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的目的范文第1篇

关键词：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对策

作为生产的关键要素，继传统经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等之后，有效利用通信技术、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充分利用数字知识和信息的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经济形式，它能提高效率，促进经济结构优化、经济社会结构再造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全面转变，已成为推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和技术变革的主导力量。在杭州举行的G20峰会率先将数字经济列为创新和增长的重要议题，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推动人类生产方式转变的数字经济协同行动的重要性，并在中国的带动下世界多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这是第一份正在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转型的数字经济政策文件，是数字经济的一个重要标志。“前后追赶”的全球竞争格局，要求全球数字经济的“双星”之一中国要增强紧迫感，从动力转型的角度出发，学习美国优势，研究制定适合的战略，抓住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世界经济数字化机遇窗口，大力实施数字经济发展，力争走在世界前列。

一、数字经济内涵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技术产业发展部主任单志光指出，在全球范围内脱颖而出的数字经济已经成为颠覆传统金融和贸易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新经济形式。以腾讯、阿里等跨国公司为代表的互联网、大数据等数字经济的代表性企业在全球市值很高，金融和医药等传统领域的公司则相形见绌。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的较高经济形态，最早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这个词不是一个新概念。随着互联网和大数据的不断深入，数字经济的内涵2000年以后进一步扩大①。从今天对我国发展大数据的战略认识来看，以数字信息和知识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是信息与通信技术的集成与应用，是包容、创新、高效和可持续发展的新经济形式的重要代表和重要推动力。其核心特征是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数据是元素，集成和转换是驱动力。数字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动力是人工智能、区块链和未来的物联网技术。以BAT为代表的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产业组织的主要形式。数字经济战略发展中最重要的资产无疑是数据元素，以产业融合为主要表现形式，以网络空间为关键力量，推动数据元素从资源到资产和资本的增值以及分红的实现过程就是我国数字经济的核心。数字经济时代的多元治理已经成为推动现实世界发展并推动经济转型的必然要求。面对当今众多的数字经济概念，数字经济是新时代的新实体经济，是新时代新经济的显著代表，不能简单地把它看作划分产业的标准。河北雄安规划到2035年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超过80%。作为规划未来智能社会一个重要参考的数字经济，已然在国家政策层面站稳脚跟。

二、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义

目前我国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转型时期，中国经济呈现出越来越多的以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化特征。基于数字产业化和工业数字化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传统产业从数字经济中吸取了越来越多的新动力，能促进产业的深度融合，提升经济竞争力，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实现三大变化。首先，以制造业为例，在中国传统的生产方式相对潜力较大的制造业方面，数字化有助于提高制造业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促进质量的变化。针对自主创新能力薄弱、产品整体素质不高的问题，通过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数据的分析，通过数字化转型，将在优化生产过程参数的基础上逐步建立数字化供应链。改变传统制造业的研发和生产过程，可以进一步预测可能出现的问题，从而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其次，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数字化可以更好地促进供需双方资源的有效对接，有助于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并提高生产效率。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实现制造业产品出口的快速销售。随着数字技术在轻工、纺织、建筑材料、机械等传统制造业中的运用，对服务、生产、研发的全面渗透，行业数字化转型将进一步加快，TFP将全面提升。在我国305个智能制造示范项目中，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初步统计，数字化改造使305个智能制造示范项目平均生产效率较之前提高了37.6%，305个智能制造示范项目平均能源利用率较之前提高了16.1%，305个智能制造示范项目平均运营成本较之前减少了21.2%②。第三，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下，数字化有助于加速培育新经济高质量增长动力，在激烈的科技竞争中促进动力转换。数字技术作为科技革命的创新成果产生了许多动态的新模型、新格式和新行业。只有当传统的因素通过数字化实现品牌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管理创新、营销创新等不同方式的创新，发展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时，高质量的发展才会有取之不尽的动力。当前企业层面数字化转型的探索有效地促进了基于数据驱动的新经济正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和主动能。面对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加强数字经济，加快工业数字化进程，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建设数字中国，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长期战略部署，对于推动中国工业走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具有重要意义。

三、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

要大力发展从工业经济到数字经济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加快建设先进基础设施，构建基于网络、平台支持、软件定义、数据驱动、智能增值的新范式。未来几十年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划时代的跨越期，要加大数字经济发展以全面提升经济发展的创新和竞争力这一目标。

（一）加快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的突破要提高信息技术产业、信息网络、工业互联网等基础领域的质量，建立新网络，加强战略支持。首先，加强基础技术研究，通过基础研究，推动应用技术群体的突破及尖端技术在通用芯片、人工智能、高性能计算、基础软件、量子通信等方面的布局，培育具有自主创新和强大竞争力的信息技术产业。通过技术创新促进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产业的研发和商用，加快网络、智能终端、电子制造设备和一些重要的产业链发展提升③。其次，建设G比特网络，全面部署IPv6，加快构建具有高速、全覆盖和智能的网络成本降低以及5G商业流程基础设施智能化转型的新一代信息网络。第三是加强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建设和推广，构建工业互联网、平台和安全三大功能系统，进一步落实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战略。大力推进工业企业内外网络的升级改造，建立覆盖设备、控制、网络、平台和数据的多层次、系统化的综合安全系统。

（二）提高供应系统的质量，突出主攻方向要在共享经济和智能物流领域进一步推进服务业数字化和网络化转型，培育新的增长点，促进服务业数字经济的发展。在服务业数字经济的发展新动力下，提升服务业准确、高效和智能化的服务能力。要充分应用物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大力发展经营管理和服务数字化的智能农业，促进一二三产业的一体化发展。

数字经济的目的范文第2篇

期间，国务院副总理出席了其中的中美企业家数字经济研讨会并在致辞中指出，“数字经济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杭州峰会通过《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提出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的指导原则和关键领域，为世界经济重焕生机指明了新方向，提供了新方案，带来了新希望。”他的致辞还透露出中美将加强数字经济领域合作的决心。

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各国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战略选择。数字经济作为发展最迅速、创新最活跃、辐射最广泛的经济活动，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和新引擎。2015年，中国数字经济的规模达18.6万亿元，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位。中美两个数字经济发展的大国各具特色，未来两国合作潜力在哪？

数字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中国致力于营造开放的数字经济发展环境。中方在履行‘入世’承诺的基础上，又在上海自贸试验区主动开放10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8类，并在全国范围内放开经营类电子商务外资股比限制。中国已成为美国电子通信企业最重要的海外市场。”表示。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大力实施信息化发展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互联网+”行动计划等，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经济已成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2016年，我国先后出台《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中国制造2025》《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等一系列文件，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技术等各方面的保障。

目前，中国网民已经超过7.1亿人口，移动互联网用户超过6.5亿，平均上网时长是接近4小时，网络外卖用户量已经上亿，这些数据都在表明，数据经济和互联网经济在不断渗透到生活各个方面的时候，对整个经济和生活方式所带来的深度变化。互联网正在中国释放着非常巨大的消费潜力。消费升级中一个很重要的增长方向来自于零售，BCG的研究认为，互联网消费贡献未来5年私人消费增量是42%，也就是说，私人部门的网络消费是一个巨大的增长，在增长的背后可以看到由于消费所带来的数字经济的拉动是全方位的，会带来结构性的变化。

阿里巴巴巴集团副总裁高红冰在接受《中国对外贸易》采访时表示，“今年‘双十一’的交易量里83%来自无线端，说明现今的移动流量在支持这些交易完成。如今我们有90%的数据量是过去两年创造的，在2020年，全球数据量会突破44ZB。我们有理由相信，数据或者数据流量可以作为衡量数字经济的主要指标之一。”

中国在多个领域已加入全球数字经济的领跑者行列。近年来，中国在电子商务、电子信息产品制造等诸多领域取得全球领先的突出成就，一批信息技术企业和互联网企业进入世界前列。腾讯、阿里巴巴、百度、蚂蚁金服、小米、京东、滴滴出行等7家企业位居全球互联网企业20强。此外， 数字经济正在引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在现代农业、智慧能源、普惠金融、益民服务、高效物流、电子商务、便捷交通、绿色生态、人工智能等领域，数字经济正加快引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美国是世界数字经济的中心

近年来，美国数字经济及其所依托的宽带基础设施，经历了大幅增长，为美国经济复苏和竞争力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引领三次IT产业革命的美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数字经济的中心。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开始大规模部署4G（LTE）网络的国家，美国在2012年中期就拥有了将近全球一半的LTE用户。另外，宽带用户的需求在过去4年也发生了巨大转变。到目前为止，超过94%的美国家庭已接入网速大于10Mbps的宽带。利用门槛较低和网络开放的优势，云计算、远程处理、流媒体提供商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对更高带宽的互联网服务的需求。这种需求刺激了对高速网络设施的大量投资。从2009年到2012年，美国无线网络的年投资额以40%的速度增长，从每年210亿美元增长到300亿美元，已经超过主要的石油、天然气和汽车公司。2013年，美国的有线网络投资额预计达到350亿美元。

OECD的《2015数字经济展望》报告显示，美国在信息、通讯和技术（ICT）上的出口一直保持增长，成为世界主要ICT服务出口国之一，占全球比重从9%左右上升到13%左右。美国2013年ICT研发支出占GDP总额0.6%，其中20%资金用于ICT制造行业。此外，美国互联网用户约占人口总数的80%。智能手机用户中，约有45%的用户通过手机在线购物，约55%的用户使用网上银行。根据相关研究公司的预测，到2020年，美国约20%的银行分支机构将消失。eMarketer预计，美国的电子商务交易额在2012年至2017年间的复合增长率仍将高达14%，其中服装和服饰、图书和音像制品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将分别升至17.2%和16.3%。

中美加强数字经济国际合作

当前，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增长最快、创新最多、辐射最广的领域。中美两国都孕育出了业绩卓越的公司，全球市值前十位的互联网公司全部来自于这两个国家。

“中方致力于加强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中国连续3年在浙江乌镇主办世界互联网大会，目的就是搭建国际互联网共享共治平台。中方愿意积极参与数字经济相关议题的国际规则讨论，推动形成开放、包容的商业环境，释放数字经济发展潜力。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共同做大数字经济的利益蛋糕，造福两国企业和人民。”在出席中美企业家数字经济研讨会时表示，处理好数字经济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关系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方致力于完善公平规范的数字经济监管政策，做到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中国已出台网络安全法，正在制订电子商务法，目的是为数字经济发展增强法制保障。中方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

数字经济的目的范文第3篇

关键词：数字电视产业化 当前困境 转型

对于产业化，我们可以理解为对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并进行高效率的大规模增值。数字电视打破了频道资源这一关键生产要素稀缺的限制，并能以其革命性的变化推动电视业进行全面整合，具有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特点，适于进行大规模定制的产业化生产。但因种种原因，其产业化发展并不顺利，因此，推动数字电视产业化转型，进行适应数字电视传播特点和产业属性的电视产业化模式转变，是当前数字电视产业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我国数字电视产业化发展的当前困境

1. 产业格局中存在大量的自然垄断与行政垄断

一方面，在当前的数字电视发展阶段，仍然由政府主导实行运营准入制度。而数字电视与传统电视的一大区别是其产业化一般以产业链的方式存在，跨地域的整合与业务覆盖是其一大特点。这样，先发展起来的数字电视运营商由于对相关资源的先行占有，对后发展起来的数字电视运营商形成了自然垄断，提高了后来者进入数字电视产业市场的门槛，不利于通过市场竞争形成资源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上级数字电视运营商对下级数字电视运营商在资源和管理上都存在垄断优势，处于更有利的市场位置。此外，对于民营数字电视节目提供商而言，各级数字电视播出机构因为播出平台的垄断享有完全的议价能力。上述垄断的存在使真正创造价值的部门无法得到相应的回报，从而影响其对数字电视产业的投入，最终妨碍了数字电视产业的健康发展。

2. 地区差距明显，产业化发展不平衡

当前，数字电视产业化发展并不平衡。推动数字电视产业化发展的试点都集中于上海、广州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西部地区的数字电视产业化显得相对落后。而这种落后又严重地影响了当地文化体制改革及社会经济的发展，让数字电视产业化的媒介生态环境不能改善，形成一个相互影响的怪圈，进一步拉开了各地数字电视产业化发展的差距。如在数字电视运营商的上市方面，江苏、北京等早已出现了较多的数字电视上市公司。2001年2月8日晨“歌华有线”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上市共募集资金12.4亿元，主要投资于北京数字电视光缆网络工程建设。[1]其他如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上海的东方明珠电视上市公司等，都是发达地区数字电视产业化的先进案例。而在这方面，西部地区的相对落后最终影响了我国数字电视产业化的总体进程。

3. 行政色彩浓厚，产业制度不健全

我国当前的数字电视产业化在相当程度上是由行政力量而不是由市场力量来推动的，优化其市场资源配置的产业制度还不健全，由市场决定的资源组合和配置在行政力量的作用下显得相对无力。许多数字电视的产业化政策，如专业付费频道的设立与取消、数字电视运营商的业务运营范围等，往往是政府行政命令而不是产业市场发展的产物。同时，在产业制度不健全的背景下，“政企不分”的情况一方面让数字电视产业在面对电信的竞争时得到了“政策红利”的保护，但另一方面也让数字电视产业一直在“戴着镣铐跳舞”，其产业化发展中事业与产业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各级数字电视运营商并不是在完善的产业制度下进行资源的稳定性重组和公平竞争，其产业链上下运营商之间、数字电视传统业务与增值业务之间、民营数字电视内容制作公司与电视台之间的产业关系也还远远没有理顺。在这些过程中，我们的数字电视产业资源是在不断地消耗而不是在不断地优化。

4. 三网融合带来新的竞争格局

所谓“三网融合”，即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的信息技术影响下，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在向宽带通信网、数字电视网、下一代互联网演进的过程中，其技术功能趋于一致，业务范围趋于相同，网络互联互通、资源共享，能为用户提供语音、数据和广播电视等多种服务的过程。[2]在三网融合的背景下，广电与电信可以双向进入，数字电视和电信在上网浏览、视频传播、在线支付等业务上互相重叠，直接竞争。目前我们通常所指的数字电视为有线数字电视，其产业的竞争格局分析如图1：

数字电视的业务首先包括传统的电视业务和广告业务，在这方面，数字电视在系统内与卫星数字电视及地面移动数字电视产生直接竞争，对手可以提供与数字电视相同或相似的内容，且具有移动特性、便捷性等额外附加值。在传统的电视业务与广告业务上，数字电视当前面临IPTV、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的竞争，因为它们在技术和能力上同样能为用户提供与数字电视同质化的服务。在三网融合之前，此类服务为国家政策所限制，无法完全铺开，而在三网融合之后，随着广播电视与电信的服务可双向进入，系统外的威胁成为数字电视产业发展的直接压力。同时，数字电视相对于传统电视的优势在于凭借其双向互动的宽带网络，能为用户提供互联网浏览、在线支付、互动交流等增值业务与扩展业务。而在这方面，数字电视产业又面临传统互联网接入提供商的竞争。

二、数字电视产业化的转型策略

1. 从传播规模扩展转型为生产要素扩展

一般说来，在同一平台上生产要素越多，产业化规模越大，产业化发展阶段越高。传统电视在频道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其产业化往往首先注重于传播规模的扩展。而数字电视不但突破了频道资源稀缺化，极大地扩展了频道资源这个电视产业基本的生产要素，并将原来不属于传统电视产业的互联网络、电视电话、商务管理、数据服务、娱乐互联等成功地开发成为电视产业新的生产对象，实现了生产要素的扩展，使电视产业有了越来越多的劳动对象，扩大了电视产业的生产门类，增加了对电视这一相对单一平台的利用效率，增加了电视产业的范围和深度。可以认为：只有从传播规模扩展转型为生产要素扩展，实现各种生产要素的增加，才有可能在与电信企业的竞争中，实现数字电视产业的扩展。

2. 从节目制播转型为产业链发展

传统电视产业往往只停留于采编播领域，而且往往由单一的电视成从采访、拍摄、制作到播出的一系列工作，产业内的生产单位主要是电视台。而数字电视可培育出从内容提供商、节目集成商、网络运营商、平台运营商、数字电视终端用户等一系列产业单位。一方面各产业单位各司其职，专业化程度和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另一方面节目集成商和平台运营商等对各种资源的集成，能实现比传统电视更大的投入产出比，实现更多的增值业务。在数字电视产业化时代，越来越多的民营节目制作公司、节目集成商、平台运营商等开始出现，并且它们的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如歌华传媒与深圳电视台的合作、九州数码与重庆数字电视公司的合作等。传统的电视产业更多地依靠电视台自身的发展，而数字电视产业往往需要整个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形成合力，从节目制播转型为产业链发展。

3. 从单一经济转型为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

数量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是决定市场结构的重要因素之一，它涉及是否应该允许和鼓励大规模企业存在，从而涉及市场竞争与资源配置，影响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美国管理学家小艾尔弗雷德・A.钱德勒认为：“规模经济最初可以被定义为从事单一产品的生产或分配的单一经营企业，由于规模的提高而带来的生产成本或分配成本降低。联合生产或联合分配的经济性，产生于单一经营企业内部由于生产或分配多种产品而带来的成本节约。”只要为两个或更多的生产线提供可以共享投入的服务成本是次可加的（即少于单独为每一条生产线提供服务的成本之和），那么这种多产品的成本函数就表现出范围经济。[3]

传统的电视产业以内容播出为主，提供的产品单一。而数字电视产业是典型的规模经济产业，由于其交互式传播方式的存在，整个数字电视网的用户越多，网络中的信息量越大，单个用户的成本就越低、收益就越大。同时，电视产业发展到数字电视后，可以用单一的传统线路承担数据传输、电话语音、互联网等多种功能，扩大了电视传输的范围，因此也存在范围经济。最后，完成双向传输改造的数字电视产业还存在着需求方规模经济，即每一个用户的价值是由他能连接到的用户数量决定的。整个双向网络的用户数量越多，单个用户所能连接到的用户数量越大，单个用户的价值越高，规模经济效应越强。整个数字电视网络的商业价值也就越大。规模效应与范围效应是数字电视产业的鲜明特点，如数字电视转换中的“两万户瓶颈”我们可以看做是规模经济的反映。而数字电视不断推出的电视电话、互联网服务、股票信息服务等“增值包”“TV+”等，我们可以看做是范围经济的反映。

4. 从单一媒体转型为跨媒体整合

传统电视基本上只作为一种单独的传播工具，其产业化往往只围绕电视自身特性展开，而数字电视在更多的时候成为一个跨媒体整合的平台，其不单担负了传统的电视传播功能，还承担了互联网、电话、家庭娱乐、数字报纸等平面媒体、影音媒体、网络媒体的功能。数字电视产业可依靠数字电视平台对多种媒介资源进行整合，产生出“1+1>2”的效果。如原来平面媒体等各种媒体各自拥有自己的一套记者、采编、传播系统，而数字电视产业凭借跨媒体整合的特性，将信息进行数字化处理，可以进行一次投入、多种产出，实现多层获利，极大地提高了投入产出比，同时也有利于数字电视产业进行多元化经营。

5. 网络建设从国家投资转型为资本运作

所谓资本运作，是指以资本的最大限度增值为目的，以价值形态运作为特征，利用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资本结构的动态调整等手段对资本进行综合运作的一种模式。[4]传统电视产业处于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中，其宣传职能限制了资本运作的空间。甚至对于不涉及意识形态的电视网络硬件建设也主要以国家投资为主，影响了电视产业的发展壮大。而数字电视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电视的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内容提供商、节目集成商、网络运营商、平台运营商、播出终端等多种产业链环节的出现给予了资本运作更多的空间。同时，数字电视产业跨媒介整合、创新发展的特征又需要更多的资本支撑其发展。因此，数字电视产业通过资本运作的方式进行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可为其产业化发展引入更多的资本，解决我国电视产业发展资金瓶颈，通过兼并重组帮助调整我国数字电视产业自身产业结构，整合我国数字电视资源实现优势互补并实现其获利的最大化。

基金项目：本文是重庆社科基金《城乡信息公平与和谐社会建设研究》阶段成果 项目号： 2010QNZX45 受四川外语学院青年科研骨干基金资助

参考文献：

[1] 胡正荣.媒介市场与资本运营[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232.

[2] 赵子忠.三网融合的关键视角[J].现代传播，2010（6）：6-9.

[3] 臧旭恒.产业经济学：第四版[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91-92，84.

数字经济的目的范文第4篇

［关键词］数字鸿沟特征属性

一、数字鸿沟概念界定

数字鸿沟一词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但是，追溯其产生的历史渊源和相关理论，则是最早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产生的知识沟理论。

数字鸿沟本身具有如下基本特征：（1）跨学科性。数字鸿沟涉及了传播学、社会学、经济学、信息学和政治学等多个学科范畴；（2）动态性。数字鸿沟研究的ICT随着经济和技术发展而不断变化，从传统的电报、电话到互联网，从拨号网络到发达国家的宽带上网，数字鸿沟的范畴在不断发生变化；（3）综合性。人们必须从多个视角来描述数字鸿沟，因为数字鸿沟的水平和发展趋势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因素之间相互交叉、相互作用，为数字鸿沟的研究造成一定的难度。

因此，针对数字鸿沟具有的特征，本文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来界定数字鸿沟的概念。从狭义上来讲，所谓的数字鸿沟就是不同主体之间在互联网为代基于经济视角的国际数字鸿沟研究表的新兴ICT普及和扩散中的不均衡状态；从广义上来讲，数字鸿沟是ICT在各个国家、地区、行业之间存在的差距的集合体，表现为个人和企业在ICT接入、使用、生产和应用创新上的差距，以及在此基础上对知识与信息的创造、理解、应用和吸收能力的差距。其中，狭义的概念强调时效性，主要针对目前互联网这种新兴的通信技术在各个主体之间普及和扩散问题，强调数字鸿沟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不均衡，表现为各个主体在信息通信技术拥有数量上的差异，强调“硬”鸿沟；广义的概念则将数字鸿沟的范畴扩大化，将“数字”泛指信息通信技术，从信息化的广度来理解数字鸿沟的动态性和综合性，强调“硬”鸿沟和“软”鸿沟两方面的内容。

二、数字鸿沟的属性

透过现象看本质，在界定了数字鸿沟的概念后，本文归纳数字鸿沟具有如下的基本属性。

1.技术属性

不同的技术在各个主体之间的差距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从早期的电报、电话、传真等基础技术，到目前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ICT，在应用和普及方面的不平衡状态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传统的技术差距随着技术的成熟和普及而不断缩小，但是新的技术差距又不断出现，说明数字鸿沟的研究范畴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技术的不断创新造成的。就像20世纪80年代强调电话接入的差距一样，当前的数字鸿沟主要针对互联网接入，关注不同地区、种族、年龄、收入之间在互联网接入水平上的差距，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则更多地关注互联网宽带接入上的差距。

因此说，只要客体目标在变动，技术水平的差距持续存在，数字鸿沟的技术属性使数字鸿沟同时存在着量变和质变的发展形态。不同的信息通信技术发展和普及都遵循S型增长曲线，其中美国已经基本完成传统ICT的普及过程，包括互联网在内的新兴ICT正处在快速增长期。这种技术扩散的变化趋势对数字鸿沟的广度和深度都存在很大的影响。

2.社会属性

数字鸿沟同时表现出社会性。不同年龄、种族、性别和地理位置的个人和群体是否能够访问和使用互联网等信息通信技术，表现出社会的公平性，体现了社会包容和数字民主，数字鸿沟的存在无疑导致部分弱势群体的边缘化。ICT的普及和使用已经深深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传统道德、传统家庭的看法，决定了人们在数字化时代的全新生活方式。正如著名的美国未来学家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所说的：“计算机不再与计算有关，它将决定我们的生存……。我们经由电脑网络相连时，民族、国家的许多价值观将会改变，让位于大大小小的电子社区的价值观”。数字鸿沟的存在，无疑将产生传统价值观和现代网络生存观的并存与冲突。

3.经济属性

数字鸿沟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传统的技术差距在信息经济时代的延伸，这些差距与信息经济特征与规律的融合和发展，将对微观个体的经济效益提高与国民经济的总体发展产生作用，从而很大程度上凸显出它的经济意义。在2002年世界电信发展报告中，研究者就曾经直接将数字鸿沟等同为经济鸿沟。

从ICT本身的经济特征来看，互联网为代表的ICT具有不同于传统经济的规律和特征，表现出网络外部性、知识溢出以及报酬递增等特点，对于各国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从经济视角考虑，消除数字鸿沟的实质就在于如何利用互联网为主的ICT来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实现商业模式创新，宏观上促进经济增长、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数字鸿沟的特殊性正在于将工业化中的物质财富差距延伸到信息化时代中的数字财富差距，又进一步影响到国民经济总体水平的差距。

4.知识属性

从狭义概念上看，数字鸿沟表现为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ICT在不同主体中的普及和使用水平的差异。数字鸿沟溯源于知识沟和信息沟理论的基本思想，也就是网络经济时代的知识沟现象。信息通信技术只是承载知识的工具，数字鸿沟的存在更多地表现为对知识发现、获取、理解、吸收和应用上的差距。在新经济形态中，知识已经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内生变量。发达国家利用其在信息通信技术上的优势，不断扩展知识的边界，导致发展中国家所追赶的始终是不断变动的目标。因此，数字鸿沟更多地表现为创建知识、理解知识、获取知识、吸收知识和应用知识等能力上的差距。

综上所述，数字鸿沟是一种综合性的现象，从技术层面来看，数字鸿沟是技术鸿沟，信息通信技术本身的特点影响其普及和扩散；从社会层面看，数字鸿沟就是社会鸿沟，是传统社会分化现象在信息网络时代的延续；从经济层面看，数字鸿沟是经济鸿沟，不仅仅是各主体之间经济水平的不平等和不平衡在网络经济中的体现，同时也造成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恶化；从知识层面看，数字鸿沟是知识鸿沟，是不同群体在获取和利用知识的能力上存在的差距。

参考文献：

[1]卢斯夏诺•弗兰克：数字帝国主义与文化帝国主义[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5）

数字经济的目的范文第5篇

关键词：宏观经济 统计数据 质量 Benford 评价 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F131.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07-061-02

一、引言

随着近年来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实力与国际综合影响力不断提高，我国宏观经济统计数据质量引起了世界关注，国内外相关机构及学者对宏观经济统计的准确性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本文引入Benford法则进行宏观经济数量质量的评价。实践证明，应用Benford法则，其在数据质量评价应用中存在着成本较低，稳健性良好等优势。在分析Benford法则及其检验方法的基础上，探究其在宏观经济统计数据质量的实证研究。

二、Benford法则及其检验方法认知

（一）Benford法则的基本认知

Benford法则是以物理学家Frank Benford名字所命名的一种数值规律，其法则认为，人们进行数据处理时，其将较小数字作为首位数字的数据的频率相对较高。其通过长时间的数据收集与分析，对其规律进行了论证，即“Benford定律”，又被称之为“首位数法则”。通过研究与推导，Benford依据其定律获得以下数学表达式：

p（d1）=lg（1+■） d1=1，2，3，…9

在上式中，p（d1）代表的是以d1作为首位数字所出现的频率参数，首位数字，指的是数据集中数字左侧的第一位数字，其数字应非零非负，确保其数据有效性。其公式即Benford法则表达式。

Benford法则的出现，为进行大量数据的数字分布状况预测提供了理论支持。然而该方法在最初阶段缺乏对该现象的合理解释与证明，随着学者进一步的研究与论证，对该法则应用的范围与影响因素进行了明确，如要求数据具备一定规模性，数据形成不执行认为直接赋值，数据不应为按照规律排列的数据集等。

（二）Benford法则在宏观经济数据质量中检测的方法

国内外大量实证性研究表明，应用Benford法则可以进行数据集中的舞弊行为有效检测，将目标数据所具备的实际数字分布规律与Benford法则条件下的标准分布规律进行对比，获取评估结果，判断其实际数据分布规律是否存在不合理现象。如存在，则说明数据统计存在着人为因素证明数据集可靠性较差。Benford法则进行数据检验，其本质上属于一种对比检验方法，具体的流程为：第一，选定宏观经济指标，进行电子数据采集，其宏观经济指标应具备代表性；第二，对所收集的数据集是否符合Benford法则进行判断，选择一定的目标字段，Benford法则其数据集适应条件为：数据信息其来源不同，采取随机抽样方式形成统计数据；第三，针对选中目标字段，将统计数据进行一定处理，如数据中存在的负值可以取其绝对值，针对首位为0的数据则可以通过数据扩大来提取数字；第四，进行数据异常分析。将所选择的数据集之中的数据首位进行分离，进行数据首位1―9各个数字所出现的频率与分布规律进行描述，将其分布规律与Benford法则条件下的分布规律进行对比，计算出其数据分布偏差参数，将所选数据第二位进行分离，采取通道方式进行数字频率统计与分布规模描述，循环操作并观察数据是否存在异常，以上操作可通过统计软件来实现；第五，依据统计结果与数字分布偏差研究，对数据可靠性进行判断，针对不可靠数据应找出原因，给出结论。

三、宏观经济统计数据质量的Benford法则评价及实证研究

在Benford法则进行宏观经济统计数据准确性实证研究中，选择两个视角进行分析，其一，对我国成立后四个经济部门的主要宏观经济指标数值执行分析，时间阶段选择1949年―2008年期间，采取Benford法则对其经济指标可靠性进行分析。综合数值取值可靠性，以分段形式进行纵向研究，进而获得宏观经济统计数据质量状况。其二，从区域视角进行研究，即以我国主要省份宏观经济指标总量进行数据可靠性分析。

（一）我国历年来宏观经济统计数据所具备的可靠性研究

1.宏观经济指标选择。在本研究中，以国民经济核算统计、政府财政统计、金融业与国际收支平衡四个部门为研究对象，选择主要的经济变量，指标选择中需要考虑指标的全面性、代表性与数据可获取性。如在民国经济核算部门，其指标选择以国内生产总值、居民消费水平、固定资本总额。支付消费支出及股票筹资额等指标；政府财政统计部门中则选择国家财政收入、国家财政支出、预算外资金收入及支出总额、国家外债余额等指标；金融业部门则选择现金收入与现金支出、信贷资金总额、流通现金四个指标，国际收支平衡部门则选择经常项目差额、金融项目差额、储备资产增减额及净误差、资本往来项目差额、储备资产遗漏等为统计指标。

考虑到我们建国后不同经济体制的差异，有些项目指标在当时并不存在，为此选择相近指标作为补充。如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标，在1978年之前，我国采取的是固定资产积累额等。在实证研究中，以1950―2008年为时间段，选取指标数据作为数据集，其数据来源为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在数据调取时，存在着一定的数据缺失问题，最终数据获取情况如下：国民经济核算数据为246个，政府财政统计数据为265个，金融业部门数据为198个，国际收支平衡部门其数据共108个。

2.指标数据的处理操作。考虑到应用Benford法则需要确保数据首位数字为有效数字，即要求首位数字非零非负，为此，在进行数据分析之前需要进行数据处理，从而为数据提取与分析奠定基础。针对部分指标数值为负值的数据，取其绝对值将其转变为正数，针对不同单位数据指标，针对大于0小于1的数据，采取数据提取并乘以100的方法获取新的数据，其数据处理均可以通过Excel来实现。

3.宏观经济统计数据的Benford法则实证分析。在进行实证研究时，其思路设计为：针对每个经济部门，如其统计指标所选择的数据可靠性良好，则该组数据的首位及第二位数字所具备的分布规律与Benford法则条件下的规律相符；而如其数据首位及第二位所具备的的分布规律与Benford法则条件下规律差异较大，则可以判断其统计数据具有不可靠性。

在实证研究过程中，依托Excel软件来实现。通过应用LEAF函数与MID函数，将每个经济部门统计数据的第一位数字与第二位数字提取，采取COUNTIF函数，进行经济部门首位数字与第二位数字1―9自然数所出现频率的统计，将其统计结果与Benford法则期望频率进行对比分析。采取拟合优度检验，进行数字分布与Benford法则分布状况的整体拟合程度研究，从而判断经济部门所具备的统计数据准确性与可靠性，实现宏观经济统计数据质量的评价。

在本研究中，其拟合优度即偏离误差研究，引入非参数统计x2拟合优度检验法，其表达式如下：

首位数字：x2（8）=N×■■

第二位数字：x2（9）=N×■■

在上式中，N代表的是数据样本个数值，θi代表的是数字i是首位数字或第二位数字时所出现的实际频率，f（i）代表的是在Benford法则中，数字i作为首位数字或第二位数字所期望出现的频率。通过公式可以看出，x2所取统计值越大，则其数据分布与Benford法则所期望的分布偏差则会增加，其统计数据的可靠性则越低。反之，随着x2所取统计值的降低，其与Benford法则所期望的分布拟合度越高，说明统计数据的准确性越好。如表1为国民经济核算统计数据前两位数字所出现的频率与Benford法则期望频率对比表：

从表1可以看出，国民经济核算统计数据，其首位数字观察频率在整体趋势上而言，表现为递减分布规律，只有数字8、9分布频率相对数字7分布频率高一些；第二位数字分布频率没有呈现出较为显著的递减规律，其分布表现为阶段性递减趋势。从对相关数据频率及Benford法则期望频率差异对比，首位数字及第二位数字差异值可以控制在[0，0.1]范围之内。采取同样方法，可以进行政府财政统计数据的分析，获取其首位数字观察频率与Benford法则期望频率大致相同，其差异值控制在[0，0.1]范围之内。金融业数据中，其观察频率与Benford法则之间吻合性偏低，数字出现频率在1―4范围内递减，但在5之后呈现出上升趋势，但从观察频率与Benford法则期望频率差异值的角度进行分析，其首位数字与第二位数字差异值均控制在[0，0.1]范围之内。在分析国际收支平衡统计数据时，发现其首位数字分布规律表现出递减与阶段性递增状况，第二位数字分布情况较为杂乱，然而其差异值均控制在[0，0.1]范围之内。采取x2拟合优度检验法进行观察频率及期望频率拟合度检验，拟合结果显示，在0.05置信水平条件下，所选四个部门其统计数据首位数字及第二位数字拟合度较好，准确可靠性较高，符合Benford法则。

（二）区域宏观经济统计数据质量的Benford法则分析

在区域宏观经济统计数据可靠性研究中，为更为全面评价经济统计数据质量，在研究时间纵向数据的同时，选择区域2008年的统计数据进行横向研究。具体指标选择上，以各主要省份的区域生产总值、区域居民消费水平、资本形成总额、财政统计预算收入及预算支出、政府消费支出等作为主要研究指标，依据统计年鉴，获取数据共计186个。其研究方法与历年来宏观经济统计数据研究部方法一样，进行数据第一位数字及第二位数字提取，计算其频率分布并与Benford法则期望频率进行综合对比，以拟合优度检验进行整体拟合，从而判断2008年我国统计数据的准确性。研究结果发现，2008年我国地区宏观经济总量统计数据首位数字的观察频率呈现出递减分布趋势，但其与Benford法则期望分布频率存在着一定差异，局部存在递增现象，第二位数字分布其递减表现不显著。从观察频率与Benford法则期望频率差异值来分析，其差异控制在[0，0.1]范围内。进行拟合优度检验后发现，我国31个省份其宏观经济统计数据的第一位与第二位数字分布与Benford法则期望分布较为符合，不存在较大差异，说明区域宏观经济统计数据较为准确，可靠性较高。

四、结语

伴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宏观经济总量数据统计的准确性越发关注。为评价我国宏观经济统计数据质量，对其进行Benford法则评价与实证研究。在论述Benford法则及其检验方法的基础上，以历年来宏观经济统计数据及区域宏观经济统计数据为主要视角，采取Benford法则进行统计数据质量分析。实证研究表明，不论是宏观经济统计数据还是区域宏观经济统计数据，其数据首位及第二位数字与Benford法则期望分布规律拟合度较高，证明了其统计数据的可靠性与准确性。

参考文献：

[1] .基于Benford法则的GDP统计数据准确性研究[J].商情，2013（9）：59，63

[2] 刘云霞，吴曦明，曾五一等.关于综合运用Benford法则和面板模型检测统计数据质量的研究[J].统计研究，2012，29（11）：74-78

[3] 刘云霞，曾五一.关于综合利用Benford法则与其他方法评估统计数据质量的进一步研究[J].统计研究，2013，30（8）：3-9

[4] 易娇.GDP数据质量的可信度分析及实证研究[D].湖南大学，2013

[5] 刘明宇.基于Benford法则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质量评估[J].统计与咨询，2014（6）：30-30，31

[6] 易娇.GDP数据质量的可信度分析及实证研究[D].湖南大学，2013.DOI：10.7666/d.D390731

[7] 晏正春.基于Benford法则的GDP数据可靠性分析--以四川省为例[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14（33）：74-75

[8] 张B华.我国宏观经济统计数据质量的Benford评价及实证研究[D].山西财经大学，2011

[9] 曾五一，薛梅林.GDP国家数据与地区数据的可衔接性研究[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110-119

[10] 孙飞，宋向东，郑阳等.区域宏观经济数据质量的检验[J].中国集体经济，2015（1）：64-65

（作者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统计学院 河南郑州 45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