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爱德华·萨丕尔 布龙菲尔德 《语言论》 语言学观点

1.引言

爱德华·萨丕尔的《语言论》是美国观念主义语言学的代表作，该书基本上是建立在意大利唯心主义哲学克罗齐的《心灵哲学》基础之上的。该书系统地讨论了语言学对象、语言成分、语音、语法程序、语法概念、语言的结构类型及语言的发展等问题。他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一种文化现象，“语言是一种文化功能，不是一种生物遗传功能”，他还注意到语言对其使用者的思维和行为产生的影响。

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是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奠基之作，研究重点在于方法论，其理论思想深受机械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影响。布龙菲尔德继承索绪尔的结构主义思想，又深受行为主义思想的影响，力图将心灵主义的影响排除在语言学研究范围之外，在这一方面他与萨丕尔的观点对立。他认为语言行为的产生是由一系列的外界刺激所引发的，“内心的形象、感觉和类似的东西只不过是人体各种活动的一般通行的术语”（费俊慧：2008）。本文对萨丕尔与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里的重点观点进行对比陈述，呈现二人对同一语言现象不同的研究视角。

2.语言性质的比较

萨丕尔在《语言论》中探讨了什么是语言这一问题，他认为不是一种“人类遗传的生物功能”，它需要一定的社会环境，然后语言才能产生，所以说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一种“非本能性的、获得的、‘文化的’功能”。感叹词和象声词带着发出者想要传达的意思，并经过发出者大脑的处理，是想象力发挥的成果，特别是感叹词，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感叹词表达同一种情绪，这是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造成的，更说明语言受社会文化的影响。萨丕尔认为声音发出的过程，听者听到的过程，脑海中产生的印象等都可成为“经验成分”，但当所有经验成分都联合在一起，才能成为语言。

布龙菲尔德在《语言论》中，并没有对语言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他讨论了多种语言起源论，认为语言行为的产生是在外界一系列的刺激下形成的，并使听话者产生一定的反应。语言不具有生物学的遗传性，在一个言语社团里，一个初生婴儿学说什么语言，是由出生环境决定的。布龙菲尔德继承索绪尔的思想，将语言与言语分开来，区分语言的共时和历时状态。他把语言共时系统的描写放在语言研究的首要地位，也被认为是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突出特点。

3.语音系统的比较

萨丕尔发展了音位理论，根据语音的分布模式分析语音，是形态音位概念最早提出者之一。他还指出同一个音在不同的单词中发音依然有区别不仅是因为受邻近字母发音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在《语言论》里，萨丕尔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于语音模式或语音系统的格局的概念。他认为在表面的语音系统背后，“还有一个更有限制的、‘内部的’或‘理想的’系统”，表面系统的音可以发生变化，内部的模式却不变，“甚至在它的语音内容久已改变了之后，它还能作为一个格局坚持下去，包括语音成分的数目、关系和作用”。萨丕尔同时意识到这种格局不是不能变的，只是它的变化远不如语音本身变化得快。萨丕尔的看法大致就是现在音位学的看法，“音位是说话人自己下意识地感觉到的‘精神的’音位”。

布龙菲尔德进一步区分了语音学和音位学的概念，语音学研究的是声音如何发生和听者如何接受的声音即生理上的语音学和物理上的语音学，将意义的探究排除在外。语音有区别性特征和非区别性特征的差异，区别性特征对于交际是必要的，因为它与一部分意义相连，能与其他词分开。针对这一问题，布龙菲尔德列举了“man”这个例子：在英语中，无论用什么声调读“man”，它都表示“男人”的意思；在汉语中用不同的声调读“man”，就会产生不同的言语形式，表达不同的意义，那么这些不同的声调就成为“man”这个语音的区别性特征，这同时说明某种语言的区别性特征，在另一种语言中就可能成为非区别性的。当语音研究与意义联系在一起，就成了音位学或实用语音学。布龙菲尔德以“pin”这个词进行测试，得出该词全部区别性特征就是三个不可分的最小单位即音位，它是区分意义的最小单位。他根据发音部位和发音器官的不同区别了不同的音位类型，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对语音系统的描述深受行为主义和机械主义思想的影响。

4.对“词”理解的比较

萨丕尔认为，所谓的语言的成分大概来说就是指词，语言真正有意义的成分就是词，或是词的有意义的部分，或是词组。词可以分成表示基本概念或主体概念的“根本成分”A和表示附加意义的（b）（表示时间、人称和数的变化），所以词可以用A+（b）来表示，当然词根和附加成分有其他不同形式的改变。萨丕尔还对语言成分进行了划分：词根、语法成分、词和句子。他认为语言成分不仅具有区别的功能，还具有指示的功能，“根本成分或语法成分和句子是语言的主要的基本功能单位，前者是抽象的最小单位，后者是一个统一的思想的叫人感到美满的体现”。萨丕尔同时看到，词尤其像感叹词还带有个人情绪色彩，“在心理上存在”，但他认为这些个人色彩不那么重要。

布龙菲尔德指出，一个音位、一个单词甚至一个句子都是语言形式。他还对对语言的形式进行了划分：自由形式和粘着形式、复合形式和简单形式。不能独立使用的叫粘附形式，如Jonny和Billy中的-y，playing和singing中的-ing；能够单独使用的叫自由形式，如John、Bill和sing等。有些语言形式与另一些语言形式在语音和语义上部分相同，这叫复合形式。复合形式有组成成分构成。只出现在个别复合形式中的组成成分叫独特组成成分，例如cranberry中的cran-。复合形式皆由词素组成，如PoorJohnranaway中有五个词素：poor、john、ran、a-、-way，这叫最终成分。他提出了“直接成分”概念，主张把复合形式切分成直接成分。简单形式又称为语素，比如bird、play、-ing等，都称为语素。布龙菲尔德认为语素可以用语音描写，但它的意义（义素）却不能在语言学范围内分析，因为它们是用来任意标示现实世界的某个特征的信号的，信号可以分析，但它标示的事物却无法分析。语素是由音位或音位的组合构成的，而全部语素就构成一种语言的词汇。

5.哲学基础和研究重点的对比

萨丕尔的理论思想深受意大利唯心主义哲学家、新黑格尔学派的克罗齐的《心灵哲学》的影响，他从人类学的角度看待语言，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一种文化现象”。例如萨丕尔认为音位系统是语言的“理想系统”，属于说话人的“直感”知识，在语音的音位学说中，他属于“心理派”。他的研究重点是所谓人类语言学或人种语言学，也就是结合操作这种语言的民族（一般是土著民族）的民俗、文化、社会心理等研究语言，或者通过语言研究这些民族的文化（广义的文化），他是美国人类语言学或文化语言学的奠基人。布龙菲尔德主要是为研究语言而研究语言，从语言本身出发，确立了语言结构的描写原则和严格的描写方法。布龙菲尔德深受索绪尔的影响，他的许多语言学理论都是在索绪尔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创新的。他称自己为机械主义者，受当时盛行的行为主义的影响，力图将心灵主义的影响排除在语言学研究范围之外。他的研究重点在方法论方面，用刺激——反映论解释语言的产生和理解过程，并提出一个著名的公式：Sr……sR。S指外部实际刺激，r指语言的代替性反应，s指语言的代替性刺激，R指外部的实际反应。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对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形成、发展有重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6.结语

萨丕尔和布龙菲尔德作为两位伟大的语言学家，至今他们的语言学理论和观点被世界范围内的语言学界的学者广泛借鉴、运用和发展。虽说二人都著有《语言论》，但他们属于不同的语言学研究流派，其独特的见解和独创的语言学观点，对推动世界语言学的发展有不可估量的作用。通过对比二人对同一语言现象的观点和见解，可以帮助扩展语言学者的研究视角，有助于语言学者从不同的研究领域或研究学科看待语言学的研究，而萨丕尔和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给这样的语言研究提供了极其有益的借鉴。

参考文献：

[1]布龙菲尔德著.袁家骅，赵世开，甘世福译.语言论（Language）[M].北京：商务印书馆，1914.

[2]费俊慧.萨丕尔与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之比较[J].《科教文汇》，2008，7：241.

[3]辜向东.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一部划时代的作品[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19（2）：119-122.

[4]李力.布龙菲尔德与萨丕尔论语言的及物性[J].《外国语》，2002，2：36-40.

[5]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语文论文范文第2篇

一

贝克把黑人文本置于黑人文化的传统之中，置于黑人日常生活的体验之中加以考察。将黑人文学文本重新加以语境化，从黑人的话语实践中透视出文本解读的多种可能性。贝克十分关注黑人的生活体验和话语表达方式，关注黑人日常生活中的表意特征。他把黑人音乐，尤其是布鲁斯音乐，视为黑人本土话语的最典型特征，视为黑人文学文本研究的原始依据和文化源泉。因此，布鲁斯本土语言研究也就成为贝克文学理论体系的切入点或出发点。

布鲁斯作为爵士乐的一种，最早来自棉花田间的农夫和火车工人之中，由黑人的劳动号子与早期宗教的和世俗的音乐相互影响而形成。后来为了谋生，歌手们弹吉他和拉手风琴到处乞讨、演唱，逐步向外传播开来。如布鲁斯的歌手通常站在以铁路的交叉口为象征的背景下演唱。歌词也非常富有隐喻性。如《交叉口的布鲁斯》：“站在叉道口，挥旗让火车走／无人知道我，都从我身边过”[1](p1)。交叉路口的十字标牌象征着人类生活的复杂性，选择的多向性、不确定性和流动性。布鲁斯中的“铁路”常常被视为经济发展和审美发现的潜在可能性，是有意味的象征符号。这种喻意的可能性来源于火车头的驶动性或推动力，因为它预示着无限的运动性与自由性。布鲁斯音乐人在音乐中转换或再生产这种能量的原始动力。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布鲁斯作为一种“民族记忆”音乐在美国开始流行。贝克说：“美国的金融者不仅仅知道铁路有其商业可能性，而且也是黑人音乐的来源之处”[2](p2)。

布鲁斯融合了黑人劳动的歌声、教堂的唱词以及民间的幽默和智慧。布鲁斯抒情歌曲体现了非裔美国黑人的一种亚文化的追求、理想与忧虑。布鲁斯既是音乐，又是语言，它渗透了黑人的内心体验和潜意识，如压抑、痛苦与虚幻、遐想等。布鲁斯极富抒情性、虚拟性、象征性、寓意性、神秘性、互动性和哲理性，具有很高的精神价值或审美价值。同时，布鲁斯也象征着非裔美国黑人民族感的认同。布鲁斯本身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显现了在主流文化中边缘文化的生存状态。贝克说：

非裔美国黑人文化是复杂的、扭曲的，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作为基质的布鲁斯隐喻表达。基质就是孕育处，网状体，一种化石，一种深藏宝石的洞痕，一种合金中的要质，一种可以重新复制或录制的碟盘。基质是永不停息的输出点与输入点，是生产过程中永恒存在的推动力的交织点。非裔美国黑人的布鲁斯形成了充满活力的网状体，是一种多重复合体。通过这种复合体。我们可以发现非裔美国黑人话语文化的重要特征[3](p3)。

布鲁斯音乐的存在和发展既有它自身音乐的自律性，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他律性；既有音乐的独特性，又有音乐的互文性。从布鲁斯的形成与发展的情形来看，它与文学的本质特征有着共通性。贝克认为文学和布鲁斯音乐一样，都富有隐喻性、虚拟性、神秘性、审美性等主要特征。同时，文学也和布鲁斯音乐一样，只有通过发现与黑人生活复杂性一致的手法才可以扑捉到黑人生活的真谛。拉尔夫·艾里森也认为布鲁斯最能表达黑人经验和黑人视野的复杂性。他把布鲁斯音乐的特点融入到他小说的结构和内容之中。鲍德温运用黑人土语和布鲁斯艺术创作了《索尼的布鲁斯》和《假如比尔街能够讲话》等一系列作品。在鲍德温的作品中，布鲁斯体现了黑人民族的痛苦和历史，布鲁斯使人们获得了启示，使人们认识了自我。

贝克把布鲁斯作为非裔美国黑人的一种典型的文化言说，从而提出黑人文本解读的阐释范式和典律。贝克说，他所使用的布鲁斯具有多重意义，每一种隐喻都包容了美国黑人文化的本土性特征。布鲁斯的诞生标志着美国本土文化的王国里出现了一种具有更强烈的震憾力的音乐，因为布鲁斯表现了黑人精神上与话语权力上的压抑。布鲁斯音乐是对主流文化的一种应对策略。概而言之，布鲁斯是一种文化存在，体现了非裔美国黑人语言的本土特色、审美特色和意识形态的存在。布鲁斯代表了一种社会的存在，体现了黑人民族的存在。可以说，布鲁斯成了非裔美国黑人话语文化的代名词。

二

贝克的布鲁斯本土理论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批评理论。贝克的布鲁斯本土理论体现了他对本土文学的文化哲学反思以及西方当代文论家对他的影响。1980年在《历程的回顾：黑人文学与批评的问题》中，贝克认为“说话的主体”(Speaking  subject)创造了当代评论者阐释话语或符码。但在他现在的研究中，他发现是语言（或符码）在“说”主体("Speaking”the  subject)，主体被“非中心化了”。他说：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一直在探寻非裔美国黑人文学（和文化）独特的东西，我确信在独特的主体性中发现了这种特殊性。但是经济基础的客观性和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出现改变了我的观点。我也确信象征理论和独具特色的象征人类学的思想提供了理解非裔美国黑人表意文化的有效途径。我发现象征的对应物——实际的或物质的缘由，对于理解非裔美国黑人话语是很有必要的。……从主体中心到主体去中心，从绝对的象征性到更具有包客性的表意观点的转变，是由方言本土理论的激剧力量使然。研究这种思想的途径来源于对弗·詹姆逊、海登·怀特与谢尔·萨林斯和其他人的著作的尝试性阅读，因为我从这些学者的观察中获得了不少收益[2](p109)。

贝克认为，方言是一个特定的国家和地区所特有的一种艺术。美国奴隶制的物质条件和非裔美国黑人布鲁士音乐的表意特征的结合，作为一个先在基质，在美国产生了一种强大的、本土的创造力。对经济基础和本土方言的关注，产生了象征型人类学与分析型策略之间的一种张力，弗·詹姆逊称之谓“形式的意识形态”或“作为社会象征性行为的叙事”。詹姆逊关于历史的非文本性的观点表明，社会或“环境”是一种先在的历史或意识形态的“潜文本”。这一“现实”不是外在于文学文本，也不是与文本保持一定距离，而是包含在文本之中，成为文本自身固定的或内在的潜文本。社会往往以“潜文本”的方式存在于作品之中。他以格雷马斯的符号方阵为例阐释这一观点，符号方阵所建构的意识形态的封闭和所表达的二元对立的运作本身正体现了社会矛盾的表征性投射。因此，外部现实与文本合二为一，社会矛盾只能以文本的形式存在或以话语的形式存在，而终极的社会始终是缺席的。

海登·怀特的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文化诗学”，打通了文学话语与历史话语的界线，并使“文学的历史叙述”成为当代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同样，历史话语所禀有的那种“诗性”品质，“以其具有文化意义的形式现实化为一类特定的写作，正是这一类特定的写作，正是这一事实允许我们去思考文学理论和历史编纂(historio-graphy)的理论及实践两方面的关系”[3](p43-44)。贝克说，把詹姆逊和怀特的理论引入非裔美国黑人叙事文本的分析，获得了非裔美国黑人话语中的“潜文本”或“潜文化”，这在以前从未得到有效的关注。

贝克在《美国文学史的重新建构》一文中指出：福科的理论对于美国文学的研究是十分有效的。“作为一种分析方法，福科的知识考古学认为，知识存在于话语形式之中。人们可以在这种形式本身中追寻其形式的系谱和发现其形式的规则。”[1](p17)福柯认为语言本身就是权力和压抑的根源，“历史”是经过运作活动之后的产物，其中渗透着权力和经济的力量，历史的“统一性”和“连续性”是一种幻想，真正存在的只是断断续续的话语区域。任何史学家的批判任务就是让那些被压迫的异己因素诉说自己的历史。通过福柯，历史又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在文学和文化批评的议事日程里，它使人们能够更直接探讨权力、控制、社会压迫和社会歧视之类的问题。也就是说，它使人们能够更直接地从历史的残酷的、血腥的对抗与斗争中去把握文化。不仅如此，福柯的系谱学所表现的对必然性的否定和对生活中偶然性的揭示也为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开辟了通道。贝克认为，由于美国黑人文本产生于一个长期的土语发源地，而此发源地扎根于奴隶贩运和奴隶制经济的历史现实之中，所以黑人的布鲁斯是被压迫文化的产物，它象征着一种范例的“话语”。布鲁斯是劳动乐曲、团体俗歌(group  secular  songs)、田间的劳动号子、宗教和声(sacred  harmonies)、谚语式的格言、民间哲学、政治批判、下流幽默、哀歌挽唱等许多成分的综合，布鲁斯标志着语言与经济制度、政治等级制度、神学、性行为以及美国黑人生活其它各个方面的交叉。对于压抑其受害者声音的主流文化的语言，布鲁斯形成了一种语言上反应的源泉。布鲁斯呈现的是另一种不同于主流话语的历史文化，它是非裔美国黑人真正的历史文化。它内含了文化支配性权力问题。因而对这种隐含的意识形态是需要作语境化的分析和解剖的。而对这种内化的文化支配权力的解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依托边缘种族的文化传统，依据自己的文本特点将其言说方式予以系统化，以形成对这一文本行之有效的批评模式。

三

当今，非裔美国黑人文本是人们在一定的历史文化中依据内心的感悟和体验，象布鲁斯一样以虚幻和隐喻的形式所构成的。正如亨利·路易斯·盖茨所说：

美国黑人传统自起始阶段起就是比喻性

的，否则它如何得以生存至今呢？……黑人一开始就是比喻大师：说一件事而意指另一件事，这是在西方文化压抑中求生存的一种基本方式[4](p21)。

贝克曾以邓巴(Paul  Laurence  Dunbar)的《诸神的游戏》(The  sport  of  Gods)为例，详尽分析了美国黑人小说的虚构话语及其超越传统方式的意义。贝克说：

邓巴的文本力求避免对传统叙述模式的简单重复。所以，我们可以说，它表明了在早期的小说中就存着一种颠覆性的意图。它所要颠覆的叙述模式就是所谓的“种植园传统”……他的小说暗含了一种非传统的虚构……尽管邓巴创作《诸神的游戏》的自由度仍在“丈学惯例”的传统之内，然而他的小说的丰富内含则表明，必须超越历史—社会批评传统加以阐释的模式。[1](P137-138)

对这样一种虚幻的小说，显然需要采取相应的解读模式。而且这一解读模式也是具有双重意义的，它既可以超越文学体制或惯例所特有的限制，又可以为理论的生成提供选择。贝克认为：

今天的批评家犹如邓巴本人一样，他们必然受制于体制化的话语世界，但是却可以自由表述以前‘难以想象’的意义。这一思辨的自由表明了一种’无限制’的神话的自由，这也是成功地达到理想形式的重要途径[1](p138)。

黑人美学(American  Aeathetics)、种族一体化主义(integratism)和重建主义(reconstructionism)等黑人文学批评理论都在不同程度上妨碍了黑人的真实的艺术的发展的批评。所以他提出了对黑人文本要进行“重新评定”(reassessment)和“症侯性解读”(symptomatic  reading)的观点。所谓“症状性解读”，有两层含义，其一是针对传统的批评话语在小说阐释中所出现的问题进行批判式解读；其二是依据小说编码和叙述模式所揭示的“症状”来进行解读。贝克说：

一旦“症状性解读”揭示了传统评价话语的问题，人们又如何制订一种强有力的重新评价的方式呢？我的答案是，人们可以采用一种表意的方式，其内含异常独特，依此来打破那些熟悉的概念形成方式[1](p144)。

“重新评价”意味着一种价值决定因素的转变，它引起了人们对熟悉的对象和事件的描述方式的重新审视，使人们通过对过去几十年流行的狭隘的评价方式进行解构，根据“布鲁斯”式的语言编码特点，探索黑人文本中的话语与文化存在的关系，研究黑人作家的表意特征和审美特质。因此，贝克把物理上的”黑洞”引进了黑人文本的重新评价。他说：“对‘黑洞’的思考就是要理解作为重新评价的媒介的这种向性思维是如何作用于意念中客观存在的重新组合的。”[1](p144)

那么，什么是“黑洞”？“黑洞”就是这样一种天体：它的引力场是如此之强，就连光也不能逃逸。根据广义相对论，引力场使时空弯曲。当恒星的体积很大时，它的引力场对时空几乎没什么影响，从恒星表面上某一点发的光可以朝任何方向沿直线射出。而恒星的半径越小，它对周围的时空弯曲作用就越大，朝某些角度发出的光就将沿弯曲空间返回恒星表面。而恒星的半径一旦收缩到一特定值（天文学上叫史瓦西半径），巨大的引力就使得即使光也无法向外射出。

根据科学家的猜想，黑洞很可能是由恒星演化而来的，当一颗恒星衰老时，它的热核反应已经耗尽了中心的燃料（氢），由中心产生的能量已经不多了。这样，它再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承担起外壳巨大的重量。所以在外壳的重压之下，核心开始坍缩，直到最后形成体积小、密度大的星体，重新有能力与压力平衡。“黑洞”有无比强大的吸引力，把任何通过的物质吸收进去，这些物质似乎就再也不能逃出，在“黑洞”中心的“神秘体”(singularity)内一切物质的体积都被减少到趋于零的程度。“黑洞”没有光，没有空间和时间，但物质是存在的，它是一个高度浓缩的、神秘的天体。人们无法直接观察到它，人们可以对它内部结构提出各种猜想。

贝克把黑人文本比喻为“黑洞”，提出了“黑洞”隐喻说(black  hole  as  trope)，把美国黑人文本重新加以语境化，形成了阐释美国黑人文本意义与艺术价值的基本范式：

1.文本的凝缩性　以“黑洞”隐喻说来读解理查德·赖特的《黑孩子》，人们首先会发现赖特不太关心小说的“真实性价值”和情节与故事，他所追求的是体现视角和心智的内化了的布鲁斯话语结构。这些话语结构提供了一种与那“不在场”的最为重要的东西具有同等价值的东西，即话语的差异性或延异。话语是中介，“是一种表现不同体验的有意义结构的必要因素”[1](p146)，而话语创造“视角和心智是写作的最基本的功能”[1](p146)。在《黑孩子》中，作者用内省的语言符号所描述的黑人的生活体验就像“黑洞”一样被浓缩到了难以想象的那一“点”。例如母亲的痛苦体验在小说中是一种不在场的或缺席的在场，作者把黑人的布鲁斯生活体验或欲望的痛苦渗透到一种意象之中：“一天晚上，母亲把我叫到床前，告诉我她无法忍受那种痛苦了，她想死。我握着她的手，求她保持平静。那天晚上我对母亲的反应停止了，我的感觉冻结了”[5](p11)。这里的“冻结”浓缩和内化了母亲所有的痛苦：“疼痛”、“贫穷”、“饥饿”、“迁徙”、“奴役”、“压迫”、“怨艾”、“恐惧”、“无意义”、“无地位”、“绝望”等。这里，“黑洞”隐喻说与弗洛伊德、雅各布森和拉康所说的隐喻过程有些类似，即数种潜在含义集中到一个意象上的显示，或将所有刺激来源综合成一个单一的整体，也就是一种原初精神过程的高度凝缩。

2.“黑洞”仪式　“黑洞”隐含着非裔美国黑人的地下或边缘生活的复杂体验，一种亚文化的积淀。贝克认为，在黑人的文本中，存在着一种叙事仪式，正如比利时人类学家阿诺德·凡·格纳普(Arnold  Van  Gennep)所说，任何一个人从一种社会生活中脱离出来，进入到另一种社会，都意味着一个非常激烈的转换时刻，这需要打破文化的稳定性，需要通过一些适当的仪式来实现。比如非洲西部的“割礼”就是使男性真正成为男子汉的一种仪式活动，使个人能顺利地从一种社会地位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地位。处于白人社会压抑下的黑人，常常对自己的文化身份感到焦虑，这种焦虑隐含着黑人在双重文化背景下探寻完整自我的心路历程。贝克把黑人的文本通常用来叙述黑人这种焦虑过程或寻找自我的心路历程的结构形式称为“‘黑洞’仪式”(rites  of  the  black  hole)。它主要包括以下三种仪式程序：

第一种“黑洞”仪式指黑人从白人的支配社会中的隐退。美国黑人对自己文化身份的焦虑往往产生于他们对自己在他性的主流文化中的“零意象”(zero  image)的认同。他们一旦意识到自己在白人的意识结构中处于一种异类的、消逝的或底层的状态，便开始寻找一个隐退的处所，而那里往往就像一个没有光亮的“黑洞”。如艾里森在《看不见的人》中写道：“我想找到一个常用的梯子从上面的洞口爬出去，可是没有。我得有点光……于是，我开始找纸来做一个火把……”[6](p448)黑人的这种隐退实际上是一种灾难性的，它并不是黑人真正的解救策略。

第二种“黑洞”仪式指黑人经历的一种无身份、无地位、无时间和空间的边缘状态，一种非此非彼的不定状态。通过这种仪式，借助先辈人的智慧，他们隐约地意识到他们在历史上的存在地位，从而激活了他们心中的新的欲望，他们力求通过改写历史来否定白人的主流话语。但是，在此阶段，他们仍然还是感到像“黑洞”的物体一样无法从里面真正地逃脱出来。这一仪式往往是从第一种仪式到第三种仪式的过渡阶段。

语文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立场表达;模糊限制语;强势语;自我指称语

1．引言

近20年来，学术语篇作者立场(authorialstance)逐渐成为二语写作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在当前国际学术交流日趋频繁的背景下，合理表达作者立场、彰显作者身份从而在学术领域发出声音的重要性已得到国内外学者的认同(Hyland2005;Lancaster2016;Jiang＆Ma2019;徐昉2015)。然而，相较于母语作者，英语二语学习者由于语言能力所限，在合理使用立场词汇表达观点方面存在较大困难(Jiang2015)。立场表达不仅是二语学术话语习得研究以及学术英语教学的重点，也是学术新手论文写作的难点(Hyland2018;王敏，刘丁2013;徐昉2015)。为应对这一难题，教师应把握英语学习者和国际期刊作者立场表达的总体特征及规律，揭示导致立场建构差异的具体词汇表达及其功能和分布特征，发现学习者症结所在(Aull＆Lancaster2014)。我国已有写作立场相关研究多关注高校英语专业学生学位论文(徐宏亮2011;徐昉2015;周惠，刘永兵2015)，甚少涉及其他专业英语学习者，尤其是作为学术新手的理工科博士生在科技论文中立场表达的特点(秦枫，陈坚林2013)。鉴于此，本研究对比中国理工科博士生与国际期刊作者建构学术立场的文本实践，考察学术立场的语言资源、修辞功能及其在学术论文各部分的分布，以期进一步提供理工科学术立场语言表达实据，指导学术英语写作教学。

2．文献综述

作者立场指语篇中作者对文章信息或话语参与者的态度、情感、判断及责任，包含作者对文章信息显现方式的评价(Biberetal．1999)。学术语篇中，作者通过使用多种语言资源(如模糊限制语、强势语等)表达立场，实现论说协商以及与读者互动的人际功能(Hyland2005;姜峰2016)。立场资源词是立场的语言实现方式，主要包括模糊限制语、强势语、自我指称语和态度情感标记语，用于传递作者的判断、观点以及对命题的态度(Hyland2005)。模糊限制语是“模糊表达事物的词语”(Lakoff1973)，主要帮助作者实现避免对命题表达武断态度、承认学术团体其他观点的功能(Hyland1996)。与之相反，强势语则表达明确、不容争议的态度主张(Hyland1999)。学术语篇中的模糊限制语和强势语是表达作者立场的核心修辞手段，就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帮助作者进行论说协商(Hu＆Cao2011;Lancaster2016)。为了突出自身或所在团队的立场观点，加强与读者及篇章的互动，作者还会采用自我指称语，即第一人称代词、形容词性物主代词等(如“I，we，my”)来表达对命题的观点、态度，从而建构作者立场、彰显作者身份(Zareva2013)。态度情感标记语表达作者对命题的态度，实现形式主要包括从句、对比、标点符号等(Hyland2005)。虽然态度情感标记语可直接表达作者评价，但其在学术写作中的使用频率远低于其他立场资源词(Biberetal．1999)。Hyland＆Jiang(2016)发现，态度情感标记语在过去50年的理工科学术论文中使用频率大幅下降。鉴于此，本研究重点关注模糊限制语、强势语和自我指称语3类立场资源词的使用。合理表达作者立场并使之符合学术共同体的规约，对作为二语学习者的学术新手来说并非易事。学科背景和论文结构对立场词汇选择至关重要(Salager-Meyeretal．2003;Biber2006)。就学科背景而言，相较于人文学科论文，理工科论文的立场表达虽然较少(Hyland2004)，却在近50年呈现明显的历时增长(Hyland＆Jiang2016)，需要更多研究关注与教学指导(王晶晶，吕中舌2017)。就论文不同部分的立场资源词使用特征而言，Mansourizadeh＆Ahmad(2011)发现和专家相比，学术新手在论文结果与讨论部分准确使用立场资源词表达修辞劝说的能力较弱。Jin(2018)进一步指出，论文结果与讨论部分最适合专家学者展示研究成果、推介研究发现。徐宏亮(2011)通过对比中国英语专业博士生学位论文与期刊论文，发现在结果与讨论部分期刊作者倾向于使用认知型立场资源词，而博士生更多使用态度型和方式型立场资源词，且选词单一、缺乏多样性。从以上研究结果可知，我们需要更多了解学术新手如何融入学术话语共同体并与之对话。正如Swales(2004:56)所言:“学术话语应凸显新手与专家的差异，而不是母语与非母语的分歧。”理工科博士生作为国际学术发表的后备军，在学术英语写作中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因此，描述我国理工科博士生与国际期刊作者学术论文立场表达特征，可为学术新手增强目标读者意识、丰富立场表达资源与手段、了解学术规范并在国际学术领域有效发出声音提供实例借鉴。

3．研究方法

3．1研究问题

本研究主要回答以下3个问题:(1)立场资源词在理工科博士生学术论文与国际期刊论文中总体上各有何分布特征?(2)立场资源词在理工科博士生学术论文与国际期刊论文各部分的分布有何特点及异同?(3)理工科博士生与国际期刊作者的立场资源词选择分别有何特征，体现什么修辞功能?

3．2语料来源

本研究基于理工科博士生学术论文语料库(CSW)、国际期刊论文语料库(JAW)两个自建语料库探讨研究问题。两个语料库的语料涉及4个学科，分别为类属于理科的物理学、生命科学以及类属于工科的材料科学、计算机科学。CSW语料来自北京市某高校学术英语写作课学生提交的期末论文，每个学科30篇，均参照各学科国际权威期刊要求撰写。JAW语料取自4个学科的高水平期刊①，每个学科选取排名前三的期刊，每种期刊抽取论文10篇。由此，每个语料库的论文数量均为120篇，总共240篇，约98万字符。为确保研究结果的有效性，两个语料库选取的均是“引言—方法—结果与讨论—结论”模式的实证研究论文。根据Hyland(2005)的立场资源词分类，我们使用语料库分析软件AntConc3．5．0w检索语料文本，共得到148种立场资源词及词块形式。两位研究者分别统计每种形式在不同语境中的频率，并人工剔除功能不符合的语料，两者间信度为0．95。两个语料库库容不同，因此立场资源词分布状况采用每万词的标准化频率来统计。参照Hyland(1998)、Yang(2013)的分类，本研究将模糊限制语、强势语分为3类:认知情态动词，认知形容词、副词和名词，认知动词。认知情态动词主要表达对话题的判断与协商。认知形容词、副词和名词的功能主要是突出与特定知识领域的关联，或表达评判与论断。认知动词则主要表达对从句引导的事实或观点的立场。此外，对自我指称语的检索显示，“me，mine，my，ours”在两类语料库中均较为少见，因此本研究主要关注“we，our，us，I”的分布及使用，其中“we”是仅指代作者的“we”(exclusivewe)，而非与读者互动的“we”(inclusivewe)。

4．结果与讨论

4．1总体分布

检索结果显示，两个语料库中立场资源词的总频数为106441次，标准化频数为每万词1081次。博士生使用的立场资源词总体上显著多于国际期刊作者(p＜0．01)。两个语料库中，作者都频繁使用立场资源词，表明学术语篇不仅仅汇报枯燥的研究数据，更是通过数据、观点评价与判断等表达个人认知立场，以此构建学科知识(Flowerdew1997)。博士生与期刊作者立场资源词使用的共同特征是模糊限制语的使用频率均为最高(分别占39．1%和42．7%)，表明无论博士生还是期刊作者都倾向于用谦虚商讨的态度来论说和表明观点。自我指称语的使用频率均高于强势语，位居第二。这一结果支持了相关研究(如Hyland＆Jiang2016)。Hyland＆Jiang(2016)指出，过去50年模糊限制语已逐渐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立场资源词;作者越来越注重在学术语篇中彰显身份，自我指称语在科技论文中的使用频率逐年提高;与之相反，强势语使用频率却日趋走低。虽然博士生与期刊作者的立场资源词使用具有共同特征。

4．2立场资源词的论文结构分布及使用特征

4．2．1模糊限制语

模糊限制语大多集中出现于论文的结果与讨论部分，这或许与理工科学科知识构建有关:研究者通常会在汇报研究成果之后对成果进行解释性判断和评价。方法部分使用模糊限制语较少，在两个语料库中的使用频率均低于10%，期刊论文中的使用频率更是仅为4．7%。论文作者在方法部分少有态度评价，大多为程序性“列清单”式的表述(Swales1990)，这在理工科类研究论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博士生在方法部分的模糊限制语使用频率大于引言部分，且与期刊作者的使用频率存在显著性差异(p＜0．01)。这说明中国理工科博士生在方法部分的表述训练依然不足，极有可能因使用不恰当的模糊表达而增加表述的不确定性。对于期刊作者，方法部分主要是描述性汇报，只需清晰地阐释实验材料和数据分析步骤。期刊论文语料库中引言部分模糊限制语的使用频率(占13．2%)高于结论部分(占4．3%)。但在博士生文本中，结论部分的模糊限制语使用频率(占12．2%)却高于引言部分(占9．2%)。解释这一分布差异需要考察模糊限制语在引言部分的功能:模糊限制语不仅可为引言中的话题创建语篇协商空间，而且有助于激发读者兴趣、推动读者对研究问题进行探索和讨论。作者梳理和评价已有文献，通过模糊限制语为读者创设语篇交流与对话的机会，从而在开放的话语空间引介研究议题。这一功能在期刊论文中较为多见，如例1、例2①所示:例1Onemightwonderifthereareanionimpuritiesortheequivalentswhichactuallyenhancegrain-boundarydiffusion．．(IN－生科－期刊②)例2Ultrafastexperimentsonmolecularnanostructuresareincreasinglyabletoprobethedetailsofenvironmentaldegreesoffreedom，whosequantummaybekeytounderstandingthedevicecharacteristics．(IN－物理－期刊)例1中，期刊作者通过“might”推测材料特性并设置疑问，从而激发读者对议题的兴趣，使其积极参与研究推断。例2中，作者使用模糊限制语“may”探讨分子纳米结构实验中量子研究的重要作用，进而引出实验目的。与期刊作者不同，博士生倾向于直接介绍背景，错失在文章开篇与读者互动、沟通和协商的机会。例3Fidebondformationproteins(Dsb-p)areakindofproteinfamilythatcatalyzesthedisulfidebondformationduringtheproteinprocessing．(IN－生科－博士生)各类模糊限制语按使用频率从高到低排列依次为认知形容词、副词和名词，认知情态动词以及认知动词。为深入了解博士生立场资源词使用偏好，我们还考察了博士生与期刊作者使用模糊限制语的具体特点及差异。对两类作者使用频率前五位模糊限制语的比较发现，“may，could”在博士生论文和期刊论文中均排名前两位，表明科技论文作者常使用此类资源词表达对自身或他人研究结果的商讨及推断。博士生与期刊作者模糊限制语使用的不同之处在于，博士生多使用“about”(排名第三，占9．5%)和“mainly”(排名第四，占5．8%)，或表达对数据的大致推测(如例4)，或表达对研究范围的限定(如例5):例4Theintenseemissionlocatedatabout590nmcorrespondingtothemagnetic5D0-7F1transitionofEu3+wasrelatedtothecentrosymmetricstructureofthehostlattice．(R＆D－材料－博士生)例5Inthefirstthreepasses，theaverageeffectivestrainincornersismainlyfocusedonthethirdpass．(R＆D－材料－博士生)期刊作者则更多使用“possible”(排名第三，占9．1%)、“likely”(排名第四，占5．2%)和“indicate”(排名第五，占4．3%)来表达对研究结果、论断的商讨和推测，体现出明显的互动特征。

4．2．2强势语

博士生与期刊作者使用的强势语具有相似的分布特征，即在结果与讨论部分使用频率最高，使用频率居后的依次为引言、方法、结论部分。这反映了科技论文强势语的分布模式:作者在结果与讨论部分着力强调研究成果的学科关联性及重要性，从而获得读者对研究的理解和认同。然而，一旦作者论辩协商达成(即结论部分)，用来渲染论断及提升自信的强势语需求则会相应减少。对强势语使用情况的进一步考察发现，博士生和期刊作者都在引言部分自信地搭建理据，介绍研究目的，并在结果与讨论部分使用强势语来提高研究结果的可信度。与模糊限制语的类别分布相同，强势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也是认知形容词、副词和名词，其次为认知情态动词，提升研究结果客观性的认知动词使用频率最低。博士生与期刊作者强势语类别使用的一致性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博士生逐渐掌握了学术写作中强调和增强知识判断、表达作者声音的语篇交流手段。然而，博士生比期刊作者显著多用强势语(p＜0．01)，这一结果验证了Hyland＆Milton(1997)的研究发现，即学习者比母语者多用强势语，在论断中过于直白，且不能透彻理解强势语之间的细微语用差异。对博士生论文与期刊论文中使用频率前五位强势语的比较发现，“find，show”在两个语料库中均位居前两位。这一分布特征印证了Hyland(2005)的研究发现:理工科研究需要依据客观的科学事实来构建知识。通过使用“find，show”，作者强调事实、汇报研究结果，而非解释信息，从而提升知识构建的客观性。值得注意的是，博士生多用“typical，obvious”来强调研究结果的事实性(如例6)，作者显示度相对较低;而期刊作者则更多使用“demonstrate，believe”来评价、判断自身或他人的研究结果，凸显个人或团队发现，彰显作者身份。例6Itisobviousthatthewirelessnetworktrafficwouldbeapparentlyalleviated，whileweusesuitablerecommendationmethodstopredictandapplyCASoRTsystem．(IN－计科－博士生)

4．2．3自我指称语

整体来看，自我指称语在两个语料库论文中的结果与讨论部分使用最多，使用频率均超过50%。这反映出作者主要在结果与讨论部分表达个人声音和立场，提升自我显示度。方法部分自我指称语的使用频率位居第二，用来实现程序性描述，如介绍研究方法或步骤。两个语料库中自我指称语的分布差异在于，博士生论文在引言部分的自我指称语使用显著多于期刊论文，或能表明博士生在论文开篇就有意彰显个人或团体身份，表达作者观点。文本中使用最多的自我指称语是“we”，其在博士生论文和期刊论文中的使用频率分别占74．1%和62．1%。这一现象可能与理工科研究多为团队行为有关，也印证了Hyland＆Jiang(2016)的研究结果:“we”在自我指称语使用中占比最高，尤其是过去50年在理工科论文中的使用频率远高于人文学科论文。博士生使用“we”的频率显著高于期刊作者(p＜0．01)。语料分析发现，不少博士生在同一段落中反复使用自我指称语来描述团队研究行为，如例7:例7Thusinthispaperweproposedatemporalenhancementpropagationalgorithmtocombinethesetwovideos．ThenwealsotriedtousesomehardwaresuchasGPUtoreducethecomputetime．Byusingthesetechniques，weacquiredapracticalreal-timesystemwithhighindexeasily．(IN－计科－博士生)此外，从表5还可知，博士生比期刊作者显著少用“I”(p＜0．01)。这或许是因为“I”的使用让人感觉比较突出自我，也可能与母语文化有关。Shen(1989)指出，在汉语文化中“我”被视为归属于“我们”，因为“我们”代表着国家或团体。因此，中国学生在写作中会对“I”的使用表现出不适应，而倾向于使用具有集体归属感的“we”。

语文论文范文第4篇

(贵州省安顺市黄果树风景名胜区黄果树镇大洋小学561022)

【内容提要】对民族教育是采取因地制宜、因民族制宜和分类指导的方法，还是一刀切照搬城市教育那一套办学经验，这成为我们研究民族教育的关键性问题。我校从2004年起，完成了促进适龄儿童入学的历史任务，实现了“普九”目标后，大胆改革，把优秀民族民间文化引进课堂，开展“蜡染工艺美术课”和“双语”教学，率先在全区农村小学开设英语课，聘请女生辅导员给当地布依族女孩讲解生理卫生知识，初步探索出民族地区小学教育综合发展的一些新思路。

关键词 民族；教育；发展

一、民族地区小学教育不一定照搬城市学校教育发展模式

在党和国家十分重视民族教育的今天，如果民族地区小学教育仍然依照城市学校的模式，全国上下统一用一个标准、一套教材，显然违背了新一轮课改的精神。那么民族地区小学教育又如何开展？黄果树大洋小学的做法也许有一些可借鉴的东西。

我校建校于民国廿三年，历史悠久，早已远近闻名。因校舍为石木结构，年久失修，加上规模小，直至2001年3月，特申请使用了《李嘉诚基金会西部教育计划》基建资金七十万元人民币修建了配套完备、功能齐全，于2003年9月投入使用的新型学校。

2004年，基本实现“普九”目标后，学校根据新课改要求，重视学生全面发展，大胆改革。（一）除了开足开齐国家规定的课程外，结合当地实际，挖掘地方优秀民族民间具有特色的文化艺术资源，整理编写《布依族民间文化艺术》校本教材，把布依族优秀民间艺术文化引进课堂，开设民族民间文化课程；（二）引导学生学习操作和品评欣赏民间文化艺术，让学生体验到求知的快乐，促进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方式的形成，培养他们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学校因此而受到各级各界的重视。国家教育部、贵州省教育厅、省、市教科所（民族局）的领导和专家曾到校视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滋根基金会（海外华人组织）的友人曾到校访问，对大洋小学的做法表示肯定和赞赏。

二、民族民间文化是民族地区小学可以挖掘的一笔宝贵财富

各民族都有自己别具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都受到保护、受到重视。2002年10月8日，贵州省教育厅、贵州省民宗委下发了《关于在我省各级各类学校开展民族民间文化教育的实施意见》（黔教发[2002]16号文件），2006年贵州省“两会”期间，一些代表、委员把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写成提案，2013年12月，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提出的“保护传统文化”政策。近几年，各级政府不仅在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方面有了新的举措。而且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在这一精神的感召下，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大潮中，民族地区小学完全可以结合实际，把当地最灿烂的民间文化艺术引进课堂，让学生从小就学会弘扬和传承宝贵的优秀民间文化。

2002年10月8日，贵州省教育厅、贵州省民宗委《关于在我省各级各类学校开展民族民间文化教育的实施意见》（黔教发[2002]16号）颁布实施以来，大洋小学按照文件精神，率先把布依族优秀民间文化艺术引进课堂，每周每班安排两节民族文化课，聘请当地民间艺人到校担任民族文化艺术辅导员，传授技艺。2007年大洋小学被贵州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确定为“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在中小学美术课程中进行优秀民族民间美术文化保护与传承教育实验研究》的课题实验学校。在这一背景下，教师们自主研究、采访、调查、搜集、寻求一脉相承的文化根源，触动教师的思维习惯和教学能力的提高。与此同时，聘请专家、老师整理编写三至六年级的《布依民间文化艺术》校本教材，让学生学习、领会和感悟优秀民间文化的精髓，从而自觉学习和传承优秀的民间文化。

2008年秋，罗仕慧老师执教的“快乐的布依女孩”恰入其分地渗透了蜡染工艺服饰的教学，他能用自制的课件向学生展示了风格朴质、美观大方的布依蜡染服饰，孩子们画出了许多漂亮的身着布依族蜡染裙的布依少女，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再如我们结合美术欣赏课《剪纸》，有机地融入了民族剪纸艺术，把勤劳、纯朴的布依人的民风民俗，都创作成为剪纸作品：身着布依蜡染服饰的布依族大嫂喂年猪，布依族汉子挑年货等，方寸之间，尽显布依韵味。

由罗仕凤老师执教的课题研究课《布依族传统蜡染裙的认识》将布依蜡染制作及服饰文化恰如其分地引进美术课堂，引发了学生极大的学习和研究兴趣。这节课代表大洋小学参加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教育课堂教学优质课录像评比中荣获省级壹等奖；同时，我校还编写了一份《布依织锦工艺流程》教学设计，操作性强，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不知不觉之中，我们的研究已深入课堂。我们还将布依民间文化艺术引进校本课程，伍德超老师执教的《布依民间文化艺术的分类》一课在全区校本课程验收活动中得到考核小组的高度评价。

2010年3月，大洋小学出色地完成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在中小学美术课程中进行优秀民族民间美术文化保护与传承教育实验研究》的子课题实验研究。2011年3月，罗仕凤老师指导学生作品在参加“贵州省中小学民族民间文化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中荣获省级一等奖2件、二等奖3件、三等奖4件，同时她自己作品在参展中获一等奖1件、二等奖2件并接受记者采访。2012年5月，黄果树大洋小学舞蹈----《斗笠下的布依娃》荣获多彩贵州舞蹈大赛黄果树选区一等奖。2012年6月，笔者撰写《美术课程与布依族蜡染艺术相结合的研究》课题实验研究报告，荣获贵州省教育科学院、贵州教育学会主办的(2012)教育科研论文.教学设计评选活动中一等奖；2012年11月，笔者撰写《布依族蜡染课程资源开发利用初探》，荣获贵州省第四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艺术教育科研论文一等奖，次年2月，此文荣获国家教育部主办的全国第四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艺术教育论文二等奖；2012年11月----2013年5月，笔者主持课题组教师进行校本课题《美术课程与布依蜡染艺术相结合的研究》的教学实验研究，在参加首届贵州省中小学（幼儿园）教学成果奖评选活动中荣获优秀教学成果三等奖；2013年7月，笔者撰写《地方文化转化为美术课程的尝试性思考》，荣获贵州省教育科学院、教育学会主办的(2013)教育科研论文.教学设计评选活动中一等奖。在“优秀民间文化艺术”的学习中，学生积极参与制作表演，学点蜡、蜡画及图案设计、脱蜡技巧、评选最佳布依蜡染制作设计师等。笔者认为：在开依文化进校本的进程中，在教师的正确引导下，学生对校本课程不仅有浓厚的学习兴趣，更重要的是在走出教室走出校门的学习实践中，提高了自身的综合实践能力，教师和学生共同收集民间故事，探访布依名人，查询民风民俗。孩子们用稚嫩的笔触记述着，创作着，尽管还很肤浅，但他们的交际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收集整理资料的能力、合作意识、创新意识以及动手操作能力都得到了相应的锻炼。在老师的指引下，学生逐渐对布依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会有意识的了解布依文化，谈论布依文化，并尝试着设计蜡染工艺……通过校本课程的开发和实施，我校教师“站起来了”、“动起来了”，积极收寻资料，寻访名人，进行乡土采风等，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科学以外的知识，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学生也真正“回归生活了”，开始“主动发展”了，于是，校园文化氛围不再单单是学科知识，更多的是学生在实践中收获了。

黄果树大洋小学的师生认为，民族民间文化是一笔可以挖掘的宝贵财富。

三、开展双语教学是民族地区小学提高教学质量的好方法

布依族学生从小在母语的环境里生活，用的是母语的思维习惯进行思维，母语是他们表达思想感情最精确、驾驭最熟练的思维工具，用这个工具去学习新适应，

认识新问题，就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对于不懂汉语的布依族学生来说，由于语言障碍，在接受单一的汉语言形式的统一教学时，对教师传授的知识极少能理解和接受。而双语教学的优势则在于它充分认识到布依族学生的语言使用特点，使语言思维和语文文字符号相一致，学得快，认得牢，跨越了语言障碍，开起了学生智慧的天窗，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从而可以极大地提高教学质量。

贵州布依族是一个有语言有表音文字的民族，布依族教育主要以汉语言教学为主，黄果树大洋小学刚刚进校门的学生大多数不会使用汉语，过去使用汉语言教学，教学成绩并不理想。近几年来，学校在使用汉语教学的同时，根据学生多数不懂汉语的实际情况，在学校开展布依族语言辅导教学的双语教学模式，教学质量比过去有了很大提高，学校教师伍德超等4名布依族教师成了“双语”教学骨干，其中一人参加了省级“双语”教学师资培训班学习。

黄果树风景名胜区大洋小学的探索表明，开展“双语”教学的确是帮助民族地区小学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好方法。

四、开设英语课是民族地区小学教育发展的趋势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交往不断增加，多掌握一门语言将增强学生今后走向社会的竞争能力。英语作为世界上第二大使用语言，占全球语言工具中的显著位置。新一轮课改也要求各地因地制宜开设英语课，因此开设英语课将是今后民族地区小学教育发展的大趋势。

黄果树风景名胜区大洋小学在一次对升人中学的毕业生进行调查时发现，布依

族少年儿童因为家庭贫困，语言障碍等多方面的原因，学生大多数对学好中学课程缺乏信心，成绩不理想，有些少年儿童产生厌学情绪。针对这一情况，学校利用本校罗仕慧老师是师范英语专业毕业的这一资源，率先于2004年开设英语课。学生毕业计人初中，由于在小学打有英语基础、英语成绩突出，受到中学老师的重视，学生普遍增强了对学习的自信心，其他科目的成绩也相应上升起来。我校毕业生伍明霞同学升人初中后，英语和数学成绩在中学全年级获得第一名。黄果树风景名胜区大洋小学开设英语课培养学生自信心，提高学生成绩的做法得到上级的好评。

五、聘请女生辅导员是对民族地区小学女童的关爱

2013年9月黄果树大洋小学聘请安顺市知名专家包友刚医生为女童讲解生理健康有关的知识。我校根据布依族女孩爱跟本民族年龄稍大、有文化、有知识的女孩交流的实际情况，聘请当地一位20多岁的女孩（高中毕业）经过卫生部门的一些培训后到校担任女生辅导员（伍秀），主要给学生上健康教育课和讲解生殖卫生知识，学生普遍反映很好。

民族地区教育落后，究其原因，除了经济发展滞后，教育投人低，师资力量薄弱，学校布局不合理，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外，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就是民族教育没有真正从少数民族地区和民族地区的特点出发，因人、因材施教，无论办学体制，教育模式或是教学方法都一贯沿袭城市化的发展模式，使少数民族学生难得进、留不住、学得难。黄果树风景名胜区大洋小学的做法虽然还处于探索阶段，但学校不断创新的办学形式，必将焕发出民族教育的生机活力。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2002年7月7日）

[2]《走进新课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出版，主编：朱慕菊）

语文论文范文第5篇

一

贝克把黑人文本置于黑人文化的传统之中，置于黑人日常生活的体验之中加以考察。将黑人文学文本重新加以语境化，从黑人的话语实践中透视出文本解读的多种可能性。贝克十分关注黑人的生活体验和话语表达方式，关注黑人日常生活中的表意特征。他把黑人音乐，尤其是布鲁斯音乐，视为黑人本土话语的最典型特征，视为黑人文学文本研究的原始依据和文化源泉。因此，布鲁斯本土语言研究也就成为贝克文学理论体系的切入点或出发点。

布鲁斯作为爵士乐的一种，最早来自棉花田间的农夫和火车工人之中，由黑人的劳动号子与早期宗教的和世俗的音乐相互影响而形成。后来为了谋生，歌手们弹吉他和拉手风琴到处乞讨、演唱，逐步向外传播开来。如布鲁斯的歌手通常站在以铁路的交叉口为象征的背景下演唱。歌词也非常富有隐喻性。如《交叉口的布鲁斯》：“站在叉道口，挥旗让火车走／无人知道我，都从我身边过”[1](p1)。交叉路口的十字标牌象征着人类生活的复杂性，选择的多向性、不确定性和流动性。布鲁斯中的“铁路”常常被视为经济发展和审美发现的潜在可能性，是有意味的象征符号。这种喻意的可能性来源于火车头的驶动性或推动力，因为它预示着无限的运动性与自由性。布鲁斯音乐人在音乐中转换或再生产这种能量的原始动力。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布鲁斯作为一种“民族记忆”音乐在美国开始流行。贝克说：“美国的金融者不仅仅知道铁路有其商业可能性，而且也是黑人音乐的来源之处”[2](p2)。

布鲁斯融合了黑人劳动的歌声、教堂的唱词以及民间的幽默和智慧。布鲁斯抒情歌曲体现了非裔美国黑人的一种亚文化的追求、理想与忧虑。布鲁斯既是音乐，又是语言，它渗透了黑人的内心体验和潜意识，如压抑、痛苦与虚幻、遐想等。布鲁斯极富抒情性、虚拟性、象征性、寓意性、神秘性、互动性和哲理性，具有很高的精神价值或审美价值。同时，布鲁斯也象征着非裔美国黑人民族感的认同。布鲁斯本身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显现了在主流文化中边缘文化的生存状态。贝克说：

非裔美国黑人文化是复杂的、扭曲的，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作为基质的布鲁斯隐喻表达。基质就是孕育处，网状体，一种化石，一种深藏宝石的洞痕，一种合金中的要质，一种可以重新复制或录制的碟盘。基质是永不停息的输出点与输入点，是生产过程中永恒存在的推动力的交织点。非裔美国黑人的布鲁斯形成了充满活力的网状体，是一种多重复合体。通过这种复合体。我们可以发现非裔美国黑人话语文化的重要特征[3](p3)。

布鲁斯音乐的存在和发展既有它自身音乐的自律性，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他律性；既有音乐的独特性，又有音乐的互文性。从布鲁斯的形成与发展的情形来看，它与文学的本质特征有着共通性。贝克认为文学和布鲁斯音乐一样，都富有隐喻性、虚拟性、神秘性、审美性等主要特征。同时，文学也和布鲁斯音乐一样，只有通过发现与黑人生活复杂性一致的手法才可以扑捉到黑人生活的真谛。拉尔夫·艾里森也认为布鲁斯最能表达黑人经验和黑人视野的复杂性。他把布鲁斯音乐的特点融入到他小说的结构和内容之中。鲍德温运用黑人土语和布鲁斯艺术创作了《索尼的布鲁斯》和《假如比尔街能够讲话》等一系列作品。在鲍德温的作品中，布鲁斯体现了黑人民族的痛苦和历史，布鲁斯使人们获得了启示，使人们认识了自我。

贝克把布鲁斯作为非裔美国黑人的一种典型的文化言说，从而提出黑人文本解读的阐释范式和典律。贝克说，他所使用的布鲁斯具有多重意义，每一种隐喻都包容了美国黑人文化的本土性特征。布鲁斯的诞生标志着美国本土文化的王国里出现了一种具有更强烈的震憾力的音乐，因为布鲁斯表现了黑人精神上与话语权力上的压抑。布鲁斯音乐是对主流文化的一种应对策略。概而言之，布鲁斯是一种文化存在，体现了非裔美国黑人语言的本土特色、审美特色和意识形态的存在。布鲁斯代表了一种社会的存在，体现了黑人民族的存在。可以说，布鲁斯成了非裔美国黑人话语文化的代名词。

二

贝克的布鲁斯本土理论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批评理论。贝克的布鲁斯本土理论体现了他对本土文学的文化哲学反思以及西方当代文论家对他的影响。1980年在《历程的回顾：黑人文学与批评的问题》中，贝克认为“说话的主体”(Speaking subject)创造了当代评论者阐释话语或符码。但在他现在的研究中，他发现是语言（或符码）在“说”主体("Speaking”the subject)，主体被“非中心化了”。他说：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一直在探寻非裔美国黑人文学（和文化）独特的东西，我确信在独特的主体性中发现了这种特殊性。但是经济基础的客观性和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出现改变了我的观点。我也确信象征理论和独具特色的象征人类学的思想提供了理解非裔美国黑人表意文化的有效途径。我发现象征的对应物——实际的或物质的缘由，对于理解非裔美国黑人话语是很有必要的。……从主体中心到主体去中心，从绝对的象征性到更具有包客性的表意观点的转变，是由方言本土理论的激剧力量使然。研究这种思想的途径来源于对弗·詹姆逊、海登·怀特与谢尔·萨林斯和其他人的著作的尝试性阅读，因为我从这些学者的观察中获得了不少收益[2](p109)。

贝克认为，方言是一个特定的国家和地区所特有的一种艺术。美国奴隶制的物质条件和非裔美国黑人布鲁士音乐的表意特征的结合，作为一个先在基质，在美国产生了一种强大的、本土的创造力。对经济基础和本土方言的关注，产生了象征型人类学与分析型策略之间的一种张力，弗·詹姆逊称之谓“形式的意识形态”或“作为社会象征性行为的叙事”。詹姆逊关于历史的非文本性的观点表明，社会或“环境”是一种先在的历史或意识形态的“潜文本”。这一“现实”不是外在于文学文本，也不是与文本保持一定距离，而是包含在文本之中，成为文本自身固定的或内在的潜文本。社会往往以“潜文本”的方式存在于作品之中。他以格雷马斯的符号方阵为例阐释这一观点，符号方阵所建构的意识形态的封闭和所表达的二元对立的运作本身正体现了社会矛盾的表征性投射。因此，外部现实与文本合二为一，社会矛盾只能以文本的形式存在或以话语的形式存在，而终极的社会始终是缺席的。

海登·怀特的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文化诗学”，打通了文学话语与历史话语的界线，并使“文学的历史叙述”成为当代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同样，历史话语所禀有的那种“诗性”品质，“以其具有文化意义的形式现实化为一类特定的写作，正是这一类特定的写作，正是这一事实允许我们去思考文学理论和历史编纂(historio-graphy)的理论及实践两方面的关系”[3](p43-44)。贝克说，把詹姆逊和怀特的理论引入非裔美国黑人叙事文本的分析，获得了非裔美国黑人话语中的“潜文本”或“潜文化”，这在以前从未得到有效的关注。

贝克在《美国文学史的重新建构》一文中指出：福科的理论对于美国文学的研究是十分有效的。“作为一种分析方法，福科的知识考古学认为，知识存在于话语形式之中。人们可以在这种形式本身中追寻其形式的系谱和发现其形式的规则。”[1](p17)福柯认为语言本身就是权力和压抑的根源，“历史”是经过运作活动之后的产物，其中渗透着权力和经济的力量，历史的“统一性”和“连续性”是一种幻想，真正存在的只是断断续续的话语区域。任何史学家的批判任务就是让那些被压迫的异己因素诉说自己的历史。通过福柯，历史又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在文学和文化批评的议事日程里，它使人们能够更直接探讨权力、控制、社会压迫和社会歧视之类的问题。也就是说，它使人们能够更直接地从历史的残酷的、血腥的对抗与斗争中去把握文化。不仅如此，福柯的系谱学所表现的对必然性的否定和对生活中偶然性的揭示也为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开辟了通道。贝克认为，由于美国黑人文本产生于一个长期的土语发源地，而此发源地扎根于奴隶贩运和奴隶制经济的历史现实之中，所以黑人的布鲁斯是被压迫文化的产物，它象征着一种范例的“话语”。布鲁斯是劳动乐曲、团体俗歌(group secular songs)、田间的劳动号子、宗教和声(sacred harmonies)、谚语式的格言、民间哲学、政治批判、下流幽默、哀歌挽唱等许多成分的综合，布鲁斯标志着语言与经济制度、政治等级制度、神学、性行为以及美国黑人生活其它各个方面的交叉。对于压抑其受害者声音的主流文化的语言，布鲁斯形成了一种语言上反应的源泉。布鲁斯呈现的是另一种不同于主流话语的历史文化，它是非裔美国黑人真正的历史文化。它内含了文化支配性权力问题。因而对这种隐含的意识形态是需要作语境化的分析和解剖的。而对这种内化的文化支配权力的解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依托边缘种族的文化传统，依据自己的文本特点将其言说方式予以系统化，以形成对这一文本行之有效的批评模式。

三

当今，非裔美国黑人文本是人们在一定的历史文化中依据内心的感悟和体验，象布鲁斯一样以虚幻和隐喻的形式所构成的。正如亨利·路易斯·盖茨所说：

美国黑人传统自起始阶段起就是比喻性

的，否则它如何得以生存至今呢？……黑人一开始就是比喻大师：说一件事而意指另一件事，这是在西方文化压抑中求生存的一种基本方式[4](p21)。

贝克曾以邓巴(Paul Laurence Dunbar)的《诸神的游戏》(The sport of Gods)为例，详尽分析了美国黑人小说的虚构话语及其超越传统方式的意义。贝克说：

邓巴的文本力求避免对传统叙述模式的简单重复。所以，我们可以说，它表明了在早期的小说中就存着一种颠覆性的意图。它所要颠覆的叙述模式就是所谓的“种植园传统”……他的小说暗含了一种非传统的虚构……尽管邓巴创作《诸神的游戏》的自由度仍在“丈学惯例”的传统之内，然而他的小说的丰富内含则表明，必须超越历史—社会批评传统加以阐释的模式。[1](P137-138)

对这样一种虚幻的小说，显然需要采取相应的解读模式。而且这一解读模式也是具有双重意义的，它既可以超越文学体制或惯例所特有的限制，又可以为理论的生成提供选择。贝克认为：

今天的批评家犹如邓巴本人一样，他们必然受制于体制化的话语世界，但是却可以自由表述以前‘难以想象’的意义。这一思辨的自由表明了一种’无限制’的神话的自由，这也是成功地达到理想形式的重要途径[1](p138)。

黑人美学(American Aeathetics)、种族一体化主义(integratism)和重建主义(reconstructionism)等黑人文学批评理论都在不同程度上妨碍了黑人的真实的艺术的发展的批评。所以他提出了对黑人文本要进行“重新评定”(reassessment)和“症侯性解读”(symptomatic reading)的观点。所谓“症状性解读”，有两层含义，其一是针对传统的批评话语在小说阐释中所出现的问题进行批判式解读；其二是依据小说编码和叙述模式所揭示的“症状”来进行解读。贝克说：

一旦“症状性解读”揭示了传统评价话语的问题，人们又如何制订一种强有力的重新评价的方式呢？我的答案是，人们可以采用一种表意的方式，其内含异常独特，依此来打破那些熟悉的概念形成方式[1](p144)。

“重新评价”意味着一种价值决定因素的转变，它引起了人们对熟悉的对象和事件的描述方式的重新审视，使人们通过对过去几十年流行的狭隘的评价方式进行解构，根据“布鲁斯”式的语言编码特点，探索黑人文本中的话语与文化存在的关系，研究黑人作家的表意特征和审美特质。因此，贝克把物理上的”黑洞”引进了黑人文本的重新评价。他说：“对‘黑洞’的思考就是要理解作为重新评价的媒介的这种向性思维是如何作用于意念中客观存在的重新组合的。”[1](p144)

那么，什么是“黑洞”？“黑洞”就是这样一种天体：它的引力场是如此之强，就连光也不能逃逸。根据广义相对论，引力场使时空弯曲。当恒星的体积很大时，它的引力场对时空几乎没什么影响，从恒星表面上某一点发的光可以朝任何方向沿直线射出。而恒星的半径越小，它对周围的时空弯曲作用就越大，朝某些角度发出的光就将沿弯曲空间返回恒星表面。而恒星的半径一旦收缩到一特定值（天文学上叫史瓦西半径），巨大的引力就使得即使光也无法向外射出。

根据科学家的猜想，黑洞很可能是由恒星演化而来的，当一颗恒星衰老时，它的热核反应已经耗尽了中心的燃料（氢），由中心产生的能量已经不多了。这样，它再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承担起外壳巨大的重量。所以在外壳的重压之下，核心开始坍缩，直到最后形成体积小、密度大的星体，重新有能力与压力平衡。“黑洞”有无比强大的吸引力，把任何通过的物质吸收进去，这些物质似乎就再也不能逃出，在“黑洞”中心的“神秘体”(singularity)内一切物质的体积都被减少到趋于零的程度。“黑洞”没有光，没有空间和时间，但物质是存在的，它是一个高度浓缩的、神秘的天体。人们无法直接观察到它，人们可以对它内部结构提出各种猜想。

贝克把黑人文本比喻为“黑洞”，提出了“黑洞”隐喻说(black hole as trope)，把美国黑人文本重新加以语境化，形成了阐释美国黑人文本意义与艺术价值的基本范式：

1.文本的凝缩性　以“黑洞”隐喻说来读解理查德·赖特的《黑孩子》，人们首先会发现赖特不太关心小说的“真实性价值”和情节与故事，他所追求的是体现视角和心智的内化了的布鲁斯话语结构。这些话语结构提供了一种与那“不在场”的最为重要的东西具有同等价值的东西，即话语的差异性或延异。话语是中介，“是一种表现不同体验的有意义结构的必要因素”[1](p146)，而话语创造“视角和心智是写作的最基本的功能”[1](p146)。在《黑孩子》中，作者用内省的语言符号所描述的黑人的生活体验就像“黑洞”一样被浓缩到了难以想象的那一“点”。例如母亲的痛苦体验在小说中是一种不在场的或缺席的在场，作者把黑人的布鲁斯生活体验或欲望的痛苦渗透到一种意象之中：“一天晚上，母亲把我叫到床前，告诉我她无法忍受那种痛苦了，她想死。我握着她的手，求她保持平静。那天晚上我对母亲的反应停止了，我的感觉冻结了”[5](p11)。这里的“冻结”浓缩和内化了母亲所有的痛苦：“疼痛”、“贫穷”、“饥饿”、“迁徙”、“奴役”、“压迫”、“怨艾”、“恐惧”、“无意义”、“无地位”、“绝望”等。这里，“黑洞”隐喻说与弗洛伊德、雅各布森和拉康所说的隐喻过程有些类似，即数种潜在含义集中到一个意象上的显示，或将所有刺激来源综合成一个单一的整体，也就是一种原初精神过程的高度凝缩。

2.“黑洞”仪式　“黑洞”隐含着非裔美国黑人的地下或边缘生活的复杂体验，一种亚文化的积淀。贝克认为，在黑人的文本中，存在着一种叙事仪式，正如比利时人类学家阿诺德·凡·格纳普(Arnold Van Gennep)所说，任何一个人从一种社会生活中脱离出来，进入到另一种社会，都意味着一个非常激烈的转换时刻，这需要打破文化的稳定性，需要通过一些适当的仪式来实现。比如非洲西部的“割礼”就是使男性真正成为男子汉的一种仪式活动，使个人能顺利地从一种社会地位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地位。处于白人社会压抑下的黑人，常常对自己的文化身份感到焦虑，这种焦虑隐含着黑人在双重文化背景下探寻完整自我的心路历程。贝克把黑人的文本通常用来叙述黑人这种焦虑过程或寻找自我的心路历程的结构形式称为“‘黑洞’仪式”(rites of the black hole)。它主要包括以下三种仪式程序：

第一种“黑洞”仪式指黑人从白人的支配社会中的隐退。美国黑人对自己文化身份的焦虑往往产生于他们对自己在他性的主流文化中的“零意象”(zero image)的认同。他们一旦意识到自己在白人的意识结构中处于一种异类的、消逝的或底层的状态，便开始寻找一个隐退的处所，而那里往往就像一个没有光亮的“黑洞”。如艾里森在《看不见的人》中写道：“我想找到一个常用的梯子从上面的洞口爬出去，可是没有。我得有点光……于是，我开始找纸来做一个火把……”[6](p448)黑人的这种隐退实际上是一种灾难性的，它并不是黑人真正的解救策略。

第二种“黑洞”仪式指黑人经历的一种无身份、无地位、无时间和空间的边缘状态，一种非此非彼的不定状态。通过这种仪式，借助先辈人的智慧，他们隐约地意识到他们在历史上的存在地位，从而激活了他们心中的新的欲望，他们力求通过改写历史来否定白人的主流话语。但是，在此阶段，他们仍然还是感到像“黑洞”的物体一样无法从里面真正地逃脱出来。这一仪式往往是从第一种仪式到第三种仪式的过渡阶段。

第三种仪式，或最后一种仪式是公众仪式或重新聚合仪式。根据前期的地下黑洞的边缘仪式中的痛苦体验，黑人似乎觉得不可能逆回到他们所来自的原始地——白人区，因为他们已被切断了与社会的连接线。然而，在这“黑洞”的中心，留下了他们表述内心体验的布鲁斯话语——一种取代主流话语的言说符码，积淀了他们的欲望、企盼和失望。

从天体学的观点来看，“黑洞”之外还存在着比银河系还大好几倍的恒星类，它们能发射出比亿万个恒星所发的光还要强的光能，虽然有一部分光落入黑洞消失，可另一部分会折射到地球，人们可以观察到黑洞正面和背面的星空。实际上“黑洞”是隐形的。“黑洞”的内部与外部、中心与边缘的运动是异常复杂的。由此可见，“黑洞”的内部运动象征着黑人的自我意识的觉悟和欲望的冲动，“黑洞”的强引力可以把旧的物质变成新的物质，这象征着黑人在压抑的氛围中始终在寻找自己的出路。“黑洞”的外部世界象征着黑人所希翼的具有完整性人格的、和谐统一的理想世界。第三种“黑洞”叙事仪式就是指黑人对自我的完整性与和谐统一的社会群体的一种追寻体验。在这种虚幻的理想世界中，黑人渴望获得新的身份认同，但最终遭遇的往往只是失望。如查里德·赖特的《土生子》就是由《恐惧》、《逃亡》和《命运》三卷本组成的一个完整的黑人神话。拉尔夫·艾里森的小说《看不见的人》也是描写一个无名无姓的黑人青年从南到北求生存，寻自我，但又无法找到自己的社会身份，最后躲进一个地下煤库。他在痛苦和愤恨中反复思忖，终于悟出了他是一个看不见的人或无形的人。社会的本质不允许他知道自己是谁。他时常怀疑他自己是否真的存在，所以他在地下室里打开了1369个灯，把自己的住处照得通明，以证实他不仅是可见的，而且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在地下蛰伏，“蛰伏是为公开活动作秘密准备”，“因为，即使一个看不见的人也可以在社会上扮演一个重要角色。”[6](p544-555)他在地下室听着布鲁斯音乐，就像布鲁斯的演唱者一样，叙述过去的失败、痛苦和忧伤。小说的作者艾里森用象征和隐喻的形式表现了美国黑人的复杂心理。

3.神话渗透　贝克认为，美国黑人小说像“黑洞”一样最富有隐喻性和神秘性。黑人小说往往借用神话的诗性思维来增强文本的神秘感。邓巴的小说《诸神的游戏》是一本神秘的小说，一本最好的布鲁斯书。对邓巴的小说的神话与虚构话语的阐释有助于认识布鲁斯小说成就的意义。贝克说，不能把神话和仪式仅仅当作某种世俗行为模式，也不能仅仅把它当作某种警世故事，而应该体味神话高深的神秘性。神话是渗透而不是侵越世俗社会的标准。神话是人类想象的一种审美创造。神话是一种文化模式，一种文化象征形态，这既是对人类从诞生到死亡，从顶峰到深渊的一种想象的概述，也是对所有可以想象的事物的一种形象概述。神话赋予作者以特权，赋予作者以无限的表现自由和象征自由。对于处于边缘文化状态下的黑人作家，更是一种创造自己神话以反叛主流话语传统的一种有效手段。贝克特别强调神话的神性思维，而并不在乎文本中有几个故事是神话。《诸神的游戏》描写了人只不过是上帝主宰的荒诞世界中的一个玩具。神的“意志”(will)力量永远比人的力量强。神的“意志”只存在于神话之中，但影射着黑人在现实中所处的被支配地位。另外，说上帝永远是正确的，暗示着人对现实的态度往往会出现差错，人永远无法真正地把握自己的命运。

由于神话实际上是语言的某种基本缺陷或某种固有弱点的产物，所以语言的所指本质上是模糊的。而正是在这种模糊中，在语言的这种”同源形似”的现象之中，存在着神话的根源。神话是语言投射在思维上的阴影。神话的世界在本质上是一个幻想的世界。语言和神话的理智连结点就是隐喻。人们时而又在神话想象中寻找隐喻的真正源泉，有时它直接就被认作是语言，语言以其原本就是隐喻的本性产生神话，并且是神话的永恒源泉。如托尼·莫里森在《宠儿》的开头中就是运用隐喻性的语言创造了生动的黑人神话：

124号恶意充斥。充斥着一个婴儿的怨毒。……镜子一照就碎（那是让巴格勒逃绝的信号）；蛋糕里出现了两个小手印（这个则马上把霍华德逼出了家门）。两个男孩谁也没等往下看：又有一锅鹰嘴豆堆在地板上冒烟儿......[7](p1)。

在这里，亲情召唤灵魂转世的神话潜藏在可见的话语符号中。美狄亚式的母亲塞丝为了不让宠儿重新沦为奴隶，制造了怵目惊心的杀婴事件。她在寻找黑人的自我界线时，又毁灭了自我的界线，侵犯了另一个自我的生存权力。以上的神秘意象，就是死去婴儿灵魂的报复。这一神话表达了黑人痛苦而又含混的内心世界。当代许多美国黑人作家跟莫里森一样，吸取非洲的神话、传说、智慧用语，极力模仿隐喻神秘的语言表述方式，创造了奇幻的现实主义小说。他们在叙事语言中留下了许多意扰未尽的空白或缺场，既富有神话的隐喻性和神秘性，又具有布鲁斯音乐的那种省略和开放的性质，从而激发人们自由的情感反应和无限的遐想，使人们获得丰富的审美体验。

综上所述，布鲁斯本土理论主张一种整体的，动态的，开放性的文本阐释。它把主流批评话语与黑人文学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为正确处理民族性与世界性、现代性与传统性、差异性与多样性、本土与西方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效的策略。它是当代非裔美国黑人文学批评的换代与转型的重要标志。贝克吸收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中的“合理内核”，赋予本土文学批评以新的资源价值。他的批评理论超越了非裔美国黑人文学批评史上如尼尔的神话批评，富勒的社会批评、亨德森的历史美学、盖尔的道德批评，琼斯的现象学和文化批评的局限，逐步走向一种适应非裔美国黑人文本的整体性的文化批评。尽管如此，布鲁斯本土理论毕竟还只是正在途中的一种理论。

【参考文献】

[1]　Houston A.Baker.Jr.，Blues，Ideology，and Afro American Literature：A Vernacular Theory[M]. Chicago and Londot: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

[2]　Houston A.Baker，Jr.，The Journey Back: Issues in Black Literature and Criticism[C].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3]　梅登·怀特.“描绘逝去时代的性质”：文学理论与历史写作[A].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杜，1993.

[4]　Henry Louis Gates.Jr.，“Criticism in the Jungle”[A].in Black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C]. New York and London:Methuen.1984.

[5]　Richard Wright.Black Boy[M].New Jersey:Prentice Hall，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