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育成果总结范文第1篇

[关键词] 职业教育 劳动力市场 就业结构 工资 失业

劳动力市场是劳动供求之间在劳动使用权转让与购买上达成一系列合约的总和。劳动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是完全出于自愿而进行的交换活动，反映了以劳动交换为基础的劳动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只有当这种活动与关系成为一种普遍而非单个偶然的社会现象时，才能成为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功能是配置劳动力资源。而影响劳动力市场均衡的因素主要有：就业结构、工资、失业等。下面就这几个方面来论述一下职业教育对其影响。

一、职业教育与就业结构

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交易，与物品的转让与购买的交易不同，不是转瞬即逝的，而是一个与劳动资料相结合使用的过程。劳动供给者按照劳动合约规定的时间、定额、质量要求进行劳动，否则就要受到处罚如削减工资、罚款或解除合约。另一方面，劳动供给者服从个人效用最大化原则，等量劳动要求获得相同的工资率，一定职种及受过一定教育的劳动供给者总倾向于在福利最高的行业和劳动需求单位谋职，一般来说，工资越高，劳动供给越大。因此说，职业教育是通过影响劳动者的工资从而对就业结构产生影响的。

当工资达到一定程度后，劳动者便会觉得除劳动以外的休息以及从事文化、教育和娱乐等方面的价值越来越高。因此，当工资继续提高时劳动的供给反而减少。如图所示：

劳动曲线S3出线内弯现象。对劳动需求者来说，工资越高，劳动需求越小，劳动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弯曲。当SL、DL相交时，劳动市场达到均衡，即在一定工资水平下的劳动供给量和需求量相等。这种均衡是动态的,如图1中的E1、E点。由此,当一个企业或行业、地区同一劳动的工资率很高时，它会吸引其他行业的劳动力流向自己，反之则会引起劳动力的反向流动。可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资源在各部门、各企业、各地区之间的分配，是劳动供给在工资率引导下，通过劳动力自由流动实现的，这是劳动资源市场配置的典型模型。

对于厂商来说，他购买劳动要素，必须支付报酬，这是他所购买的劳动力的价格，即劳动力成本。另一方面，按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分析，劳动要素对总产值的贡献只是一部分而并非全部，而且在其他要素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也存在边际产品递减规律，故厂商是否继续增加劳动需求，完全取决于新增劳动的成本支出和新增劳动带来的产值增加之间的平衡。在这一平衡点上，相对应的劳动需求量会保证厂商获得最大利润。这一过程，可用图2说明。当劳动边际产品MPL上升时，劳动总产量TPL迅速增加;MPL下降时，总产量缓慢增长;当MPL=0时，TPL最大。厂商雇佣工人利润最大化规律是MPL=W，即边际劳动产品等于边际成本。

二、职业教育与工资

在竞争性市场中，一切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一切产品的价格都取决于各自的相对稀缺程度。不同产品、不同劳动的相对价格体系，反映的是不同产品、不同劳动的比价关系。这种不同劳动之间的比价调节着劳动资源在多利用途之间的配置。

在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厂商根据边际产品等于边际成本即MPL=W的原则确定劳动力的需求量，故工资率是其主要影响因素。而影响劳动供给量的主要因素则更多一些:

1.劳动的价格――工资率。工资率是指一定时间内一定劳动量的价格，如每人每小时的工资或每人每月的工资等，也就是人们习惯上所说的工资。

2.劳动者的偏好。指劳动者对工作和闲暇的权衡与选择。

3.人口的规模。人口规模越大，要求就业的人就会越多。

4.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职业及地理分布。

在上述诸因素中，劳动的价格――工资率被看作是劳动供给函数的内生变量，其他因素被看作是劳动供给函数的外生变量。这样，劳动的供给函数曲线就直接反映着劳动的供给量变动与工资率变动之间的关系，其他变量则只作为影响劳动供给曲线移动的因素来考虑。而现在重点讨论一下职业教育所造成的劳动力差异对工资及就业的影响。

造成劳动者工资差异的原因主要有四个:各种职业性质的区别;劳动者生理及自身能力的区别所造成的劳动边际生产力的差别;不同劳动所生产的产品的价格差异;市场的不完全性。

由职业特征所造成的工资差异被称为补偿性报偿或报酬，它表示对工作差异的一种纯粹补偿。造成这些差异有多种因素：如培训成本不同，工作成本不同，工作的难易程度不同，职业风险程度不同，工作实习所需时间不同工作准备成本，工作的稳定程度不同，所从事职业的时间长短不同，工作环境不同，地区差异等。在这些因素中，职业教育或培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劳动者所接受的教育或培训不同会产生职业培训成本不同。有些职业培训需要大量投资，而有些职业培训费用却很少。要取得医生资格证书，从事医生的职业就需几年，到期十几年的学习和实践，在培训或接受教育期间不但要放弃收入，而且还必须支付巨大费用，而一个熟练的建筑工人的培训时间和成本就要少得多。

这种由职业教育所造成的工作准备成本的差异，是造成工资率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受过较高教育和工作准备成本较高的劳动供给者总是倾向于在工资率或总福利更高的行业和劳动需求单位谋职。如果这种要求难以实现，在劳动者中间就会产生这样一种信息：某种职业准备所需投资和机会成本大，而回报率低。这样的信息一旦被传开，愿意接受此种职业教育的人就会越来越少，从而造成劳动供给减少，最终实现工资率的上升，投入与收益形成正比。

假定只有两种劳动，一种为熟练劳动，另一种是非熟练劳动，后者的供给曲线完全没有弹性。而职业教育是形成熟练劳动的最主要途径之一。各种劳动的市场需求是所有厂商边际收益产品的总和，劳动市场需求曲线是由单个厂商的边际收益产品曲线加总而来的。

1.如果职业教育不甚发达，只有一部分人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形成熟练劳动，而另一部分人则没有，那么，在接受职业教育时，劳动者就预期自己在教育完成后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或者工资率更高。一旦这种愿意难以实现，他宁愿继续寻找；而厂商也愿意以比非熟练劳动者更高的工资率来雇佣熟练劳动者。这样熟练劳动的价格就会高于非熟练劳动。两种劳动市场的供求及价格确立如图3、图4所示

在每一个劳动力市场上，均衡工资都由其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交点决定，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之间的工资差别是WuWs,这就是说经过职业教育所产生的熟练劳动者的就业机会更多，工资更高。图3中的非熟练劳动供给曲线为WuCuUs，图4中的熟练劳动供给曲线为WUSS’。由供求曲线的交点所决定，非熟劳动的工资将为WU，熟练劳动的工资为WS，如果熟练劳动工资率Ws在非熟练劳动工资WU之下，将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技术劳动提供给熟练劳动力市场。这时，熟练劳动的供给为零，而培训该种熟练劳动的职业教育也将大受冲击，这一点已经为20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中国的现实情况所证明。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工资计划分配存在着平均化和脑体倒挂等不合理现象，教育的经济价值与劳动脱钩，教育经济得不到承认和激励反馈，人们参与教育的积极性不高，教育难以迅速发展，职业教育更是无从谈起。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后，虽然教育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迅速发展，职业教育开始起步，但脑体倒挂现象严重，复杂劳动的价格低于简单劳动的价值，教育的经济价值难以凸现,“知识无用论”此起彼伏,对教育发展的负面影响巨大。

从1978年到1990年十三年间，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行业(如工业和建筑业)和以脑力劳动为主的行业(科研、教育和机关)的工资水平都在逐年上升，但是前者的工资水平一直高于后者，脑体之间的负差距不断增加，从1978年的105元增加到1990年的410元，脑体倒挂率(脑力工资水平/体力工资水平)从1978年的14.6%,上升到1990年的16.2%。脑体倒挂混淆了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区别，产生价值导向的逆反，对教育的经济价值起着负调节和负刺激作用:一方面，它不是鼓励体力劳动者向脑力劳动者转化而是鼓励脑力劳动者向体力劳动者退化;另一方面,它会使社会陷害入一种“经济发展落后――人才贬值――经济发展更落后”的恶性循环。

2.工资差异在一定时期间可以扩大也可以缩小。如果经济发展迅速，对熟练劳动的要求不断扩大，而教育发展滞后，难以培养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才，这时工资差距就会扩大；同时经济的发展使人们对教育的重要性的认识越来越清晰，职业教育发展迅速，报酬较高的工作会诱导人们去获得所需技能。人们参与职业教育积极性的提高，企业对大量非熟练劳动进行培训的需要以及政府的各种鼓励措施，会使熟练劳动的供给增加，就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增加，这将使熟练劳动供给曲线向右移动，非熟练劳动供给非线向左移动。（如图5、图6）这些变动将增加非熟练劳动工资，减少熟练劳动的工资，其结果是劳动者工资水平差距减小。这就是说，由于职业教育的发展，高素质的劳动者大量增加，劳动者能力差异减小，收入差距缩小。

3.如果教育进一步发展，整个社会成员都接受了较高程度的教育，情况会如何呢?首先随着教育的普及化，全体成员都接受了较高程度的教育，并且通过教育，劳动者的技术能力有较大程度提高，劳动者之间的能力差异缩小，那么，在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劳动者所经受的转移能力约束程度便会减弱，劳动力的流动趋于顺畅，人与生产条件结合的均等化在流动中便趋于实现。显然，这对于社会主义的平等，消除两极分化会有所裨益。如图7所示：

图中AB是转移技术能力约束曲线，其中a区域表示转移可行区域，区域里的转移方案是力所能及的；OC线表示转移损失分界线，转移能力约束范围愈大，OC线趋于能力差异线。该图中的转移能力约束曲线形状是任意画出来的，对于我们的抽象理论分析来说，重要的是能力约束曲线的确存在，并且随着教育的发展，可以使转移减少损失。这条曲线的具体形状对于我们所作的定量分析来说不是很重要。

其次，社会成员都获得较高的教育不仅可以缩小人们的转移能力差异，而且可以缩小人们劳动能力差异，并使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人们的收入差异便会减少，从而可以缩小基尼系数，并改善实际收入分配曲线的悬殊状态，从而消除贫富两极分化。

图8是洛伦茨曲线：a线为收入分配绝对平均曲线，b线为实际收人分配曲线，a线与b线间的距离为区域A，b线与c线间的距离区域为B，当b线与a线距离愈小时，收入分配愈平均，基尼系数K=A/A+B便愈小。影响b线移动的因素很多，但只要收入分配与能力之间具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b线便因能力差异缩小，而趋于与a线重叠，从而基尼系线趋于零，即人们的贫富差距消失。

三、职业教育与失业

失业者是指那些没有工作而且正在寻找工作的成年工人。一个人作为失业者，他就应该想找工作，积极找工作，而且现在还没有找到工作。符合这些条件的人就是失业者。一个人如果没有工作，但他并不愿意工作，或者不去寻找工作，那么就不能作为失业者。劳动力是就业者与失业者的总和。衡量失业严重程度的指标是失业率。失业率是失业人数在总劳动力中所占的百分比。失业率的计算公式为：

根据引起失业的原因，经济学家把失业大体分为三类：摩擦失业、结构失业与周期失业。

摩擦失业是由于人们在不同的地区，职业或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不停地变动工作而引起的失业。这就是说，在一个动态的经济中，总有一部分人或自愿或被迫离开原来的地区或职业，从离开旧工作到找新工作之间总有一段时间间隔。在这一时期中，这些人就处于失业状态。这种劳动力的正常流动造成的失业也是失业队伍流动性大的重要原因。

结构失业是劳动力的供求结构不一致时引起的失业。这时劳动力的供求在总量上也许是平衡的，但在结构上不一致，这就是一方面出现了有人无工作的失业，另一方面又存在有工作无人做的空位。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对某一种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对另一种劳动力的需求减少，这就形成各种职业或地区之间劳动力供求不平衡，出现失业。由于这种失业的根源在于劳动力的供给结构不能适应对劳动力的需求结构的变动，所以称为结构失业。

周期失业是由于对劳动力的总需求减少（而不是个别部门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而引起的失业。在经济周期的衰退阶段，整个社会的总支出和产量水平下降，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这就必然产生普遍的失业。

在经济学中，充分就业并不是人人都有工作，摩擦失业和结构失业被称为自然失业。自然失业是由经济中一些难以克服的因素所引起的，是无法避免的失业。在宏观经济学中分析的重点以及政策所要解决的主要是周期失业。但职业教育对周期性失业作用不大，我们这里主要探讨一下职业教育对自然失业的影响。自然失业虽然无法消除，但可以采取措施降低自然失业率，这些措施包括提供职业教育或培训，改进劳动力市场的服务，通过向劳动者组织职业教育与培训来降低失业率。

首先是摩擦失业。在市场经济中，就业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也是一个劳动力资源最优化配置的过程，人们所得到的工作，并不一定适于他的工作能力，他们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去寻找自己认为最合适的工作，才能使自己的专长和兴趣与所从事的工作一致，这样才能使人发挥出最大效率。人尽其才是在劳动市场上不断寻找的过程中实现的。同时，整个社会劳动力的最优配置是在劳动力的流动中形成的，这种配置是动态的。随着生产技术与需求的变动而改变工作就是劳动力配置最优化的过程。这种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是市场经济的内在需要和活力所在，但其代价就是摩擦失业。

职业教育在摩擦失业中可以发挥巨大作用。职业教育可以提高就业者的综合素质，使其拥有熟练的技能，甚至适用多种工作的技能，这样劳动者之间的能力差异减少，自信心增强，劳动者所经受的转移能力约束程度便会减弱，劳动力的流动会更趋于活跃，这有可能在短期内扩大摩擦失业数。但同时，劳动力的流动是有成本的。这些成本包括迁转费、离职成本、风险等，由于职业教育使劳动力的流动更加顺畅，在信息交流顺畅的基础上，可以缩短摩擦失业的时间，减少失业所造成的损失，从长期看可以减少摩擦失业的数量。

职业教育对结构性失业的作用更加明显。劳动力结构性失业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者技术水平的提高。一般来讲，在劳动力市场上，技术熟练和非熟练的劳动者较之半熟练的劳动者寻求工作要容易得多。这是因为从整体上看，一个国家在它的经济增长过程中，真正能够提供工作岗位来扩大就业机会的行业和领域，是那些由于科学技术进步所开辟的新行业和新的经济活动领域。但是，这些新行业和新的经济活动领域所需要的劳动者，不是缺乏技术的一般劳动者，而是在技术上达到一定程度的劳动者。因此，寻求工作的劳动者如果掌握了一定的文化和专门技术，就能比较顺利地就业；否则就很难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求到工作。而一定的文化和专门技术获得的最佳途径是职业教育或培训。这样，才能使劳动力的供求结构趋于一致，从而达到减少结构性失业。

在现代生产条件下，要提高劳动者的技术水平，关键在于建立结构合理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职业技术教育是对后备劳动者所进行的一种文化技术教育，其目的在于使后备劳动者获得一技之长，以适应劳动力市场和用人单位的需要。经济的发展总会有经济结构的调整，新的行业、企业，新的工作种类不断出现，旧的行业企业不断衰落，其结果就是结构性失业。在我国的经济改革中，一些传统行业如纺织 、煤炭、 军工 、森工等逐渐走向不景气，企业内大量的富余人员被迫下岗。这些人员要么缺乏适应结构调整的技能，要么技能过于单一，甚至老化，通过职业教育或培训可以使失业人员迅速拥有适应新工作、新岗位的必要的技术和能力，实现重新就业。我国许多地方所开展的下岗再就业培训，就是职业教育发挥其作用的重要表现。但面对三千多万的失业大军，我国的职业教育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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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成果总结范文第2篇

前苏联著名作家高尔基说过：“热爱劳动吧。没有一种力量能像劳动，即集体、友爱、自由的劳动的力量那样使人成为伟大和聪明的人。”对于青少年而言，劳动能力是其全面发展的重要能力之一，也是其生活自理和将来从事某一职业自食其力的重要基础。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的态度并使学生掌握一定的劳动技能是基础教育课程标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当下关于小学生乃至大学生“高分低能”、劳动能力薄弱甚至不会生活自理的报道屡见不鲜。为深入学习贯彻有关“三爱”的谈话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教育部2013年9月了《关于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深入开展“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教育的意见》，2014年1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创造有效形式、形成长效机制”，将“三爱”教育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之一。深入开展“三爱”教育需要掌握学生“三爱”的基本现状。小学阶段是劳动教育的重要阶段，那么，当前小学生是否热爱劳动呢？小学生的劳动技能状况到底如何呢？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开展了专项调查，以期为家庭与学校开展劳动技能教育，深化国家课程改革提供实证依据。

本研究采用自编《小学生劳动技能调查问卷》，经试测修订后的问卷除学生基本情况外，包含劳动态度、劳动机会、劳动知识与技能和劳动品质四个维度，其中前三个维度涉及自理劳动、家务劳动、学校劳动与社区劳动四个方面，劳动品质维度则以学校劳动中较为典型的值日情境为内容进行设计。在样本选择方面，考虑东中西地区分布，从北京、山东、山西、河南、广西、四川六个省（市）随机选取12所小学3～6年级的小学生进行调研，共发放问卷1681份，回收有效问卷1656份，有效率98.5%。有效被试中，男生841人，女生778人（其中有37人性别信息缺失）；城市地区学生1105人，乡镇地区学生551人。此外，三、四、五、六年级有效被试分别占总样本数的22.4%、27.7%、32.4%和17.5%，问卷题型以封闭式回答为主，包括单选题、多选题和排序题。

二、结果与分析

（一）小学生的劳动态度总体良好

小学生是否爱劳动呢？调研结果表明，九成小学生认同“劳动光荣”和“劳动重要”，七成小学生觉得自己爱劳动，八成小学生责任意识和助人意识较强，小学生的劳动态度总体上是良好的。本研究中，小学生的劳动态度包括小学生的劳动喜好和小学生的劳动观念与看法。首先，在劳动观念方面，九成小学生觉得劳动光荣（91%）、掌握劳动本领重要（90%）；七成小学生觉得自己爱劳动（72%）（见图1）；其次，在劳动喜好方面：在自理劳动方面，六成小学生喜欢洗自己的袜子（62%）；在家务劳动方面，七成小学生喜欢在家拖地（72%）；在学校劳动方面，七成小学生喜欢在学校做值日；在社区劳动方面，如果有机会，近七成学生喜欢参加社区里的义务劳动（68%）。这表明，当下小学生正确的劳动观念与积极的劳动态度为其形成劳动能力奠定了基础。但还有两成小学生虽认为劳动光荣，可是自我报告并不热爱劳动。这与小学生的心理发展水平和特点有关系，需要循序渐进引导，不能操之过急。

调研还发现，小学生在劳动活动中的责任意识和助人意识总体上也比较突出。为了解小学生的劳动品质状况，本调查以在学校值日为典型情境，分别设计了三个问题，考察学生在劳动过程中的助人品质、责任心及处理问题的综合能力。

首先，在回答“在学校值日的时候，如果和你在一起值日的同学生病没上学，你会怎么办”这一问题时，80%的学生选择了“完成自己的任务后替同学做值日”，表现出较强的责任心；12%的同学选择了“找别的同学来帮忙”；7%的同学选择了“只管完成自己的任务”。

其次，在回答“如果你不是值日生，但是有值日生请你帮忙做值日，你会怎么做”这一问题时，77%的学生选择了“不管是谁请，都会热情去帮助”，表现出良好的助人品质；11%的学生选择了“如果这位同学帮助过自己，就帮助他”；6%的学生选择了“如果喜欢这位同学，就会去帮忙”；其余的学生选择其他。

最后，在回答“在学校值日的时候，如果和你在一起值日的同学去操场玩耍而没有值日，你会怎么办”这一问题时，50%的学生选择了“坚持独自做完值日”；47%的学生选择了“先把玩耍的同学叫回来，再一起做值日”；1%的同学选择了“自己也去玩，不值日了”，其余的学生选择其他。

在完成小组值日任务时，五成同学不会被其他人的缺席干扰，表示会坚持完成任务。另有接近一半的同学选择“先把玩耍的同学叫回来，再一起做值日”，这表明这部分同学考虑到了管理、监督和提醒不完成任务的同学，具有一定的综合处理问题的能力。

（二）小学生的劳动机会整体缺乏

小学生的劳动机会是否充足呢？调研结果表明，小学生的劳动机会整体缺乏，其中，传统手工劳动机会严重缺乏。围绕自理劳动、家务劳动、学校劳动（包括值日和手工劳动）和社区劳动，本次调研设计了部分劳动机会问题对小学生进行了调查。在自理及家务劳动、学校劳动和社区劳动几方面共有22个项目。小学生“经常”参与比例达到与超过六成的项目仅有4项。此外，半数以下的小学生“偶尔”或“从来没有”参与的项目有15项。可见，小学生劳动机会总体上是缺乏的，而且手工劳动机会严重缺乏。相较而言，小学生在学校值日的机会、自理及家务劳动机会多于其手工劳动机会和社区劳动机会。（见图2）

小学生整体劳动机会缺乏，这与长期以来劳动技术教育在中小学阶段得不到足够的重视有关系。同时，与家长重视孩子的学科成绩，忽视对孩子生活能力的培养，有意或无意地剥夺了孩子们自理劳动及参与家务劳动的机会有关系。

（三）小学生的劳动技能不均衡

小学生的劳动技能怎么样呢？调研结果表明，小学生的劳动技能不均衡。小学生对贴近生活且技能简单的劳动技能掌握较好，如会独立扫地、拖地、整理房间的学生接近或超过了90%，而对与自身生活联系不太紧密或技能较为复杂，需要专门设备与工具、同时涉及安全问题的技能，如切菜炒菜、使用针线及缝纫机、十字绣等技能，掌握状况不佳。例如，66%的学生会做一些剪纸手工，64%的学生会用螺丝刀拧东西，54%的学生会用针线缝沙包，50%的学生会用针线钉扣子，而会编一些中国结、使用缝纫机及做一些十字绣的学生不足30%。（见图3）

此外，与小学生的自评状况相比较，实际技能掌握状况并不乐观。例如，91%的学生自我报告会独立拖地，但仅有44%的小学生将拖地步骤正确排序。当然，我们不排除，其中有一部分学生会受到阅读能力的限制，知道怎样做但没能正确排序，这一点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我们还需要注意，会拖地和能把地拖干净也有差距。“会”说明其基本知道相关劳动常识，但不等同于完全掌握该项劳动技能。因此，不能简单将小学生自我报告的劳动技能掌握状况等同于其真实的劳动技能掌握状况。

（四）小学生的劳动技能掌握状况具有城乡、性别差异

调研结果表明，小学生的劳动技能掌握状况具有城乡、性别差异，女生的劳动技能好于男生，城区学生的劳动技能好于乡镇地区的学生。本研究选取了小学生自评问卷的第三部分“以下事情你会做吗”，即劳动技能自我报告部分，将20道题目的选项赋分，“会，可以独立做”赋3分，“需要大人协助”赋2分，“完全不会”赋1分。赋分后将各题目得分加总，即为小学生劳动技能得分。以城乡、性别为自变量，进一步考察了部分影响小学生劳动技能的因素。

1.城区优于乡镇。调研以小学生家庭来源（城区、乡镇）为自变量，以其劳动技能得分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城区小学生的劳动技能显著优于乡镇地区小学生的劳动技能（城区平均数54.82，标准差7.66，标准误0.23；乡镇平均数51.72，标准差7.47，标准误0.32；T值为7.807***，***p

2.女生高于男生。调研以小学生性别为自变量，以其劳动技能得分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女生的劳动技能显著高于男生的劳动技能（男生均数52.33，标准差8.06，标准误0.28；女生均数55.31，标准差7.04，标准误0.25；T值为-7.933***，***p

三、对策与建议

（一）引导家长放手还孩子劳动的机会

调研发现，小学生的整体劳动机会比较缺乏，尤其是家务劳动、手工劳动机会严重缺乏。我们的孩子知道劳动光荣，知道掌握劳动本领重要，但是参与劳动的机会却太少，真正掌握的劳动技能也不足。目前，不少家庭存在剥夺孩子劳动机会的现象，当孩子们主动选择做家务的时候常常会碰壁。调研访谈中有孩子们反映，当自己兴致勃勃想学十字绣、编中国结的时候，家长往往是婉言劝阻而让孩子们去学特长班或者英语、奥数班，这就自然减少了孩子们体验与学习劳动技能的机会，长久下去，孩子到了中学、甚至大学仍然不能自理就积重难返了。因此，学校有责任做好家长的引导工作，一是引导家长明确劳动重要的观念，把培养孩子的劳动品质和劳动技能置于孩子全面发展和立足社会的高度；二是引导家长及早放手，把收拾书包、整理房间、洗衣做饭等日常劳动机会适时还给孩子，在生活中养成孩子勤于劳动的习惯。同时通过小步子、多循环、及时表扬的方式教孩子逐渐学会相关劳动技能。

（二）开发劳动技术教育的内容

小学阶段劳动技术教育缺乏的现象客观存在。无论是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还是要培养高素质劳动者乃至拔尖创新人才，都应以加强中小学生职业陶冶教育，提高中小学生基本的劳动能力为基础。学校教育首先要从立德树人和民族复兴的高度重视劳动技术教育，其次要紧密结合生活实际，探索新时期小学生劳动技术教育的内容。学校在开发劳动课程内容时可结合以下几点：一是阶段性，即各学段各年级的劳动课内容要与各年龄段小学生的生理和心理发展特点相结合；二是生活化，即在劳动相关课程中体现学生当下和未来生活所必需的劳动知识与技能；三是因校制宜，即在国家和地方课程基础之上，结合城乡地域特点和文化传统，将某些劳动技术教育项目如串珠、编中国结、茶艺、刺绣、蔬菜种植、果园劳动等开发为校本教材。当然，学校还要结合人力、物力、财力开发和开展劳动技术教育，配备必要的场地、设施、设备、材料以及劳动技能教育专兼职教师，并保证适当的劳动技术教育课时。

（三）探索学生劳动品质与技能形成的有效途径

在劳动技能教学中，教师的示范、讲解与学生的自主体验有机结合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学校的实践经验表明，结合学生年龄特点积极开展实地考察、参观访问、见习与模拟以及利用手工制作、产品推介、养殖种植等实践活动，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劳动兴趣和劳动热情，并使学生体验运用自己的劳动技术和本领解决实际问题的成就感。当然，一些学校通过组织班级、年级和校级“劳动技能小能手”“值日明星”等技能大赛和评比，在活动中及时表扬爱劳动的孩子，并注意在劳动课教学和实践活动中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合作意识和助人为乐等品质的做法也是值得推广的。■

劳动教育成果总结范文第3篇

时间：XX年10月 立项号 plxktXX151课题名称幼儿劳动习惯的培养负责人罗xx所在单位xx镇中心幼儿园课题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现在的幼儿大多是独生子女，有的家长注重幼儿的劳动教育，但也有不少幼儿受到家长的过度庇护，过分溺爱，所有的劳动事务都被家长包办了，或是一些家长过分重视幼儿对知识的学习和艺术修养的培养，而忽视了劳动习惯的养成，使幼儿失去了劳动的机会，丧失最基本的自我服务能力。让幼儿失去了劳动的能力。 以幼儿园为主渠道，培养幼儿的劳动观念，树立起热爱劳动，积极劳动的良好品质，培养家政劳动、手工劳动的技能技巧；形成通过劳动教育培养幼儿创新素质评价标准；在研究的过程中，对幼儿进行观察，全面了解幼儿的劳动态度、劳动技能掌握发展水平；研究过程中，培养幼儿劳动技能的方法，进行创新实践的有关资料，进行经验总结。 1．树立正确劳动观，萌发幼儿童的劳动习惯。 2．通过各种活动，激发幼儿的劳动欲望。 3．家园共同携手，培养幼儿的劳动习惯。

课题名称的界定和解读 以幼儿园为主渠道，培养幼儿的劳动观念，树立起热爱劳动，积极劳动的良好品质，培养家政劳动、手工劳动的技能技巧；形成通过劳动教育培养学生创新素质评价标准；在研究的过程中，对幼儿进行观察，全面了解幼儿的劳动态度、劳动技能掌握发展水平；认真学习劳素质教育要求及有关理论文章，收集整理在研究过程中，培养幼儿劳动技能的方法，进行创新实践的有关资料，进行经验总结。 课题研究的步骤和举措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XX年9月----XX年10月 1．收集资料。 2．组织课题组老师学习。 3.现状调查分析。 4.在明确不同年龄幼儿劳动特点的基础上制定课题研究实施。第二阶段（具体实施阶段）XX年11月----XX年5月 1.根据目标和内容，制定实施方案。 2.落实劳动教育目标，调整内容，定期评价。 3.组织劳动活动观摩，指导。 4.做好课题实施过程中的观察记录及个案研究。 5组织家长学习和经验交流。 第三阶段（总结阶段）XX年6月----XX年7月 1．撰写研究报告。 2.申请结题 （1）行动研究法是本研究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课题组结合我园教育教工作与幼儿实际制定本课题研究方案纳入工作计划将培养幼儿劳动意识及其良好行为习惯的教育渗透到教育教学工作之中。 （2）个案研究法主要用于幼儿不良习惯矫正的研究、家庭教育对劳动意识及其行为习惯养成的影响的研究。（ 3）.调查法用于了解教师、家长对幼儿劳动培养的看法以及幼儿劳动水平的前测。教师运用观察法了解幼儿有关劳动的行为习惯的表现。（4）.经验总结法我们要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和规律在此基础上提高、创新进一步开展本课题的研究。 课题成果的预期和呈现 更多的了解和培养幼儿的自我服务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让幼儿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是靠劳动创造出来的，让幼儿从心底尊重劳动，珍惜劳动成果，以适应未来社会发展，为一生的幸福坚实基础。

劳动教育成果总结范文第4篇

表示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方法有多种,概括起来看,可以从估算以下四个方面的指标值入手①:(1)教育对新增国民收入额的贡献比例,即由教育所带来的国民收入的增加量(ΔYe)占国民收入总增加量(ΔY)的比例(ΔYe/ΔY)。(2)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贡献比例,即把教育当作一个生产要素,由教育这个要素投入所带来的那部分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ye)占国民收入总增长速度(y)的比例(ye/y)。(3)教育对新增劳动生产率的贡献比例,即由教育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劳动力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增加量(Δ(Y/L)e)占总劳动生产率增加量(Δ(Y/L))的比例(Δ(Y/L)e/Δ(Y/L))。(4)教育对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贡献比例,即由教育这一生产要素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Se)占总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Sy)的比重(Se/Sy)。目前所见到的方法,主要是从前两个方面入手来衡量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面主要介绍前两方面的估算方法。

二、估算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额的贡献率的方法

1.舒尔茨的教育投资收益率估算方法

在西方,舒尔茨被认为是就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做定量分析的第一人。②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obb—DouglasProductionFunction)是西方众多估算方法的根据,也是舒尔茨、丹尼森的估算方法的基础,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此函数。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和数学家柯布于20世纪30年代,在研究1899—1922年美国制造业劳动和资本对生产的作用时得出一个生产函数③。Y=AKαLβ其中,Y代表产出量;K代表资本投入量;L代表劳动投入量;A为不变的“效率系数”;指数α和β代表资本和劳动在总产量中的相对比重,且α>0,β>0,α+β=1。根据美国20世纪的统计资料估算出α和β分别约为0.25和0.75,表明这一期间,资本所得和劳动所得对总产出的贡献率分别为25%和75%。参数α和β还可以称之为产出关于资本和劳动的弹性。因为根据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存在着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量,分别为:Y/K=αAKα-1Lβ=α(Y/K),K/L=βAKαLβ-1=β(Y/L)。由这两个式子得出α=(Y/K)(K/Y),β=(Y/L)(L/Y),α表示产出量的变动率与资本投入量的变动率的比率即产出的资本弹性,β表示产出量的变动率与劳动投入量的变动率的比率即产出的劳动弹性。舒尔茨以美国1929—1957年的数据为例,计算了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④第一步,计算1929—1957年国民收入增长额(ΔY)以及劳动力所创造的国民收入的余值增长额。ΔY等于报告期(1957年)国民收入(3020亿美元)减去基期(1929年)国民收入(1500亿美元),结果等于1520亿美元。然后,求出1957年劳动力所创造的实际国民收入与按照1929年劳动生产率水平计算出来的1957年劳动力所创造的虚拟国民收入之差额,结果为710亿美元。

其中劳动力所创造的那部分国民收入是通过总的国民收入乘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β值即0.75求得的。第二步,用反事实度量法,计算出1929年至1957年教育投资增量。首先计算1929年、1957年社会积累的教育资本存量。一定时期内教育资本存量计算公式:Er=∑ni=1Ci*Bi,其中,i为毕业生的教育等级或类别的数字代码,n代表不同教育等级或类别的个数,Et为一定时期内全部教育资本存量,Ci为i级毕业生人均教育费用,Bi为具有i级学历或类别的就业劳动力人数。其中的各级教育毕业生费用包括社会支付费用、家庭支付费用以及为上大学或中学而放弃的收入即教育机会成本。其次,计算1957年实际教育资本存量与按照1929年人均教育投资水平计算出的1957年虚拟教育资本存量的差额,把这一差额作为1929—1957年教育投资增量,用ΔKe表示(ΔKe=2860亿元)。第三步,计算1929年至1957年间平均年教育投资收益率(r)。某级教育收益率(Ri)=(X2—X1)/Ci•100%其中,X2代表本级毕业生人均年均工资收入,X1代表低一级毕业生人均年均工资收入,Ci代表本级毕业生获得本级教育学历的人均教育费用。平均年教育投资收益率(r)=∑3i=1Wi•Ri,式中i分别取初等、中等、高等三个级别,Wi为权重,其值为某级教育投资占总教育投资的比重,Ri为某级教育投资收益率。

按此公式计算,美国1929—1957年初等、中等、高等教育占总教育投资的比重分别为28%、45%、27%,教育投资收益率依序分别为35%、10%、11%,总的平均年教育投资收益率∶r=28%×35%+45%×10%+27%×11%=17.27%。第四步,计算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公式为:Pe=(ΔKer)/ΔY,其中Pe为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ΔKe为一定时期教育投资增量,r为一定时期内平均年教育投资收益率,ΔY为一定时期内国民收入增量。利用上述方法,舒尔茨计算结果为,1957年美国由教育所创造的国民收入占总的国民收入增量Pe=2860×17.27%÷1520≈33%,占劳动所创造的国民收入余值增长额(710亿美元)的70%。舒尔茨没有单独计算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但是我们按照他的方法推算下去,用高等教育投资量占总教育投资的比例27%,乘以总教育资本增量(ΔKe=2860亿元),求出高等教育资本增量(ΔKhe=772.2亿元),再乘以高等教育收益率(11%)得84.942亿元,这就是1929—1957年劳动者因接受高等教育所多获得的收入,它占国民收入增量1520亿元的的百分比为5.59%,,即1929—1957年高等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额的贡献为5.59%。

我国学者曾采用舒尔茨的教育投资收益率估算方法,估算过我国特定时期的教育贡献率。⑤但是这种方法在中国未必完全适合,因为它的理论前提是假定处于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其理论基础是建立在西方经济学的要素理论上的。西方经济学的要素理论认为,劳动力所创造的边际产品价值等于劳动力的价格,而劳动力所创造的边际产品价值就是劳动力在生产上的贡献,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因此,工资等于劳动力在生产上所作出的贡献。于是便以不同教育程度劳动力起止年间工资收入差别,作为其计算起止年间教育投资收益率的依据。在中国,则不同,劳动力工资收入不是通过劳动力市场竞争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资刚性”、“收入分配上的趋同性”、“收入来源的隐蔽性和多元化”、“劳动力部门所有制”等现象迄今依然存在,因而,工资收入基本上不能正确反映劳动力的市场价值和知识价值,也不等于他对国民收入的贡献。在这种情况下,在我国采取舒尔茨方法计算出来的起止年间教育投资收益率可能很低,因而导致低估了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其次,舒尔茨计算教育投资收益率的方法也未必合理。即使在充分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不同教育程度的劳动力的收入差别也不能全部归因于教育程度的差别,如个人天赋、种族特权、家庭背景、社会机遇等都会直接影响收入,因此需要对收入差别进行折算,否则便高估了教育投资收益率。这一点丹尼森已经考虑到了,对工资收入差别用0.6做折算。再次,舒尔茨的方法并没有涉及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对经济生活中的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的促进作用,当今时代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忽视了高等教育对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的作用,便低估了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2.劳动力质量修正法

这种方法不是在生产函数中增加一个教育因素,而是在考虑教育对劳动力质量作用的前提下,通过某种简化系数,使劳动力质量的提高转化为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通过计算一定时期内,由于教育的作用而增加的那部分劳动力所创造的国民收入量,占国民收入总增加量的比例,从而估算出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1924年,前苏联经济学家、前苏联社会科学院院士斯特鲁米林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国民教育的经济意义》,在世界上首次以工资为尺度确定劳动简化系数,对劳动力质量进行修正,计量了前苏联20年代教育对国民收入的贡献。⑥此后,前苏联学者科马洛夫于1972年在《培养和使用专门人才的经济问题》⑦一文中,根据受教育年限长短的不同,确定了具有不同教育程度的劳动者的劳动复杂程度系数,以此劳动复杂程度系数作为劳动力质量修正尺度,计算了前苏联1960年—1975年期间,整个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为37.1%。前苏联学者C.Л.科斯塔年在《教育经济学的对象与方法》一书中,则以教育费用的不同作为劳动力质量修正的尺度,计算了前苏联1965年—1970年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18%。我国学者曲桢森以工作年总课时(等于某级教育毕业生受课的总时数×该级毕业生一生的工作年数)数作为劳动力质量修正尺度,采用类似科马洛夫的计算程序,计算我国1952年—1978年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额的贡献率为17.6%。

韩宗礼先生则以教育年限为劳动力质量修正系数,采用类似于科斯塔年和科马洛夫的算法,分别计算了我国1964—1982、1964—1987年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额的贡献。⑧有的学者以各级毕业生人均教育培养费用或人均教育成本的不同作为劳动力质量修正尺度。总的说来,除了质量修正尺度不同之外,上述劳动力质量修正方法基本上遵循下列相同的计算程序。第一步,确定劳动力质量修正系数(Li)。如科马洛夫确定的系数:受初级教育的劳动者L1=1,初等教育以上L2=1.2,受7年教育L3=1.3,受8—9年教育L4=1.4,中等教育L5=1.6,中等专业教育和大专L6=1.9,大学本科教育L7=2.3。曲桢森确定的系数:具有小学程度劳动者L1=1,初中程度劳动者L2=1.49,高中程度劳动者L3=1.88,大学程度劳动者L4=2.37。第二步,分别计算基期与报告期平均劳动力质量修正系数(λ0、λt)。公式为:λt=ΣWitLit,其中,Wit为报告期受i级教育劳动者数量占总劳动力数量的比例;Lit为报告期受i级教育程度劳动力的质量修正系数。同样,基期平均劳动力质量修正系数公式为:λ0=ΣWi0Li0。第三步,计算报告期与基期之间,由于提高劳动力教育程度所带来的国民收入增加量(ΔYe)。公式为:ΔYe=YtLt(λt-1)/(Ltλt)-Y0L0(λ0-1)/(L0λ0)=Yt(λt-1)/λt-Y0(λ0-1)/λ0(1)其中,Yt、Y0分别为报告期与基期的国民收入,Lt、L0分别为报告期与基期的劳动力数量,λt、λ0分别为报告期与基期的平均劳动力质量修正系数。这是根据科马洛夫和曲桢森的算法总结出来的计算公式。

根据科斯塔年算法总结出来的计算公式为:ΔYe=Y0(λt-λ0)/λ0(2)第四步,计算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额的贡献。科马洛夫的公式为:ΔYe/ΔY=[Yt(λt-1)/λt-Y0(λ0-1)/λ0]/(Yt-Y0)。科斯塔年的公式为:Ye/ΔY=[Y0(λt-λ0)/λ0]/(Yt-Y0)=(λt/λ0-1)/(Yt/Y0-1)。韩宗礼的公式为∶Ye/ΔY=[(λt-λ0)Lt][Yt/(Lt(t)]/(Yt-Y0)=(λ0/λt-1)/(Y0/Yt-1)以上简述了运用劳动力质量修正法,计算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额的过程。这种算法仍有一定的缺陷。第一,无论是采用工资法、教育年限法、课时法还是教育费用法,确定劳动力质量修正系数或者叫做简化系数,都有一定的主观性。接受不同程度教育的劳动力在工资、教育年限、受课时数和教育费用上的差别,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着劳动力质量上和劳动生产率上的差别,代表着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比例关系,是一个难以证明的问题。因为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着学非所用、大才小用或者学后失业不用的现象。前苏联学者和我国学者与西方学者相比,在经济理论基础上有差异,前者一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一切新价值都是由劳动力创造的,资本不创造新价值,只是在生产过程中使其自身价值实现转移。因此,在核算国民收入的增量时,把国民收入的增加主要归因于劳动力数量和劳动生产率(包括劳动力质量)上的提高。从公式⑴和⑵中可以看出来。报告期与基期的(Ye的计算式子中并没有乘以一个类似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β系数,但是这并不影响最终计算结果,因为如果乘以β系数,最终也会被约分掉的。后者则坚持西方国民收入核算理论(SNA),认为GNP(国民生产总值)和NI(国民收入)是由劳动、资本、土地这些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第二,采用这种质量修正方法计算出来的教育贡献率一般值都很大。原因在于假定修正系数或简化系数与新创造的价值或劳动生产率有直接的因果联系。劳动者提高的生产能力全部归因于多接受的教育。事实上,这是不正确的。

三、估算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贡献率的方法

西方传统的经济学认为:国民收入的增长是劳动力、资本、土地三要素作用的结果,假设土地是固定不变的,假定技术变化率体现在资本存量的改进中,那么,投入转化为产出的过程可以被描述为一个生产函数∶Y=Y(L,K)。那么,总的产出增长率应该等于投入要素劳动力增长率和资本的增长率之和。但事实上,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大于劳动与资本的投入增长率之和,二者的差额被称为余值增长率。究其原因,可能有多种,如科技进步、规模报酬递增、劳动者质量提高、制度创新等,但余值增长率存在的根本原因,舒尔茨认为是人力资本投资,主要是教育投资,导致劳动生产率提高,进而导致国民收入快速增长。丹尼森则进一步寻找了导致余值增长率的各种因素(包括教育因素)及其各自的贡献,并把最后无法解释的余值增长率归因于知识进展及其作用。按照丹尼森的观点,劳动不仅有数量方面,且有质量方面的构成因素。如果把教育作为构成成熟劳动质量方面的一个因素,人均劳动小时数和同质工人的数量可以看作是劳动的数量方面因素。那么,Cobb—Douglas函数可以变为:Y=AKα(LE)β。式中,Y代表国民收入产出量,A代表技术水平,K代表资本投入量,L为不包含教育质量因素的劳动投入量,E代表教育投入量。对此式两边求对时间t的全导数,且两边同时除以Y,经过推导,可得国民收入产出增长速度模型:y=a+αk+βl+βe。其中,y代表国民收入年增长率,a代表年技术进步率,k代表资本投入量年增长率,l代表不含教育质量因素的劳动年增长速度,e代表教育投入量年增长速度,α、β分别为产出对资本、劳动的弹性。因此,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贡献可以表示为:ye/y•100%=βe/y•100%。(其中,ye代表由教育的作用所带来的国民收入增长率,y代表国民收入总的增长率)。在上述模型的基础上,计算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贡献的方法具有代表性的有两种:一是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E.F.Denison)的教育量简化指数法。二是某些学者所采用的劳动生产率指数法。

1.教育量简化指数法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于1962年出版的《美国经济增长的来源和我们面临的选择》一书,是他进行经济增长来源的分析和估计的第一本著作。1974年出版的《1929—1969年美国经济增长的核算》一书,对他所使用的分析方法作了比较详细的叙述。1985年出版的《1929—1982年美国经济增长的趋势》一书,进一步阐述了他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方法。丹尼森在作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时,将导致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分解,最多分解出23个因素,并将这些因素的投入量分为全部要素投入量和单位投入量的产出量(即要素产出效率)两大类,教育被看作是全部要素投入量中的一个投入要素。1985年他对美国1929—1985年经济增长的核算中得出,国民收入年均2.92%的增长率中,有0.4%归因于教育的贡献,这相当于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率的贡献为:0.4%÷2.92%×100%=13.7%。我国学者史清琪、秦宝庭等采用丹尼森的算法计算了我国1952—1987年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为6.76个百分点,其中教育占0.86个百分点⑨,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贡献为12.72%。丹尼森计量教育对经济增长率(速度)贡献的方法是:第一步,确定各教育年限的收入简化指数。根据某年受不同教育程度的劳动者的年人均收入差别确定该年收入简化指数。以受过8年教育的男性劳动力的年人均收入为100%,以此为标准,折算出其他不同教育年限程度者在收入上的相对百分比差别即收入指数,从而确定由于教育年限的不同所导致的年人均收入简化指数上的差别。由于考虑到收入上的相对差别并不是全部由教育所导致的,假定同期收入差别中有3/5是由教育引起的,于是对收入简化指数的差别进行调整,使其差别缩小为原差别的3/5。第二步,计算报告期年和基期年的教育量简化指数(%)。某年教育量简化指数(%)=Σ(该年某教育年限的收入简化指数×该年同一教育年限劳动力数量占总劳动力数量的比例)。第三步,计算全期教育量指数增长系数(Ge)和每年平均增长系数(r)。全期增长系数Ge=报告期教育量简化指数(%)-基期教育量简化指数(%)。设基期年教育量简化指数为100%,则报告期教育量指数增加到100%+Ge,设每年教育量指数平均增长率为r,采用水平法计算:1×(1+r)t=1+Ge,r=(1+Ge)1/t-1,(其中,t为报告期与基期之间相差的年数)。第四步,计算教育量增长导致的每年国民收入增长率(ye)。设工资在全期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即产出对教育投入的弹性系数为β,则ye=βr。第五步,计算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率的贡献(ye/y)。设国民收入全期年均增长率为y,则ye/y=βr/y•100%。此外,丹尼森认为知识进展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率中,只有3/5是教育作用的结果,因此应该把这3/5的部分加总到教育的贡献中去。

劳动教育成果总结范文第5篇

本质而言，基础设施等硬性公共物品在资源属性上具有极强的地理上的锁定效应，这就使得地方政府以基础设施为代表的生产性财政支出所带来的边际区域价值大于边际社会价值（Keen，Marchand，1997）[12]，外部性特征并不明显；而以基础教育为代表的地方政府保障性公共服务支出被附加在劳动力个体身上，随着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而流失，具有强烈的外部性。毫无疑问，伴随中国经济增长的是大规模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向发达地区广泛而持久地转移，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农村劳动力选择性转移的特征日益明显，越来越多的青壮年、男性以及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优质农村劳动力逐渐脱离农村和农业。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开始推行分税制改革，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进行了调整，财权上收，事权下沉。因此，要理解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扭曲背后的原因，除了继续以中国式分权为视角，还必须考虑到由于劳动力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所引致的地方政府基础教育等公共服务支出的外部性。

有鉴于此，本文以河南省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因为每年它都有大量农村劳动力进行着选择性转移，是考察农村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影响的一个很好的样本省份；另一方面因为河南省是地方分权程度相对较高的省份，是研究省以下分权的一个很好样本。从目前已有关于财政分权的研究来看，绝大多数关注的是中央政府对各省级政府的分权，较少关注省以下分权，而对县（市）级政府行为的研究则更为缺乏（张光，2009）[13]。事实上，在现行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投入体制下，农村基础教育的最终责任主体落在县级政府身上，显然省以下财政分权势必会对县（市）级政府基础教育支出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而且，从理论上讲，更符合财政分权理论假设的是在縣（市）级微观层面考察财政分权、劳动力转移与地方政府教育投入之间的关系；从实证上看，使用县（市）级微观数据可以克服省级宏观数据的平均效应，同时也由于样本量的大大增加，可以获得更为稳健和可靠的计量结果，从而更具有说服力。

本文以下部分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梳理现有文献，进行逻辑推演并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第三部分采用县（市）级面板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并就模型、指标和数据的相关细节进行讨论；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结果及讨论；最后是结论和政策探讨。

二、基本逻辑和研究假说

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奇迹被认为主要来源于中国式财政分权的制度安排。经济的增长可以从政府治理上做出解释。中国式分权的治理体制以财政支出的高度分权、财政收入的高度集权与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紧密结合为核心，为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加剧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和财政竞争提供了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激励。但同时大量研究已经证实，中国式分权体制导致了地方公共物品供给能力减弱，公共支出结构出现扭曲，基础设施等生产性公共支出在改善投资环境的同时大大挤占了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社会福利公共支出（卢洪友等，2012[14]；傅勇，张晏，2007[8]）。

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官员由上级政府直接任命，地方政府更偏好实施有利于自身政绩提升的政策。受传统户籍制度的限制，中国人口迁移成本高，而且人口迁移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追求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经济收入，并不是追求更好的公共服务。因此，尽管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庞大，但由于教育、医疗、社会

保障等重要公共服务均与户籍相关联，Tiebout模型中所揭示的用脚投票的人口迁移机制难以有效约束地方政府行为（于长革，2008）[15]。

在地方居民缺乏采用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机制来制约地方政府行为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行为就只能依靠上级政府的监督和考核来制约，而出于效率的考虑，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上级政府的考核制度。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下，以GDP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绩效就成为地方官员晋升的主要考核指标。在这样的政绩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地方经济而充分利用财政分权赋予的财政自主权，竞相开展标尺竞争（周黎安，2007）[16]，将有限的财政资金更多地用于吸引投资、经济建设等能直接促进GDP 增长的领域，而忽视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效果不显著却是当地居民偏好和需求的教育、医疗等保障性民生支出（平新乔，白洁，2006）[17]。

还有研究认为，财政分权下生产性公共支出和保障性公共支出在经济增长效果上所具有的外部性差异是引起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偏向的内在根源（张宇，2013）[18]。Qian和Roland（1998）认为，财政分权所引发的财政竞争会导致生产性公共支出的边际地区价值大于它的边际社会价值，具有更大的独享性特征，从而激励地方政府不断增加基础设施等生产性公共物品的支出份额[3]。而附加在劳动力生产要素上的教育等保障性支出则会随着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将其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绩效惠及其他地区，具有强烈的外部性特征，从而引发教育等地方公共服务提供不足（罗伟卿，2011）[19]。

随着中国城乡一体化、区域一体化战略的实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地区间、城乡间障碍逐渐被破除，大量农村劳动力进行了跨区域转移，农村教育的外部性日益显著起来。大量实证研究证实，我国跨区域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大多数具有初中文化程度（赵耀辉，1997[20]；郭剑雄，李志俊，2009[21]），这也就意味着九年制的农村基础教育具有更为强烈的外部性。在当前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投入体制下，农村基础教育的外部性特征势必会使得地方政府在农村基础教育提供上面临的激励不足。

因此，通过上述分析，本文主要提出以下假说：

假设1：省以下财政分权对县级政府农村基础教育等保障性公共服务支出的影响较为显著，分权程度越高，农村基础教育支出越少；反之亦然。

假設2：因为外部性的存在，农村劳动力流出规模越大会导致县级政府农村基础教育支出水平越低。

三、计量模型、指标选择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基于以上分析，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周亚虹等，2013[22]；傅勇，2010[23]），设定如下的面板数据模型：

式中，下标i和t分别代表第i个县（市）和第t年，1是关键变量财政分权度的系数、2是关键变量劳动力流动的系数、是一组控制变量的系数矩阵；为了捕捉不可观测的地区异质性和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模型控制了地区效应和时间效应，ai和et分别表示不随时间变化的地区效应和不随地区变化的时间效应；it则代表随机误差项。

（二）指标选择

税费改革后，在现行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下，农村基础教育主要由县级政府负责，经费也主要来源于县级财政。因此，本文用县级预算内教育经费占县级财政支出的比例（Rit）这一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来衡量农村基础教育投入水平，反映地方政府对农村基础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

财政分权是本文最为关注的解释变量之一。从已有文献来看，最常用到的是以财政收入指标（成刚，萧今，2011[24]）、财政支出指标（郑磊，2010[25]；李鼎，赵文哲，2013）[26]以及财政自主度指标（周亚虹等，2013）[22]来度量财政分权度。和常用的省级财政分权程度指标不同，这里我们使用的是省以下县（市）级分权程度指标。这是因为我国目前农村基础教育主要是由县（市）级政府负责的，而省以下的分权程度直接影响到县（市）级政府农村基础教育投入行为。这里我们用县级人均财政支出与全省人均财政支出之比来衡量省以下财政分权的程度，比值越大代表省内财政分权程度越高。此外出于稳健性考虑，还分别以县级人均财政收入与全省人均财政收入之比和县级财政自主度（县级预算内财政收入与预算内总支出之比）两个指标作为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劳动力转移也是本文最为关键的解释变量之一。然而，由于统计资料的限制无法直接得到各县（市）劳动力转移特别是转出数据。借鉴Hu（2009）[27]、赵德昭和许和连（2014）[28]的方法，可以对各县（市）劳动力转出数量进行估算，定义当年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为laborit=（Lit-1-Lit）-nitLit-1，其中，当laborit为正值时，表示该县（市）劳动力为净转出状态；当laborit为负值时，表示该县（市）劳动力为净转入状态；Lit表示i县（市）第t年的年末常住人口数量；nit表示i县（市）第t年人口的自然增长率。

此外，影响地方政府教育支出的因素可能包括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人口密度以及地方财政支出压力等。一般地，经济发展水平会促进教育服务的提供，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农村基础教育投入力度可能越大，可以用人均GDP指标来表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县域产业结构会对地方政府的支出偏向产生较大影响，通常来说，第一产业比重较高则非农财政支出往往会较低，因此用第一产业占县域GDP比重来度量县域产业结构。地方政府农村基础教育服务的提供水平与当地人口和面积有关，人口密度越大的地区人均享受到的农村基础教育服务可能会越少。财政支出压力反映地方政府的财政充裕度，刻画了县级政府在财政收支上出现的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表示方法为财政支出压力=（本级财政总收入本级财政总支出）/本级GDP总额。通常来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越大，农村基础教育服务提供水平就会越低。

（三）数据来源与说明

2000年到2006年，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分阶段进行，农村教育管理体制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农村基础教育的责任和管理由乡（镇）一级上移到以县（市）一级为主，到2007年农村基础教育开始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根据本文的研究目标，我们采用2007年以后的数据来研究以县为主基础教育体制下的地方政府农村基础教育支出行为。本文使用2007年以后数据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教育支出统计指标口径的调整。2007年以后教育支出除了包含教育事业费以及各部门事业费中用于教育的支出等，还包含了教育基建投资，能更全面地反映地方政府对教育的投入。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河南省统计调查年鉴》和《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

四、数据描述、结果分析和稳健性检验

（一）变量统计性描述

表2列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2显示，预算内教育支出占比平均为23.9%，标准差为4.4，总体来看预算内农村教育支出占比的县域间差异并不大。从衡量财政分权程度的几个变量来看，支出分权的均值为53.6，即县（市）级人均财政支出水平是全省人均财政支出水平53.6%；支出分权变量的变异系数达到0.98，表明财政支出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异。收入分权的平均值为61.7，即县级人均财政收入是全省人均财政收入水平的61.7%，变异系数为0.60，离散程度低于支出分权；县（市）的财政自主度平均为31.1，即县（市）级预算内财政收入不足其预算内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这表明在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

劳动力转移数量平均值为-7.5万人，表明整体来看河南省劳动力呈现出从县（市）净流出的态势，2007年以来平均每年流出劳动力数量为7.5万人；分地区来看，劳动力流动方向和数量都存在着明显县域间的差异，变异系数达到2.8；其中有的县（市）表现出劳动力净流入态势，净流入劳动力数量高达83.5万人，有的则是劳动力流出县（市），流出劳动力数量最高可达到61.4万人。河南省县域间经济发展水平明显失衡，县域人均GDP平均为2.14万元，但是变异系数达到0.63，其中有的县（市）人均GDP高达9.48万元，而有的县（市）只有0.57万元，两者相差15倍之多。

第一产业占县域生产总值比例均值为21.3%左右，反映出第一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县域间产业结构差异明显，有的县（市）一半以上的地区生产总值来自于第一产业，而有的縣（市）第一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低于0.5%。人口密度也存在着一定的地区差异，平均值为6.34，变异系数为0.4。县（市）级财政普遍存在着支出压力，财政支出压力平均值为8.84；县域间财政支出压力存在着一定的不平衡，变异系数达到0.54，有的县（市）财政支出压力高达21.58%，而有的县（市）财政收入水平基本可以维持本级财政支出，财政支出压力只有1.1%。

（二）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Hausman检验结果无法拒绝解释变量与个体效应统计不相关的原假设，因此本文建立随机效应模型对县（市）农村基础教育支出、财政分权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估计结果列于表3，表3也同时列出了固定效应模型和混合OLS 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

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3）表明，财政分权显著地降低了县（市）级地方政府基础教育支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县（市）地方政府预算内基础教育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越低；财政分权指数上升1个单位，预算内基础教育支出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将下降2.4个百分点。在现行的基础教育投入体制下，伴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是县（市）地方政府基础教育支出和财政收入的转移，基础教育的强外溢性效应使得地方政府特别是劳动力净转出的地方政府在农村基础教育提供上的积极性和面临的激励不足。模型估计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劳动力净转出数量显著地、负向地影响着县（市）地方政府的基础教育投入努力。

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表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增加地方政府的教育支出比例，这表明地方政府在教育等非经济性公共物品的提供上面临着较强的资金约束。偏向于第一产业的地区产业结构不利于地方政府教育投入，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随着农业税的免征，以农业为主的县（市）本级财政收入锐减，加之上级转移支付不规范，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更加偏向于农业，而农村基础教育等非经济性公共物品投入面临的财政约束更加严厉，农村基础教育供给更加不足。财政支出压力是引发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偏向的重要因素之一。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权上移和事权下放的矛盾使得地方政府为了在经济建设中获得竞争优势，运用以邻为壑的竞争手段，对于那些在短期内难以提升经济生产力和官员任期内政绩的教育等非经济性公共物品的供给缺乏积极性。财政支出压力越大，地方基础教育支出的努力程度越低。人口密度对县（市）级政府基础教育支出比例影响为正，但统计上并不显著。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上述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对财政分权程度采取了不同的衡量指标，包括用县级人均财政收入与全省人均财政收入之比来表征财政收入分权程度，用县级预算内财政收入与预算内总支出之比表示财政自主度。对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Hausman检验结果发现二者没有显著差异，因此依然在随机效应模型框架下来进行稳健性检验，模型估计结果见表4。从回归结果上看，无论是财政收入分权程度还是财政自主度都对县（市）地方政府的基础教育支出有着负向且显著的作用，与财政支出分权估计结果相一致。与此同时，劳动力转移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在收入分权指数和财政自主度指数不变的条件下，劳动力转出数量越多，县（市）地方政府基础教育投入的动力越弱，这也与财政支出分权的估计结果一致。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自主度下的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也与财政支出分权下的估计结果基本相一致。由此，稳健性检验进一步证实财政分权显著且负向地影响着县（市）地方政府的基础教育投入努力；财政分权下的劳动力转移对县（市）地方政府的基础教育支出也有着显著的负激励。

五、结论和启示

本文尝试在财政分权和劳动力转移的统一框架下来实证分析县（市）级政府的农村基础教育支出行为。运用2007年2013年河南省108个县（市）样本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控制了地区效应和时间效应的双向随机效应模型估计了财政分权、劳动力转移对县（市）级预算内农村基础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的影响，并得出了较为稳健的估计结果。估计结果表明，省以下财政分权是影响地方政府农村基础教育支出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分权显著地减少了地方政府的农村基础教育支出，对农村基础教育等非经济性公共物品的供给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

劳动力是影响县（市）地方政府农村基础教育支出行为的另一重要因素，附着在县域转出劳动力上的基础教育投入的外溢效应使得县（市）级政府基础教育投入面临的激励明显不足，劳动力转出规模越大，县（市）级政府农村基础教育支出比例越低。此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能够有效缓解地方政府非经济性公共物品支出面临的资金约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地方政府基础教育支出比例相应越高。农业传统产区的产业结构对地方政府基础教育支出有着较为不利的影响，地方政府支出更加偏向于农业公共支出，导致非农公共支出不足。分税制下的事权和财权不统一使得地方政府面临较大财政支出压力时会降低基础教育支出的努力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