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激励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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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激励的特征范文第1篇

一、现金股利的利益侵占假说：一个新的分析视角

1．投资者保护与现金股利政策：现金股利利益侵占假说现金股利利益侵占假说起源于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其主要内容是指现金股利将起到降低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占，发挥保护中小投资者的作用。最近的研究结果表明，股权集中是很多国家公司控制权分布的一种主导形式，存在大股东的公司将产生一种新的问题：大股东通过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实现控制权私利。由于存在外部融资的需求，大股东需要采取各种措施降低成本获取中小股东的融资，现金股利就是其中之一。由于现金股利是一种基于所有权持股比例的共享收益，发放现金股利可以使公司“吐出”自由现金流量，使中小股东受益，降低控股股东由于持有过多现金而产生的成本。

2．投资者保护还是利益输送：中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利益侵占新说在我国，上市公司发放现金股利是否也起到了降低成本、保护中小投资者的作用?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答案是否定的。现金股利不仅没有降低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成本，反而起到了向大股东转移现金的利益输送作用，成为一种新的利益侵占方式。这就是本文将要提出的中国现金股利利益侵占新说。中国证券市场自诞生之日起，就背负了特殊的历史使命：解决国有企业融资难问题。为了在实现向社会公众融资的同时又保持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力，产生了国有股“一股独大”、非流通股与流通股并存的独特格局。上述制度特性导致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与中小股东在投资报酬、投资成本、所有权权利与信息等多个方面存在差异。大股东由于持有的非流通股不能上市流通，因此不能分享由所有权带来的资本增值利得，持股的主要收益来源于控制权私利和现金股利。流通股股东的收益则主要来自股票买卖带来的资本利得和现金股利。既然是按照持股比例分派现金股利，为什么我国流通股股东并不偏好现金股利的发放?主要原因是：在我国，现金股利的发放并不是利益均沾、公平一致的。在上市过程中，非流通股持股比例是按照上市前净资产的一定比例直接换算，而流通股的投资成本则是新股的发行价格或二级市场的流通价格。由于高发行溢价和高市盈率的存在，流通股股东的持股成本要远远高于非流通股股东，因此即使是同股同权获得的现金股利，两者的投资报酬率也相去甚远。以用友软件为例，该公司在2001年发行股票，每股发行价36．68元，大股东股权溢价35．68倍。公司在当年5月发放红利，每10股送4．8元(税后)，大股东的实际股息率为48％，而一级市场投资者的实际股息率为1．31，二级市场投资者以2001年5月21日收盘价51．42元计算的实际股息率为0．933％，大股东的股息率是流通股股东的51．45倍。①因此，我国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明显比流通股股东更偏好现金股利的发放，而控制权的集中则为其通过高派现从上市公司转移资源、侵害中小股东利益提供了权力支持，从而我国产生了独特的现金股利利益侵占的新假说。

二、控制权特征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选择

股权分置只能解释为什么会形成流通股股东的现金股利折价，并不能解释公司与公司之间现金股利发放水平的差异。而控制权的性质和所有权结构的安排才是决定控股股东的目标函数和激励的内在机制。笔者将继续从企业控制权安排的具体维度，探讨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选择动机。

1．最终控制人性质——谁更偏好现金股利就最终控制人的经济性质而言，控股股东包括国家、民营、外资、社会团体、职工持股会和其他持股主体。最终控制人由于性质不同在经营目标、控制权实施力度、再融资能力等方面也存在差异，因此对是否发放现金股利及现金股利的发放水平也有不同的偏好。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仅从国有控股和民营控股两个角度分析最终控制人性质对现金股利发放的影响。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国有控股股东对现金股利的偏好将低于民营控股股东：

(1)在“所有者虚位”的情况下，政府部门下放国企经营管理权之后又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督控制，国有上市公司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尤为严重。国有上市公司的薪酬管制导致国企高管的显性激励不足，增加在职}肖费等控制权私利成为国企高管的潜在目标，而降低现金股利将减少高管持有的自由现金、限制在职消费能力显然不是理性选择。相比之下，民营企业的所有者和管理层往往来自同一家族，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度较低，传统意义上的内部人控制的问题并不突出。

(2)国有控股和民营控股经营者目标函数不同。国有上市公司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重任。在2003年11月25日的《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中，国资委明确提出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作为中央企业负责人任期经营业绩考核的重要指标，因此保留盈余不进行分配将有利于增加国有上市公司账面净资产的基数，帮助国企管理层实现业绩考核指标。民营上市公司的经营者往往是创始股东本人或家族成员，根据现行规定，发起人的股份限制流通，所以他们就希望能够从现金分红中收回投资。基于此，民营控股的上市公司通过高派现对中小股民的侵占效应更为严重。

(3)再融资渠道的限制。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融资渠道更广，尤其是在获得银行贷款方面，后者备受“歧视”，所以民营控股的上市公司更看重权益融资机会。2000年底证监会出台了关于上市公司申请配股或增发必须满足近3年现金分红条件的规定。2008年8月，证监会要求再融资公司最近3年以现金或股票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3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30％，在原来(20％)的基础上提出更高要求。因此，为获得再融资机会，民营上市公司也会倾向于发放现金股利。

2．持股比例与现金股利水平根据LaPorta等人提出的控制权私利经典模型，拥有控制权的大股东的主要收益有两个来源：②一方面通过持股获得现金股利分配的共享收益；另一方面由于获得了企业的控制权，大股东还享有控制权私利，例如通过关联方交易向大股东转移资源、为大股东及其关联公司担保向上市公司转移风险等。这种控制权私利的收益由大股东独享，其实施成本却根据持股比例在大股东和外部中小股东之间分摊，从而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随着持股比例的提高，大股东分享的红利收入按比例递增，由控制权私利带来的收益边际递减，根据持股比例分摊的私利行为成本却逐渐增加，因此大股东将选择发放更高水平的现金股利，减少其他的控制权私利行为。

3．两权分离程度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由于现金流量权比例代表控股股东获取共享利益的份额，而控制权比例代表控股股东通过各种形式获得私有收益的能力，所以当两权出现分离时，控股股东就会在共享收益与私有收益之间进行选择，选择的结果取决于两种方式所获取利益的对比。结合LLSV模型，当现金流量权较低时，大股东按照现金流量权比例分得的现金红利及应该承担的私有收益成本都比较低，而由于实质上拥有较高的控制权，大股东有能力从上市公司转移资源、实现高额的控制权私利。在现金流量权与控制权分离程度较高的控制权安排下，现金股利的侵占效应远不及非公平关联方交易、转移现金等控制权私利行为所带来的控制权私有收益。此时，控股股东会选择较低的现金股利支付水平。

4．控股股东的集团控制性质Jensen曾指出，现金股利的发放将减少企业的自由现金流量，从数量上降低控制股东可以从企业转移的资源。①因此，现金股利的支付与控股股东的其他利益侵占行为之间形成了某种替代关系。相对于非集团控股的上市公司，集团控股的上市公司具有更强的动机采取“掏空”的侵占行为，即采用关联方交易、资金占用等行为从上市公司转移资源，为整个企业集团谋取私利。为满足“掏空”的需要，控股股东往往选择不发放或发放较低水平的现金股利。

三、后股改时期完善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制度的思考和建议

值得注意的是，前文的许多论述(无论是现金股利的利益侵占本质，还是关于各种控制权安排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都是建立在股权分置这一特定历史条件基础之上的。进入后股改时期，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利用现金股利政策侵害中小股东的激励是否会减少，现金股利的发放行为又会发生哪些变化?可以预期的是：一方面，股票的全流通为大股东和中小股东搭建了利益趋同的价值平台，如果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损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大股东将为此承担股票下跌带来的资本损失；另一方面，股票全流通所衍生出来的控股股权的稀释效应，将导致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下降，其他股东对大股东的制衡作用逐渐增加。然而，Faccio等人的研究也发现，在欧洲，其他大股东的存在有助于限制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的掠夺；而在亚洲，其他大股东则可能与控股股东合谋来掠夺中小股东，这可能与国家层面的对投资者保护的程度有关。②因此，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制度的完善并不会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一蹴而就，笔者认为还需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1)培育控制权争夺市场，形成有效的市场监督。

党红指出，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进行，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虽然有所下降，但相对于其他大股东而言差距依然显著，第一大股东仍然表现出对现金股利的强烈偏好。③如果股改后上市公司只是名义上的全流通而不是实质意义上的股权全流通，控股股东在采取掠夺性的股利发放政策时不会受到股票价格下降所带来的控制权争夺的威胁，其对中小股东的侵害将进一步延续。只有采取一定措施继续降低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培育有竞争性的控制权争夺市场，才能对大股东的侵占行为产生实质上的制约作用。

股权激励的特征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制度 影响

自2005年底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管理办法（试行）后，我国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就有了法律基础。2006年，国资委和财政部又联合下发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制度的完善等使得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企业数量不断增多，《中国股权激励年度报告2010》数据显示，201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公布的股权激励方案达到106例，表明股权激励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手段被运用，已经而且将对上市公司产生重要影响。

一、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内涵与特征

上市股权激励是上市公司通过制定股权激励方案，允许激励对象在激励时期内，在公司经营情况达到既定的目标时以约定的价格购买公司股票的行为。实施股权激励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约定条件的设定，鼓励公司管理人员或技术人员努力工作，帮助上市公司达到预定的经营目标，实现企业与职工的双赢。当前，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呈现出三大特征。

1.股权激励的范围不断扩大。在股权激励制度推出之初，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对象主要是针对“董、监、高”。经过5年的发展，目前，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对象已经扩展到中层干部和技术骨干，如2011年7月公布股权激励方案草案的披露信息显示，公司的激励对象包括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以及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共计98人,占公司在册员工总数的16.98%，由此可见激励面相对较广。

2.股权激励的质量日益提高。总体来看，我国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条件相对较高，如预设公司净资产收益率的增长情况，公司股价等，并且从实际来看，这些条件相对较高，在外部经济环境相对不景气，上市公司成长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条件下，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对象必须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才能达到这些目标，从而使得股权激励的质量不断提高。同样以合众思壮为例，该公司行权的条件为以授予期权的前一年为基数，此后3年的净利润增长率分别不低于18%、75%和140%，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不低于4%、6%和8%。

3.实施股权激励的企业不断增多。Wind资讯显示，截止到2011年5月我国共有204家上市公司实施了股权激励，并且近年来实施股权激励的数量有迅速增加的趋势。实际上，按照国际经验，美国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数量/全部上市公司数量在上世纪末达到0.8以上，但我国2010年末这一比例仅0.1，由此可见未来我国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数量还将会大幅增加。

二、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股权激励制度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表现在多个方面，主要包括可以加速公司成长，有利于解决公司治理中存在的矛盾等方面。

1.股权激励可以加速公司成长。首先，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的设计来看，上市公司一般会设立一个严格的激励考核目标体系，这种目标会更加关注公司的成长，关注公司发展质量，特别是3-10年的中长期股权激励方案更是如此，这就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其次，从实际来看，控股股东的主要经营管理人才也会被纳入到上市公司的管理的激励对象当中，这就使得上市公司在其发展中会更多的得到控股股东的支持，甚至直接将其优质资产注入到上市公司中来，以此帮助公司成长。

2.有利于解决公司治理中存在的矛盾。在公司治理中，实施股权激励制度对于解决好经营管理层、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之间的利益问题意义重大。首先，从激励对象来看，由于企业的主要管理人员甚至技术人员骨干都被纳入到激励对象当中，使得他们可以以股东的身份参与到上市公司的管理过程中来，这就极大的激发了这些职工的工作热情，让他们可以以主人翁的精神和思路来解决公司发展中面临的难题，并享受公司发展的成果，这就可以较好的解决“劳资”双方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其次，股权激励制度的实施能够有效的解决短期激励与长期激励的矛盾，提高激励的有效性。对于公司激励对象特别是高层管理人员而言，薪酬激励已经难以更多的调动其工作热情，而通过制定中长期股权激励计划，能够鼓励公司职工为企业长期效力，并积极努力的工作，从而解决现有激励制度中存在的不足。

三、优化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的对策建议

从我国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实践来看，虽然总体情况良好，但部分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形同虚设”，部分公司则激励的有效性值得商榷。因此，对现行的股权激励制度进行优化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1.合理的制定股权激励计划。上市公司在制定股权激励计划时，首先，要加强对未来宏观环境的预测和分析，全面的了解外部环境的变化对公司经营业绩可能产生的影响，以此来为股权激励目标的确定提供有效的参考。其次，要加强对公司本身的分析，通过分析公司、公司所处行业的生命周期等特征，客观的评价未来公司的发展速度，以此来制定股权激励的目标。

2.注重计划的实施与适当的调整。首先，在实施股权激励制度的过程中，要积极的对这种制度进行宣传，一方面让股权激励对象围绕激励目标努力工作，另一方面让没有享受股权激励的职工了解这种激励行为，并为获取这种激励机会而努力工作，从而使激励作用最大化。其次，在实施过程中，要注意根据公司自身的情况以及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等对计划进行实时的调整，如爱尔眼科、东方园林对股权激励制度的调整，从而使得股权激励方案与实际相符合。

3.做好实施效果评价工作。在实施股权激励制度的过程中，上市公司要做好实施效果评价工作，一方面，要对公司在既定的经营年度是否达到激励的目标进行分析和评价，达到或者超过预期目标的原因是什么，未达到预期目标的内在原因是什么，从而为公司兑现激励内容提供参考。另一方面，要对股权激励制度实施对整个上市公司发展的影响进行客观的分析，这种影响应该是全面的，而不能仅仅局限于激励目标，从而为公司的长远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参考文献

[1]吕长江,郑慧莲,严明珠,许静静.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设计：是激励还是福利？[J]管理世界，2009(9)：133-146.

股权激励的特征范文第3篇

【摘要】近年来股权激励在公司内部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越发凸显，越来越多的企业推行股权激励计划。本文通过分析2010—2014 年国内外有关股权激励的研究文献发现，学者对股权激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股权激励实施的动机、股权激励机制的影响因素、股权激励与高管行为的关系、股权激励的效应等方面。

【关键词】股权激励 激励动机 影响因素 高管行为 公司绩效

一、引言

股权激励一直是公司治理领域十分重要的问题。委托理论认为，在现代企业中，公司股东拥有的所有权与高层管理者实际掌控的经营权相互分离，企业中产生了委托－关系，由于契约的不完善和信息的不对称，容易导致企业管理层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大股东的利益有可能会被损害，这就是所谓的委托问题。

为有效解决股东和高管之间的委托问题，股权激励应运而生。股权激励作为公司薪酬结构的一种制度安排，目的是让企业经营者能够获得公司以股权形式给予的经济权利，并将公司员工报酬与企业的经营业绩相联系，使其能够以股东的身份参与企业决策﹑分享利润﹑承担风险，从而更好地为公司的长期发展服务。这种激励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目标不一致问题，从而降低了委托人和人之间的利益冲突。

股权激励被正式引入我国公司治理的时机较晚，但其被视为更加完善的公司激励机制，在我国得到了政府的高度关注和市场的积极反应。2006 年《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境内) 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等文件的颁布为标志的股权激励改革，标志着我国真正意义上的股权激励拉开序幕。随着股权激励实施的逐步推行和规范，国内外学者对股权激励的研究也达到了新的。本文将从股权激励实施的动机、股权激励机制的影响因素、股权激励与高管行为的关系、股权激励的效应等方面，对近几年来有关股权激励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并探寻可能的研究方向。

二、股权激励相关文献综述

（一）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动机

吕长江等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具有两类动机：激励型动机和福利型动机（或非激励型动机）。冯星等（2014）引入Black-Scholes 模型对实施股权激励动机的强弱加以衡量，从公司治理、成长性和公司性质三个层面实证分析了上市公司选择股权激励的动机，结果发现我国上市公司主要基于激励动机实施股权激励计划。迟卫娜（2011）认为不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使得许多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行权门槛很低，高管可以轻松到达行权条件，因而股权激励变相演化成了为高管自已谋福利的工具。吴育辉等（2010）也发现高管在股权激励绩效考核指标体系设计时存在明显的高管自利行为，并且这种行为在国有与民营控股公司中无明显差异。吕长江等（2011）对上市公司为什么选择股权激励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对管理者监督制约机制的缺乏会使管理层出于福利目的而选择股权激励。辛宇等（2012）以沪州老窖股权激励计划为案例分析，发现在薪酬管制背景下，沪州老窖的股权激励兼具激励、福利和奖励性质，而这种性质的混杂性最终会导致国有企业股权激励陷入定位困境，无法发挥其应有的激励效果。

以上大部分文献结论较为一致，认为基于激励型动机的股权激励能够降低成本，起到良性作用；而在内部治理不完善时，股权激励动机福利化，股权激励沦为管理者利益寻租的工具。但是以上文献通常是通过检验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后业绩的变化来“倒推”实施股权激励的动机，这在样本选取上存在一定问题，尤其在我国股权激励计划以业绩提高到一定程度为行权条件，无论这些企业管理者是出于何种动机，都会在激励有效期内提高公司业绩以满足行权条件，研究结论会受到影响。

（二）股权激励机制影响因素

影响股权激励机制因素很多，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和研究了这些影响因素。郑宇梅（2011）、陈国民等（2013）、卢馨等（2013）均认为上市公司基本特征（如行业特性、公司规模、公司成长性与财务状况等）和公司治理机制（如控股股东属性、股权集中度与控股股东控制权、股权制衡度等）等因素，均从不同层面对其股权激励行为的产生影响。李秉祥等（2013）通过实证分析认为，公司在对高管选择进行股权激励时优先考虑了政府监管、高管年龄、股权集中度、行业竞争和人才需求等五个主要因素；而高管现金薪酬、企业成长性、企业规模也会对企业选择股权激励方式产生影响。张良等（2011）研究认为，股权激励强度受到规模、股权集中度、独董比例、成本、企业性质和负债水平等因素影响；激励分布结构则是受到技术特征、规模、独董比例和管理层持股水平等因素影响。于卫国（2011）研究发现，股权激励行为受到高管年度薪酬的影响较大，股权激励水平则受到经营风险、公司成长性、股权集中度的影响较大，两者都受到公司规模的影响。王艳茹等（2013）对制造业股权激励模式选择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终极控制人性质、资产负债率、独立董事比例等是影响股权激励模式选择的主要因素。李春玲、苏广艳（2012）和李春玲、孙秀杰（2013）研究认为，控股股东特征在制订股权激励计划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公司控制权的不同属性与股权激励偏好都有关系。冀晓娜（2013）分析认为，企业性质和行业特点、推动主体和股权结构、生命周期和经营状况、资本市场等是影响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模式的关键因素。李进波等（2010）也认为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应当结合企业自身的生命周期不同阶段进行。江德良（2012）（《经营管理者》，2012 年22 期）则认为企业股权激励不是孤立存在，能够发挥好作用还有很多其他因素，例如市场评价机制、控制约束机制、市场选择机制、综合激励机制、政策环境等。

综合上述文献可见，有关股权激励机制的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多较为分散，分别从外生视角、内生视角考察影响股权激励机制的宏观环境因素、公司内部微观因素，也有将两者综合进行研究，并且从内生视角考察股权激励机制的影响因素更为主流，结论也较为集中。但是以上文献在分析和衡量各种影响因素时并没有采用一种统一的方法和标准，因此得到的结果必然存在差异，并且这种差异无法进行比较，对进一步研究各种影响因素的内在影响机理形成了一定障碍。

（三）股权激励与高管行为关系

1．股权激励与投资行为。股权激励作为解决问题的长效机制，会直接影响高管人员的行为，进而影响公司的投资行为。吕长江等（2011）研究发现，我国的股权激励机制有助于缓解管理层和股东的利益冲突，有助于抑制上市公司投资过度行为，也缓解了投资不足的问题。罗付岩等（2013）发现股权激励能够抑制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并且非国有企业的抑制作用大于国有企业。罗付岩（2013）应用匹配方法分析股权激励对投资非效率的影响，发现股权激励对投资非效率、过度投资的影响不显著，对投资不足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强国令（2012）通过对比分析股改前后国有公司和非国有公司股权激励治理效应，发现股改后国有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显著降低过度投资，对非国有公司没有显著影响。陈效东等（2014）研究发现相对于未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公司而言，实施高管股权激励显著地提高了公司的R&D 支出水平。徐宁（2013）对通过高科技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也发现，股权激励对R&D 投入具有促进效应，但激励力度与R&D 投入之间存在倒U 型关系。汤业国等（2012）研究中国中小上市公司平衡面板数据时发现在国有控股公司中，股权激励与技术创新投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在非国有控股公司中，股权激励与技术创新投入之间则存在倒U 型曲线关系。巩娜（2013）通过实证研究认为，家族企业有可能基于促进公司研发投入的目的而实施股权激励，而股权激励的实施的确能够促进家族企业管理层提高研发投入。

2．股权激励与机会主义行为。人的有限理性经济人前提，使得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如时机选择、盈余管理等）不可避免，而高管所独有的内部信息优势使得其机会主义行为的实现成为可能。祝昱丰（2014）分析了上市公司管理层进行机会主义行为的动机、方式及时间节点，认为管理层在股权激励实施中的各个阶段都有进行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杨慧辉等（2011）、许汝俊等（2014）认为在薪酬委员会不独立时，经理人可以通过所掌握的信息优势在实施激励前的时机选择，以及实施激励后的盈余管理等机会主义行为实现其股权基础薪酬最大化。王烨等（2012）认为在当前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弱化的背景下，管理层可能会利用其对公司的控制权影响股权激励方案的制定，使其与己有利。毕晓方等（2012）研究发现管理者股权激励报酬契约的实施，会引发管理者进行获得报酬最大化的盈余管理行为，导致在推行股权激励方案后，公司盈余可靠性明显下降。周嘉南等（2014）、杨慧辉等（2012）也认为股权激励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减少成本，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会引发经理人自利的盈余操纵行为。章卫东等（2014）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在股票期权授权前进行了负的盈余管理，并且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股票期权授权前进行负的盈余管理程度要高于民营控股上市公司。万蒙（2014）发现实施激励股权的企业规模越大，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越大，并且在股权激励公告日前采取负向盈余管理，在股权激励行权日前采取正向盈余管理。徐雪霞等（2013）以企业生命周期为变量，研究发现成长期的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程度显著正相关，成熟期的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程度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林大庞等（2011）发现股权激励总体上有助于提高公司业绩，但也引发了高管的盈余管理行为。

3．股权激励与高管其他行为。有的学者研究

了股权激励对高管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Yenn-RuChen 等（2011）研究发现，对高管进行股权激励能增加其风险承担，而高管对风险的承担受高管个人风险偏好影响。Rachel Hayes 等（2010）则发现股权激励并没有发挥激励管理层风险承担行为，并且有较高风险的公司授予高管股票期权的数量下降。

尹玲玲等（2012）认为如果公司存在较多成长机会，股权激励对风险承担行为的激励效果更明显。宗文龙等（2013）考察了股权激励对高管更换的影响，发现在控制经营业绩等因素情况下，实施股权激励的确减少了公司高管更换的概率，而股权激励方式采用股票期权或是限制性股票，对高管更换没有显著影响。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对高管股权激励与高管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比较一致的认为股权激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非效率投资行为、增加创新投入，但是也会引发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而对高管风险承担、高管更换等行为的影响研究不足，未得出一致的结论。此外，很多研究并没有将高管行为与其他因素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而研究角度以及所选样本、变量、研究方法等的差异，使得结论可比性并不高。

（四）股权激励效应

国内外学者对于管理层股权激励效应的研究，主要考察的是管理层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的关系，不同的研究观点截然不同。

1．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不相关、负相关。李池洋（2014）、石龙等（2013）、杨莎（2014）认为我国的股权激励机制还不是很完善，资本市场弱有效性使股权激励效用不足，不符合股权激励机制最初的目的。史金平等（2014）经过定量分析得出结论中小板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对于业绩的影响效果不显著，并且出现了负相关的趋势。黄倩倩（2012）也发现实施股权激励与中小板上市公司的业绩并不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刘广生等（2013）、张横峰（2014）均发现高管实行的股权激励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司绩效，但效果并不显著。肖淑芳等（2012）研究认为在考虑内生性的情况下，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并没有显著影响，而公司绩效对股权激励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周嘉南等（2014）发现非激励型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呈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激励型高管股权激励却能显著提高公司业绩。李漩等（2013）的研究表明在不考虑调整成本的传统模型下，公司绩效对于股权激励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2．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正相关。刘佑铭（2012）认为股权激励制度有助于减少上市公司管理者的超额消费、过度投资以及闲置资金等利益侵占行为，在实施股权激励方案后，上市公司绩效平均值有一定程度上升。周江生（2012）用现金流量折现模型和经济利润模型分析股权激励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认为在正常发挥作用下，股权激励有利于提升企业价值。金香花（2013）认为股权激励的实施满足了管理者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从而在精神层面激励管理者努力的工作，从而给企业提高了价值，为股东带来利润。赵海霞（2013）从股权激励“三维本质”视角研究，认为高级管理层持股有助于上市公司财富的增加。赵玉珍等（2012）、冯星等（2014）均认为从长期来看，实施股权激励有助于提升公司业绩。何凡（2011）使用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包含股权激励和其他公司治理机制的公司治理质量与公司绩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齐晓宁等（2012）、魏贤运（2013）、张敦力等（2013）的经验分析都表明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对高管实施股权激励可以提高公司业绩。王晓洋（2013）研究发现股权激励比现金薪酬激励更有助于公司绩效的提高。王传彬等（2013）基于股权分置改革背景研究发现股权激励实施后的公司业绩要好于实施前，并且国有企业实施股权激励效果要好于非国有企业。强国令（2012）认为股权分置改革后，非国有控股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效果显著，国有控股公司股权激励效果不显著。

3．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的非线性关系。王锐等（2011）通过构建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股权激励对公司价值有正向影响，但是线性关系并不显著，呈正U 形的区间激励效果。曹建安等（2013）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之间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股权激励存在一定程度的区间效应、板块效应和行业效应。刘华等（2010）、刘骏（2012）以高新技术上市公司为对象实证研究，发现是否实施股权激励对公司业绩有显著影响，但只有在特定区间公司业绩与持股比例显著正相关。杨恒莉（2013）选取中小板企业作为数据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呈U 型关系，并且总体效果不显著。从以上文献分析中可以发现，国内外理论界对于股权激励与业绩的相关关系研究结论主要有三种：不相关或负、正相关、曲线相关，这可能是因为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样本、研究方法以及衡量指标导致的。此外，数据样本当年经济波动的影响也可能导致研究结论不一致。

三、结论与启示

本文选取2010-2014 年期间有关股权激励的部分文献，从股权激励实施的动机、股权激励机制的影响因素、股权激励与管理者行为的关系、股权激励的效应等方面进行梳理，认为当前理论界对股权激励的研究仍需加强。首先，研究结论难以比较。从表面上看理论界在某些方面（如股权激励实施的动机、股权激励对投资行为、股权激励中机会主义行为等）得到了一致的结论，但是由于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样本、研究方法以及衡量指标，在对这些结论进行比较时，结果会有失偏颇。

其次，研究缺乏整体性。与股权激励相关的研究可能具有整体性，而不是单单某个领域、某一因素、某一行为、某种结果，倘若能从整体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可能更具说服力。

另外，研究视角有待挖掘。如股权对高管风险承担、高管更换等行为的影响研究较为匮乏，可以尝试从多领域如社会学、心理学、行为学等其他学科领域进行借鉴，形成新的研究视角。

因此对股权激励相关研究进行整合，形成一个完整的研究框架，在此框架下统一各方面的研究标准，让更多学者对此进行充实和完善可能是解决以上问题的最有效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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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激励的特征范文第4篇

关键词：股权激励 公司绩效 面板数据

一、变量指标构建

（一）公司绩效指标构建

本文综合考虑公司财务的盈利能力指标包括X1（基本每股收益）、X2（净资产收益率）、X3（每股净资产）、X4（销售毛利率）、X5（每股未分配利润）、X6（每股经营现金流）；偿债能力指标X7（资产负债率）；成长能力指标X8（营业收入增长率）、X9（净利润增长率）；营运能力指标X10（存货周转率），引入因子分析法，通过提取主成分，构建公司绩效综合指标V。具体计算公式为：

[f1=a（1，1）?z1+a（1，2）?z2+…+a（1，10）?z10]

[?]

[fn=a（n，1）?z1+a（n，2）*z2+…+a（n，10）?z10]

上式中，[fi（i=1，2，…，n）]为某一年根据特征根大于1提取的主成分因子个数，[a（i，j）]为标准化特征向量，[zi（i=1，2，…，10）]为标准化财务数据。

然后将各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数把[i]个主成分因子线性加权求和得到综合绩效指标值。

[v=ω1?f1+…+ωn?fn]

式中，[ωi=γii=1nγi（i=1，2，…，n）]，[γi]为第[i]个主成分方差贡献率，[fi]为第[i]个主成分。

（二）股权激励指标构建

本文引入虚拟变量表示股权激励水平，如果第[i]个公司第[t]年实施股权激励，则股权激励水平取1，否则取0

二、模型构建

（一）面板数据模型设定形式检验

在建立面板模型时，需要考虑模型截距项是固定效应亦或是随机效应，由于同一时间点下不同截面样本公司所属行业各异，样本公司自身经营情况差异较大，猜想需要建立随机效应模型。本文通过[Hausman]检验，结果发现应建立随机效应模型。分析结果得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接受原假设，即认为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不存在系统性差异，应建立随机效应模型。

（二）面板数据变截距随机效应模型建立

结合Huasman检验，本文设定的变截距随机效应模型如下：

[PERit=αit+βiSTIit+γilnASSit]

上述方程中，PER为综合绩效指标，STI为股权激励水平， lnASS为激励时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i=1，2，…，n）]表示第i个股权激励公司，t表示时间跨度。

三、实证分析

（一）变量描述性统计

本文选取的80家上市公司2007-2014年财务指标描述性统计如下表：

（二）相关分析

对选取的公司绩效变量与股权激励水平变量以及公司总资产自然对数进行相关性分析，分析结果见表4。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一是公司绩效（PER）与股权激励水平（STI）呈现正相关，但相关系数比较低，且只在10%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二是股权激励（STI）与公司总资产对数（lnASS）呈现显著的负相关，也说明经营状况差的公司越倾向于实行股权激励；三是各个变量的相关系数都在0.1以下，说明各个变量之间相关性比较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

（三）模型分析

由分析结果表4可知：一是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影响具有长期效应，本文在实际分析中发现，当股权激励滞后3年时，回归方程最为显著，说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二是变量c、lnASS在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而变量STI（-3）是不显著的；三是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对于公司绩效确实有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并不显著。

四、结束语

实证分析发现：2007-2014年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对于公司绩效的提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影响并不显著，激励效果明显反映出来一般为3年。分析可能的原因有：一是股权激励制度在我国起步较晚，发展还不够完善，基本处在探索阶段。二是早期我国主要是对国有控股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然而公司高管利用实际控制权操纵股价，制造虚假业绩，利用信息优势在其在位期间提升公司业绩以获得自身利益。三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还不完善，相关的配套法律法规不够健全，没有一个完善的经理人市场和经理人管理机制。公司在选择经理人时，容易陷入逆向选择。

参考文献：

[1]张俊瑞，赵进文，张建.高级管理层激励与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相关性的实证分析[J].会计研究2003（09）

股权激励的特征范文第5篇

【关键词】管理层激励；动机；效应

管理层激励是现代公司治理中的一项重要因素，主要体现在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本文针对我国现有背景下管理层激励的一些模式，提出了企业实施管理层激励的动因，通过对已有学者的研究归纳总结出目前实施管理层激励效应的问题，针对这种效应提出了一些建议。

一、管理层激励动因分析

管理层激励作为公司治理中的重要举措，从整体上来看，实施管理层激励最终的目标是使股东利益和管理层的利益趋同，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本文从公司治理、公司特征两个方面来分析实施管理层激励的动因：

1．公司治理。在公司治理中主要表现在产权性质、股权结构、董事会等方面。首先，产权性质对企业的公司治理具有重要影响，国有企业的非货币性收入及政治生涯可能吸引力更大，而非国有企业更具有动机通过管理层激励来解决公司内部的问题。其次，在股权结构方面，国内和国外具有较大的差异。在国外，股权结构较为分散，必然会导致股东对管理者监督的有效性程度下降，此时，股东更愿意对管理者实施激励措施来缓解公司中的问题以及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而在国内，股权的集中程度比较高，解决搭便车问题，这样更容易形成企业股东对管理者的监督，在这种情况下，公司股东基于有效的监督效应，对管理层激励的动机势必会减弱。此外，在公司治理效应较差的情况下，不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也有可能导致管理者的权利过大，可能会导致管理者自定薪酬的决策（吕长江，2008）；另一方面，管理者权利过大时，会出于福利而实施股权激励，形成了一种新的问题，这样使得管理者持股变成一种福利制度，减弱了其效应（魏刚，2000）。非执行懂事在在公司的规范运行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良好的公司治理重要组成部分，而在管理者权利过大时，非执行懂事的比例较低，高管具有更大的动机趋向福利型股权激励（吕长江，2009）。从整体上来看，管理层激励在一定程度上与公司治理有一定的替代效应，在公司治理较弱的情况下，无论出于何种形式的激励的动机会更加的明显。

2．公司特征。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导致了股东和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和问题的存在，基于这种现象，不同的公司特征（成长性、规模、行业特点、盈利能力、管理者特征、现金流等）必然会对公司的管理层激励造成了影响。在成长性高且规模大的公司中，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监督效应较弱，为解决问题，股东便具有了动机实施管理者激励（股权激励），然而，在这个过程中管理者权利过大，管理者出于福利目的而选择了股权激励。Chourou等（2008）提出管理者获取企业成长的信息更加具有优势，便加剧了信息不对称程度，监管难度加大，公司的激励动机也就加强了。对于现金流，当企业的现金流不足时，会有更大的动机利用股权激励作为现金的替代；在现金充裕的情况下，企业过多的自由现金流容易导致管理者的过度投资，为提升企业的投资效率，缓解成本问题，企业也具有动机进行管理层激励。在管理者特征方面，公司为吸收高学历能力强这样的管理型人才，避免企业过高的离职率以及管理者是否会有短视现象，出于长期利益的考虑也会选择进行股利激励，使得管理者追求企业的长期价值利益；高管越是年轻，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动机也越大（Tzioumis，2008）。从公司盈利角度来看，公司的盈利水平与其业绩是挂钩的，在盈利条件较好的情况下，管理者的经营能力与企业的业绩可能更加的相关，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处于业绩的增长也具有动机对管理层进行激励来提升其工作的积极性。公司行业角度来说，不同的行业在市场中的竞争程度也会不一样，竞争程度较高的企业为了实现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提升企业在市场中的运作能力，也具有动机实施管理层激励来保证管理者在经营过程中处于一种积极的状态，努力工作。

二、管理层激励的效应分析

管理层激励实施后对企业产生什么样的效应，在一些效应上不同学者存在不同的观点。本文从公司绩效、投资决策这两个方面进行总结，分析目前研究管理层激励的一些现状。

1．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管理者激励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形成了不统一的结论。Berle&Means（1932）提出对于股权分散的企业，管理层持股将会激励他们实现自身价值，随着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加，管理层与广大股东利益趋同，更愿意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Morck等（1988）发现管理层持股与公司业绩存在着显著的非单调关系，在管理层持股比例在0～5%和超过25%是管理层持股和业绩之间存在着正相关，支持利益趋同假说；在5%～25%之间两者负相关，支持防御战壕假说。Young&Pagan（2003）控制产业和规模的情况下提出管理层的总报酬与企业效率正相关。Habib&Ljungvist（2005）指出美国证券市场中管理层激励对公司效率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魏刚（2000）提出管理层持股并未达到预期的激励效果，股权激励仅仅体现的是一种福利安排。李增泉（2000）表明公司管理层年度报酬并不与公司绩效相关联，整体管理层持股比例较低。童晶骏（2003）指出实施股权激励对中国上市公司业绩提高虽有一定的效果，但却不太明显。王克敏和陈井勇（2004）指出在不存在接管市场或接管市场不发达时，管理层持股只具有激励作用，而不具有保护作用，管理者持股比例越大，公司绩效逐渐增强。李维安和李汉军（2006）从第一控股股东的角度提出，第一控股股东绝对控股和低于20%时，高管的股权激励无法发挥作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20%～40%时，其持股比例和绩效呈现U型关系，高管的股权激励有效的发挥作用。姚伟峰等（2009）提出管理层的薪酬激励在股改前后都对企业效率都有着正面效应，但股改之后的管理层薪酬激励对企业效率的提高作用更强。股改前管理层股权激励对企业效率的提高作用则并不明显，且在股改之后与企业效率负相关。赵玉珍等（2012）提出股权激励比例与企业净资产收益率有负相关关系，与企业总资产报酬率有正相关关系。从国内研究总体分析来看，管理层激励在公司绩效方面并未凸显出较好的效应。

2.对投资决策的影响。激励制度对经理人的行为进行引导，从而促使经理人能以公司利益为出发点开展经营管理活动。邬展霞（2006）指出经理人持股对投资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流通股股东持股较多会通过一定的参与和监督方式促使公司的投资决策趋于理性，与股东利益保持一致，减缓公司的过度投资。童英（2009）当管理层持股份额为零时，投资行为与企业内部现金流没有系统的相关关系，说明我国在实行管理者持股改革以前（即管理者持股份额为零时），经理人的积极性远远低于有效水平，经理人的长期投资决策和企业的经营活动没有任何关系。随着管理层持股份额的继续增加，投资的内部现金流弹性有减少的趋势，而且这种趋势越来越大，说明当企业管理层和所有者之间的趋同时，投资的现金流弹性变小。赵惠芳（2010）股权激励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提高公司的投资效率，但效果不显著。强国令（2012）股权分置改革消除了非流通股和流通股制度上的差异，降低了非流通股东的交易成本，提高了资本市场的有效性，进而改善了管理层股权激励效应，降低了因管理层问题而导致的过度投资；也有微弱的证据表明，股改后国有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缓解了公司投资不足。从学者研究来看，管理层激励在一定程度上都能缓解企业的投资过度或不足，增强企业的投资效率。

三、结语

本文针对高层管理提出一些建议：首先要进一步完善企业的公司治理机构，如优化董事会结构、建立健全信息披露制度等；其次，进一步完善业绩的评价标准，如如净利润增长率、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增长率等，并考虑到行业特征。第三，制定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在不同的环境实施适度的比例，适当延长股权限售期及行权期等条件，关注企业的长期发展；并细化股权激励的成本费用问题；第四，进一步完善经理人市场机制，建立有效对经理人监督和评价的市场，深化企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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