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扶贫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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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扶贫的重要性范文第1篇

【关键词】金融 精准扶贫 难点 对策

1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在收获发展成果的同时，也凸显出一些矛盾和短板，其中，贫困人口生活困难的问题较为突出。针对这一问题，我国提出要对贫困人口实施精准扶贫，并从多渠道、多途径研究采取扶贫措施，金融精准扶贫就是其中之一。了解把握精准扶贫的必要性和推进金融精准扶贫工作的难点，是开展金融精准扶贫的基础前提，针对难点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是确保扶贫工作有效进行的重要保证。因而，本文从实施精准扶贫的必要性出发，探讨金融精准扶贫过程中遇到的难点，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希望对推动贫困人口脱贫、促进国家经济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有所帮助。

2精准扶贫的重要性

了解精准扶贫的重要性是开展金融精准扶贫工作的前提，也是有效促进贫困人口脱贫、缩短贫富差距的认知基础，以下是本文总结的精准扶贫的重要性，希望对于广大参与这项工作的机构和人员正确认识精准扶贫有所帮助：

2.1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

精准扶贫是实现贫困人口脱离贫困、缩小我国的贫富差距的有效举措。实施精准扶贫，有利于提高贫困人群社会价值创造能力，体现人生价值和社会尊重，提升贫困人群的社会消费水平，使其享受到相应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享受和其他人群一致的社会待遇，共享改革开放带来的发展成果，从而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

2.2有利于促进经济的有效发展

根据木桶理论，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其短板而不是长板。同理，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取决并受制于贫困人口的生存状况而不是富裕人群。只有贫困人口得到有效的发展（至少脱离贫困），国家的经济才能步入更有效率、更科学有序的发展轨道。精准扶贫正是补齐发展短板的有效措施，通过精准扶贫，能够有效改善贫困人群的生存状况和生活水平，促使逐渐缩小贫富差距，进而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更加平稳和扎实有效。

2.3有利于维持社会稳定

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背景下，贫困人口因几乎占有不到社会的的资源禀赋而逐渐成为社会的“边缘”甚至是“弱势”群体，在被“挤压”的生存状态下，极易形成怨天尤人甚至仇视社会的心态，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这种状态长期积累对社会的安全稳定十分不利。而精准扶贫在经济和民生保障上促进社会公平的同时，在对贫困者心理的疏导上，也将逐步建立其对社会的认同感和帮助实现自我价值，对维持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的正面作用。

3金融精准扶贫的难点

实施金融精准扶贫面临两方面难点，一在于“贫”，二在于“准”。首先是如何判定“贫（贫困人群）”，即符合怎样的条件和标准才算贫困；其次要解决“准（精准）”，即如何通过建立完备的制度和机制，对各种类型的贫困人群做到精准施策，确保脱贫。“贫”是工作的标的，“准”是过程中的要求。认清这两个问题是金融精准扶贫工作有效开展前提和基础。围绕“贫”和“准”，本文认为有以下难点：

3.1金融精准扶贫的对象易出现偏差

实施金融精准扶贫，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哪一部分人群（符合什么条件和标准的人群）属于金融扶贫对象，需要对其进行扶贫脱困。确定扶贫对象是开展金融精准扶贫工作的前提，对象不确定，金融精准扶贫工作就无从谈起。目前，我国对于金融精准扶贫对象的选取在条件、标准等方面还没有明确规定，仅从家庭年收入多少进行考量的判定方法和标准，对于金融精准扶贫工作并不完全科学和适用。贫困人口并不一定都适于金融扶贫。比如，因病致贫、因残致贫、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户，致贫因素如无法彻底解决，只能通过政策兜底来解决。另外，缺乏知识、资金、技术等资源要素的贫困户，即使有强烈脱贫意愿，但因为既没有前期信用积累，也没有产业、固定资产抵押，往往也不是基层金融机构青睐的对象。特别是一些金融机构仍是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仅考虑到收益和风险因素，不给基层金融机构和信贷人员松绑，信贷资金投放给较为富裕的农户或者企业的现象就不能避免。这些都导致扶贫目标的偏差。

3.2金融精准扶贫的体系不健全

在广大贫困农村，金融体系不健全的问题比较突出。随着前些年撤乡并镇等区划调整和国有银行业绩考核等多重因素，一些国有银行撤并了县级支行，农信社撤并了一些乡级网点，导致信贷服务主体缺位。农业发展银行作为专门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却不涉足农村一般资金供应，致使它的功能尚未充分发挥。保险机构的业务范围也仅仅是政策保险，扩大保险业务范围的顾虑多、动力小。担保机构投入到精准扶贫中的还不多，为数不多的投身其中的担保机构在和银行、保险公司合作过程中往往条件苛刻。

3.3金融精准扶贫的配套措施不足

扶贫工作不仅仅是给贫困人口投放贷款，更重要的是建立健全配套措施，使贫困人群能够自食其力，改善生产生活的条件，真正摆脱贫困，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然而，我国的金融精准扶贫往往多注重资金的“贷”与“收”，现有涉及扶贫的金融产品单一，其他配套措施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工作也做得不够，特别是广大银行、保险、担保等金融机构针对产业扶贫、易地搬迁扶贫、生态扶贫、教育扶贫等方面的金融产品创新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

3.4金融精准扶贫的综合条件欠佳

我国幅员辽阔，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地形复杂的山区丘陵和边远地区，那里还缺少金融机构营业网点和信息化联通手段，加上贫困人口信用意识薄弱，且农村征信体系和金融法制尚不健全，都给金融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带来较大的困难和挑战。甚至是在一些偏远的贫困地区，有些农户把扶贫贷款资金看成是国家给予的补贴资金，而且认为不需要归还。

4实现金融精准扶贫的有效对策

在了解金融精准扶贫工作重要性的基础上，针对我国金融精准扶贫工作中的难点，本文提出了以下几点解决措施，希望对于金融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有所启示和帮助：

4.1科学确定金融精准扶贫的对象

明确扶贫对象是开展金融精准扶贫工作的首要任务。在明确扶贫的对象时，要针对不同地区的贫困人群的基本状况，在生产资料占有、家庭收入、劳动能力、认知水平、从业技能等多方面，分别制定标准和条件，结合金融精准扶贫的特征要素进行综合评判，采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甄别。在人群区分上，把因病致贫、因残致贫、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充分纳入政策兜底范围；把缺乏知识、资金、技术等资源要素的贫困户，进一步明确产业扶贫、易地搬迁扶贫、教育扶贫的基础上，进而纳入金融精准扶贫的范围。在手段上，可以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在明确金融扶贫对象时，将基本情况输入计算机，通过云端服务器形成大数据，再利用智能识别功能，依据设定标准、条件，准确锁定区域乃至全国范围符合条件的贫困人群，通过实现工作的数据化、手段的信息化来完成扶贫对象的选定工作，大大减少人工成本和工作量，为进而确定相应的扶贫方法、推进金融精准扶贫后续工作的实施奠定基础。

4.2建立健全金融精准扶贫的体系

农村金融机构的蓬勃发展，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是实现金融精准扶贫的基础。我国各贫困地区要根据本地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形成具有特色的金融体系，打破传统的垄断格局，形成以农信社、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为主体，村镇银行、保险机构、担保公司、小额扶贫贷款公司及其他金融组织为补充的金融体系。

国有商业银行、农信社等银行机构要着重增加并下沉贫困地区的营业网点和ATM，使信贷服务主体到位不缺位。农业发展银行作为专门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要在传统的对粮棉油收购的金融服务业务的基础上，按照供给侧改革的思路，在对农业基础设施、农业技术推广、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方面进行业务拓展，充分发挥它政策性银行的优势。村镇银行的发展要按照“低门槛、严监管”的原则来进行，将其作为增加直接服务基层的金融机构的重要补充。同时，还要鼓励更多的保险公司、担保机构、小额扶贫贷款公司投入到金融精准扶贫大潮中去。

4.3创新发展金融精准扶贫的措施

要想推进金融精准扶贫的产品创新，既要依靠各级政府部门的大力推动，也需要金融单位出台政策给基层机构和人员松绑。

目前我国各地已经把扶贫攻坚作为一项最重要的指标纳入对贫困地区党委、政府的考核。各地政府也陆续出台了金融精准扶贫的政策，主要包括：引导银行业机构加强贫困地区基层网点建设，着力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政府主动增强财政和金融政策的对接，例如，财政出资建立的风险补偿基金或担保基金，整合保险、银行等机构的金融产品，探索建立“政银企互保”等多种合作形式，既解决贫困人口脱贫动力问题，又为金融机构降低风险，推动各金融机构跨机构、多领域推出创新的金融产品。

金融机构也要在政策上向金融精准扶贫倾斜。国开行和农发行要发挥提供中长期信贷资金的优势，加大对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移民搬迁、生态保护、教育扶贫等领域的资金投放；商业银行特别是涉农银行业机构要建立专项工作机制，通过市场机制引导加大扶贫信贷投入，扶持生产和就业。金融机构的内部考核也有侧重，比如提高基层机构和信贷员不良贷款容忍度等。

4.4创造完善金融精准扶贫的综合条件

我国贫困人口信用意识薄弱，农村征信体系和农村金融法制尚不健全的问题急需解决，确保金融扶贫工作在合法合规和有序健康的轨道运行。

增强贫困人口的信用意识，建立农村征信体系。进行观念教育，培养诚信意识，树立“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理念。综合多方面信息，以乡村为单位开展信用评级活动，分别对农民个体、农村、乡镇进行信用评级，并建立诚信档案，在贷款方面向“信用户”、“信用村”、“信用镇”倾斜。健全农村金融法律法规。用法律手段来维护借贷双方权利。将农村金融机构的业务纳入法律规定的范围，同时也将借款者拖欠贷款等不良行为的惩治措施逐步写入法律，逐步采取强制措施。同时，金融精准扶贫监管机制要与奖惩机制有机结合起来，对方法新、实施效果好的金融扶贫项目，及时给与鼓励和奖励，为金融精准扶贫工作的持续健康开展创造有利条件。

5结束语

金融精准扶贫是帮助贫困人群脱贫脱困而采取的有效对策之一，开展金融精准扶贫工作，对减少贫困、保障和实现社会公平，促进全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以及维护社会的稳定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深远意义。因此，要高度重视起金融精准扶贫工作，努力创新金融精准扶贫的方式方法，充分发挥金融扶贫在整个扶贫事业发展中的带动作用和“造血”功能，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目标、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1]么晓颖，王剑.金融精准扶贫：理论内涵、现实难点与有关建议[J].农银学刊，2016.

经济扶贫的重要性范文第2篇

（二）缺乏与甘肃院校的深层次合作一个地区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培养。甘肃作为新、青、宁的缓冲地界，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不必言喻。甘肃的教育扶贫不能简单的把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经验照搬，必须面对自身的真实情况。甘肃由于经济发展缓慢，无法像沿海省份一样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人才引进，甘肃教育就必须扎根本地，大力发展高职教育和专科教育，使培养的人才能够留在甘肃、服务甘肃。在教育扶贫资金的使用上，要倾向于省内的教育资源，让学生感受到在家乡受教育的便捷性、实用性。甘肃地方院校目前也通过招收大量扶贫地区的学生来支持本省精准扶贫的开展，这就起到了一个好的示范作用。专科的教育与本科不同，要具有实践性、应用性，要让学生在毕业之后能够迅速的进入社会赚钱养家。学校在大胆的进行教育改革，各地区也要积极的联系院校，根据出本地区的发展需求，商讨下一步高职、专科院校的教改方向，培养一批能够服务甘肃本地的紧缺性人才。

（三）不能正确认识人才流失现象“村里的年轻人大多都出去打工了，只有我们这群老家伙还在种地”，这是高尧村面临的实际情况。同样的，大学毕业之后能够留在甘肃的外地学生很少，甚至一些甘肃学生毕业之后也会去离甘肃较近的西安发展。留不住人是甘肃面临的非常重要的实际问题，近几年兰州大学多位知名教授被东部地区挖走就引起了重大的社会影响，“孔雀东南飞”现象的背后展示出来的是甘肃经济水平的落后，人材不愿留在甘肃。甘肃本地人材的流失确实是在经济发展中所必须面临的问题，各地政府当然希望用本地的扶贫资金培养的学生将来能够回到家乡、回报家乡。但是也必须清楚学生们在甘肃之外工作同样也是回报社会的表现，他们拥有了更好地就业机会，也意味着能够更好更快的帮助家里脱贫致富。三、完善教育扶贫审计的新思路（一）针对教育特点，实行定期审计教育扶贫不等同于其它扶贫项目，见效慢，不易察，所以审计也必须作出与之对应的变化。专科学校一般要学3年，本科院校要学4 年，那么审计周期就应围绕学生的学习期限，对学生整个学习期间进行全方位评价。在每一学期、每一学年结束时，审计人员要及时联系高校，了解接受教育扶贫学生们的在校情况。审计人员绝不能心血来潮，上面有任务了就查，上面没有任务就对学生不管不问。对待教育扶贫要根据高校学习的特点，制定定期审查制度，最好在学期末或者学年结束时，进行统一的排查。了解学生在校的花销情况、学习情况等，对于使用奢侈品、品行不端或其他不符合教育扶贫标准的学生坚决予以停止补助，并且追究相关资格审查人员的责任。（二）深入高校，调查学生在校表现在学生学习过程中，审计人员应主动与甘肃各高校联系，调查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教育扶贫不但看量，更要重质。要把贫困地区的孩子培养成紧缺型专业人材，就必须实时了解学生们的在校表现。对于某些学生长期逃课、挂科的，必须停止援助，并且给予必要的处罚措施。在省外高校上学的学生，由于地域管辖等原因，无法像省内上学的学生一样给予更多的关心，但是也要积极的与省外学校沟通，拿到学生每学期的成绩单，据此作为学生在教育扶贫期间的表现。学生有想继续考研考博深造的，扶贫人员要及时的了解学生们的动态，给予必要的帮助，不能让这部分优秀的学生因为家庭经济原因失去了继续深造的机会。审计人员也要统计好这部分继续深造的学生的数量，在最后扶贫的综合评价中赋予更高的分数权重。（三）进行跟踪审计，制定评价体系教育扶贫不能做表面文章，即不能只看学生们的入学率，更要重视学生们的工作情况。学生能从高校顺利毕业，拿到毕业证与学位证才是教育扶贫的第一步。学生毕业之后不愿回到甘肃发展也应予以理解，只要学生们能够把自己所学知识用于工作当中就是对教育扶贫成果的最大肯定。学生毕业工作并不意味着教育扶贫工作的结束，审计人员要对学生进行后续考察，了解学生回馈社会的情况。审计部门还要针对教育扶贫的特点，制定一套扶贫效果评价体系。评价体系一是反映地方政府对教育扶贫的投入程度，二是要反映接受教育扶贫的学生在毕业后的工作情况。评价体系要从短期、长期两个方面制定，短期评价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指标：地方政府投入的资金、所占精准扶贫资金的比例、受教育扶贫的学生人数、专科本科的比例等指标；长期评价可以包含以下几个指标：学生专升本率和考研率、所工作单位的统计、创新创业的人数等指标。

（四）确保统计数据的真实性，警惕出现“麦克纳马拉”现象“相对来说，我们目前的审计方法对不符合扶贫标准但是违规享受的现象更有效，但是很难发现符合扶贫标准但是没有享受政策的这部分人群。”这是兰州市审计局的郝爽同志对于目前扶贫审计工作的感慨。目前审计工作所依据的“原始数据”是由民政部门统计出来的，审计部门更多的是审计财政部门扶贫资金的发放情况。可以说审计环节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步骤就是乡村、街道这些基层部门统计出来的数据，一旦这些统计数据弄虚作假，后面的一系列审计工作就完全失去了意义。所以审计部门一定要与民政部门做好沟通工作，甚至可以在数据统计时就派驻审计人员进行监督。

经济扶贫的重要性范文第3篇

镇村距县城约38km,全村幅员面积38km2,平均海拨2700m,全村共有8个村民小组，有农户517户，农业人口2370人，其中：建卡贫困户132户，533人。全村低保对象222人，五保对象4人，优抚对象2人，特困儿童5人，孤儿3人。耕地面积32000亩，林地面积36750亩，经果面积10000亩，主要粮食作物有玉米、洋芋、荞麦等，主要经济作物有花椒、核桃、苹果等，主要产业为种植业和养殖业，主要居民为彝族。

二、致贫原因分析

1.贫困面广，致贫原因多，经济来源单一

全村贫困数比重大，贫困户数占全村户数的25.5%，贫困人口占全村人口的22.4%。贫困户经济来源单一，主要经济来源为务工、务农，而务工缺乏技术，务农缺乏资金和技术，种地主要靠天吃饭，发展后劲严重不足。

由于交通条件差，造成经济发展缓慢。公路路况差，政府和群众无力养护公路，大量生产生活资料难进入，农产品难运出。加上自然环境恶劣，气候条件差，农业生产仍实行广种薄收，靠天吃饭，致使多数群众生产难发展，贫困状况难以摆脱。又因思想消极保守，主观脱贫意识差，没有危机感，思维观念仍停留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期，懒思考、怕困难、怕担风险，等、靠、要思想严重，加上信息渠道狭隘，接受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差、机会少，致使农业生产力水平得不到大的提高，农产品科技含量不高，农业生产效益一直在低水平徘徊，没有发展动力，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

2.土地贫瘠，农作物单一

全村共有耕地32000亩，农作物主要为马铃薯、燕麦、小麦等传统经济作物，物产不丰，经济效益低。

3.自然条件差，水资源缺乏，抵御灾害能力差

一方面，受地势等自然因数影响，该村水资源严重缺乏，基础设施落后，全村还没有统一自来水，大部分村民靠自挖井水生活。农业灌溉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严重制约了农业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及缺乏保障的水利设施，该村抵御自然灾害能力较差，易受干旱、冰雹等自然灾害的侵袭，农户经常性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

三、帮扶措施

一是发展养殖产业。依靠村土地面积宽的有利条件，大发展养殖业，主要以羊、牛为主。

二是发展种植业。综合地质环境等因素考虑，村应大力发展花椒、核桃等经济林木，以此为支撑产业，摆脱贫困。

三是解决农业灌溉用水。积极协调县上农业部门，为村争取一部分水窖，用于农业灌溉。

四、工作要求

1、村“两委”和驻村工作组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充分认识做好精准扶贫结对帮扶工作的重要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将此项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负责本村精确扶贫结对帮扶工作的组织协调和落实，确保精准扶贫结对帮扶工作不走样。

经济扶贫的重要性范文第4篇

关键词：扶贫模式 市场化运作程度 扶贫资金使用效率

引言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农村问题一直是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难点问题。扶贫开发30年来，我国在扶贫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全国的农村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人减少了到2010年的2688万人，并且贫困发生率也由30.7%降低到了2.8%。

但是，随着我国农村扶贫成果的呈现，农村扶贫开发也出现了问题：赵曦等人（2009）认为我国现有的扶贫模式管理存在着诸多问题，包括剩余贫困人口减贫速度减缓、脱贫成本增加、扶贫成效降低。张新伟（1990）认为扶贫资金投入的增加，扶贫效率反而有所放缓，既有扶贫政策低效率制度原因，也有贫困地区环境恶劣、自然资源短缺、人口素质低等客观原因，同时也包括了交易效率低下，分工不足，资本短缺，市场化意识不健全等经济原因。真正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方法是市场化的反贫困道路。徐志明（2008）认为提高投资效率的关键是在反贫困中引入市场机制，包括在贫困地区培育贫困地区市场主体，培育市场经济发生与成长的条件，转变政府在反贫困过程中的职能，建立扶贫资金的多元投入机制，资源配置的市场竞争机制，多方参与扶贫开发和监督评价机制。上述研究的不足是仅仅从扶贫资金管理、扶贫资金使用效率，扶贫制度上来分析中国扶贫存在的问题，并从理论上提出相应建议，忽略了扶贫模式市场化运作机制和扶贫模式资金使用效率的关系。

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国农村扶贫的发展，本文从贵州扶贫实践出发，采用未确知-AHP综合评价方法和主成分分析方法，对贵州主要模式的参入主体、市场化机制以及扶贫模式资金投入的情况进行分析，以期探索出贵州扶贫模式市场化运作程度和扶贫模式资金使用之间的相关性，从而更好为贵州，甚至为我国的扶贫工作改革提供一定的对策建议。

扶贫模式市场化运行程度的测度

（一）扶贫模式市场化运行程度未确知-AHP综合评价方法

该方法的基本思想：根据张新伟（1990）提出的建立以农村市场化为重点的市场化机制是用市场化解决贫苦问题的关键，以及龚晓宽（2005）从扶贫主体、扶贫运作方式、以及扶贫对象来分析怎么运用市场化规律推进扶贫开发，借鉴了陈宗胜从农户投入产出角度，来分析我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指标评价方法，和王凤彬等（2005）对企业内部市场化程度测度指标设计的基本思想，将体现扶贫模式市场化程度的影响因数按性质不同，划分为若干类，并按市场经济理论提取出相关的因素。

本文邀请了10位对扶贫工作有专业研究人员，其中包括4位专家学者、3位省级扶贫办人员、3位扶贫农户对指标进行评价，得到如表1所示的结果。

（二）指标权重的赋值方法

在多层次多指标的评价模型中，指标分类权重、指标重要性权重是模型的最关键性的一步。本文采用了专家赋值法，将指标的等分率作为指标的权重。笔者邀请了4位对贵州扶贫现实情况较为了解的学者、4位从事扶贫工作的政府人员以及2位扶贫农户，对表2中的二级指标进行评分，评分按百分比来记录。本文以产业化扶贫模式为例来说明多层次未确知综合评价的计算过程。

1.二级指标测度。根据分级标准2构造单指标测度函数如下：

根据单指标测度函数，对照表1各指标的评估值，则可以求出单指标测度：

计算各二级指标的分类权重：

计算各二级指标的测度向量：

2.一级指标的测度。

计算一级指标的分类权重：

ω1=（0.24 0.17 0.16 0.19 0.24）

计算一级指标的测度向量：

μ1=（0.14 0.74 0.12 0）

用同样的方法可以得到信贷扶贫的一级指标测度向量：

μ2=（0.1 0.69 0.21 0）

3.识别与排序。取置信度λ=0.7，由综合评价法得到评价等级：发展资金扶贫模式和信贷扶贫模式市场化运作程度都处于良。根据排序，发展资金扶贫模式市场化运作程度高于信贷扶贫模式。

4.用同样的方法，以工代赈的一级指标的测度向量为μ3=（0 0.32 0.66 0.02）。可以计算出以工代赈扶贫模式市场化作用程度位于中这个区域。

5.对这三个扶贫模式的市场化运作进行排序，得到的结果是：发展资金扶贫模式市场化运作程度最高，其次，是信贷扶贫模式，最后，是以工代赈扶贫模式。

扶贫模式资金运作效率定量分析—主成分分析

为了进一步定量分析扶贫模式资金的效率，本文选取贵州省历年的扶贫资金投入实际情况来进行实证分析，从扶贫资金对贵州农村人均收入为被解释变量，来分析扶贫模式资金的使用实际效率情况。

首先，本文从扶贫资金的投入主体的不同，将贵州扶贫资金主要分为财政扶贫、信贷扶贫、社会帮扶，以及利用外资四个方面。具体数据如表3所示。

为了方便接下来的分析，本文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利用SPSS18.0，对该数据进行降维。

表4给出了各成分方差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只有前2个的特征值根大于，且财政扶贫资金的方差占所有主成分方差的60.315%，信贷扶贫资金的方差占所有主成分方差的30.479%，这两个成分的方差的贡献率达到了90.25%，因此选择前2个变量，即财政扶贫资金、信贷扶贫资金已足以描述贵州省扶贫资金的使用水平。

结合上述分析方法，按扶贫方法和手段的不同，从贵州省财政扶贫资金、信贷扶贫资金中提出以下3个主要的资金投入扶贫模式：发展资金扶贫模式、以工代赈扶贫模式、信贷扶贫模式。具体数据如表5所示；贵州省历年农村居民历年人均纯收入如表6所示。

本文采用贵州省农民的人均收入为被解释变量，以发展资金对数、以工代赈资金对数、信贷资金对数为解释变量。

模型：Y 为贵州省农民的人均收入；Ser01为发展资金；Ser02为以工代赈资金；Ser03为信贷资金。

进行多元回归的结果如表7所示。

根据表7的结果可以写出回归方程：

Y=-222265+1586.169ln（SER01）+739.842ln（SER02）-80.2654ln（SER03）

R2=0.98，R2=0.97，F=120.845 D.W=1.37

由表7中数据可知，R2=0.97，说明模型对样本的拟合很好；对整个模型进行F检验，针对H0∶β1=β2=β3=0，给定显著水平α=0.05，查表的临界值Fa（k-1，n-k）=F0.05（3，7）=4.35，由于，F=120.845≥F0.05（3，7），则应拒绝原假设H0∶β1=β2=β3=0，说明整个回归方程显著。又由于ln（SER03）的T值的绝对值为1.39

结论与对策建议

从对贵州省扶贫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来看，发展资金扶贫模式、信贷扶贫模式、以工代赈扶贫模式这三种扶贫模式的市场化程度都相对较好，且对于贫困地区农户持续脱贫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然而，并不是市场化程度高的扶贫方式资金使用效率就是高的。如上分析，信贷扶贫模式的市场程度低于产业化扶贫模式，从资金投入使用效率效果来看，也比发展资金扶贫效果要差。但是，以工代赈扶贫模式市场化程度比信贷扶贫的市场化程度低，然而扶贫资金的实际效果却远远优于信贷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

因此，虽然扶贫模式的市场化程度对于扶贫资金的投入效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不能单从扶贫模式的市场化程度高低来作为衡量扶贫资金投入多少。随着贵州扶贫工作的进一步深入，不仅仅需要扶贫资金的大量投入，也需要从贫困地区的具体情况，扶贫资金的投入角度等多方面考虑。

（一）突出扶贫重点并因地制宜实施扶贫模式的资金投入

加大对贫困市县的实地研究，寻找出该地最真实的贫困需求，区别对待，强化扶贫瞄准机制，因为统一的扶贫模式的资金投入忽视了地区和地区的差异性。有研究表明，以贵州省关岭县为例，当地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制约当地扶贫工作的重要因素。加大以工代赈投入资金的力度和扩大以工代赈扶贫资金的范围，应该是现阶段扶贫资金投入的主要方向。并且，从贵州省的数据可以看出，以工代赈资金近几年没有多大的变动，且占所有扶贫资金的比例也比较低，但对于贵州省农民的收入提升作用却很明显。

（二）完善扶贫模式市场化构建并增强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

从扶贫模式市场化运行程度的测度定性分析来看，扶贫主体、扶贫资金的市场化以及扶贫模式的经济性都有待加强。贵州省扶贫主体参与多元化程度欠缺，政府资金提供力度占了全部扶贫资金的90%，忽视了中小企业和社会力量在扶贫中的作用。由于扶贫地区的基础设施落后等历史原因，扶贫模式的经济外溢性得不到体现，形成不了持续的扶贫效果。扶贫对象的意愿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在进一步推进扶贫方式市场化的建立，扶贫主体市场化竞争的培育，贫困地区市场化机制的扶持，是贵州省走出贫困大省的不二选择。

（三）扶贫资金的投入和当地的产业发展项目相联系

近年来，贵州省政府一直在加大扶贫资金的投入，完善扶贫模式中的种种不足。强化扶贫资金的监管力度，实行专项专款，加大市场化运作程度高的扶贫模式的扶持力度，使扶贫能够持续有效地进行下去，增强扶贫主体的盈利能力和扶贫对象自我造血能力。真正能提升扶贫地区造血能力的，就需要和具体的扶贫项目联系起来。从研究分析中可以发现，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和具体当地产业经济发展关系很大，贵州省扶贫资金更多的是要加大对农村产业链的发展投入。综上可知，信贷扶贫资金占了贵州省扶贫资金的40%，但对贵州省农村脱贫的作用却不是很明显。从贵州省石阡县的信贷扶贫效果来看，只有把信贷扶贫和当地产业发展联系起来，才能更好地使得贫困地区走出贫困，因此，只有将扶贫资金和项目相结合，提高扶贫主客体的市场化意思，更好地提高信贷扶贫资金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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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扶贫的重要性范文第5篇

Abstract: What is the point in the research on the theory of poverty is the answer about the question “what’s the poverty?”. According as theanswer, we design the antipoverty policies including the design on the Poverty- Line, identifying poverty population andreduction them. So, the research on the theory of poverty is the precondition and foundation when we design the antipoverty policies which one’s designing and acting also is the final target of the research on poverty. Many national economists and foreigner have studying deeply on the reasons of poverty appearing and the antipoverty policies. They have made some representational conclusions and theories.

关键词: 贫困;反贫困理论;反贫困政策

Key words: poverty;theory of antipoverty;policy of antipoverty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28-0256-02

1反贫困的基本理论研究

反贫困理论构建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简称主流经济学。以保罗・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提出的“收入可能性曲线”和阿瑟・奥肯在《平等与效率一重大的抉择》中提出的“漏斗理论”为代表;二是福利经济学。以霍布森、阿瑟・庇古和阿尔马蒂亚・森为标杆性人物;三是发展经济学。以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的反贫困思想为代表。20世纪60年代以来,福利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在贫困理论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更为抢眼。

1.1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反贫困理论综述美国经济学家拉格纳・纳克斯(Ragnar Narkse)在《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中提出了著名的“恶性循环贫困”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存在着长期的贫困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中存在着若干个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恶性循环系列”。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恶性循环是“贫困的恶性循环”:在供给方面,发展中国家较低的收入水平,意味着低储蓄率,由此造成资本形成不足,进而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低生产能力导致低产出,低产出则造成低收入;在需求方面,发展中国家的低收入意味着购买力低下,从而造成投资不足。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以纳克斯的“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为基础提出了 “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纳尔逊认为,只要人均收入低于人均收入的理论值,国民收入的增长就被更快的人口增长所抵消,使人均收入回到维持生存的水平上,并且保持不变;当人均收入大于这一理论值,国民收入超过人口增长时,人均收入相应增加,直到国民收入下降到与人口增长相等的水平。在这一点上,人口增长和国民收入达到新的均衡,因此在一个最低人均收入水平增长到与人口增长率相等的人均收入水平之间,存在一个“低水平均衡陷阱”。在这个陷阱中,任何超过最低水平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都将由人口增长所抵消。如果其他条件不变,这种均衡也是稳定的。发展中国家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资本投资,使投资和产出的增长超过人口增长,才能冲出“低水平均衡陷阱”。

1.2 发展经济学与福利经济学的反贫困理论研究综述发展经济学学派的代表人物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于1957年提出了“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与其他学者不同的是,缪尔达尔从经济、政治、制度、文化、习俗等广泛的层面上研究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原因,指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并不是纯粹的经济现象。缪尔达尔认为,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其中,技术进步、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因素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为因果,呈现出一种“循环积累”的变化态势,形成“累积性的循环”。典型的循环是,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收入水平低,导致人们的生活水平低,而生活水平低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营养不良、医疗卫生状况恶化,健康水平下降;另一个后果就是教育水平低下,从而使人口质量下降,劳动力素质不高,那么劳动生产率就难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低下又最终导致低收入,从而开始了新一轮的贫困循环。所以,缪尔达尔的结论是,资本形成不足和收入分配不平等是导致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最重要因素。

199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指出,贫困的实质是能力的缺乏,人们拥有了这种能力就拥有了发展和致富的机会,可能就不会贫困,没有这种可行能力或这种能力被剥夺就会失去发展和致富的机会,就会贫困。所以,阿马蒂亚・森认为“贫困不仅仅是收入低下,而是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也就是说,贫困并不仅仅指比社会上其他人穷,而是指没有争取物质富裕最基本的机会,因为贫困人群缺乏一定的最低限度的能力,包括免受困苦(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的基本能力,以及识字算数、享受政府参与的能力(阿玛蒂亚・森,2002)。

1.3 小结与启示后凯恩斯学派的学者十分强调经济增长对于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性,因为资本不足所导致的收入水平低下是贫困形成的根本原因,资本稀缺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解决资本来源问题成了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途径。同时,纳尔逊强调在没有外力的推动下,“贫困的恶性循环”和“低水平均衡陷阱”将是一种无法打破的均衡现象,依靠贫困地区自身的发展是不能够得到解决的。这些理论研究的政策意义就在于,反贫困资源的提供者只能来自于贫困地区之外,如政府、NGO组织,通过这些部门对贫困地区的大规模投资,才能保证投资率水平高于“临界最小努力值”,最终实现脱贫目标。与后凯恩斯学派将贫困等同于低收入的观点相比,发展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对贫困内涵的理解更为广泛,在强调资本形成、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的同时,更注重分析收入分配不公和能力缺乏对贫困的根本性影响。缪尔达尔和阿玛蒂亚・森都主张通过权力关系、土地关系以及教育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使社会收入趋于平等,使贫困人口的个人基本能力得以提高,以促使资本形成,提高产出水平。迪帕・纳拉扬(Deepa Narayan)等人则认为,要使贫困者真正脱离贫困,一个成功的策略应该包括以下要素:从穷人的现实出发、投资于穷人的组织能力、变革社会规范、支持那些能够带领穷人们发展的领导者。

2反贫困政策的研究

对反贫困策略的研究,主要遵循以下三个步骤:首先是界定反贫困的概念,从而确定反贫政策实施的最终目标;其次是选择反贫困路径,即反贫政策实施的切入点;最后是反贫困政策的效果评价。当一定的政策被用来扶贫后,人们自然会关心这些扶贫政策的有效性,并以此为参照,对扶贫政策的后续设计进行修正。

从世界范围看,反贫困的概念主要有三种表达形式:一是减少贫困(Poverty Reduction) ,从贫困人口的数量角度界定了反贫困的行为过程;二是减缓贫困(Poverty Alleviation),从贫困人口的贫困深度反映反贫困的行为过程;三是消除贫困(Poverty Eradication) ,反映了反贫困的目的性。由于中国农村反贫困策略实质上是采取了瞄准贫困人口(1990年代中期以前主要瞄准贫困地区)的发展援助的方式,因此中国农村“反贫困”的政策含义完整表述是:帮助农村贫困人口(贫困地区)通过发展摆脱贫困(李实,2007)。在反贫困的路径选择上,国际上主体模式主要有三种类型:①资源配送模式:它属于典型的传统西方或大多数欧共体国家的福利观念。②惩罚“机能障碍(dys-funcional)”模式:着重考查贫困人口生活方式与社会规范,强调消除“机能障碍”来彻底解决贫困问题。③介入“机遇结构(opportunity structure)”模式:将贫困与“机遇结构”缺乏联系在一起,从对贫困人口研究转向对导致贫困状态的社会及经济结构进行研究,它属于发展经济学的反贫困观念(王俊文,2007)。

由于国情不同,各国选择的反贫困策略都有所不同,但追求反贫资源使用效益最大化,总体贫困规模最小化的策略目标是一致的。反贫资源分配模式主要有三种:①完全瞄准(Perfect Targeting)模式。该模式的信息成本高昂,因为需要确定谁最有资格获得扶贫资源,扶贫资源提供者与接受者之间完全信息不对称;②不瞄准(No Targeting)模式。该模式直接将扶贫资源分配到贫困家庭,信息成本降低,但是会造成扶贫资源的流失和低效;③部分瞄准(partial targeting)模式。这一模式介于上述两种模式之间,即把反贫资源交给具有某种社会经济特征的子群,如村、镇等基层组织,让他们分配(Martin Ravallion,1991)。

3中国农村反贫困政策研究

对于中国是否存在相对完整的农村反贫困政策体系,理论界一直存在较大分歧。以朱玲、吴国宝、何金定等学者为代表的一方认为,虽然中国政府在改善贫困人口经济收入方面做了大量努力,但制度建设明显滞后,反贫困政策体系严重缺位。中国目前采取的反贫困政策大多带有明显的应急特征。因此,营造反贫困制度良性运行的发展环境,进行制度创新,将临时性反贫困措施导入制度性反贫轨道是21世纪中国反贫困的最重要课题(吴国宝,2000)。亦冬则认为“只有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各种制度环境,依靠制度再造贫困地区的激励机制、竞争机制、创新机制和发展机制,才能打破贫困地区存在的贫困恶性循环和低水平均衡,使贫困地区摆脱困境”(亦冬,1994)。以李小云、段庆林、朱凤岐、岳希明、李实等学者为代表的另一方则认为,中国一直以来就存在农村反贫困政策体系,只不过这一体系存在缺陷,需要进一步完善。学者们认为,随着中国农村贫困特征已经发生的变化,1980年代确定的“开发式扶贫模式”等反贫困制度需要改革(李小云,2002)。进入90年代后,农村除集中分布的区域性贫困外,还出现了贫困地区以外的阶层性贫困,反贫困政策效率明显偏低, “开发式扶贫”制度效果已经开始弱化(段庆林,2001年)。目前,中国贫困现象的主要特征是由于地理、资源、社会及人文等条件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区域结构性贫困。区域结构性反贫困战略进一步假设通过区域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当地资源为基础的乡镇企业发展,可以逐步缓解区域性的贫困现象。但该战略下的制度安排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异化”现象,许多人称之为“制度缺陷”。实际上,小额信贷的成功实践、参与式社区管理的试验等成功经验已经开始为新的制度创新开辟了路径(蒋凯峰,2009)。因此,当前应着手反贫困制度的市场化创新调整,利用市场机制改善贫困地区与贫困农户的落后地位,我国农村反贫困工作的发展方向应当是逐步趋向于制度化、社会化和市场化(段庆林,2001)。

尽管对目前中国农村是否存在完整的反贫困政策体系存在分歧,但各方学者都在中国反贫困政策体系的构建或完善方向上达成了一些共识,明确了最基本和最有效的反贫困战略是靠市场经济来消解贫困,靠制度变革消解贫困(李含琳,1994)。一套完整的反贫困制度设计应该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①贫困人口获取资金和劳务机会的渠道;②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设施建设的资金筹集与管理制度;③包括贫困人口在内的所有公民享有基本教育和医疗服务的制度;④组建运作良好的扶贫开发机构和扶贫企业;⑤建立高效的贫困监测体系;⑥实现反贫困工作的法制化管理,尽快出台“国家反贫困法”(张新伟,1998;朱凤岐等,1996)。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