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经济刺激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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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经济刺激计划范文第1篇
流动性绝不是2012年行情的主角，尽管流动性在一季度曾主导过行情，但那仅仅只是例行惯例而已。从全年来看，无论是国内货币政策释放流动性，还是海外量化宽松都难以取代经济基本面成为行情的主要矛盾。
与2011年稳健货币政策实为收紧流动性相比，今年稳健货币政策明显偏松，实为放松流动性。为了遏止经济增速过快下滑，央行年内两次降准、两次降息（7月份降息为货币政策最后一次大动作）。
然而，央行如此大动作来释放流动性却没有成为刺激行情的兴奋剂，降准、降息对行情的作用在式微，而且给人以一种“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味道。所释放的流动性没有挽回A股的颓势。
此外，从年初欧洲央行为拯救欧债危机所采取的LTRO（长期再融资计划）操作，到三季度美联储实行QE3乃至现在的QE4，海外大量的廉价资金对国内的资产价格泡沫形成了巨大压力，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些廉价资金目前仅对周边市场产生了巨大冲击。而A股却仿佛置身事外，不受其扰。
我们看到，央行降准对行情的刺激呈现出递减效应。2月18日，央行宣布年内首次“降准”。其后第一个交易日，上证综指上涨0.27%，其表现差强人意；5月12日，央行宣布年内第二次“降准”。其后第一个交易日，上证综指下跌0.59%，其表现更是远逊于前两次。笔者曾认为，降准对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有限，无法扭转市场对经济的悲观预期，A股仍将继续忍受国内经济降速的煎熬。
下半年，央行在7月初宣布年内第二次降息后，货币政策放松的脚步就戛然而止。这一方面源于过度释放流动性有可能会掉进流动性陷阱；另一方面，下半年十换届的政治议题重中之重，经济增速只需求稳即可。因此，央行以公开市场操作——逆回购，这种短期平移流动性方式取代了降准。
显然，逆回购只能补充短期流动性，中长期流动性实际呈现出“稳中趋紧”的态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情的空间。
纵观2012年，S指标的变化与A股的脱节也说明了流动性不是A股的“救星”。S指标由年初的220bp高位回落至60bp以下，表明流动性已经变得较为充裕，行情理应有所表现。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即便S指标降至60bp以下，行情依旧没有改观。
另一方面，纵有海外“洪水”滔天，但A股却不为所动。2012年世界经济最大的看点就是新一轮货币战争重燃硝烟——欧债危机迫使欧洲央行执行规模高达5000亿欧元的LTRO操作，甚至一度要启动OMT（直接购债计划）；日本、英国央行为拯救国内经济也大肆印钞，一再扩大其资产购买计划；美联储将量化宽松政策进行到底，年内相继推出QE3、QE4。
国内经济刺激计划范文第2篇
关键词：货币供给；货币政策；引导性调控；适应性调控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9)09-0036-05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货币供给模式在宏观经济体制的变革中经历了螺旋式变迁。货币供给由计划经济时期的信贷配给，转变为商品经济时期的再贷款，继而演进到开放环境下国际收支“双顺差”外汇占款：货币调控机制经历了“直接管制”向“间接调控”的转变，从引导性调控货币供给向被动服从国家外汇占款的适应性发行转变。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波后，世界经济与金融格局无疑将发生重大变革，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体制也会相应调整，因此，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货币供给经验和前瞻性研究思考，对于中央银行进一步完善货币供给技巧，提高货币政策效率，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货币供应模式变迁轨迹
(一)经济指标决定下的资金供应模式：1979－1983
改革初期。国内经济在“”遗留下的虚弱基础上蹒跚，尽管经历了1976―1978年“洋跃进”的大规模引进项目投资和农村集体生产运动，但始终未摆脱供给短缺的窘境。因此，经济总量增长始终是头等大事，实现经济发展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做出预算，政府管理投资，银行配套“拿钱”(流动资金)，物资统一调拨。当时的经济发展指标决定信贷计划规模，信贷计划收支差额决定货币供给。信贷资金管理控制具有直接性。信贷“规模”成为控制货币供应的总闸门，货币发行具有高度的计划性。
从计划经济体制向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体制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迈步，旨在国家统一计划下权利适当下放。以调动基层的生产积极性增加商品供应数量。人民银行基于对省(市)分行管理权限的适当放宽，调动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性，满足对资金需求的考虑，1980年推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包干”(简称“差额包干”)的资金管理办法。人民银行总行控制省(市)分行的存贷款项目总差额，差额内存贷款由省(市)分行自主决定。
(二)信贷规模管制下的资金借贷模式：1984-1993
1984年我国GDP总额达9016亿元，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产业门类比较单一，产业结构不够合理，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为此，国家经济发展由专注总量增长转为考虑经济总量与结构并重，关注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体制改革逐步转向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体制，将市场经济的地位逐步提高，注意发挥经济规律的作用。相应的，为解决金融宏观调控与银行企业经营活力的内在矛盾，1984年10月人民银行推出了《信贷资金管理试行办法》，1985年实行“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贷实存、相互融通”的管理办法(简称“实贷实存”)。中国人民银行与中国工商银行分离，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将人民银行与专业银行的资金分离，对专业银行实行信贷指标管理。这一模式实施打破了信贷资金供应“大锅饭”的弊端，对于稳定二级银行体制加强宏观金融调控，推进后续的金融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信贷资金借贷模式的帷幕拉开。
“实贷实存”将中国人民银行与专业银行的资金往来由计划指标分配关系改为资金借贷关系，适应了当时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充分体现出中央银行宏观调控对“计划”的保障，以及专业银行对“市场”的支持，具有里程碑意义。但由于对各分行指标考核时间确定在1884年底，诱发了专业银行为争取下年度贷款额度突击放款，造成了1984年底的信用膨胀和货币发行失控。也促使对银行贷款管理模式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审慎决策。
(三)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下的货币调控模式：1994-1999
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确立，进一步清晰了经济改革方向，“商品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基调。1994年，四家国有专业银行实行商业银行改革，将政策性金融业务剥离到新设立的三家政策性银行。为了在控制信贷规模合理增长的同时，约束商业银行的贷款风险，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实行了“贷款限额控制下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模式，推行“总量控制、比例管理、分类指导、市场融通”的信贷资金管理办法，规定了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暂行监控指标。对资本和资产风险权数做出了相应规定，对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指标的考核实行“区别对待、逐步过渡”的办法。鉴于商业银行的情况差异，在考核存贷比例指标时，国有商业银行按增量考核，其他商业银行按余额考核，加强商业银行的规范化经营。“贷款限额控制下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办法实施，是人民银行对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有机配合，“有计划”体现在“贷款限额控制”防止贷款规模宏观上的总量失度，控制信用膨胀的源头，“商品经济”体现在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对商业银行资产风险的约束与预警。同时，给予股份制商业银行更大的自，探索市场化经营的运营机制。为深化商业银行改革摸索经验。
1997年，人民银行审时度势取消了对商业银行----贷款限额的控制，在金融体制上与市场经济接轨，实质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的融合。实行“计划指导、自求平衡、比例管理、间接调控”的管理体制，进一步扩大了商业银行的经营自由权，通过激活资金市场带动市场经济发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可以看出，在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下。基础货币投放主要渠道是对商业银行的再贷款，金融宏观调控由资金供给模式转型为资金借贷模式，货币供给传导机制表现为：中国人民银行一再贷款一商业银行放款~济实体一市场资金供求关系一经济发展。信用控制手段经历了：信贷计划指标管制一贷款限额控制下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一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由直接信用规模管制过渡到间接基础货币供给调控，完成了人民银行货币发行机制的市场机制转变。
(四)外汇储备增长下的货币对冲模式：2000-2009
改革开放前我国外汇储备很少。提高创汇能力和增加外汇储备成为从上到下的共同心愿，因此，实行“结售汇”管理由国家统一储备外汇是在情理之中。改革开放释放出了极大的生产力，特别是加入WTO以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进入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轨道。内向型经济发展转为国内需求与国际贸易“双驱动”增长。国内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开发性产业的发展速度前所未有，经济驶入快车道。外向型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国际贸易顺差逐年扩大，国内经济的良好
趋势增大了对国际资金的吸引力，外资纷纷涌入，资本项目出现持续顺差。在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下人民银行大量收购外汇，与此同时，收购外汇橇高了货币投放的闸门。形成了结售汇制度下外汇储备决定基础货币供给的机制。
图1显示，伴随出口贸易额的迅速增长以及资本项目的逐渐放开，国际收支资本与贸易项目双顺差日益显著，外汇储备大幅飙升，年增长率最高达50％以上。外汇资产在中央银行资产中所占的比例快速抬高。
外汇占款导致的货币供给增加刺激了国内经济升温，2007年GDP增速攀升14，7％的历史高点。为防止经济发展过热引发通货膨胀，2008年上半年，人民银行有节奏地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收缩货币量，提升存贷款利率抑制信贷需求，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吸收商业银行流动性，采用组合措施对冲收购外汇挤出的货币过量供给。
由此可见。人民银行尽全力为开放的市场经济铺路搭桥。在确保外汇收购保护外向型产业发展的前提下，货币政策及时转入“适应型”调控，采用对冲式操作减轻流动性过多的压力，为此，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了极大削弱。
三、货币供应模式变迁的分析
(一)货币供应模式变迁的背景
建国初期与改革初期相比，按可比价格计算，1980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4992亿元，比1952年的343.3亿元增长了17.9倍。经济快速发展对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有了更大需要，僵化的“统存统贷”信贷政策不能满足商品经济发展的需求。为了配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政策，保证经济总量的稳定增长，人民银行根据经济发展需求适当放宽了信贷规模管理，加大了基础货币的投放。“差额包干”的信贷资金管理办法，将信贷资金计划管理的统一性和区域经济发展贷款投放的灵活性有机融合，促进了信贷资金管理水平的提高，保证了经济总量发展的货币需求。
1985年国内生产总值达9016亿元，比1978年的3645亿元提高了2.47倍，人均GDP同比增加2.25倍，国家财政收入较改革初翻番。但第三产业规模相对较小，产品附加值低生产效率低下，资源浪费严重。粗放型生产模式逐渐显露经济增长的疲态，经济结构调整成为急切的任务，经济发展由总量增长向增量与结构并重的转变。“大一统”资金供给模式的弊端凸现。适时出台“实贷实存”的信贷资金管理办法对传统的信贷资金管理体制是重大突破，总体上适应了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的要求，对于促进搞活经济保证二级银行体制的正常运转起到了关键作用，为此后的金融改革铺垫了良好的基石。1994年起，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限额管理下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制度，在控制国内信用总量的同时。对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方面做出了约束限制，在引导商业银行资产结构的合理配置方面显现了良好的效果。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酿成了亚洲国家货币贬值的多米诺效应，大部分国家用本币贬值刺激贸易出口缓解国内经济困境，中国在此关头展示了大国风采，高调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以稳定国际货币市场，抵御金融危机的进一步蔓延扩散。人民币不贬值使中国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减少。扩大国内需求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这种情况下，贷款规模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1998年人民银行取消了对国有商业银行贷款限额的控制，全面推行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虽然仅仅是“规模”的解除，其深刻意义在于防范商业银行贷款结构失衡的前提下，赋予商业银行更大的自，使货币供给及时满足市场需求，确保国内经济的顺利发展。
2001年以来外汇储备每年大幅度递增，2001年增幅44.64％，2006年高达134.23％，2009年6月底攀上2.12万亿美圆高点。货币供应受到外汇占款增长的挤压，超越了货币需求的正常量，基础货币投放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偏转。货币供应制度已由主动“调节型”供给向被动“适应性”回笼转向，货币供给方式从调控国内市场转向适应国内经济与国际贸易两个市场，见图2。
(二)货币供应模式变迁的经济透视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体制走过了多种模式，金融生态的复杂变化史无前例，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前所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实现货币供求的相对均衡，任务非常艰巨。
封闭经济环境下的资金供应，主要面对国内经济发展，综合信贷计划调节货币供应量，现金发行量填补信贷计划差额。人民银行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独立制定货币政策，金融宏观调控的主要对象是商业银行，目标是实现金融市场的供求均衡，调控主要变量是贷款规模。中央银行通过商业银行投放再贷款，商业银行对企业放款，银行系统通过货币乘数放大信用规模。构成了货币供给的基本链条(图3)。
开放经济环境下的货币供给，需要兼顾内部与外部经济的双重均衡。“结售汇”管理以来的外汇储备急增，在外汇储备高增长的2006-2008年，国内市场出现流动性过剩。为了严格执行收购外汇的政策，同时避免基础货币挤出过多触发国内通货膨胀，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从“正向引导调控”转向“逆向适应调控”，有步骤的提高法定存款准备率、发行中央银行票价等“对冲”措施收缩过多的流动性。应该说，货币政策的这种转变在运转模式上没有经验，在技术操作上具有难度，在形式上容易引发传统思维的误解。但其重要意义在于，保护了国内出口产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对外加工企业的发展，稳定了国内就业市场。
四、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回顾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货币供给变迁，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货币供给模式的变迁始终配合经济体制的渐进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体制经历了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开放市场经济的变革阶段，人民银行的货币供给模式相应进行了资金供给模式、资金借贷模式、贷款限额下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模式、资产负债管理模式和货币对冲模式的与时俱进改革。换句话说，货币供给模式始终为确保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铺路搭桥，为经济体制的变革营造相适应的金融环境，在维护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防止出现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如果没有货币供给模式的有效配合和良好金融环境的协调吻合，经济体制改革难以顺利通畅。
2、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地位经历了“螺旋式”变迁循环。
从改革始点的“行政管理模式”货币发行，经1985年二级银行体制建立的资金管制模式，到1998年“市场调控模式”宏观调控系统，至货币政策的“对冲”操作，回归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人民银行宏观调控的引导作用更加凸显，完成了一个螺旋上升的发展进程。这个螺旋式演进发展，经历了货币政策操作从单一信贷指标管制到多样化操作工具组合运用的成熟进程，摸索出从基础货币供给的引导式宏观调控到外汇储备占款过量对货币
回笼的“对冲”适应式操作技术，实现了货币供给从僵硬的计划行政式资金供给管制到灵活宏观金融调控式有机传导系统的转轨，完成了国内经济均衡向兼顾开放经济“两个市场”的转变。经历了螺旋式发展的货币政策，人民镀行的重要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运行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国际化进程中摸索出了有效策略，寻觅到确保经济稳定增长的货币供给灵活机制和实现货币供求均衡的前瞻性操作经验。
3、货币政策的及时调整对熨平经济波纹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济体制转型没有现成的模式和路径。“摸着石头过河”难免踩踏摇摆，经济发展中触发波动在所难免。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三次经济过热(1985、1994、2007)，以及国际环境突变诱发的两次经济放缓(1997、2008)，是转轨经济发展道路上难以绕过的坑洼地段。为了减轻宏观经济的振动摇摆，人民银行在经济过热时期采取了“适度紧缩”、“紧缩”的货币政策，对经济趋缓的苗条及时开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药方。起到了削峰添谷均衡社会总供求的良好效果。校正了宏观经济发展的偏离。我国经济体制的成功转型，创造了连续30年经济持续增长的世界奇迹。中央银行采用“稳健的货币政策”主基调基础上有针对性的灵活调整，功不可没。
(二)启示
从30年货币供给探索的成功之路和前瞻经济金融的发展趋势，我们有以下启示：
1、经济改革深化需要强化货币政策的重要地位。
货币政策是调控国家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重要旋舵，货币政策决定着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和宏观目经济标的实现。因此，提高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长期国策。加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技术性，是人民银行今后长期认真研究的课题。
2、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需要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性。
货币供给在外汇占款的货币供应模式下，人民币对外面临升值压力，对内存在高通货膨胀风险，货币政策显现出被动性特征。因此，保证货币供给适应经济发展，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能够有效发挥，就应确立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性。为此，在外汇高储备的背景下，需要减轻“藏汇于国”的风险压力和管理成本，逐步放宽结售汇管理直至推行自愿结汇模式，培育国家与民间共同储汇的市场化机制。使货币供给尽快回归以市场需要为导向的运行轨迹。重归中央银行引导式宏观调控模式，修复货币政策调控的良性传导系统。
3、货币供给模式要实现总量均衡和结构合理。
经济一体化下的货币供给，需要从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两个层面研究货币供求的影响因素。在商品市场的层面上，要密切关注国内和国际市场，把握内部与外部经济两个市场产生的货币需求，实现货币供求在总量上均衡和“两个市场”结构的上吻合。在资本市场层面上，伴随我国资本市场开放度的扩大，精准跟踪国际资金流动变化对国内造成的货币供求变化。既要有效利用国际资本改善资源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给国内经济发展增加良机，但更要防止国际资金进出对国内金融市场的波及。以及投机性国际资金酿成的货币供求失衡。
国内经济刺激计划范文第3篇
展望下半年，国内经济仍旧处于触底复苏之中，货币政策也仍将继续保持相对宽松，如何把握下半年的机会，争取打个翻身仗？
内外经济环境均不支持牛市出现
从环境来看，2011年欧洲市场残留下来的问题在2012年并未得到实质性解决。即便是最近出台了1200亿欧元拯救西班牙的计划，但这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还有更多的债务国等待着救援，比如意大利，而且情况可能更糟糕。另外，市场一直期盼美联储推出QE3，但是尚未得到肯定正面的回应。总体来看，在下半年中，市场对国内市场可能更多的是负面的影响。
国内经济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消费、出口、投资，在今年以来一直呈现放缓增长的趋势。虽然政府一直强调要刺激消费，但是从经济数据来看，消费增长态势非常疲软。出口一方面受到周边国家廉价劳动力竞争的影响，另一面欧洲经济的不景气也很难支持出口出现大幅增长。唯一的指望就剩下投资，虽然有消息称政府将出台类似2009年的大规模投资计划，但这种方式毕竟不可长期持续，难以让经济基本面出现真正的好转。
在内外堪忧的市场环境下，下半年很难出现投资者一直期盼的牛市。虽然今年上半年市场曾经出现过一波不错的上涨，但是这更多的是因为久跌之后技术上需要反弹，并且货币政策也从上年紧缩的状态逐步开始放松，从而使得投资者情绪出现反弹，但是市场真正的主导因素经济基本面并没有出现预期的好转。
降准降息环境有助债市
自2011年11月本轮降准以来，央行已经先后4次降准、1次降息，这一方面说明政府对通胀的顾虑已经基本消除，而另一方面也可从中窥见政府对经济增长的担忧。相对宽松的货币环境在下半年还将持续，这对债券市场来说是好消息。
具体来看，降息对利率产品的影响将更为显著，比如国债，但是利差空间相对较小。信用债方面虽然收益更高，但是需要考虑到经济衰退给企业带来的信用风险，可关注一些基金经理债券投资经验丰富并且长期业绩稳健的债券基金。另外，高收益的垃圾债在今年6月已经推出了首批，这无疑将会是市场的热点。这些债券具备收益高、期限短等特点，通常来讲，对首批推出私募债的企业，监管层的审核也会比较严格，投资者可以留意公募基金的相关参与事宜和进展。
目前股市已经具备一定投资价值，但是短期的波动风险仍不可忽视。相对来说，债券在下半年的风险较小，收益确定性更强，债券基金是可供稳健投资者选择的极佳品种。
关注债基及风格谨慎的股基
由于下半年国内经济处于触底阶段，经济尚未找到引擎，再加上政府换届和经济不佳的影响，权益类资产市场的不确定性较强。虽然市场已经走到估值的底部，但是由于前景不明朗，走势上可能更多以震荡为主。在这种情形下，宏观层面很难找到基本面特别好的行业，这也意味着股票型基金中风格谨慎、善于精选个股的基金跑赢同类的可能性更大。由于股票型基金受到仓位的限制，在面对系统性下跌时无法将仓位降得很低，故而那些注重精选个股的基金在下跌中的优势会比较明显。可关注擅长做自下而上投资的基金经理管理的基金，例如嘉实优质企业等。另外，非常看重择时因素的投资者可以考虑一些在仓位方面把握的比较好的混合型基金，例如大摩资源优选混合等。
对于今年上半年走势强劲、跟踪大盘基础指数的指数基金而言，由于降息后权重板块银行板块受到打压，加上市场总体的不确定性，风险也可能随之加大，尽量以资产配置和定投的方式进行分散投资。在品种选择方面，可以考虑费用低的ETF或是业绩稳定的指数增强型基金。
一方面是经济触底，一方面是降准降息的环境，这些因素对债券基金来说都是利好，对于稳健的投资者来说，下半年仍旧是配置债券基金的好时机。今年以来债券型基金已经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收益，截至6月13日，晨星中国债券型基金指数上涨4.1%，这主要是由于市场经历了2次降准、1次降息的刺激，下半年债券市场的收益情况还要具体看CPI走势和经济数据，如果CPI继续处于下降通道，而经济短期没有见底的信号，下半年再次降准降息的可能性就会加大，从而使得债券市场利率继续走低，债券价格上扬。一些高配信用债的普通债券型基金在上半年的收益要高于高配利率产品的同类基金，在降准降息预期不变的情形下，下半年投资者可继续关注这类基金，尤其是一些基金经理经验丰富、长期业绩优良、费率又较低的普通债券基金，如中银增利债券。对于偏好激进债券型基金的投资者来说，也可以关注如易方达增强回报等长期业绩优良的基金。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债券型基金在其投资过程中可以使用杠杆，故而在预期收益相对确定的情形下，一些杠杆高的债券型基金收益要相对更高，而封闭式债券基金由于有存续期的限制，资金相对稳定，更利于债券基金进行杠杆投资，可给予封闭式债券基金一定程度的关注。
QDII基金投资风险或将增大
不论是近期的希腊、西班牙，还是明天的意大利，欧债危机给市场带来的阴霾短期仍旧很难真正消散，这对于今年4月以前红极一时的QDII基金来说，显然不是好消息。
虽然从资产配置的角度来说，配置一定的QDII基金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分散国内市场的系统性风险，不过在市场危机连连的情形下，投资者需要防范新的风险。整体来看，美国的经济情况要好于其他国家，对于偏好QDII基金的投资者来说，尽量选择以美国市场为投资对象的QDII风险可能更小，而以美国基础指数如标普500、纳斯达克指数等为投资对象的QDII不论在持股分散度还是基本面方面都有一定优势。另外从资金流向来看，市场资金的避险情绪仍比较强，资金更多流入了债券市场，投资者可以对一些投资债券市场的QDII基金给予一定关注。
高风险承受能力者可考虑配私募基金
国内经济刺激计划范文第4篇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一直存在着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深层次问题。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国经济以年均近10%的速度快速增长。与此同时,经济结构失衡问题也在不断累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消费需求不足;产业结构偏重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滞后;资源能源消耗过多,技术创新能力不强……事实证明,这种过分依赖外需而忽视内需,重投资轻消费,重二产而忽视一、三产,重大企业而忽视中小企业,重经济增长而忽视生态环境的结构性不合理现象,必然是难以为继,必须要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另外,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将处于大调整大变革之中,外部需求收缩幅度进一步加大,科技领域竞争日趋激烈,产业升级调整日渐加快,这些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既形成了巨大压力和倒逼机制,又提供了新的重大机遇。此时,如果我们再不抢抓机遇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那么经济发展代价只会越来越高,发展空间只会越来越小,发展道路只会越走越艰难。
目前,我国已进入只有调整经济结构才能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从国内经济发展新的水平看,过去支撑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内部条件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提出了新的更紧迫的要求,改革已势在必行。比如,我国产能过剩矛盾日渐加剧,迫切需要加快推进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生产要素成本趋于上升,迫切要求提升科技创新对产业发展的引领和支撑作用;资源环境硬约束强化,迫切要求大幅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人口老龄化问题凸显和劳动力成本趋于上升,迫切要求推进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解决这些问题,根本上得靠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关键是要在“加快”上下功夫、见实效。
理论上看,速度和结构都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速度过快或过慢都会带来严重问题,而经济结构不合理则会带来更大危害。长期以来,我国在实现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诸多结构失衡的代价,特别是在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地域结构、城乡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方面的失衡表现得尤其突出。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结构失衡问题的弊端充分显现,给我国的经济运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面对这些冲击和困难,科学解决之道在于促进经济较快增长的前提下调整经济结构。只有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前进中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才可以通过科学发展的方式得到有效解决,反之,低速增长或负增长将无法为结构调整带来必要的空间,不仅不能使结构性问题得到改善,反而会使之更加恶化。
从短期来看,“保增长”与“调结构”难以回避一些固有的矛盾。例如,当前就业问题仍是我国面临的严峻问题,要拉动就业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为调整结构而减少投资,则就业无法保障,居民可支配收入难以获得,消费内需无法提振;如果为维持就业而扩大投资,则产能需要通过出口加以吸收,否则产能过剩,经济增长则难以为继。因此在总量保增长的同时,我们应更多思考速度和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避免总量增长加剧结构失衡。
一年来,我国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为契机,出台了抑制产能过剩、推动机制创新、制定产业规划、推进区域协调等一系列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重大改革措施和规划,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并已在一些领域取得了初步成果。但总体来看,结构调整步伐还跟不上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展,与抓紧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的要求不相适应,甚至在某些领域还付出了结构恶化的代价,因此必须要警惕总量刺激计划加剧结构失衡的问题。
一、警惕投资与消费的失衡
数据显示,迄今为止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仍来自政府扶持下的固定资产投资。去年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3.5%,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57.4%。相比之下,消费增速依然乏力,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仅增长15%。在投资的强力拉动下,产能过剩矛盾进一步突出,甚至一些有发展前途的新兴产业,如太阳能、风能等也不同程度存在盲目发展、重复建设等问题。
二、警惕经济增长与所有制结构失衡
在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和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中,一些政策向国有企业倾斜,而对经济健康至关重要的中小企业未能充分享受到政策的普惠,在某些经济领域还有可能受到国企市场扩张的排挤。民企困境得不到有效缓解,客观上会对民间资本形成“挤出效应”,使投资主体趋于单一。
三、警惕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失衡
国内经济刺激计划范文第5篇
关键词：量化宽松；人民币；升值
2013年4月4日，日本央行宣布通过大幅增加债券的购买数量、扩大购买范围、延长购买期限，来强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5月1日，美国宣布维持低利率和每月850亿美元的债券购买计划。5月2日，欧洲央行宣布降息25个基点。伴随着美欧日三大主要经济体的央行实行新一轮货币宽松政策，全球央行掀起新一轮降息潮。尤其是进入5月以来，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纷纷跟进，通过降息手段提高流动性，以此刺激疲软的经济：3日，印度央行宣布下调基准利率25个基点至7.25%，属年内第三次调息；7日，澳大利亚央行也宣布下调基准利率25个基点至2.75%，到达历史最低水平；8日，波兰央行同样下调基准利率25个基点至3.0%，亦是历史最低点位，同日还有新西兰央行证实通过出售新西兰元直接干预汇市；9日韩国央行宣布降息，10日越南和斯里兰卡相继宣布下调利率水平，13日以色列央行宣布下调利率水平。这一系列政策表明，这些国家央行和政府均采取通过增加货币市场的流动性的方法，来刺激后危机时期增长乏力的经济，特别是刺激疲软的出口。
世界范围内流动性充裕，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有着显著的冲击和威胁。全球流动性泛滥，势必诱发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动，这会加剧国内经济和金融的动荡；大量流动性流向金融资产和大宗商品市场，还会带来输入型通胀的发生和资产价格出现泡沫的风险。这对中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提出了挑战。
道理上讲，应对外部主要经济体普遍实行的量化宽松，有两种防范措施。一种方法是本国央行同样实行量化宽松，实现本国货币同等比例贬值，以保持出口的稳定，但此举必须容忍国内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实际上，这种情况下，国外大宗商品和原材料涨价所带来的输入型通胀叠加国内货币超发带来的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会有恶化趋势，这对一国政府调控经济是一项挑战。与之相对，另一种方法是抬升汇率，使本国货币稳步升值，以应对外部输入型通胀。这对控制国内通胀简单而有效。但这对进出口贸易产业无疑是沉重打击，必然会带来本国商品贸易出口的下滑和经济增长更为举步维艰。
目前来看，中国选择的应对策略是后者。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在4月1日至5月24日的35个交易日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15次创出2005年汇改以来新高，并在24日一举突破6.19关口。至此，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今年已累计升值1.57%，大大超过去年1.03%的全年升值幅度。此外，人民币对欧元、日元汇率中间价分别升值约2.6%和19%。
尽管前文所述两种应对措施均有利有弊，但相对于当下的中国，后者的弊端在很大程度上已合理转化为机遇。金融危机以来，传统的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备受诟病，中国开始稳步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模式转变的步伐，以扩大内需为主要目标，以城镇化战略为主要抓手，试图为消费这驾马车加速。选择人民币稳步升值的应对策略，不但不会妨碍这一发展战略的实现，而且还有侧面助推作用。主要原因有：
第一，人民币大幅升值，对东南沿海出口导向型企业（主要是加工制造企业）必然是一大冲击，但自2007年以来，江浙及华南地区的出口企业已先后经历了出口衰退、资金链断裂和人力资本攀升等多重冲击，大批企业搬迁至内陆省份或东南亚地区，未搬迁的也在响应国家号召开始逐渐“出口转内销”。人民币升值节奏在近年也已趋缓，这为出口企业转型或适应新压力提供了空间和时间。这些形势均在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国内压力方面发挥了很大释缓作用。
第二，不论政府还是学界，都已意识到，进出口连年保持在20%以上的高位增长，首先是不可持续的，它过于依赖欧美主要消费市场保持强劲的消费活力，其次是不安全的，它造成国内经济被西方市场“绑架”，欧美打喷嚏，国内就感冒。因此，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也是双刃剑，需要清醒看待其作用。况且中国拥有全世界潜力最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人民生活水平尚远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与其受制于人，不如自力更生，所以，经历了依靠大额政府支出和财政赤字强力刺激投资的时期，经历了依靠进出口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现在的确到了刺激内需潜力、转变增长模式的时代，牺牲一定程度的出口也是可以容忍的。
第三，如前文所述及，本国货币升值，受影响最大的商品贸易出口，也就是经常项目受冲击，贸易顺差收窄甚至出现大幅逆差。但对于资本项目，却是利好消息。一国货币升值，将直接刺激居民和企业对外投资，本国资本外流是必然结果。近年来，央行一直在谨慎而有序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的大幅度升值将又催熟一个关键性条件。同时，随着出国出境旅游、购房、接收教育等的人群不断扩大，人民币升值对于普通民众亦是一项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