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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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的现状范文第1篇

1服务的现状

1.1提供高质量和及时的气象情报

中国以仅相当于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几乎占世界1/5的人口，这也就说明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1.2多种气象预报产品，使灾害性天气预报预警水平有所提高

现如今，我国各地已经有多种气象预报产品，例如，短时、短期的天气预报；中期天气预报和短期气候预测等等。除此之外，还有播种期预报和农作物产量气象预报，准确率一般在92%左右。

1.3通过多种方式，为农民提供气象信息

近年来，我国气象部门通过多种方式为民提供气象信息，例如，开通12121气象咨询电话、建立涉农网站以便查询天气预报、火灾预警、气候分析等多种气象为农服务信息，例如，像河北省气象局就建立了适应于当地农村的气象信息传播系统，以手机短信为主、语音信息为辅进行播报，这个系统可在灾害天气来临时启动，短时间内完成对全省5万行政村的气象灾害的预警，并且能及时的根据天气的变化做出预警信息的公示。

2我国气象服务三农遇到的问题

2.1范围较小的服务领域，单一的服务对象，较低的服务水平

目前我国气象服务三农的领域大多局限在生产粮食上，而在设施农业、特色农业、经济作物和农产品的加工业等方面未有太多建树；在服务对象方面，重视领导层决策多过于服务农村和农民，而气象部门对当地具体情况缺乏理解，导致服务水平低下，只能给出气象情报及预测，却不能对当地农民们应该采取的措施做出更佳的指导，建议大多模棱两可无法施行。

2.2准确率及精细化程度尚有不足

地方政府和农民朋友所采取的措施要依靠气象预报来做判断，而气象预报的准确率尚且达不到要求，例如，短期天气预报，就目前的水平而言国际国内都做不到定时、定量和定点的预报，只能进行“模糊”预报或者概率预报，而依据这种结论，当灾害性天气出现时，农民朋友和地方政府很难依据不明的预报做出明确的判断。

3气象更好为“三农”服务所采取的对策

3.1气象服务三农的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强

我国很多地区地形复杂，气象监测站少，因此得到的数据没有代表性，需要建立监测网络，使较复杂的山区等环境也能被很好的监测。另外，要建立自动气象监测站，服务于农村抗灾防灾；建设和逐步完善增雨防雹系统，配备高效先进的催化设备和专业的管理作业人员，提升人工对天气的影响水平；并且还要加强农村电网、建筑物的防雷能力，组织好农民的防雷工作，从而减少雷电灾害给农民朋友们带来的损失。

3.2气象服务三农的水平要提高

在农村建立完善的天气预报系统，加大天气预报方面的科研力度，努力提高预测准确率，针对极端的恶劣天气，能够准确的预测，以满足农民朋友们的需求。

3.3做好气象信息的推广工作

针对农民群体的特点，要加强报纸、广播及电视对气象信息的推广，把精细化的气象信息传达给当地农民，增加天气预报节目次数，在农忙时节目延后播出，以便广大农民都能及时的得到气象信息；推进固话咨询及手机短信定制气象信息服务，降低资费标准，使气象灾害预测信息及时发送给农民朋友。

4结束语

三农问题的现状范文第2篇

在这种特殊的情形之下，以高喊“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而闻名的李昌平先生所著《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其销售额可高达30万册，也就在情理之中。那些天下以己任的中国学者们，也纷纷通过自己的调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对策，如“公司＋农户”的模式等，但是，其结果却如杨鹏先生在《战略与管理》上撰文所言的那样，“失之千里”。对策的不适应，就使得我们不得不回到三农问题的根源上来，因为根源是影响着对策是否能够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我们应该先试着问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今天这种状态下的三农问题？这是我们解决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如果失却了这种根源性的认识，那么，所提出来的对策也就只能是无根之枯木，从而陷进了张五常所警告的“套套逻辑”吧。因而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对学者们关于三农问题根源的讨论，做出一个综合性的回顾，最终将其归结为福柯的“人类学”的范畴之中，并指出人的价值的不断提高乃是三农问题的根本之所在。

一

在追寻三农问题的根源这一问题上，走在最前面的可能是经济学，特别是产权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这可能是也是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特性所决定。这方面的尝试始于张五常在六十年代所作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佃农理论》一书在分析方法上开创了用经济学理论分析农业的一个先河。它摆脱了以往像亚当·斯密，马歇尔等经济学家在土地问题上所引起了无休止的理论性争吵，而一开始就从现存的农业现象出发，论证其存在是否合理，以及合理性何在，从而开辟了实证经济学在农业中的广泛应用。

而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产权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国内学者们也不断地试着用这一理论武器去解释三农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一理论从经济人的基本假设开始，即认为人是理性的，同时在理性的指导之下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或者再加上人的偏好的稳定性（贝克尔），将产权关系看成是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因素。

而产权演进的一个最大关键因素在于交易成本的高低（张五常），或者在于是否能够有效地限制着搭便车的现象（道格拉斯·诺思）。在以往的公有制体制之下，中国并不存在着明确的私有产权，而只是公有制体制之外这种模糊的产权，这一模糊的产权，引发了低效率、搭便车等现象，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因而，明确产权，在经济学家们看来，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也是引发三农问题的根本之所在。

然而，当中国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制之后，特别是对土地的管制进一步放松之后，中国的农村经济却只有在八十年代出现过一短暂的繁荣之外，九十年代却重新陷入困境，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显然地，原封不动地借用传统的产权经济学，已经无法再做出有力的解释，因为现有的农村土地制度已经对农地的产权做出了具体的法律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是一种有着明确规定的产权合同。这就促使经济学家们对中国的现状进行重新的思考，以期完善其理论体系。而周其仁先生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中所撰写的“农民收入是一系列的事件”系列文章（共20篇），正是这方面的努力。

在周先生看来，农村变革的根源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土地方面的产权问题，而是根源于一种更宏大的视野之中——全国的经济大局。从这种视野出发，周先生将现在正在进行的农村改革，视为是继78年之后的第二次改革，而且也是一场“迟到了十多年的”。对于70年代末的那场，周先生认为，当时的承包制是以法律的形式将土地的产权部分地让渡给农民，这在当时公有制一统天下的时代里，简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的呢？

在《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一文中，周先生给出的答案是：10年以及由之而来的经济破产，已经使国家失去了进一步剥削农民的可能性，而广大农民的饥饿甚至是死亡，更迫使国家不得不推行农村变革。而现在，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原有的那些改革动力已经随之消失。一场“冬眠了十年”的农村改革的兴起，其原因在于“市场大底部”的决定因素，具体地讲，就是由于九十年代以来农民收入的递减，以及由之而产生的农民购买力不足，影响内需，“农民收入增长的停滞已经把国民经济憋住了”，最终导致国民经济的低速增长，从而影响到国家的战略部署。

因而周先生提出了“除非进一步清楚地界定产权，农民收入不可能增长”的对策。当然，这种对策已经不再仅仅只是局限于土地方面的产权问题——劳动所得，而是更多的从无名的产权——财产所得，而这种财产收入越发显得重要。这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时，费沙（IrvingFisher）的《利息理论》、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已经是作为一个重点来强调。只是在今日中国的背景之下，周先生对其进行重新的强调、界定罢了。

因而，纵观周先生的推理、观点，我们可以得出周先生基本上还是站在产权经济学的角度，只是强调的角度已经不再简单地是交易成本，而从收入－产权的角度，站在整个国家的高度，对整个三农问题进行着详尽的耙梳。这，或许也就是产权经济学所能达到的解释高度罢。

二

在周先生的分析中，有着一条相当清楚的脉络，那就是从国家－农民的相互作用出发，用时髦的话，就是国家－个人的博弈过程。也正是在这一角度上，周先生提出“产权可能是副产品”这种惊人的观点。而这样的分析方式，与政治学上的系统分析法有着极其相似的方法。在戴维·伊斯顿系统分析方法中，系统输入、中间过程以及系统输出、反馈等诸多的因素已经作为政治系统整合的重要因素与过程。在这一方面，他与政治学的系统分析有着相似之处。

从政治学的角度，或者说更宽泛一点，从政治－社会的角度来探讨三农问题，主要集中在两方面。其一是法治角度，即法律的制定是否完善、法律的执行是否彻底。这一法治的视野，主流的观点大致是认为，现行的法律制度基本上是与时代的要求相适应的，如目前实行的《土地管理法》等系列法律、法规没有过多的漏洞，问题的关键出现在法律的执行方面。执法过程中，渗进着过多的人的因素，使得法治的目标发生了偏转，人治的因素过重。

这种观点，在的《现代化陷阱》一书中随处可见，因而她们提出的一个解决办法就是用道德来加以辅助。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问题不仅仅出现在法律的制定、执法的水平这些低层次的因素，而是出现在整个国家的社会架构方面。他们认为，自建国之后实行的户籍制度，就使中国出现了两个不同的社会，一边是享受着种种特别福利的城市，另一边则是被遗忘的广大农村。正是这种城乡壁垒（笔者试图不用城乡二元结构，因为它是一个相当含糊的概念，详细可见笔者的《混乱的“城乡二元结构”》）束缚着农村发展，导致农民的二等公民身分，最终让整个农民陷入一种可怕的“锁入效应”。因而他们提出了“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城乡结构体制的束缚”这种针锋相对的观点，而解决的对策，也就是破除城乡壁垒，给农民以国民待遇（李昌平）。目前的学术界主流思想很明显地转向支持这种观点。

然而，虽然“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城乡结构体制的束缚”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这可能会有利于今日中国农民生活状态的改观，但是，若从学理的角度出发，我们却不得不承认这样的解释，其说服力是远远比不上周其仁先生的解释。因为这样的解释充其量只是涉及到三农问题的“外在性本质”，而没有深入到像汪丁丁所讲的那种“价值体系”，也就是没有真正涉及到一个根源问题——改革的动力之所在。而周先生的文章则指出的改革动力——市场大底部——是一个很实在、很现实的改革动力！

因而，许多的政治学者们就在上述的基础上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他们从整个中国改革的大背景出发，来分析三农问题。他们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模式，是一种做大蛋糕的模式，从社会的边缘发端，从而在一段时间里处于一种“帕累托最优”的状态——所有人的福利都得到提高同时没有一人的福利降低——之中。但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之际，中国的社会资源配置机制发生了变化——急剧的变化，使得一些人得以迅速暴富起来，而改革开放之初的广大受益者却沦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这些群体有广大的农民、进城的民工、城市下岗工人等，最终演化成今日的中国10大阶层（陆学艺，2002）。

这些改革代价的承担者，“与整个社会结果是断裂的，其自身是相对封闭”，最终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现象——“贫困群体化”（孙立平，2002）。而在一项更为具体的研究中，学者们发现，是城市下岗工人的断层化，才引发出人们对三农问题的关注。换言之，自70年代末的之后，社会的一种普遍共识是农民已经发展起来了，但是，只有等到城市的下岗工人的生活失去保障之后，对社会、政府构成极大的压力之际，人们才真正地重新思考着弱势群体的问题，而在这弱势群体之中，自然包含着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这一个历史性的根本问题，竟然要这样地被间接提及，诚可悲矣！这种特殊的情况之下，人们就不得不问，到底我们的政治体制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的政府是怎样行使权力的，竟然使三农问题处于如此的一种被遗忘的边缘化地位？或许，这就是学者们发出了“作为政治问题的农民问题”这种时代的强音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能够提出“作为政治问题的农民问题”这样的时代强音，确实需要足够的睿智、豁达的胸襟以及宏阔的视野，莫怪乎许前席先生的《作为政治问题的农民问题》（《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一期）获得了普遍的好评。在《作为政治问题的农民问题》一文中，作者开宗明义地表明：中国当前的农民问题，如此迫切沉重，对其决断和回答，不是庸俗的经济伦理及政策所能应对的，它在不断追求一个“清醒而又坚韧”的政治主导层。在许文中，作者特别反对的是庸俗经济伦理的操练者，以及那些信仰操练者。反对前者“一味地兜售一种软乎乎的幸福主义观，而全然不觉民族整体的政治思想和节操”，反对后者“单单凭借‘良心原则’，凭借‘对自己主观信念的无限确信’（亚当·斯密语）来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从而使国家和民族的整体生存”“漂浮在混乱信众的不确定意见之上”。

作为政治，它首要的是面对着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政治体置人民于何处。古往今来的政治哲学和历史教训，无不揭示着这样的一个真理：人民是事实上的法官。因而，政治体应当以民为本也就变成了理所当然。而以民为本的政治体，也就理所当然地要“给农民以国民待遇”。这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决不是像经济学上所讨论的边际效应最大化为准则，而是一个“政治权力落实到何处的问题”。

在以公民个体为基本单位的现代政治社会中，这样的一个观点也是不证自明的：公民乃一国之公民，而非一地方共同体——人口群落之公民。在这个意义上，许先生认为，“中国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决不可以任何人为的方式切断公民个体和中央国家之间政治联系，要让这一联系联系高度坚韧化、高度民主化”。换句话讲，国家的爱民之意图，应该“让人民看到并感受到”。因此，许前席先生呼吁一种韦伯式的政治教育（更详细的论述可见甘阳的《走向“政治民族”》），一种汉纳阿伦特式的公民理念，以避免“政治侏儒”的可悲立场。因为，“作为一门志业的政治，应当是现实主义的，也应当是理想主义的。这两方面如能互补，就是对的。如果各自分离，就都是错的”。

至此，许先生的观点也就显然可见，他认为正是“底层民众，特别是农民，深重地压迫着几代人的社会良心”，这与政治的本质是不相符的，这就客观上要求“政治家们和辅政者们必须学会感受这巨大的历史责任感和民族责任，从中分辨出政治原则的真正要求，并执行正义”。

三

很显然地，在将三农问题归结为经济性还是政治性的问题上，我们没有办法分别出谁优谁劣。但是，在对比之中，我们却很容易地发现它们的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无论是周先生的分析，还是许先生的分析，都将最后的问题提高到一种人的作用的本质。周先生强调农民在国家－农民的博弈过程中的重大作用，而许先生则强调，政治体应当以人为本，二者实际上是殊途同归的。这种以人为主体的分析，在法国经典作家米歇尔·福柯看来，它们都是属于一种“人类学”的话语体系。

在其扛鼎之作《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一书中，福柯通过对比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发生在西方文化的认识型中的两个巨大的断裂，发现“第二次断裂则标志着古典时代的终结和现时代的开端，在现时代表象理论、语言都消失了，同一与差异被有机结构所取代；人（I’homme）只作为物之序中的一条裂缝而首次进入了西方知识领域，人类学产生了，并适合于人的人文科学的空间也打开了。”言外之意，在“人并不存在（生命、语言和劳动也一样不存在）”的年代，人是不可能被作为客观而进行科学的思考范畴之内的，而只有当“一个问题、一个要求、一个理论或实践的秩序”成为一种障碍时，人类学才得以产生，人才能作为问题的思考重心而进入科学的研究领域。在这一人类学的视野之下，人已经无可争论地作为第一性而存在，人的价值也就成为我们思考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同时也是最终的归宿。这也是我们今天讨论三农问题的一个根本性前提。

这种以人为根本价值取向的思维，使我们在处理三农问题时有着一种最终的底线。它使我们明白：人的经济价值的提高产生了对制度的新的要求，一些政治和法律制度就是用来满足这些需求的。这种为适应新的需求所进行的滞后调整，往往是社会问题的关键所在（T·W·舒尔茨）。如50－60年代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台湾，农业经济获得了一个增长的契机，这一历史现象促使了广大的农民产生了对制度调整的一种新的渴望。他们要求进行租约合同的改革，要求公共措施的改善，要求政治权利的保证等等，并组织合作社来实现他们的愿望。

三农问题的现状范文第3篇

关键词：社区教育 三农问题 农业科技进步

中图分类号：G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01（b）-0244-01

受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多种条件的影响与制约，我国农村社区教育的发展明显滞后于城市社区教育。由于政府重视程度不统一、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原因直接导致我国农村社区教育发展存在严重不平衡的现象。缺乏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教育资源共享，人们的认知程度严重制约着农村社区教育发展。当前，大力发展农村社区教育，有助于解决我国当前面临的“三农问题”，有效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推动农业科技进步。

1 我国当前面临的“三农问题”

所谓“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关系到国民素质的提高、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发展，更关系到社会稳定、国泰民安。

1.1 农业问题

农业问题，包括农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产品流通、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科学技术推广等问题。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形态，农业的产供销体制不顺畅是阻碍农业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发展农村社区教育，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科学技术推广对解决农业问题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1.2 农村问题

农村问题包括统筹城乡发展、小城镇建设、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结构调整等问题。在统筹城乡发展、小城镇建设的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也是农村面临的重大问题。发展农村社区教育，有效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1.3 农民问题

现阶段农民问题主要包括如何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保护农民利益、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等问题。真正有效地解决农民问题，需要政府重视，更需要全社会的力量。发展农村社区教育，通过“阳光培训”工程、发展绿色产业，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建设民主公平的市场环境，为农民增收减负。

1.4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和举措

目前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在于给予农民平等的权利，包括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使他们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而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平等和谐的城乡关系，城乡互动，共同发展。

发展农村社区教育这一问题的提出正是基于当前我国对“三农问题”的高度关注。在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物质文化生活的同时，通过发展农村社区教育，加强对农民的培训，提高农民素质，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

2 合理配置农业剩余劳动力资源

我国农业劳动力资源存在数量多、素质低、分布不平衡、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等特点。按照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分析，由于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明显明显高于农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在不受干涉的情况下，农业劳动者存在向城市滚动的自然倾向，从而工业部门的扩张可以获得来自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不过这种模型当中显然忽略了城市也存在着失业这一不可避免的问题。

实际表明，农业内部发展是可以消化一部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也是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加快城镇化建设进程，有效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政府已经制订城乡统一的就业规划，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加强培训以提高农业劳动者素质等，通过各种措施来提高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率。

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不重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企业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对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相应的要求较高素质和工作技能的劳动力。因此，发展农村社区教育，将基础素质教育和专业技术培训结合起来，促进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

3 推动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科学技术推广

近年来，由政府公共财政支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受训农民转移到非农领域就业为目标，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前的职业技能培训项目日益兴起。发展农村社区教育，通过各种途径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和就业技能，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实现稳定就业，增加农民收入，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

加快发展农村社区教育，大力实施现代农业人才支撑计划、农村劳动力培训、农技人员知识更新、基层农技推广等人才培养工程，加强农业科研人才、技术推广人才和农村实用人才等队伍建设，形成一支数量足、留得住、用得上而且结构合理的农业科技人才队伍。

由政府出面统筹文化、教育、农业、科技等各方面，实现社区内教育资源共享，充分发挥社区内职业学校或职教中心的作用，联合社区内基础教育和相应的教育资源更好的教育部门发展社区教育，还要充分利用城市教育对农村地区的辐射作用，联合办学。广泛利用社区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的力量办学，教育教学内容要适应当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为当地经济发展服务。发展农村社区教育必须坚持区域实践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的方针，及时总结新经验，切实加强理论指导，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程中，逐步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农村社区教育的体系，推动解决“三农问题”，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程，促进农业科技进步。

参考文献

[1] 生永明.江苏省发达地区农村社区教育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以江阴市为例[D].中国农业大学，2004.

[2] 杨立杰.如何发展农村社区教育[OL].中国吉林网，2010.

三农问题的现状范文第4篇

第一部分：现状特点

珠江镇五里村是一个当代农村的典型。在五里村调查三天，我们从五里村的发展现状看到了我国当代农村发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我认为，当代农村的发展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生产结构有所调整。几十年来，农村的生产结构发生过多次变化。目前，以经济作物为主的农业生产的比例正在逐步增加。我们调查采访的农户中，大部分农民种植蔬菜等粮食的目的是自己食用，且规模不大。而像柿子、玉米等非主食类作物的比例较多。另外，枣子等干果的种植也有一定的发展。

二、生产方式发生不同程度变革。目前农村的生产种植方式有了不同程度的变革。这种变革的程度主要有生产的规模决定。既有大规模的机械化种植、大棚种植，也有规模不等的私人种植。我们采访的农户由于种植规模有限，所以没有过多地使用现代化耕作设备；但是我们了解到，在大型的农场中，大型机械的运用还是非常广泛的。

三、农民素质普遍提高，农村基础教育显著发展。农民是农业生产的直接参与者，他们的素质高低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

五里村的马飞是一位有名的枣子大王。他培育的超级大枣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这一切都是凭借对科学知识的钻研精神，加上踏实的作风。他们都是当代先进农民的代表，他们是我国农业向科技化、专业化发展的干将。而普通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则是我国农民整体素质提高的表现。在短短三天中，我们接触到许多当地农民。他们和我们交谈时，对一些现状的分析都比较客观和透彻，阐述了他们对于我国基层农村政策的看法和意见。他们的观点充实了我们的调查报告。

农村基础教育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也有了显著的发展。我们实践基地所在的行知小学就是当地的著名的农民子弟小学，招收附近六个村子的农民孩子。学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所设备先进、师资力量优良的学校。许多农民孩子不但圆了读书梦，还享受到了和城市孩子一样的待遇和教育资源。

四、农民经济收入增加及收入结构的变革。目前农村农业人员的收入已不仅局限于农业生产。许多农民选择外出打工等方式来增加收入。同时，由于农业现代化的不断深入，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为城市的建设出力。这样，丰富了农民的收入结构，农民的收入有了不同程度的增长。同时，农村劳动力也加快了城市的建设。以农户李伯伯家为例，他的儿女均在县城打工，他自己在农闲时也偶尔外出做活。这样，他们的收入就大大增加，并且，他们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城市，也大大开拓了他们的视野。

农民收入结构的变革也使他们的收入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加。在我们采访的若干农户中，电话、电视的拥有率高达九成；有四成的农户家中有摩托车、拖拉机等交通工具；电扇、洗衣机等电器已比较普及，我们还能看到农民从腰间取下手机发短信。这一切，电子商务资料库’"//85*2*9&:9+"说明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和改善。

五、先进的大型种植基地逐步兴起。在五里村，我们参观了浦禾园果树基地和艺莲苑水生花卉基地。这两个基地都是国家级的重点基地，许多先进的品种、技术在这里进行试验，然后推广到普通农业生产中。先进种植基地的发展带动了周边相关农业的发展，同时形成连锁反应，提供了旅游、教育等一系列资源，无形中又增加了农村其他产业的产值。这也是我国农业向专业化、大型化发展的表现。

第二部分：存在的问题

农村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多个方面。由于调查程度有限，仅从几个方面举例说明。

一、农民权益保障问题。保障农民权益是三农问题中的重中之重，也是我国政府十分重视的问题。然而事实上，侵犯农民权益的事件太多。仅在五里村，农民普遍反映他们的权益受损。当地工厂建设宿舍，征用农民土地，补偿十分不合理，甚至使一些农民觉得生活无依靠。而工厂在申报征用时，竟称农民的良田为荒地！这一现象引起当地许多农民的不满。而对于这种现状，农民大多抱悲观绝望态度，没有想到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也无形中助长了此类现象的发生。

农民采取忍气吞声的态度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的。一定数量存在的行政问题为农民威权设置了障碍。这是短期无法解决的。正如一位农民说的，中央、省、市的政策是好的，但在村、县落实时，有时发生了差错。所以，农村问题更多的是基层工作的开展和改进，这也正是三农问题的难点和重点。中国的农村人口太多，范围太广，仅五里村就发生这些问题，放眼全国，农民维权工作任重而道远！

二、农村城市化问题。随着农村的发展，农民对于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要求不断提高，势必使农村逐步过渡到城市。目前看来，这种过程似乎还不是很明显，但在农村中已可以看到许多城市化的现象。仅从环境角度看，农村中也有了高耸的烟囱。虽然现在环境问题还不明显，没有影响到农村的发展，但是从长远角度，农村环境的保护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环节。如何从开始做起，发展农村环保经济，避免重走城市污染的老路子，是不久将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

三、农村医疗、保险问题。经过近年来的努力，许多地方已开展农村医疗保险。五里村的农民一年只需交纳24元，在乡村医院看病便可以报销10%的费用。这无疑是一个好政策。但是农民反映药价太高，许多农民生病基本上是用土办法凑合或硬熬。药价高是普遍现象，但是能否正对农民实际，采取不同的措施，让农民的基本医疗得到进一步的保障，是我们还需努力改进的。

三农问题的现状范文第5篇

一、农村税费改革对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影响

农村税费改革是促进农村经济水平提高的重要举措，是我国税收机制的重大改革，能够体现出我国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视程度。此外，农村税费改革作为我国结构性减税的重要一环，对于试点地区政府的财政会产生较大影响，将明显降低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这一改革对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具体影响如何呢，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具体论述。

1. 从结构上免除了传统农业税。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农民外出务工越来越多，从而导致了我国很多土地的闲置。对于我国的现状来说，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而且拥有十几亿的人口，所以土地的闲置无疑是对农业发展的抑制。所以我国在2007年工作报告中就指出要严守18亿亩耕地的红线。所以对农业的促进是必要的政策，而免除传统农业税也是必要的促进措施。农业税的免除让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方面的确缺少了极大的收入板块。但是，政府可以从市场经济的刺激方面进行一定的弥补和开发。

2. 取消政府性基金和集资对政府财政的影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让许多城镇在发展的时候采取政府名义融资建设的方法。通过融资平台向银行贷款，然后借助城建投资而发行政府债券，导致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规模极大，且控制极难。地方政府的融资建设本质是求发展的道路，然而融资的时期应该是政府发展最好的时候融资，才能有足够的能力控制融资平台以及债务清算。所以取消政府性基金和集资对政府的发展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影响，而且从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政府债务，也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合作银行对政府的依赖性。

3. 营业税改增值税对农村经济及政府税收的影响。营业税改增值税简称“营改增”，是我国税收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是提高国民收入的重要举措，对生产及消费行业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营改增实施之后，我国生产及消费的平衡得到改变。在刺激生产消费行业增值税抵扣链条的基础下，营改增对我国消费产生了强烈的刺激，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消费的增长。这也是我国十后简政放权、以市场经济发展为核心战略的具体体现，也说明了营业税改增值税是符合国情的税制改革，为营改增的可行性提供了有利支撑。虽然，在实施营改增之后，在降低企业税负的同时，必然减少政府税收收入，会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造成很大影响，但是，事实上试点行业税收减少并不能立即体现出来，政府税收收入的减少存在一定缓冲期，税收减少的趋势较慢。

4. 改革现行村提留征收的办法对政府财政收入的具体影响。村提留主要包括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三项，这三项费用的收取主要是由村集体年初进行编制预算，经过讨论通过后报乡镇人民政府备案向农民征收。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地方的村提留款和乡统筹款所占人均纯收入的比例已经越来越少，这不仅是我国农民发展的具体表现，也是我国对农村税费改革的具体表现，这些具体表现说明了地方财政收入受到了各方面的影响。

二、缓解乡镇财政困境的具体措施与分析

经济学杠杆原理是集不同原理于一身的发展原理。通俗来说，就是利用金融行业的发展进行经济宏观调控。下面笔者就财务杠杆对经济的调控进行如下分析与论述

1. 巧用经济杠杆对农村经济进行具体调控，通过市场发展缓解乡镇财政困境。经济杠杆的使用基于国家经济发展现实状况。在分析当前国家经济问题之后，国家调控实施机关对宏观经济条件进行把控，针对经济发展问题通过制定政策来促进经济的发展。例如，河南省的是我国从事农业生产的最大的省级行政单位，“三农”问题较为突出，政府通过收入补助机制，很好地促进了河南省农村经济水平的提高，刺激了农村消费。其次，河南省发达城市不多，存在大量的中小贫困城镇，因此，国家做出了扶持小型轻工业发展的宏观调控举措，对中小贫困城镇的消费进行了刺激。再次，河南省市场上存在大量散户，这些散户的技术实力及资产实力都不足，省内也不具备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企业。基于这一现状，国家对个别具有区域竞争力的小型企业进行了扶持，通过提高这部分企业的市场占有率，提高了当地农民的就业率，改变了农民收入结构，刺激了农民的消费。

2. 开发乡镇科技化经营，利用科技扩大政府财政的收入途径。农村税费改革能够降低农民负担，使农民集中精力投入到新型经济发展中来。基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现状，国家可以考虑将信息技术产业引入农村经济，比如电子商务的发展是现代社会信息高科技的产物，在电商的发展过程中，多数电商都已经具备了自己的金融投资市场，促进了国家金融业的发展，社会信息经济水平得到了很大提升。这种信息技术的引入不仅让农村发展得到了具体的保障，也让乡镇财政收入和发展得到有力的促进。

三、利用金融与经济措施改善农村发展传统模式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已经拥有不少的民间金融组织，这对农村金融供给来说意义重大。所以利用金融和经济措施改善农村发展的传统模式对乡镇政府的财政收入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1. 通过金融行业调控农村经济发展，改善农村经济水平，从而提升政府财政收入。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速度已经有了显著提升，市场经济模式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逐步放开了对市场经济的管控，提高了市场的公平性及竞争性。基于城镇经济发展的视角，国有金融机构在市场中的涉足越来越广泛，银行对借贷进行控制以提高自身风险规避能力。然而，正是由于风险规避思想，降低了我国农村金融供给量，阻碍了三农问题的解决，这也是我国三农问题中极为显著的经济现象。因此，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及三农问题解决的过程中，政府应该加大对金融机构的调控，使金融机构能够积极主动提高农村市场的金融供给量，降低借贷利息，让金融业成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强大助力。

2. 利用金融行业调节农村经济发展。金融行业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帮助很大，但是农村合作银行对三农问题解决的作用发挥还不够显著。在实际工作中，农村合作银行最早出现在经济发达区域，这类区域城乡一体化程度较高，三农问题不够突出，不少的农民已经不再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转为工业、手工业等现代生产，农村合作银行的功能发生了改变，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无法与企业经济相比，农村合作银行对农业的支持明显不够。因此，在农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农村合作银行应该提高自身对农村农业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抓住改革契机，让农村合作银行切实投身到解决三农问题的行动中，推动农业现代化步伐，切实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刺激农村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