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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金融理论与政策

开放金融理论与政策

开放金融理论与政策范文第1篇

一、引言

政策性金融是与商业性金融相互对称、平行并列,并相互补充的一种金融中介形式。其较完整的定义可表述为:“政策性金融是在一国政府支持和鼓励下,以国家信用为基础,运用种种特殊融资手段,严格按照国家法规限定的业务范围、经营对象,以优惠存贷利率或其他条件,直接或间接为贯彻、配合国家特定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或意图而进行的一种特殊的资金融通行为活动。它是一切意义上的政策性贷款及一切带有特定政策性意向的存款、投资、担保、贴现、信用保险、存款保险、利息补贴、债权重组、外汇储备投资等一系列特殊性资金融通活动的总称。”[2]这段权威的定义对政策性金融的内涵做了十分全面的阐释,但由于政策性金融形态多样、业务涉及面广,其制度载体――政策性银行发展历史短,且正处于深化改革的探索发展阶段,因此对政策性金融的科学认识及其规范建设,便不免常常存有明显的认识偏差与意见分歧。

如何规范理论认识,充分发掘政策性金融资源配置和金融公平的功能作用。本文拟从政策性金融的理论基础出发,对其原理、功能、制度载体的构建模式、运行方式等问题,展开理论的比较和分析,为政策性金融制度体系的科学构造提供思路、方法;并且从金融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为金融效率和金融公平的机制融合,为政策性金融的功能重构提供对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Stiglitz(1998)根据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从理论角度论证了政策性金融的价值及作用。但围绕政策性金融的大量实践(黄达,2003),国外却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称谓。由于存在政府的影响,因此许多学者将政策性金融界定为一种由公共部门主办、控制或主导的金融中介形式,能够实现某些特定战略产业政策的特殊金融手段(小滨浴久 等,1994),甚至不乏理论和实务界人士简单地将政策性金融直接等同于国家金融、政府金融,将其当做一种“财政性金融”(李志辉 等,2008)[1]。这类理论认识容易混淆财政与金融的本质区别,对政策性金融的功能定位容易产生偏差,乃至错位。

科学的政策性金融理论,实际上是20世纪80年代末首先被我国学者提出的(戴相龙 等,1998;白钦先,1987、2010),理论提出之初即强调政策性金融与财政支付的差异,明确政策性金融的金融属性,即其仍然具有金融业务的有偿性及偿还性[2]。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政策性金融也仍然被许多学者当作是我国市场经济和现代金融体系不断创造、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胡炳志,2003;李扬,2005、2008;王广谦,2008)。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在金融体制要向更广阔领域深入改革之际,政策性金融体系的科学构建更显重要而关键(贾康,2011)[3]。

关于如何发挥政策性金融的功能作用,促进我国的金融公平与经济发展。中国人民银行课题组(2006)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角度,论证了政策性金融弥补农村金融市场缺陷的政策导向作用[4];刘营军 等(2011)则通过微观调研,实证分析了农户受到金融排斥的原因,提出政策性金融可以有效带动受排斥农户,解决有效金融供给不足的问题[5];景玉琴(2004)认为,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也应该通过对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完善加以解决,如发展中小企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完善信用担保制度及体系,加强政策性与商业性金融的协调配合等[6]。同样,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发展和升级,政策性直接金融和政策性间接金融的引入,可以适时形成与需求相适应的金融支持(顾海峰,2011)[7]。

对政策性金融研究关注更多的集中在政策性银行的发展改革方面(张涛 等,2006)。通过国际同业间比较,丁振京(2013)为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制度的完善寻找了解决办法[8]。李志辉 等(2008)基于开发性金融理论,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职能调整、业务拓展、资产整合、风险监管”等方面设计了战略改革措施[9]。

综合和比较对政策性金融的研究可以发现,肯定政策性金融(功能)的观点认为,政策性金融是财政和金融的“巧妙”结合体与统一体(白钦先 等,2010)。通过政府信用、政策导向和金融资源配置,政策性金融能以低成本和长期信贷的优势,有力扶持“强位弱势”群体①的发展。但其在阐释政策性金融的财务可持续性时,往往会强调“牺牲小我,成就大我”,所持的风险补偿观点较难令人信服。相反,主张政策性金融改革的观点,则更关注政策性金融的制度载体――政策性银行的财务可持续性。他们认为政策性金融存在经营机制问题,应改革其传统的委托体制;而开发性金融是政策性金融改革发展的更高阶段,能保证机构经营业绩,且是市场建设的“开路先锋”[1]。

本文认为,对于政策性金融的金融功能定位,以及配套公共政策的机制保证,是深化政策性金融制度改革的基础。即在保证政策性金融服务目标、服务宗旨不变的前提下,提高政策性金融自身的经营效率,在实现政策目标,达成金融公平的同时,也实现金融效率的积极提升。下文即从理论基础、功能作用和实践证据等诸方面展开比较分析,以证明政策性金融功能重构的公平、效率目标是必须、必要,并且是可行的,能够共存于政策性金融的理论框架之下[10]。

三、政策性金融的理论基础

政策性金融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制度安排,有着充分的理论基础和需求广泛的业务对象群体。目前,我国经济金融的转型升级,遭金融排斥的“强位弱势”群体,小微企业、低收入者和“三农”发展等,无不对政策性金融的资源配置功能提出了内生需求。为何商业性金融业务不构成与政策性金融业务的竞争、替代关系②,而是相互补充、协调合作?为何开放性金融并非政策性金融的高级发展阶段,而只是政策性与商业性金融业务的整合形式?这需要首先对政策性金融的理论背景进行厘清。

以金融功能的作用机制为视角,政策性金融的理论基础涉及经济金融、金融风险管理和普惠金融等多个领域。

1. 政策性金融的经济金融理论基础。政策性金融的服务对象是通常金融业务中的“强位弱势”群体,其所面对的金融市场是非完全竞争市场。金融约束理论认为,非完全竞争市场的市场机制很难发挥作用(Hellman et al,1997),因此针对市场无效部分,政策性金融在不与商业性金融进行业务竞争的前提下,面向特定群体,提供低息贷款、承担担保保险责任,通过特殊金融安排可发挥资源配置导向的作用。

同时也由于缺乏市场机制的作用,以及“强位弱势”群体自身的信用信息不完全,使得“强位弱势”群体更易受到信贷配给的约束(Stiglits et al,1981;Bester et al,1987)。由于“强位弱势”群体或处于国家战略经济地位,或关乎国计民生重要部门、关乎社会公平,因此其消费的金融产品就不同于“私人产品”,而是具有了“准公共产品”的特征。公共产品的生产存在着市场失灵,其供给难以满足实际需求,这就为政策性金融的进入预留了市场空间。更重要的是,在资源配置目标上政策性金融追求的是社会整体合理性,而不主要是经济有效性,这对商业性金融机构来说,是无意也无力承担的。因此,政策性金融功能是补充而不是取代商业性金融功能,二者的协调合作对我国整体经济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2. 政策性金融的风险管理。与商业性金融不同的是,人们对政策性金融的研究会较少关注其风险管理问题。但从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实际运营来看,实则不然。政策性金融作为金融业务形式,天生就必然需要面对收益风险的权衡问题。政策性金融机构要发挥其金融功能,发挥宏观金融的资源配置作用,就必须要解决与金融风险管理相关的资金来源、项目选择、风险识别控制,以及自身经营管理机制等问题。更进一步地,政策性金融要发挥金融协调职能,实现金融效率和金融公平的统一,发挥政策性资金的杠杆作用,也必须从风险分担的视角来重新设计其金融实现的内容与形式(贾康,2011)[3]。

3. 政策性金融与金融普惠。金融普惠增加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低收入或弱势群体更易获得金融资源配置),也增加了社会生产性投资(如教育和创业)的机会。相反,若缺乏金融普惠,则不仅会导致金融不公平,收入贫富差距难以消除,最终也必将拖累经济发展,降低商业性金融的金融效率(Demirguc-Kunt et al,2013)[11]。我国正处于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时期,市场机制仍不完善,经济发展差异大,结构性矛盾多,地区金融发展不均衡,这些都决定了政策性金融在我国必须发挥金融公平与金融协调的资源配置作用,促进金融普惠发展,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③(白钦先 等,2010)[12]。

四、政策性金融功能与资源配置目标

政策性金融可以看作是财政与金融的某种结合,但不同于无偿拨付的财政,也有别于利润优先的商业性金融,其对资源配置的回报要求是:有限、有偿。即在基本投资收益的前提下,保证对金融资源的回收。这一有些矛盾的原则要求,往往会让政策性金融陷入资金预算的“软约束”。在改革“转型”时(如政策性银行)又容易矫枉过正,过度追求“市场化”目标,利用政策优势来进行市场竞争。这让政策性金融的功能发生了异化与弱化,偏离了它本来的宗旨及目标。有学者指出[12],政策性金融功能的核心是对“强位弱势”群体的金融支持,是对社会经济合理性目标的满足;支持战略性、重点项目,实现金融排斥的金融公平。财务盈利并非不重要,但要权衡政策目标的社会价值、项目风险以及对于风险的分担。

1. 地方政策性金融的经营特点及其功能表现。事实上,如果从地方金融的成效来看,政策性金融的功能作用(包括能力及其效果)仍是较为有限的。以浙江省为例,表1归纳了省级政策性金融的若干经营特点。从表1可以看到,在地方金融中政策性金融也是以战略性重点项目作为其主要的金融支持对象,政策性银行的经营业绩稳中有升,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也不断增强,但相比较其宗旨与目标,仍存在明显差距:(1)虽支持了战略、重点项目,但覆盖面较小,中长期贷款投放的行业占比仍不足20%;(2)支持的项目常常是国家、省、市重点项目,或有国有经济背景,或为行业龙头企业,真正“强位弱势”群体仍难获得政策性金融支持;(3)政策性金融的机构数量(包括机构设置)相对缺乏,资本金和资金来源较为有限,业务上的竞争机制④更处于“空白”;(4)和商业性金融一样,政策性金融虽创新了各项“债权保障”措施,但针对政策性金融的风险分担机制却仍未形成;(5)“三农”、低收入者和小微经济,仍是金融支持最薄弱的领域,弥补商业金融缺陷的金融公平仍难实现。

2. 政策性金融的资源配置目标――效率或公平。图1是政策性金融与中长期贷款投放的增长率对比,图中两条增长率曲线的走势变化较为一致,但政策性金融的贷款增长率相对更为平稳,具有一定逆周期、稳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这一对比说明:(1)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资金投放具有较大相似性,二者间存在着竞争关系,其效果要大于两者间的互补关系。(2)政策性金融的中长期贷款在有助金融公平的同时,也有助于长期的金融稳定。

从贷款投放地区来看,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也存在着较大的相关性。图2将贷款投放地区划分成浙江省的11个地市(顺序为杭州、宁波、温州、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衢州、台州、丽水和舟山),以国家开发银行为代表,将政策性金融和商业银行的地区贷款投放进行了对比。图2中的曲线变化关系说明,二者在贷款投放上具有相似的地区偏好。这也意味着,政策性金融的资源配置完成了与商业金融相接近的职能,在金融资源充沛的地区投放了更多的金融资源。受到金融排斥的“弱势”地区、“弱势”项目和“弱势”群体,实际更难获取政策资金的支持。

3. 政策性金融的金融协调。通过贴息、信用担保、银团贷款,或银政企融资平台等方式,政策金融能吸引商业金融和聚合社会资本,发挥金融协调功能,实现银行资金和民间资本的联合、共赢。其中,“政策引导”与“风险共担”是政策金融制度的关键。

然而,限于体制、机制等多方面原因,现有的政策性金融体系实际较难承担起金融协调的职能。比如2011、2012年度,浙江省政策性银行完成的银团贷款金额分别只有8亿和25.12亿,占贷款总额的比率也分别只有0.3%和0.79%。

五、政策性金融的体系和功能重构

如上文所述,我国政策性金融实现功能重构的关键,在于“制度和体系”,而不在“制度载体”本身。从我国政策性银行的改革实践历程来看,指望几家股份制的企业实体承担起全部的社会金融职能显然并不现实。

从金融公平和金融效率的目标出发,本文为我国政策性金融的体系和功能重构提供如下的发展思路:

(一)通过金融合同和融资模式创新,实现政策性金融的风险分担

提倡通过股份制、基金和共同出资等形式,为政策性金融的项目进行融资,或提供金融服务(包括担保、保险、支付结算等)。资金的来源应多元化,由借款人(提供担保)、政府和金融机构共同承担,以此形成激励相容和风险共担的机制。

(二)引入政策性金融业务的竞争机制,打破业务垄断

政策性金融的改革应以政策性金融功能的实现为首要目标,而不是去维护政策或业务的权威。通过招投标等竞争机制,来选择确定最具经营优势和金融效率的业务承担者,打破政策性金融业务的垄断。

(三)鼓励组建地方性的中小金融机构,形成地方金融中的政策性金融体系[13]

推动银行网点、中小银行和信用担保机构的设立。通过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政策及条件,为地方金融生态的形成培育成长沃土。

通过政策性业务的分账管理、单独核算,整合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成为政策性金融体系的一部分,使之不仅能政策性业务,而且能为金融风险的防控提供便利条件和灵活手段。

(四)公共财政支持和地方政府主导

通过制度建设或立法约束,保证公共财政对政策性金融业务的资金支持,向业务经办机构提供直接的贴息、财政贷款或定期的资本金补充。

鼓励地方政府在政策性金融业务中发挥积极的主导作用,明确政策目标、筛选监管项目和制定风险补偿的办法。通过发挥政府信用优势,搭建融资合作平台,实现信息共享和业务合作。

(五)由被动选择项目转向主动项目推荐

即赋予金融需求者主动申请政策性金融支持的机会和渠道(通过政府部门或金融机构)。政策性金融体系所需完善的是明确政策、统一标准、减少环节、创造条件,借助政策性金融体系和新金融技术,为受排斥的“强位弱势”群体提供低成本、无差异的政策性金融服务。让金融普惠在效率中产生,让金融公平于政策中实现。

注释:

①这里的群体是指符合社会经济政策目标,关系国计民生的特定产业、领域或企业、个人等对象。

②商业性金融机构和政策性金融机构之间却仍然可能因业务招投标而形成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开放金融理论与政策范文第2篇

金融抑制,是指中央银行或货币管理当局对各种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市场经营流程和市场退出按照法律和货币政策实施严格管理,通过行政手段严格控制各金融机构设置和其资金运营的方式、方向、结构及空间布局。金融抑制可以促使银行等金融企业谨慎运作,控制经营风险,确保银行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清偿力,能促进银行体系的稳健发展和市场竞争机制良好运作,在银行业的稳定和效率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当出现金融风波,甚至金融危机时,可尽可能以最小的代价保持银行业等金融企业的稳定。

但随着金融国际化,自由化和国际金融电子化技术迅速发展和金融创新,金融抑制难度不断增大,抑制成本激增,在金融领域造成“非市场性风险”,其具体表现为:1、扭曲了金融资源的价格,造成虚假供求关系。金融抑制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实际利率(存、贷款利率)被压得过低,不能真实反映资金的稀缺程度和供求状况。其表现为政府对公营部门强制性低息信贷以及外汇市场的外汇管制等。对银行体系规定过高的准备金率和流动性比率也是价格扭曲的一种形式2、导致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损伤市场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金融抑制是以人为的力量替代市场力量,其直接成本是各项管理费用,间接成本是阻断市场力量的资源配置作用而产生的对银行等金融企业效率的破坏,同时,金融业务易被少数国有金融机构所垄断,缺乏竞争,金融效率低下。3、导致市场分割。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金融抑制经济中金融体系的“二元”状态:一方是遍布全国的国有银行和拥有现代化管理与技术的外国银行的分支网络,组成了一个有限的,但却是有组织的金融市场;另一方则是传统的、落后的、小规模的非正式金融组织,如钱庄、地下金融市场等。其次表现为与“二元”体系相关或不相关的资金流向的“二元”状态:有组织的金融机构遵循政府制定的低贷利率,将资金贷给公营部门及少数大企业,而大量小企业及住户则被排斥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之外,只能以较高的利率从非正式金融机构获得所需的贷款。另外,金融抑制还导致政府不适当的资金投向干预而累积大量的金融风险。

可见,金融抑制是“通过扭曲包括利率和汇率在内的金融资产的价格,再加上其他手段,这种战略会缩小或压低相对于非金融部门的金融体系的实际规模或实际增长率。”金融抑制政策主张以金融管制代替金融市场机制,其结果自然难免导致金融体系整体功能的滞后甚至丧失。

二、金融深化及其内在缺陷性

197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罗纳德·麦金农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贸易与资本》一书,其同事爱德华·肖也于同年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一书。两人都以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金融与经济进行了开创性研究,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他们首次指出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症结在于金融抑制,深刻地分析了如何在发展中国家建立一个以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金融体制,即实现金融深化,开创了金融深化理论的先河。金融深化理论主要针对当时发展中国家实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如对利率和信贷实行管制等提出批评,力主推行金融深化战略,以金融自由化为目标放松或解除不必要的管制,开放金融市场,实现金融市场经营主体多元化以及货币价格(利率)市场化,使利率真实反映市场上资金的供求变化,由市场机制决定生产资金的供求变化和流向,刺激社会储蓄总供给水平的提高,从而便利资本的筹集和流动,有效地解决资本的合理配置问题,提高投资效益,促进经济发展。由此可见,金融深化理论为发展中国家促进资本形成,带动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思路。它既弥补一般货币理论忽略发展中国家货币特征的缺陷,又克服了传统发展理论忽略货币金融因素的不足,突出强调了金融体制和金融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进而为发展中国家制定货币金融政策,推行货币金融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一理论及政策建议得到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积极支持和推广,同时也得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赞赏,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制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透过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我们可以发现金融深化暗含这样一个假设:金融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中的信息是完善和公开的,并存在一个竞争完全不受任何阻碍和干扰的市场结构,且市场中的主体是理性的。但现实经济使得金融深化理论假设存在着缺陷,主要表现为:1、现实的金融市场存在不完全性和昂贵的信息搜寻成本。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信息不完全问题,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面临两大约束,一是利率限制导致的利率约束,一是信息不完全导致的信息约束。金融深化理论只重视前者,而忽视后者。由于信息约束,放任金融市场自由化会造成多方面的市场失灵,导致金融体系动荡。2、金融市场发展滞后对金融自由化存在制约。金融市场的落后是政府过度管制的原因,而过度管制又导致金融市场的更加落后。忽视市场落后,取消政府管制,就会带来市场混乱。金融深化理论主要研究和强调的是后者,忽视前者对放松政府管制,即金融深化过程的制约。超越或滞后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自由化都会给金融市场带来混乱和不稳定。3、金融深化使得国际流动资本对开放资本项目国家货币的投机更加容易,使小国经济或落后经济容易出现经常性的波动,它不仅没有起到稳定器的作用,相反任何促使经济增长的努力都被非正常的波动所侵蚀,这些国家为了经济的稳定,不得不采取适当的官职措施或非完全的金融深化措施。4、金融深化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很不适应。金融深化理论表面上研究的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提出的政策主张应该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改革,但他们的研究对象是以私有制基础的完善的市场经济,实际上适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深化理论的政策主张和目标对于小国或经济落后国家而言并非是美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明证。

三、金融约束及其政策取向

进入90年代,信息经济学的成就被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尤其是应用到政府行为的分析中。但很多经济学家分析了在信息不完全的前提下金融领域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问题,托马斯·赫尔曼、凯文·穆尔多克、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人于1996年在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基础上,提出了金融约束论,认为政府对金融部门选择性地干预有助于而不是阻碍了金融深化,提出经济落后、金融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应实行金融约束政策,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观经济稳定,通货膨胀率低并且可以预测的,正的实际利率),通过对存贷款利率加以控制、对市场准入及竞争加以限制以及对资产替代加以限制等措施,来为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并提高金融体系运行的效率。本人认为它对我国制定金融政策同样具有参考价值。

金融约束是一种选择性政策干预政策,政府金融政策制定的目的是在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刺激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的发展,并促进金融深化。金融约束是与金融抑制截然不同的政策。金融约束的前提条件是稳定的宏观环境、较低的通货膨胀率、正的实际利率。最关键的是金融抑制是政府从金融部门攫取租金,而“金融约束的本质是政府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在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而不是直接向民间部门提供补贴。”

租金创造并不一定要靠利率限制来达到,政府也可以采用金融准入政策、定向信贷和政府直接干预等创造租金,只要政府使银行和企业获得了超过竞争性市场所能得到的收益而政府并不瓜分利益,这就可以说政府为它们创造了租金。通过创造经济租金,使银行和企业股本增加,从而产生激励作用,增加社会利益。

金融约束的政策取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政府应控制存贷款利率。即将存款利率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但要保证实际存款利率为正值),减低银行成本,创造增加其“特许权价值”的租金机会,减少银行的道德风险,激励其长期经营。只要存款利率控制适度,则金融约束是有好处的;如果控制力度过大,资源配置将受到扭曲,金融约束将会蜕变为金融抑制。只要干预程度较轻,金融约束就会与经济增长正相关。

2、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政策。严格的市场准入政策并不等于禁止一切的进入,而是指新的进入者不能侵占市场先入者的租金机会,如果没有市场准入的限制政策,银行数目的增加将使资金市场竞争加剧,租金下降,激烈的无序金融竞争会造成社会资源浪费,甚至还可以导致银行倒闭,危及金融体系的稳定。为保护这种租金不至于消散,一个重要的保护手段就是限制进入者的进入,以维持一个暂时的垄断性存款市场,对现有存款市场的少数进入者进行专属保护。严格的市场准入政策可提高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对整个社会经济具有重要的外部效应。

3、限制资产替代性政策。即限制居民将正式金融部门中的存款化为其他资产,如证券、国外资产、非银行部门存款和实物资产等。金融约束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尚不规范,非正式银行部门的制度结构薄弱,存款若从正式银行竞争流向非正式银行部门会减低资金使用效率,也不利于正式银行部门的发展。而资金若由居民部门移向国外,则会减少国内资金的供应,扩大国内资金的缺口,对国内经济尤为不利。

金融约束是发展中国家从金融压抑状态走向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政策,它针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畅、金融监管不力的状态,发挥政府在市场“失灵”下的作用,因此并不是与金融深化完全对立的政策,相反是金融深化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四、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思考

目前,金融体系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是金融体系的混合性,即政府限制行为与市场行为并存,管制价格与市场价格并存。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政府管制逐渐放松,相对独立的货币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著,成为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从上面对有关金融理论的初步分析,我们至少可以考虑:

1、确定金融深化是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终极目标。

前面分析到,金融深化理论与实际金融有着明显的差异,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亦存在其内在缺陷性,但这并不构成金融深化的客观需要,尽管自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各国及欧美的一部分学者对金融深化产生了怀疑,认为全球金融体系的不完善和各国金融发展的明显差异使得金融深化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带来全球性的金融混乱和不和谐。但我们应该认识到:(1)从自由化的进程来看,在政府对贸易和金融的管制放松后,世界经济和各国的经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总体上保持了经济的增长,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加大,表明自由化的收益是大于其所付出的代价。(2)东南亚金融危机重要原因是危机各国不可持续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不适当的金融深化措施导致的。实施金融深化的国家常常把放松金融管制等同于放松金融监管或放开不管,过分地追求金融深化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忽视了经济可持续增长所必须的协调的金融因素,忽视完全金融深化所必须具备的内在制度刚性要求。比如,要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就必须先有或者同步进行金融体系市场化或完善化,这是金融深化论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因而,我们应客观的对待金融深化理论与实践,绝不能因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推行金融深化进程中发生了金融危机,就认为金融深化与金融危机二者之间有某种必然的因果关系。实践证明,有效、合理的金融深化实践会提高经济发展的绩效,还可以提高一个国家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一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在金融深化的进程中发生了金融危机,其根本原因在于选择了过于激进、超前的金融深化战略。我国在实施金融体制改革时,不能把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简单的理解为完全取消政府干预的金融自由化,应在放松管制的同时关注市场的落后对放松管制的制约作用,注重金融深化的渐进性、层次性和持续性,“金融深化是伴随着整体经济改革发展的一个渐进过程,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应根据经济发展的成熟程度和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做出合理的时序选择和安排,分阶段和有计划地进行。”在推进金融深化的过程中,要结合本国金融改革的现实条件和制度风险,加强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监管,逐步建立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相协调的金融体系。

2、金融约束成为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必要手段。

考虑到我国目前金融体系中累积了大量的金融风险,因此在改革进程中,我们应客观的评价和估计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所可能带来的长期性风险,本着市场配置资源的原则,结合我国金融体系的实际情况,在经济转轨时期采取必要的金融管制与金融深化相结合的改革方略是显示可行的。

除了解决政府需不需干预经济和金融活动的问题,我国还需要解决如何把握干预力度,避免信息不对称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1997年就曾指出,政府的不当干预才是造成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本质原因:在危机中资产价值的猛跌使很多金融中介机构破产,从而暴露出金融机构在金融活动中的破坏作用;而金融中介机构的借贷活动与资产价值之间存在着一种政治经济动力关系,政府对金融中介机构或明或暗提供的债务担保,是造成金融中介机构进行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根本原因。金融约束论从信息和激励的角度,抓住了解决经济金融问题的两个基本点,一方面政府应创造条件使决策者掌握信息,或让有信息能力的行为人成为决策者;另一方面政府可利用自身掌握和拥有的信息能力,为金融中介机构创造持久有效经营的激励机制。当然政府的职责不是直接提供担保和保护,而是促进金融体系市场约束机制发挥作用,积极促进信息的传播,增加市场上可供信息的公开化,并充分发挥掌握内部信息的金融机构和民间组织的优势,而非越俎代庖,过多干预,避免金融约束政策蜕变为纯粹的金融干预政策,严格的金融约束政策与金融抑制可能只相差须臾。“金融约束应该是一种动态的政策制度,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向更具竞争性的金融市场这一大方向的迈进而进行调整。它不是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之间静态的政策权衡,与此相关的问题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合理顺序。”

在金融约束政策框架下,政府的作用既不是“亲善市场论”强调的政府只能促进市场建设,不应干预金融经济;也不是“国家推动发展论”所要求的政府为了弥补市场失灵,必须始终强力干预金融经济;而应是“市场增进论”的观点,即政府的职能是促进民间部门的协调功能,发挥政府进行选择性控制的补充,避免产生不利于社会大众的道德危害,使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稳步实现真正的金融深化。

另外,我国进行金融体系改革的过程中,也必须要协调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目前,我国“经济货币化”趋势有所增强,货币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强度与日增强,广义货币(M2)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上升到130%左右,都充分说明货币金融在经济中的广度和深度都有质的变化。货币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逐步加大。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深化,外部的冲击已经开始影响本国货币金融政策的有效性,影响本国经济的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这说明开放经济中,货币金融政策一经济发展有相当强的关联。因此,在充分考虑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的基础上,制定与我国经济发展目标相协调的货币金融政策,避免金融业脱离经济发展的需要而独自繁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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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金融理论与政策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当局 两岸金融合作 政策 创新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08年3月22日,当选台湾“总统”以来,两岸关系实现了历史转折,逐步走上积极互动轨道。2009年4月26日,海协会、海基会在南京签署《海峡两岸金融合作协议》,建立了两岸金融合作的框架,协议提出两岸对金融监督管理和货币管理等方面进行交流合作。2009年11月16日,两岸银行、证券及期货、保险业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签订,双方就信息交换、信息保密、金融检查、持续联系和危机处置五项领域进行合作。金融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签订之后,两岸金融业合作局面进一步打开。关于两岸金融合作问题的讨论一直是热门话题,我国学者对两岸金融合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两岸金融合作现状及展望

对于两岸金融合作有诸多学者进行了各方面的探讨。朱磊(2007)介绍了现阶段台湾关于银行、证券期货、保险业与大陆金融往来政策的松动,指出金融合作,如货币清算机制、金融监管合作、两岸互设金融机构等是两岸经贸交流的制高点和亟待解决的问题。陈睿能(2007)梳理了两岸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相互开放的历史,并从加强闽台合作以推动两岸金融合作人手,提出了深化两岸金融合作的建议。王松齐(2008)指出执政后两岸关系会有新发展,倡导两岸从经贸人手,逐步加大金融、文化融合。吴国培(2008)分析了两岸金融合作的政治、经济基础,并对未来两岸金融合作趋势分三个阶段进行论述。第一阶段:迂回策略促进金融往来,第二阶段:构建两岸官方层面合作机制,第三阶段:两岸四地融合。目前看来,两岸关系正处在第一和第二阶段的过渡时期。朱磊(2008)指出目前两岸金融合作在两岸通汇、货币兑换、股市开放、金融机构互设、陆资入台这五个方面存在的局限。丁雪峰(2009)在两岸金融合作三阶段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在当前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两岸金融合作的措施,比如开展金融试点、发展两岸离岸金融市场、成立两岸产业基金等。智佳佳(2009)运用As,drubali的消费风险分担模型对两岸金融一体化程度进行评估,并针对近期和中长期推进两岸金融一体化提出政策建议。黄梅波(2009)分析两岸直接通汇、货币兑换和清算业务、大陆台资企业融资存在的困难,指出两岸金融合作存在:尚未建立官方交流平台、两岸金融法规不协调、未建立货币兑换与清算机制等问题,提出应在这些瓶颈领域加快合作步伐,两岸金融合作“先易后难、先试后行”。

(二)两岸金融合作的分领域研究

王建文、何福平(2007)梳理了目前台湾关于两岸银行业合作的法律法规,并指出两岸银行业存在的交流障碍,提出在WTO框架下加强两岸银行业合作的几点建议。舒熊(2009)阐述两岸货币流通现状,分析香港特别行政区人民币清算机制和美元现钞境外流通的借鉴意义,并提出了两种人民币与新台币清算机制的构想。郑呜、黄光晓(2009)针对2008年以来台湾放松大陆资金进入台湾证券市场的新政策,阐述两岸证券市场整合的重要意义和现在存在的制度障碍,提出两岸应该进一步开放市场,加强机构合作以促进两岸证券业交流。傅子能(2009)阐述深化闽台金融现实意义和深化区域金融合作的对策。提出加强金融监管合作,加快闽台金融产业对接,解决台资中小企业融资难等现实问题。郑航滨(2009)提出五种人民币货币与新台币清算模式,并提出分五个阶段进行两岸金融监管合作,最后作者在文中构造了两岸金融监管合作备忘录的框架。

既有研究对于两岸金融合作现状的论述较多,关于两岸金融合作政策的研究较少。而关于金融合作政策的论述,仅仅局限于法规层面的罗列,没有进行总结概括。目前,两岸建立一个稳固共赢的经济合作机制时机已经成熟。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几年内,两岸经贸交往、经济合作政策将发生重大变化。近一年来,台湾出台的大陆政策调整迅速,两岸合作领域日益扩大,两岸金融合作的研究已有大量文献过时。而现有文献对于两岸金融合作政策尚没有进行全面梳理,无法理清台湾出台的两岸金融合作政策的全貌,更无从提炼进出两岸进一步深化合作的着力点。本文尝试对当局的两岸金融合作的政策进行研究,概括近两年来两岸金融合作政策新动向,并归纳当局两岸金融合作政策的创新点。

二、当局的两岸金融合作政策

(一)政策立场

台湾的大陆政策,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台湾对中国大陆和台湾的诠释和相互关系定位,这是台湾大陆政策的核心;第二,台湾处理大陆事务的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第三,两岸事务具体的可操作的法律、法规及政策(杨丹伟,2007)。本文所研究的“两岸金融合作政策”属于第三个层次,即具体事务范畴,它不是孤立的,而是作为台湾大陆政策的一部分,体现着台湾对大陆政策的定位、取向和立场。它“金融合作政策”与一般的“金融政策”内涵不同,是在两岸特殊的政治、经贸环境下,台湾以其大陆政策为基调,为规范两岸金融合作业务所制定的一系列市场准入、业务规范等限制。这些金融业务的规范是随着两岸经济贸易交往和台湾的大陆政策改变而动态变化的。

2008年5月20日台湾第二次政党轮替后,再次执政。中国是台湾“泛蓝”阵营中势力最强大的政党。与的“法理”政策立场不同,承认“一个中国”原则。2009年第18次全代会通过的《中国十大政策纲领》,提出了“创造双赢,开展互惠两岸关系”,推动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建立两岸经贸合作机制等政策方针。而早在2008年台湾大选时期,、萧万长竞选纲领中就提出“开展活路外交,开创两岸及国际三赢局面”,“全面开展两岸经贸协商,建立应有的制度及规范”,“开展两岸金融接轨与监理合作”,“以两岸连接突破台湾参与区域合作瓶颈”等有利于两岸和平发展的政策目标。可以这样理解,无论从政党还是政府层面,目前台湾的两岸政策定位是有利于两岸金融、贸易交流合作的。

“深耕台湾,布局全球”是政府的经济战略目标,要达到强化台湾经济与全球市场的连接的目标就必须要营造台湾的自由化、国际化。当局的两岸金融政策服务于“台湾布局全球”战略,因为限制台湾与大陆金融交流的直接后果是限制了台湾金融业的国际布局和竞争力,只有

良好的两岸经贸关系才能更好地布局全球。

(二)推出“调整两岸证券投资方案――短期计划”

1 通过《海外企业来台上市松绑及适度开放陆资投资岛内股市》方案

2008年7月31日《海外企业来台上市松绑及适度开放陆资投资岛内股市》方案经由台湾“行政院”通过。该方案的出台伴随着《两岸关系条例》第73条及《外国发行人募集与发行有价证券处理准则》第7条的修订。公布后的《海外企业来台上市松绑及适度开放陆资投资岛内股市》规定:

(1)开放大陆合格境内机构投资人(QDII)赴台湾投资证券期货业。并规定其约束比照现行台湾对外资的规范;

(2)放宽海外企业来台上市资格及筹资用途限制。台湾金融市场规定上市满六个月的企业可以申请赴台第二次上市或发行台湾存托凭证。目前台湾“金管会”共核准18家证券市场来台上市。本次开放香港交易所挂牌企业赴台第二次上市筹资,使香港交易所成为获得批准的第19家证券市场。但“金管会”规定仅允许部分在香港上市的企业在台湾筹资,排除在大陆注册登记、及陆资直接或间接持股超过20%或有主要影响力的外资企业;

(3)开放台港ETF(ExchangeTraded Fund,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相互挂牌,规定台湾ETF赴港挂牌须得到主管机关核准。

2 开放台湾赴大陆投资证券期货业

将台湾岛内券商投资大陆证券期货业的总金额比例由券商净值的10%调高到20%。鉴于大陆证券公司规模越来越大,台湾取消原本限制券商持有大陆证券公司股份总额不得低于该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25%的规定。

3 通过《重新检讨放宽基金投资涉陆股之海外投资比率》方案

2008年7月3日,通过《重新检讨放宽基金投资涉陆股之海外投资比率》的方案。放宽现行证券投资信托事业募集海外基金、全权委托投资资产及境外基金投资大陆地区有价证券与港澳H股、红筹股的投资比率:

(1)现行投资港澳H股、红筹股10%比率限制,予以取消不设限;

(2)投资大陆挂牌上市有价证券比率由现行0.4%放宽为10%。

(三)公布金融、证券期货、保险三大业务往来及投资许可办法

2010年3月16日台湾“金管会”修改了原有两岸金融(法规全称:《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金融业务往来许可办法》、《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证券及期货业务往来许可办法》、《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保险业务往来许可办法》)、证券及期货、保险三大业务往来许可办法,更名为“业务往来及投资许可办法”(法规全称:《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金融业务往来及投资许可办法》、《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证券期货业务往来及投资许可办法》、《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保险业务往来及投资许可办法》)。除了名称的改变,这次修订主要围绕岛内金融机构进入大陆和大陆金融机构赴台湾展开。《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金融业务往来及投资许可办法》的修正重点主要是:增订两岸银行业互设分支机构及参股投资的管理规定,并放宽OBU(Offshore Banking U.nit,一般称为“境外金融中心”,或“国际金融业务分行”,是台湾当局为减少金融及外汇管制,并提供免税或减税待遇,吸引国内外贸易商、投资者进行财务操作的金融单位)办理大陆台商授信业务的限制,以及扩大台湾金融机构办理两岸信用卡、转帐卡业务往来的范围。《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证券期货业务往来及投资许可办法》的修订重点为:增订大陆证券期货业赴台设立办事处及参股投资的管理规定;《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保险业务往来及投资许可办法》的修订重点,则是增订岛内保险辅助业赴人陆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参股投资大陆保险业及大陆保险业赴台设立办事处及参股投资的管理规定。本次修订关于两岸金融业务双向合作的主要内容摘录如表1。

三、两岸金融合作新特点

(一)执政之前的两岸金融合作政策

台湾出台的两岸金融合作的法律体系由两大部分组成:

第一,《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以下简称“两岸关系条例”)。《两岸关系条例》于1992年7月16日通过,是现阶段台湾处理两岸关系的一个基本法律,由于这一条例涉及对台湾“宪法”中许多规定的突破或补充,所以被视为“宪法类”法律,是台湾“六法全书”(六法全书将台湾现行法律分类为“宪法及其关系法规”、“民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中的“宪法及其关系法规”。从法律上来说,《两岸关系条例》的性质非常特殊,它将各种性能杂糅于一体。从内容上看,既有实体法,又有程序法;既有民事法、行政法,又有刑事法;既有一般私法、公法,又有属于“国际私法”和“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两岸关系条例》中大量采取“委任立法”的方式,以便各行政机关依据形式变化随时制定或修正部门“子法”,这样就为两岸关系的未来变化预留了空间,而不必经常修改这一“母法”。如条例将两岸人民入境及定居、大陆地区劳工人台、两岸通航及通商、台商赴大陆投资及技术合作、两岸金融往来等十四项事务授权于“内政部”、“交通部”、“国防部”、“经济部”、“劳工委”、“金管会”等行政主管机关拟定许可办法或管理办法。台湾方面出台两岸金融合作的法规政策是依据《两岸关系条例》中的第35、36、38条。

第二,部门法规。这一部分属‘于“子法”范畴,近些年,台湾相关部门根据两岸金融合作现状以及两岸关系频繁修正、变更相关其中的条款。执政之前,台湾金融业涉及两岸交流往来方面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金融业务往来许可办法》、《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证券及期货业务往来许可办法》、《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保险业务往来许可办法》、《大陆地区投资人来台从事证券投资及期货交易管理办法》、《台湾地区金融机构办理大陆地区汇款作业准则》、《台湾地区银行办理大陆地区进出口外汇业务作业准则》。

(二)当局两岸金融合作政策的创新

当局两岸金融政策有如下创新:

第一,在已有两岸金融政策框架下,进一步扩大两岸金融业合作范围。开创了两岸银行业、证券期货业、保险业双向合作的先河。

第二,突破已有两岸金融合作政策框架,开创了两岸金融合作制度化协商平台。

如果把两岸金融合作比作列车,两岸独自制定的各种金融合作政策就是列车的一侧车轮,无论怎样修订都无法使列车正常前进。只有列车的另一侧车轮开始运转――两岸金融合作政策进入双方参与的制度化协商阶段,这辆列车才有可能快速前进。当局对两岸金融合作政策的创

新就在于:推动了两岸制度化协商,为原有的两岸金融合作政策体系搭建了新的、可协商的两岸金融合作平台。

自2008年6月海基会、海协会(以下简称“两会”)复谈以来,两会四次会谈总共签署了11项协议、2项共识,为两岸民众捧出了一份亮丽的成绩单。2009年4月26日,为推动两岸金融市场稳定发展,便利两岸贸易,两会在南京签署了《海峡两岸金融合作协议》,协商加强两岸金融监管、货币管理(现钞兑换、供应及回流业务、现钞防伪技术)、资讯交换、保密业务领域的合作。

2009年11月16日作为落实《海峡两岸金融合作协议》的举措,大陆方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代表刘明康、证券及期货监督管理机构代表尚福林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代表吴定富分别与台湾方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代表陈冲签署了《海峡两岸银行业监督管理合作谅解备忘录》、《海峡两岸证券及期货监督管理合作谅解备忘录》和《海峡两岸保险业监督管理合作谅解备忘录》。金融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的签订,标志着两岸开始依循国际惯例来处理金融监督的信息交换、信息保密、金融检查、持续联系问题。两岸金融监管机构将据此建立监管合作机制,为进一步深化两岸金融业交流创造了积极条件。预示着两岸金融合作将进入实质阶段,有利于促进两岸金融业的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大陆台资企业的融资环境,在两岸金融合作历程上具有重要意义。金融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已于2010年1月16日生效,两岸金融业终于在长期的徘徊下,走到了正常化合作的“起跑点”。

2010年3月16日台湾“金管会”对金融、证券及期货、保险三大业务往来及投资许可办法的修订,是两岸金融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台湾在法规方面对两岸市场准入制度的落实。由此可见,新的两岸金融合作政策框架,为两岸金融业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两岸的交流问题积重难返,仅仅“三通”问题的解决就用了整整三十年,然而,应该看到的积极因素是,在一步一个脚印走出的两岸交流之路中,两岸人民均受益其中。在当局任上解决深化两岸金融合作的迫切问题,既符合和台湾同胞的利益,也符合大陆同胞的利益。

至此,当局执政后的金融合作政策新动向已经向读者阐述清楚,为了更清晰地展现新、旧两岸金融合作政策框架,现对比如下(见图1、图2)。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青年项目(编号:09YJC790036)、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编号:10CGJ106)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11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项目编号:73300011)的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周念利、蔡晓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亢梅玲,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智佳佳:两岸金融一体化研究。《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4月。

朱磊:两岸金融交流的现状、政策与趋势。《海峡时评》,2007年第8期。

吴盂道:国际金融危机与两岸金融合作,《中央网路报星期专论》2009年9月6日。

陈能睿:两岸金融合作研究。《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4月。

郑鸣、黄光晓:两岸证券市场整合与监管探讨。《亚太经济》,2009年第2期。

傅子能:深化闽台金融合作,助推海西区建设。《福建金融》,2009年第3期。

郑航滨:海峡两岸货币清算与金融监管合作机制研究。《福建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杨丹伟:《解析台湾的大陆政策》。群言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

海基会:为何要签两岸金融合作协议,2009年4月28日。

黄梅波、李菲瑜:两岸金融合作:现状与前景。《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开放金融理论与政策范文第4篇

关键词:绿色金融;绿色信贷;碳市场;环境保护

一、绿色金融相关内容、内涵及特点概述

在环境问题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绿色金融成为金融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环境问题的持续关注使我对绿色金融产生了强烈的研究兴趣。绿色金融虽然在20世纪末期才被定义,但在此之前,已经有大量的绿色经济学理论,其中比较著名的包括马克思的绿色思想观、生态经济学理论、环境经济学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等。这些经济理论的存在为绿色金融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对于绿色金融的内涵,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如《美国传统词典》(第四版,2000年)中,将绿色金融称为“环境金融”或“可持续金融”其内涵为如何利用多样性的金融工具来保护生态多样性,保护生态环境。沈耕兴则将其定义为:环境情况评估被纳入融资业务审核流程,在融资行为中注重对环境的保护通过资金流向引导各种社会资源和生产要素向绿色低碳产业集中,从而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发展方式转变。而最为理论界认同的定义为:“绿色金融”指金融部门把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政策,在投融资决策中要考虑潜在的环境影响,把与环境条件相关的潜在的回报、风险和成本都要融合进日常业务中,在金融经营活动中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环境污染的治理,通过对社会经济资源的引导,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与传统金融相比,绿色金融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更强调人类社会的生存环境利益,它将对环境保护和对资源的有效利用程度作为计量其活动成效的标准之一,通过自身活动引导各经济主体注重自然生态平衡。它讲求金融活动与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的协调发展,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绿色金融与传统金融中的政策性金融存在共同点,即它的实施需要由政府政策引导。传统金融业或以完成政策任务为职责,后者就是政策推动型金融。自然环境资源是公共物品,除非有政策规定,金融机构不会主动考虑贷款方的生产或服务是否具备生态效率。

二、国内外绿色金融发展情况对比

1、国际绿色金融实践

西方绿色金融实践起步较早。1962年,美国环境学家莱切尔・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对传统工业造成环境破坏作了反思,引起各界对环境保护的重视。1972年,由丹尼斯・L・米都斯博士为首,出版了《增长的极限》一书,首次对人类社会的传统发展方式提出了警告,将全球均衡状态作为问题解决的对策,即“可持续发展战略观”。两年后,联邦德国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环保银行。1991年,波兰也建立环保银行。1992年2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行动机构(UNEP FI )成立,其宗旨是把最深入的商业思考和最好的政策决策相结合,设计出最好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使绿色金融这个市场变得更加切实。

2002年10月,伦敦召开商业银行会议,由荷兰银行、巴克莱银行、西德意志州立银行和花旗银行共同起草了一份旨在评估、管理和发展与项目融资有关的环境和社会风险的指南,即赤道原则。赤道原则具有行业性、自愿性、一般性、开放性和免责性的特征,使多国大型金融机构达成共识,制定出一套相对完善的行业基准。截止到2014年遵循“赤道原则”的银行有80家。

此外,碳市场的发展也是国际绿色金融发展的重要一环。早在1997年,《京东议定书》的签订制造了一种新的交易对象――碳减排额度,碳市场就此形成。碳交易分为两类:一是项目型交易,即以项目为基础的减排量交易,以JI和CDM为主要交易形式。二是配额型交易,即由管理者制定总的排放配额,并在参与者间进行分配,参与者根据自身需要来进行排放配额的买卖。碳市场的发展推动了国内外以碳排放权为对象的金融衍生品的广泛开发和交易平台的建立,如2003年成立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2004年成立的欧洲气体排放交易所(ECX)。

2012年11月,英国绿色投资银行建立,致力于绿色低碳项目融资,其投资项目主要分布于提高能源效率、废弃物处理及离岸风能三大领域。截至2014年6月,绿色投资银行在能源效率领域共投资1.93亿英镑,投资比例占总投资的1/5,废弃物处理中共投资3.27亿英镑,投资比例占总投资的1/3,在离岸风能领域共投资6.24亿英镑,投资比例占总投资的1/2。

2、我国绿色金融实践

与西方国家一样,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也是从理论研究开始的,之后经过各项政策和法律的推动,逐步走向实战。

在理论研究方面,1999年乔海曙最早提出绿色金融概念,王军华于2000年在《论“金融业”的绿色革命》一文中探讨了绿色金融发展的必要性和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并提出了发展的方向。2001年白钦先探讨了可持续金融的功能,提出了要寻找保护环境的金融机制。

在政府政策方面,1981年11月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2007年7月环境保护部、人民银行证监会联合提出《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推动我国绿色信贷产生。2007年12月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保监会提出《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是我国绿色保险事业的开端。2008年2月22日,环境保护部同证监会联合《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标志着我国绿色证券登上舞台。2011年9月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

在实践方面,主要参与者为商业银行。2008年,兴业银行正式采纳赤道原则,是国内唯一一家采纳该原则的银行,经过发展,其创新推出了三类金融服务:节能减排融资服务、排放权金融服务和个人低碳金融服务,在深入分析节能减排产业链布局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信贷和非信贷方式,打造出节能减排全产业链的“8+1”融资模式。

与兴业银行侧重点不同,中国银行偏向碳市场和绿色信贷领域。其推出基于碳排放权的理财产品,开发清洁发展机制(CDM)节能减排融资项目,未来收益权质押融资项目产品。截止2013年中国银行绿色信贷余额2587.59亿元。

中国农业银行在碳市场方面也做出了许多努力,如制定《清洁发展机制顾问业务操作规程》,为防止国外金融中介机构率低价收购核证减排量(CERs),保护国内项目企业的利益,提高市场议价能力,开展CDM顾问服务。

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在推行绿色信贷方面做出了较大努力。中国建设银行早在2006年就实行环保一票否决制,出台《大中型客户授信审批五项基本准则》政策拒绝向违反环保政策的客户授信。而在2007年,工商银行便将绿色信贷作为长期发展目标,退出两高一剩贷款50亿元。2008年初步建立客户环保信息,历经多年逐步完善绿色信贷分类标准和相关绿色政策,控制七大产能过剩领域的贷款。

除商业银行之外,碳交易所的发展也不容小觑。我国作为碳排放大国,从2005-2009年,中国的CDM市场份额按提供的减排量均超过50%,碳金融市场发展潜力巨大。2008年北京、上海、天津碳交易所相继成立,2010年深圳碳排放交易所成立,为我国CDM项目投融资,CER和VER的交易做出很大贡献。

与国外相比,我国绿色金融虽然起步不久,却发展迅速。但是,在表面的飞速发展中也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比如绿色金融市场体系发展不完善、政策体系及披露制度不健全、地方政府推动绿色金融执行力欠缺及金融工具缺乏创新等,这些问题给我国绿色金融的进一步发展造成很大阻碍。

三、我国绿色金融存在的主要问题

1、政策体系不完善、法律法规及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

绿色金融的发展离不开法制建设,目前我国相关的法规政策还比较零散且存在较大漏洞,没有形成完善体系,具体表现在:

(1)业内尚未形成一套统一的环境风险评估标准,各金融机构只能运用自身制定的标准对企业进行评估,这些标准大都存在漏洞,容易被高污染高消耗企业所利用,获取融资。

(2)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环保机构和金融机构间信息不对称。目前央行公布的《企业基本信用报告》中“环保信息”一项所涉及的企业较少,且地方环保部门往往在企业违反相关环境法规之后才能对其进行调查并公布相关信息,而金融机构需要在污染发生前就进行风险估测和管理,环保部门所提供的信息不具有时效性,会影响商业银行的授信业务及其风险管理。

(3)自愿减排市场的相关法规缺位。

(4)政府对绿色金融发展的激励引导机制不完善,导致部分绿色企业融资困难。

2、政府间及政府与企业间的利益冲突导致政策执行力不足

(1)政府之间:在保护环境,发展绿色金融方面,中央政府的态度积极明确,但地方政府态度却较为消极。因为中央政府站在全局的角度,着眼于国家的长远利益,而地方政府因为受政绩考核的限制,为了扩大就业,往往会对一些高污染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网开一面。

(2)政府与企业间: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市场能够对资本、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而环境往往被视为外生变量,市场无法对其进行配置,完全依靠市场将会导致环境污染加剧,而政府正是要针对这种市场失灵进行政策引导和管理,这就将导致政府和企业产生矛盾,不利于绿色金融发展。

3、市场体系发展不健全

目前绿色金融市场的参与主体主要为商业银行,业务也集中与绿色信贷和CDM项目,而证券业、保险业的绿色证券、绿色保险业务发展比较迟缓,有关碳交易的衍生品种类也较少,直接市场较为空白。

4、商业银行仍未将发展绿色金融上升到战略地位,行动力不足

部分商业银行在表面上积极开展绿色信贷的同时,将大量资金投入境内或境外一些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的项目中。如中国工商银行表示愿意向埃塞俄比亚的吉贝三级水电站项目投入4亿元,该项目直接影响当地几十万土著人民的生存。而中国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金融机构更是为澳大利亚的油砂开采融资四百多亿美元,油砂开采将破坏当地环境,且消耗大量水资源。

而国内很多高污染企业,如亚洲纸浆砍伐天然林建设单种林场项目、台资翔鹭集团厦门PX项目等仍受到国内大型银行的资金支持。

四、对策及建议

1、广泛宣传绿色金融理念,提升公众认知度

中央及地方的宣传部门、各新闻媒体,应加强绿色金融相关知识的普及和宣传。理论界应增加对绿色金融相关问题的研讨,提高社会各界对其重要性的认知度,加快绿色金融的发展。

2、健全政策体系,完善信息沟通机制,提高政府执行力

应在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的同时,结合中国的区域和产业特征,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政策体系。健全各项法律制度,如完善绿色信贷政策,建立绿色金融担保机制,减少企业担保问题,使企业融资不再因经营模式而受到影响。建立一套统一的风险评级标准,使商业银行在企业申请贷款时对其环境风险进行科学评测,减少对高污染企业的贷款,提高贷款利率,提高其污染成本,推动其进行污染治理。中央政府应加强对地方政府在绿色金融政策实施方面的执行情况的监管,如遇到执行不到位的情况应对其进行严厉制裁。

3、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及工具,推动碳市场发展

(1) 增加绿色保险产品的发行。绿色保险即企业就自身可能造成的环境污染事故进行投保,当事故发生时,由保险公司赔偿造成的损失,恢复原来生态环境的费用。这样可以减轻企业和政府的治理成本,也能避免企业由于资金不足以恢复环境而导致生态破坏。

(2) 增加绿色证券产品的发行。将企业的环境状况纳入上市评估,对于环境状况不合格的企业,禁止其进行上市融资,而对于绿色企业,为其上市融资提供优惠条件,支持其发展。还可以推出专门用于治理环境污染的优先股。这样可以对企业产生很大导向作用,推动企业发展环保项目。

(3) 推动新型绿色信贷产品开发,如在住房抵押贷款的申请人信息评估体系中纳入节能减排指标的结构化节能抵押品、对用于绿色项目的商用房提供优惠贷款的项目等。

(4) 创新碳基金产品。目前我国碳基金发展仍处于探索阶段,虽然已经出现中国绿色碳基金、国家低碳产业基金等,但它们均不能自主进行碳减排量的交易,只能属于准碳基金。因此建立真正的碳基金,推动中国节能减排事业和经济转型,具有必要性。

(5) 开发碳远期、碳期货、碳结构性产品等衍生绿色金融工具,建立碳保险制度,推动碳市场发展,努力争取中国在碳交易方面的议价能力和话语权。

4、建立政策性环保金融机构

作为环保性商业银行,英国环境投资银行经过一年的试水,在支持低碳项目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我国也应尽快建立自己的环保型银行。普通商业银行毕竟以盈利为目的,只靠其开展绿色金融业务,发展绿色金融远远不够。因此,国家出资建立政策性环保银行,依靠政策引导和扶持其发展绿色金融,为低碳和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融资势在必行。政府可利用差额贴息等政策提高金融杠杆效应,使企业和金融机构都能收益。

5、加强绿色金融监管

目前我国的绿色金融监管还存在很大不足,常常发生企业造成的环境污染恶性事件不能被及时披露,地方政府环保部门和金融机构之间信息脱节的情况。我们需要完善绿色金融监管制度和框架,明确各监管部门职责。一方面可以借鉴国际经验,另一方面也可以借鉴国内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的证券监管和保险监管,注重与其他国家监管机构的协作,建立自律性组织,保障绿色金融参与主体的利益。

五、结论

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各国政府最为重视的问题,特别是对于近年来饱受雾霾问题困扰的中国,国务院在十二五规划中将调整经济结构实现经济转型作为主要任务,足可见党和国家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因此绿色金融是今后金融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各金融机构应将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升到战略地位。目前我国在绿色金融方面虽然已经做了很多努力,但是许多业务还是流于表面,在监管方面存在很大漏洞,而且社会各界对绿色金融的认识还不深刻。我们应该结合国情一步步改善绿色金融发展情况,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金融。(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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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金融理论与政策范文第5篇

(一)有关概念的界定

所谓开放经济是与经济国际化、经济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紧密相连的一个经济概念,是与封闭经济相对应的一种经济形态,其主要特点是:其一,一国经济纳入了国际经济的运行范围;其二,宏观经济政策既要实现内部均衡目标,又要实现外部均衡目标。所谓货币政策也就是金融政策,它是中央银行为实现其特定的经济目标而采取的各种控制和调节货币供应量或信用量的方针和措施的总称,主要包括信贷政策、利率政策和外汇政策。

(二)开放经济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开放经济和货币政策是不同性质的两个概念,但两者之间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相对封闭经济而言,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就必然要考虑国际经济的影响。这是因为一国货币政策的实施,必须依赖于具体的经济和金融环境。换句话说,如果客观经济金融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么货币政策也应该相应地做出调整。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世界金融创新、金融自由化、金融国际化等变化趋势共同改变了货币政策实施所依赖的整个金融环境。尽管市场的开放、资本的国际流动可以在微观层面上改善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但是在宏观层面上却给政府当局制定宏观经济政策(这里主要指金融政策)带来了困惑:各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独立性受到冲击,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显得不能适应新的金融环境,货币政策目标(包括中介目标)以及传导机制也受到了影响。也就是说,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比如,货币当局不仅要考虑内部均衡还要考虑外部均衡;在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上,不得不放弃总量指标(货币供应量)而转向价格性指标(利率);在货币政策操作工具上更多地依靠公开市场业务操作来实现政策目标。当然,更为重要的变化体现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方面。传统观点认为,如果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各国将重新获得利用独立的货币政策来影响国内实际产出水平和实现各自宏观经济目标的能力。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的货币政策实践证明,即使是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各国货币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也是很大的,差异性货币政策所诱发的国际资本流动同样严重地干扰了各国货币政策的实际效果。

既然开放经济对货币政策的一系列影响是如此之大,那么,这种影响有解决之道吗?可以说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的国际货币理论及实践都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也即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轻这种影响,尽管国际经济学界对协调的收益大小尚无定论。

二、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理论基础

(一)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定义及前提条件借鉴30国集团1988年对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所给出的概念,对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含义做出以下界定:货币政策国际协调就是“各国充分考虑国际经济联系,有意地以互利的方式调整各自货币政策”的过程。这种协调通常分为两种,即以规则为基础的协调和随机协调,前者是以各种制度为基础的,如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和欧洲货币体系;而后者主要是指为应付某一具体事件,有关国家进行磋商后作出的、持续时间有限的特殊协议,其典型的案例是1978年的波恩首脑会议、1985年的广场协定以及1987年的卢浮宫会议等。

那么,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首先,政策协调一定是在利益主体(国家或经济地区)之间发生了利益冲突的条件下才会发生的合作行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世界经济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是一种常态,一般地理解,只要有交往就难免有冲突,那么协调就有必要。但是,这里依然存在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主体之间才需要协调呢?回答当然是大国与大国之间才需要协调,因为对小国来说存在一个谈判地位与力量问题,这里隐含的意思就是有一个协调的成本与收益的比较问题。同样地,当所有的国家都是小国的时候,一个国家实行的政策措施,对其它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都不会产生多大影响。其次,只有在通过冲突双方的协定或者说妥协可以使双方都获利,亦或说至少可以改善一方的境况而另一方不受到损害的条件下,协调才会发生,如果说只有一方获利,那么这种协调不会进行下去。

(二)为什么要进行货币政策国际协调

1.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现实要求———经济的相互依存性。国际经济学界广泛认为经济的相互依存性是进行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一个外在动因。按照西方经济学家的理解,这种相互依存主要体现在结构上的相互依存,经济目标上的相互依存,国家之间政策上的相互依存。笔者在这里想强调的是政策上的相互依存,即一个国家的最佳政策得以实现,更多地取决于其他国家的行动。当然我

并不否认其他方面的依存,因为政策上的相互依存是由于结构上和经济目标上的相互依存所直接引起的。

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种对外开放和相互依存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许多好处,比如,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加深了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从而优化了世界资源的配置。但是,不争的事实也有力地说明,国际间经济依存度的加大极大地降低了国内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并增加了世界各国的溢出效应。尽管理论分析表明,一个国家的政府可通过国内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调整来实现其经济的内外均衡。但实际上在相互依存的国际环境中,一国货币政策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依存于其他国家的政策、行动和做出的反应。由于自的减少,其政策的作用与效力便难以预测。所以说,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是世界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必然要求。

2.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内在动因。如果说开放经济导致各国在货币经济领域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依存日益加深,那么,当一国独立地制定货币政策就可能会对其他国家的政策运行施加显著的影响,也可能受制于它国的货币政策,通常地将这种效应称为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Monetarypolicyspill-overeffect)。溢出效应很早以来就被国际经济学界所认识,许多学者如哈马达(Hama2da,1974,1976,1979,1985)、米勒和萨曼(MillerandSalman,1985)、柯里和莱文(CurrieandLevine,1985)都已注意到了政策溢出效应。溢出效应可以通过多种渠道传递,一般认为主要是通过贸易渠道和资本流动渠道。以贸易渠道为例,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可能导致进口需求下降,而其政策溢出则给予其主要贸易伙伴一个外源性的需求紧缩。溢出效应产生于各种原因,包括那些将国外政策诱发干扰的影响传递给国内经济关键宏观经济变量的各种贸易与金融联系。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大量的研究证明这种货币政策溢出是普遍存在的。既然货币政策溢出是普遍的,而从理论上讲,通过国际协调可以降低这种溢出效应(这已为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承认)。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政策的溢出效应就是国际协调存在的一个内在动因。但是,国际协调是怎样减少这种外部性影响的呢?下面将更进一步地谈到。

(三)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基本方法———博弈论分析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许多经济学家运用各种方法对各国间货币政策的冲突与协作进行了分析,并产生了运用博弈分析的战略决策方法(StrategicApproach),从而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在方法上提供了理论依据。

博弈论(GameTheory)又称对策论,是研究理性的决策主体之间在其行为发生冲突时的决策方法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也是研究理性决策主体之间的冲突与合作的理论。其主要特征是决策主体之间的行为是直接相互影响的,因此,决策主体在决策时必须考虑其他决策主体的反应。在相互依存性很强的开放经济中,各国货币政策的外部性越来越明显,作为世界经济中的经济主体,一国的货币政策会影响到他国的社会福利函数,反过来,又受其他国家政策的影响。因此,各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选择过程就好似一局博弈。一国在制定货币政策以及实施经济行为时,不得不考虑它国的反应以及将会采取的措施,以尽可能地做出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决策,而这种决策取决于双方博弈的结果。博弈理论研究的结果显示:国际间经济政策不协调是无效率的,而通过国际间经济政策的协调可以达到帕累托效率。但需要指出的是,在短期内,协调收益的分配取决于博弈双方的谈判力量。而在长期内,随着博弈双方地位的此消彼长,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势必被打破,双方又开始一轮新的谈判与协调。

三、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是否有效

从理论上讲,通过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可以实现帕累托效率,使各国的福利均接近最佳点,整体经济福利也高于非协调状态。但世界经济的现实却与此大相径庭,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往往不能顺利实施,“以邻为壑”的自利行为经常发生。为何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出现现实失灵呢?

首先,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不确定性。要进行国际协调,首先要了解相关国家的经济现状,一般是根据各国所用的模型来判断各国的产业结构,在此基础上协调各国的利益。近年来,许多学者对外国货币政策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本国的宏观经济变量进行了研究,但由于使用的模型多种多样,在某些具体数值上很难达成一致结论,由此导致协调利益的不确定性,使合作协调很难形成。

其次,违约冲动带来的不确定性。即使知道国际货币政策协调能够获利,也不能保证协调的政策能够顺利实施。如果采取协调以外的政策的获利大于协调政策时的获利,就会出现免费搭车或违约行为。如果很难监督货币政策的话,那么每个国家都可以在振振有辞地证明它坚持了协议政策的同时违约,由此,出现不协调的结果将是很容易的。而且如果政策协调是在多个国家之间进行,那么违约的动机会更强。要消除免费搭车或违约行为,可以采取两项措施:一是使协调经常化,即博弈不仅仅限于一次,这样参与国就必须在背弃协议政策的预期收益与下一期对方国不合作行为的可能成本之间做出比较选择;二是引

进客观指标,完善协调政策的监督体制。

最后,政策协调中分配利益和分摊协调成本的不确定性。到目前为止,经济学者的研究结果还不能计算出成功的政策协调所带来的收益,而且对成功协调的收益分配与协调成本分摊的研究也还很少,对协调收益究竟由什么因素决定仍未达成一致意见。这样一来,即使关于协调的论证再详细,也很难为实践所接受。在这种局面下,要说服任何独立自主的一国政府,为了一些不完全归自己所有且数量不确定的国际协调收益而放弃自己的某些目标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收益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更多地流向其他参与国,而不是本国。尽管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由于上述不确定因素的存在而出现了失灵,以及在完全信息和静态的一次性博弈的最优化假设下建立的协调模型存在着潜在的局限性,即使是在动态结构模型中也存在着政策协调障碍(比如说政策协调的连续性问题或者说可维持性问题),但是,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权威货币当局之间彼此协调对世界如何运作的看法也许比政策协调的本身更为重要。这是因为信息交换不需要规范的政策协调,并且交换也不会使货币蒙受伴生性的损失,它可能是一个比成熟的合作本身更容易实现的目的,即使大多数实证经验显示政策协调的收益不如想象的那么好,但结果依然非常显著。根据休斯-哈利特在完全信息假设下的估计,政策协调收益对美国和欧佩克其他国家来说,大约相当于每年额外GDP增长的3%~5%和4%~6%。在这里之所以要列举这样一个数据,只是想表明一种观点:世界各国实现共同目标的奋斗轨迹与合作协定本身应该是同样重要的,也许今后世界经济发展的事实会更充分地证明政策协调在经济福利方面所产生的显著收益。四、中国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现状、存在的问题和原因以及对策研究

依据中国近20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以及一些学者的实证研究证明,中国目前已经初步具备了开放经济的特点。但是,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显示,从封闭经济过渡到开放经济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货币政策制定与执行也会同样地受到其他经济体的影响,同时也会影响到其他经济体的政策利益,既然如此,中国也应充分重视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

(一)中国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中国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现状。中国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体现在中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性组织在资金贷款、政策对话、技术援助、法律协调以及信息交流等方面卓有成效的合作。当然,中国与IMF的合作与协调更为重要的表现还在于与IMF的积极配合方面。比如在东南亚危机风波中,中国对危机所采取的“同舟共济”的态度,特别是中国政府自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对国际社会所做出的“人民币不贬值”的慎重承诺,这种承诺为国际金融危机的缓解以及国际经济的稳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其次,体现在中国与区域性经济组织的合作与协调上,比如说,中国与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合作与协调。中国还积极参与区域性货币合作,加强了中国与亚洲各国或地区中央银行的合作,进一步巩固“10+3”(东盟10国加上中、日、韩三国,简称“10+3”)的金融合作成果,同时根据“清迈倡议”,加快了成员国之间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进程。目前,中国已与日本、泰国、韩国、马来西亚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涉及金额共计85亿美元,与其它国家的货币互换协议也正在谈判与磋商之中。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加强各国货币合作的机制。

2.中国货币政策国际协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1)汇率协调问题。汇率和汇率政策的协调一直是各国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核心。中国自1994年实行汇率制度改革以来,官方一再说中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中央银行的任务就是稳定人民币汇率。但IMF认为由于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太小(不足±1%),因此属于固定汇率制。那么中国目前的这种汇率政策是否合理呢?如果说在1997年的东南亚危机中,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是为了顾全大局(因为如果中国也实行贬值政策的话,那么只会招致国际社会的报复性反应,这对各方都没有好处,只会使景况变得更糟,按照国际协调理论,这也符合其宗旨),那么,在危机过后,是否一定还要履行这种承诺呢?换句话说,中国是否要以汇率稳定作为唯一目标呢?笔者同意何泽荣教授的观点:稳定汇率是汇率政策的一个目的,但不是唯一目的。当然,这里不是说中国货币一定要贬值,只是想表明这样一种观点:中国至少应该寻求一种在国际社会能够承受的合理限度内调整汇率的机制。

(2)利率协调问题。国与国之间的实际利率差异会引起国际间的套利行为,从而导致国际资本的流动,并进而会直接影响到汇率的运动。也就是说,在国际间(特别是经济大国之间)存在利率协调问题。这里有一个问题,即是不是国外(特别是美国)利率调整了中国也应该相应的调整呢?当然不是,中国连续8次下调利率,事实上对内需的刺激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也许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在这里要说的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率变动的环境、条件、因素及其范围,与封闭经济条件下相比较是有质的区别的。由于中国目前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但因汇率变动幅度过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我国归到固定汇率制),因此对未来汇率变动是一种静态预期;另外,中

国还没有实现资本项目的可兑换,资本是不完全流动的;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目前没有实现利率市场化,没有形成一种利率的市场反应机制;所有这些因素都决定了中国利率政策从短期来说应该自主性地决定。但这绝对不是说中国不需要进行利率协调,只是说存在一个自我决策问题。

(3)中国在国际协调中的地位问题。由于获得协调利益的大小取决于协调双方的谈判力量,而这种力量从根本上来说又取决于一个国家自身政治、经济实力的强弱。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实力得到极大的提高,但是相对于这样一个10多亿人口的大国来说,中国的经济实力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巨大差距。自布雷顿森林体制崩溃以来,在国际货币领域没有一个专门负责货币国际协调的机构(在崩溃以前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成),在这种背景下,由于“八国集团”在经济实力和能力上对世界经济的重大影响,因此它们在国际货币金融领域的合作与协调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是当今世界上除IMF以外最重要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尽管这种协调机制只是一种随机协调行为,但在新的统一的国际货币体系(这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未形成之前,它不失为一种最佳选择。但是,中国到目前为止尚未被吸纳为该组织成员,这对中国在国际协调中的地位是有不利影响的。

(二)中国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对策

1.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积极参与国际协调。由于中国汇率市场不完善,不是有效的汇率市场,存在封闭性和垄断性,人民币汇率变动从某种意义上说体现了政府的政策取向,而无法通过市场供求关系来实现。针对目前经济现状,可以采取人民币适度贬值,刺激出口,扩大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缓解失业压力,与此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协调,注意国际社会的反应。

2.有步骤地开放金融领域,有效管理国际资本流动,循序渐进地推进人民币可兑换进程。加入WTO,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不可避免,但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速度取决于诸多因素,比如经济发展水平、金融体制改革进程、金融法规的完善程度、国家对金融业的监管水平以及金融机构的经营能力和竞争力。因此,中国金融对外开放应该是一个有步骤的、渐进的过程。随着经济金融开放的深入,国际资本流动将加快,由此必须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有效管理和合理利用,建立防范国际资本流动冲击的机制。随着国际资本流动加大,必然会对资本项目可兑换提出要求。但是,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不能急于求成,应该是一个渐进的历程。

3.探索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国目前货币供应量与产出、物价之间仍然具有很大的相关性,而且可以通过利率、再贷款、公开市场操作对其加以调节。因此,中国目前仍需把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的中介目标。但是,从长期来看,也要认真探讨其他参照指标,研究新形势下中介目标的选择问题。今后几年中国应该稳步推进人民币利率市场化改革。以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奠定基础。

4.加强国内金融监管,建立危机防范与预警机制。货币政策国际协调也体现在对国际金融犯罪的共同治理上。为此,中国要加强国内监管,规范银行业务,实现与国际接轨;还要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建立强大的信息网。同时,面对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要建立危机防范与预警机制。

5.采用多种政策工具,实行政策的相机抉择,保证经济目标的实现。我们知道,一国经济内外均衡目标的实现,并不仅仅依靠货币政策,应该同时依靠其他政策,比如财政政策的配合。就是说可以寻求通过财政政策来控制经常性帐户,从而调整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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