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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旅游资源;资源安全;旅游目的地;评价指标 旅游资源是旅游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开展各项旅游活动的载体.在旅游业蓬勃发展的同时,旅游资源在开发利用的过程中,由于各项管理制度的不健全、措施不到位、经验缺乏、加上旅游者自身安全意识淡漠以及对旅游安拿问题研究相对滞后等诸多原因,旅游资源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如稀之宝的敦煌壁画和雕,面临风化剥落的威胁;北京故宫、天坛、颐和园的汉白玉浮雕、铜制品,遭受酸雨的侵蚀;一些曾扬名灭下的苏州园林和庭院,正从地图上消失;举世闻名的云南石林,也越来越受到人为的破坏……与此同时,旅游地传统的民风民情文化逐渐被异化、冲淡或消失等等.自然旅游资源遭到破坏,即使在一定程度上能更新但也不能恢复原生态,人文旅游资源一旦被毁将就水远失去,旅游资源安全问题应该引起足够关注.因此,深入旅游资源安令研究,加强旅游资源安全管理,对旅游资源进行安全评价,查找、分析和预测旅游资源安全系统存在的危险、隐患,提出合理可行的安全对策,以实现旅游资源的永续利用和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1旅游资源安全的概念
1.1旅游资源的定义国外把旅游资源称作旅游吸引物(touristat—tractions),它不仅包括旅游地的旅游资源,而且还包括接待设施和优良的服务因素,甚至还包括舒适快捷的交通条件.而在我国,学者们基于不同的视角,对“旅游资源”概念的具体界定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认识,提出了许多关于“旅游资源”概念的表述.但对“旅游资源”的定义比较确切和规范的是:“所谓旅游资源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凡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为旅游业开发利用,并可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各种事物和因素.”(《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03)》)根据《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标准,旅游资源主要包括地文景观、水域风光、生物景观等8主类,31亚类,155基本类型.涵盖高山、峡谷、森林、火山、江河、湖泊、海滩、温泉、野生动植物、气候、历史文化古迹、古建筑、民族风情、现代建设新成就、饮食、购物、文化艺术和体育娱乐等类型.
1.2旅游资源安全的概念旅游资源是旅游业发展的物质生产资料,是旅游活动最基本的载体.换句话说,旅游资源安全关系到一个国家或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的稳定,旅游资源安全的内涵和意义深远.谷树忠,等人(2006)在综合各种解释和理解的基础上,提出“资源安全”的基本定义,所谓资源安全,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持续、稳定、及时、足量和经济地获取所需自然资源的状态或能力.这个概念揭示了资源安全的本质,在我国使用较为广泛.鉴于此,我们可以得出,旅游资源安全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旅游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可以获得稳定的旅游资源供给,同时旅游资源基础难以依存的生态系统处于良好或免遭不可恢复破坏的状态.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旅游资源需在数量、质量、结构和功能上保证持续、稳定的供给.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求,也需考虑后代人满足需求的能力,各地区在旅游开发利用时,做到有一定的旅游资源赋存量或储备量,以备及时、持续的利用.二是人们在旅游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要保证旅游资源基础的生态系统不被破坏.旅游资源也是一个开放的生态系统,对外进行着物质、能量的交换,以维持旅游资源的生态系统平衡.此外,我国也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试图去分析和探究旅游资源安全的本质内涵.如:从经济学观点来看,是指其对一个地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起到支撑和保障作用.具体来说是指旅游资源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中始终处于一个良性循环状态.在旅游生产中的资源安全,是指旅游资源的占有和使用过程,以及原始提取、加工改造中,旅游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的改变、可利用范畴的延展或局限;在旅游资源分配中的资源安全,是指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中所获利益的再分配问题;在旅游产品交换中的资源安全,是指旅游产品在市场流通渠道中的畅顺;在旅游资源消费中的资源安全,是旅游者对作为旅游产品载体的旅游资源的占用与消耗.消费结构越合理,旅游资源利用效率越高,对资源的破坏越低.从可持续发展观点看,旅游资源安全是指是在生态与自然资源的承载力基础之上,旅游业的发展要以不破坏其难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文化资源及其他资源为前提,坚持“以人为本”观念,运用科技创新方法,维持生态系统与人文环境的动态协调,实现可持续利用资源并且有助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利用.由此可见,旅游资源安全的内容丰富,需要深入探讨.2目的地旅游资源安全的“天一人一机\"系统旅游资源安全系统是一个庞大的系统,通过对旅游资源安全的概念和内涵的研究,我们将影响旅游资源安全的因素分为三个子系统,即旅游资源安全状态应由生态子系统(天)、行为子系统(人)和保障机制子系统(机)三大子系统组成(如图1所示),
2.1生态(天)子系统生态子系统是天然禀赋状况,是旅游资源安全的基础,为旅游资源安全提供基本保证.旅游资源的生态系统主要由旅游资源的种类、数量、结构、质量和资源的承载能力等组成.一地区旅游资源禀赋种类、结构的多样性增加了旅游资源供应的安全性,也满足多样性的旅游需求,促进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旅游资源的质量越高,开发利用的成本越低,利用效率越高,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过度开发,所以旅游资源的安全程度也就越高;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需要数量做保证,某种程度上说,数量越多越安全;另外资源的承载能力和抵御自然等灾害能力越高,则安全的保证程度越大,反之资源短缺、脆弱,安全的可靠程度就低.保证旅游资源的生态子系统的安全,就是要维持生态系统在数量、种类、结构等方面平衡,实现旅游资源的自我更新和恢复.
2.2行为(人)子系统行为子系统是人类的行为对旅游资源安全影响的直接作用力,主要包括旅游资源开发利用行为、旅游企业经营行为、以及旅游者行为等构成.旅游资源安全问题的很大方面由人为因素造成的,例如:开发商在景区的大量建设、过度开发;旅游企业过分商业化、舞台化,扭曲民俗旅游资源的原始性;旅游者的不文明行为,旅游者外来文化对旅游地的传统文化的冲击等.旅游资源的行为子系统的安全,就是树立科学合理的旅游资源开发利用观念,防止n-目开发、重复建设、模仿跟风;规范旅游企业的经营,防范经营过程中造成生态破坏;严厉禁止旅游者的不文明行为,减少旅游者的“碳足迹”.
2.3保障机制(机)于系统旅游资源安全的保障机制子系统主要为生态、行为子系统的安全提供组织制度和物质技术保障,它由安全管理组织、安全政策制度、安全资金技术、周边礼区保障、事故保险等方面内容组成.安全管理组织是整个旅游资源管理的组织保证;安全政策制度关系到旅游景区安全管理的有力执行;旅游资源安全状况离不开资金、技术的支撑;旅游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离不开剧边礼区的支持;旅游资源安全保险是规避、化解旅游资源利用过程中遇到风险的有力手段.保障子系统的内容共同为旅游资源安全的提供安伞保障.在旅游资源安全系统中,生态子(天)系统安全为旅游资源安全提供皋本保证;行为(人)子系统安全决定于行为作用力的正负,正向作用力可以减少旅游资源发利用中的损失,是旅游资源安全系统的重要推动.保障机制(机)子系统是为旅游资源安全的生态、行为子系统提供管理支持、资金和技术等保障,是生态子系统和行为子系统安全的重要调控.3目的地旅游资源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3.1旅游资源安全的研究现状关于资源安全的评价研究成果较多,如王礼茂(2002)分析了影响资源安全5个主要因素(资源本身的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运输因素、军事因素),并在此基础上,选择了14项指标,初步组成了资源安全的评估指标体系;姚予龙、谷树忠(2002)研究了资源安全的机理,阐释了资源安全的经济学含义;梁亚红(2008)。在明确影响自然资源安全的主要因素(资源因素、政治因素、运输因素、经济因素、军事因素、技术进步和资源替代因素)基础上,构建了含有资源禀赋状况、资源开发状况、资源进口安全、政治安全因素、经济安全因素、运输安全因素、军事安全因素7个一级指标,23个二级指标的自然资源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指标内容较为全面.然而,国内外关于旅游资源安全层面的研究不多,学者大多是探讨旅游资源的评价。和旅游资源安全『口j题产生的原凶12-14~,认为主要南自然破坏和人为破坏造成;另外,我国还有些学者针对旅游地生态安全进行_r评价,如曹新向(2006)¨根据生态足迹模型,并以人均旅游生态足迹和人均旅游用地承载力的比值米确定旅游地生态安全的状况,构建旅游地生态安全评价的指标体系;周国海(2009)¨以生态安全理论为基础,应用压力一状态-响应(p.s.r)模型建立了旅游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压力指标反映人类活动给环境造成的负荷,状态指标表征环境质量、自然资源与生态系统的状态,响应指标表征人类面临环境问题所采取的对策与措施.它较好地反映了自然,经济,环境,资源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这些研究都是旅游资源安全的重要内容,对于构建旅游资源安全评价指标体系不乏有启示意义.3.2旅游资源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根据旅游资源安全的概念和系统分析,以及参考已有的相关文献,同时按照层次分析法的结构,提出旅游资源安全评价的指标体系,共分三层次(包括目标层、准则层、因素层),共23个指标,其中生态(天)子系统包含8个指标,行为(人)子系统包含9个指标,保障机制(机)子系统包含6个指标,具体见表1.
3.2.1生态(天)子系统指标构成生态子系统的评价指标是用于判断其对日的地旅游资源安全状况的影响程度,包括:①旅游资源的总量,反映了目的地旅游资源的禀赋状况.总量越多,可利用的空间越大;②旅游资源品质,反映了资源的价值和抵御灾害的能力.资源价值高,往往旅游资源的品质、等级也高;同时品质好的旅游资源,保护的压力越大,对整个资源的生态系统安全影响较大;③旅游资源结构,反映了旅游资源的多样性,结构多样,利用空间越大,越利于生态的平衡;④自然灾害发生概率,概率高,对整个旅游资源的生态系统和资源安全的破坏程度越大;⑤植被覆盖率,影响了生态的自我恢复和生态系统的平衡性;⑥旅游资源承载力,反映资源容量的大小,容量越大,破坏程度越小;⑦旅游资源的退化速度,资源生态系统有进化过程,但是退化速度过快,直接影响生态的自我更新和生态平衡;⑧工业“三废”排放量,目的地工业企业排放的“三废”,造成的酸雨等物质对自然资源破坏严重.
3.2.2行为(人)子系统指标构成行为子系统的评价指标是用来衡量旅游者、开发商、旅游经营者的行为和资源保护意识对旅游资源安全的影响程度,包括:①旅游资源的储备率,合理的预留储备有利于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②旅游资源综合利用率,利用率越高,使用价值和程度越高,有利于保护旅游资源;③景区新增建设面积,影响了植被覆盖率和生态系统平衡;④本地居民人口增长率,人口增加,资源需求量增加;开发利用和破坏的机会加大;⑤旅游接待人次增长率,接待人次增加,对旅游资源的需求量越大,影响到旅游资源的承载力;⑥本地文化异化现象,文化异化对本地文化是一种破坏,不利于文脉的传承;⑦游客行为,文明的出游行为,对资源安全有利;反之,给景区景点造成破坏和环境污染;⑧旅游企业经营行为,反映了旅游资源保护意识,也影响到旅游资源安全;⑨本地居民资源保护意识,直接关系到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状况,影响到旅游资源安全.
3.2.3保障机制(机)子系统指标构成保障机制子系统的评价指标是用于衡量保障措施和手段对目的地旅游资源安全状况的作用大小,包括:①资源保护的法律规范制度,制度健全,管理规范,旅游资源开发使用和保护越合理,旅游资源越安全;②管理人员的结构,管理组织结构合理,职责落实到位,责任到人,资源越安全;③资源安全教育和宣传情况,宣传教育以提高旅游资源保护意识,规范人们的行为,较少对旅游资源的破坏;④资源保护的资金技术投入,资金技术的投入并不是越大越好,不投入也不利于保护,关键是科学的支配资金和利用技术;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条件,开发利用的限制条件越多,门槛越高,开发的难度加大,直接减少了对旅游资源的破坏;⑥旅游资源保险状况,保险是化解和规避自然灾害对旅游资源造成的破坏,对旅游资源的保护和灾害防范有利.
3.3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旅游景区安全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采用层次分析法与德尔菲法相结合的方法来进行权重的赋值.通过旅游景区管理者、旅游者、院校专家们组成德尔菲小组,对评价指标的相对重要性进行了两两互判,构造判断矩阵,然后按照层次分析法的步骤,使用yaahp0.5.2软件进行计算,分别计算出准则层、因素层各个评价指标的权重,并使用软件通过了一致性检验,评价因子权重的计算结果见表2.由表2可以看出,目的地旅游资源安全系统中,行为子系统和保障子系统的权重值分别为:0.3528和0.3771,对旅游资源安全的影响程度较大,生态子系统的权重值为0.2702,说明先天的旅游资源的生态系统是自然禀赋,是旅游资源的一种生态进化和演化过程,而后天的人为因素对旅游资源安全的影响和破坏显著.三个子系统的各自指标权重情况:生态子系统各指标中,自然灾害发生的概率影响相对较大,权重值为0.1592;工业污染物排放对旅游资源直接造成破坏,权重值为0.1179;退化速度是衡量资源安全的破坏速度,权重为0.1179;旅游自然的禀赋状况,如总量、品质、结构等影响也不小;植被覆盖率和资源的承载率也不容忽视,其权重值分别为0.1015,0.1122.在行为子系统中,根据权重值可以分成三层面,其一是本地居民的资源保护意识和行为,分别为0.1433,0.1199和0.1226,对旅游资源安全的影响较大;其二是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旅游资源的储备率和综合利用率权重值分别为:0.】199和0.1147;其三是新增因素的影响,有新增建设面积、新增加的本地人口和旅游人次以及本地文化异化,这些方面也是旅游资源安全的重要制约因素.在保障子系统中,资金技术的投入和教育是重要的保障措施,其权重值为0.1948和0.1884;制度规范、管理队伍和利用的条件相对也比较重要,分别为0.1649,0.1704和0.1595;从目前看来旅游资源安全保险的作用还不是很明显,权重值为0.1221,但是未来旅游资源安全保障的一项有力措施.4目的地旅游资源安全管理的策略通过目的地旅游资源安全系统的内容分析和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值确定,可以了解影响旅游资源安全的因素及其程度.为更加全面加强旅游资源的安全管理,实现旅游资源的可持续性,本文提出如下相应的策略:4.1加强生态(天)子系统的安全管理对于目的地旅游资源的生态系统安全,要求在旅游资源数量、质量、结构、承载率、抵御自然灾害和文化旅游资源“文脉”的传承等方面加强安全管理,保证旅游资源的多样性,旅游资源结构的合理性和“文脉”的永续传承,维护旅游资源生态系统的平衡,实现可持续性的旅游资源需求.具体措施有:①在旅游资源数量上,根据《中国旅游资源普查规范》,对目的地旅游资源总量进行摸底,统计出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各自的数量,建立旅游资源档案,并调查分析旅游资源的状况,正在开发利用的旅游资源需加强管理;对于尚未利用且濒临灭绝的旅游资源,加强保护、做好档案记录,使其自然进化;对于新发现的旅游资源,既要保护也要科学转化利用,维护旅游资源数量的多样性.②在旅游资源质量上,按照《中国旅游资源等级评价办法》,对目的地旅游资源等级进行评定,并依据等级采取保护措施.③在旅游资源结构上,既要保护自然旅游资源,人文旅游资源更需重视,以维持旅游资源的协调.自然旅游资源遭到破坏具有一定的自我更新能力,能够稍微复原;而人文旅游资源破坏,将永远消失.通过建立生态博物馆、合理的“舞台化”等方式,让人文旅游资源得以永续传承.④对于旅游资源的承载率,在对旅游资源规划开发时,需要依据国家标准计算出旅游环境容量,为防止旅游高峰期因旅游容量超载导致事故发生和资源受损.⑤自然灾害是造成旅游资源危害的最重要的因素,为此,需针对在自然灾害中经常受损的旅游资源,通过安全技术构筑安全防护拦,强化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⑥文化旅游资源是易损资源,虽然文化资源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旦不注意保护,亦易失传.根据文化资源的等级申报相应级别的文化或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确定好相关传承人,使人文旅游资源的“文脉”得以传承.
4。2加强行为(人)子系统的安全管理加强行为子系统的安全管理,形成科学合理的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程序,促进游客养成文明的出游行为,促使目的地旅游企业规范经营,增强旅游者和目的地居民的文化认同.行为子系统管理的具体措施:①要贯彻执行土地、城建、林业、园林、水利等部门对资源开发利用行政许可,提高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准人门槛,健全科学的旅游资源使用审批.对旅游资源规划开发方案需连同有关部门认证,建立科学合理的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程序.②规范目的地旅游企业的经营行为.旅游管理部门树立科学的经营观,注重长远利益,引导旅游企业守法经营,严格禁止盲目跟风、模仿,重复建设给旅游资源造成的破坏.同时在限制旅游景区内企业的数量,在经营期间强化环保观念.③旅游者的不文明行为也一再影响了资源的安全,景景点垃圾成堆、废气物难以处理,给生态环境带来压力,致使物种灭绝,毕态失去平衡.为此,倡导文明出游,“低碳”出行,减少“碳足迹”,景区适当给文明出游的旅游者予奖励.④旅游者来自五湖四海,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风俗习惯、不同的生活方式、着装礼仪等,目的地居民日常生活受到影响,有的产生了“异化”和“崇拜”现象,甚至“文化冲突”等行为.为此,目的地需设立文化体验区,让游客参与当地的文化活动,使其了解文化渊源,不断增强主客双方的文化认同.
关键词:旅游地;生态安全;测评方法
中图分类号:F59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3-0151-04
目前,关于生态安全概念存在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生态安全包括自然生态安全、经济生态安全和社会生态安全;狭义的生态安全是指自然和半自然生态系统的安全[1]。生态安全研究涉及从种群至全球等各种尺度,可以从国家、区域及行业等三个层面来进行,其具体内容包括生态安全测度评价、监控、预警、调控、维护与管理等内容,其中生态安全测度是最为基础的关键性工作[2]。旅游地生态安全测度近年来已成为一项重要研究课题,其主要内容包括:(1)旅游地生态安全因子的筛选与计量;(2)旅游地生态安全指标体系的构建;(3)旅游地生态安全区内外影响程度;(4)旅游地关键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及可持续性等等。近年来,旅游地生态安全测度方法代表性的主要有:环境影响评价体系(综合指数法、层次分析法、人工神经网络法、景观生态学方法、生态承载力概念体系测评法、生态足迹法等等。目前尚未见到对各类旅游地生态安全测度方法综合比较的研究文献。本文拟对比分析上述几种代表性方法,以期考量各类方法在旅游地生态安全测度中的具体适用场景,进而为科学全面评价各类旅游地生态安全提供些许借鉴。
一、旅游地生态安全测评的特殊性
旅游地生态系统从自然生态要素上看,和其他地域空间一样,其生态安全测度内容主要包括:(1)水体安全,包括陆地淡水和海水等各类水体;(2)森林和草场、湿地等生态空间的安全;(3)大气安全,大气健康气体含量及结构;(4)地表安全,包括地表性状稳定、各类灾害发生的可能性等等。与其他类型区域生态环境一样,旅游地生态安全受到地方社会文化、经济发展水平、相关政策法规、开发技术、管理体制等的综合影响。
此外,旅游地作为一种休闲观光类生态地域,其生态机理具有特殊性,主要表现为:
1.生态风险时空的非均衡性。旅游者的活动时间和空间具有明显的非均衡性:一方面,绝大部分旅游地旅游者人流及活动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和周期性,时间差异性必须考虑;另一方面,在旅游地不同功能分区中,游客的活动性质、消费类型、停留时间等均不相同,核心景观、游乐区、服务区等生态风险明显高于其他功能区,测度时要考虑旅游者生态消费的空间非均衡性。
2.生态威胁因素的特殊性。旅游地生态不安全的主要诱因是旅行空间尺度不等的外来人口――旅游者的消费行为,其在旅游地的“食、住、行、游、购、娱”等成为旅游地生态安全的威胁因子,这其中还需考虑生态风险具有弹性,因为旅游地生态风险直接受旅游开发方式、旅游活动性质、旅游管理等影响,相应地,旅游项目开发、旅游管理水平、旅游地社区可能的响应方式都需被视为生态安全的重要影响因素。
3.生态安全内涵的独特性。基于旅游地主体功能是为了满足游客观光休闲游憩的需求,对其生态安全测度不能只重视旅游地显性生态因子,还应重视直接影响旅游者体验质量等非污染性的隐性生态影响因子,如景观美感度、开展旅游活动的生态适宜度(如河流两岸及河床地形、水位改变可能对漂流活动的体验影响)等等。
正是因为旅游地生态安全具有上述特点,在对其生态安全测度方法上具有一定的特殊要求。
二、旅游地生态安全测评方法
对旅游地生态安全的测度,从各测评方法的立足点看,大致可分为三类:(1)从生态系统中各生态要素与标准状态的差距来测评;(2)从旅游地生态景观的空间格局及稳定度来测评;(3)从现有容量与旅游地生态系统的承载力或生产能力之间的差距来测评。
(一)环境影响评价体系
环境影响评价体系(EIA,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s)着眼于旅游地生态安全状况测评,该方法依照系统思想对旅游地生态环境系统的组成部分进行分解、评价,再对关键旅游生态安全影响因子进行测量,其中指标体系的构建是其关键[3]。
1.综合指数法。综合指数法着眼于整个旅游地生态环境的各个自然关键因子,属于多因子小综合评价法,其过程为:(1)分析旅游地生态安全变化规律,建立表征各生态安全因子特性的指标体系;(2)确定评价标准;(3)建立评价函数曲线;(4)根据因子的相对重要性赋予权重;(5)将各因子的变化值综合,得出生态安全测度值。
其代表性的模型为:
ΔE=(Ehi-Egi)×Wi
式中,ΔE为旅游开发前后生态安全变化值;Ehi为开发后因子的质量指标;Egi为开发前因子的质量指标;Wi为i因子的权重。
2.层次分析法。层次分析法(AHP,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的信息基础是人们对每一层次生态因子相对重要性给出判断,过程为:(1)建立层次结构,分目标、准则、指标、要素层;(2)构造判断矩阵;(3)层次单排序;(4)层次总排序;(5)一致性检验。层次分析法中,人们常采用P-S-R模型同时考虑自然、社会、经济等多方面因素,先从层次结构的角度分析旅游活动对区域生态系统的影响,然后再从功能的角度分析旅游活动对区域生态系统内部功能关系的影响,最后再从层次与功能相结合的角度综合评价旅游活动对生态安全造成的影响。
其代表性的模型为:
P=C/Cs
P= Pij=Cij /Csij
式中,P为旅游地生态安全度;C为实测值(或预测值);Cs 为标准值;i为第i个生态要素;n为生态要素总数;j为第i生态要素中的第j生态因子;m为第i生态要素中的生态因子总数;Cij为第i生态要素中的第j生态因子的实测值(或预测值);Csij为第i生态要素中的第j生态因子的标准值;Pij为第i生态要素中的第j生态因子的安全指数;Wij为第i生态要素中的第j生态因子的权重。
此外,为克服单一数学模型存在的缺陷,在综合各方法优点的基础上,人们相继开发了各种方法相结合的EIA复合评价模型,如模糊综合评价―层次分析―主成分分析模型、层次分析―变权―模糊―灰色关联复合模型、AHP-模糊数学评价法[4]等等。
(二)人工神经网络法
人工神经网络(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ANN)是大量简单神经元联结而成的非线性复杂网络系统,以其并行分布处理、自组织、自适应、自学习和健全性与容错性等独特引起广泛关注。尤其在生态信息不完备情况下,在知识处理、模式识别、方案决策等方面,ANN具有很强的能力。其中,BP人工神经网络是一种常用的数据挖掘分类方法,具有非线性的模式识别、分类、预测、优化、控制等功能。旅游环境质量的许多指标是不能用数值确定的,即没有明确的边界,只有评价程度的高低,因此采用BP神经网络专家系统,为旅游生态安全测度提供了有效途径[5],被越来越多生态研究者采用。其过程为:构建网络拓扑结构;提供训练样本;用实测值进行网络测度;生态安全等级评价等[6]。其代表性模型为:
Qj(t)=fwijxi(t-τij)-Tj
式中,xi(t)为t时刻神经元j接收的来自神经元i的输入信息;Qi(t)为t时刻神经元j的输出信息;τij为输入输出间的突触时延;Tj为j的阈值;wij为i到j的突触连接系数或权重值。f(•)代表神经元传递函数,可以选择传递函数为所希望的函数形式――平方根、乘积、lg、ex等,除线性传递函数外,其他变换给出的均是累积信号的非线性变化。
(三)景观生态学方法
景观生态学方法结合了生态学和地理学相关方法的优点,其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生态地域内异质土地单元之间的空间结构与功能、生态斑块随时间的变化规律等。其指标体系的构建涉及多个维度,如景观多样性指数、分维数、均匀度、优势度、分离度、破碎度、蔓延度等,较为全面的景观生态学评价体系涉及指标可达五十种以上。在旅游地,景观生态学方法能够描述生态安全变化的时间动态和空间累积两方面特征。旅游地常从景观结构稳定性、景观功能效应性、景观受胁迫性等方面构建景观生态安全测度指标体系[7]。其代表模型为:
EQ=WiAi /N
式中,EQ为旅游地景观生态安全;Ai分别为景观结构稳定性、功能效应性、受胁迫性等方面阈值;Wi为各方面对生态安全的权重。
此外,还可根据旅游地生态特性采用专门指标体系进行针对性的要素安全测度,如以景观生态格局分析法来测度景区内游步道对生物物种的影响。实际运用中,人们往往将综合层次分析法、模糊数学法等与景观生态学方法结合起来使用[8]。
(四)旅游生态承载力测评方法
生态环境承载力(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ECC)方法着眼于在维持旅游地生态安全的前提下,旅游地到底能承受多大的生态压力。换言之,该方法总体过程为:确定旅游地生态安全承受量或生产量;测算旅游地各类旅游活动的实际承受量或消费量;评估旅游地生态安全状态。
1.旅游环境容量(TECC)方法体系。旅游环境容量(Tourism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TECC)是指,在自然环境没有出现不可接受的变化和游客体验质量没有降低的情况下,使用一个景点的游客人数最大值[9]。旅游环境容量的最初研究者认为,旅游环境容量主要指旅游地生态环境容量,游憩区域的容量问题主要是指区域生态条件的恶化问题[10]。
旅游地生态环境容量代表模型为:
EEBC=min(WEC,AEC,SEC)
EEBC为生态环境承载力;WEC为水环境承载力(以水面为主要旅游资源,取WEC=污水日处理能力/人均污水产生量);AEC为大气环境承载力(对于不产生大气环境污染的旅游活动,可取无穷大;产生大气污染时,AEC=区域大气环境容量/人均废气产生量);SEC为对产生固体废弃物的承载力(SEC=固体废弃物日处理能力/平均每人每天产生固体废弃物量)。
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F为扩展性生态容量;n为污染物种类数;Si为自然生态环境净化吸收第种污染物的数量;Ti为各种污染物的自净化时间;Qi为每天人工处理掉的第种污染物数量;Pi为每位游客每天产生第种污染物的数量。
受旅游环境容量概念的启发,美国学者先后提出了可接受的改变极限(LAC)和游客体验与资源保护(VERP)方法,从游客体验质量(旅游需求)和生态环境承受能力(旅游地生态供给)两方面结合来对旅游地生态安全状况进行测度。LAC用一组指标来对相应地区进行监测,如空气洁净度、空气湿度、道路两侧土壤状况、优势动植物营养水平等等。VERP体系比LAC方法考虑到更多的旅游地实际情况,如来自于游客行为、活动种类、活动强度、活动时间及地点等更多方面的影响[11]。 此外,Prato提出了判断一个环境系统的状态是否与容量要求相协调的(AEM,Ex Post Adaptive Ecosystem Management)适应性生态系统管理技术和寻求获得这种协调的MASTEC(Multiple Attribute Scoring Test OfEcosystem Capacity)容量多因素评分检验技术[12],使TECC方法体系内涵不断丰富,实用性逐渐增强。
2.旅游生态足迹法。旅游生态足迹法(Tourist Ecological Footprint,TEF)由生态足迹法(EF)发展而来,是生态足迹法在旅游业的具体运用。TEF是通过测定一定区域内维持人口(含本地居民和外来旅游人口)生存与发展的自然资源消费量以及吸纳人口产生的废弃物所需的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大小,与给定区域的生态承载力进行比较,评估人口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测度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状况的方法。近些年,生态足迹法已成为国内外一批旅游界学者来评估旅游地生态安全及旅游行为对环境影响的主要方法[13~16]。其基本模型为:
TEF=TEFtransport+TEFaccommo+TEFfood+TEFshopping+TEFentrainment+TEFvisiting
旅游生态足迹(TEF)分别由旅游交通生态足迹(TEFtransport)、旅游住宿生态足迹(TEFaccommo)、旅游餐饮生态足迹(TEFfood)、旅游购物生态足迹(TEFshopping)、旅游娱乐生态足迹(TEFentrainment)以及游览观光生态足迹(TEFvisiting)组成,是6个子模块计算结果的总和。
其具体测算公式为:
EF=Nef=N(aai)=N(Ci /Pi)
式中,EF为总的生态足迹;i为消费商品和投入的类型;Pi为i种消费商品的平均生产能力;Ci为i种商品的人均消费量;aai为人均i种交易商品折算的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N为人口数,ef为人均生态足迹。
三、各种旅游地生态安全测度方法的对比
EIA测评体系中,综合指数法简明扼要,该评析对象侧重于生态安全的自然环境要素,能直接反映旅游地某一自然要素或自然环境总体所处的安全状态,可以对比测度旅游开发前后旅游地的自然生态位差。由于旅游地生态环境的特殊性,其自然环境要素和旅游开发项目两者内部各因子之间的生态联系常常不能准确表现,而且不同类型旅游地又包含了不同的显性和隐性生态安全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建立、权重关系确定等又受测评人员专业背景、经验和目标等影响,因此构建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有时难免会有失偏颇。AHP法可对单个生态要素(如水体、大气等)或旅游地区域综合生态系统进行安全测度,是一种对复杂现象的决策思维过程进行系统化、模型化、数量化的方法,能从层次和功能相结合的角度综合评价开发活动对旅游地生态安全造成的影响,较好地反映了自然、经济、资源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但正因如此,涉及多个因子的取舍及其权重关系,其准确性也会受到数据和专家经验的影响。神经网络法数据处理能力强大、拟合误差小、预测灵活、参数调整控制方便、模型建立快捷等优点,适合解决各类旅游地安全测度中信息不完全、分析指标较多、指标非线性关联难以确立等问题。但其结果的准确性和可操作性首先受到人为设定的标准(教师信号)影响,而标准设定的恰当与否又直接受测评人员自身的经验影响,因此测评人员的专业水平也尤为重要。
景观生态学对区域内某种指标生物自然栖息地的变化情况进行研究,能够以整体的思想审视生态环境的现状和变化,避免了大量反复的生态调查,是在中国各旅游地现有生态环境基础数据较为缺失的情况下,进行远期旅游发展影响评估的好方法[17]。但由于景观生态学方法的主要评价对象是自然类旅游地,因此较适用于生物物种尤其是植被占优势的自然类旅游地,如森林、草场等类型的旅游地。
相对而言,旅游生态承载力测度方法体系容易理解和操作。旅游环境容量通过测评水、大气及污染物等是否超过生态环境容纳能力来反映旅游地生态安全程度,它第一次将生态安全与游客数量直接联系起来。但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旅游环境容量只能是一个阈值,很难直接表征旅游地生态安全水平,因为旅游环境容量模型缺乏对旅游地生物多样性、景观稳定性、旅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等方面的深入探讨[18]。此外,旅游环境容量直接受制于旅游地生态环境性质,普适性不强,还受到旅游规划水平、旅游管理水平等“软”要素影响[19]。但该方法简单,可操作性强,可用其来简易测评目前各类非都市型“纯”旅游地承受的生态压力。LAC和VERP作为旅游环境容量方法的发展,融合了自然环境、游客、社区、管理者等各种利益相关者的诉求,该方法常被运用于以自然类旅游资源为主体的旅游地。旅游生态足迹法则从资源消耗和供给的角度,提出“可持续性”的解释和测度方法,容易理解也更加简便,不需要很多专业技能[20],并能给出一个关于整个旅游行为所引起的生态消耗的清晰描述,甚至能从旅游产品分类的角度对生态安全作一个明晰的测度[21~22]。但由于任何旅游区域都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与外界有物质流和能量流交换,对那些开放度较高的旅游地而言,用生态足迹模型分析旅游容量要考虑外地物质和能量输入,而外地输入量具有较大的弹性空间,因此作为一个区域旅游承载力的极限值难以准确界定。从各类旅游地看,该方法较适用于范围较大、游客消费链完整的旅游地生态安全测评。
旅游地生态安全与一般的区域生态安全相比,既有共性又有自身特殊性,把握其特殊要求是确定测度方法的基本前提。旅游地生态安全测度涉及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等多方面影响因子,实际操作中,不能片面断言何种测评方法最适合或最不适合,需根据测评对象的实际情况及测评目标对各种测评方法进行优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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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国家对待转基因食品问题的态度很谨慎,主要采取以风险预防为主的基础原则颁布相关的专项法律,这些法规对食品安全标识、新型食品的管理制度以及含转基因成分添加剂等方面进行严格的规范,并将转基因食品与传统的食品进行区别管理,严格遵循谨慎的政策,对转基因食品进行严格管理,在以预防预防原则为前提下,只要转基因食品存在潜在的风险,比如说科学数据不够充分或者不确定,相关部门不会批准转基因技术生产出来的产品进行播种与传播,这不仅使转基因食品给人类带来的风险降到了最低,而且保护了欧盟国家自身的经济利益。欧盟国家的转基因食品的相关制度主要有安全评估、许可、标识以及可追踪等制度。首先安全评估的制度,欧盟国家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评估的标准非常的严格,例如:欧盟国家在1997年了的258/97/EC号指令,该指令中明确的规定了转基因技术新产品以及含有转基因技术成分的食品在上市之前要进行安全的评估;其次,许可制度,欧盟国家通过的第258/97/EC号指令,除了涉及到安全评估机制外,还对有意识放到环境中的转基因产品规定了唯一许可程序。只有转基因食品与市场上已存在的某种食品在实质上相当,这种程序才许可含有转基因食品投放到市场上,这不仅维护了消费者自身的利益,更有利的维护了市场的稳定。最后,标识与可追踪等制度,欧盟与2003年了两个与转基因生物管理相关的条例,这两部条例的内容主要包括:不仅要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标识,还要对转基因饲料进行标识,转基因成分不论能否检验出来都要对转基因生物成分的来源进行标识。转基因食品中的转基因成分在0.9%以下的可以不标记。另外,这两部条例还实行了可追踪措施,从生产-加工-运输-销售等过程完善标识制度,虽然增大了标识技术的难度,但是这也促使标识制度在管理上增加了精确度。
二、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立法的现状以及原因分析
(一)转基因食品安全的立法体系有待完善
目前我国现行的法律中主要有《种子法》与《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做出了相关规定,这两项法律的实施保障了人类身体的健康以及生态环境的安全。除此之外,国务院也制定了一些与农业转基因食品线管的行政法规,各级地方政府也制定了一些与此有关的规范文件。至此我国的基因食品安全的立法已经初步形成了相互联系、相互配合补充、内部协调基本一致的法律体系,但是从总体上来看,这个法律体系缺少综合性的转基因生物的安全立法的规章制度,导致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立法体系缺乏全面性。不仅如此,我国的立法在转基因食品的重点管理领域也没有建立专项的法律规章制度,这就很容易导致在转基因食品的管理中的重复,甚至有可能导致矛盾的出现。
(二)食品安全的立法缺少相关配套制度
目前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相关法律制度也分为安全评估制度、许可制度、标识制度以及可追溯性制度,但是各项制度的规定不太完善,很难有效的运行。首先,缺少安全检测与评价的标准,安全评估制度是转基因食品安全立法中的关键内容,该制度链接了转基因食品从研发到投放市场的全部过程,这就需要明确规定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标准与检测的标准,但是在目前的立法中缺失相关方面的规定。例如《食品安全法》虽然时机到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的相关制度与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相关制度,但是并没有对风险监测与评估明确具体的标准,也没有对评估步骤进行明确的划分。《农业转基因生物的安全评价管理办法》中把农业转基因生物评价分为四个等级,这四个等级分别为不存在危险、低级危险、终极危险以及高级危险,但是并没有相关的数据成为参考的标准。由于安全评估制度的评估检测标准的缺失,导致相关部门在对转基因食品进行安全检测时出现不同的检测结果;其次,采用的表示方法不太合理并且范围有限,这就造成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存在着很多缺陷。在现行法律中相关于必须贴加转基因标签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已经不能满足市场发展的需要,而且现有的标识方法向消费者提供的信息相对较少,比如:转基因食品中转基因成分的具体含量以及在哪个过程添加了含有转基因成分的原料等;最后,可追溯性制度不完善,相关的法律对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没有做详细的规定,在《食品安全法》中建立了转基因食品的召回制度,但是在实际的情况中,生产者生产的食品不符合标准,应当召回已经上市销售的食品,但是相关的立法中并没有对转基因食品召回的条件与程序进行比较详细的规定。
(三)转基因食品的监管主体不合理
转基因食品的监管主体不合理,这就很难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有效监管,我国的相关法律对转基因食品的监管做了统一的规定,由国务院设立食品安全委员会负责食品安全工作,国务院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对食品安全承担着综合协调的职责等,不仅缺少专门性的对转基因食品安全进行监管的机构,而且又缺少统一有效的法律法规进行规范,这就无法对转基因食品安全进行有效的监管,另外,目前的监管体系中缺少社会公众的监督,这就造成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缺少社会参与度,难以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新城全面且有效的监管。
(四)处罚的力度相对小
我国没有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违反行为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只是在《食品安全法》中引入了一些对违法行为的赔偿机制,其规定中生产或者是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有权要求获得赔偿损失,另外还可以向生产着或者是销售者要求支付十倍赔偿金。但是对于转基因食品的违法行为在法律规定上还不太充分,这相对于生产者与销售者在违法行为中获得经济利益来说还是比较小的,处罚的力度小,这就造成不法分子的违法成本也就相对较低,在丰厚利益驱动下,可能会出现更多的违法行为。
三、欧盟转基因食品立法对我国食品安全立法的启示
(一)健全转基因食品安全的立法体系
欧盟国家对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方面实行的是比较保守的策略,欧盟国家的转基因食品的立法体系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专门的法律体系,对于转基因食品做出了严格的规定,借鉴欧盟国家的相关立法经验,对完善我国的相关转基因食品安全的立法体系是非常有利的。根据欧盟的相关经验,制定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的专门法律法规,首先制定综合性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要本着谨慎的态度与预防风险的原则,制定综合性的法律法规可以更好的保护我国公民的身体健康以及保护生态环境的安全。不仅如此,制定综合性的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还可以确保转基因技术持续健康的发展,更好的维护市场经济利益,同时该法律法规的制定也有利于转基因食品管理与其他转基因生物领管理可以起到有效的协调作用;其次,制定转基因技术活动管理的相关立法,为转基因食品安全管理提供了基础性的保障;最后制定专门损害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由于转基因技术存在着高度的风险,由于传统的环境污染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转基因技术对人类的身体健康与生态环境都存在着较大的风险危害,而目前我国的立法中并没有专门针对生产以及销售转基因食品损害赔偿的明确规定,这对于我国的转基因技术的可持续性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因此这就要对损害转基因食品安全的行为作出专门的规定,从而减少危害转基因食品安全的行为发生。
(二)完善转基因食品安全的主要法律制度
我国的主要法律制度存在着不完善的情况,我国在对转转基因食品的立法中应当以借鉴欧盟国家的相关的食品安全为基础,根据我国的国情完善我国现有食品安全管理制度。首先,明确规定安全评估制度,安全评估制度是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立法中的基础,但是如果安全评估机制没有一个统一的安全评价标准,就无法给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给出正确的评价,因此要制定出一个安全的评价标准,杜绝出现出现不同检测结果的可能;另外,还要明确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检测机构,风险评估机构对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估的内容主要有:判断转基因技术食品以及生物对人类与环境是否存在潜在的危险等内容,从而提供科学的参考数据,为安全评估机制提供一个准确的标准;其次,完善标识制度与可追溯制度,在完善标识制度方面,可借鉴欧盟国家的相关的指令条例来完善我国的标识制度,要对超出转基因成分比例的转基因食品必须进行标识,并要严格处理不进行转基因食品标识或者使用虚假标识的行为,并要扩大完善标识的范围,从根本上减少转基因食品安全对人类健康的危害。从完善可追溯性的制度来说,欧盟国家近几年来,确立了关于转基因食品可追溯的制度,从而对转基因食品进行全程的跟踪控制,使这些转基因食品能够准确的被辨别出来。我国的现有立法中已经有相关方面的体现,但是需要进行更明细的规划,从而控制转基因食品的质量与数量,保障相关产品在撤回时提供法律保障;最后,建立社会公众参与的制度,这就要保证社会公众的知情权与公众监督的决策权,从而形成完善转基因食品的监管力度。
关键词 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生态管理
生态环境是一种关系到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复合型生态体系,从广义上来讲,具体包括水土资源、气候资源和生物资源。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当今世界的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凸显,具体是指人类在生产和生活的实践中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各种污染和破坏,导致水土流失、气候变暖和异常以至于最终危害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破坏了全球的生态平衡系统。
1 我国生态环境存在的问题
我国目前的生态环境同时面临着两大类的环境问题:环境破坏和环境污染,情况十分严峻。我国污染物年排放量位居世界第一,生态环境的污染已经在无形中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甚至已经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这样的现状已经给我们拉响了警钟。具体说来,我国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和原因。
1.1生态环境资源的不合理开发
由于开发、开采等活动取向单一,例如林地的开发利用常常过于集中在个别有限的区域,这样的开发利用是固定于一个较小的范围以内的,一方面造成对生态环境资源的过度开发和使用,同时也导致大量丰富的生物资源未被合理开发利用。类似这种“重点”突击、管理松散的开发利用方式情况普遍,既影响到资源的利用率,同时还引发了生态环境的一系列问题。
1.2未能彻底实施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措施
随着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物质需求品的产量也飞速提升,然而事后保护和治理生态环境的举措却极为滞后,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在中国频频上演。生产单位的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的基本社会功能与职责一再被利益追求者忽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污染防治基本上未能得到科学的规划和实施。同时,生态环境系统的自然净化等能力也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和研究,生产部门不能真正做到生态环保的生产作业方式,以“自然界内部的方式”来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
1.3市场机制的消极导向对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负面影响
以急功近利为导向的市场经济存在诸多弊端,在利益的驱使下,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亟待解决。同时,政府部门在地方经济发展的趋向上容易产生片面的经济决策,往往偏向于经济的短期利益而忽视了生态平衡的可持续发展建设。这就使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走入了“死胡同”: 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子依旧长期存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贯彻就显得华而不实。
1.4缺乏高度统一的生态管理体系
目前,社会各界响应“低碳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号召,纷纷出台生态环境管理制度,从政府到企业,从单位到个人,生态管理的理念参差不齐。这就导致了我国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杂乱无章,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不同地域各自为政,可持续发展的治理流程缺少强有力的有效的质量监测和行为监控。从管理层面来讲,我国目前的生态环境管理缺乏应有的规范和准则,政府和民间的环保部门、协会没有统一思想和规范,容易形成生态管理过程中的种种弊端。
2 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当代生态环境的现状已经十分严峻,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管理的规范和统一势在必行。生态环境如何做到可持续发展的管理,应从现有的环境现状入手,要有系统的思维观念,从整体上把握生态管理的可持续性,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生态环境管理。总之,实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管理具有以下几点重要的意义。
2.1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管理的战略意义
城市的发展和环境问题息息相关。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城市中的生态环境却日益恶化。城市是我国主要的经济基础,而城市的生态环境污染也不断制约着城市的发展。城市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和提升,是整个城市发展所面临的一个急迫的战略问题。因此,进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管理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它是城市发展获得经济、社会、生态效益三者共赢的重要基础,是当下我国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重要战略任务。
2.2对生态环境进行可持续发展管理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
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内容,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崭新理念。对生态环境进行高效、科学的管理,以达到可持续的、自然系统的生态发展,同时也是发展社会经济的一大保障。其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内容对构建和谐的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2.3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管理是环境安全的重要保障
环境安全主要是指人工劳动环境的安全,以及国家安全领域、军事活动领域的关于生态失衡、资源破坏和疾病入侵等一系列的“生化危机”。目前,众多国家已经逐渐意识到生态环境保护机制对国家安全和国民身体健康的重要作用。对生态环境的管理可以从源头上检测和防范生态环境安全的问题,同样也是各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2.4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管理是生态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生态文明是指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有关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生态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思想,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管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重视生态文明、运用生态文化的重要举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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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家安全水安全对策研究 1引言
水不仅是一个生态环境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全。
中国水资源的总量虽然不小,但人均占有量很低,水土资源在地区上的组合不相匹配,水的供需矛盾十分突出。有专家研究,在中国所有的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自然资源中,水资源对中国的人口承载能力限制最大。以至于“中国粮食威胁”论的始作俑者美国人莱斯特·布朗先生,于1998年在《中国的水资源短缺将震撼世界的食物安全》一文中,以中国水资源的严峻形势为其论点提供新的佐证,虽然国人对布郎先生的论点不以为然,但对他所提出的中国水资源危机问题不能不引起国人的高度重视。
2水安全
20世纪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大,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结果人类对地球的影响力空前膨胀,全球性的人口、资源、生态等危机的出现,导致人们的国家安全观念有了质的变化,由传统的着眼于国家机器维持政权、社会稳定的能力,转变到着眼于整个国民系统因应于其中某一或多个要素的变动的自我调节与恢复的能力,表现在国家安全要素由传统的军事、政治、经济诸要素而扩展到包括科技、文化、环境等非传统的影响国家安全的要素,水就是这样一个非传统的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要素之一。
2000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国际水讨论会,从1991年开始每年一次,到2000年已经开了10次。2000年该会议的主题是“21世纪的水安全”。在这次会议上对“水安全”和为了实现水安全人类面临的挑战取得了共识,注入了新的内涵。
(1)水安全
会议提出水安全的含义包括:确保淡水、沿海和相关的生态系统得到保护和改善;确保可持续发展和政治稳定得到加强;确保每个人能够以可承受的开支获得足够安全的淡水来保持健康和丰富的生活;确保人们不受与水有关的灾难的侵袭。
(2)实现水安全,人类面临以下挑战
满足基本需要一承认获得安全、充足的水和卫生环境是人类的基本需要;保证食物供应;保护生态系统;分享水资源;对水资源进行风险管理;提供使用水的有偿服务;确保良好的水资源管理。
3中国水安全存在的主要问题
3:1水量有限供不应求
我国水资源贫乏、短缺的问题,不容乐观。人口占世界的22%,而淡水量仅占世界的7%左右,人均占有量不足2200m3/年,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1/4,我国已被列人世界13个人均水资源贫乏国之一。按照现行国际标准,人均水资源量1000m3/年为人类生存的最低需求,人均水资源量2000m3/年就处于严重缺水边缘。以这个标准来衡量,我国目前有6个省、区(宁夏、河北、山东、河南、山西、江苏)人均水资源尚不足500m3/年,离最低的生存需求都相差甚远。此外,还有16个省、区人均水资源低于2000m3/年。目前,全国一半的城市缺水,其中严重缺水的达130个,全国城市每年缺水60亿m3,不少城市为此不得不实行定时供水。此外,当前全国农村目前1.33亿hm2耕地中,尚有0.55亿hm2为无灌溉条件的干旱地,有0.93亿hm2草场缺水,全国每年有0.2亿hm2农田受旱灾威胁,农村8000万人和6000万只家禽饮水困难。农业缺水量达3000亿m3。水的贫乏、短缺供不应求的危机现实,亟需认真对待。
3.2污染严重水功能衰退
近年来,我国水体污染日益严重,全国每年排放污水量高达560亿t,除70%的工业废水和不到10%的生活污水经处理排放外,其余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人江河湖海,致使水质严重污染和恶化。
全国118个大中城市的水质监测数据表明:86%城市河流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高达64.4%的城市地下水受到严重污染,33%的城市地下水受到轻度污染,仅有2.5%的(3个)城市的地下水尚未受到污染。
从全国情况看,水污染态势呈总体恶化趋势,形势十分严峻。水污染正从东部向西部发展,从支流向干流延伸,从城市向农村蔓延,从地表向地下渗透,从区域向流域扩散。全国9.5万km河川,有1.9万km受到污染,0.5万km受到严重污染,清江变浊,浊水变臭,鱼虾绝迹,令人触目惊心。松花江、淮河、海河和辽河水系污染严重。水体功能严重衰退。
3.3生态环境严重恶化
60年代,中国地下水开采量仅是20亿m3~30亿m3,而目前已突破1000亿m3,占全国供水总量的20%。有100多座城市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华北地区的地下水位每年以高达0.3m一3m的速度下降,目前全国有200个县市共发现757处地面裂缝,其中西安市最为严重。由于地下水位下降,在辽宁、河北、山东、江苏等沿海地区,发生大面积的海水入侵,面积已达1500km2。
水土严重流失,据统计,我国每年流失的土壤近50亿吨。建国以来全国兴建的8.6万座水库,总库容为4000多亿m3,已淤积损失库容1/10,淤废重点水库22座。此外,因河道淤塞而导致通航能力下降,全国河道通航里程由60年代的17.2万km降低至10.8万km。自1972年以来,黄河几乎连年断流,且一年比一年严重,除下游断流情况严重外,各支流控制站亦多数出现断流,甚至1996年和1998年黄河源头发生前所未有的断流现象。1998年辽河干流新城子段断流37天。
由于森林植被受到严重破坏,水资源平衡受到破坏,一方面造成水源减少,加上水土流失,河湖淤塞,一些地区连年干旱,另一些地区连年出现洪涝灾害。1949年一1991年的42年中,全国每年平均受灾面积780万km2,成灾面积431万km2。近十年,长江、黄河、淮河等江河连续发生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涝灾害。我国是一个河流众多的国家,主要河流沿岸人口集中、城市密布,全国约有1/10的国土面积位于河流洪水位以下,而该地带集中了全国人口的40%,工业总产值的60%,洪水威胁成了经济发展的一大忧患。干旱缺水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每年因缺水影响工业产值约2300亿元。农业受旱面积由70年代的0.11亿hm2增加到1997年的0.33亿hm2。由水资源缺乏而引:起的旱灾在松辽平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等地区年减产粮食200万t一300万t。
4影响中国水安全的主要原因
4.1经济外延式增长人口快速增长及城市化导致水需求量急剧增加
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经济规模翻了两番多,但经济结构水平仍然很低,导致用水量的大幅度增长,20世纪80年代全国总需求量为4400亿m3,90年代为5500亿m3。按“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规划,预计2010年的水资源需求总量为6900亿m3,2030年将增至8200亿m3。目前,我国人口已达13亿,21世纪我国人口将继续增长,预计2030年将达到高峰。2050年我国人均拥有水资源量将从20世纪80年代的2700m3减至1700m3。从长远看,人口的增多,经济的快速发展促使水资源需求较快增长,水的供求将形成更为严峻的态势。
4.2长期开发利用不当导致水体污染与生态环境恶化
由于人口增长和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加上对水资源管理不善,使河流、湖泊、水库、地下水的水质受到重大影响。长期以来,我国盲目开恳土地,围湖造田,大量砍伐森林,破坏草地植被,过度放牧,致使草地退化,开恳草场为耕地,促使沙化速度加快,消减了植被涵养水资源能力,减少了地面可供蒸发水源,改变了径流形成的时空分布,破坏了大气水、地表水、地下水的自然正常循环,使水资源生态系统受到严重破坏,加剧了洪涝水旱灾害的发生和水体污染。我国长江流域每年新增人为水土流失面积1200km2。自1954年以来长江中下游水系的天然水面减少了12000km2。
4.3水资源宏观管理体制的问题
我国传统的水资源管理在计划经济时期,一直是分部门管理,管理的重点是供水工程建设。这种管理模式存在许多弊端:
(1)以供为主的水利发展模式,使社会经济发展过分依赖水资源的投入,加剧了水资源的浪费和水污染,忽视了水资源的过度开发与自然环境退化的关系;
(2)分部门管理水资源,经常出现部门间政策目标相互磨擦的不利影响;
(3)以中央政府投入为主的水利建设方式,导致了不适当的方式分配水资源,阻碍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水资源产权制度的建立和水市场的培育;
(4)水资源的无偿使用和不合理的供水价格导致了水资源价值的严重扭曲,以及对水资源需求的膨胀,国家对水工程建设与管理的投资与补贴不堪重负。
4.4水资源保护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
我国在水资源管理立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制定了专门的《水污染防治法》、《水法》,及一些其他的水资源法律法规。但这些有关水资源管理和水体保护的法律、法规及规章之间及与其他资源生态方面的法律缺乏有机的联系。水资源是与其他自然资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水资源的利用方式可以影响到与之相关的资源的利用,同时,其他资源的不合理利用也会引起水资源的连锁式的破坏。因而,互不相连的资源保护法不仅不能很好地保护某一专门资源,其拼凑起来的整体也不能从根本上对整个资源作为一个系统起到有效的保护。因此,必须有一部关于资源整体的系统的资源管理立法。
地表水和地下水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但是我国目前还缺乏关于地下水的专门的法律,使得我国地下水管理混乱,而地下水的开采不合理又必然对地表水产生影响,最终影响到整个水环境。
另外,现有的环境、水利建设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及规章对水资源保护工作规定的不具体、不明确,可操作性差,不能体现出环境与资源协调发展的战略思想。
5水安全问题的战略对策
5.亚转变思路从长远利益制定水安全战略
21世纪将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将不再靠资源拥有的多少来衡量国力的强弱,人类社会的发展将从依靠资源消耗转向依靠科技创新。我国是一个人均资源量十分紧缺的国家,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目标,人们必须转变观念,开拓思路,着眼于长远利益,高瞻远瞩,重新审视传统的国力评定方法,从片面追求经济规模的扩大转变到更看重文化、科技水平的提高,国家、社会制度的建设与生态环境的改善等影响国计民生的战略要素上,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科技立国与人文立国并重,建立起和平、富强、稳定的社会。具体到水安全战略上,就是要把节约用水、高效用水当做一项基本国策,要让国民视节约用水为一个重要的美德,并用法律和制度保证其得到有效贯彻实施。
5.2保护淡水生态系统
对河流生态系统的治理不当,将导致极大的经济损失。堤防、大坝、水闸、水库等工程对扩大农业、促进导航和控制洪水等方面确实发挥了作用,但与此同时,它们也对生态系统造成了巨大的损害,这又反过来引起了自然界的报复和灾害。因此,在治理河流时,要把河流当做整个生态系统,而不应当做孤立的区域进行管理。这不仅有助于减少洪水泛滥,而且有助于恢复流域的生态系统。欧洲一些国家已经认识到了保护河流生态系统的重要性。所以采取了措施恢复河流生态系统,挽回其自然功能,例如:提供安全的饮用水、恢复地下水供给、蓄洪等。人类社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适当控制“人力”对河流生态系统无休止的、无限制的干预,适当释放“自然力”对河流生态生态系统的优化。
5.3实现水资源的统一管理与综合管理
水的问题是和其他生态环境问题相联系在一起的,水安全问题应纳入整体生态环境保护当中,既要有权威的水主管部门加强对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同时,又要有强有力的资源环境的综合管理,为此,要以流域单元,建立流域管理机构,实行流域综合管理。水资源的综合利用必须从全局性和经济效益出发,把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与能源和原材料的开发利用、环境保护、维持生态平衡有机地结合起来,把供水、灌溉、抗旱、水土保持以及旅游结合起来。并建立国家统一的水资源管理体系,对水资源进行统一管理。
另外,要从水资源的供给型管理转变到水资源的需求型管理上来。水资源需求管理强调把水作为一种稀缺的经济资源,对水资源的优化利用着眼于现存的水资源供给,而不是自发地向新的供水能力投资以满足来来需求。
5.4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水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加快水价改革
建立水资源市场,实现水资源市场化管理。建立水资源市场的目标是在水资源的使用和分配中引入市场机制,实行“使用者付费”的经济原则,利用经济手段和市场刺激,使其成为法律手段的重要补充,确保政府在市场和价格政策扭曲中起调控作用。水资源价格在水资源调控中起着重要作用,水价过低就会将供水部门的效益无偿转让给用水部门,从而使供水成本得不到补偿。同时,水价过低对于居民节水意识的形成和水资源的保护是极为不利的。
5.5加强法制建设依法保护水安全
加强法制建设,依法保护水安全。目前最紧迫的任务是根据国家环保法制定各流域、区域的水资源保护法。我国的水环境保护法是建立在按行政区进行管理的基础上的,客观上造成了只顾本行政区的利益而牺牲下游地区水环境质量为代价的地方保护主义,从而加剧了水污染。因此,应结合各流域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的流域水资源保护法,使各个流域水资源保护工作尽快走上法制轨道。另外,水利工程法、地下水法也亟待研究,对现有的水法,还必须进一步完善,使其更加具体,增加其可操作性。
参考文献“”版权所有
1MiriamR.Lowi,BrianR.Shaw.EnvironmentandSecurity:Discoursesandpractices.Macmillan
Press,2000:33~49.
2王星桥.全球关注“水安全”.嘹望,2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