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动化技术的认识范文第1篇

【关键词】现代教育技术 外语教师 专业化 发展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3）04C-0094-03

现代教育技术是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理论与实践，它运用了现代教育理论，通过对教学过程和资源的设计、开发、应用、管理和评价，以实现教学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可见，现代教育技术是强调以现代教育思想、理论和方法为基础，以系统论的观点为指导，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手段，以优化教育、教学过程，培养复合型人才为目标的现代教育系统和技术总称。一般认为，现代教育技术运用于外语教育始于196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开始的计算机辅助教学CAI（Computer- Assisted Instruction）的研究及美国依利诺斯大学建立的PLATO系统。至此，现代多媒体技术运用于外语教学呈现迅速发展的态势。目前，现代教育技术广泛用于外语教育过程中的教学资源开发、管理、实施及评价等领域。21世纪的外语教学将是一个以现代化、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系统化、多元化和一体化的新时期。计算机在外语学习中的应用已渗透到教学、测试和研究等诸方面。同时，现代教育技术的运用已经完全改变了传统教学中的师生关系、教与学的模式，以实现终生学习、远程学习提供了条件和可能。因此，现代教育技术运用于外语教育各层面是显而易见的，并将是未来语言教学的主要方式。

一、现代教育技术背景下的我国外语教师专业化

由于客观因素，我国真正意义上实现计算机辅助外语教学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1994年桂诗春指出我国计算机辅助教学还没有离开它的襁褓时期。原因一是计算机普及程度，二是外语教师对计算机辅助教学的熟悉和接受程度，并且而后者的发展速度落后于前者。时过近20年，我国计算机辅助教学教学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是政府高度重视，学术界相关的研究大幅增加。2002年颁布的《教育部关于推进教师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提高国民的信息素养，培养信息化人才，教育信息化是国家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基础。教师教育信息化既是教育信息化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推动教育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同时强调“教师教育必须加快信息化进程”。在现代教育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2000年我国新课程改革的基本要求是以“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思想为指导，以倡导关注学生发展、强调教师成长、重视以学定教为基本理念。2007年针对我国颁发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王守仁指出，在进入网络环境下大学英语教学新模式的过程中，教师必须以二语习得理论及相关学科和理论为指导，才能减少教学的盲目性，他指出：“教师素质的高低是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也是学科长远发展的关键。” “大学英语教师要自觉成为学习型教师，与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进程同步发展，加强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方能应对挑战，胜任工作”。因此，现代教育技术下对教师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近年来，我国学者对新技术下外语教师教育研究也呈上升的趋势，由原先比较注重外语教师知识能力要求、关注教学中的师生关系及互动发展到逐渐关注外语教师专业化发展状况。越来越多的研究强调在现代教育技术下教师的心理认知发展、教育学科知识体系和实现教师专业化发展的途径与方法对提高外语教学水平和教师自身发展的重要性，探索在外语教育领域中实现良性互动的教与学状态。

二、现代教育技术背景下外语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实质和内涵

纵观国内外相关研究表明，对外语教师专业化的研究首先是从对它的实质和内涵探索开始的。教师首先是一种职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于1966年已明确定论。因此教师必须顺应社会变革与发展，不断充实、发展、完善自己，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反思自己的教学活动，以提高教学效果和提升自身整体教学素养和能力为己任。一般认为，教师专业化发展历经教师培训、教师教育到教师专业化发展三个阶段。长期以来，国内外对于教师发展可以理解为“专业的发展”和“专业化发展”的两种模式。前者强调“工具性专业发展”，注重教师强调教师在教学技能技巧、专业知识诸方面的提高。对于外语教师而言，他们只有具备适应发展所需要的熟练言语技能和教学技能，以及综合的语言运用能力方能成为合格的外语教师，这种静态的“外在观”在教师的发展过程中只需采用语言技能，教学技能等集体培训就可以完成。后者强调教师“主体性专业发展”，它重视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的创造性和持续发展性，以教师主动、自主为主要特点，以提升自身专业结构和内在需求为目标，在教学过程中通过不断地反思教学，通过激发学生学习的同时提高自己。一名非职业教师转化为一名职业教师由原来的“传”、“帮”、“代”的师徒模式逐渐发展成为强调在“终身教育”的前提下，教师主动地去发展自己。教师在教育过程中除了要充当教育主体作用外，还必须主动反思自己的教学，观察自己的课堂行为，评估自己的教学效果，开展教学行动研究。教师通过在教学实践中验证相关的教学理论，凝练自身教学理念，在教学发展中不断提升和发展自己，以实现教学相长。在现代教育技术的背景下，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内涵和外延得以扩大。对于外语教师来说，教师专业化发展更加强调要强化自身内部发展意识，运用现代教育理念，依托以计算机为中心的信息技术，强调学生自主学习的同时自主、自觉地利用各种资源，创造性地不断发展自己的动态过程。

三、现代教育技术背景下外语教师专业化发展过程中的认知问题

随着新技术高度发展及语言教学进入“后方法时代”，语言教师认知资源得以扩大。教师认知是指教师相信他们能够影响学生的一种教育信念，并通过这种信念来协助学生开展有效的学习。它包括教师的知识结构、教师的选择注意能力、教师知觉、教师思维，以及教学专长的构成与发展阶段等。教师认知能力是教师专业化发展过程中应首先解决的问题。因为教师在教学实践和自身发展过程中所持何种教育观、学生观、教育活动观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教师的教学活动与发展。学术界对教师认知或是思维的关注源于对教学活动认识的转变。在强调“过程―结果”的行为主义教学理论模式下，教学就是传授知识的一种外显行为过程，随着认知心理学及相关学科及“信息加工过程”理论的发展，教师在教育实践中认知活动的结构和规律是如何影响教学活动得以重视。教学被认为是一种思维活动，它必须关注教师是如何积极习得和使用知识以及影响习得和使用知识的环境因素的研究。教学是一种“高度认知的行为”，教师有自己的知识，对教学有自己的观念、看法，是具有反思精神的决策者。教师被认为是教学中的“思想者”，也就是说，教师对自己的教学行为作理论解释并在教学过程中作出思维和决策，教师思维为教师教学行为作出理论框架和解释方案。对于外语教师来说，对语言学科、语言学习特点的认识及语言教学的反思能力直接影响教学成效。

在现代教育技术背景下，外语教师在专业化发展过程中必须更加关注语言学习方式、环境的变革，深刻领会语言的“工具性”及“人文性”的本质特征和语言的艺术一工艺教学观。语言教师在认知领域必须关注语言学习方式、教学方式、新技术平台三大因素的变革，并在教学行动研究中自主地对自身教学行为进行动态的反思，主动依托现代技术信息的发展提升自己的专业化水平。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信息技术背景下的学习方式是学生在完成学习任务时基本的行为和认知取向。它涉及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自主、探究及合作特征。在新信息技术下，学习活动是有意图的、积极的、自觉的、建构的实践，这个实践包括互动的意图―行动―反思活动过程，学习是自主性的、创造性的、个性化的基于新技术的学习。因此，教师的教学也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教师不再是知识传播中的“传送带”，教师角色和师生关系在现代技术下予以重新的定位。Kook认为，在现代技术背景下，教师应该是信息咨询者、团队协作者、帮促者、课程开发者和学术顾问。钟志贤也认为，教师应为学生的导师、意义建构的促进者、课程的开发者和合作者、信息资源的设计者和查询者、学生的学术顾问等角色。因此，教师必须依托多媒体技术，优化教学内容及教学呈现方式，激发学生参与课堂教学，提升学生自主、合作的学习能力。在现代新技术下，只有当教师对自身专业化发展需求的认识成为一种自发的、积极的、主动的行为，或者说当教学“生态”发生变化，“心态”也同步得以升华并自觉运用于实践时，那么教师专业化发展就成为可能。

四、现代新技术下外语教师专业化发展中的知识和能力要求

包括对外语教师在内的教师知识能力的要求，国内外学术界从不同的侧面、学科种类差异提出不同的观点。例如教师必须具备现代教学理论知识、学科知识及教学法知识等。作为语言教师，张正东指出，必须具备普通文化知识、学科知识、一般教学知识、语言教学论及个人实践知识。除此之外，目前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教师在专业化发展过程中必须具备学科教学知识PCK（Pedagical Content Knowledge）。PCK是由舒尔曼于1986年针对学科知识如何转化为教学知识提出来的，所以PCK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教师转化学科知识为教学知识的能力要求。关于PCK内容陈述，不同学者提出的内涵不尽相同，同时对PCK的研究历经从静态到动态，再到整合技术的TPCK的过程。例如P.Tamir认为：PCK包括学生及其学习的知识、课程知识、教学知识及评价知识；K.F.Cochran等认为它包括学科知识、教学知识、学生知识、学习情境知识，PCK位于四个部分知识交叉的中心位置。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和对学科教学知识认识的不断深入，P. Mishra等提出整合信息技术的TPCK（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Know ledge）模式。它包括学科知识、教学知识、学科教学知识和技术知识。在此基础上，C.Angeli等人又于2009年提出基于信息通信技术的ICT-TPCK内涵模式。由此看来，教师专业化过程中的知识要求是随着现代技术整合于教学实践的强弱、社会发展需求及教师专业发展的自身需要，知识体系的要求处在动态的不断更新和完善中。

关于教师专业化发展中能力要求同样是顺应新技术发展需要提出的。日本文部省、日本教育工学会2002年提出，21世纪教师应该具备的三个能力是：以全球性的视野为基础而行动；在急剧变化的时代中生活的人所应该具备的素质和能力；教师工作所必然要求的素质和能力。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新技术下教师发展的能力需求强调整合信息技术于教学实践中的能力，或者说教师的ET能力是所要求能力中的重要因素。因此发展教师的教育技术和信息化教学能力是教师专业发展的核心问题。

现代技术运用于外语教学是当今信息化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事实证明在信息技术支持下的外语教学成效显著。为使现代教育技术与语言教学充分整合，在教学实践中发展现代语言理论，语言教师必须在这样的背景下，更新教育理念，完善教师知识结构，在教育实践中积极反思，提高自身教育实践能力和科研能力，在培养外语人才的过程中加快提高自身的专业化进程。在这一过程中，语言教师的ET能力起最关键的作用。ET能力包括那些在现代教育技术下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各因素的总称。有必要指出的是，在现代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我国语言教学必须强调“整体教育技术”，也就是说，教育技术的目的在于教育的最优化，它需要传统技术与现代技术的综合运用。所以，如何实现教育技术与课堂教学的整合是信息技术下语言教学现今探讨的重要问题。本文中强调的现代教育技术可以被理解为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的信息资源、平台和手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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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谢赛，胡惠阂.PCK及其对教师教育课程的影响[J].教育科学，2010（26）

对自动化技术的认识范文第2篇

 

1.技术是工具或手段一即技术的工具论

 

把技术看作是人类实践活动中所使用的工具或者手段是最直观的认识。但是这种描述作为定义是不恰当的。我们知道，技术已经发展为一种体系。把技术作为体系的条件就是不能把它当作手段来认识……和手段范畴格格不入的技术体系性在现代技术之前就已经存在，它是构成一切技术性的基础。”

 

首先，工具和手段的概念要比技术的概念更宽泛，并非所有的工具和手段都是技术。被当作工具的人工制品(即人造物)也并非都是技术(比如一根钢管是人工制品，但它本身不是技术)。其次,工具或者手段天然与目的具有天然”的联系。工具”手段”这些词汇语义上就表达着一种作为工具或者手段的事物与人的关系，无法说明作为工具或手段的事物本身。

 

技术与人类的实际关系则是复杂的，工具论的解释缺乏说服力。海德格尔早就指出，把技术看作工具或者手段的传统立场无法触及技术的本质。技术总是产生着作为工具所指向的目的之外的结果。工具只是技术的功能角色之一，技术在人类实践中的角色和内涵要比工具广泛和深刻得多。

 

2.技术是方法或者是关于方法的知识一即技术的知识论

 

埃吕尔认为，技术是‘在一切人类活动领域中通过理性得到的就特定发展状况来说、具有绝对有效性的各种方法的整体我国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比如‘技术是一种关于怎么做’的知识体系”。

 

这种定义的概括能力是不足的。首先，‘怎么做”的说法其实很含糊，‘按一下按钮”也可以称为怎么做”，可这类简单操作是无法称为技术的。其次，这种认识仍然没有跳出‘工具论”的思维范式，只是放弃了工具‘实体”论。这种认识，离开了‘工具”范畴就毫无意义可言。在这种认识看来，技术知识也就是一种工具或者对物质工具的知识表达。它的潜台词是：知识也是一种工具，一种解释和改造的工具，而不承认知识是人类对客观规律的反映。

 

3.技术是人类活动(过程)或人类行为

 

皮特认为‘技术是人类的活动”‘技术是一种人类行为”‘技术是一种文化活动”。R麦基也把技术定义为一种同科学、艺术、宗教、体育一样的具有创造性的、能制造物质产品和改造物质对象的、以扩大人类的可能性范围为目的的、以知识为基础的、利用资源的、讲究方法的、受到社会文化环境影响并由其实践者的精神状况来说明的活动。肯芬柯把技术看作是‘加工、处理、控制物质、能量、信息进而实现一定价值目的的过程”，倪钢认为，技术就是特定的人、物质、能量、信息、社会文化的瞬间互动。

 

如此，他们便把技术与技术活动混淆了起来。毕竟真实的技术活动中包含着太多的无法被看作是技术要素的东西。

 

4.技术是技能、方法、手段、工具和知识的某种组合或总和法国大哲学家狄德罗认为，技术是为某一目的共同协作组成的各种方法、工具和规则的体系。[8]英国技术史专家查理辛格把技术界定为‘人类能够按照自己意愿的方向来利用自然界所储存的大量原料和能量的技能、本领、手段和知识的总和”。

 

我国学者大多持有这种认识。比如，‘技术是人类为满足社会需要,依据自然和社会规律，对自然界和社会的能动作用的手段和方法系统”，技术大体上是指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手段(如设备)、工艺流程和加工方法，属于社会的物质财富和创造物质财富的实践领域，是劳动技能、生产经验和科学知识的物化形态。但这实际上是一种罗列概念的外延来定义概念的做法，并没有描述清楚技术的内涵。这种做法甚至误导人们放弃对技术内涵的追问。

 

虽然以上几种技术的定义都不令人满意，但是它们在某些方面却也触及到了技术的基本内涵，那就是对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变换。我们认为，技术是指人类为了某种目的或者满足某种需要而人为规定的物质、能量或信息的稳定的变换方式及其对象化的结果。技术规定了如何将一种物质(形态)变换为另一种物质(形态)，将一种能量变换为另一种能量，将一种结构、形态的信息变换为另一种结构和形态。完成物质、能量变换的技术是物质技术;完成信息变换的技术是知识技术。但是知识技术并不等同于知识形态的技术，物质技术也可以表现为知识形态。

 

类似的变换在自然界中本来就存在着，人类在此基础上制定了自己想要的新方式，这就是技术的核心内涵。这里，技术被定义为变换方式而不是真实的变换过程本身。变换与效应天然地联系在一起，而与目的无直接联系。由此我们就可以自然地确立理解技术产品的基本概念框架：‘结构一功能一效应”。这使得我们得以彻底摆脱工具论的束缚。

 

二、技术的本质

 

对技术本质的探讨一直是技术哲学领域的核心话题之一。历史上很多技术哲学研究者都对技术的本质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大致可以区分为以下几种观点。

 

1.技术是人身体(机能)的延伸或投影

 

比较典型的是，卡普把技术比喻为类似人体器官的客体，视技术为人体器官的一种投影以及形式和功能的延伸与强化。这种判断太过直观和笼统。我们无法确定，涡旋发动机是人体哪部分(机能)的延伸或投影。

 

2.技术是人与自然和社会的能动关系

 

比如，‘技术本质上是一种人对自然和社会的能动关系”‘技术的本质就是对自然的利人的能动性改造”。这类理解的哲学背景似乎是技术工具论。技术是人的创造，表达了人的本质力量。这种本质力量不仅仅表现为改造世界，还有适应世界以及人类自身的改造!而且人的能动性也不仅仅表现为技术!所以，人对外部世界的能动关系并不能准确规定技术的本质。

 

3.技术是人类本质力量的外化

 

比如，国内有学者认为‘技术是人的主体性的客体化”‘技术是人的创造物，技术的本质不过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然而这种论断仍然只能针对技术产品而言，因为客体化”‘对象化”只对技术产品有效。

 

4.技术是人类存在的方式

 

闫宏秀认为，技术是人类的在世方式。这种判断是不准确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我们只能说劳动与人类是同时出现的，而劳动的历史与技术的历史起点却不同。人类在世的方式不是‘技术”，而是‘技术化”。这是由‘人类是一种劳动的类存在物”决定的。作为劳动的人，人类在满足自己需要的劳动过程中理解自然和确认自身。通过创造事物来满足人类需要的活动即是人作为人的活动的开始。人类创造事物的活动一开始并不是技术活动，其高级形态才是技术活动。

 

5.技术是一种解蔽方式

 

这是比较著名的海德格尔的诊断。继而，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的本质就是强制自然，是‘促逼”的解蔽方式。懈蔽方式”的论断，相对于其它认识来说，更加接近技术的本质，因为它摆脱了技术的工具论和实体论立场。然而，海德格尔的认识只是将人定位在理性的人(海德格尔认为技术是形而上学的完成形态)，而不是定位在劳动的人。这使得他的论断不那么全面和完整。

 

对于技术的本质问题，我们首先要确立正确的提问方式。本质意指一个事物的内在矛盾，是使该事物成为自身的内在矛盾。技术，既是一种自然存在又是一种社会存在，是两种存在的统一。关于技术的本质问题，正确的提问方式应该是：作为一种自然存在，技术的本质是什么?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技术的本质又是什么?

 

技术的自然本质是指技术何以成为一种自然存在物。这个问题当然可以从技术的定义文本中找到。技术的自然本质就是人类规定的物质、能量或信息的变换方式。这种变换方式的‘人类规定”性又说明了什么呢?它直指技术的社会本质。技术的社会本质是指技术何以成为一种社会存在物。但这个答案无法从技术的定义文本中找到。

 

我们认为，海德格尔的判断是基本正确的。但我们换一种更加通俗的表达：技术是一种人类理解世界的方式。技术不仅仅属于实践领域，它深深扎根于认识领域。人类对世界的理解不仅仅表现为从看”的角度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表现为在成功地改造世界过程中理解世界。技术过程不但是一种改造世界的过程，更是人类确认对世界的理解的过程。

 

然而，这个判断只是将人局限于理性的人。实际上，人首先是一种劳动的类存在物。劳动是人类具有理性的历史前提与逻辑前提。而技术在人类劳动的过程中扮演着十分复杂的角色。

 

技术是满足人类需要最具有确定性的方式。人类的终极需要是自由。人的自由可以看作是人在活动中通过认识和利用必然表现出的一种自觉、自为、自主的状态。而在人类追求自由的过程中，技术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因素。技术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人类实践活动中，技术经历了起源和进化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与技术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

 

人类劳动开始的标志是制造工具，然而制造工具的过程一开始却不是技术过程，而是一个毫无经验的操作过程。最初所制造的工具也不是技术物体，仅仅是一种自然物体经过简单加工而来的物件。这个过程只有熟练到一定程度才耦合为确定的经验和技巧，成为技术的早期存在方式。这个时期的技术只是作为人的内在本质力量存在着。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特别是科学认识的发展，技术逐渐进化为机器形态，并形成了具有历史传递性的技术体系。

 

当技术具有物质形态时，也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人类对它的依赖也日益凸现出来。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这种客体化了的技术，并不仅仅充当工具的角色，它作为一种历史的积累物，已经成为时而站在人类一边、时而站在自然一边的第三方博弈力量。如果我们把人类看作是一个复数概念，那么我们还会在人类内部的对立斗争中看到技术的身影。‘技术也是人类社会生活关系形成、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力量和度量尺度。

 

技术之所以具有这种作用，是因为技术是人类行动理性的表达方式。人类不把自身对规律的认识转化为技术，就不能看到自身的理性和行动的完美结合。但是技术并不必然成为人类实现自由的手段，它也有可能成为人压迫人的工具。在这场博弈中，人类获胜的确定性并不那么明显，虽然我们拥有除了技术之外的其他智慧。我们不应该低估客体化了的技术体系的两面性。文化悲观论者就看到了技术作为人类的对立物消极的一面。施朋格勒认为，技术所表现的是人类文化自我实现的后期产品，是文化的没落阶段，是西方社会一切灾祸的根源。[21]海德格尔也认为，现代技术已经成为诱使人性丧失的庞大力量。文化悲观论者的担心并非耸人听闻，我们也应该放弃‘技术等同于进步”的观念。但是认为‘人的地位、目标是由技术决定的”[22]则是低估了人的能动性和主动性了。

 

总之，在这场人类与自然的博弈中，技术既是人类依靠的力量，客体化了的技术又是值得人类警惕的事物。而技术的本质就体现在这个博弈过程中：技术既是人类理解世界的方式，又是人类行动理性的表达。不通过理性和行动，人类便无法达到自由。

 

三、教育技术是一种理解教育的独特方式

 

既然技术是人类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那么通过教育技术，我们到底能够理解什么呢?当然是教育!教育技术真的有这个功能吗?那就要仔细分析到底教育技术是什么了。

 

我们认为，教育技术即育人技术及其创新整合的技术。育人技术主要是指现实的教学系统和课程系统(含方法、策略之类的内容);这里创新整合的技术是指教学系统和课程系统的构造技术，教学设计和课程开发技术是其核心内容。

 

教学系统和课程系统虽然不是教育实践的全部，但却位于教育实践的核心。这两个系统反映了教育实践的本质特征。教学系统和课程系统也就是我们理解教育的核心内容。而这两个系统却是典型的教育者设计出来的信息系统，它们规定了文化信息如何在教育者、受教育者和信息媒体之间流动和处理。教育者试图通过它们与学生自身成长的系统以及其它社会系统的耦合，实现教育目的。如果我们不能将对教育教学规律的理解转化为科学有效的教学系统和课程系统，便不能说我们理解了教育。那些彼此孤立且抽象的教育规律命题，只能代表我们对教育教学规律不彻底不完整的认识。

 

而我们通过教育技术来理解教育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我们把教学系统和课程系统看作是技术性系统。它们属于知识技术系统。当且仅当我们把教学系统、课程系统看成是技术系统时，我们才能看清楚它们与其它系统的耦合细节。文化传递与人的成长规律之间的矛盾才会清晰地以信息流动的方式表现出来。这里教学论和课程论的知识更多地充当着理解这些系统的背景知识，而不是认知工具。教学设计和课程开发技术才是理解教学系统和课程系统的认知工具。这种理解方式不再把教学系统简单看成教”加学”，也不再把课程系统简化成是教学内容，而是将它们理解为人工设计的信息系统。这类信息系统具有如下特征：

 

1.教学系统和课程系统自身的结构无法直观地发现，而必须通过对系统功能进行建模的方式才能被揭示出来。由于教学系统和课程系统是人工设计的，因而离开了教学设计和课程开发技术，很难完成这样的系统建模。

 

2.正如所有的技术系统一样，这两种系统都在进化，而且它们的进化需要长期有意识的维护。由于教学实践和课程实践的不可逆性，教学问题和课程问题的解决最终都归结为教学系统和课程系统的缺陷消解和性能改进。这就不仅仅需要感知缺陷的症状，而且还需要对症状做技术系统层次的解释，而不仅仅是心理学层次上的解释。有了技术系统层次上的解释，才能针对技术系统的细节和技术系统的整体进行调整，而不是顾此失彼地盲目更换教学方法、教学策略、教学媒体、课程方式等孤立的要素或特征。

 

3.存在着客观的技术指标来表征教学系统和课程系统的质量。任何技术系统都有特定的技术指标来表征它的性能和质量。教学系统和课程系统也一样。只不过这些技术指标还有待发现。我们所确立的IIS图表征法[23]就是这方面的研究。

 

四、教育技术是教师最核心的行动理性能力

 

教育技术的核心是教学设计技术和课程开发技术。教学设计技术是一种从教学目标出发，根据对学习者、学习内容、资源条件的分析，按照一定的结构设计教学方案的过程。教学方案的每一个成分的确定都基于明确的信息和清晰的理念。课程开发技术是一种从社会需求出发，根据对学习者、学科知识体系的分析，按照特定逻辑确立课程目标、选择课程内容及其学习方式从而确立课程体系和门类课程的过程。课程体系以及门类课程的设计也都基于明确的信息和清晰的理念。由于技术操作的理性需要，教学设计和课程开发的技术过程要求教学设计者和课程开发者对教育规律、教学规律和人的成长规律都有着整体的理解，并且明了所规定的信息流动可能对受教育者所产生的影响。因而它必然成为教育者职业能力中最核心的行动理性能力。无论教育者其他方面的能力有多高，离开了教学设计技术和课程开发技术，他的教育实践很难被称为理性的教育实践。只有熟练掌握了教学设计、课程开发技术的教育者才会从系统整体出发，理解教育实践中的各种教育教学问题，并基于这种理解灵活地选择工具来解决问题，而不会陷入唯媒体论的泥沼，更不会对媒体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所引发或者可能引发的技术报复效应视而不见或束手无策。

 

自近现代以来，任何新技术的应用都会引发一定的社会实践变革。新媒体技术在教育实践中的应用也不会例外。然而，教育实践者却应该警惕媒体技术所带来的各种报复效应。当新的媒体技术走进教育实践时，毫无例外地它不可能即刻成为教育者手中的工具。因为一种技术从初步采纳到成为上手状态的工具，都需要一段时间的磨练。在这个过程中，教学设计和课程开发技术所蕴含的理性和系统整体观，必然成为避免或减少技术报复效应的根本保证。

对自动化技术的认识范文第3篇

摘要：提出技术哲学研究要融入哲学主流和切近社会现实，必须定位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在这样的定位下，技术创新哲学研究又成为了整个技术哲学研究的关键内容。

一、技术哲学研究的定位：建立一门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

中外技术哲学研究大致经历了30年左右的系统努力，虽然成果颇丰，但作为一门学科仍未进入“常规科学”阶段，仍处于哲学研究的边缘，仍未产生明显的理论和实践价值。针对这种困境，为了适应当今技术时展的要求，为了促进技术哲学研究的繁荣，中外技术哲学家对技术哲学研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譬如：SPT前主席皮特主张加强技术认识论研究，通过科学哲学之门融人哲学主流；拉普建议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伦克和罗波尔主张建立一门“跨学科的实用主义的技术哲学”；费雷建议，技术哲学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伊德认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适应变化了的技术文化环境，反思当代技术世界的新问题；米切姆指出，必须努力思考我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元技术(meta—technology)；杜尔宾则呼唤行动主义，呼吁技术哲学家走进行动主义的领域，加入到解决实际问题的行列中来；陈昌曙先生提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要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基础研究和应用。

这些建议凸显了两个“问题意识”。其一，技术哲学研究如何融人哲学主流；其二，技术哲学研究如何切近社会现实。这两个“问题意识”的确应是作为一门学科的技术哲学研究的“定向仪”，应是我们思考技术哲学研究如何定位的根本指针。

技术哲学研究要融人哲学主流，要切近社会现实，主要取决于它选择什么样的学科主题。技术哲学研究的学科主题是什么，在中外技术哲学界有很大的争论。笔者赞同这样一种观点：技术哲学是“哲学中的自然改造论”。从现代哲学的生活世界观视角看，技术解释有两个基本观点，即“技术是目的的手段”，“技术是人的行动”。这两个基本观点实质上是“一体的”。它们贯穿在雅斯贝尔斯关于技术的界定中，它们也正是海德格尔追问技术本质时首先“穿过的正确的东西”。技术是人的行动，具体地说，国内学者称：“技术就是设计、制造、调整、运作和监控人工过程或活动本身”。国外学者称：技术是“人们借助工具，为人类目的，给自然赋予形式的活动”；技术是“设计一实施”。说到底，“技术是做”，技术是属于自然改造的范畴，技术的问题是实践的问题。所以，技术哲学研究的学科主题本应该定位为“自然改造论”，即是研究“关于改造自然这个领域的一般规律”。

更重要的是，这样学科主题的定位，不仅使技术哲学研究在整个现代哲学体系中有鲜明的特色和突出的价值，而且也使它真正切近社会现实。一方面，马克思在现代哲学的起始处要求“哲学家不仅要研究如何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如何改造世界”。_18_马克思提出的这项现代哲学研究任务至今远未完成。可以说，要完成这项任务，就必须大力发展如此定位的技术哲学研究。而且由于在中外哲学史上，“自然改造”或“造物”的主题始终是缺失的，所以技术哲学研究如此定位就更有价值。另一方面，如马克思所说，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也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决定其它一切活动的实践活动。“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所以，以这种实践活动为研究对象的技术哲学必然能真正切近社会现实。

笔者不赞同，技术哲学研究应“以技术认识论为中心”的主张。这种观点的理论预设是，把技术化约为一种“知识体系”，把技术问题归之于认识问题，把技术哲学归结为“技术认识论”。这种观点，究其实质是那种“重视超然的理论思考，轻视实践活动”的哲学传统在今日技术哲学中的继续。如上所论，现在真正需要的是“自然改造论”。“自然改造论”，首要的是指向“自然改造”活动本身，研究其本质、要素、结构和形态，但并不排斥“技术认识论”。技术实践活动中需要知识，有独特的认识现象，技术认识论问题当然有必要研究，但它不足以构成技术哲学研究的中心。

研究“自然改造论”，应该从更好的哲学开始。在这里，“更好的哲学”就是马克思实践哲学。人们通常把马克思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称作“实践转向”。马克思实践哲学聚焦于“人的”“实践的”“感性的”“现实世界”，以实践活动作为其世界观的支撑点，从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出发去寻求人类解放道路。比较不同的生活世界观，马克思实践哲学突出强调物质生活、实在的对象化活动之于生活世界的基础性，而其他现代哲学则都不同程度地把人的生活归结为日常生活或日常语言交往，都将物质生活、人的对象化活动排除于生活世界之外。所以，只有马克思实践哲学才有一个科学的实践观，才能为“自然改造论”研究提供全面的科学的理论框架。其实，由于其突出的“实践转向”，马克思实践哲学内在地包含了极其丰富的“自然改造论”思想。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进行“自然改造论”研究，不仅能使技术哲学作为一个哲学学科得以成长，而且也会推进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发展。如陈昌曙先生所言，“离开自然改造论，实践唯物主义就会被架空。”

综上所述，技术哲学要融入现代哲学的主流必须定位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事实上，当前欧美技术哲学的发展已经有走向这一定位的端倪。与经典技术哲学家相比，美国当代技术哲学家伯格曼、伊德和费恩伯格都更加走向现实的感性的生活世界。伯格曼发现当代生活中存在着“装置范式”(deviceparadigm)，伊德揭示了技术制品与人的中介联系(relationsofmediation)、他性联系(alterityrelations)和背景联系(backgroundrelations)。两人都专注于日常生活，但都没有关注产生技术装置或技术制品的技术实践活动。比较而言，费恩伯格更关注技术实践领域，他的“工具化理论”(instrumentalizationtheory)就是描述技术制品成为社会的适用工具的实践过程。当前，这种向现实的感性的生活世界的回归，在欧美技术哲学界已发展成为一场“经验转向”运动。它主张，技术哲学研究必须立足于对技术“内部”的认识，“必须基于对技术实践本身的理解，即技术制品是如何被设计、开发和生产的。”目前，“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还是初步的，可以预见，其进一步的发展必将指向技术实践论本身，必将使技术实践论研究凸显出来。因为只有这样，技术哲学才能从“关注技术制品使用者阶段(theuserphase)转移到关注其设计、开发和生产阶段”，[]才能真正打开“全新的研究领域”。这也意味着，这场在欧美兴起的“技术哲学经验转向”只有彻底地走上“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之途，方能实现其目标。

二、技术哲学研究的关键：技术创新哲学研究

一旦把技术哲学研究定位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那么在技术哲学研究的众多主题中，技术创新哲学研究就显得特别关键和紧迫。它不再仅仅是属于“技术哲学的应用研究”或“技术方法论研究”领域，而是属于整个技术哲学研究的基础。可以说，没有深入的技术创新哲学研究，作为“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的技术哲学就难以真正确立。从建设“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的角度来看技术创新哲学研究的重要性突出表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从理论逻辑来看，技术创新是技术成为技术的实践过程，技术哲学研究只有牢牢抓住这一技术形成的实践过程，才能向技术“敞开”，揭示技术的内在本质。历史上通常认为，技术是发明家的创造，而创造本身是一种无结构、无过程的心理顿悟，似乎是“来无踪迹”、“带有魔幻色彩”。这种技术创造的“恩赐说”L29J已先行地限制了人们对“技术内部的认识。现在人们则认为，技术从构思到社会的实际应用是一个复杂的创造性的技术与社会相互建构的过程。其中，技术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文化的和自然地理的诸多因素相互作用，最终产生与社会相适应的技术、与技术相适应的社会。这个技术产生的实践过程，这个技术成其所是的实践过程，被称之为“技术创新”。可见，“技术创新”概念本身就意含着使技术创造过程“祛魅”，使其“物质化”而纳入实践范畴的意思，已经内在地向“技术内部”的认识敞开。所以。只有研究技术创新，才可能切实知晓技术是什么，它何以可能、何以产生。实质上，德韶尔早就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技术哲学惟有研究技术创造活动，才能发现“技术是如何可能的”。他正确地指出：“为了遇见技术的本质，我们必须到新形式首次被创造的地方去寻找。大规模工业生产只是类似于诗和音乐作品的复制和再生产，而只有在艺术家的创造活动那里我们才更接近于诗和音乐的本质。技术的核心是发明。只可惜，他把技术创造活动主要归之于发明家的“内在的作出”(innerworkingout)，而未能正确地把它视为物质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德韶尔这种原本正确的技术哲学研究思想，在后来的技术哲学研究中没有被实行。从整体上看，实际的技术哲学研究“最惊人的共同特征就是技术的外部化方法”。目前，在那些打算“认真对待技术”的哲学家那里，德韶尔的这个思想才逐渐成为技术哲学研究的一个根本性的指导思想。

其二，从历史实践来看，技术创新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轴心，技术哲学研究只有牢牢抓住这一社会发展轴心，才能向现实社会“敞开”，指导和推动现实社会的发展。在古代，这个社会发展轴心是隐含着的，可以从史前各种先王从事创造的传说中窥其踪迹，如《易·系辞》讲中国先王伏羲作八卦、网罟，神农作耜耒，黄帝尧舜作舟楫、杵臼、弧矢等；在现代，这个社会发展轴心是显在的，种种事实显示，技术创新是现代企业和社会的活力之源，是经济发展、生产率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本驱动力。技术创新正作为第一生产力、第一竞争力、第一战斗力，成为世界各国企业家、政治家、军事家头等关切的主题。从历史深处看，从宏观上说，技术创新的体制化始于19世纪末，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技术创新已经发展成为当代社会物质生产实践的创造性本体，越来越成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和标志。从微观上说，技术创新恰恰就是一个新的“制作社会”的形成过程。所以，研究技术创新，必将密切技术哲学研究与社会实际的联系，从而促进实际社会问题的解决和发展。如果不“下沉”到“技术创新”层面，则技术哲学研究就不可能实现其重在“改造世界”哲学旨趣。譬如，芒福德、马尔库塞、弗洛姆提出的技术人性化的思想，若要真正作用于现实社会的生活，则必须发展出相应的较为具体的人性化技术创新理论。

其三，从技术哲学自身发展看，技术哲学研究之所以分裂为工程的和人文的两个对立的流派，主要是因为各自偏执于一端：工程的技术哲学，以技术发明为主要研究对象，只关心纯粹技术是如何可能的，而忽视了技术与整个社会的复杂关系；人文的技术哲学，以技术的社会影响为主要研究对象，只关心从人文社会的角度评价技术，往往对技术持敌对态度，而忽视了对技术自身的全面认识。由前所述，技术创新是技术成其所是的技术一社会过程，技术哲学研究技术创新，既能向技术“敞开”，又能向社会“敞开”。由此，研究技术创新可以在工程的技术哲学与人文的技术哲学之间架起桥梁，实现两者的融通，从而为建立一种健全的、连贯的、一致的技术哲学奠定基础。譬如，基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研究技术创新实践活动至少要包括“实践结构论”和“实践形态论”，而要研究这两方面的内容就必须把“工程的”和“人文的”研究视角结合起来，工程技术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创新实践结构论”必须有人文的透视，而人文技术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创新实践形态论”必须有工程的基础。

另外，进行技术创新研究于我国技术哲学研究有特殊的意义。一方面，研究技术创新是我国技术哲学研究积极面向社会主义实践的需要。我国企业搞活、民族复兴最终要落实到技术创新上来。面对全球化、生态化、信息化、知识化的严峻挑战和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相对短缺的国情，如何依靠技术创新求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一个关键性难题。为解决这个问题而提供哲学智慧是当代中国技术哲学家的责无旁贷的任务。另一方面，研究技术创新是我国技术哲学研究创特色的可能之所在。我国的技术哲学研究不能再走一味的引进一述评的学科跟随战略。鉴于国际上技术哲学研究尚处于前范式时期，我国技术哲学研究，只要立足中国现实，视野开阔，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是有可能创出中国特色的技术哲学理论的。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作为“晚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国家，面对前述的严峻挑战和国情，我国技术创新涉及因素尤为复杂，进行得尤为艰难，因而构成突出的社会实践问题。牢牢抓住当代中国技术创新实践，以马克思实践哲学为指导，我国技术哲学研究或许能创出自己的特色。

对自动化技术的认识范文第4篇

关键字：法兰克福学派；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世界发生了极大变化。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科学技术也带给我们巨大的精神财富，即通过对社会生产活动、文化活动、消费活动的渗透，与政治、法律、道德等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使得科学技术也具有了一定的意识形态功能，这给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带来了颠覆性的挑战，致使对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的考察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一、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的社会批判理论

在众多的研究和讨论中，具有独到见解的要数法兰克福学派，他们认为在二次大战以后，科学技术的性质和作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科学技术作为工具在走向目的化，工具理性逐渐统治社会的价值理性，并以前者为中心使两者合二为一。在特定的制度框架下，科技的运用超越了生产和经济的范围而进入到社会治理领域。一方面他们承认，传统的意识形态已经终结，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技术决定论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又不同意说占统治地位的科学技术“终结”了意识形态职能，而是科学技术自身发展了新的社会功能：科学技术否定了传统的意识形态的功能，反之它本身执行了意识形态的职能，或者说，科学技术是新的意识形态，为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化”作辩护。他们在对科技异化的批判中来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

其第一代人物霍克海默最早提出了科学是意识形态的观点。他指出，“科学之所以是意识形态，是因为它保留着一种阻碍它发现社会危机真正原因的形式。”但他对此并没有更多的发挥。随后的第二代主要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更具体的阐述和发挥。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对当代资本主义发达工业社会中的技术和统治的关系作了全面的分析。他指出，作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当代科学技术并不是价值中立的，它们具有明确的政治意向性，发挥着意识形态的功能。他认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创造出了一个富裕的社会，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了一种起一体化作用的政治统治制度。它为特定的历史规划所固有的目标服务，作为一种总体体系、一种文化形式，在为现存社会的合理性辩护中，代替了传统上的意识形态地位。科学技术理性先验地适用于维护社会统治，它排斥个别性、特殊性，要求普遍性、共性，其本质是统治的合理性。它导致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一个单面的社会，人失去了最宝贵的一面，即否定性和批判精神。因此，马尔库塞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但不能造成真正自由和民主的社会，反而由于预先封闭了对社会的不满和反抗，阻碍了人类向自由解放发展。

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职能的理论，由霍克海默提出，经马尔库塞发展，到哈贝马斯时真正达到了系统化。他提出科学技术是“新的意识形态”。哈贝马斯用两句话概括了科学技术在发达工业社会的功能：科学技术是“第一位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他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文中专门阐述了这个问题。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技术和科学本身以普通的实证论思想的形式，表现为技术统治的意识，代替被废除了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

二、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不同理解

1、哈贝马斯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解

哈贝马斯是西方世界第一个明确提出在当代社会中“科学技术成了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家。他把“科学技术化”、“科学研究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科学、技术及其应用结成一体”[31l”视为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主要根据和重要标志。

哈贝马斯提出的这一观点并不是为了推崇、歌颂科学技术的作用，而是在于揭露其所产生的社会政治效应，对之展开批判。在他看来，科学技术之所以产生着消极的政治效应，主要在于：它履行意识形态功能。正如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成员一样，他也从否定的意义上理解意识形态的含义，认为意识形态是虚假意识，其主要功能就是顺应既定的社会存在。他说到“科学技术今天具有双重功能，它们不仅是生产力，而且也是意识形态。”科学技术一方面作为生产力，实现了对自然的统治；另一方面它作为意识形态，则实现了对人的统治。与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的科学技术从来就是意识形态的观点不同，他强调只有在现代社会中，当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时，它才具有意识形态功能，这主要体现在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化”、“合法化”的影响等方面。

这里便要引入哈贝马斯关于人的行为的划分，即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前者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劳动，涉及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后者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人类奋斗的目标不是使劳动，即工具行为合理化，而是使交往行为合理化。因为交往行为的合理化则意味着“人的解放，个体化和自由”，而工具行为的合理化则意味着“技术控制力的扩大”。而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科学技术成了第一生产力并执行意识形态的功能，致使工具行为越来越合理化了，人的劳动完全符合科学技术的要求，技术的合理性成为了对人的统治的合理性。同时，交往行为变得越来越不合理化了。这样，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首先，“政治不是以实现实践的目的为导向，而是以解决技术问题为导向”，也即政治活动日益技术化；其次，科学技术日益侵入和“渗透到非政治化的广大居民的意识中，可以使合法性的力量得到发展”；再次，由于群众政治意识的非政治化致使公众舆论也日益非政治化。最终，在“技术统治论”的笼罩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逐步摆脱了合法性危机。

2、邓小平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解

无独有偶，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始终把科学技术放在重要的地位，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的科技思想，同样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并将此理论应用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推动我国科技事业的不断发展。

他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首先表明它必须渗透于生产力的基本因素中，并同其紧密结合才能发挥作用。“历史上的生产资料，都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同样，历史上的劳动力，也都是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力”。科学技术的这一特点，绝不会随着它在生产力结构体系中的地位的凸现，成了第一生产力而有所改变，它不会也不可能独立地创造价值。其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并不意味着它是价值、社会财富的唯一创造者与源泉，也就是说科学技术不是唯一的生产力。马克思说过：“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结底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来源于社会内部的分

工，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本来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可见，除科学技术以外，劳动和自然同样也是生产力的源泉和社会财富的源泉，这一点，也不会随着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而改变的。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生产力问题上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历史性地反思了生产力系统中的科技作用，指出，决定生产力的要素在生产力的不同发展阶段所起的作用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历史性地发展变化的。他强调必须正视科技在社会生产力中的这种历史性变化，否则，就无法正确理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

邓小平从世纪末政治格局的历史演变中，认识到科技发展水平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必要性。同时，也对我国自身的实力有一个清醒的意识，并以此定位来制定我国的科技发展战略，为建立循环的、良好的“科技――教育――经济”三位一体化趋势，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正确认识、评价和运用科学技术

对于科学技术社会地位的上升和出现社会新功能的变化，我们应当予以正确认识和评价，以便于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功效。

对自动化技术的认识范文第5篇

【关键词】科技传播/科技意识/科教兴国

【正文】

科学技术传播（TheTransmissonofScienceandTechnology以下简称科技传播）是指科技信息的交流、沟通与分享的过程或行为。它是实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关键。哲学家培根早就指出：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它自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广度与深度。科学技术是否被传播，传播的结果怎样，不仅直接影响着科学技术本身的价值，而且影响着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本文拟就科学技术传播的社会价值作一些初步的分析和讨论，以此就教于学界同仁。

科技传播的社会价值是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技术的一种文化形式。科学技术作为人类的创造性劳动，既是人类认识客观存在的智慧结晶，又是人类认识客观存在的武器。从价值论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是“对于事物存在价值的确认。……事实上不可能找到一种科学知识，它不是对事物存在价值的断定。因为那样的知识没有反映事物存在的合理性和客观性，没有揭示宇宙联系和规定的丰富性，没有揭示事物所遵循的规律，因而也没有任何指导人的社会实践的能力。”科学技术正是由于其本身的价值所在，才有了传播的可能与必要，才有了其社会价值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家用作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了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而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今天，发达国家工业生产的增长大约有三分之二来自先进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国家的强弱及其国家在世界舞台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及有效地利用科技成果的能力。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并对社会进步起决定性影响的思想深入人心。近20年来，许多国家和政府纷纷制定科技发展规划，如美国的“星球大战”，欧洲的“尤里卡计划”，日本的“技术立国”等，即是科学技术所具备的社会价值的表现。科学技术的传播过程，无论这种传播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只有经过传播过程或传播活动，科学技术才能内化为生产者的技能，进而作用于劳动对象，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社会各领域的变化。重视科学技术的生产力作用，就必须重视科学技术的传播。换句话说，科技传播是使科学技术的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必要环节，其社会价值意义即在于此。

一、社会成员科技意识的提高及整个社会科技氛围的形成

日本森谷正规认为，一个国家的技术向来是该国文化的产物。日本之所以能在二战后获得飞速发展，就在于它使来至欧美的技术，适应了日本的环境，即取决于日本“技术性格”与“技术风土”的相适应。我国长期以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崇尚道德人伦，轻视工艺技巧的社会民众心理不能不说是近代以来，我国科学技术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我国历史上不乏将西洋先进科学技术传播给国人的贤仁志士，但终因没有适宜的社会文化环境而未能产生较大的社会效果。我国发展的历史及科学技术发展史都表明，社会及其所属成员对科技的认识、态度和评价是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一因素能转化为制约或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观精神和客观社会条件。科技意识就是以这些认识、态度和评价为基本内容的。较高的社会科技意识，会使全社会自觉意识到科学技术的巨大社会价值，增强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形成尊重科学技术劳动和科技劳动者，支持科技事业的社会环境，影响、吸引更多优秀的社会成员投身科技。所以，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非常重视通过科学技术传播工作，将科学技术普及，进而提高社会成员的科技意识，形成全社会理想的科技氛围，如在英国的许多会议厅、甚至餐厅墙上悬挂的更多的是科学家的画像；我国特别行政区——香港仅科技传播的专门机构就有10几个；我国长春市图书馆也建立了国内第一个“院士厅”，厅内挂有许多院士的画像及生平介绍。各国政府都在通过各种形式的传播将科技意识、科技思想、科技态度传递给每一个社会成员，从而影响他们对科学技术的态度，影响他们对科技的理解、重视、支持及内化为科技劳动的积极性。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只有依靠人的自觉的有意识活动才能实现，这种意识就是科技意识。科技意识的能动性是和它的超前性（相对于某一具体实践而言）、科学性不可分的。在科学技术的作用越来越大的当今世界，对科技的传播会使科技社会一体化发展，这样，科技才能适应社会环境，取得社会的认可，为社会及社会成员所容纳，才能被劳动者主动地内化为自己的知识，变成生产工具和从事实践活动的武器。

社会成员的科技意识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社会民众心理问题，是社会发展的一定时期社会民众对科技价值的基本判断和基本态度。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社会民众心理的产生是特定文化传统和现实文化状况共同作用的结果，正如著名社会心理学家DavidG.Myers所说：“社会心理的变迁更多地是基于文化而不是过程。不同文化中的人可能形成不同的主张，并具有相同的形成方式”。在Myers看来，人的社会心理主要表现为人的社会态度，包括人的信念、意愿、好恶、目的、相信等等，这些社会态度作为一种价值判断会深深地影响甚至决定人的社会行为，于是，在人的社会态度和社会行为之间形成一种内在的关联效应。如果人的社会态度以一种普遍的社会共识被民众所拥有，就会在人的社会行为中形成一种内聚力，表现为较为一致的社会行动；相反，社会态度的混乱或多样，也必然引致混乱的社会行为或多样化的社会行动，社会就失去了其整合力。Myers认为，人的社会行为与社会态度之间的关联性用右图表示。附图

从这一图示可以看出，态度与行为的关联性具有内在的双向导引途径，态度可以决定行为，行为也可以决定态度。行为和态度的内在关联构造又存在于一个更大的社会背景之中，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因而可以说，行为态度的相互作用是在作为整体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之下进行，而通常我们对于态度的认识则主要是通过被表达出来的态度实现的。Myers认为，态度和行为的这种关联性具有非常普遍的意义，它真实地反映了各种文化传统中的基本状况，是一种普遍的结构模式。

根据Myers的结构模式，人们不难作出如下分析，即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其社会成员在信念、意愿、好恶、目的、相信等社会态度方面对科学技术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具有良好的判断，具有发展、推进、大力利用和规范科学技术的良好社会共识，即具有良好的科技意识或关于科学技术具有良好的社会心理态度，那么，人们在行为上就会做出发展、推进和大力利用科学技术的活动，并通过这种活动，形成更好的有利于科技进步的社会氛围。如上分析结果表明，科技态度或科技意识在推进科技进步和发展中确实具有不可或缺的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全民科技意识的提高必然要得力于科学技术的传播，这是不言而喻的。

从传播的角度看，并非所有科技成果都能得到社会的承认，都能内化为人们的社会态度，都能存在于人们的科技意识之中。事实上，只有被社会所承认的科技，才能引起其成员对它的重视、理解，才能真正变成民族的科技，才能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贝尔纳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中指出：“只有能够理解科学的好处的全部意义并加以接受的社会，才能得到科学的好处。”科技意识是理解科技的基础，科技意识的获得靠科技的传播。

二、科学技术的传播有利于科技知识的现实生产力转化

科学技术总是最先被少数的科技工作者所拥有、掌握，而科技的发展要靠全社会的力量，科技对社会的作用也必须借助于社会的力量。这就要求科学技术必须变少数人掌握为多数人掌握。而要达到这一转变，必须通过科技传播。通过科技传播，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三要素相结合，转变为现实生产力。

科学技术与劳动者这一生产力中最活跃要素的结合。通过科技的传播，劳动者掌握了科学技术，从而提高了智力，提高了支配自然的有效性。科学技术与生产工具相结合，知识形态的科学技术通过生产工具“物化”出来，创造了新的生产力。科学技术与劳动对象的结合，使得新的劳动对象不断被开拓出来。运用科学技术的力量能够创造出自然界原先没有的劳动对象。新的生产工具、劳动对象无一不是科技的“凝聚物”。马克思关于“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著名论断，深刻地反映了这一本性。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今天，人才、科技、信息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本。计算机与自动控制技术的产生与发展，尤其是信息高速公路的普遍应用，使生产工具中增加了信息化、智慧化、网络化的新的计算机控制系统，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引起了社会产业结构的巨大变革，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及管理国家的方式。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一方面使得科技信息的传播、交流与共享速度、容量成倍地增加，人们能够很便捷的获得最新的科技、经贸信息，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另一方面，人们能通过信息高速公路进行有效的合作，尤如一个单位。这样，科学技术在传播的过程中又促进了它自身的发展和其它学术的传播。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传播，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才能引起欧洲技术的变革、生产工具的改进和人们思想与行为选择的变化。哥伦布的航海之行不能不说是指南针传播的结果之一。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和科学的应用》中评价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时曾提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在知识经济扑面而来的时代，由于各种仪器的标准化、微型化和商品化，知识的获取、整理、支配、利用等操作在今天已发生了变化，我们有理由认为，信息机器的增多正在影响并将继续影响知识的传播，就象早先人类交通方式（运输）的发展和后来音像流通方式（传媒）的发展曾经做的一样，今天的科学技术传播对于知识这一重要生产要素的拥有及拥有质量来讲起着“瓶颈”的作用。正如后现代哲学家利奥塔尔所提出的那样，知识只有被转译为信息量才能进入新的渠道，成为可操作的。因此，我们可以预科，一切构成知识的东西，如果不能这样转译，就会遭到遗弃；新的研究方向将服从潜在成果变为机器语言所需的可译性条件。不论现在还是将来，知识的“生产者”和使用者都必须具备把他们试图发明或试图学习的东西转译到这些语言中去的手段。这也就是说，在科技高速发展及物化的时代，无论是科学技术的创造者还是科学技术的接受者，都必须掌握科学技术传播的知识或工具。

三、科学技术传播有助于塑造正确的社会价值体系

科学技术是人类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的重要保证，它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不断扩大和深化的结晶。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加广泛深刻地引起社会各领域的变化，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及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甚至从根本上影响到社会价值体系的重塑。由于科学技术在其本性上具有深刻影响社会价值体系的功能，所以，科技传播必须在有效的和正确的社会控制之下进行。

新科技传播对人类社会价值体系的影响来说，可作如下概括：

首先，科技传播会深深地改变我们的文化观念。正如美国哲学家Lowrance所说，“科学已经消除了大量的文化神秘，清除了许多谜信，使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魔法的世界上，它把物质转化成毒气、体液、香味、惩具和生命力，重铸了身体和心灵、自然和教养以及古典的技术和手艺，展现了人类的那个大写的手。科学揭示了死亡、遗传和健康的原因、回答了人类的起源，指明了人类的趋向，使我们有能力理解我们所见所说的意义。科学不仅描述了特殊的文化，而且帮助我们精心制作不断变化的文化和社会观念。”

其次，科技传播能够创造全新的公众认识，形成新的社会透视热点。在科技传播过程中，当利用大众传媒手段对最新科技成果宣传报道和分析时，往往会在公众中造成强烈的震撼，创造出全新的大众认识，从而形成全社会对某些科技成果的关注，形成新的社会透视热点，从而动摇、修正或重铸出新的道德的、伦理的、审美的、行为的或实践的、甚至宗教的规则，这些规则在社会价值体系中的变迁，对于科技自身的发展和人类整体的演进，都会产生推进或阻碍的作用。

第三，技术的社会传播能够强有力地改变竞争社会选择的注意力，改造人们的价值观念。例如，在Lowrance看来，太阳能的广泛应用和储存方法的不断跃进，意味着大范围内对太阳能电池的梦幻般的进步，不是基于更有效的制造业，而是基于科学的发现。太阳能的技术应用所具有的这种促进人们价值观念的状况，并不是人为的，而是技术传播的结果。

第四，科学的社会传播能够澄清和帮助分析人们的社会选择，帮助提高公众的注意力。科学描述因果现象，人们的社会行为和态度是基于知识而改变的。因此，基于科学的认识和知识，有助于改变人们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对此，前文已作了较深入讨论。

第五，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传播同样具有改变人的现实价值体系的功能。

从如上几点讨论可以看出，科学技术的社会传播对于改变人的现实社会存在，尤其是对于改变人的现实社会存在的观念或社会价值体系，是影响甚大的，之所以会如此，是由科学技术的基本的社会功能决定的。

我们知道，科学技术知识是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的先导，科学技术对人的智力、思维方式都有重大的促进作用。随着科技的综合渗透，科技与社会的一体化发展，科技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社会事务的必要成份，贯穿于社会及社会事务管理始终。科学技术为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全面提高劳动者的科技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物质与变化条件。任何一种科技的发明与传播都会不同程度的引起人们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例如，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发现，不仅丰富、发展了物理学理论，而且导致时空观、运动观和物质观发生了深刻的革命，改变了人们考虑问题的角度。资产阶级用科技这一物质手段，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反对宗教神学的封建的世俗权威。“在技术方面，蒸汽机的产生及其广泛使用，极大地刺激了整个社会生产领域，钢铁工业、机器制造业、交通动力业、冶金和化学工业等生产部门的迅速壮大，一个席卷欧洲大陆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普遍展开，导致了世界性的工业革命，这是一个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进步的狂飙时代。”可见，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及其广泛传播，才有了人的较为全面、较为彻底的解放和自由，从而使人充分发挥其潜能，摆脱自然的束缚，使人的认识及其实践逐渐从宏观领域走向微观领域又走向宇观领域。科技价值观、科技思想和科技方法逐渐深入人心并成为人们认识改造世界的理性工具。每一次科技革命及其科技传播都在科技普及的基础上，不同程度地解放了社会成员的脑力，提高了社会成员的智力，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根本性转变。正如亨利·哈里斯所说：“在二十世纪里接受教育的人——不管他知道不知道，不管他喜欢不喜欢——没有一个能够不受哈维、牛顿、达尔文、以至普朗克的学说所影响”。

四、科技传播有助于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

任何一种科学及其物化形式——技术都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科学技术是为解决某个或某些方面的问题产生的，所以科学技术只有变成现实的武器，才能实现它的社会目的。由于社会的系统性，某一问题的解决，仅靠一门科学或一种技术的运用是不可能的。它一方面要依靠其它科学技术知识，另一方面需要所有参与人对科学技术的掌握运用。如果离开科学技术的传播这一客观行为，科学技术知识就不能成为社会的力量。所以，就科学技术产生的直接目的的解决来讲离不开科学技术的传播，而每一次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结果都是以后科学技术产生与发展的前提或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著名科学家牛顿讲，我之所以站得高，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由于科学技术知识的可传播性及其被传播，人类知识、人类文化才能得以继承和完善。事实上，任何一种科学技术的发展、完善本身都是继承的结果。拿内燃机的设计原理来说，它是从汽缸内部产生热汽，这明显地区别于从汽缸外输入蒸汽的蒸汽机原理。但是，它同蒸汽机一样，都是靠热汽推动活寒在汽缸内运动而产生动力的，这是它对蒸汽机原理的继承和改进。任何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一个由传播到吸收、继承，再到发展完善，然后再传播的过程，科学技术本身也正是在这样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中，得到补充和修正从而获得发展。

根据如上讨论可知，科学技术对人类及人类社会所引起的积极社会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科学技术的传播也带来了一定范围的反功能、负价值。马克思讲：“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渡的疲劳。新……的财富的源泉……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和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革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毋庸争辩的事实。”事实上，科学技术每将人类带向文明一步，人类都要为此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现代科学技术在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却增加了高科技犯罪；能源为人类提供了动力，但带来了环境的污染，生态环境的破坏；原子核裂变在为人类开辟了一种新的能源——核能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毁灭性的危机，1945年8月6日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就是铁的例证；电视使人们信息灵通，生活丰富；但却浪费时间，影响工作、学习及儿童的社会教育。克隆技术的发明、运用，克隆人的出现既能避免减少人类工作的负荷、损伤，却也可能带来更多的混乱、犯罪。科学技术越发展，科技传播越迅速，科技消极的社会功能暴露得就越明显。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科学技术传播亦是如此。我们应在积极推进科技传播的同时，有意识地将科技传播的负面效益限制在最小范围，并利用其它科技知识加以彻底解决。只有科学技术才能最终解决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问题。对此恩格斯早就指出：“在科学的猛攻下，一个又一个部队放下了武器，一个又一个城堡投降了，直到最后，自然界无限的领域都被科学所征服，而且没有给造物主留下一点立足之地。”

总之，科技传播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快速交通工具的出现，增加了人类活动的半径；电视机的普及，使“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成为可能；航天技术的发展，开始了人类“太空旅游”的年代；电子计算机使人类信息共享。科技传播以其巨大的力量无孔不入地进入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今天随着知识越来越成为新型的生产要素，科技传播的功能及其价值必将日益明显。科技传播的速度与质量将成为一个民族知识拥有与操作的基础环节。所以，加大科技传播力度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1〕〔2〕〔3〕〔11〕、乔瑞金《科学进步论》，海洋出版社，1992年版，第141页、第186页、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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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一关于知识报告》，三联书店第4页。

〔9〕〔10〕W.H.Lowrance"TheRelationofscienceandTechn-ologytoHumanValues".quotedHickman"Technologyasahumanaffair".McGraw-HillBookCompany，1990，第429页，第430页。

〔12〕〔U.S〕亨利·哈里斯《科学与人》商务印书馆，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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