品的贸易竞争力指数小于0,则为进口专业化,表明该国该类产品的外贸竞争力较弱,该国是该类产品的净进口国;如果一国某类产品的贸易竞争力指数等于0,则为水平型分工,说明该国该类产品的外贸竞争力与国际水平基本相当,其进出口仅是国际间进行的产品品种交换。

从图2可以看出,我国出口产品的贸易竞争力指数具有如下基本特点:初级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从1980-1985年呈上升趋势,但从1986年开始下降,虽然1990年有所反弹,但1991年之后持续下滑,1995年开始为负值,这表明初级产品整体上已不具有国际竞争力,且比较竞争劣势愈加明显;工业制成品贸易竞争力指数总体上表现为持续升势,但升势不明显,1980年该指数为负值,处于比较劣势状态,但1990年开始转为正值,且上升趋势不变,表明工业制成品总体上已摆脱了比较劣势,但在国际竞争中还只具有较弱的比较竞争优势;机械及运输设备贸易竞争力指数在1980-2003年期间是负值,其中1985-1986年处于谷底,2004年后转为正值,表明该类产品具有较强的比较竞争劣势,但其国际竞争力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

(三)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分析

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是指一个国家某种产品出口额占该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与世界该类产品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比重的比率,反映了一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用rcaij表示j国在i类产品上的显性比较优势;若rcaij>1,则表示j国i类产品生产专业化程度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较强,具有显性比较优势或竞争优势。若rcaij<1,则表示j国i类产品生产专业化程度低,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较弱,不具有显性比较优势或竞争优势。

表2所示,从1995年开始,[sitc0-4]的rca值都小于1,在整体上呈下降趋势,表明我国在初级产品的出口上已不具有显性比较优势。在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中,杂项制品[sitc8]和按原料分类的包括皮革制品、纺织服装等制成品[sitc6]的rca值均大于1,表明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上具有较强的显性比较优势,但整体上均呈现不断减弱的趋势。而在资本技术密集型制成品中,机械和运输设备制成品[sitc7]和未列明化学品及相关产品[sitc5]的rca值绝大多数年份都小于1,表明中国在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出口上不具备显性比较优势,且[sitc5]呈逐年下降趋势,[sitc7]则逐渐递增,显示出最快的增长速率。

(四)贸易条件分析

贸易条件表明一国对外贸易的效益与竞争力,一般分为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三种。价格贸易条件是指以某年为基期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之比,反映单位出口商品能够换回多少进口商品。如果一国在一定时期出口一单位商品所能换回的进口商品比基期有所增加,则该国贸易条件改善,反之则恶化。收入贸易条件是价格贸易条件与出口商品的数量指数的乘积,反映一国在出口基础上总的进口能力的大小。

由图3可以看出,我国从1980年以来,价格贸易条件指数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但下降幅度不大,其中,1997-2005年间,价格贸易条件指数下降明显。从价格贸易条件的评价公式可以看出,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主要是由进口商品价格大幅上升和出口商品价格明显下降所引起。出口数量指数和收入贸易条件指数总体呈上升走势,但前者升幅大于后者,尤其是1999年后这一现象更加明显。这种变化说明,多年来我国出口一直是高度依赖数量扩张的粗放式增长,这表现为我国出口收入的不断上升以及收入贸易条件的改善是在出口价格不断下降的情况下通过数量的大幅度增加来实现的。近年来,我国的贸易利益增长并没有与贸易数量增长呈同比例关系,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国际市场空间有限的情况下,我国仅仅依靠数量扩张来改善收入贸易条件的空间已越来越小,这也说明我国有必要加快外贸商品结构优化和升级步伐。

提升我国外贸竞争力的策略

从上述实证分析中,可以发现我国外贸竞争力呈逐年增强态势,但相对较弱。具体表现为初级产品竞争力有所下降,工业制成品竞争力逐渐上升。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额已超过劳动密集型产品,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强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国际市场占有率逐年提高,但贸易条件却在逐年恶化,贸易利益没有与贸易数量同比例增长。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密集的生产环节,在附加值较高的生产、流通和研发环节处于劣势,在资本、技术和品牌方面与贸易强国差距较大。

依据我国外贸竞争力基本状况和国际贸易竞争理论,笔者拟从以下几方面探讨提升策略。

(一)发挥比较优势,培育竞争优势

实证分析表明,我国外贸竞争力的最大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的加工环节,而这源于我国具有丰裕的劳动力要素。充分利用好劳动力丰裕这一比较优势,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既可以提高劳动就业率、维护社会稳定,又可以为新兴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积累资金和技术,从而为技术创新、突破生产要素的投入瓶颈和促使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升级打下基础。然而,这种要素成本竞争受到“要素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竞争力随要素投入的增多而逐步减弱。目前,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已具有相当规模,必须向高档次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才有持续的更强的竞争力。因此,我国现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将高新技术向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渗透,着力于新型化、多层次化、精细化产品开发,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含量和产品档次,增加其附加值。我国可利用当前金融危机爆发的背景下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大好机遇,加大引进力度,通过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和技术外溢,壮大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同时,我国企业要加大研发投入,开展技术创新,实现产品升级换代;加大教育和培训力度,使劳动力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这样,我国就能在实现传统要素收益最大化,传统优势产业得到壮大的同时,生产要素结构得以升级,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得到迅速发展。

(二)完善外贸促进体系,营造公平竞争环境

我国现行的外贸促进政策在扩大外贸出口、提升外贸竞争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有些政策和措施已不太适应外贸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在市场化、规范化、支持度方面有所欠缺,对我国现行的外贸政策和措施有必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构建起稳定、规范和统一的外贸促进体系。为此,要加强外贸立法工作,建立与市场经济、外贸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外贸管理体制,规范政府行为,增强管理透明度,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便利的运行环境和稳定有序的制度平台。要建立长期稳定的出口促进资金保障机制,各级政府应在财政预算中划出专款作为出口促进资金。通过各种渠道筹集经费,建立国家研发资助基金、品牌发展基金、重点商品出口促进基金、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基金等,大力支持外贸企业发展。要加大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对外贸产业的支持力度,完善出口信贷和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扩展使用范围和品种,降低出口企业的相关风险。进一步完善出口退税制度,降低出口企业的成本,增强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要增加公共信息服务体系投入,发挥行业商会、驻外经贸机构、行业中介机构等组织的桥梁和服务作用,开展国际市场信息调研,加快信息反馈,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供帮助。

(三)加快产业集聚,促进产品结构升级

我国产业集中度低、企业结构小而散,形不成规模经济效益,致使生产和经营成本增高,研究开发投入少,企业缺乏市场应变能力和竞争力。特别是国有经济包揽过多,行业分布过宽,力量分散,严重制约了其发挥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因此,我国要利用世界产业调整和转移的历史机遇,加强经济开发区规划,打破地区、部门和行业分割,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多种形式,整合各类企业和产业,组建大型企业集团,集聚分散的中小企业,形成区域整体优势,做大产业规模,降低经营成本。同时发挥企业集聚优势,深入开展技术革新,开发新产品,实现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生产的产品技术含量高和附加值高,其国际竞争力自然就强。

(四)加强技术创新,创建知名品牌

多年来,我国出口商品是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但整体竞争力较弱,经济效益较低,这主要归因于我国处于工业制成品生产末端,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品牌,而知识、技术和品牌属于高级生产要素,是构成竞争优势的重要内容。波特认为,适宜的创新机制和充分的创新能力是一国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可见,我国要提升外贸竞争力,就要进一步完善创新机制,加强技术创新,提高创新能力。为此,国家要加大研发投入,启动重大科技项目攻关,实现核心技术的突破;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人力素质,培养高级科技人才;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接受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和技术外溢。我国还应实施品牌战略,通过品牌提高产品竞争力。从国际市场价值链看,30%的产品增加值来自生产环节,70%来自以品牌为标志的研发和营销环节。

我国要成为经济强国和贸易强国,提高产品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就必须大力创建国际知名品牌。要创建国际知名品牌,就应该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发挥市场在品牌发展中优胜劣汰的作用,鼓励和扶持企业争创名牌,为自主品牌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政府可通过以下措施促进商品品牌建设:为品牌企业提供必要的金融支持,政府应建立专款基金,支持企业开展研发和技术革新,创建自主品牌;加大品牌宣传力度,对一批在竞争中已处明显优势的国产品牌倍加珍惜,通过各种传媒大力宣传;推动名牌企业走出国门;政府多方面为名牌企业在国外投资建立研发、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体系提供便利;加大自主品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推广知识产权法,防止恶意侵权行为,合理利用法律保护我国自主知识产权。

(五)培植大型企业集团,推进对外直接投资

竞争优势理论认为,企业经营战略、结构和竞争方式是构成一国外贸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国际投资理论认为,国际直接投资是一国外贸竞争力的主要来源。这就是说,要提高外贸竞争力,国家就要重视本国企业自身素质建设,提高企业竞争力,鼓励企业到国外投资,而最能体现一国外贸竞争实力的就是外向型大企业集团或称跨国公司。据《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公布的全球100家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中,我国仅有10家,表明我国能与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竞争的企业微乎其微。因此,培育和造就一批能跨国经营的工商企业集团,是我国成功跨向贸易强国的现实要求,也是提高我国经济贸易核心竞争力的战略利益所在。培植能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公司,可通过股权分享、联合投资、合并重组等方法,逐步把我国在海外的中小企业整合为达到一定资本规模和业务拓展能力的大型跨国企业,同时,要推进大企业、大集团跨行业、跨地区、跨国界并购重组。国家在产业政策的引导下,遵照市场规律,打破地区和行业界限,鼓励国有企业通过资本市场的收购兼并、扩股融资、债务重组等金融方式实现战略性并购。另外组建大型银行财团,推进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融合,共同开拓海外市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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