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实践总结范文第1篇

“联想青年公益创业计划”自2009年10月13日启动,该计划面向全国大学生和初入职场的青年人,公开征集选拔优秀的公益创业团队。经历了报名、初赛、复赛、公益训练营、创业实践和决赛6个阶段,至2009年12月27日举行决赛,历时两个多月。联想集团为他们提供创业资金、导师培训、公益实习、能力建设等关键支持,帮助他们将富有爱心的想法转化为创业实践,迈上公益之路。

2010年1月,联想青年公益创业计划总决赛圆满结束。根据大赛的流程,目前十强团队已经进入了公益组织实习阶段。

项目创新性

1、缓解大学生就业。联想启动“联想青年公益创业计划”,鼓励青年学生拓宽视野,把自己的爱心和创新的想法付诸实践,既有利于为缓解大学生就业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也有益于大学生在社会公益事业中开创自己的精彩未来。

2、密切关注用户群的需求。“联想青年公益创业计划”密切关注用户群的需求,让联想的社会责任战略与企业的业务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联想的优势,调动各方资源让自身的公益实践发挥更大能量,提升了联想品牌的美誉度。

3、调用了更广泛的公益资源。在本次青年公益创业计划中,联想调用了更广泛的公益资源,为自身的CSR战略服务。联想邀请教育部高校学生司担任指导单位,邀请中国扶贫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等国内知名公益组织担任协办机构。此外,还有数十家草根公益组织将为参赛团队的创业实践和公益实习提供全力支持。

4、专业的事让专业的人来做。联想帮助青年人将富有爱心的想法转化为创业实践的做法就是把专业的事让专业的人来做,这是企业通过支持公益组织从而间接推动中国公益事业发展的最简单、最根本的逻辑。

5、较低的成本投入。联想用较低的成本投入,结合自身优势努力搭建的是一个公益的生态系统和公益创业的平台。联想目前投入的成本每年只有200-300万的专项预算,当然这并不包括在扶贫赈灾这些方面的一次性的事件性的投入。这并非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是却能支持15―20个公益组织。而且,每年的资金支持不一定是同样的组织,借助公益机构的力量,这一平台将一直开放,公益团队可以不必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申请加入到这一平台中来。

公益实践总结范文第2篇

[关键词]管理会计组织；成本效益纵深行办公室；社会实践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管理会计的作用和地位已逐渐得到企业的认识和重视，但是，企业管理会计以何种组织形式存在?这个企业管理会计组织又在企业中如何开展工作?这个问题在中外理论界和实践界都没有得到完整的解决。因此，这些问题也就一直阻碍着企业管理会计的实践。笔者通过社会调查后认为，武钢的成本效益纵深行办公室就是企业管理会计组织，武钢的成本效益纵深行办公室的动作机制就是企业管理会计的一个社会实践模式。现给予总结介绍，以求推动我国企业管理会计的发展。

一、武钢的成本效益纵深行办公室的成立背景与效果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钢铁市场从供不应求走向市场结构性过剩；同时，钢铁行业的原料市场价格上涨。武钢的发展只能走内部挖潜、降低成本的路子。因此，武钢在1995年开展以“降成本、增效益”为目的的成本效益纵深行活动。为了了解成本效益纵深行活动的情况和配合并保证企业的成本效益纵深行活动得到实施，武钢组建了成本效益纵深行办公室。

自1995年到2000年的六年间，武钢的成本效益纵深行办公室在企业以“降成本、增效益”为目的的成本效益纵深行活动中发挥组织、协调作用。组织有关部门进行专题调研200多次，写出专题报告100多篇，编发简报195期，建议企业推广和应用现代化企业管理共计2 303项。六年来，成本效益纵深行办公室共建议并下达了专项措施567项。直接经济效益18.14亿元。成本效益纵深行办公室配合并保证企业的成本效益纵深行活动的实施，六年来，武钢平均每年节约成本7亿元，建立了全员、全方位、全过程的成本管理体系，提高了企业的管理水平。

二、武钢戚本效益纵深行办公室的组织设置与人员构成

武钢成本效益纵深行办公室的组织设置有领导小组和日常工作小组。

(一)领导小组的组织设置

1　领导成员

组长：公司总经理

副组长：常务副经理、总工程师、总会计师

办公室主任：总会计师或总工程师(兼)

办公室副主任：成本处处长、企管处处长、财务部长、计划处处长、技术部部长

2　专业小组(非日常性工作小组)

(1)宣传组(宣传部兼)；(2)指标体系组(经营计划部兼)；(3)技术攻关组(技术部兼)；(4)考核检查组(企管部兼)；(5)成本效益评价组(财务部)。

(二)日常工作小组

武钢成本效益纵深行办公室的日常工作小组由6个人组成。1个企业管理学方面的博士，1个高级工程师和4个退休返聘的高级工程师(分别是炼铁、烧结、炼钢、扎钢方面的工程师)。

三、武钢成本效益纵深行办公宣的工作程序和内容

武钢成本效益纵深行办公室的日常工作小组根据企业的成本效益纵深行活动的实际情况，向领导小组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领导小组来指定某个专业小组(或组建新的小组)来就该问题进行调研并提出解决该问题的思路与方法。最后。企业按照专题小组解决该问题的思路与方法开展具体的成本效益纵深行活动。除此之外，日常工作小组协助企业威本效益纵深行活动的开展进行如下工作：

一是负责征集、整理并制定企业成本效益纵深行活动的管理策施、方法和专项管理策施、方法。

二是调查并发现企业成本效益纵深行活动中的新项目。

三是组织成本效益纵深行活动的专场报告。

四是组织好每个月的成本效益纵深行活动的例会。

四、武钢的成本效益纵深行办公室是企业管理会计组织的社会实践模式

当前，许多人普遍认为(会计教科书上也这么写的)，管理会计组织都是在企业会计组织下面设置的一个与财务会计平级的组织，而且西方国家的企业组织中也是这么设置管理会计的。大家都不认为武钢的成本效益纵深行办公室是企业管理会计组织的社会实践模式。那么。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笔者认为要从以下几个角度来评价。

(一)企业组织结构的设置

企业组织结构的设置可以创造性、多样化，而且不能一成不变地照抄照搬西方国家的管理模式或教科书上的东西。否则。容易犯本本主义或全部西化的错误。同样，企业管理会计组织的设计应该根据企业的需要和企业实际的情况(如人力、经济条件)来设置。

(二)评价一个组织的性质关键是看它的功能而不是它的形式或其他的标准

评价武钢的成本效益纵深行办公室是不是企业管理会计组织的社会实践模式，主要是看它的功能是不是履行了企业管理会计的功能。企业管理会计是企业决策的信息支持系统，它为企业决策者收集、加工、处理、报告与决策相关的管理信息。企业管理会计组织就是承担这个工作的组织。从上面的综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武钢的成本效益纵深行办公室就是履行了为武钢企业决策者收集、加工、处理、报告与武钢的成本效益纵深行决策相关的管理信息。同时，武钢的成本效益纵深行办公室的组成人员也主要是以会计人员为基础，并结合多方面的业务人才组成的。这也符合管理会计人员应该具备综合素质的条件。

(三)企业管理会计组织从会计部门下面独立出来，有利于企业管理会计工作的开展

公益实践总结范文第3篇

关键词：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实践;大学生慈善意识;社会反馈;案例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5-0053-04

大学生是对社会问题较为敏感的群体，同时受到校内、校外公益组织和慈善组织实践的影响。研究者在本文中将研究内容聚焦于大学校内公益性学生组织的具体实践活动，以探讨公益实践对于大学生慈善意识的作用机制。

研究者采用了多种分析手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一方面，研究者对4个公益性学生组织负责人分别进行半结构化的访谈，通过访谈录音、资料整理、编码分析等过程探索公益性学生组织实践的路径模型、社会反响等内容;另一方面，研究者分别选取样本高校的大学生进行关于大学生慈善意识的问卷填测，通过实证数据测量组织内、外部成员的慈善意识差距。

通过各案例间的互为补充和相互印证，研究者探析了公益性学生组织实践中做什么和怎么做的路径模型，同时建构出公益实践正向影响大学生慈善意识机制中的潜在中介变量，并用定量化的手段加以佐证。

一、理论分析

有学者阐述了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运作过程中内、外部环境的作用特点（龙永红，2012）;另有学者从资源动员方式的角度细分了高校公益组织对内、外部资源的运用（王占军，2008），但这些研究没有揭示组织运作方式和细分资源在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实践中的性质。

对于慈善意识的主观影响因素并无定论。一方面，有研究发现、收入等主观因素与公民慈善意识的相关性不显著（杨明伟，2007）。另一方面，当研究对象聚焦到大学生时，另有学者发现上述部分的主观因素与大学生慈善意识相关性显著（王长建，2014），但对影响其慈善意识的过程并未进行深入探讨。

在慈善意识的外部影响因素研究中，有学者认为大学生对于媒体正面性社会行为报道的积极性和认同度较高（车文辉等，2008）。当代大学生偏好微博、微信等社交网络平台，接触到的校内校外慈善组织实践都是时新的，而基于互动和评论的社交网络亦促进了这些大学生的关注度和参与感。然而，近些年诸如汉中红会的丑闻无疑会打击部分有独立思想和认知的大学生参与慈善的热情与信心（王长建，2014）。不过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通过号召本校大学生参与公益实践活动，能够发挥对负面社论的免疫作用。

本文的价值是将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的实践内容作为载体，以活动参与主体为主要研究对象，应用多案例研究的质性方法探索各个组织开展公益慈善项目的路径模型。研究者同时运用定量化的数据佐证了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实践能够促进大学生慈善意识的结论，并且探析出该机制中的潜在中介变量：社会反馈。

二、研究方法

案例研究适用于研究的早期阶段，抑或是向已有的研究主题提供一个新颖的视角（Eisenhardt，1989）。本文是围绕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实践如何影响大学生慈善意识展开探索式研究的，因此本文的研究情境同案例研究方法的使用情境是相契合的。

研究者在下文中着重分析了案例选择、数据采集与资料分析3个部分。

（一）案例选择

高校公益性社团是大学生公益实践活动的基本组织形式（周霞，2011）。由于各个高校的公益性学生社团浸润于不同的校园文化与氛围中，难免产生彼此的较大差异性。因此，研究者为了得到具备广泛适用性的结论，选取了浙江省内4所同类高校中较为有影响力的4个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作为研究对象（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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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采集

首先，研究者对选入样本的每个组织进行了单案例的研究。在深度挖掘各公益组织微博、微信及第三方媒体等互联网资料的基础上，对组织的负责人进行半结构化的访谈，进而采集质性资料。研究者事先征得被采访者的同意后，对访谈过程进行录音，并在访谈结束后的24小时内进行录入。

其次，研究者对上述的质性资料进行了归纳式的理论构建。通过跨案例分析方法（Eisenhardt，1989），研究者从质性资料中逐步建构出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的实践特点及其从实践中收获的社会反馈。

最后，研究者对每个组织负责人指定的曾参与对应组织公益实践活动的学生和指定范围外的学生分别进行了问卷调查，来验证该组织的公益实践对大学生慈善意识的影响。

（三）资料分析

1.公益实践

作者借鉴学者周霞的研究结论，将4个案例中公益慈善实践内容通过公益性、自愿性和群体合作性3个维度展开质性分析（编码结果见表格2）。公益性指的是公益慈善主体的目的一般是通过帮助弱势群体等来实现公共利益的最优化;自愿性指的是公益慈善主体是自愿加入社团组织并无偿地付出自身时间和精力践行公益慈善（魏新惠，2012）;群体合作性指的是公益慈善主体和社团组织内部成员、其他组织成员，以相互协作的方式共同推动公益慈善项目。

2.社会反馈

研究者认为，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实践的不断积累能够制造诸多的正面社会反馈，分别表现为受众正面反应和媒体正面社论（编码结果见表3）。其中受众正面反应指的是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服务对象给予公益项目的正面反应和评估;媒体正面社论指的是各类媒体对于公益慈善主体事迹的正面评论和积极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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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慈善意识

研究者整合了学者杨明伟（2007）和任源（2012）的慈善意识量表，最后设计成的问卷涵括基于大学生慈善意识水平测验的13个问题。其中每个问题采用Likert五级量表，得分愈高代表慈善意识水平愈高，总分65（13×5）分。

研究者让各组织负责人分别指定组织内本校生和组织外本校生完成问卷，各个高校的样本构成根据对应的公益组织规模而定。为避免混淆，其中向组织外成员提供了传统的纸质版问卷，另外向组织内成员提供了相同内容问卷的链接。

问卷回收并录入计算机后，研究者对各个案例进行了学生属性（即是否是本公益组织成员）影响大学生慈善意识的两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每个高校的学生属性对于慈善意识水平均具有显著的差异，且高校公益组织内部成员比组织外的其他校内学生慈善意识水平高（T检验结果汇总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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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结果显示：对于ZNQ所在高校学生属性影响慈善意识的检验，内部成员慈善意识的总得分为52.6111，外部成员慈善意识的总得分为48.2647，即表示ZNQ内部成员的慈善意识高于ZNQ同校外部学生的慈善意识;又由于P值等于0.000，说明ZNQ内部成员的慈善意识显著高于ZNQ同校外部学校的慈善意识。同理可以分析出HDJ、SG和YLM内部成员的慈善意识显著高于各自同校其他学生的慈善意识。

三、研究讨论与命题

研究者根据上述资料分析中各构念的定义和相关实证数据的佐证，结合已有的一些研究结论，尝试着构建出上述3个构念之间的联系。参考其他案例研究学者的方式后，研究者以4个案例逐个验证的方式导出如下的3个命题。

（一）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实践和大学生慈善意识的关系

研究者认为，大部分大学生选择加入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的原始动机便是公益心驱使的;又因为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实践本身具有公益性、群体合作性等特质，所以其内部成员会随着自身公益实践经历的累积而逐渐强化其公益伦理认知（卢先明，2012），继而提升慈善意识水平。

上述资料分析中高校学生属性影响慈善意识的检验中，控制变量即为实验对象是否是样本组织内部成员这一单个变量，而且上述数据已经证实了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实践和大学生慈善意识的关系。根据研究者的上述讨论，推导出下述的命题1。

命题1：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实践有助于促进大学生慈善意识。

（二）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实践和社会反馈的关系

媒体对全国民间公益的报道整体是正面性多于负面性的，但多数媒体都是站在客观视角做出中性传播决策的（罗婧，2013）。负面社论中的新闻机构更多扮演监督者的角色，而正面社论中的新闻机构更多是宣传者和普及者（高盛楠等，2013）。借助其他媒体的正面传播，既有助于提升公益组织的影响力（韩正贤，2009），又符合公益组织价值主张和发展诉求。虽然诸如汉中红会事件、中国红会事件等负面新闻时有曝光，但是这些媒体报道并不至于动摇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内部成员固有的公益观念。一方面，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不同于社会公益机构，其对资源的整合利用（王占军，2008）是更为公开化的;另一方面，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帮扶对象的情境反馈是公益实践主体能够亲身感受到的，第三方媒体的正面报道亦能巩固其内部成员对公益伦理和组织价值观的认同。

从表2和表3中可以发现，第一，ZNQ针对周边村镇老人和针对本地外来务工子女的公益实践都彰显了组织实践的公益性特征;第二，被访者本科3年都潜心专注于本社团的发展和对社团价值主张的认同都显现出其自愿服务的心态;第三，当组织实践面临财力、人力等资源约束时，联合校艺术团、公交部门等其他机构推动公益实践的作为折射出ZNQ主张联合行动的特点。由于ZNQ公益行动均创造出一定的社会价值，受众都乐意接受ZNQ提供的服务内容，并表现出情感支持，杭州日报和钱江晚报亦对ZNQ公益项目的公益成就进行了正面的宣传报道。

对于HDJ此个案，从表2和表3中可以洞悉，第一，HDJ针对山区儿童的关怀举措和针对本地独居老人的情感支撑都显露出其开发项目的公益性价值诉求;第二，负责人热衷社会公益的决心和内部成员甘愿忍饥挨饿的态度都传达了HDJ成员参与公益实践的自愿动机;第三，向城市小学和开发区高管寻求财务支援和从其他高校获取智力资源的举动表现出HDJ社会化合作的特点。由于HDJ的组织价值诉求立足于创造社会效益，其服务对象在HDJ的公益实践是开心愉悦的，新华网更是对其西湖捡烟头的显著社会效应予以正视。

对于SG此个案，从表2和表3中可以看出，第一，SG针对四川贫寒山区孩子的衣物支援和针对暑假农村地区孩子的成长关怀同社团创办初衷是吻合的;第二，组织成员热心公益并且甘愿奉献宝贵时间的情怀蕴藏着对于公益事业的自愿支持;第三，SG相应民间公益组织狮子会和校内外其他机构发展公益事业发散出SG乐于协作参与公益活动的特征。缘于SG立足于教育资源均衡化的持续行动，受益的孩童都表露出开心状，新华网和钱江晚报亦用“雷锋”“温暖”等正面词汇予以报道。

对于YLM此个案，从表2和表3中可以发现，第一，YLM针对杭城外地籍务工人员的衣物赞助和针对藏族小学的汉文化教育资源建设都映射出关怀西部发展的社团创办出发点;第二，组织甘心贡献私有财产来创设公益社团的公益热情彰显了YLM的联合创始人公益行动的自愿特质;第三，YLM同益优公益组织等其他民间公益组织、其他校内机构的交互，都反映出YLM协作式参与的特点。缘于SG对于西部地区发展的重视和关怀，农民工们和藏族小学都表示满足状，腾讯・大浙网亦加入并助力其社会化资源的募集。

研究者认为，成员的亲身体验，加之活动项目具备的高社会效益和高社会价值，上述组织自然能够收到来自于受众的直接情感回应和来自于外部媒体的间接正面传播。根据研究者的上述讨论，推导出下述的命题2。

命题2：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实践有助于内部成员收获正面的社会反馈。

（三）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实践收获的社会反馈和大学生慈善意识的关系

由于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内部成员是亲身参与体验公益项目的，必然能够感受到来自受众直接的情感反馈，继而转换为内部成员更深层次的慈善意识（康敏，2010）。此外，杨明伟（2007）和车文辉（2008）均已明确外界环境中的媒体正面社论对大学生慈善意识是具有刺激作用的。

从表3中可以发现，ZNQ内部成员通过公益实践接收到来自于服务受众的情感支持;与此同时，杭城本土的2家报社对其公益实践的成效做出正面社论。ZNQ内部成员在这种乐观的慈善氛围中，相较于所在学校的其他大学生易具备更高层次的慈善意识。因此，表4中与之相呼应的是ZNQ内部成员的慈善意识显著高于ZNQ外部成员的慈善意识。

对于HDJ这一案例，HDJ内部成员通过公益实践感受到来自于老人和湘西女孩开心愉悦的反应;此外，新华网和下沙资讯网分别对其西湖环卫和牵手公益支教活动作了积极评价和报道。HDJ内部成员在公益慈善实践过程中为自身营造了更为乐观的慈善氛围，更易促进其慈善意识。因此，表4中与之相呼应的是HDJ内部成员的慈善意识亦显著高于HDJ外部成员的慈善意识。

对于SG这一案例，SG内部成员通过公益实践感知到来自于孩子们的高兴状和新奇感;与此同时，国内主流媒体新华社旗下的新华网更是用正面词汇冠以SG“雷锋团体”的称号。SG内部成员通过参与公益慈善活动构筑起更为和谐的慈善环境，更易派生出深层次的慈善意识认知。因此，表4中与之相呼应的是SG内部成员的慈善意识同外部成员相比是显著高的。

对于YLM这一案例，其内部成员通过公益实践收获了来自于冬衣受助者和藏民的满足感;此外，主办方官网表彰了YLM环保类公益实践的成绩，大浙网亦积极传播YLM的图书馆援建项目。YLM内部成员通过短暂的2年便营造了适合自身发展的慈善环境，更易强化其慈善意识。因此，表4中与之相呼应的是即使YLM所在高校整体慈善意识较高（外部成员的慈善意识就达51.4419分），SG内部成员的慈善意识同外部成员相比仍然是显著高的。

研究者认为，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在公益慈善经历中直接感受到的受众正面反应，以及来源于外界和同类组织间的媒体正面报道都能促进组织内部每个个体的慈善意识。根据研究者的上述讨论，推导出下述的命题3。

命题3：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实践收获的正面社会反馈有助于提升组织内部成员的慈善意识。

四、结论

本文没有从慈善意识影响慈善行为的视角入手，而是从反面着眼，通过运用质性分析和量化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多案例研究。研究者运用定量数据证实了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实践有助于内部成员慈善意识的提升，并且通过归纳式演绎和跨案例研究挖掘出学者周霞（2011）提及的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的3层特质，以及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实践社会反馈的受众正面反应、媒体正面社论2层特质。

依托质性资料的编码分析和实证数据的支持，研究者整理了公益实践、社会反馈和大学生慈善意识之间的关系，初步构建出如下的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参考文献：

[1]龙永红.高校公益性学生组织的运作机制――基于四个个案的质性分析[J].复旦教育论坛，2012，10（4）：72.

[2]王占军.高校公益性学生社团的组织资源动员――关于北京师范大学“农民之子”的案例研究[J].复旦教育论坛，2008，6（1）：27-29.

[3]杨明伟.公民慈善意识及影响因素分析――在济南市的调查[D].济南：山东大学，2007：53-61.

[4]王长建.当代大学生慈善行为与影响因素研究――以武汉市为例[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4：21-25.

[5]车文辉，杨琼.媒体对大学生亲社会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J].现代大学教育，2008（4）：95-97.

[6]李平，曹仰锋.案例研究方法：理论与范例――凯瑟琳・艾森哈特论文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0-20.

[7]周霞.试析高校公益性社团在大学生道德素质教育中的价值[J].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2011（1）：36.

[8]魏新惠.新时期高校大学生慈善意识提升和慈善行为激励机制研究[J].社科纵横，2012（27）：233-234.

[9]任源.大学生慈善行为的影响因素及自身效应研究[D].石家庄：河北经贸大学，2012：70-71.

[10]卢先明.论公益伦理的特点[J].道德与文明，2012（3）：110-113.

[11]罗婧.试析大陆民间公益报道[D].南宁：广西大学，2013：14.

[12]韩正贤.运用宣传手段有效提升社会公益组织的品牌[J].社团之声，2009（2）：54.

公益实践总结范文第4篇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深化“平安”建设为载体，以破解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体制、机制性束缚、保障性困扰为重点，结合社区矫正工作要求，抓好社区服刑人员的改造工作，为实现科学发展、跨越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目标任务

以改造好社区服刑人员，预防和减少重新违法犯罪为主线，立足于社区服刑人员在思想上帮教、生产生活上帮扶、行为上规范。要办好公益劳动基地，在劳动中改造罪犯，切实提高社区服刑人员的劳动技能和谋生本领，有效预防和减少社区服刑人员重新违法犯罪，把社区服刑人员重新犯罪率控制在1%以内。

三、方法步骤

主题实践活动分为三个阶段：

（一）动员部署阶段（年10月份）。开好“三个会”搞好思想发动工作：一是主题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上级文件精神，研究具体贯彻意见；二是召开专题会，开展调查研究，找准试点工作的突破口；三是召开动员部署会，全面部署“办好社会公益劳动基地，推动社区矫正工作开展”主题实践活动的各项工作。

（二）组织实施阶段（年11月至年3月）。各司法所至少指定1个公益劳动基地作为主题实践活动单位。公益劳动基地既要突出“公益”性质，又要符合社区服刑人员劳动改造的要求。司法所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组织社区服刑人员开展公益劳动。公益劳动要考虑社区服刑人员的身体状况、作息安排、个人特长等因素，尽量做到劳动时间、劳动形式、劳动强度因人而异，要尽量避免劳动形式单一、劳动强度过于繁重、劳动安全和劳动卫生缺乏保障等现象。

（三）总结完善阶段（年月至5月）。各司法所要认真总结社区矫正公益劳动的经验做法；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建立社区矫正公益劳动长效机制，确保工作常态化。区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领导小组适时召开经验交流会，表彰一批先进单位和优秀个人。

四、组织领导

为办好社会公益劳动基地，推动社区矫正工作开展，确保按时保质完成任务，决定由区领导挂钩联系项目，成立办好社会公益劳动基地，推动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队，组成人员如下：

挂钩联系领导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在区司法局基层工作科，负责“办好社会公益劳动基地，推动社区矫正工作开展”主题实践活动的日常工作。

工作队由司法局基层科同志任队长，各司法所全体干警为成员。

五、原则要求

（一）以人为本。要按照以人为本的原则，把“宽严相济”和“人性化管理、亲情化服务”贯彻于创新活动的全过程。要突出“教育、感化、挽救”和“惩罚与改造相结合、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注重改造社区服刑人员的犯罪心理和人格，从源头上预防重新违法犯罪。

公益实践总结范文第5篇

关键词：工会实践；企业绩效

引言

中国内地对于工会实践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却很少，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中国工会所处地位和所起作用决定的。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工会并不是通过组织罢工、谈判等途径来维护员工经济权益和改善员工工作条件，而是作为党政机构在企业的功能延伸性组织，此时工会自然不会对企业绩效的提高产生实质性影响和作用；但在社会经济转型阶段，中国的工会建设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中国工会地位不断提高，工会的相关问题如工会实践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等问题已经显露在国内研究者的视野中。

一. 工会实践的含义及其职能

工会实践 中国工会的组织形式有别于国外工会，在西方社会，企业的工会组织非常发达，不仅各种大中型企业都设有独立的工会部门，而且不同企业间的工会联合组织也呈现出十分繁荣的景象，产业工会力量强大。而在中国，中华全国总工会是各地方总工会和各全国产业工会组织的领导机关，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市县（旗）设地方总工会，各种所有制企业、事业和机关等基层单位成立工会基层委员会。2010年6月6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工会建设充分发挥企业工会作用的紧急通知》中明确要求非公有制企业必须组建工会。由此，中国基层工会组织建设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在工会组织的发展过程中，工会实践一直是各方关注的焦点问题。工会职能是工会实践活动的基本方向和内容，对于社会经济转型背景下的中国，处于不同时期和不同发展阶段的中国工会其地位和职能是不同的。在改革开放之前，工会不是通过谈判和罢工等手段来改善员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而是作为党政机关在企业的功能延伸性组织，是党和群众联系的桥梁，协助“企业办社会”，工会并无实质性的作用。但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大量出现，劳资双方纠纷和冲突不断，中国工会的重建、整顿、转型和维权责任

和职能重新被强调。在经济体制改革前，中国工会实践主要是协助企业进行管理，尽管在许多正式文件中规定工会是员工利益的维护者，但事实上工会维权作用只表现在形式上，并没有真正得到有效执行；在中国情境下工会具有双重角色，工会既是员工权益的代表，又被视为党和政府职能在企业内部的延伸；中国工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工会是否代表员工的利益，是否独立于国家，并得到三个重要研究结论：一是工会没有从国家中独立出来，但是它的角色正在发生改变，国家试图使工会去维护员工的合法权益；二是工会不再是完全统一的，政府工会和企业工会之间存在着矛盾；三是由于独立的工人组织的缺乏，员工为了保护自己，除了依赖国家和工会，没有别的选择；以沃尔玛在华组建工会为例，对中国外资企业工会组建和运行进行研究，发现在新形势下中国工会维权职能得到重视，工会地位大幅提升，在外资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工会的作用不容忽视；认为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非公企业大量涌现，企业与工会之间开始出现制衡、不合作甚至对抗现象，迫使工会职能发生重大转变，在协助政府发展建设的同时，也注重员工利益的维护。由此，论文认为中国工会实践既包括维护员工权益的维护和教育职能，又包括协助企业发展的参与和建设职能。

二、企业绩效含义及特征

绩效在企业管理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企业组织中的一切活动的最终目的在于提高企业绩效。绩效是一个多维的建构，观察和测量的角度不同，其结果也会不同。目前学术界对绩效理解的主流观点主要有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绩效是行为。“绩效是行为，理应与结果存在差别，因为结果会受系统因素的影响”，他认为 “绩效是行为的同义词。它是人们实际的行为表现并能被观察到。就定义而言，它只包括与组织目标有关的行动或行为”第二种观点认为绩效是结果。“绩效应该定义为工作的结果，因为这些工作结果与组织的战略目标、顾客满意度及所投资金的关系最为密切”； 绩效是“一个人留下的东西，这种东西与目的相对独立存在”。第三种观点认为绩效包括行为和结果两个方面，行为是达到绩效结果的条件之一。“绩效指行为和结果。行为由从事工作的人表现出来，将工作任务付诸实施。（行为）不仅仅是结果的工具，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为了达到目标而付出的脑力和体力的结果，但能与结果分开进行判断”。无论如何界定绩效，学者们认为为了使绩效这一概念具有意义，应坚持可理解、可测量和可控制的原则。论文研究的是工会实践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工会一般是通过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降低企业员工的离职率和缺勤率等实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这反映出工会实践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于过程与结果之中，所以论文采用第三种观点，认为绩效应包括行为和结果两个方面。

三、工会实践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

工会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主要围绕工会集体谈判权等维护员工权益职能的展开对企业绩效产生的影响。从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中随机抽取了几家企业，深入调查了在这些企业中工会实践的开展对企业绩效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中国工会发生了巨大改变，在协调资资方与劳方的关系中起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虽然工会在提高员工工资方面没有直接的作用，但其积极参与企业管理，协调劳资关系，加强了民营企业规范化运作，为员工创造了公平公正的工作环境，在和谐公正的工作环境中员工表现出更高的工作积极性，工会实践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显著影响。

结束语

论文通过对工会职能的分析，探索工会影响企业绩效的作用机理，结果发现中国工会实践对于企业绩效具有正面影响，中国情境下，工会的职能能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更为突出。这主要是由于发展历程的不同，中国工会实践虽然强调维护员工利益的职能，但其参与企业管理及教育职能仍然突出，中国工会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员工利益和企业发展的双赢，所以在企业绩效的影响上，其参与与教育职能更为突出。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