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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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的本质范文第1篇

[关键词]人口红利；人口机会窗口；人口转变红利；人口投资红利；人口转移红利；人口转型红利；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

一、引言

近期，有关人口红利(Population bonus)的议论很多，这种学术关注热度本身就值得重视。这是一个热问题，但需要冷思考。

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变的结构性变化所导致的积极经济后果。20世纪80年代前期，国内已有学者看到了人口低负担比时期所包含的发展机遇。1983年6月15日，田雪原研究员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利用人口年龄结构促进现代化建设》一文，文中提出“人口年龄变动的黄金时代”这一说法，即在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中，由于生育率的下降，老少被抚养人口之和所占的比例减少，劳动人口比例增多，有利于经济发展。其时，笔者感觉到人口低负担比所提供的机遇恐怕只是一种可能而非必然，20世纪90年代前期开始撰文阐述自己的观点，随后，在与邬沧萍教授合著的《中国人口的现状与对策》一书中，用专门的章节来讨论理论负担比与实际负担比的差异问题。

众所周知，人口过多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控制人口数量、降低人口生育率、稳定低生育水平是中国重大的战略选择。那么，人口控制带来了什么变化呢?人口控制一方面减少了每年人口的出生量和增长量，另一方面也改变了人口的年龄结构，人口年龄金字塔底部收缩，“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同时出现。毫无疑问，人口控制加快了中国人口转变的步伐，而人口红利理论的提出就是试图解释我国人口快速转变所带来的积极的经济社会效应。

回顾过去的三十多年，由于人口控制和经济社会变革的双重影响，中国走过了一条有本国特色的人口转变道路。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与人口转变有关。人口学的知识告诉我们，在不考虑流动、迁移的“封闭人口”假定下，影响人口数量变化有三个变量，即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人口转变就是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到高出生率、降低的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再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演进过程。

由于人口政策的巨大影响，中国比发达国家更快地实现了现代人口转变，虽然社会现代化的整体水平还不高，但早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我国就到了一个标志着现代人口转变初步实现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时期。目前，我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已经分别下降到12.4‰和5.89‰。那么，现代人口转变的实现意味着什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人口红利理论突破了三率组合类型变化的角度，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角度来解释人口转变的意义，从而丰富了人口学说史上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

二、“人口机会窗口”不等于“人口红利”

1997年以来，国际上的《世界发展报告》和《世界人口状况》等报告不同程度地提到了“人口机会窗口”和“人口红利”的说法，但此说法在理论上并不成熟。“人口机会窗口”(Populationopportunity window)理论认为，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会形成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负担系数降低的同时劳动力资源供给却十分充裕。所谓中间大，是指15－6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大；所谓两头小，是指0－14岁的青少年人口和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规模小。

人口负担轻对经济社会发展意味着什么?在理论上，它可能会带来三个机遇：一是创富效应，即劳动力供给充裕，价格低廉，如果就业充分，就能创造出较多的社会财富；二是投资效应，即人口年龄结构还不太老，使得储蓄率较高，如果资本市场健全，就能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可以加速经济增长；三是积累效应，即人口老龄化的高峰到来之前，社会保障支出少，财富积累速度快。总之，“生之者众、食之者寡”，有利于资本积累和财富创造。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人口负担较轻的机遇优势必须与人力资源开发的经济活动结合起来，人口转变才可能产生红利。国内人口红利理论的主要推动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蔡昉研究员认为，人口红利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增加所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的较高的资本积累，并且得出了一个定量的结论，即1983年至2000年我国人口总抚养比(即笔者所称的“总负担比”)下降对人均GDP增长贡献率为26.8％。但这里有三点需要澄清：一是经济活动人口不等于劳动适龄人口，人口学角度提出的人口负担比(即0－14岁和65岁及以上负担人口之和与15－64岁劳动力人口的比率)事实上是理论负担比，而非实际负担比。实际负担比应是不在业人口与在业人口之比。二是人口负担比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并不意味着一定有因果性。三是通常所说的“中国人口机会窗口”是在1990－2030年，所以1983－2000年期间达到26.8％贡献率的说法不能笼统地理解为中国的人口红利。精确的计算不一定是正确的计算。关键是我们首先要在理论和认识上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人口红利，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坦率地讲，目前国内外的人口红利理论并不成熟，还处在初创阶段。当然，任何学术探索都是值得鼓励的。

笔者认为，人口红利的实质是人力资本积累加上人力资源开发。能否收获以及收获多少人口红利取决于我们拥有什么样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以及我们如何去开发和利用它们。问题的关键是财富的创造，而不是财富的分配。人口红利的焦点在财富的创造者——人力资源身上。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变红利。对此，我们需要坚持两点论，也就是说，不仅要充分利用黄金人口年龄结构所创造的人口低负担机遇，而且要充分开发丰裕的人力资源，两者的结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口转变红利”。显然，将“人口机会”、“人口机遇”直接认同为“人口红利”是失之偏颇的。“人口机会窗口”只是提供了发展的机遇，本身并不是红利。

三、为什么说中国有窗口之美而无机会之实

在理论上，中国存在着长达四十年的人口机遇期。从数据来看，20世纪后50年和21世纪前50年，中国的人口负担系数呈现出先降后升的“U”型趋势。如果以50％作为人口负担系数高低的“门槛”，那么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大致是从1990年打开，到2030年关闭，前后持续时间大约四十年，2010年前后人口负担系数降到最低。2007年5月，蔡昉研究员指出，中国人口红利的峰值在2010年出现，当前中国正处在人口红利峰值的前期，而且峰值过去之后直到2030年，人口红利仍然可观，只不过这个盈利在2010年之前是累进的，之后是递减的。同时，他提出中国正在由劳动力 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转变，这个转变的拐点将在“十一五”期间出现，确切的时间可能是在2009年，届时中国城乡将普遍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这里，人口低负担比被理解为人口红利。类似的看法并不少见，如最近有学者提出了“人口转变在导致人口老龄化的同时，也构造出了一个黄金年龄结构，或者说‘人口红利’”等观点。

观点不同是因为角度不同。一个是从人口负担比高低的角度说，另一个是从劳动力资源供求的角度看。其实这两个观点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两者都没有很好地回答人口红利什么时候结束这个问题。因为在笔者看来，人口红利存在一个时期，所以有一个时间表的命题本身就是错误的。广义的人口红利实际上是人口创造财富的过程，在任何时期任何地区，人口红利与其说是有无问题，不如说是大小问题。

事实到底如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同处于东亚社会的日本和韩国提供的经验事实告诉我们，“人口机会窗口期”与“经济高速增长期”是错位的，这一现象至少说明人口低负担比并非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日本“人口机会窗口期”落在1965－2003年，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出现在1955－1973年，其时年均GDP增长率为9.22％。1973－2000年，日本进入了经济低增长期，年均GDP增长率为2.81％。二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了近二十年(1955－1973)，与三个人口因素有关：一是出生率迅速下降，老龄化相对缓慢，人口负担系数从1950年的70％左右降到1970年的45％左右，进入了“人口机会窗口”时期；二是战后“婴儿热”出生的人口在其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已成为劳动力人口，为日本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中国却是过多)，而当时日本的经济类型属于劳动密集型经济，所以人口与经济处在和谐的状态；三是日本高度重视国民素质的提高，使日本积累了丰富的人力资本储备(中国却是太少)。仅仅有人口负担轻的因素不足以充分利用“人口机会窗口”的潜在优势。

日本的例子证明了人口低负担比与经济发展的弱相关性、弱因果性。只有在人口负担比低、人力资源充裕、人力资本合格三个条件都具备的时候，才可能发挥出“人口机会窗口”的机遇作用。我们不妨称之为“条件匹配性”。条件不匹配，我们就只能望“人口机会窗口”而叹，而不能用“人口机会窗口”之实。“人口机会窗口”很漂亮、很诱人，但窗口里面的机会可能并不多。无独有偶，韩国的“人口机会窗口期”落在1987－2025年，而韩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出现在1962－1991年，其时年均GDP增长率为8.48％，1991－2000年则为7.18％。

低人口负担系数有助于经济的发展，这在一般意义上是通用的假设，但中国的情况却远为复杂和严峻。我国人口转变的确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挑战大于机遇，一个是劳动力人口数量的就业压力，另一个是庞大人口人力资本的投资压力。未来的机会能不能把握住取决于今天的行动。如果不及早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和人力资源的开发，人口控制的减法效应就很难转化为人口红利的事实。

就业压力巨大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长期面临的突出矛盾，主要表现在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同时并存，城镇就业压力加大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速度加快形成叠加，新成长的劳动力就业和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相互交织。譬如，今后几年，城镇需要就业的人员每年仍将保持在2 400万人以上。国家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在现有经济结构条件下，按经济增长保持8％的速度计算得出，新增岗位和补充自然减员只有1 100万人，供大于求的缺口在1 300万人左右，矛盾十分尖锐。这意味着在人口负担比中作为分母出现的一部分人口实际上并没有创造社会财富。

主流看法认为，农村劳动力人口过剩问题在相当长时期内将阻挠中国现代化的步伐。我国农村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总量的比重为60％－70％。其中，农村富余劳动力为1.5亿至2亿人。1978－2005年，我国耕地减少近两亿亩，农业劳力净增近两亿人。2005年底，我国农村一产劳力仍为3.06亿人，比1978年多2 000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将长期困扰中国。为什么人口机遇时期就业压力很大呢?众所周知，中国人口控制的初衷之一也是为了减轻就业压力。目前，中国适龄就业的人口规模可达到8－9亿，是很多国家人口的总和。中国的人口压力集中体现在就业压力上。现在的劳动适龄人口是过去几十年人口增长积累的结果。人口学讲究人口增长的队列效应。过去的人口出生高峰变成现在的人口就业高峰和未来的老年人口退休高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7年5月13日的报告称，我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转变，劳动力价格会上扬。这是一个惊人的判断。那么，什么叫农村剩余劳动力?1989年，笔者提出农村劳动力剩余的本质是劳动时间剩余的观点。不争的事实是，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具有强烈的季节性、相对性和隐蔽性。一个农村青年的脸上并没有“我是剩余劳动力”的标签。事实上，一个农村劳动力是否剩余只能看其劳动时间的剩余和劳动能力的闲置状况。同样一个靠土地为生的青年农民，农忙时是绝对必要的劳动力，农闲时又是相对剩余的劳动力。推而广之，中国所有的农村劳动力都具有双面性，既可能是必要劳动力，也可能是剩余劳动力，关键在具有劳动能力的前提下其正常劳动时间的剩余度和累积性。即便是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也具有双重的身份，他们是亦城亦乡、亦工亦农或亦商亦农的两栖人口，其双面性并不会因为他们融入了现代产业体系而改变，农民工并不会因为进了城市就彻底抹去“剩余”的可能，因为失业的风险也是存在的，而“失业”正是“剩余”的另一写照。由此可见，我们不应该将农村劳动力的“剩余”标签化和绝对化。由于我国农村劳动力规模巨大，所以很难让人相信不久的将来我国将迎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的“刘易斯转折点”。笔者认为，近年出现的“民工荒”反映的是权利保障的缺失。劳动力价格过低导致农民工就业积极性严重受挫，反映的是恶劣的劳资关系而不是供求关系。民工荒是一种现象，但原因不是劳动力的供给性短缺。民工荒是区域性、阶段性的现象，不能作为人口红利消失的依据。

实际上，“人口机会窗口”基本上只膨胀是理论的推测。人口转变所带来的战略机遇期只是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有利的人口代际关系条件，要将潜在的机遇转换为现实的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必须辅之以及时而有效的发展战略调整。其中，适宜的政策和体制至关重要。正如林毅夫、胡鞍钢等经济学家指出的，中国需要实行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应把扩大就业、缓解失业作为政府最优先的发展目标。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中小企业和私人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开放服务业市场，扩大就业容量；取消对劳动力流动的各种限制，培育劳动力市场；积极促进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部门转移，从乡村向城市迁移，从低劳动生产率部门向高劳动生产率部门流动。

我们不要迷信和夸大人口负担系数的有利变化可能带来的潜在的积极影响，而应该同时说明在人口转变红利之外，一定还有其他类型人口红利的存在。

四、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收获人口“大红利”

俗话说，观念一新，黄金万两。我们要收获人口的“大红利”，就要重新认识人口红利的概念框架。从广义来说，笔者认为目前存在着四种人口红利，分别是人口转变红利、人口投资红利、人口转移红利和人口转型红利。以下介绍笔者对后三种人口红利的新认识：

首先，人口投资红利是在生命历程(Life course)中投资于人口，通过教育、培训和流动等人口投资的基本形式，可以使潜在劳动力和一般劳动力转变为合格劳动力、优质劳动力，从而收获红利。

在微观的层面上，孩子的成长期实际上也是孩子的投资期，当孩子长大成人成才，家庭就迎来了孩子的回报期和产出期，开始收获“人口红利”。放大到宏观的层面，假定人口平均的初次就业年龄是25岁，那么25岁之前的人口是一个被负担、被投资、被养成的人口，25岁之后的人口则是一个开始产出、能有回报、收获红利的人口。人口红利的大小取决于生命历程早期人口投资的绩效。

中国的情况是一般性人力资源过剩，优质人力资源短缺，总体人力资源含金量不高。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里，丰裕的人力资源能不能开发出来取决于人力资源的含金量，也就是他们的素质或者说人力资本储量。中国要收获未来的人口红利，人口投资是极其重要和基本的途径。

建筑在简单劳动力利用基础之上的“人口红利”不能长久，因为只有高素质的劳动力才能保持经济发展的活力。可持续的人口红利是对初级劳动力基础教育投资和中高级劳动力职业技能投资的历史回报，发达国家走过的内涵式经济发展道路展示的就是这个规律。在知识经济时代，今天的教育培训就是明天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要长久，就要在人力开发之前确保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力开发效率，促进劳动生产率和工作创造性。人力资源是真正可再生、能创造的最宝贵资源，放大和延长“人口红利”的战略举措就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来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确立人力资本投资的政府、社会、企业、家庭、机构和个人的共同责任制，以及人力资源开发的环境、政策和信息支持。中国需要摆脱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依赖和劳动力价格低廉的陷阱，及早确立以知识人口为依托、以人力资本为动力的新经济增长机制，迎接民族复兴的壮丽时代，就要未雨绸缪地转变经济发展路径，充分开掘人口转变和人口转型带来的人口“大红利”。

其次，人口转移红利是指劳动力为主体的人口转移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总量逐年上升，目前总量过亿。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提供的数据，2004年全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近1.2亿，比2003年增加433万。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城镇从事非农业，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新亮点，在收入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1990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约有20％来自工资性收入，到1999年这一比例提高到30％，其中东部地区近50％，已成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总队的调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比重超过80％。在农村劳动力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只有10％强。农村劳动力素质的低下，既制约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也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业层次的提高。劳动力是过剩还是短缺，不完全是数量与供给问题，而且有素质和供求问题。要享受人口红利，就要抓住快速的人口转变所创造的负担比较轻的人口机遇，形成的资本优势要优先投资于人，将丰富的人力资源开发出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

一些地方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当作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手段，采取了按需开展职业培训、实行劳务市场职业介绍、加强劳动合同管理、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拓宽输出渠道等一系列有效措施，从而促进了劳力输出人数不断增加。此外，国家应高度重视农民工中出现的贫富差异、阶层分化现象，尽早着手调节。首要的就是加大培训的投入力度，特别是增加政府无偿或微利的培训机构数量，确保农民工能接受到低廉学费的技术培训，扩大农民工接受培训的范围，从而帮助他们在城市更好就业。同时，加强有组织的劳务输出，通过劳务输出地劳动保障部门与输入地劳动保障部门的信息互通，有序输出劳力，避免无序流动带来农民工就业的不稳定和无保障，维护他们的打工权益。

再次，人口转型红利是指老年人口通过再社会化转变自身的社会角色，从赋闲的离退休人员转变为有所作为的工作者，通过再就业和续就业来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的价值，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在国外，老年人口被称为第三年龄人口。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是积极老龄化的希望所在。根据笔者对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有近一半的老年人口属于文盲半文盲，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5％。在60－74岁年龄段，大学文化程度老年人口总量有110万。如果这些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良好的话，那么应该说这110万老年人口属于比较宝贵的人才资源，有较大的开发价值。但随着新一代人口进入老年期，今后老年人力资源的含金量会逐步提高。

马克思说过，时间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所以，老年人口的最大资源就在于他们拥有闲暇时间。2002年，马德里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提出的积极老龄化的战略对于我们收获老龄化时代的人口红利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我们需要提倡新的五个“老有”，即“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成、老有所用、老有所乐”。

从老年人口学角度看，中国在1999年就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从人口地理学角度看，中国在1979年就进入老龄化社会，当时上海已经成为老龄化城市。但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却不是老龄问题最严重的城市。这说明老龄问题的本质也是发展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相对性和变异性。归结起来，老龄问题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道主义问题，即老年人的生活保障问题；另一方面是发展问题，即人口转变与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长远和广泛的经济社会影响。有两个命题对我们认识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和机遇可以提供帮助：一是“未富先老”，挑战大，必须做大蛋糕；二是“边富边老”，需要关注老年人群对社会发展成果的共享权利。

我们需要三个未雨绸缪：一是患不富，所以需要老年人共建丰裕社会；二是患不均，所以主张老年人共享社会成果；三是患不和，所以主张多元共生、和谐共进。这些都是和谐老龄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和谐老龄化配合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可以保障老龄化的中国收获新的持续的人口红利。

在人口高龄化的时代，老年可能成为人生四季最长的一段岁月，它可能日渐腐朽也可能充满生机，其结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年人的生活态度。“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才是积极老龄化的心理图景。从国内外老年学研究的成果来看，无论是老年人个体或是老年人家庭、老年人生活的社区和老年人生活的社会，都要大张旗鼓地推动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以及笔者最近提出的“和谐老龄化”，最后实现成功的和幸福的老龄化。老年人不仅是丰裕社会的共享者，也是和谐社会的共建者，还是多元社会的共生者。政府要确保有条件的老者能全方位继续参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其他活动，保护和展示他们的尊严、能力和智慧，不致沦为社会发展 的牺牲品。

综上，从广义人口红利理论出发，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收获过人口红利，只不过比重和性质不同而已。人口快速转变，国家间接地收获了人口转变红利。重视教育的国家比较多地收获了人口投资红利；城市化大力推进的国家收获了人口转移红利；重视老年人作用的国家则收获了人口转型红利。谁主谁次的结论需要定量的支持。但我们的确需要在看到人口红利的同时，也看到人口负债问题、人口风险问题，这样才能更加全面客观地看待人口红利的净值。

五、结语：人的发展是最重要的发展

人口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发展问题的实质是人的发展问题。历史经验表明，人的发展是最重要、最关键、最核心的发展。如果说发展是硬道理，那么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就是金道理。中国未来的希望在根本上讲取决于人力资源的投资、开发和利用。如果说青少年人口是潜在人力资源，那么劳动适龄人口是现实人力资源，老年人口是可再开发人力资源。鼓励以“老有所为、老有所用、老有所成”为内核的积极老龄化，是否造成代际冲突?笔者的结论是：竞争不可怕，可怕的是竞争不公开、不公平、不公正。在一个以知识、能力和权利为本位的社会里，要消除两大歧视：一是性别歧视，二是年龄歧视。在就业市场中，老年人和年轻人各有优势，一个是经验多，一个是知识新，所以在更多的时候他们是相互补充、并无冲突的。要说矛盾，那是时时处处都存在的，有秩序、有道德的竞争是化解矛盾的好办法。只有在竞争无法化解矛盾的时候，才凸显出“调和”的价值。

人口政策是否完善，有三个衡量尺度：一是成本最小化。人口多，成本大；人口过多，负担不起，所以需要控制。二是风险最小化。古有明训：过犹不及。人口控制是有边界的，生育率并非越低越好，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包括成长风险、成才风险、养老风险、社会发展风险和国家国防风险，甚至还有亲属文化断裂的文化风险和作为一个责任政府需要承担后顾之忧的政治风险。归根结底，其风险性在唯一性。三是潜能最大化。人口控制是节流，做的是减法和除法；人口投资是开源，做的是加法和乘法。到了人口转变的现代阶段，中国的确需要更适宜的人口和生育政策。中央关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也指出要进一步稳定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如果哪一天在汉族人口中实施“城乡统开二胎”，我想会产生多方面的积极影响，譬如可以减少独生子女综合症，可以保障更适量更优质劳动力的供给，可以降低家庭养老的难度，规避人口风险，减少人口负债。人口负债是指已经预先支付、今后要偿还的人口发展代价，如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独生子女老龄化问题。

人口红利的本质范文第2篇

一、关于后人口红利与后发优势的综述

人口红利概念由Bloom等人于1998年提出，联合国人口基金在《世界人口现状(1998)》中正式使用。Mason （2001）等在研究东亚奇迹时的计量分析中将“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结构视为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Lee et al（2001），Mason （2004）提出了人口红利的两个阶段，即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Lee & Mason（2007）研究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重要的。A. Mason et al（2008）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可能导致第二次人口红利。David de la Croix et al（2009）通过对瑞典经济增长路径的研究也表明：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从长期预测来看具有利益的结合。M.T.Choudhry et al（2010）采用索洛—斯旺模型研究表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与劳动年龄人口正相关，与总人口负相关，并且中国与印度、巴基斯坦存在差异。 D.E. Bloom et al研究表明对经济起飞的预测在于不断上升的劳动力人口与人口比。国内学者蔡昉、王德文等认为中国人口红利已逐渐消退，“刘易斯拐点”已到来，而学者陈友华、马瀛通、王桂新、解保华等认为，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从1990年开始到2030年结束，袁志刚也否认中国正面临“刘易斯拐点”。关于劳动要素与后发优势方面的研究：该理论最早由美国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 A.Gerschenkron) 在20 世纪50 年代提出，是指经济上落后的国家由于有大量的先进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制度可以借鉴和利用,因此存在一种比先进国家增长更快、最终可赶上先进国家的可能性。M. Abramovitz提出了经济增长的追赶假说。Brezis et al（1993）提出了经济增长的蛙跳理论。F.E. Caroleo et al（2010）指出，在世界贸易一体化过程中，经济转型国家可能脱颖而出。国内学者陈刚等、林毅夫的研究表明中国是一个后发国家，通过充分利用人力资本积累等后发优势，逐步实现了社会与经济体制升级。郭熙保概括出后发优势有资本、技术、劳动、制度和结构五种类型。从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国内外学者对后人口红利问题都只是定性描述，并没有给出公理化的概念及体系，对中国人口红利期的判定也不尽一致，并且对于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研究较多，但对于后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后发优势的关系研究却较少。后人口红利一般是指人口红利的后半部分，即在“刘易斯拐点”出现之后，劳动力等资源的价格开始上涨、社会负担逐渐加重、人口红利开始慢慢消失的时期。本文旨在研究人口红利出现拐点时期如何充分挖掘后人口红利，发挥经济增长后发优势。

二、中国人口红利现状及问题：总量与结构的矛盾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得益于人口红利即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这一重要因素。然而，近两年劳动力市场供需却发生了逆转，主要表现在：

1.农民工总量增加，但新生代农民工数量递减。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的调查报告，农民工数量进一步增加，总量约2.3亿人。此外，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对全国116个城市进行统计分析，发现2001年以来市场中岗位需求和求职人数总体上保持上升态势，劳动力需求的增长速度高于求职人数的增长。特别是2004年以来，市场中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始终保持在0.9以上，尽管受到金融危机影响，2008~2009年间有所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状态，2010年回升至1.01，呈现明显上升趋势。虽然农民工总量在增加，但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却呈现出逐步减少的趋势。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2011年2月20日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目前全国新生代农民工约1亿人。另据统计，现在的农民工后备力量每年比此前高峰时减少了600多万人，三年少了约2000万人。

2.第三产业用工需求有所增长，新生代农民工所受教育普遍提高。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因而用工需求也较大。根据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的调查报告，从需求总量看，2010年监测城市第一、二、三产业需求人数所占比重依次为1.8%、38.7%和59.5%，以第三产业为主体的产业需求格局相对稳定。与上年相比，第二产业的需求比重下降了0.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需求比重上升了0.7个百分点）。另外，在国家九年制义务教育体系下，新生代农民工所接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

3.用工部门对青壮年劳动力需求较多。目前的“民工荒”主要集中在对青壮年劳动力的需求方面，特别是对高中毕业文化程度的劳动力需求更大。调查报告显示：16~34岁之间的劳动者构成单位用人需求的主体，约占总体需求的66.3%。从供求状况对比看，25~34岁、35~44岁年龄组的劳动力需求大于供给，其余各年龄组均为劳动力供大于求。16~24岁、25~34岁、35~44岁、45岁以上各年龄组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分别为0.92、1.16、1.03和0.75 。

4.中西部地区务工农民工增加，东部地区务工农民工减少。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西部地区对农民工就业的吸纳能力增强，在中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增加。以成都和重庆为例，2010年两地吸引外资分别达到64.1亿美元和63亿美元，这些投资项目对劳动力的需求是巨大的。而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等东部沿海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减少，农民工开始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2009年在长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为2816万人，比上年减少238万人，减少7.8%；在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为3282万人，比上年减少954万人，减少22.5%。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分别占全国外出农民工的19.4%和22.6%，分别比上年下降2.4和7.6个百分点。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流向西部地区的农民工的增量是最多的，其次是流向中部地区，唯独流向东部地区的农民工增量呈现递减趋势。

5.中西部加入劳动力争夺战，用工荒愈演愈烈。中国的“用工荒”自2003年小范围出现以后，每年在局部地区都会有所体现。进入2011年，“用工荒”表现得尤为突出，劳动力市场从买方市场变为卖方市场。东部沿海不少外贸企业自2009年下半年出口订单逐步恢复以来，一些企业的用工缺口却仍然得不到补充，至2010年，新的岗位缺口使得用工缺口更大。然而就在东部地区遭遇“用工荒”的同时，农村外出人口在中西部地区就业的比重却在稳步上升。2011年春节过后，原来只是在沿海地区对劳动力的争夺比较厉害，现在是在东中西部三个地区都拉开了争夺战。原来只是大城市民工比较短缺，现在不仅是大城市，连中小城市也面临一种招工难的窘境。随着中国经济地图的悄然变化，中西部开始与东部展开争抢农民工的激烈竞争。

6.人口红利正在经历高峰期，人口老龄化加速。据统计，目前中国老龄人口已超过1.67亿，占人口总量的12.5%，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2.43亿。根据联合国最新的人口数据预测，2011年以后的30年里，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年均增长16.55%，2040年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达28%左右，到2050年，60岁及以上老人占比将超过30%，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我国的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到2039年，我国将出现不足两个纳税人供养一个养老金领取者的局面，这被称为“老龄社会危机时点”。

三、 中国人口红利问题原因分析：人口结构与制度因素

目前，中国的“用工荒”愈演愈烈，人口红利正在逐步减少。究其原因，可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人口结构的变化引起劳动力供给变化是造成“民工荒”的根本原因。主要表现在：（1）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我国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已有30多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0世纪60 年代中期开始持续下降。人口结构的变化从城市和农村小学招生人数的下降可以得到体现。（2）新增劳动力人口数量减少。从2000年到201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只增加了1%略强，越往近看，劳动人口增长速度就会越慢，有学者预测，到2015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就会不再增长。此后劳动年龄人口呈现负增长，比总人口负增长提前10余年。（3）年龄偏大的农民工过早地退出劳动力市场。从劳动年龄来看，农民工的年龄结构一般在18岁到35岁之间，其比重占了70%到80%的比重。老一代农民工，由于文化程度较低和年龄偏大，他们在城市的劳动力竞争中比较艰难，很多人不得不回家去，这就减少了劳动力的供给。（4）农村适龄劳动力人口不少，但真正能直接转移的却不是很多。农村剩余劳动力不仅要考虑数量，而且还需考虑质量问题。尚未转移的剩余的劳动力主要是年龄偏大、女性、文化层次较低的农村人口，造成留守劳动者结构劣化，这部分劳动力转移较难。因此，从劳动力供给的源头上，已经不像从前能够“无限供给”了，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正逐渐消失。从造成用工荒的原因来看，这代表着一个经济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即“刘易斯拐点”来临。

2.中西部地区投资环境改善而东部地区产业未能迅速及时升级换代是造成“民工荒”的主要原因。 国务院2010年了《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要求中西部地区发挥资源丰富、要素成本低，积极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推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转型升级。中西部地区受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拉动政策措施的影响，投资条件逐渐改善，不少劳动密集型企业逐步向中西部转移，使中西部地区用工需求明显增长。因此，在2010年，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代表的产业西进开始加速，中西部地区承接过来的产业跟东部的产业链实际上在同一个层次上。

中西部在进行产业承接的同时，东部地区却未能迅速及时进行产业升级换代。东部地区自身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在其第二产业里面，尤其制造业里面，这一块低端产业仍然占据非常大的比重，跟中西部地区转移过来的产业相差无几。当东中西部同时争夺同一批、同一类低端教育人口的时候，中西部农民工去东部的人数自然会下降，导致竞争更加激烈。

3.中西部与东部地区收入差距的逐步缩小是造成东部地区“民工荒”的直接原因。目前的情况是，由于几十年形成的极端的企业强势，虽然中国各种经济指标都在增长，但东部沿海出口型企业农民工待遇的工资基本增幅较小。从工资收入绝对数来看，五、六年之前东部地区工资水平比西部地区平均高15%，可目前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仅高5%。从不同地区务工收入的增幅来看，西部地区的增长要快于东部和中部地区。由于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仍未完成，东部地区过分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格局未得到彻底改观，农民工收入难以与中西部地区拉开较大差距，微小的优势难以冲抵背井离乡农民工的成本支出。因此，仍然采取过去的模式招工，自然会出现“民工荒”。这就要求提高农民工的工资，而提高农民工工资意味着有些低端产业将难以为继，从而可以倒逼中国经济实现转型。

4.新生代农民工需求层次的变化是“民工荒”的内在原因。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观念发生较大变化，“休闲逸乐”正逐渐成为他们工作的一个机会成本；另一面，新生代农民工正面临“整体收入偏低、工作稳定性差、社会保障水平偏低、企业人文关怀不到位”等问题，这阻碍着他们外出发展的步伐。③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素质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把进厂打工当作积累经验的阶段性职业，而自主创业才是人生的终极目的。有一部分劳动者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学到了较为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便开始自我创业。这样形成总供给减少，需求相对增加的趋势。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人们有自我实现的需求。已经告别物质贫困的新生代农民工，其需求已经远远超出工资层次，而进入精神层面，譬如认同感、成就感等等。

5.缺乏安居乐业和以人为本的环境是“民工荒”的外在原因。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迫切希望融入城市，但是，住房却是困扰他们的最大障碍。在住房价格高昂的今天，他们想在城市立足，即便是有了一份工作，也只能是望房兴叹。中国人的习惯思维模式是安居才能乐业，因此，作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首要条件是由政府提供足够的保障性住房，以解决农民工的后顾之忧。此外，农民工的各项权益难以得到保障，企业和社会又缺少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劳动力市场的软环境如户籍制度、教育体制等问题都是造成“民工荒”的间接因素，部分求职人员的观望态度也加剧了“用工荒”局面。目前中国人口红利正在高位徘徊，有逐步减少的趋势，但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情况各不相同，其后发优势在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也表现各异。

四、中西部与东部地区后发优势比较：粗放与集约并举，优势各异

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之所以存在劳动力市场的争夺战，主要是其产业都处于相同层次的水平，只有认识到了各自的特点，发挥其各自的优势，才能避免低水平的竞争。

1.中西部地区劳动要素的后发优势。中西部地区后发优势既可以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也可以相对于东部沿海地区而言。中西部地区人口红利可以靠农村不断转移的劳动力来维持。由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了东部沿海地区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所需劳动力数量较多，而所要求的劳动力层次相对较低，这就极大地刺激了当地对农民工的需求，这对本身劳动力较多的人口大省来说是个极好的机遇。当地的农村还可释放更多的劳动力，主要表现在：（1）农业技术的革新和农业投入要素的变化等可释放出大量的劳动力；（2）农村亲友间的互助合作可释放部分劳动力；（3）农闲时可产生季节性的剩余劳动力。农村的这部分劳动力由于地缘关系，离家较近，可农忙时干农活，闲时则到工厂打工，无须像以往那样长途跋涉到东部地区就业。因此，还可释放更多的劳动力。

中西部地区的后发优势还表现在技术、资本、制度方面，可以借鉴东部地区发展的经验，吸取教训，得到超越式发展。

2.东部地区实现人口红利的后发优势。东部地区的后发优势是对发达国家而言的。其后发优势在于，东部沿海地区是先发地区，具有劳动、技术、资本、制度和结构等方面的优势，整个产业具备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具体有以下四方面：（1）劳动力方面的后发优势。目前中国农村仍然存在着大量潜在的剩余劳动力，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劳动力资源仍然是我国的比较优势。随着发达国家优秀企业的进入，他们不仅带来先进技术、管理知识和理念，而且通过各种培训，还会带来东部地区劳动力综合素质的提高，从而为该地区创造了人力资本。这有利于产业结构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方向转变。（2）技术方面的后发优势。东部地区可以通过技术模仿或技术引进，以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成功率实现技术变迁，这有利于该地区推动产业结构逐渐向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方向转变，而产业结构升级又促进了经济增长。（3）资本的后发优势。目前，东部地区资本已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必然会促使该地区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逐渐向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的方向升级，进而促进经济增长。（4）制度和结构方面的后发优势。东部地区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当中，通过学习先进国家，可以减少在制度安排和创新过程当中所需要的时间和社会成本，从而有利于产业结构更好更快地升级，进而间接地促进该地区经济增长。

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各有优势，只有挖掘内含性的人口红利，取长补短，才会达到经济增长共赢的局面。

五、后人口红利未来策略：地区性差异化政策，互补共赢

通过分析和比较，东西部地区应采用差异化的人口红利政策，实现互补共赢。具体是：

1.东部地区应走内含式的提高人口红利的道路，通过向高端产业发展来获取第二次人口红利。这就要求东部地区要有自己的品牌、自己的创新经济，重视传统制造业，实现产业结构有步骤的升级；改变原有的低成本、高投入、低附加值的粗放型发展战略，转向集约型的发展战略。东部地区还要发挥经济增长的后发优势，开发东部地区的区位间优势资源，让越来越多的企业与科研机构进行变革，向高中端的制造业和物联网等领域迈进。如果东部地区致力于更生与创新，出现了中国本土甚至全球认可的高端品牌，那么，这一地区“民工荒”的问题将得到极大地缓解，后发优势也将得以实现。

2.中西部地区应通过承接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继续实行劳动力转移，获得第一次人口红利。目前，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发展极不平衡，人口红利的实现在中国东部和中西部表现出时差，因此，应实行地区差别化的政策，形成东西部产业级差梯度，即东部以资本技术密集型加工业为主，中西部地区可以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以劳动密集型加工业为主。其实，中西部地区无论在劳动力资源，还是在土地等市场资源方面，都比东部地区具有更多的优势。

3.推进农业现代化，释放更多的劳动力。解决企业“用工荒”的问题，需要国家的惠农政策从侧重于惠农向侧重于强农转变。通过推进农业现代化，创造有利条件培育和壮大新型现代农民群体，让土地向种粮大户集中；通过深化土地流转制度，实施规模经营，提高务农人员的劳动生产率和比较效益，把更多的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事实上，在全球化背景下，人口的转移和在城市中的集聚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人口红利的本质范文第3篇

关键词：刘易斯拐点；二元经济；民工荒；人口问题；人口红利；计划生育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2）17-0117-02

一、中国刘易斯拐点的判断

近年来中国的“民工荒”现象引起了学术界广泛关注，一些理论认为中国已经迎来刘易斯拐点，但实际上“民工荒”现象并非由于刘易斯拐点已至，而是由现阶段中国特有的原因所致。

1.二元经济结构并未消失

刘易斯1954年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模型，指出通过资本积累，农业部门可向城市工业部门不断供应剩余劳动力。随着剩余劳动力不断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工业部门不断扩张并被动提高工资，同时农业部门生产率提高，最终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完全转移，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具有相同的边际生产率。此时农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达到一种平衡状态，人口流动由市场决定。刘易斯拐点是发生这一变化的临界点，自此二元经济结构消失。

首先，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远未完全转移，报告指出目前中国农村尚有超过1亿剩余劳动力。这一点与刘易斯拐点的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被完全转移的理论相悖。

其次，现阶段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并未消失，反而城市与农村的收入差距在近十年呈现出显著的拉大化趋势。尤其是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一线城市及沿海发达城市，发展速度远超农村。这也与达到刘易斯拐点后二元经济结构一元化的论点相悖。

刘易斯拐点的现实含义是，城乡差距消失，劳动力由丰富资源成为稀缺资源，市场决定人口流动方向，人们可以自由选择生活在城市或是农村。这种状态是市场机制的结果，这是经过了刘易斯拐点的真正状态。

反观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并未消失，“民工荒”的原因并非农村剩余劳动力枯竭，刘易斯拐点在中国远未到来。“民工荒”有着更加复杂和深刻的原因。

2.“民工荒”的真正原因

（1）中国的户籍制度对城乡人口流动形成障碍

中国特有农业与非农业户籍制度严重阻碍了城乡人口的自由流动。由于刘易斯拐点是农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劳动力分配达到平衡状态的临界点，此时农村和城市居民可自由进行双向移民选择，而户籍制度限制了自由移民的实现。在中国的一些城市，持有农业户口成为在城市正式部门就业的一大障碍，农业户口的持有人多数只能在城市非正式部门就业。因此只要存在农业户籍制度，刘易斯拐点就很难真正到来。

（2）城乡贫富差异不断拉大，城市生活成本过高，农民工被迫选择返回乡村

据调查，目前中国的农民工选择进入城市的第一目的不是在城市“移民或定居”，而是“打工挣钱”，其挣钱的主要目的依次为“回老家盖房子”、“结婚”、“供孩子上学”、“回家养老”。农民工到城市的目的可以充分证明多数农民工没有能力与机会选择在城市“移民或定居”，随着其“打工挣钱”目的的达成和城市生活成本的提高，加之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工最终不得不选择返乡。

（3）受到计划生育的影响，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失去优势

在实行计划生育之后，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得到了显著控制。农村可向城市输送的剩余劳动力也减少了。高龄农民工返乡后，没有足够的低龄农民工填补空缺。随着人口出生率的不断下降，“民工荒”现象将不仅仅是中国经济的“阵痛”，而是一个长期的人口问题。

（4）中国的地理和文化因素加大了人口流动的难度

中国地域广阔，发达城市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交通成本相比欧洲、日本等国家高得多。而且由于春节等传统节日，造成了中国农民工往返城乡的时间高度集中，更加剧了人口流动成本。同时，由于中国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各民族、各地区之间在方言、习惯、饮食等方面均存在着较大的文化差异，农民工在由于不适应城市文化会出现缺乏归属感和被歧视的心理状态，将促进其返乡决策。

二、新的人口问题及衍生问题

三十年前，中国面临了人口高速增长的难题。通过实行计划生育制度，人口高速增长的态势得到显著控制。而之前爆发式增长的人口则成为了一种红利，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促进作用。但是，在计划生育实施三十年后，中国又面临了新的人口问题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其他主要问题。

1.人口红利下降，人工成本上升

人口红利曾为中国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也是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计划生育制度的实施直接导致了中国人口红利的下降，也是导致“民工荒”的真正原因之一。中国的人工成本持续提高，“中国制造”的核心优势——廉价劳动力正在失去竞争力，不少国际加工产业已经将中国的代工厂转移到泰国、越南、印尼等其他低人工成本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工资成本的上升，中国的出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2.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

中国人口出生率在实行计划生育制度后得到有效控制，但同时也导致了当前中国人口出现老龄化趋势。在计划生育制度下的众多家庭呈现出“4—2—1”的人口结构，即4个老人（夫妻双方父母），2个成年人（夫妻双方）和1个孩子。继续实行计划生育，必然会加剧人口结构的老龄化，使家庭和社会都呈现“倒三角”的形态，这对劳动力供应、经济发展、综合国力都将产生不利影响。

3.养老负担加重

在未来十年，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口将集中进入退休阶段，这对中国的养老体系是一个极大的考验。由于计划生育比较有效地控制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人口出生率，青壮年人口的养老负担将大幅增加，而中国的养老体系尚不够完善，社会养老将成为国家的重要问题之一。

4.年轻人压力增加，幸福感降低

由于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年轻人的工作压力增加、生活节奏加快、社会责任加重，这将影响到年轻人的生活和心理健康状况，使其幸福感降低。

5.产业结构无法形成良性过渡

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已经在产业升级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从资源密集型和非熟练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逐渐向熟练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变，在IT、汽车制造等行业均出现了并购世界知名品牌的案例。然而，中国的绝大部分产业尚停留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口红利消失，由密集劳动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将会停滞。目前“民工荒”所带来的工人成本上升已经导致加工产业大规模从中国撤离，转移到其他能够提供廉价劳动力的国家。而中国目前的产业现状距离知识密集型还有较大的差距，在产业经济增长点上无法形成良性的过渡。

6.房地产市场风险加大

房地产的发展是近几年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房地产市场目前已经出现泡沫。在未来十至二十年，中国老年人拥有的房产将逐渐转移给（只是使用权转移而不一定是产权转移）他们的后代，“4—2—1”的人口结构特点将导致未来年轻人手中的房产出现积压，购房刚性需求大幅减弱。如果房价仍持续上涨，房地产市场泡沫将终会破裂。

三、新人口问题的解决方案

面临人口红利下降、老龄化的新人口问题及相应的衍生问题，需要中国以全新的视角来面对和解决。针对这些问题，可能的解决方案包括以下几点。

1.逐渐放宽计划生育政策，缓解人口红利下降带来的损失

中国在上一个阶段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目前已经出现人口红利下降和老龄化等问题，就需要以新的视角来面对和解决新的问题。逐步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例如逐步放宽生二胎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红利下降带来的损失，缓解老龄化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劳动力供应。这对于调整人口年龄结构、保持经济稳定发展、保持国家综合国力、化解房地产市场风险都具有积极意义。

2.逐渐取消农业户籍制度，促进实现城乡人口自由流动

取消农业、非农业的二元户籍制度，才能彻底消除城市就业岗位对于农业户口持有人的限制和歧视，实现城乡人口自由流动。目前中国农村尚有超过1亿的剩余劳动力，取消农业户籍制度后，可以更好地促进农村向城市转移剩余劳动力，促进中国真正迎来刘易斯拐点。

3.加大二、三线城市建设力度，建立中西部地区发展极

目前中国一线城市发展程度已与国际接轨，但二、三线城市和农村的发展尚比较落后。由于一线城市收入水平高，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但同时由于户籍制度限制，外来人口很难定居一线城市，加之一线城市生活成本过高，最终多数外来人口被迫选择返乡。

加大二、三线城市建设力度，可以大大降低农民工的迁移成本，同时由于二、三线城市的生活成本较低，可间接降低农民工的人工成本，刺激工业发展。在此基础上，在中国中西部地区逐渐形成新的发展极，吸引资金，可在一线城市与农村之间形成一个过渡区域，既可以缓解一线城市人口压力，又可以带动二、三线城市发展，提高生产效率。

4.加大教育与科研力度，提高人口素质

加大教育和科研力度，进一步完善义务教育，进一步提高科学研究水准，能够有效促进产业升级。只有拥有核心技术，才能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促进我国产业升级。同时，普及教育有利于提高人口综合素质，促进社会文化发展。但是在加大教育的同时，要有策略地进行重点教育方向的引导，防止教育深化。如果仅仅是一味普及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反而可能导致知识失业，使“民工荒”情况加剧。

参考文献：

[1] Lewis W.A.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Labour[J].The Manchester School， 1954.

[2] Michael P.Todaro. 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ment Countries[J].The America E-co-nomic Review，1969.

[3] 侯东民，王德文，白南生，钱文荣，谢长青，周祝平.从“民工荒”到“返乡潮”：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到来了吗？[J].人口研究，2009，（2）.

人口红利的本质范文第4篇

随后，人社部相关官员在多个场合对外表示，出台弹性延迟退休的政策方向是大势所趋，现在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的消息称，由于养老保险金缺口巨大，中国拟逐步将法定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

退休制度改革大势所趋

我国现行退休年龄最早是1953年修改的《劳动保险条例》规定的，即男60岁、女50岁。1958年又明确为男60岁，女性工人50岁、女性职员55岁。

这项政策到目前为止执行了将近六十年，当初制定政策的政治经济背景早已时过境迁，再加上国家关于退休政策的出台背景与年代尚没有考虑到现有“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因此，对目前现有的退休制度进行一定的改革是十分有必要的。

与之相比，我国关于社会保障方面的有关政策实施并没有多长时间。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要“按照社会保障的不同类型确定其资金来源和保障方式。重点完善企业养老和失业保险制度，强化社会服务功能以减轻企业负担”，“城镇职工养老和医疗保险金由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农民养老以家庭保障为主，与社区扶持相结合”。1997年，我国政府制定了《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开始在全国建立统一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制度。

退休政策与社保政策之间迥异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使两者之间的“交流”日益困难。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曾指出，现行的退休保障体制已经成为中国财政的最大隐患，也成为货币政策的长期威胁并影响货币政策的短期效果。并称，养老金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公共财政最大的隐患。

在这种背景下，“弹性延迟退休”这一构想浮出水面。既满足了个体的选择权，又彰显出政策的灵活性的“弹性延迟退休”被部分人认为是对现行退休政策和社保政策改革的一次谨慎而有效的尝试。

养老金资金缺口众说纷纭

目前，我国养老金存在资金缺口是一个公认的问题，但是究竟养老金缺口有多大，需要多少资金来弥补却没有一个统一的认知。

中国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认为，中国整个养老保险体系的发展不大平衡，养老金缺口“确实非常大”。但对于缺口具体有多大，陈文辉并没有给出具体数字。陈文辉透露，近十年来，中国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财政补贴已经超过了1万亿元人民币。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曾经测算认为，我国养老金缺口截至2010年年底达1.7万亿元。而早前根据世界银行的一项估算，从2001年到2075年，中国养老金缺口可能达到9万亿元人民币，目前对中国养老金缺口的估算，最乐观的也认为缺口将达到三万亿人民币。

在今年6月中旬，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等人联合公布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到2013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18.3万亿元。但是这份关于养老保险和退休年龄的报告在国内引起巨大争议。《人民日报》随后以“中国养老金不会缺口18.3万亿元”为题关注此问题。报道认为，近年我国连续8次上调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各地支付状况都很好。业内人士也普遍认为这份报告的估算数据过于“夸张”。

有关经济专家认为，实行弹性延迟退休政策，有其合理性和现实需要，然而，这一政策遭遇众多的反对声音，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民众对养老金账本的基本信息缺乏了解。养老金政策调整要考虑民众的利益诉求，需要想方设法说服民众，通过详实的数据，解答民众心中的疑惑。

社会老龄化加深养老困局

最近30年来，中国依靠全球首屈一指的廉价劳动力大军，创造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然而“人口红利”并非是“免费的午餐”。在“人口红利”之后是社会日益凸显的养老负担。

根据联合国最新的人口数据预测，201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达到12%，2011年以后的30年里，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年均增长16.55%，2040年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达28%左右。

一般认为，养老问题本质上可以还原为劳动力问题。中国的养老金缺口一直在不断扩大，有限的财政补贴无法跟上其扩张速度。这背后的原因，就是人口老龄化的出现。现在之所以并没有发生现实的支付困难，最主要的原因是人口老龄化还不是很严重，人口红利还能够支撑一段时间。

人口红利的本质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发展；人口红利；转型升级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7）05-0092-03

[作者简介]曹冬艳（1983-），女，汉族，江苏如东人，讲师，研究方向：国际经济与贸易；杨晓明（1954-），汉族，女，江苏南京人，教授，研究方向：公共经济。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江苏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研究――基于经济增长动力演变的视角”（项目编号：2016SJD790056）的阶段性成果。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

世界银行在2006年《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经济体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转变，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维持经济持续增长，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而出现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无法进一步向高收入阶段迈进，陷入经济长期停滞的状态。

从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拉美、东南亚和中东地区的许多国家通过发挥资源优势，完成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但是在向高收入国家攀升的过程中却出现了重重困难。甚至有一些国家曾经一度进入到高收入阶段，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又退化到中等收入阶段，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不能自拔。从本质上来讲，中等收入陷阱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问题，而是涵盖经济、政治、社会、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摆在转型国家面前的战略难题。

二、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

“中等收入陷阱”与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和经济增长减缓存在着密切联系。总结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具体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持续

随着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一个经济体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持续，而经济发展战略又未及时调整，导致经济增长目标难以实现。世界银行认为一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因为延续“以生产要素积累为基础的发展战略”以及“资本的边际生产率的下降”。一些具有资源优势的国家，通过发挥资源优势，推动产品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但是在M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原有的资源优势逐渐削弱，而经济发展模式未能及时转型升级，社会问题频发，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收入增长缓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此外，部分经济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依赖FDI 的技术外溢、本地企业学习模仿的产业升级路径，不能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难以形成新的产业竞争优势，无法为经济增长提供充足动力。

（二）产业结构与需求结构不协调

与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相适应的供给称为有效供给。产业结构决定了一个经济体提供有效供给的能力。当一个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众的消费需求层级在不断提升，同时出现多样化的需求，而传统的供给结构难以满足这些新需求。需求缺乏相应的供给来匹配，形成供给错位，产能过剩。而产能过剩又成为制约工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三）技术创新瓶颈约束

一个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其产业不仅面临低收入经济体的挤压，还面临高收入经济体的压制。中等收入国家只有不断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产业升级，才具有不断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基础。部分国家由于缺乏自主创新的激励机制和国家对人力资本方面的及时投入，导致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产业升级受阻，在下挤上压下无法维持经济持续增长。以拉美国家为例，受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约束，无法实现产业升级，从而失去了经济增长的动力，最终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四）收入分配差距过大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经济增长存在着较大的负面影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将导致国内消费能力不足，产品过剩，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一旦外部经济环境波动，出口受挫，将会使经济增长失去重要支撑。此外，收入分配差距加大还容易加剧社会矛盾，诱发社会问题，制约经济的稳定发展。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基尼系数越小，收入分配越平均；基尼系数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均。国际上通常将基尼系数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大于这一数值容易出现社会动荡。根据相关经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基尼系数维持在03左右，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基尼系数普遍偏高。

（五）金融体系脆弱

健康完善的金融体系对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金融通过促进资金融通、优化资源配置、节约交易成本，推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金融风险的客观存在以及不合理的金融发展使金融风险急剧放大，甚至爆发金融危机，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从经济发展实践来看，很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金融体系都存在着一定问题。马来西亚、阿根廷等经济体长期过分依赖外资推动经济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偏高，外债负担沉重，抵抗外部风险的能力较弱；泰国资本项目过早开放，固定汇率制度安排失当，汇率缺乏弹性，金融机构信贷投向不合理，政府监管不力，金融体系存在漏洞，引发国际投机资本的恶意攻击，爆发金融危机，使经济遭受重挫。

三、江苏省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江苏省处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具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但是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基本还属于中上等收入水平。自2013年开始，江苏省GDP增速放缓2013年江苏省GDP增长率为96%，2014年为87%，2015年为85%，2016年为78%。江苏省“十三五”规划指出，江苏省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然存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创新能力还不够强，新增长点支撑作用不足，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仍然存在。在经济发展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原有的“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持续。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高收入水平持续稳定发展，是江苏省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从江苏省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存在如下制约经济发展的具体问题。

（一）地区发展不平衡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经济高速增长，经济增速高于全国水平，但也存在省内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苏南地区经济发达，苏中、苏北地区经济相对落后。2015年，苏南五市GDP为4151873亿元，占整个江苏省GDP的5921%；苏南地区人均GDP相当于苏中地区的148倍，苏北地区的227倍。从产业结构来看，2015年苏南、苏中、苏北三个区域第一产业规模差距不大；第二产业存在明显的区域差距，总体而言苏南地区的第二产业规模较大；在第三产业上，苏南地区存在着明显的优势，南京、苏州、常州等市的第三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了第二产业。省内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使大量的资金和人才向苏南地区集中，制约了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对江苏省经济的全面稳定、协调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为了促进共同富裕，江苏省制定了苏南提升、苏中崛起、苏北振兴的发展战略，但是如果继续沿用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以高投入获得高产出，将难以适应新的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无法实现赶超。

（二）人口红利减弱

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高，保证了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需求，则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形成所谓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为江苏省经济的快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快，江苏省的人口红利正在不断减少。2000年以来，江苏省常住人口数量明显呈现出增长不断放缓的态势，劳动年龄人口见顶回落。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江苏省总人口为797630万人，其中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164829万人，平均每5个人中就有1位是老人，江苏省老龄化比例位于全国各省之首，人口老龄化已经进入加速期，社会抚养比进一步提升。人口红利减弱表明支撑过去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条件发生了改变，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升级的要求更为迫切。

（三）资源环境约束加强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经济建设成效显著，经济发展迅速，但长期高强度的开发使得江苏省经济发展面临着较强的资源环境约束。

首先，就土地资源而言，江苏省面临着人均土地资源严重不足、供需矛盾突出的情况。到2015年，江苏省人均耕地面积已经下降到086亩，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已接近了联合国粮农组织划定的08亩“耕地警戒线”。

其次，就能源消耗而言，江苏省作为一个经济大省，能源消耗保持在较高水平。自2000年以来，江苏省能源消费总量不断攀升。截至2015年，江苏省能源消费总量已经达到了3023530万吨标准煤。保持充足的能源供给是江苏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保证，但江苏省仅仅是一个能源供给的小省，2015年一次能源生产量仅为289358万吨标准煤，能源供需之间存在较大缺口。工业在江苏省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江苏省能源消费量中，工业消费占比接近80%。在短期内，实现资源消耗进一步下降和污染物排放减少还存在一定的难度。

第三，就环境污染而言，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江苏省也付出了比较高的环境代价，水污染、大气污染等问题对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严峻考验。江苏省人口密度大，环境容量已十分有限，以现有的环境承载力支持传统的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

整体而言，目前江苏省经济发展的资源约束趋紧，而生态环境质量尚未根本好转。随着经济总量的继续扩大和居民消费需求的不断升级，资源能源短缺、环境压力和发展成本不断上升已成为江苏省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双重约束，突破资源环境的双重约束已成为江苏省经济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科技创新水平有待提升

《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显示，自2009年开始至2016年，江苏省区域创新能力连续八年居全国首位。统计数据显示，自2011年以来，江苏省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2015年江苏省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25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5年江苏省专利授权量为250290件，但发明专利比重偏低。目前，虽然江苏省在传统产业以及光伏、物联网、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的科技创新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与发达国家相比，现阶段江苏省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能力还不足，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渠道不畅，科技创新成果还没有完全转化成生产力；科技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脱节，经济发展急需新产品、新工艺，而科技活动主要产出仍停留在论文与专利的阶段上；社会经济发展迫切需要的“高精尖”人才和高端成果缺乏，人才供给结构性矛盾突出，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缺乏，科技创新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

（五）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撑不足

实体经济的稳健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有效支持，金融槭堤寰济的有效运转提供了便利的资金周转平台、有效的风险管理手段、准确的资金成本信号以及健全的公司治理机制。江苏省金融体系发达，但是在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能力上仍存在差距，尚未形成具有典范效应的金融支持产业发展模式。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2016年，江苏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6758亿元人民币，处于全国第二，仅次于广东。但是，在金融促进江苏产业方面并未发挥应有的贡献。银行的资金主要流向了个人消费和政府项目，贷给实业的资金偏少。目前，江苏省仍处于传统金融业向现代金融业初步转型时期，金融资本向产业资本转移的效率还不高；金融服务功能不够完善，服务水平有待提升；资本市场还不够发达，多层次资本市场还不健全；地方金融机构的实力有待提升，金融供给结构有待完善。金融机构需要进一步创新服务方式，有效破解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四、结论

经济发展理论指出，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是不同的。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在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过程中需要借鉴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方式转变，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江苏省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担负着在全国发展中先行探索的责任，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是江苏省的光荣使命。当前，江苏省经济发展也面临着人口红利减少、资源环境约束加强等问题。化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类风险隐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江苏，不仅是广大江苏人民的福祉所在，也将为中国经济发展发挥了良好的示范引领作用。

[参考文献]

[1]孔泾源.“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背景、成因举证与中国对策[J].改革，2011（10）：5-13.

[2]郭正模.“中等收入陷阱”： 成因、理论解释与借鉴意义[J].社会科学研究，2012（6）：21-24.

[3]邹薇，楠玉.各国经济增长中的“中等收入陷阱”[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0）：516-524.

[4]高淑桂.共享发展视野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J].改革，2016（1）：113-120.

[5]陈昌兵，张平. 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新要素供给理论、事实及政策选择[J].经济学动态，2016（3）：4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