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协调发展
城镇化协调发展范文第1篇
关键词：城镇化；经验借鉴；“三化”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2年2月17日
中国城市化道路起步之初，为了避免出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病”，中央提出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基本政策，在大中城市迅速扩张的同时，小城镇规模扩张也很快，但由于缺乏统筹协调，曾一度导致重复建设严重、资源利用效能低下，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二元结构问题渐渐浮出水面，“三农”问题、户籍制度和行政体制问题成为困扰中国城市化发展，尤其是中西部城市化发展的桎梏，于是立足中国实际，“城市化”的提法悄然变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
一、城镇化概述
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使城镇数量增加，城镇规模扩大的一种历史过程。城镇化水平不仅是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同时又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加快城镇化进程，一方面能够带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加快建设，产生大规模的生产性投资需求；另一方面能够加速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有效扩大城市消费群体，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改善消费条件，提高居民消费能力，释放出巨大的生活性消费需求。据测算，我国每增加1个城镇人口，可以带动10万元以上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可以带动3倍于农民的消费支出。工业化创造供给，城镇化创造需求。可以说，做好了城镇化的工作，也就抓住了扩内需、调结构、促转型、惠民生的结合点，也是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强大动力。
所谓新型城镇化，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在省委九次代表大会上提出，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
与传统提法比较，新型城镇化更强调内在质量的全面提升，也就是要推动城镇化由偏重数量规模增加向注重质量内涵提升转变。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粗放式用地、用能，现在必须从思想上明确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之路的重要性；过去我们主要依靠中心城市带动，现在更应该强调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配合发展的必然性。
二、外地城镇化经验借鉴
如何实现城镇化，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地在城镇化实践中也是百家争鸣。
（一）沿海发达地区城镇化经验借鉴。凭借资源禀赋的优势，江浙等沿海发达省份的城镇化道路更偏向于城市化，普遍开展“造新城运动”，通过谋划新城发展快速实现城市化，走的是一条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城镇化发展道路，如地级市台州、县级市慈溪、上虞等，仅慈溪新城规划面积就达到200多平方公里，相当于现有建成区面积32平方公里的6倍多，而乡镇规划建设比较落后。
（二）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经验借鉴。相比之下，“三农”问题负担较重的中西部地区在发展省会等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同时，更多的精力不得不放在县域经济和中小城镇的发展上，单靠“城市化”解决不了“三农”问题，比如：四川省委省政府提出了城镇化、工业化“两化”互动的走新型城镇化道路，以新型工业化为主导动力，以“人口适度集中”为基础，以“产业集聚发展”为支撑，以“空间集群分布”为形态，推进组团发展，打造不同分工和功能的城市组团，引导不同规模的城市从发展趋同走向协同发展，大城市聚集发展产业链高端环节，中小城市从事加工、制造等中低端环节。
安徽省因时因地制宜，坚持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城乡互促共进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坚持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推进，夯实城镇化发展基础；坚持产业集群和城市集群协同发展，形成产业集聚与人口集中相适应的格局；坚持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整体推进，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坚持区域非均衡发展与区域协调发展有机统一，通过优势城镇带动其他城镇的发展和培育区域增长极，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
江西省思路清晰，定位准确，提出抓城镇化就是抓扩大内需，就是抓发展，就是抓项目，充分发挥城镇化“一头连着工业化、一头连着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双向带动作用。坚持“生态立省、绿色发展”战略，以加快产业和人口集聚为重点，以提高城镇综合承载力、集聚力和辐射力为核心，做大做强以南昌为中心的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着力培育和发展沿沪昆线和京九线城镇带，以交通干线带动小城镇，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综上所述，各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区位交通条件不同，发展路径不同，其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方式自然也是多样化，城镇化如何引领“三化”协调发展，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只有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分层规划、分步推进，才能探索出真正具有科学性、可操作性的发展路径。
三、新乡市如何以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发展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充分借鉴外地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新乡市的实际，力争探索出一条具有新乡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发展的道路。
（一）更新观念、转变方式。长期以来我们积累了一定经验，但是传统的路径也暴露出许多弊端，因此必须跳出对传统路径的依赖，认真研究和把握城市发展的规律，切实结合新乡市实际，通过观念的更新和领导方式的转变，促进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科学发展。农村问题不能仅在农村中找出路，城镇化问题也不能仅在城市中找出路，必须根据新形势的发展要求，把推进城镇化和建设新农村看作一个相互联系、共同发展的有机整体，一方面联系城市发展探索解决农村问题；另一方面联系农村发展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
（二）科学规划、优化布局。注重规划先行，突出规划的前瞻性、科学性和指导性，本着集约节约土地的原则，通过优化功能布局，避免城市重复建设和无序发展；强化各类规划的协调与衔接，加强规划管理，避免规划间“互相矛盾”、“朝令夕改”的现象发生；着力构建中心城市、县城、中心镇、新型农村社区四级城镇体系，要把城镇体系建设、产业集聚区建设、现代农业建设兼容在一个大的发展框架中，优化空间布局，统筹谋划发展。搞好规划，正确引导，不要一哄而起，盲目推进，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三）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城镇化道路要从各地实际出发，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选准切入点，不照抄照搬，盲目攀比。既要充分认识其必然性和可行性，积极推进，又要清晰认识其系统性和复杂性，扎实稳妥，量力而行。对于经济实力强的县（市），城乡居民收入水平高，民间资本较为雄厚，非农就业比较充分，有利于流转出土地发展农业现代化，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就可以依托强有力的经济实力，将县、乡镇、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同步推进，从而实现“三化”协调发展；对于工业水平较高的县（市），其工业增加值在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较高，县域综合实力比较强，但主导产业与农村经济耦合程度较低，就必须通过强化县城和中心城镇的带动作用，培育新型城镇化的空间载体；充分利用工业化水平高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坚持人口集中、产业集聚同步推进，通过产业的辐射布局，引导劳动力转移和人口集中，从而促进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闲置出的土地开展农业规模化经营，最终实现城镇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而对于粮食主产区，农业基础条件比较好，工业发展已经有了一定基础，但经济发展整体上欠发达，工业化过程尚未充分展开，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任务较重，就必须在发展高效农业的基础上，以推进农业产业化为切入点，做好农产品深加工，拉长产业链，以产业集聚、产城融合促进城镇化、农民市民化，走出一条以农业产业化带动农区工业化、推进城镇化的内生性发展之路。
（四）注重层次、分步推进。发展城镇化应注意层次，分步推进。按照新乡实际，将城镇化体系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新乡主城区（新乡市区+三个组团）和各县市主城区。二是中心镇和新型农村社区，统筹推进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形成具有新乡特色的现代城镇体系。首先，要突出主城区的“核心带动”。新乡市将市区与凤泉、小店、小冀三个功能区组团式发展，无疑是新乡市的核心增长极，要做大做强核心增长极，提高其承载力和吸引力，实施核心增长极带动战略；与此同时，推进新乡各县联动发展，实现县域功能有机对接，充分发挥县城的连接城市与农村发展的桥梁作用，用现代城市的理念和标准来规划建设县城，提升其交通枢纽、商务、物流、金融等服务功能，突出特色、提高品位，把有条件的县（市）发展成为中等城市，增强其引领区域发展的核心带动作用。其次，要加强中心城镇的“节点提升”。通过优势城镇带动其他城镇的发展和周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强化其对周边农村生产生活服务功能，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把基础较好的中心镇发展成为小城市。我国的实践已经证明，遍地搞小城镇造成许多资源浪费，所以要遵循城镇发展规律，把有限的资源用到有基础的地方。三是因时因地建设新型农村社区。要从各地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务求实效。位于核心增长极、县城周边的农村，处于城乡交汇地带，这些地方一般有非农产业基础，多数农民能够实现非农就业，可以适时地推行村庄撤并，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或者毗邻条件较好地中心城镇，可以依附中心城镇的水、电、气、路、通讯、广播和教、科、文、卫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可以实现资源共享，节约社区建设成本；但是对于那些远离城市、非农产业没有基础、发展条件比较差的纯粹农村建设新型农村社区，一定要实事求是，从当地实际出发，量力而行，适当的时候可以考虑暂停建设。
（五）产业集聚、工业支撑。产业集聚是推动城市大发展的物质基础。在产业集群形成的不同阶段，工业化对城市化带动作用不尽相同，新乡市目前正处于产业集群发展的快速成长阶段，工业发展所推动的要素集聚和人口转移功能开始显现，从而带动产业集群所在地的小城镇快速发展，城市化水平迅速上升，工业化对城市化带动作用显著，因此必须以产业集聚区为载体，强化产业支撑，实现产城融合。一是整合资源，合理安排布局。城市主城区、县城作为区域的发展极，重点发展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都市农业中心镇以生产为主，充当中心城市向农村扩散经济技术能量的中介和农村向城市聚集各种要素的节点；农村以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的农业生产支撑大中小城市对资源和要素的需求；二是强化优势，承接产业转移。发挥区位优越、劳动力资源丰富等优势，完善产业配套条件，打造产业转移承接平台，积极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发展优势产业，以产业的发展加速人口的集聚，加快农村人口的转移。按照不同城镇的发展特色、发展方向，确定承接的产业领域，形成有序承接、集中布局、错位发展、良性竞争的格局；三是产业融合，加快三产发展。促进二三产业高度集聚，通过产业链式发展、专业化分工协作，增强集群协同效应，实现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促进企业集中布局、产业集群发展、资源集约利用、功能集合构建、人口有序转移，实现产城融合发展；四是壮大服务业，保障工业化进程。围绕产业集聚区建设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发展配套服务，要改造提升商贸、餐饮等传统服务业，发展壮大社区服务、养老服务等新型业态，支持发展信息服务、创意设计等新兴服务业，走出一条“创新驱动、绿色低碳、高端切入、开放合作、加速推进”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将产业集聚区打造成新乡工业化的增长内核。
（六）机制创新、制度保障。以机制制度创新为保障，加快建立以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首先，从城镇保障制度建设来看，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剥离附加在户籍上的社会福利待遇，真正解决进城农民社会身份和社会保障问题，调整完善现行教育、医疗、社保、就业、住房等方面制度和政策，建立统一开放、相互衔接的社保体系，使进城农民充分融入城市，真正转化为市民，使农民工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更好地安居乐业；其次，从农村制度建设层面来看，加强农村水、电、路等设施建设，统筹城乡教育、卫生、文化资源布局，实现城乡资源统建共享。推进社会保障向农村延伸，健全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制度，逐步提高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补助水平，实现城市低保优惠政策向农村覆盖。将农村纳入市场形成土地价格范围，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探索推进农村建设用地的市场化。不断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市现代文明向农村辐射，城市资本技术向农村扩散，稳步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主要参考文献：
[1]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科学发展之新密样本.河南日报，2011.8.31.
城镇化协调发展范文第2篇
一、引言
1978年以来，中国职业教育取得显著成绩，2013年中国职业教育在校生和毕业生数达3967.54万人，占总人口3%，其中高等、中等和初等职业教育在校生和毕业生数分别为1323.25、2638.3和5.99万人，前两者分别占总人口的1%和2%①。与此同时，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从1978年的17.92%提升到2013年的53.73%，城镇人口达到7.31亿，城镇化水平年均增速1.032%，是同期世界年均增幅的5倍。
在取得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出现了许多问题，如转移人口就业能力较弱、农民市民化程度较低、就业结构滞后、环境污染和城市拥挤等，重规模扩张，轻内涵建设，城镇化质量较低，2013年中国城镇化质量仅为0.5079②，因此，需尽快提高中国城镇化质量，走新型城镇化道路。
党的十八大报告和2013年底专门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均提出了要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发展职业教育直接影响着城镇化质量，可以在提升转移人口素质和就业技能，改善城镇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促进农民市民化、城镇民主和法制建设、教育公平等方面影响城镇化质量。那么，目前职业教育与城镇化质量协调性如何，是滞后还是超前于城镇化质量？高等、中等和初等各层次职业教育与城镇化质量协调性又如何，是滞后还是超前于城镇化质量？职业教育及其不同层次与城镇化质量的相关性如何？文章将基于省级层面数据来分析回答上述问题，该研究有助于得知滞后于城镇化质量的不同省市应采取哪些对策以及重点发展哪一层次职业教育提高城镇化质量。
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关注的是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与相关性[1][2][3]和职业教育对城镇化进程的影响，且主要是实证分析职业教育对城镇化水平的影响[4][5][6][7]，对于职业教育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关注不够，且很少就职业教育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性进行研究，仅发现冉云芳（2013）基于2006年和2011年的省际截面数据分析了中等职业教育与城镇化发展的协调性与相关性[8]，但该研究对象仅为中等职业教育，不够全面。本文将基于2005年和2013年数据，利用因子分析法对比研究中国不同省市职业教育及其不同层次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度，然后利用Pearson、Spearman、Kendall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来研究职业教育及其不同层次与城镇化质量是否相关及其相关性大小。
二、实证分析
（一）衡量指标体系构建
为了对职业教育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度与相关性进行分析，文章基于以下四个原则来选取相关指标构建衡量体系。
一是相关性原则。职业教育主要是通过促进农村适龄青年转移，改善城镇人口结构、促进城镇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升级、提高城乡劳动力素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农民市民化、促进城镇民主和法制建设、促进城镇化进程中的教育公平等方面影响城镇化质量。
二是数据可获得性原则。在选取指标时需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指标的获得主要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市的统计年鉴、统计公报和《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
三是动态性原则。目前，城镇化建设重规模，轻内涵，城镇化质量不高，出现了城镇产业结构不合理、农民市民化程度不高、转移农民就业能力较弱、城市拥挤和环境恶化等诸多问题。因此，在注重量的同时，更需注重质的提高。文章构建的城镇化质量指标体系不仅将城镇化率作为其中的一个指标，还将城镇化看作是量和质发展的动态过程。
四是代表性与独立性。选取的指标体系从各个侧面和各个角度衡量职业教育与城镇化质量，且这些选取的指标之间尽量相互独立，以增强最后实证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基于上述原则，文章从教育规模、师资队伍建设、经费投入和办学条件四方面构建了17个指标来测度职业教育及其不同层次的发展水平。具体是用学校数、每十万人口中在校生数、毕业生数和招生数4个指标衡量教育规模，用教职工数、专任教师数和生师比3个指标衡量师资队伍建设，用教育经费投入、生均经费投入、教育财政支出占总经费投入比率、民办学校办学经费占总经费投入比率和社会捐赠经费占总经费投入比率5个指标衡量经费投入，用生均校舍面积、生均固定资产值、生均图书册数、生均计算机数和生均多媒体教室座位数5个指标衡量办学条件。
对于城镇化质量的测度，目前已有很多学者构建不同指标体系来衡量，文章在参考魏后凯等（2013）构建的指标体系基础上[9]，加入城镇化率、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社会保险综合参保率、每百户拥有电话数（含移动电话）、环境噪声达标率来测度城镇化质量。由于选取的指标较多，数据量大，文章采用了Z得分值法对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以消除数据在量纲和数量级上的差别。并对指标体系中的逆向指标采用了“1/逆向指标”或“1-逆向指标”的方法进行了处理。
下面首先通过因子分析法计算出不同省市在职业教育和城镇化质量上的综合得分，并分别进行排序;然后根据得分排序情况得到不同省市在职业教育和城镇化质量上的等级差;最后进行协调度的衡量和分析。
（二）协调度分析与相关性分析
1.2005年职业教育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度分析
为了利用因子分析法对2005年职业教育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度进行分析，首先需进行因子分析适应性检验，文章运用KMO和球形Bartlett检验，结果发现职业教育及其不同层次和城镇化质量各指标的KMO值分别为0.758、0.812、0.794、0.825和0.767，均在适合因子分析的临界值内;球形Bartlett检验的相伴概率P值也均为0.000，因此，适合于作因子分析。然后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对衡量职业教育和城镇化质量的指标按照特征值大于0.8的原则提取公因子，得到了衡量职业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的两个公因子，衡量高等、初等职业教育以及城镇化质量的三个公因子，具体是职业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的前两个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分别为92.214%和91.546%，高等和初等职业教育的前三个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分别为90.238%和91.019%，城镇化质量的前三个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89.206%。因此，采用公因子对职业教育及其不同层次和城镇化质量进行衡量，简化了结构，并保证了准确性。最后，以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计算职业教育及其不同层次和城镇化质量的综合得分。计算公式为：
2005年职业教育综合得分=F1×61.920%+F2×30.294%
2005年高等职业教育综合得分=F1×60.437%+F2×17.933%+F3×11.868%
2005年中等职业教育综合得分=F1×64.709%+F2× 26.837%
2005年初等职业教育综合得分=F1×59.324%+F2×20.852%+F3×10.843%
2005年城镇化质量综合得分=F1×55.603%+F2× 21.779%+ F3×11.824%
依据上述公式，分别得出各省市职业教育及其不同层次和城镇化质量的综合得分，然后进行排序，并计算等级差①，以等级差来考察职业教育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度，等级差的绝对值越小，表明职业教育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度越好，反之亦然。
表1为2005年职业教育与城镇化质量的综合得分及其排序。借鉴相关文献和结合专家意见，文章将职业教育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度分为五个等级，等级差在[0，±2]区间代表协调度为好;等级差在[±3，±7]代表协调度为较好;等级差在[±8，±12]代表协调度为一般;等级差在[±13，±17]代表协调度为较差;等级差在[±18，±27]代表协调度为差。
根据上述标准，就职业教育总体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度而言，山西、浙江、广东、广西、贵州、西藏、甘肃的协调度为好;北京、辽宁、上海、江苏、福建、江西、湖北、云南、陕西、青海、新疆的协调度为较好;河北、吉林、安徽、湖南、重庆的协调度为一般;天津、内蒙古、黑龙江、山东、海南、四川、宁夏的协调度为较差;河南的协调度为差。其中，北京、天津、内蒙古、辽宁等12省市的职业教育滞后于城镇化质量。
就高等职业教育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度而言，北京、浙江、广西、西藏、甘肃、新疆的协调度为好;山西、辽宁、江苏、广东、贵州的协调度为较好;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上海、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青海的协调度为一般;河南、海南、陕西、宁夏的协调度为较差;天津的协调度为差。其中，北京、天津、内蒙古、辽宁、吉林等13省市的高等职业教育滞后于城镇化质量。
就中等职业教育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度而言，上海、浙江、江西、湖北、广东、贵州、陕西的协调度为好;北京、山西、辽宁、江苏、福建、重庆、西藏、甘肃、新疆的协调度为较好;天津、河北、吉林、黑龙江、安徽、山东、湖南、广西、云南、青海的协调度为一般;内蒙古、海南、宁夏的协调度为较差;河南、四川的协调度为差。其中，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15省市的中等职业教育滞后于城镇化质量。
就初等职业教育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度而言，吉林、西藏、陕西、甘肃的协调度为好;江苏、福建、山东、河南、湖北、重庆、云南、青海的协调度为较好;北京、河北、内蒙古、上海、江西、广东、四川、宁夏、新疆的协调度为一般;天津、山西、黑龙江、广西的协调度为较差;辽宁、浙江、安徽、湖南、海南、贵州的协调度为差。其中，北京、天津、辽宁、黑龙江、上海等14省市的初等职业教育滞后于城镇化质量。具体结果见表2。
2.2013年职业教育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度分析
同样，首先运用KMO和球形Bartlett检验进行因子分析适应性检验，结果发现职业教育及其不同层次和城镇化质量各指标的KMO值分别为0.762、0.819、0.785、0.834和0.725，均在适合因子分析的临界值内;球形Bartlett检验的相伴概率P值也均为0.000，因此，适合于作因子分析。在此基础上，分别得到衡量职业教育及其不同层次和城镇化质量的公因子，具体是职业教育总体、初等职业教育和城镇化质量前三个公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分别为93.902%、91.468%和90.417%，高等和中等职业教育总体前两个公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分别为89.176%和90.574%。以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计算职业教育及其不同层次和城镇化质量的综合得分。计算公式为：
2013年职业教育综合得分=F1×60.415%+F2×19.353%+F3×14.134%
2013年高等职业教育综合得分=F1×63.571%+F2× 25.605%
2013年中等职业教育综合得分=F1×66.213%+F2× 24.361%
2013年初等职业教育综合得分=F1×60.157%+F2×18.078%+F3×13.233%
2013年城镇化质量综合得分=F1×56.902%+F2× 20.761%+ F3×12.754%
依据上述公式，分别得出2013年各省市职业教育及其不同层次和城镇化质量的综合得分，然后进行排序，计算等级差①。然后依据等级差和划分标准，得到就职业教育及其不同层次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度和滞后于城镇化质量的省市，见表3。
就职业教育总体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度而言，浙江、江西、湖北、贵州、西藏、陕西的协调度为好;北京、山西、辽宁、江苏、湖南、广东、云南、甘肃、青海、新疆的协调度为较好;天津、内蒙古、吉林、黑龙江、上海、福建、山东、广西的协调度为一般;河北、安徽、河南、海南、重庆、宁夏的协调度为较差;河南、四川的协调度为差。其中北京、天津、内蒙古、辽宁、上海、浙江的职业教育滞后于城镇化质量，原因在于职业教育规模偏小;山西、吉林、黑龙江、青海的职业教育滞后于城镇化质量，原因在于职业教育规模偏小、经费投入不足和办学条件较差;福建、海南、重庆、宁夏的职业教育滞后于城镇化质量，原因则在于除上述提到的所有因素外，师资队伍水平也较低。
就高等职业教育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度而言，北京、浙江、广东、贵州、新疆的协调度为好;山西、辽宁、江苏、湖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的协调度为较好;河北、内蒙古、黑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湖南、广西、重庆、云南的协调度为一般;天津、吉林、上海、海南、四川、宁夏的协调度为较差;河南的协调度为差。其中北京、内蒙古、辽宁、上海的高等职业教育滞后于城镇化质量，原因在于高等职业教育规模偏小;天津和宁夏的高等职业教育滞后于城镇化质量，原因在于高等职业教育规模偏小和师资队伍水平较低;吉林、黑龙江、福建、重庆、青海的高等职业教育滞后于城镇化质量，原因在于高等职业教育规模偏小、经费投入不足和办学条件较差;山西和海南高等职业教育滞后于城镇化质量，原因则包括了上述所有因素。
就中等职业教育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度而言，北京、山西、江苏、浙江、贵州、西藏、新疆的协调度为好;天津、内蒙古、吉林、上海、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陕西、甘肃、青海的协调度为较好;河北、辽宁、黑龙江、山东、云南的协调度为一般;安徽、广西、海南、重庆、宁夏的协调度为较差;河南、四川的协调度为差。其中北京、天津、辽宁、吉林、上海、浙江的中等职业教育滞后于城镇化质量，原因在于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偏小;内蒙古、海南、青海的中等职业教育滞后于城镇化质量的原因除了规模因素，还有师资队伍水平较低;湖北的中等职业教育滞后于城镇化质量的原因在于经费投入不足和办学条件较差;山西、黑龙江、新疆的中等职业教育滞后于城镇化质量的原因包括规模、经费投入和办学条件因素;福建、江西、陕西的中等职业教育滞后于城镇化质量是由于师资队伍、经费投入和办学条件水平偏低;重庆和宁夏的中等职业教育滞后于城镇化质量的原因则包括了上述所有因素。
就初等职业教育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度而言，湖北、湖南、西藏的协调度为好;山西、内蒙古、山东、广西、陕西、宁夏、新疆的协调度为较好;北京、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江西、河南、青海的协调度为一般;天津、浙江、广东、海南、重庆、四川的协调度为较差;河北、辽宁、安徽、福建、贵州、云南、甘肃的协调度为差。其中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福建、广东、湖北的初等职业教育滞后于城镇化质量，原因在于初等职业教育规模偏小、经费投入不足和办学条件较差;内蒙古、海南、青海的初等职业教育滞后于城镇化质量是由于初等职业教育规模偏小和师资队伍水平较低;重庆、陕西、新疆的初等职业教育滞后于城镇化质量的原因则包括了上述所有因素。
3. 2005年和2013年职业教育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度比较分析
一是相对2005年，2013年职业教育总体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度整体变化不大。其中，协调度好和较好的省市由18个下降为16个，协调度较差和差的省市由8个下降为7个。但职业教育滞后于城镇化质量的省市由12个上升为14个，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各7个，新增的是山西和浙江。这说明14个省市职业教育发展水平与城镇化进程不相适应，没有跟上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需要，故需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以提高城镇化质量，特别是海南、重庆和宁夏。
二是就高等、中等职业教育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度而言，相对2005年，2013年整体变化也不大。其中，高等、中等职业教育与城镇化质量协调度好和较好的省市分别由11个增加为13个、16个增加为19个，协调度较差和差的省市均由5个增加为7个。高等职业教育滞后于城镇化质量的省市依然为13个，东部地区6个，中西部地区7个，新疆不再滞后，山西的高等职业教育则变为滞后于城镇化质量。这表明13个省市需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以提高城镇化质量，特别是天津、吉林、上海、海南和宁夏。而中等职业教育滞后于城镇化质量的省市则由15个增加为18个，东部地区7个，中西部地区11个，新增滞后的是上海、浙江和湖北。这表明18个省市需要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以提高城镇化质量，特别是海南、重庆和宁夏。
三是相对2005年，2013年初等职业教育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度有所下降。其中，协调度好和较好的省市由12个下降为10个，协调度较差和差的省市由10个增加为13个。初等职业教育滞后于城镇化质量的省市由14个增加为16个，东部地区10个，中西部地区6个，黑龙江和宁夏不再滞后，内蒙古、福建、湖北和陕西的初等职业教育则变为滞后于城镇化质量。说明这16个省市需大力发展初等职业教育以进入更高层次教育提高城镇化质量，特别是天津、辽宁、浙江、广东、福建、海南、重庆。
四是除初等职业教育，2005年和2013年，职业教育及其他不同层次与城镇化质量协调度一般、较差和差的省市基本主要是中西部地区，2005年大部分东部地区省市的职业教育及其不同层次与城镇化质量协调度则为好或较好，而2013年东部地区省市的协调度分布较为分散，大部分省市的中等职业教育与城镇化质量协调度为好或较好，大部分省市的高等和初等职业教育与城镇化质量协调度则为一般或较差。
五是除中等和初等职业教育，2013年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超前于城镇化质量的省市多于滞后于城镇化质量的省市。因此，整体而言，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速度相对领先城镇化质量的提升速度。这表明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在一定范围内超前发展的省市为城镇化发展提供了人才储备，从而防止了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人才短缺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这些省市对于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视和教育本身所具有的前瞻性。
4.职业教育与城镇化质量的相关性分析
上述职业教育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度是分别以各省市两者的等级差来衡量的，为了更直观衡量职业教育与城镇化质量的关联度，将2005年和2013年反映职业教育发展水平和城镇化质量的综合得分值进行相关分析。从表4可知，2005年和2013年职业教育总体、高等和中等职业教育与城镇化质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反映匹配性的Kendall相关系数和反映等级相关程度的Spearman相关系数均在置信度（双侧）为0.01和0.05时是显著的，而初等职业与城镇化质量之间的Pearson、Kendall和Spearman相关系数不显著。
由此可知，2005年和2013年职业教育、高等和中等职业教育与城镇化质量相关，初等职业教育与城镇化质量不相关。且从表4可知，整体而言，从2005年到2013年，职业教育总体、高等和中等职业教育与城镇化质量相关性有较小幅度的下降。
为了深入分析职业教育及其不同层次对城镇化质量的促进作用，分别采用各省市2005年和2013年的职业教育及其不同层次综合得分数据和城镇化质量综合得分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首先，回归结果显示，2005年和2013年职业教育与城镇化质量的线性回归方程分别为CH=0.1042+6.8650ZY和CH=0.0944+7.3104ZY，方程回归系数的伴随概率分别为0.0231和0.0064，说明在不考虑其他影响因素条件下，职业教育发展水平每增长1个百分点，城镇化质量分别增长6.8650和7.3104个百分点，职业教育对城镇化质量的促进作用有所增加。
其次，回归结果显示，2005年和2013年高等职业教育与城镇化质量的线性回归方程分别为CH=0.1039+6.0681GZ和CH=0.1007+5.4289GZ，方程回归系数的伴随概率分别为0.0318和0.0457。中等职业教育与城镇化质量的线性回归方程分别为CH=0.1749+9.2319ZZ和CH=0.1709+9.9402ZZ，方程回归系数的伴随概率均为0.0022。说明在不考虑其他影响因素条件下，高等和中等职业教育与城镇化质量是正相关的，原因在于农村接受过高等和中等职业教育的女性更容易留在城镇，改善了城镇人口结构;高等和中等职业教育提高了人口素质和技能，加速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和产业间劳动力的流动，推动了城镇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升级;高等和中等职业教育提高了人们收入，特别是农民收入，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高等和中等职业教育有助于改变农民的身份、地位、价值观念、工作生活行为等方式，实现市民化;高等和中等职业教育在传授知识技能的同时，也会进行民主和法制教育，推进城镇民主和法制建设;政府对高等和中等职业教育资助制度日益完善，资助力度增加，减少了城镇化进程中的教育不公平。再者，从回归结果可知，在不考虑其他影响因素条件下，高等职业教育对城镇化质量的促进作用由2005年的6.0681下降为2013年的5.4289，这可能是由于随着高等教育的扩招，高等职业教育规模大幅增加，师生比下降等致使高等职业教育质量有所下降导致的。此外，从回归结果可知，在不考虑其他影响因素条件下，中等职业教育对城镇化质量的促进作用由2005年的9.2319上升为2013年的9.9402，原因可能在于目前中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从事更多的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科技水平和附加值不高，中等职业教育较好的迎合了这种产业需求。
最后，回归结果显示，2005年和2013年初等职业教育与城镇化质量的线性回归方程分别为CH=0.1004+3.5182CZ和CH=0.0678+1.5978CZ，方程回归系数的伴随概率分别为0.3447和0.6555，说明在不考虑其他影响因素条件下，初等职业教育与城镇化质量的正相关不显著，这也和上述Pearson、Kendall和Spearman相关系数不显著相吻合，原因可能在于初等职业教育规模大幅下降、师资队伍流失，经费投入不足致使初等职业教育发展水平下降，与此同时，城镇对初等职业教育需求较少，初等职业教育难以优化城镇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也难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农民市民化，对城镇民主和法制建设的促进作用也极其有限。
三、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一是相对2005年，2013年职业教育、高等和中等职业教育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度整体变化不大，初等职业教育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度有所下降。除初等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及其其他不同层次与城镇化质量协调度一般、较差和差的省市主要是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大部分省市2005年的职业教育及其其他不同层次与城镇化质量协调度则为好或较好，而2013年东部地区省市的协调度分布较为分散。
二是相对2005年，2013年职业教育、中等和初等职业教育滞后于城镇化质量的省市数有所增加，高等职业教育滞后于城镇化质量的省市数没有变化。除中等和初等职业教育，2013年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超前于城镇化质量的省市多于滞后于城镇化质量的省市，整体而言，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速度相对领先城镇化质量的提升速度。
三是2005年和2013年职业教育、高等和中等职业教育与城镇化质量相关，初等职业教育与城镇化质量不相关。且在不考虑其他影响因素条件下，职业教育、高等和中等职业教育与城镇化质量均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职业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对城镇化质量的促进作用有所上升，高等职业教育对城镇化质量的促进作用有所下降。
（二）政策建议
结合上述结论，对于职业教育滞后于城镇化质量的省市，政府均需加大投入力度，用政策弥补因资源禀赋匮乏和区位环境因素造成的职业教育发展滞后现象。由于滞后的各省市具体情况不同，依据它们在不同层次教育中的协调度可知：
北京、辽宁、福建、山东、广东应增加经费投入，改善办学条件，重点发展初等职业教育以进入更高层次教育来提高城镇化质量，陕西和新疆还需通过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来发展初等职业教育，青海则只需提高师资队伍水平即可。
内蒙古、山西、吉林和上海应重点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提高城镇化质量，四省域高职院校需明确办学定位，增强办学能力，扩大规模，设置为城镇化进程服务的专业和课程体系以及探索新的高职人才培养模式，并且吉林还需增加高职院校经费投入，改善其办学条件，除此以外，山西则还需通过引进和培养相结合来提高高职师资水平。
浙江、江西和湖北应重点发展中等职业教育来推进城镇化进程，其中浙江主要是扩大中等职业教育规模，湖北主要是增加中职学校的经费投入和改善其办学条件，江西则还需加强中职师资队伍建设。
天津和海南应通过扩大规模，提高师资水平重点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提高城镇化质量，海南还需通过增加经费投入，改善办学条件发展高职教育，且两省市还需发展初等职业教育以进入更高层次教育提高城镇化质量，其中天津需增加中职经费和改善其办学条件，海南则只需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城镇化协调发展范文第3篇
〔摘要〕推进新型城镇化与实现农业现代化是我国当前全面深化改革阶段面临的两大重要任务。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相互联动、互
>> 推进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城镇化协调发展 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研究 如何推动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 辽宁地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研究 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河北省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研究 推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发展 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战略分析 甘肃省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动态分析 寿光推动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实践与思考 农村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路径分析 兰州市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机制分析 靖西县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问题研究 传统农区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水平评价 “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定量分析 皖北地区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研究 中国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协调度研究 同步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设 黑龙江省垦区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协调性与发展思路研究 贵州省工业化、城镇化及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情况的实证研究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10〕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http：///18cpcnc/2012-11/17/c_113711665.htm.
〔11〕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EB/OL〕.http：///politics/2013-11/12/c_118113455.htm.
〔12〕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EB/OL〕.http：///politics/2014-01/19/c_119033371.htm.
城镇化协调发展范文第4篇
一、“三化”协调发展理念的基本内涵
（一）什么是“三化”协调
所谓“三化”，就是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新型工业化，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新型农业现代化，是以粮食优质高产为前提，以绿色生态安全、集约化标准化组织化产业化程度高为主要标志，基础设施、机械装备、服务体系、科学技术和农民素质支撑有力的农业现代化。
“三化”协调就是指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三化”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良性循环。其主要标志体现在产业关系协调、产城关系协调、城乡关系协调。产业关系协调，就是要形成以工补农、三次产业协调发展、良性互动的局面；产城关系协调，就是城镇规模的扩大、新城建设与产业发展相互适应、互为依托，建成生态高效的现代城镇体系和现代产业体系，形成以产带城、以城促产的良性互动局面；城乡关系协调，就是打破二元结构，形成以城带乡、城乡平等、开放互通、互补互促、共同进步的城乡社会经济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二）“三化”内在关系简述
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辅相成。农业的发展为工业和城镇提供食物、原料等基础供给，工业为农业提供农机、化肥、农药等现代生产资料，为城镇提业支撑，城镇为工业的集聚集约发展和农业的规模化创造条件。三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良性互动、互为支撑的有机统一。工业化、城镇化不发展，农业现代化就缺乏动力；农业现代化若跟不上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步伐或者被忽视，就会导致工业化、城镇化陷入停滞，不可持续。工业化和城镇化互相促进、协调发展，共同带动农业现代化，从而实现“三化”协调发展。
二、因势利导、借势布局，发挥“工业、农业、传统商业”优势，加快城镇化建设
（一）找准“工业化与城镇化”结合点，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强劲动力
1.适用区域。工业化与城镇化结合发展适用于以下区域：一是具有工业园区、工业集聚效应较好的地区；二是尚未形成工业园区，但有一定工业基础的地区；三是区位优势、资源优势明显，具备承接产业转移条件的地区。
2.基本思路。一是提升园区承载力。对于具有工业园区、工业集聚效应较好的地区，要进一步推动园区提速、提质、提量、提效，做大做强主导产业，不断优化城镇产业结构，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如：全国乡镇企业的发祥地——巩义市回郭镇，利用其资源优势，确定以高新技术为主导、重点发展新材料和铝电联营的发展思路，通过提升产业优势、壮大产业规模、拉长产业链条，推动回郭镇城镇化建设步伐。
二是增加工业集聚度。对于尚未建成工业园区，但有一定工业基础的地区，要加快建设工业园区，着力抓好园区规划衔接，优化园区区域分工和产业布局，明确园区的特色定位和发展方向，引导企业集聚发展。如：荥阳市城关乡，坚持“连片发展、依存共生”思路，通过整合西史村、三十里铺等十多个行政村建筑机械生产企业，完善了从原材料到加工配套一整套产业链条，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建筑机械生产集群区。 三是提高产业转移承接力。对于区位优势、资源优势明显，具备承接工业产业转移条件的地区，要加快镇区扩容提质，加强招商引资，积极与沿海地区的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对接，提高产业配套能力，提升承接产业转移能力。如：中国起重机械之乡——长垣县，立足于工业产业发展基础，充分发挥机械、装备制造等特色优势产业招商，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先后引进了泰坦特种车辆制造项目、长盈机械有限公司汽车零部件项目等一批市场前景广阔的重大项目，完善了产业化发展链条，成为中国起重机械生产制造基地，推动了新型城镇化建设。
3.发展举措。一是突出规划引领，促进产业合理布局。坚持“建设规划”和“产业规划”两手抓。一方面，推进工业产业向园区集中，坚持园区规划与城镇规划、交通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相结合，与本地工业远景规划相结合，充分考虑园区生产、生活、商业服务等基础设施、配套设施建设，使园区发展同人口规模扩大相适应。另一方面，产业规划注意立足于各乡镇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通过引进相关企业壮大主导产业，完善产业链条，提升企业实力，形成主导产业的数量优势和规模优势。
二是加快园区建设，促进产业集群发展。把园区建设作为工业发展第一载体，按照“产业集中、资源集合、开发集约”思路，促进工业向园区集中、产业向园区集聚、企业向园区集结，从而建立相关产业链，降低园区开发建设的制度成本，实现生产要素、资金和智力的集聚。
三是强化招商引资，提升产业支撑力度。把工业园区作为承接沿海地区和大城市产业梯度转移的生产基地，国内外大企业、大集团、上市公司低成本扩张的生产基地，回乡创业者、私营企业家寻求发展空间的创业基地，瞄准产业定位，强化招商引资，以“大项目—产业链—企业集群—产业基地”为主攻方向，积极引进与优势产业密切相关、投资规模大、带动能力强的支柱产业项目。
四是加强基础配套，优化产业发展环境。根据工业项目的多少、规模的大小，科学合理安排水、电、气、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注重市场运作，把基础设施建设变成资本运营过程，为招商引资、企业落地创造条件。
（二）找准“农业化与城镇化”结合点，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有效助力
1.适用区域。农业化与城镇化结合发展适用于以下区域：一是传统农业地区；二是特色农业资源较为突出的地区；三是自然资源、生态资源较为丰富，可以整合发展新型农业的地区。
2.基本思路。一是传统农业带动。对于传统农业地区，应依托丰富的农业资源，充分利用国家支农惠农、扶贫开发等政策，加强农业结构调整升级，加速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多功能、规模化、集约化农业，积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推动农业产业化建设，以此带动城镇化进程。如：传统农业县——潢川县，坚持以农业产业化推进新型城镇化，通过调整农业结构、扩大经营规模、延深产业链条，形成了花木、中华鳖、生猪、羽毛、水产品及粮油加工等6大特色经济板块，涌现出华英集团、黄国粮业等一批农业龙头企业，构建起产销一体化的食品工业体系，实现了由企业到产业、由特色到板块、由集中到集群的战略转变，很好地实现了农镇对接。
二是特色农业推动。对于特色农业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应主动调整产业结构，变特色资源为主导产业，利用城市农产品加工业在乡村直接建立农业生产基地的机会，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集约化种植、养殖业，形成农产品加工业集群，以此带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加速城镇化进程。如：成都市安德镇，利用其豆瓣优势，积极打造川菜产业城，带动了城镇化发展，城镇化率由2004年的22.8%提高到2012年的68.3%。
三是新型农业促动。对于自然资源、生态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可以依托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休闲观光农业、有机农业、精品农业、庄园农业等新型农业，以此带动城镇化建设。如：上海的“多利”农庄，通过从农民手里租地，同时吸纳农民成为农场员工的租赁模式，种植和直销有机蔬菜， 2009年首批改良的300亩土地就实现营收3000余万元。
3.发展举措。一是盘活土地资源，促使土地资本化。通过培育流转主体、扶持农业优势产业、搭建流转平台、创新流转机制等手段和租赁、转包、转让、互换、入股等形式，推进农村土地流转，盘活农村土地资源，为农业规模化、专业化、特色化发展提供条件。
二是调整农业结构，促产业体系化。积极发展“一村一品、一乡一业、多乡一业”的规模化特色经济，大力发展订单农业和产业一体化组织，积极引导农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因地制宜扩大畜牧养殖、林木、果蔬栽培等经济效益较高的产业，发展农产品深加工，促进农业体系化发展。
三是组织农民就业，促收入多元化。对于具备条件建设农业产业园区的，应积极发展生态农业、高效农业，或没有污染、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加工业，吸纳当地群众就地就业，变农民为产业工人。农民可将现有耕地以入股或租赁形式，由现代农业公司、农业合作组织或种粮大户经营，从中取得收益，也可通过“产业吸纳、收取股金租金、集体收入分红”等方式解决收入问题。对城镇建设规划区以外的非公益性项目用地，村集体可以不变换土地性质，直接以集体土地的名义进入市场，为村民提供收入来源。
（三）找准“城镇化与传统商业”结合点，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强大推力
1.适用区域。传统商业与城镇化结合发展适用于以下区域：一是传统商业发达的地区；二是具备传统商业基础，但分布较为零散，尚未形成集聚效应的地区；三是不具备传统商业基础，但依托城镇资源可以发展第三产业的地区。
2.基本思路。一是培育壮大传统商业。对于传统商业发达的地区，要依托传统商业优势，通过建设产业集聚区、特色商业街区、培育新型消费业态、拓展电子商务等方式，促进传统商业结构提档升级、做大做强，辐射带动城镇化建设。如：新密市曲梁镇，通过整合资源、扶持引导、关小建大等方式，促使产业抱团、集聚发展，改变了大小服装厂“遍布全乡、村村开花”的发展状况，建成了以服装为主导产业的省级产业集聚区，带动、促进了镇区经济发展。
二是集聚发展零散商业。对于具备传统商业基础，但分布较为零散，尚未形成集聚效应的地区，可通过腾笼换鸟促使产业集聚发展，即腾出“低、小、散、弱”换来“高、大、聚、优”。如：东莞市厚街镇的“鸿运模式”，该镇通过关闭、升级高耗能、低效益、零散分布的小企业，盘活大量集体用地，创建了东莞鸿运鞋材鞋业广场，进而发展成为中国鞋业名镇。
三是优化整合优势资源。对于不具备传统商业基础，但依托城镇资源等可以发展第三产业的地区，应着力优化环境，完善基础设施，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大力发展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如：洛阳市老城区，依托历史文化资源优势，充分提升商业与旅游发展的结合度，大力发展以十字街商业区和中州东路商业带为主的旅游商业功能带。
3.发展举措。一是政府主导。由政府主导实施规划编制、土地征收、拆迁改造、招商引资，通过合理制定规划、完善发展政策、拓宽融资渠道、盘活土地资源等方式，做好“蓄水养鱼”文章，不断优化传统商业发展大环境，推动城镇化发展。
二是规划引导。充分整合现有优势资源，统筹规划商业整体发展框架，在科学编制城镇建设规划和商业发展规划的同时，前瞻性地制定若干个包括商贸、物流、旅游、文化、中介服务等重点行业的专项规划，以点带面，点面结合，全面形成以商业为主，兼顾物流、旅游、文化等“1+N“商业发展规划体系。明确商业发展功能区，突出发展重点行业，着力提升产业发展层次，有效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结合土地利用规划修编，有针对性地预留建设用地，为未来商业发展提供拓展空间。
三是产业融合。坚持提升传统商业业态与培育新兴商业业态联动，大力推进金融、物流、中介、信息等生产产业，旅游、教育、文化、医疗、餐饮等生活产业，加快实施商业步行街、大型超市等三产项目，努力实现传统商业的现代化。
四是商业带动。各乡镇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建设独具特色的镇区商业中心。对于人口较多、规模较大的中心镇可建设相对独立型镇区商业中心；对于交通优势明显的乡镇可发展交通网络型商业，可考虑建设综合超市、商业物流、现代交易批发市场、餐饮饭店等商业网点；对于具备产业优势的乡镇，可大力发展特色商贸业和居住型商业，带动城镇化建设。
三、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建议关注的几个问题
（一）坚持合村并镇，破解“地从何处来”
土地问题是制约“三化”协调发展的重要瓶颈。千百年形成的农村居民分散居住，占用了大量可耕土地，可以通过农民居住方式的改变将其挖掘利用起来。可根据各乡镇具体情况，进行新型农村社区、合村并镇等建设，尝试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并行运作，用活用好土地增减挂钩政策，进一步盘活土地资源。经测算，通过实行撤村并点、集中建设，人均可节约土地约1.4分，原地复耕后用于高产高效农业生产，大约可置换2.1万元（15万元/亩），如果就地兴办二、三产业，将可置换出更多的资金（每人大约7000元）。
（二）坚持科学规划，破解“城镇如何建”
规划是城市建设的依据，也是城镇化与工业化、农业化有机结合的重要前提。推进“三化”协调，必须坚持以规划为依据。要把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规划、综合研究。针对各类乡镇村所处的地理位置、产业基础、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准确定位、扬长避短，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商、宜文则文、宜旅则旅，谋求多元化发展。通过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村庄和集镇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产业发展规划等，合理引导城镇化发展的规模、速度、节奏，进一步优化结构和布局，使工业生产区、农业基础区、金融商贸区、市民居住区和文娱休闲区等科学划分、合理定位，为城镇化奠定坚实基础。
（三）坚持产业支撑，破解“人往哪里去”
注重发挥各个乡镇村的比较优势，打造特色的产业经济支撑。引导工业向园区集中、耕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依托工业园区、农业产业园区建设，充分吸纳农民就地转移就业，大力开发生产业和社区服务工作岗位，吸收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确保农民“失土不失业，失地不失利”。同时，把促进农村人口在城市落户和农民的合理聚集作为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关键环节，着力解决好进城务工人员和新型农村社区农民的安居、子女就学、社会保障等突出问题，真正实现农民在城镇落户。
（四）坚持市场运作，破解“钱从哪里来”
城镇化协调发展范文第5篇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与城镇化成为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全面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城乡规划、交通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建立促进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缓解了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但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城乡化面临的主客观因素复杂，发展协调性问题日益突出。大城市尤其是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城市盲目蔓延，生态环境污染与破坏严重，发展严重不协调。针对我国特大城市发展问题，对其发展背景、模式构建等根本性问题进行初步的探索研究，以全面促进特大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特大城市；协调性发展；可持续发展；发展模式
abstract：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are the driving force of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ince china carried out its policies regarding reforming and opening. due to a huge population， inadequate infrastructure and some other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factors， the urbanization was too quick and out of order in some places， which brought a series of problems and challenges.the realistic reflection targets： the urbanization rate was arguably inflated， water and soil resources were over consuming， urban and rural economy grew very disequilibrium. to promote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etropolis， this paper studied the developing background， challenge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model.
key words：metropolis；urbanization；coordinated development；model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3）-06-08-（7）
1 特大城市协调发展的研究背景
世界各地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在过去100多年对社会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城市化几乎被作为是现代化和经济增长的直接指标[1，2]。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增长保持着快速发展态势，综合国力与工业化、城镇化、建设的现代化取得了世界公认的辉煌成就，中国人发奋图强的精神与毅力，在我国政府建设方针与政策指引下，犹如一部荡气回肠的发展史诗。我国的综合国力与工业化、城镇化及城乡一体化的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2012年我国城镇化水平达到了52.6%，达到了发展中国家的中等以上的水平。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并对中国产生最重要的经济利益。
由于工业化和现代第三产业（服务性行业）的巨大进步与产业转型，每个地区的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由内向外的扩展已经进入到高速发展的高级阶段，中心城市的向外蔓延、扩散（开发区、大学城、房地产等）波及到城市区域范围，特大城市的建成区成倍增长，尤其是我国的沿海城市（表1）。由于我国在发展过程中明显的“城市偏向政策”，从农业中获取剩余补贴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大量的生产要素和资本向城市集中，在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同时，城乡差距越拉越大。针对上述严峻问题，总理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指出，城镇化作为我国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我国要摆脱传统城镇化的老路，走新型城镇化的道路。近郊城市化、工业化，城市内部的功能、人口迁移、市内交通网络体系的完善及其走廊式发展，迫切要求特大城市的协调性发展，减少基本建设投资，提高城市建设经济效益，以致空间组织的完善及其等级提升，运用协同系统，构建协调发展的创新模式[3，4]。[]
我国沿海特大城市建成区每年都在扩大，人口规模也不断增大，城市地位也在不断提升，产生巨大社会经济效益的同时，特大城市的协调发展仍然存在巨大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城市的社会问题、交通问题以及种种生态安全与环境问题也产生了极大的难题，不少地方的城镇化进程过快，脱离了循序渐进的原则，超越了正常的发展轨道。其表现为人口城市化率虚高，水土资源消耗过度，城乡发展不均衡[5]。创新城市的显著成果也不断被各种“城市病”所损耗[6]。这些问题给城市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是当前特大城市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
2 特大城市发展的特征与问题
1990年以来，全球化、城市化与区域发展优势过程的相互作用下，特大城市生长发展有了一个深层次广域的地理基础。城市不再是简单个体，而是一个复杂的地区协作的群体，全国已形成了六大城市群，成为全国经济发达、产业集中、城镇集聚的现代化区域（图1）。也就成为特大城市生长发育过程的网络性、协调性的空间载体。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国家的经济实力与国际地位大幅提升。2005年，gdp总量仅有16万亿人民币；2008年增加到30万亿；2012年提升至51.9万亿人民币，经济总量上已经超过了德国、日本，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的经济实体[7]。2012年，人均gdp达到了6100美元，在金砖五国中排在首位。有了强大的经济实力后，我国各类城市发展壮大起来，其中1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增长很快。2011年我国特大城市的数量达到64个，其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市人口超过1000万（包括暂住人口），我国成为世界上各类特大城市、特大城市最多（表2）、城镇总人口最多的国家。城镇化将对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也是我国将来列入世界先进发达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8]。
特大城市都是各地重要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科技中心，具有人口集中、产业集聚、交通发达、信息现代化的主要特点。我国的特大城市（100万以上）按非农业人口计算，2011年有64个，总共有2.11亿人，其中200万口以上的超大城市有24个，全国城市人口排名最多的城市有上海（1240.189万人）、北京（987.5万人）、武汉（563.06万人）、重庆（806.46万人）、广州（671.32万人）、天津
（578.37万人）、香港特区未计入（城市人口710万）。我国的特大城市其功能特征、生长机制及其发展动态，主要有三大特点：
（1）城市功能集中表现在综合职能，大多数都是省会城市，工业基地与交通枢纽，城市创新能力强，产业集群高度集聚，发展潜力巨大。据统计分析，全国64个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中，其中26个是省会城市和4个中央直辖市。全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如上海、天津、沈阳、武汉、重庆、广州、南京、长春、包头、哈尔滨、吉林、太原、唐山等）有38个，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如北京、上海、武汉、广州、天津、沈阳、哈尔滨、南京、郑州、徐州、西安、兰州、石家庄、济南、昆明、成都等）有16个，其中兼有港口城市性质的有10个左右，以上这些城市也是我国科技文化教育产业的中心，特别是文化产业最集中最活跃的城市。
（2）特大城市不仅是我国的城市化的核心基地，也是我国农民工流迁与暂住人口最集中的地方（表3），为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与科技人才，全国两院院士的人数有72%集中在北京、上海、南京、西安、武汉和天津，是我国创新型城市模式的最重要的发源地和智库。
（3）经济高度集中，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建成区发展迅速，特别是沿海那些具有优越的区位优势的海港城市和工业基地，交通运输发达，境外投资比较集中，新的开发区与高新技术开发区发展势头甚好。因此，这些特大城市郊区城市化，城市蔓延扩展很快。
然而，我国幅员广大，各地具体的自然条件千差万别。因此，各地的特大城市的区域发展条件也有明显的不协调性，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不发达的内陆地区，特大城市的经济结构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当前，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特殊体制下，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由1978年的2.56：1，扩大到2009年的3.33：1，到2011年沿海发达地区与内陆省区比较，收入差距扩大到4.21：1）。城市郊区、农村地区的“三农”问题日益凸显，党中央认为解决好“三农”城乡差别问题成了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9]。城乡二元结构与城乡差别在有些大城市周围缩小趋势不明显，甚至还在扩大。
城市发展伴随着社会经济高度发展而日趋现代化，人类为了生活得更美好，集聚在现在城市中，开展各种物质交流与社会活动，创新科学文化，促进社会进步。当代大都市的光彩璀璨夺目，市场繁荣。新材料、新结构和新设备的应用，创造了20世纪特有的建筑形式，大部分也集中在特大城市里。吴良镛院士：“21世纪将是一个城市化的时代”。
在新世纪里，全球化与多样化的矛盾更加尖锐。一方面，产业转型、产品升级、金融集中、信息和交通网络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全球化意识成为共同的取向；另一方面，区域差异客观存在，城市不协调发展仍很突出。现代城市化规模浩大，城市化发展速度空前，有些学者认为我国城镇化出现了“冒进式”的态势[10]，甚至是城市化的[11]。吴良镛院士认为，工业革命后，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人炸、农田被吞噬，空气、水和土地资源日渐退化，环境祸患正威胁人类[12]。
特大城市功能集中，产业经济紧凑发展，人口规模越来越大，但特大城市功能复杂、个性发展不够、产业开发重复、创新能力不足，特大城市的协调发展模式，是我国城镇化的核心问题。为此，特别需要加强城市的协调发发展，全面提升中心城市的创新功能，在城市成长过程中，明显表现出如下一些负面影响：
（1）城市系统相互作用的复杂性、系统性与地域性，往往一个城市职能过多，功能集聚与个性发展过程中带来不协调性，影响到城市有机体的正常发育和舒展。
（2）城市区域内基础设施不完善，管理机制不严格也影响到城市各部门、各团体、各企业之间的协调发展，造成用地不集约、交通运输不畅，以及“城市病”日益增加。
（3）城市功能作用与地域之间缺乏完整性，这样又影响到城市空间网络之间的功能结构有较大的差异性，使之城市发展缺乏协调机制，造成城市成长过程中问题不断滋生，影响到人与社会的和谐。
（4）城乡关系不协调，存在二元经济结构，长期不得解决。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配置对于弱势群体缺乏一定的公平性。
3 特大城市协调发展与模式
特大城市的协调发展，理性扩展都涉及一个区域范围，有它的空间尺度，也有它的城乡发展问题。具有综合观点的著作等身的城市规划学家芒福德（lewis mumford）多次强调过，“区域是一个整体，而城市是其中的一部分，城市及其依赖的区域是城乡规划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所以，真正成功的城市规划必须是区域规划，区域规划的第一不同要素需要包括城市、村庄及永久农业地区，作为区域综合体的组成部分[13]。只有建立一个经济文化多样化的区域框架才能综合协调城乡发展。因此，特大城市协调发展的模式，必须从大的地区范围视角去思考，才能真正解决特大城市发展的一些关键性问题。
3.1 特大城市协调发展要求工业城市走“去工业化”发展路径
当前，我国许多特大城市都是综合发展的省会城市与工业基础较好的经济枢纽城市，能耗高、耗水量大、空气与水质污染较重，市区的洁净度及其生态环境质量较低。因此，特大城市要实现协调发展，其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实行产业转型，走“去工业化”发展之路，实现低碳城市的转变，特别要求重工业的转型。根据国内先进城市的经验方法，主要采取三种路径：
3.1.1 盘活存量，促进原有产业的整合与升级
许多工业基础好的特大城市，都已形成了强大的产业集群，如南京市解放后的60多年来已形成了全国著名的四大产业基地（石油化工、机械电子、钢铁与建材工业），不仅产量在全国占重要地位，而且根植性好，经济效益高。这是多年积累下来的优势，这个“根”不能丢，否则生产经济、高新产业的成长都会成为无水之源、无本之木。我国特大城市中，大部分原有工业基础强，效益好，但能耗、地耗、水耗都比较高。因此，这些城市的产业升级，走低碳经济之路，首先立足于各大城市产业集群式的整合和升级，建立在盘活存量的基础上，让原有的产业也同时走上升级的道路，逐步走轻型工业化道路。如我国的上海、大连与天津的做法，具有先进性、推广性，对于逐渐形成的几大主导产业集群，通过资本与制度政策的安排，吸引高端技术和高端人才（包括国外高管人才的引进），完成产业集群的升级。
3.1.2 引进资本与技术，推进特大城市工业园区高端化进程
全国有56个部级的高技术工业园区，80%集中在我国60个特大城市，同时还有相当数量的省级工业园区，吸引外资最多，高端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占有一定地位。近几年来，我们通过特大城市工业演进路径的研究表明：产业革命是推动工业园区高端化的动力所在，能够把握新时代的产业发展潮流而建立或调整的产业园区往往能在新一轮的产业革命下成为产业高地和增长引擎。例如：上海张江高技术园区，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以及大连、青岛等城市，它们集中紧凑
布局工业项目，促进工厂园林化，集约用地，节约能耗，使得特大城市生态环境有较大的改善，促进特大城市理性成长与协调发展。
3.1.3 特大城市的扩大与质量提高协调推进
由于特大城市的引力场强势，社会与经济效益高，城市生活水平高、层次多、花样多、城市增长的势头越来越大，所以，特大城市每年都在扩展、蔓延，造成了一定的“城市病”，与现代化城市发展水平有较大的矛盾。因此，我们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切忌相互攀比，盲目的做大做强。依据我国的国情国力，适度建设特大城市，提升特大城市的生活质量、建设质量、居住质量和环境质量，这才是真正符合我国城市发展的健康之路。
3.2 城市功能适当“减负”与空间组织结构合理化的范式
由于我国特大城市区位优越，原有的经济基础设施、城市设施齐备，大多数省会城市功能齐全，综合发展，既是大区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又是工业基地和交通运输的枢纽城市。因此，我国的特大城市功能越来越复杂，人口规模越来越大，建成区不断扩展，空间组织紊乱，造成无序蔓延的局面。
如果我国的特大城市的城市职能不适当的减负，综合功能越来越多，势必造成特大城市的“城市病”难以治愈，生态环境问题难于解决，根本谈不上城市如何协调发展，如何构建和谐社会也是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例如京津地区近几年来，平均地下水严重超采，每年达6亿立方（据地质矿产部地质调查所资料），将会对本地区城镇化与工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近10多年来，我国一些城市政府对城市功能采取了适当减负的措施，疏散中心城区的工厂、企业，疏散中心城区的过密的人口。合理组织城市空间，功能分区明显，对城市协调发展起到关键作用。以北京为例，，对北京的四大功能，10年前国务院审批北京城市性质时，不提“全国的经济中心”这一重要职能，将市区西南的石化企业、钢铁企业迁到河北省黄骅沿海地区建新厂，北京市就减少了30多万职工与家属，同时也对城市内延减负起重要作用。现在的北京的城市性质定位是：首都、国际性城市。城市功能减负对于北京的协调发展，建设创新型国际城市产生重要作用[14]。上海老城区，自浦东开发之后，最近10多年来，也从浦西地区迁移120多万人，分布在浦东、闵行、嘉定一带，使之上海的发展在交通、市容、市场、环境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善，有了新的起色，朝着国际化大都市迈进了一大步！
3.3 特大城市有限空间组织优化的发展模式
当前，我国特大城市协调性发展有着良好的发展趋势，特别是原来自然地理条件与城市形态发展比较优越的一些城市（南京、武汉、重庆、西安、杭州、苏州、福州、大连、青岛、深圳、济南、南宁、长沙等），城市发展空间有山有水，湖光山色与河海相依，城市建成区的空间扩展会展现多姿多彩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
这些特大城市的建成区核心区地处于网络化大都市的地域空间之间，这是一种应当给予重视和总结的有限空间组织的创新模式。在空间组织上，网络化、地域化、城乡一体化的特大城市发展不仅继承了传统核心城市的合理发展模式（有一个比较现代化的中心城区或称之为“cbd”的核心区），提升了中心城市的辐射能力，使之城市品味逐步升华；而且在发展战略上，为了避免城市人口与产业过度集聚，改善城市环境质量，积极围绕核心城区规划建设其他子母型组团式的多层次副城，合理布局人口规模，强调构建面向城乡区域、开放型、多次中心城区的城镇空间格局，有利于我国特大城市的合理舒展，理性发展，健康的持续发展。
具体的思路，做法和掌握的尺度主要有三个方面：
3.3.1 有限空间组织优化的战略战术之一：集中与分散
这是一种中尺度的具有近远期结合的协调性发展策略，特大城市的建成区地块超过250平方公里或300平方公里以上的特大城市，应根据城区的自然地势，山水布局与交通走廊的条件，不仅建成区内功能分区适当做好地理分工，（商业区、文教区、公园休闲区和一些轻型工业生产区、高新技术集中区与公共事业集中区等），而且从长远的视角分析，要建立一种战略性的长远发展目标，适当集中，有疏有散，包括建设副城、新区、重点镇，建立统一的市政设施网络，普及交通设施公交化、服务设施系统化以及城乡协作关系的和谐化等等。有限空间组织优化关键在于建立每一个大都市圈便捷的路网与主干道空间可达性，使之交通设施现代化、公交化、市民化，当然，这种通达性应与区域、中心城市等级体系相符合[15]。这里提出的战略性发展计划，协调好主城与副城的关系，组织新型产业，新的科学创新园区，建设美好的人居环境等，应综合考量城市空间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及体制与制度的转型变革，要有利于特大城市合理发展和现代化的城市建设，也要有利于大城市所在地区的城乡协调发展和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
3.3.2 有限空间组织优化的战略战术之二：整合与完善
优化城市空间布局还要从城市形态的演化过程中加以整合与完善，从过去的粗放式发展转入集约化的有机模式，从过去单要素、单中心转入复合式的多元化、多层次发展的模式（例如城市交通多元化——地面上公共交通、私人汽车、地下轨道交通与跨江隧道工程以及地面高架快速干线等，已进入了多维空间的创新发展）；从过去盲目扩散的“摊大饼”模式转入到集聚型的“蒸馒头”的聚合模式。这些新的创新模式实际上是一个城市的“精明增长”，通过整合与完善，逐步提高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综合发展之路。
特大城市应组团发展，切忌“摊大饼”的模式乱开发，带动城乡有机统一的协调发展。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意在构建高效、协调、可持续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发挥城市群辐射带动作用，通过构建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发展格局，实现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的新型城镇化。
南京建成区598km2的广大空间，过去比较分散、杂乱，重工业区、化工区不断扩建，生态环境受到破坏，经过最近10多年的整合完善，城市生长有很大的起色。一方面加强主城区（尤其是长江以南的市区与河西新区）的建设，另一方面加大对三个新市区（副城）的投资力度，特别是加强主城与副城的交通联系（新建两个长江大桥、两个江底隧道和高架公路）（图2），使南京城区与江北新区、东山副城与仙林新城的联系越来越方便，新区、副城的市政设施、公共汽车路网与服务设施越来越完善，适度安排各大片区的人口与产业，打造城乡结合的优美环境与区域板块，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是一部朝气勃勃的新城景象[16]。
我国特大城市空间整合模式，创造了一些新的思路，好的经验方法，特别对于不同类型的城市网络，其空间整合战略的政策重点也有所不同，对于互补型城市网络，重点是促进城市中心与副城区的专业分工，建设时序与重点。城市功能、设施以及生活或商业环境并非在单一中心形成高度集聚，而应适当分散在特大城市各个新区、边缘区，形成规模、造就城市魅力。这样的整合就有利于全市域的交通组织、市场组织、旅游景点的组织，构建整合城乡合理发展的新型社会与创新模式。
3.3.3 有限空间组织优化的战略战
术之三：管治与措施
城市空间管治的战略模式是从制度架构的角度建立地方主体分工与合作的制度平台，加强每个城市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合作平台，有利于每个大城市的有机结合，合理发展的创新局面。同时，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时期，也可以适度扩大城市腹地范围，调整不合理的行政区划（例如安徽省撤销巢湖市、扩大合肥、芜湖、滁州的市域范围，是一种有效的行政措施，有利于特大城市的城乡协调发展）。构建网络化模式、网络化大城市的管治，应有一个比较完善又能执行的严格措施，这样就有利于市民公共道德社会化的建立，也有利于城市规划建设的管理制度的合法化、普及化。由于城市的发展涉及到城市腹地的大小，适当扩大腹地对城市协调发展提供了一个广大的空间。一般来说，城市腹地是一种松散型的腹地，是研究区域空间均质性的适度协调的重要措施[17]。
在现代社会，城市的主要功能是以生产、交通、商业、文化教育、医疗、市场和休闲为主要内容的经济中心、宜居中心、信息交换与科技创新中心，所以复杂的城市有机体必须要有一个严格公共合理化管制措施与执法部门，这样才能保证现代化城市的各个要素相互配合，完善地运转与趋向公众化。
4 结论与讨论
经济全球化推动了世界各地城市化进程，对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在我国当前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特大城市功能集中，建成区发展迅速，人口规模越来越大，产业经济紧凑发展，是城市化的核心基地。但各地特大城市职能过多，基础设施不完善，功能作用与地域之间缺乏完整性，盲目扩展、相互攀比，水土资源流失与大量占用，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我国特大城市协调性发展的探究，对克服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节省我国有限的水、土资源、能源及其用地空间，保障我国城乡一体化和城市化健康发展的可持续性与稳定性，实现区域空间理性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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