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概念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生态学概念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生态学概念范文第1篇

摘 要：生态心理学目前还没有形成一种统一的范式，把它称为一种取向比把它称为一种学科更为合适，更能反映它内部复杂的现状，也更具包容性。生态心理学是一种强调研究动物（人）-环境交互体的动态交互过程，尤其倾向于研究生态环境中的具有功能意义的心理现象的取向。本文通过分析概念转变研究中蕴含的生态心理学思想，深化对生态心理学研究取向的认识的同时，并进一步推动概念转变研究的生态化取向。

关键词：生态心理学;概念转变

一、引言

生态心理学是二十世纪中后期在美国出现的一种心理学改造运动，近二十年来，这一运动对当代心理学的方法论和研究思路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相对于传统的主流心理学，生态心理学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到研究结果的最终解释都提出了一种新的视角去审视，这一点对现代认知心理学实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嬗变有极大地借鉴作用。

在上世纪80年代随着建构主义思潮的兴起，心理与教育领域掀起了儿童相异概念研究的热潮。在研究儿童相异概念的状况后，研究者开始关注儿童相异概念向科学概念的转变过程，概念转变研究也从此得以兴起。概念转变研究旨在揭示儿童错误概念及其转变的规律，是科学学习中的核心问题，也是国际研究的热点[2]。因此从新兴的生态心理学视角探讨新兴的概念转变研究必然对两者的发展都有益处。生态心理学可以借此更进一步的拓展心理学研究尤其是现代认知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使生态心理学的研究范式更趋成熟。概念转变研究则可以通过生态心理学这一新视角的审视，修正发展已有的理论或者提出新的理论，更为关键的是可以使概念研究更多的注重生态性，关注真实课堂中的转变过程[3]。

二、生态心理学的研究取向

生态心理学目前更多的还只是被视为心理学研究的取向，而不是把它作为一门已经独立的学科名称，主要是因为其发展的不成熟，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范式。因此将其看成是一种取向比看成是一门学科更为妥当，更能反映它内部复杂的现状，也更具包容性[4]。

（一）生态心理学的界定

对环境的关注是生态心理学的共识[5]，但按照不同研究者对环境关注程度和方式的差异则可分为两大类：一类理论把环境只看作是研究对象的考察背景，认为环境是影响行为和心理的重要因素，或者认为认知因素决定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性质;另一类则把环境和人的交互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环境和人的认知因素均不能单独起主导决定作用，只有两者交互作用才能决定人的行为或心理。我们可以把包括这两类理论的生态心理学称为广义的生态心理学，而把只包括后一类理论的生态心理学称为狭义的生态心理学。我们一般所指的生态心理学是指狭义生态心理学，根据吉布森和巴克等人的思想，则可以将其进一步的界定为：生态心理学强调研究动物（人）―环境交互体的动态交互过程，尤其倾向于向研究生态环境中的具有功能意义的心理现象。因此，生态心理学的核心思想就是提倡在真实环境中研究人―环境系统的心理与行为的一种研究取向。

（二）生态心理学的指导原则

生态心理学家认为被传统心理学家所分离的两个方面的东西，如行为和心理、行为和环境，在本体论上都是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对子，因而在认识论上和方法论上，都不能对它们进行分离地研究和解释。因此从方法论上，生态心理学家把交互作用原则作为首要原则运用于他们的研究中。而为了生态心理学认识和解释研究对象及进行具体研究提供更加具体的指导思想，交互作用原则又衍生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具体原则。

1.关于研究本身的原则

由于生态心理学认为动物和环境是交互作用的，所以脱离动物的生活环境来研究动物和动物的行为是不现实的，而且这也是20世纪初传统心理学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实际生活背景中研究心理和行为，包括研究宏观环境背景和日常生活背景的心理现象和行为。这种越来越关注实际生活问题的研究，已经成为认知科学研究的一个主要趋势。国内学者张风琴等人也认为目前“新兴的应用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充分地反映了生态学的整体论思想[6]。

2.关于研究方法选择的原则

第一，把生态效度作为检验研究有效性的一项重要指标的原则。奈瑟将生态效度界定为一个理论或一个实验结果能够说明或预测人们在真实的、各种不同背景中的行为的程度。这个定义强调一个理论或实验研究的实用价值。如何使得研究具有生态效度，简单地说，就是要改进实验设计，将实验设计与自然研究结合起来。

第二，多元方法组合原则。生态心理学家认为，生态效度的提高或主观经验的评估这个目标不能用单一种方法达到，也不可能在不同种类的研究中达到同样的程度。因此，他们主张多元方法，当没有一种单一方法和单一研究能够完成所有的要求时，在不同的研究中，不同方法的组合有助于接近这个目标。多元主义不仅指多元方法，而且还指多元研究设计、多元取样、多元分析、多元变量和多元数据分析方法。

总之，研究方法的选择尽可能适合生态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和目的。生态心理学的多元方法组合原则不特别推荐某种特殊的方法，也不推荐将某种研究模式作为一种研究典范和普遍范式，它认为每一种研究都有它自己的特殊方法和技术的组合。

3.关于研究的解释原则

生态心理学认为传统心理学的刺激-反应反射弧假设就忽略了刺激对反应的相依性，切断了刺激与反应的连续性，破坏了刺激与反应的协调性。相互依存性的原则不仅站在二元论的对立面而且站在单向因果理论的对立面，它主张在解释心理学现象时打破传统行为主义主张的单向因果模式。

三、概念转变的研究现状

概念转变是心理与教育领域的热点问题，研究者从不同的背景和视角研究概念转变的过程与机制，提出了基于认识论、本体论和朴素理论的三大概念转变理论，成为后续概念转变研究的理论框架。

（一）概念转变研究中主流理论

1.基于认识论的科学概念获得模型

Posner等人借鉴了库恩、拉卡托斯等当代科学哲学家的思想，将学习者的概念转变与科学的发展相类比，提出了著名的基于认识论的概念转变模型，概念转变需要的的四个条件：（1）对现有概念的不满（dissatisfied）。只有感到自己的某个概念失去了作用，他才可能改变原有概念，当个体遇到对原来的概念所无法解释的事实时，会引发认知冲突，这可以有效地导致对原有概念的不满。（2）新概念的可理解性。学习者需懂得新概念的真正含义，而不仅仅是字面的理解，他需要把各片段联系起来，建立整体一致的表征。（3）新概念的合理性。个体需要看到新概念是合理的，而这需要新概念与个体所接受的其他概念、信念相互一致;与自己其他理论知识或知识的一致;与自己的经验一致;与自己的直觉一致。个体看到了新概念的合理性，意味着他相信新概念是真实的。（4）新概念的有效性。个体应看到新概念对自己的价值，它能解决其他途径所难以解决的问题，并且能向个体展示出新的可能和方向，具有启发意义[7]。

2.基于本体论的科学概念获得模型

Chi等人提出了基于本体论的概念转变理论。该理论认为：在认识论层面，世界上的实体可归属为三个基本的本体论类别“物质”、“过程”和“心理状态”，每一个基本类别下又有若干的子类别，层层散开，构成三颗“本体论树”;在形而上学层面，许多科学概念属于“过程”类别下“基于条件的相互作用”的子类别;在心理层面，学习者倾向于将这些科学概念归为“物质”类别。正是在不同层面上本体论类别的差异，尤其是形而上学层面与心理层面分类的不一致，导致学习者概念的错误。当学习者将概念正确地归入其所应从属的类别时，概念转变即可实现[8]。

3.基于朴素理论的科学概念获得理论

儿童朴素理论发展观主张儿童的认知发展遵循依赖内容的特殊性发展，儿童早期就对某一领域内的理解发生一致的变化，并对不同的领域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解释机制。而这些早期获得的对自己的周围环境和世界的非正式的、非科学的“朴素理论”是儿童用以解释周围环境和世界的知识框架和基础结构。通过研究发现，儿童对周围环境和世界的认识是理论性的，是可以与科学家的理论相类比的，具体来说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1）儿童的认识具有理论的性质。这主要表现在儿童能够在这个领域和哪个领域之间做出本体论的区分，例如对动物植物的区分;（2）儿童的认识具有理论发展的特点。例如，儿童在运用自己的朴素理论进行解释世界时会不自觉地排除“反例”，并通过自己的经验来验证自己理论的正确性。（3）儿童同伴群体之间可以形成朴素理论的“科学共同体”，即在儿童同伴群体的相互作用下，儿童各自的朴素理论会在儿童所在的群体中经过“讨论”以及检验最终会达成一种“共识”，儿童会利用这种“共识”来检验或形成自己的朴素理论[9]。

（二）概念转变研究中现有的问题

概念转变理论发展初期，研究者多采用静态封闭的研究方法，对真实情境下的概念转变尚不能进行完满的解释，因此概念转变研究在问题、方法以及视角方面应进一步改进，使概念转变理论更具解释力。在研究问题上，概念转变有待进一步澄清的问题包括：学习者原有的概念像科学概念一样是有结构的，还是基于现象主义的零散知识;学习者原有的概念是被消除、被新概念取代，还是与新概念共存形成多重表征;概念转变过程是剧烈革命的，还是缓慢进化的;概念转变是否与学习者年龄有关;在研究方法和思路上，概念转变研究应注重生态性，关注真实课堂中的转变过程，将认知因素与情境因素相结合[2]。

四、生态心理学视角对概念转变研究的启示

概念转变研究作为认知心理学的热点问题，那么在研究视角与基本研究方法上不可避免的继承了近代认知心理学固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一）生态心理学视角下的认知心理学研究

最初认知心理学兴起于反对行为主义的“去心理学化”浪潮之中，但对行为主义所持的科学主义倾向则是全盘继承[10]。因此生态心理学对认知心理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实现了真正的变革，主要表现以下五个特点：第一，探索“日常生活的认知”的兴趣与日俱增;第二，关注人类认知中的人体特性和个体内部限制性对日常生活认知影响的生态学研究;第三，对人类认知的个体差异和个体发展差异的生态学研究;第四，将认知加工与“真实生活”条件和个体的建构联系在一起。第五，生态心理学的认知研究采用了许多与之相适应的方法。

（二）生态心理学指导原则对概念转变研究的影响

生态心理学指导原则对概念转变研究的影响可以在以下五个方面展开：从探讨思辨中或实验室中的心理向探讨真实环境中的心理转变;从人的心理内部机制的探求转向对人和环境互动关系的探求;从对理论模型的追问到对理论背景与实验设计之间匹配的关注;从对纯粹事实（是什么和怎样）的关注转向对事实与事实的价值（功能性的）融合的关注;从分析性思维模式为主转向综合性思维模式。而具体的实例结合则表现在以下几点：

1.概念转变研究中概念生态因子

在概念转变研究之初，Posner就已经提出了“概念生态”的理论，认为学生个体的经验背景也会形成一个环境，它也是个体看待世界的方式，包括人们对世界、知识、科学分类及文化和语言的认知与看法[7]。这个生态环境中的不同角度、各个元素（组成因子）都潜在地影响着学生概念学习的进行，决定着学生是否愿意接受新概念或者改变原有的概念，且概念生态的组成因子之间通常是相互关联着，概念生态呈现的是概念与个体心智环境间的关系，任何概念本质都是概念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后续的研究者提出许多概念生态组成因子，包括学习者的文化、语言、历史态度、情感等各个方面。这时的研究已体现出了生态心理学的交互作用原则，只不过强调的是过去现实环境影响的概念生态因子与当下的新概念的交互作用。

2.超于“冷”的概念转变研究

Pintrich等人认为，过于强调认知因素而忽略学习者动机、情感的‘冷’的概念转变理论只能解释来自实验室的研究结论，不足以阐释真实课堂中发生的概念转变。在科学课堂上，学生的学习与科学家的探究是有差别的，科学家的探究以目标为导向，而学生的学习可能是盲目的，当学生不具有掌握取向的动机时，很难对原有概念产生不满并看到新概念的可理解性和合理性。由此，Pintrich提出要超越“冷”的概念转变，将学习者的动机与课堂情境因素纳入概念转变的研究中，动机因素包含目标、价值、自我效能感和控制信念，在概念转变中是潜在的中介变量，课堂情境因素包含任务结构、课堂权威和评价方式，在动机与概念转变之间起调节作用[2]。由此可以见到生态心理学主张的“真实环境中研究”的体现，有利的推动了概念转变研究的进一步深化，避免了失去实际效用的危险。

3.概念转变研究中多维课堂概念转变框架

Treagust等人提出“多维课堂概念转变框架”，包含认识论、本体论和社会/情感三个维度，每个维度构成三角形的一条边，三个维度相互交叉。它们从不同角度部分地解释了课堂中的概念转变：从本体论的角度，教学前学生倾向于将基因归入“物质”类别，教学后学生将基因归入“物质”类别的比例从70%下降到44%、归入“过程”类别的比例从11%增加到47%;从认识论的角度，教学后不同的学生基因概念达到不同的状态，少部分学生能运用基因概念解决问题达到了有效性状态，另一些学生则只能达到合理性状态;从社会/情感的角度，由于与自身密切相关，学生对基因概念的学习具有积极的态度，但教师布置的认知任务没能促进学生的基因概念达到有效性状态，这为多维课堂概念转变框架提供了实证依据[2]。可以看出这里生态化的研究又进了一步，不仅探讨真实课堂教学环境中的概念转变，而且转向综合性思维模式兼容各个理论。

五、结语

在现代认知心理学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存在过符号加工论和联结主义的竞争，内部效度和生态效度的争论，根本目的只在于希望获得对人类认知的根本把握。但由于时代局限，人们很长一段时间在机械论世界观指导下忽视人类认知复杂性，试图在抽取环境影响因素的情况下实现人类认知的把握[6]。生态心理学取向出现后，提供了一种整体论世界观，使得掌握人类认知本质重新有了可能。因而可以设想，生态心理学所倡导的交互作用原则必将使得包括概念转变研究在内的现代认知心理学研究带入一条整体多元化的研究途径，并将会取得丰富的成果。（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参考文献：

[1] 易芳：生态心理学――心理学研究模式的转向[J]，心理学探新，2008，28（1）

[2] 张建伟：概念转变研究模型及其发展[J]，心理学动态，1998，6（3）33-37

生态学概念范文第2篇

近年来，台湾生物科学推动的方向仍以探讨生命现象的基础研究为主，研究范畴涉及由分子至个体层级探讨生命现象的运作到生物与自然的交互作用。自2012年起，台湾科技主管部门资助生物科学专题研究计划除了原有的生物生化及分子生物、动物及植物等三个学科外，又增加一门仿生学。

根据近日台湾科技主管部门下属“生命科学研究推动中心”发表的报告，2015年岛内共有346项生物科学类个人型研究计划提出申请，其中有191项属于生物化学领域，67项属于动物学领域，53项属于植物学领域，12项属于仿生学领域，申请计划的通过率平均为42%。

目前台湾生物科W基础研究重点包括：分子及细胞生物学、蛋白质的结构与功能、细胞核结构与功能研究、细胞互动与信息传递、发育生物学、遗传与生物发育、神经与认知科学、植物生长与发育、生物逆境学、动/植物与环境之互动、动/植物及微生物生化及代谢体体学、蛋白体及基因学、化学生物学、醣类科学、结构生物学及分子生物物理学等，大体而言尚能与国际研究发展趋势接轨，论文品质也不断提升，进步明显。

在生物多样性领域，2015年台湾科技主管部门共资助计划174项，其中一般型研究计划有121项、整合型计划6项（含29个子计划）、双边对外合作研究计划3项（均为台俄合作）和两岸合作研究计划8项。补助的计划中与分子遗传、基因和天然物开发相关的有55项，系统分类及亲缘地理的计划有45项，生态研究的计划则有49项。整体而言，学门的及质量都有提升。

来自台湾科技主管部门下属“生命科学研究推动中心”的报告承认，近年来由于岛内大学师资人数/研究人口大幅增加，使得研究计划申请件数暴增，令一些极具潜力的计划在激烈竞争下，失去获得台湾科技主管部门资助的机会。此外，不乏新人在超过新人阶段后即因竞争不过研究成果优秀的资深老师而落败。目前除了台湾中研院的研究员外，一般学校教师若无法获得台湾科技主管部门计划补助，即立即失去所有资源，使研究无法继续进行，研究生也顿失依靠，不但重挫未来人才的培育系统，也造成这些研究人力浪费。

如今，生物科学的发展越来越依赖高科技生物研究仪器与分析技术，包括先进的高通量测序仪、高解析液相层析仪、介面分子高定义分析质谱仪系统、X光绕射仪、蛋白质晶体筛选仪、代谢体核心实验室与影像分析核心实验室等。2009年起，台湾科技主管部门为配合“生技起飞钻石行动方案”，特专门公开征求岛内公立大学提出充实生物科技研究共用仪器设备的申请，共补助岛内23所高校，大幅提升了台湾生物科技的国际竞争力。

与10年前比，台湾生物科学研究有明显进步，相当多的实验室都能够稳定做出扎实的研究，每年有数量稳定的在各领域的重要期刊上。部分实验室近年来研究成果丰硕，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地位，陆续有在顶尖期刊上。这些论文大部分出自中央研究院的实验室与研究型大学。

台湾生物科学研究项目中，不少已获得科技整合创新结果。例如开发新一代高通量测量蛋白质降解速率技术，建立崭新的药物开发平台；利用纳米线对离子浓度变化的敏感性，开发以往技术所无法达成的技术平台，使研究人员在神经细胞膜上可通透钾离子的相关通道开启时，便可探测到钾离子的出现，并测得其实际浓度。此相关研究除有助了解神经兴奋活性的机转外，更可应用于相关疾病如癞痫等的研究，解出植物焦磷酸水解酶蛋白分子结构。该成果除了让科学家了解植物代谢物再利用的机制，也可应用在也具有焦磷酸水解酶的破伤风杆菌、牙周病菌及螺旋杆菌等病原菌的抗菌标靶药物的研发。

在经济效益方面，台湾生物科学研究课题中，不乏具有许多成果具商品化价值，例如提高农作物硝酸盐吸收力，研发能抵抗病原菌的作物，建立崭新的药物开发平台，培育抗病毒种虾病，开发原菌前标靶药物等。

此外，部分成果也可提升人类的福祉，例如植物的硝酸盐感应机制的研究成果，有助于农业育种，或是利用转基因技术来改良作物竞争硝酸盐的能力；解析人类病理与生理作用机制，如老化相关的问题；说明胎儿防御与母体ABO血型不相容而产生溶血症的分子机制；探究细胞自噬作用与癌症或神经退化等人类疾病的关联性等。

代表性成果

近年台湾科学家在生物科学取得代表性成果有：

小核仁RNA是一类小型RNA分子，可引导核糖体RNA或小核RNA的化学修饰（如甲基化）；这些化学修饰可以影响核糖体以及剪接体的活性。2008年，台湾中研院植物暨微生物学所研究团队在进行资料库分析时发现，小核仁RNA的两端最常有相对应小型RNA分子的出现。他们根据这个发现，发展出一个生物资讯运算法则，用以注解阿拉伯芥中的小核仁RNA基因家族。该研究成果显示，有效分析小型RNA资料库可以应用于发现新的小核仁RNA基因，并且可以增进现有小核仁RNA基因注解的正确性。

鳃为鱼类因应酸碱及盐度变化的主要器官。鳃上一群特化的离子调节细胞――富粒线体细胞则负担了主要的离子运输功能。近年来，台湾中研院细胞与个体生物学所研究人员以斑马鱼为研究对象，在稍早的研究中发现，斑马鱼的皮肤及鳃上存在3型离子调节细胞，分别是富钠钾泵细胞（NaR细胞）、富氢泵细胞（HR细胞）及钠氯共同运输蛋白细胞（NCC细胞）。其中HR细胞负责氢离子的排除，因而被认为与酸性环境的适应有关。2009年，他们针对果蝇转录因子在斑马鱼中的同源基因（zgcm2），研究其在斑马鱼HR细胞分化及功能调节中所扮演的角色，发现不但氢泵的表现受到抑制，斑马鱼表皮的HR细胞也完全消失；此外，体表的氢离子浓度也随之下降，证明zgcm2的弱化抑制了HR细胞的分化及生理功能。本研究首次证明斑马鱼成体细胞受到酸性环境刺激时，通过与胚胎发育时期相同的细胞分化机制进行生理功能调节。

水稻是唯一耐水淹的主要作物，但是分子机制一直未被了解。2009年，中研院分子生物所余淑美发现“蛋白激酶”（CIPK15）为调控水稻耐水淹的关键基因。当水稻种子在水淹状态下，将缺氧信息传递到CIPK15，接着再调控细胞内具有监测能量多寡及感应逆境的多功能蛋白激酶（SnRK1A），然后通过糖信息传递途径在水稻种子内大量制造淀粉水解酶，将淀粉转化成糖，同时大量制造酒精脱氢酶，将糖发酵产生能量，使种子有足够碳水化合物及能量而能够在水中发芽。俟小苗快速生长至水面可以呼吸更多空气后，根部以同样原理制造碳水化合物及能量，而使植株可在半淹水稻田中生长。其他谷类作物及杂草并无这些能力，因此无法在水中发芽及生长。这个发现揭开数千年来所有谷类作物中，只有水稻种子可在水中发芽及成长的秘密，对于目前全球种植水稻以水淹方式防治杂草，以及其他耐淹水作物的育种都有重大影响。

肥胖不但造成个人罹患心脏及糖尿等慢性疾病的机会，也耗费掉大量医疗资源。不少尝试减肥，常发现其努力减去的体重会在短期内恢复。为了进一步探讨复胖的生理原因，2011年，中研院分子生物所研究人员利用线虫动物模式并设计一连串体内实验，进而证明复胖是与脂肪组织的代谢能力被引发有关。研究发现，类胰岛素生长因子及其信息传递链在受到饥饿压力时能激发细胞内生物合成效率，被激发的生合成效率将促使细胞在重新获得能量时，能够快速制造并储存脂肪，故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囤积比原本储存量更多的脂肪，造成再次制造储存的脂肪超过原先因饥饿所流失的量。

酵母菌因应不同的h境逆境会引发一个全面性的基因表现变化，称为“环境逆境反应”，这对于生物个体的存活非常重要，并且进而能对于不同的逆境压力达到保护细胞活性的作用。2013年，台湾中研院植物与微生物研究所罗瞪发现，组蛋白去甲基酶Rph1参与许多环境压力逆境反应相关基因的表现，主要机制是通过直接结合启动子区域作为转录抑制因子。在许多Rph1调控的基因启动子都可以发现类似逆境反应序列（STRE）的辨认序列5'-CCCCTWA-3'，在DNA损伤和氧化压力的逆境下，Rph1会离开染色质以促使转录活化因子启动基因表现。此研究结果证实组蛋白去甲基酶Rph1作为转录抑制因子的调节作用，并显示Rph1可能扮演着多种逆境讯号的调节柩纽，帮助细胞有效地因应不同的环境逆境。

2012年，台湾中研院生物多样中心王忠信藉由红火蚁基因的研究，发现在红火蚁的基因中，有一段含有600个以上基因的区域，无法进行基因重组，此区域被称为“超级基因”，而此“超级基因”所在的染色体即为“社群染色体”，其特性与人类的两种性染色体X与Y十分相近；也就是说，个体的表征与行为，会由其染色体的组合（XX或XY）来决定。单蚁后族群的个体仅带有一种社群染色体（如雌性的XX染色体），而多蚁后族群中的个体则带有两种社群染色体（如雄性的XY染色体）。这些不同社群染色体的组合，造成了单蚁后或多蚁后族群中的蚁后与工蚁的行为与特征的差异。

光是植物生长环境中相当重要的因子之一。植物可以通过不同光敏素的光接受体来感受自然环境中光的波长、强度、方向和光周期，调控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果的整个植物生长发育。2013年，台湾大学植物科学研究所吴克强以模式植物阿拉伯芥为研究对象，探讨植物组蛋白去乙酰化酵素HDACs参与调控植物生长发育的分子机制，发现组蛋白去乙酰化酵素HDA15可以和光敏素结合因子其中之一的PIF3结合，调控下游基因表现。在黑暗情况下，PIF3会结合在其调控的基因启动子，并和HDA15结合，通过HDA15的去乙酰化作用将该基因染色质上的乙酰基移除，抑制该基因表现。光照后，光敏素会进入细胞核和PIF3结合，促使PIF3快速被蛋白酶体分解，同时HDA15也会离开该基因，进而促进基因表现活化，包括叶绿素生合成以及光合作用。这些结果显示植物叶片的发育受到表观遗传的调控，产生各种不同型态的叶片外观。

中山大学江友中以多基因分析苏铁属亚洲分布的东方苏铁组、韦德苏铁组和叉叶苏铁组种化历程研究，利用AFLP全基因组扫描技术和多基因序列矩阵进行遗传混杂程度评估，发现各个物种间具有一定比例的共有性遗传组成，显示物种间因为共享祖先多型性或是种化后仍有基因交流未中断现象所造成，物种分歧时间与第四纪更新世冰河时期时间交迭，推测由此环境变迁导致物种迁移、灭绝与扩散。台东苏铁与琉球苏铁二物种与祖先物种的有效族群大小差异显著，显示二物种在种化后应经历瓶颈效应，造成有效族群下降现象，基因交流方向为由琉球苏铁流向台东苏铁，显示此二物种在物种形成后因持续的基因交流现象导致至今仍维持并系群亲缘关系。

成功大学李亚夫开展行为适应与翼手目群聚结构的功能性研究，以恒春半岛低海拔热带林区栖息的食虫性蝙蝠群聚为对象，期间更增加实验地，跨海到日本西表岛收集岛上3种食虫性蝙蝠资料，研究这些蝙蝠种类在体型、翼形、头颅形态、使用超音波结构的特质等一些重要生态形值上的差异，并与其飞行模式、觅食方法、食性、环境选择连结，探讨蝙蝠超音波的演化适应，并分析评估恒春半岛低海拔热带林中二种定频蝙蝠（蹄鼻蝠与叶鼻蝠）对于栖地利用的弹性以及对边缘栖地的敏感度。

台湾海洋大学林绣美开展海洋红藻海索面目分子亲源关系、囊果胚胎发育和生物地理学研究，利用分子序列分析以及囊果胚胎发育比较，发现粉枝藻科的藻种多样性较过去的纪录高出许多。目前的研究成果已陆续发表，包括来自台湾粉枝藻科的4个新属以及3个台湾新纪录种以及5～10种有待正式发表的疑是世界新种。截至目前，台湾粉枝藻科藻种多样性已增加至15属30种以上。此研究除了在增进海藻多样性在台湾的分布及藻种丰富度之外，也由粉枝藻科藻种多样性的研究证明，台湾红藻多样性的分布热点主要为台湾南部屏东县车城乡海口村至东南方的风吹沙沿海的浅海区和在东南方的离岛兰屿。研究成果除了在学术上证明台湾海藻相为西太平洋的热带区的分布热点之外，也可作为规划海洋保育区政策的参考。

生物多样性

在生物多样性方面，台湾科技主管部门下属“生命科学研究推动中心”每年都会规划不同的研究重点。例如2012年的研究重点以珊瑚礁为主，在台湾海域划出5个生物多样性热点。2013年的研究重点则主要是针对陆域动物。目前台湾陆域动物的分布资料中较详细的为鸟类、蛙类、爬虫类和蝶类，从这四大类动物先分析潜在的热点地区，资料分析现正进行中。资料分析完成后将邀请岛内相关动物类群的专家学者举行陆域动物生物多样性热点制定会议，以求能达成共识，制定至少3个陆域动物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在陆域动物生物多样性热点订定后，将以相同模式推动陆域植物生物多样性热点的工作。

由台湾科技主管部门与农业主管部门所补助中研院生物多样性中心建立“台湾生物多样性资讯网”（TaiBIF）、“台湾物种名录”（TaiCOL）及“台湾生命大百科”（TaiEOL），以推动跨“部会”生物多样性资料的搜集与整合为目标，同时也采用国际惯用资料库标本、资讯通讯协定与软件工具，分别与GBIF（全球生物多样性）、COL（世界物种名录）及EOL（生命大百科）等国际组织进行交流和实质合作，目前已取得的重要成果包括：

“台湾生物多样性资讯网”（TaiBIF）为GBIF台湾节点之一，负责推动及整合台湾生物多样性资料并与国际进行资讯交换及接轨。在导入Darwincore、TAPIR及IPT后已完成跨“部会”的资讯基础建设，并整合台湾大部分标本馆资料及机构的生态调查资料，目前共有8个资料提供者、32个资料集及251万份资料可在TaiBIF网站提供查询。

“台湾物种名录”（TaiCOL）迄今已收录病毒495种、细菌1439种、古菌6种、原生生物1359种、原藻1944种、真菌6232种、植物8545种、动物36824种，总计1+7界、59门、143纲、667目、3，260科、18，989属、56，844种，外加76，185份同种异名，大致上已经涵盖台湾地区大部分的物种，目前仍在持续增修中。

自2012年9月TaiBIF团队与EOL签订合作备忘录后，截至2014年8月，TaiEOL已提供中文解说2，827种与照片资料2，850份，同时邀请EOL资讯小组组长Nathan Wilson来台演讲，并讨论双方定期资料交换的格式与运作。目前繁体中文界面已于10月正式上线，日后将规划持续翻译EOL网站中与计划推广及生物多样性相关的内容。TaiEOL网站目前已累计收录文字资料11，403种及照片15，518张。

“台湾生命大百科”（TaiEOL）收录台湾物种中文解说资料与各种与物种相关之多媒体资料，已于2011年10月与国际EOL正式签约合作。2014年TaiEOL提供台湾鱼类资料库2，827种鱼类解说与2，850张鱼类照片给EOL，已经可以网上查询，资料也得以通过国际平台与世界各国和地区专家民众交流。

台湾作为GBIF的会员之一，长期耕耘与参与相关的活动，配合GBIF建立区域支持能力，从2012年起陆续办理“亚太地区工作坊”，有机会促成与邻近国家和地区更多实质交流合作。

2013年编纂完成并正式出版的生物志共2册，包括《台湾藤壶志II》和《台湾真菌志》第二版，共包括有1620种，在先前累积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增进对台湾各类生物资源的了解。各册生物志除了提供各类群生物的正式学名、中文名、异名、形态描述、鉴别特征、地理分布等基本资料外，并附有绘图或彩色照片，且提供目前已知最新的生物学资讯，以方便比对并提供作为生物多样性及相关领域研究及应用之参考，具有非常重要的应用价值。

在开展生态复育方面，台湾研究人员正在研究废弃盐田的生态复育策略。以台江公园盐田文化村为例，在台南市七股区至安平区海堤沿线进行植物族群组成调查，总计维管束植物63科、206属、325种，其中以禾本科（45种）、豆科（44种）、菊科（31种）、莎草科（23种）及大戟科（21种），占总数的一半，区域内包括数量稀少的流苏菜、老虎心及变叶立牵牛等，范围内包含多处农耕地及废弃耕地，发现外来种及归化种族群种类显著增加，如菊科的红花、大戟科的蓖麻、豆科的刺轴含羞草等。这项研究还提供了该区域内适合种植植物的建议。

另外，台湾研究人员还开展森林多样性对于土壤微生物族群结构的影响调查，已确定全台湾森林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监测地点，并在后龙海岸林、桶后溪针阔叶林、鸳鸯湖桧木林、莲华池试验林、塔塔加森林及草原、合欢山森林及草原等各处样区，采用16SrRNA基因库和焦磷酸测序技术比较各生态系土壤微生物的族群结构，并藉由生物多样性资讯交换机制与各类或各机构数据库的建立与整合，定期增修补充各项数据库的内容。迄今以基因库技术共获得3，436条序列，以焦磷酸测序技术则获得252，800条序列。

未来台湾科技主管部门除继续鼓励研究人员在既有基础上进行个人（自由）型前瞻创新研究外，也将积极推动尖端计划、跨领域整合型计划及任务型导向计划，针对重要生物议题如微型核醣核酸调控基因网络及其在生理与病理上的功能角色、正常生理及逆境/疾病生理状况下的细胞代谢体学、逆境生物学及其基因调控网络、神经及认知科学等进行深入研究。

台湾科技主管部门下属“生命科学研究推动中心”发表的报告认为，台湾的研究人员薪资比日、韩、新加坡与香港等地要低许多，不利于台湾争取国际级杰出人才。与日、韩等国相比，台湾投入生物科学发展的经费相对偏低。台湾在研究经费的增幅跟不上研究人口的增幅，造成研究经费普遍不足。加上岛内近年来广设大学，需要许多师资，使得许多年轻人才尚未积累足够的经验与独立研究能力，就可以获得教职，也因此导致台湾一些年轻研究人员缺乏国际经验，研究竞争力薄弱。

在亚洲，台湾的基础生物学研究远远落后于日本，比起韩国及中国大陆的科学提升速度，台湾也不及。这种现象若持续发生，将会影响台湾在这方面的竞争力与发展空间。

近年来岛内学生赴海外深造的比例降低，间接影向岛内研究人才的国际视野及国际交流活动，降低学术竞争力。相比于临近亚洲国家和地区积极国际化的现况，台湾国际化脚步程度偏低。特别是在生物多样性研究方面，台湾得天独厚，位于全球生物多样性最高的地区，且四面环海具有高山深海，故生物多样性丰富且涵盖多样区系的生物，且约四分之一的物种为台湾所特有，全球重要生态系统几乎都可以在台湾发现，包括珊瑚礁、红树林、海草床、舄湖、海底热泉、深海、湿地、湖泊、溪流、高山寒原、高山箭竹草原、阔叶林、热带季风林与农田等，因此台湾在环境可持续及生态学的学术研究具有创新以及与国际竞争的条件。但也因生物多样性十分高，需要很多不同生物类群的分类学家才能彻底了解台湾的物种多样性。

在生物多样性研究的三个层次中，分子遗传和陆域生态岛内的研究人力充足，唯分类学和海洋生态的研究人力较为缺乏。分学是传统科学，但因为历史因素，岛内分类人才在1945年后才开始培养；虽然一度人才济济，但在上世纪90年代生物科技兴起后，很少有年轻学生愿意投入分类学研究，以致目前岛内分类人才青黄不接，使得台湾的丰富生物多样性目前仍普遍了解不足，并有后继研究乏力的情况发生。

至于生态系多样性研究，台湾陆域的传统生态学家众多，且不少大专院校开设有相关系所，故生态人才传承培育较无问题，唯岛内海洋生态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人才较为短缺。

另外，生物多样性科学着重跨领域和不同层次的整合，台湾目前跨领域的生态系模拟、生态与功能性基因及计算基因学的人才都普遍匮乏；且岛内分类和生态学者对分子遗传分析及基因科学和技术的理解不多，直接涉入的更少，也缺乏与基因相关学者沟通的机会，导致失去运用分子遗传基因学知识的机会，这也是提升台湾生物多样性研究极待解决的问题。

生态学概念范文第3篇

关键词:运动心理学;情绪调节;体育教学;身体自我概念

中图分类号:G804.8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09)09-0078-05

The experimental study of the effects on the physical self-perceptions and

state anxiety among female highschool students after

emotional modulation physical education treatment

YIN Jian-chun,BAI Jian-qing

(Depa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Huaiyin Normal University,Huaian 223001,China)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participation in a physical education programme based on the basic theory of emotional modulation on state anxiety and physical self-concept of femal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40 female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volunteered to participate in this study and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experimental(n=20) or control(n=20). The experimental group participated in a physical education programme based on the basic theory of emotional modulation three times per week for ten weeks .During this period, the control group did not participate in any regular physical activity programme. The State-Trait Anxiety Scale(STAI) and Physical Self-Description Questionnaire (PSDQ) were administered to participants before, in the middle, and after the ten week treatment. Participa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mproved more in physical activity, coordination, sport competence and flexibility subscales of physical self-concept than the control group. In addition,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trait anxiety scores of participa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n comparison to the control group. A ten-week physical education programme based on emotional modulation was effective in reducing state anxiety and strengthening the physical self-perceptions of female junior school students.

Key words: exercise psychology;emotional modulation;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physical concept

2000年12月教育部颁发的《体育与健康教学大纲》,无论是从体育教学理念、目标还是教学领域,均十分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心理健康教育已成为体育与健康课的重要组成部分[1]。随着传统体育教学模式弊端不断暴露,建立符合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体育教学模式已成为体育教育工作者们不断探求的新方向。以此为契机,新型体育教学模式便逐步发展起来并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其比较成熟的形式有:快乐体育模式、发现式模式、小群体模式、合作模式等,这些模式的发展为教学实践提供了选择应用的广阔空间,极大地推动了学校体育教学改革。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后认为,已有的体育教学模式存在以下不足:教学模式基本上还是简单的理论介绍,缺乏纳入课程的实验研究;已有的体育教学模式的研究中,富于建设性的体育教学情绪调节方法仍然只是“星星之火”;已有的教学模式中鲜见针对初中生的身体自我概念及状态焦虑的研究。基于以上考虑,本研究采用实验的方法,以情绪调节模式的体育教学为干预策略,探讨其对初中女生身体自我概念及状态焦虑的影响,旨在探讨这种新型的体育教学模式对初中女生心理健康的促进作用。

1实验对象与方法

1.1实验对象及分组

以淮安市清河中学初中三年级女生为实验对象,为了符合实验要求在选取实验对象前对其进行结构性访谈,选取出自愿参与本实验、先前无运动经历并习惯于久坐行为的健康女生40人,并随机分为实验组20人(平均年龄(13.35±0.88)岁;平均身高(157.76±4.86) cm;平均体重(46.45±5.93) kg和对照组20人平均年龄(13.20±1.67)岁;平均身高(156.47±4.30) cm;平均体重(45.54±9.43) kg。

1.2实验工具

1)身体自我描述问卷(Physical Self-Description Questionnaire,PSDQ)。由澳大利亚Marsh教授1994年编制,该问卷分为:身体健康、身体力量、身体灵活、整体身体、身体自尊、身体耐力、身体外表、运动能力、身体肥胖、身体协调、身体活动11个维度,共70道题目,由国内学者杨剑引进,并进行了国内适应性和效度检验,各维度内部一致性在0.61~0.81;重测信度在0.54~0.80,符合研究要求,该量表适合测量12岁以上的成人,并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2]。

2)状态焦虑量表(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STAI)。采用Spielberger等人编制的状态-特质焦虑问卷(STAI)。第1~20项为状态焦虑量表(S-AI),用于评定即刻的或最近某一特定时间或情境的恐惧、紧张、忧虑和神经质的体验或感受。按l~4级评分。分为负性情绪和正性情绪2种问题,凡正性情绪项目均为反序计分。计算S-AI的累加分,最小值20分,最大值80分,反映状态焦虑的程度,1995年李文利等[3]使用该量表修订了中国学生常模。

1.3实验设计

1)培训教师。教学的实施者是影响教学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在实施“情绪调节体育教学模式前”首先要对教学实施教师进行辅导和培训,初步实践和总结经验,结合教学内容进行备课。

2)实施教学干预。实验组:实施“情绪调节模式”的体育教学,每次课堂教学分3个阶段:第1阶段是“诱奇引趣”阶段,该阶段充分利用创新的民间传统游戏(如双人拔河、左肢花样跳绳、弓箭步手脚石头剪刀布、欢跳橡皮筋、双人对踢毽子、三五龙头抓凤尾、客串橄榄球赛等)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动机(大约20 min)。第2阶段是“调乐调焦”,主体探究阶段,有效运用心理诱导及调节,如语言诱导(启发、设问、提问、鼓励、表扬等肯定性评价);动作暗示(表情、手势、眼神、语气、声调、组织及参与学习等);教具刺激(幻灯、录音机、教学挂图、多媒体课件等);心理调节(呼吸调节法、表情调节法、注意调节法、按摩调节法、活动调节法);变换课堂互动教学形式等(调整运动负荷及重新组合练习方式),以调控学生的积极情绪及适宜的焦虑水平,教师寓教于乐,学生主体参与学习(大约30 min)。第3阶段是师生互评,分享成功阶段,将他评与自评结合,既关心学生运动知识和技能的掌握情况,又重视学生的心理感受和体验,尤其关注评价学生的情意表现和合作精神,使学生保持学习的积极情感(大约耗时10 min)。每次课总时间约为60 min,每周3次(分别为周一、三、五),为期10周。上课时间:下午4:30,上课地点:清河中学体育馆。实验组心率控制采用遥测心率仪调控,课中平均心率为130～150 次/min,最大心率≤180 次/min。教学内容选择的依据主要是考虑3个方面:一是紧紧围绕新课标水平的学习目标及本实验学校基于实际制定的年度教学计划适当选择教学内容;二是根据前人的研究结果进行归纳,选择有利于促进青少年学生身体自我概念、情绪调节、心理健康的主要运动项目。在此期间,研究者每次都听实验教师的课,课后与教师进行讨论与点评,以便改进下一阶段的教学。

对照组:在实验前,教师宣传告知其不允许参加任何和身体活动有关的体育训练,实验过程中,对照组学生由经过培训的老师组织安排进行体育知识、体育文化的讲座,并观看各种体育录像片,讲座和观看录像的时间与实验组一致。

3)指标测试。在实验前1 d、实验中(实验后第4周的周六)、实验后(实验后第10周周六)采用“身体自我描述问卷”和“状态焦虑量表”在同一时间对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进行施测,用以检验整个实验过程中学生身体自我概念和状态焦虑的变化。

4)数据处理。原始数据输入计算机,用SPSS11.0软件分析处理,对状态焦虑的测量采用重复测量的2×3(组别×时间)一元方差分析;对身体自我概念的测量采用2×3(组别×时间)多元方差分析,统计结果以P≤0.05为显著性标准,P≤0.01为非常显著性标准。

2结果与分析

2.1情绪调节体育教学对初中女生状态焦虑的影响

实验组和对照组女生实验前状态焦虑得分无显著性差异(P>0.05);时间主效应对状态焦虑有显著影响(P0.05),但时间和情绪调节体育教学的交互作用显示出实验组状态焦虑得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

2.2情绪调节体育教学对初中女生自我概念的影响

表1显示:情绪调节体育教学组身体自我概念得分在实验前和对照组差异无显著性(P>0.05),情绪调节体育教学因素对身体自我概念各分量表有显著影响(P

情绪调节体育教学主效应对该量表中的“身体活动”(P

3讨论

依据体育教学模式和体育心理学的相关理论,结合以往研究者对情绪调节教学模式的实验实施的可行性与有效性,构建“情绪调节体育教学模式”结构包含以下几个方面:(1)含义。教师在一定的体育教学目标指导下,通过管理和调节学生的情绪,引导和发挥课堂中学生的主要情绪(好奇、兴趣、愉快、焦虑)对教学活动的积极作用,为学生的学习提供最佳情绪,从而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情感性教学模式。(2)指导思想。强调培养学生的运动参与意识及积极的情感,通过诱发和调节学生的学习情绪,形成最佳的课堂心理气氛,使学生乐学、好学,培养身心和谐发展的高素质人才。(3)教学目标。通过恰当的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让学生体验积极情绪,使学生“会学、乐学、盼学”,从而不断改进学生的情绪及合作精神,塑造健全的人格。(4)实现条件。优化师生关系、优化教学情境、优化教学方法、优化评价方法。(5)操作程序。通过一定手段,选择适宜的运动项目,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创设梯度目标,通过学生自主或合作学习,满足学习欲望,产生积极情感体验,而后师生互评,分享成功。(6)教学评价。方法(观察记录、问答、问卷、相互评价)、内容(学习态度、情意表现与合作精神)。本研究正是基于以上要求而展开。有研究指出,年龄和性别对身体锻炼与自我概念有调节功能,青少年的身体吸引力可以用性别、年龄、锻炼程度进行预测[4]。本研究选取青春发育期的女性作为研究对象具有较好研究效度。

从研究结果来看,“情绪调节体育教学模式”能有效降低初中女生的状态焦虑水平(见表1)。该结果基本符合本研究假设,根据Cross的观点,情绪调节可分为原因调节和反应调节两类,原因调节是指对引起情绪的原因的加工和调整,如情景的选择、情景的修正、注意的分配等。而体育练习方式只是一种反应调节,它不能控制不良情绪的发生,必须和其他的情绪调节方式共同发挥作用。许多研究表明,相同的运动处方,如情境不同,对情绪调节的作用就不同,因此,这就强调了运动情境的重要作用。所以,本研究着力激发初中生参与体育活动的动力因素,如对自我能力的感知、体育信念、态度的建立和创造能力的发挥等,通过创新的民间传统游戏、积极的心理诱导及调节变换课堂互动教学形式等多种途径,创设良好的体育课堂教学情境,才能适度降低学生的消极情绪和提高学生的积极情绪。Berege等[5]认为,情绪积极变化取决于体育练习的参加者、练习形式和练习条件3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并通过对以上3个因素之间的整合,制定出能获得最大化情绪效益方法模型,认为经常参加中等强度、持续时间至少20~30 min、每周至少3次快乐性体育活动,将获得最大的情绪效益。本实验正是以此为特点科学地进行教学。

但从身体自我概念的研究结果来看只有4个分量表得分得到改善,该结果只是部分支持本研究假设,即情绪调节体育教学能全面提高身体自我概念水平。从结果来看,情绪调节体育教学组在身体活动、运动能力、身体协调和身体灵活4项得分显著提高,尤其是身体活动水平得分最为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均为无运动经历并有久坐习惯的初中女生。而身体协调和身体灵活方面的得分的提高,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本体育教学模式中采用的身体活动方式多为充分利用创新的民间传统游戏(如双人拔河、左肢花样跳绳、弓箭步手脚石头剪刀布、欢跳橡皮筋、双人对踢毽子、三五龙头抓凤尾、客串橄榄球赛等),这些活动形式需要较高的身体灵活性和协调性,学生通过参与这种创新型的民间游戏可以增加对身体各部分肌肉灵活性和协调性的锻炼机会。除此而外,运动能力的得分也显著增加,可能源于本研究中的每一节课都有一定的运动负荷和运动量,课中的平均心率保持在130～150 次/min,这一运动负荷是运动能力得以提高的重要因素[6]。

本研究结果中身体力量、身体外表、身体肥胖、身体耐力、整体身体、身体健康和身体自尊的分量表得分未发现得到显著改善,和对照组相比差异无显著性。该结果和前人的研究有一定差异。王小云[7]通过8周的有氧锻炼,高中女生在身体自我概念中的“整体身体”、“身体自尊”、“身体外表”和“力量”方面都有所改善,身体自我描述良好,生活满意度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钟伯光等[8]采用身体描述问卷对56名大学生进行为期6周的体育锻炼,每周2次,每次40 min,结果显示女性组在协调性分量表上的得分较参加锻炼之前显著提高;在身体活动、运动能力、整体身体自我概念、外貌、力量、耐力/体能、整体自尊7个分量表上的得分较锻炼前有非常显著性的提高;而在健康、身体肥胖、柔韧性3个分量表上锻炼前后的测试结果之间差异不显著。产生这些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可能的解释无外乎采用的运动方式的不同,方法学的差异以及试验程序差异等。研究者们多采用有氧锻炼的运动方式,如慢跑,游泳,健身操等锻炼方式,而采用本研究中民间游戏的运动方式的研究不多。另一个原因是采用的运动强度不同,根据Berege的研究观点,运动强度是能否产生身体心理效益的重要因素,不同研究中的运动强度显然有着一定的差异。另外运动持续的时间也是造成研究结果不一致的重要原因,本研究中体育教学干预时间用了10周,前人的研究中的干预时间从4周到半年不等。Rostad和Long[9]研究认为,为获得较好的心理效益,运动持续的时间应长于8周。当然本研究同样可能存在一些方法学缺陷,如未考虑学生的期望效应,未设立安慰剂组等,有待在以后的研究中继续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1] 吴履平. 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体育卷[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2] 杨剑. 身体自我描述问卷(PSDQ)的介绍与修订[J]. 山东体育科技,2002,24(1):83-86.

[3] 李文利,钱铭怡. 状态特质焦虑量表中国大学生常模修订[J].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5,31(1):108-115.

[4] 邱达明,殷晓旺. 年龄和性别对身体锻炼与自我观念关系的调节功能[J]. 体育学刊,2009,16(1):35-38.

[5] Berger B G. Exercise and mood:a selective review and synthesis of research employing the profile of mood states[J]. J Appl Sport Psychology,2000(12):69-92.

[6] Marsh H W,Richards G E,Johnson S,et al. Physical self-description questionnaire:psychometric properties and multi trait-multimethod analysis of relations to existing instruments[J]. Journal of Sport and Exercise Psychology,1994(16):270-30.

[7] 王小云,于建宏. 8周有氧锻炼对高中女生身体自我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C]//江苏省教育学会2006年年会优秀论文集. 南京:江苏省教育学会,2006.

生态学概念范文第4篇

关键词：建筑设计；生态系统；空间置换

Abstract：This article draw on the ecologist's understanding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overall architectural concept, analyzing and discussing the ecological building design.

Keywords: architectural design; ecosystems; space replacement

中图分类号：TU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引言：从生态学角度认识建筑系统

建筑系统是建筑师主要关注的问题，生态系统环境是生态学家主要关注的问题。分析比较建筑师和生态学家对两种概念的不同认识，有助于把握注重生态的建筑设计所应该解决的基本问题，以及可能采取的相应的设计策略。

如果回顾现代生态建筑的设计理论和实践，直到西姆提出了“整合设计”的概念，建筑师才进一步从生态学的角度，对注重生态的建筑进行了相对全面的研究。

如果从生态学的角度理解建筑，生态学家不仅将建筑系统视为地球生态系统中各种不同的能量和物质材料的临时的组织形式，而且需要确定建筑系统全寿命过程的各个环节中，与生态系统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不仅包括组成建筑系统的各个建筑元素的安装和制造，还包括建筑系统的使用、建筑元素的弃置和重新利用等。

因此，注重生态的建筑设计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将建筑的全寿命过程看成是一种与能量和物质材料支配相关的过程。建筑师将地球上的能量和物质材料(生物和非生物组成部分)，组装成临时的形式，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最后拆除。拆除之后的各种建筑元素要么重新在其他的建筑系统中利用，要么被自然生态环境所吸收。

第二，是一种对建筑系统的预期性研究。建筑师应认识到建筑系统在全寿命过程中，会对地球资源和生态系统产生不利的影响。建筑师必须全面考虑其中的各种不利影响，将消除和减少这些负面影响作为建筑设计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2、建筑师和生态学家对环境和建筑概念认识的差异

对于注重生态的建筑设计而言，建筑师应该从建筑师这一职业要求的角度出发，了解生态学的一些基本概念，例如，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等。因为从生态学理论中寻找影响设计过程、设计决策和建筑系统自身的内容，才是建筑师借鉴生态学理论和方法的目的，而不是简单地照搬生态学概念。

(一)认识环境概念的差异

建筑师和生态学家之间的一个明显差异是二者对环境的理解不同。

生态学家认为系统周围的环境对于系统本身非常重要，例如，早在1956年，保罗・西尔斯就已经指出，地球上的每一个生命系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周围环境的状态和稳定性的影响。

如果建筑师将环境概念简化为建筑系统所在的空间区域，例如，一个特定的设计地段和地理上的空间方位，而没有认识到特定的设计地段所固有的生态和生物系统的存在，那么，他对注重生态的建筑设计所强调的环境的认识就非常片面。对于注重生态的建筑设计而言，环境的概念不仅包括建筑的物质环境(无机环境)，还包括建筑的生物环境(有机环境)。

为了吸收、消化生态学家的环境概念，并且将其纳入设计体系，建筑师需要了解的一个最为基本的生态学概念是生态系统，因为生态系统是生态学研究的重点之一。

(二)建筑师应该借鉴生态系统的概念

1935年，英国生态学家坦斯利首次明确提出了“生态系统”的概念(虽然这个概念本身的产生，无疑要早得多)，认为环境中的生物要素和物理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一个空间单位，这个空间单位被称为生态系统。比较权威的生态系统的定义由尤金・奥德姆在1971年给出，他认为生态系统是一个单位，就是“包括特定地段中的全部生物(即生物群落)和物理环境相互作用的任何统一体，并且在系统内部，能量的流动导致形成一定的营养结构、生物多样性和物质循环(即生物与非生物之间的物质交换)。”

哈沃德・奥德姆将生态系统分成很多种不同的尺度，例如，湖泊生态系统可以包含很多的子系统，每一个子系统都可以看成是一个独立的生态系统(图2)。对于建筑师而言，这一研究的意义在于：建筑系统同样既可以看成是范围更广的生态系统的子系统，也可以看成是独立的生态系统。

如果接受生态学家的生态系统概念，那么，建筑师就应该不仅将特定设计场地视为一种空间的概念，而且将其视为一个活跃、具有一定功能的生态系统，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应该遵循自然过程中的相互作用而整体地考虑。

当然，注重生态的建筑设计还需要分析建筑系统自身。这种分析可以通过一种假设的方式进行：假定建筑系统是经过建筑师的设计，有意识地“嵌入”到特定场地的生态系统中，以便预测建筑系统对自然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影响。这种“嵌入”的影响程度还受到其它因素的作用，像生物多样性、特定场地的生态稳定程度、地理区位、特定场地开发的历史和引起不良后果的行为等。例如，郊区比再开发的城区具有较高的生态多样性和复杂性，因此，也就具有较高的生态承受力。

(三)认识建筑概念的差异

如果说建筑师和生态学家对环境概念认识的差异是由于二者理解的深入程度不同所造成，那么，二者对建筑概念的认识则存在着本质的差异。

从通常的观念来看，作为专业人士，建筑师对建筑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美学、场所、空间使用、形式、结构、建筑元素、颜色和阴影的利用等方面。

生态学家是以一种生态系统的观点来理解建筑概念的。例如，哈沃德・奥德姆解释生态系统的不同尺度概念时，只是将建筑系统作为更大范围生态系统的子系统来理解。

生态学家所关注的是由于建筑系统的“嵌入”所导致的周围生态系统中各种条件的变化，例如，地球生态系统和资源的开发、改变和增加。任何可能引发上述变化的建筑系统都被视为具有生态影响的建筑。

生态学家认为建筑系统应该与周围的生态系统融为一体，而不是对立和分离，人类和建筑环境是生物圈中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建造行为首先被生态学家看做是一种生命体的行为，然后，才是这一行为的实际作用――建造房屋。对于注重生态的建筑设计而言，必须借助于生态系统的概念分析建筑系统：建筑系统不仅包括物质结构，而且包括人的行为和设计成系统的机械次系统的运作以及生物组成部分，这些可以视为建筑系统的子系统，它们之间同样存在着各种相互作用的关系。当然，通常而言，建筑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组成部分是非生物的组成部分。

(四)建筑系统的生物组成部分的作用

由于建造过程的影响，特定设计地段原有生态系统中的生物组成部分，往往被一种简单化的、人造的和均质化的非生物环境所替代，例如，混凝土、沥青路面和不透水的铺地材料等。

在为了适应极端环境条件而进行的微型生命维持系统的设计过程中发现，人们必须与地球保持一种类似“脐带”的维系关系，或者闭合于一种对陆地生态系统的基本过程进行复制的环境中。为了延长生存的时间，必须引入与陆地生态系统相一致的生物结构。

建筑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生物结构存在着一些类比关系，在许多方面，完全隔绝的人造微型生命维持系统(例如，宇宙飞船)生存所遇到的难题，与人类在生物圈这样一个“全球生命维持系统”中持久的生存所遇到的难题非常类似。正像对自维持住宅的研究一样，这样的生命维持系统面对的问题也是控制和监测空气和水污染、提供足够的食物营养供应、处理逐渐增加的有毒废弃物质、以及为上述的一切行为提供充足的能量供应等①。一种“维持生命的系统”必须包括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三种基本的生物组成部分：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使生产、消费和分解等各种生命必需的过程，保持平衡状态。

建筑系统不可能脱离周围生态系统，独立维持其运作，而是与周围的生态系统保持着相互依存的关系。因为占据一个特定的设计地段之后，建筑系统已经成为更大规模的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行使着生态系统子系统的功能。

3、依托整体生态观和开放系统观建立整体的生态建筑设计观念

尤金・奥德姆指出：“任何一个层面上的发现，都有助于另一个层面上的研究，但绝不能完全解释那一层面发生的现象。但是，要理解一棵树，就必须研究树所构成的树林和构成树的细胞和组织。”、这些论点都可以看成是一种典型的整体论观点。很多持整体论思想的生态学家，像奥德姆、罗伯特・麦金托什等人认为：必须整体地看待生物圈中生态系统相互依赖的关系。而生态思维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特点是强调整体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与坦斯利对生态系统的定义是相符合的。阿维尔进一步指出，在生态系统之中和不同生态系统之间存在着一个表示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网络模型，其中系统每一部分的变化都会影响系统整体的运作。

如同生物体一样，维持建筑系统运作需要稳定的输入，同时，会产生相应的输出，而输入的来源和输出的终点都是周围的生态系统环境，即建筑系统是一个开放系统，是地球生物圈中能量和物质材料流动的一个环节。而由于所有维持建筑系统的能量和物质材料的生产过程都会导致生态系统环境的变化，所以，建筑师需了解维持建筑系统的能量和物质材料的输入状况，例如，种类、数量等。

通常意义下，建筑师将建筑系统视为一种相对静态和不可变的实体，而整体的生态建筑观则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点：

一方面，作为一种次级系统，建筑系统是生物圈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生物圈中连续的能量和物质材料流动的一个环节和阶段。

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独立的开放系统，建筑系统自身具有一定的能量和物质材料输入和输出，可以追溯其中的每一个元素的来源和流动的路径：从产地到建筑系统，最终重新返回到周围的生态系统环境中。

综合上述两个方面，整体生态建筑观要求建筑师在建筑全寿命过程中，关注建筑系统中的能量和物质材料流动路径。这种关注的目的主要有两个：第一，从建筑系统作为生物圈中的一种能量和物质材料的流动环节而言，寻找周围生态系统和建筑之间合适的关系，整合二者，尽可能地保护本地资源；第二，从建筑系统作为一个独立的开放系统而言，节约资源，限制可能的不利生态影响。

如果深入比较生态学家和建筑师所具有的建筑概念的差异，那么，可以发现整体生态建筑观所体现的时间因素的影响。建筑系统是更大范围生态系统中，能量和物质材料流动过程的一个环节，而这种流动是处于动态之中，随时间变化而变化，因此，需要整体地研究建筑元素中所蕴涵的能量和物质材料的流动。

生态建筑要求建筑师理解建筑系统内部存在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相互作用，以及建筑系统对周围生态系统环境的全寿命过程的影响。为了减少输入和输出的总量，建筑师可以采取相应的设计策略，例如，利用灵活性设计延长建筑的使用寿命，减少建筑系统全寿命过程中所耗费的资源和排出的废弃物等。

如果深入比较生态学家和建筑师所具有的环境概念的差异，那么，可以发现整体生态建筑观体现出的空间因素的影响。生物圈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而建筑系统是一个开放系统，与外部生态系统环境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这些相互作用是以一定的空间范围为基础，而不是仅仅局限于特定设计地段以内。这种空间因素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对周围生态系统的空间置换影响；第二，对周围生态系统的空间影响具有一定的范围。

生态学概念范文第5篇

关键词：产业生态化；理论综述；展望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1-000-04

产业生态化是一种新型的产业发展模式，它遵循生态学原理与经济规律来指导产业实践，构建合理的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生产低碳循环的新型产业发展模式，是一种实现产业之间发展高度耦合、产业与自然发展动态平衡、产业与社会发展逐渐协调的过程。当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随着资源环境约束的不断加剧，产业生态化日益凸显其重要地位和作用，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与重点研究课题，因此，梳理国内外产业生态化理论研究动态，探讨产业生态化理论存在的缺陷和困境，找到产业生态化发展的可行路径，对于我国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

意义。

一、国外研究回顾

（一）关于产业生态化思想的起源

产业生态化思想的起源最早是起源于马克思的生态经济思想，这是从源头追溯的。当然，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并没有指出生态经济、产业生态学或循环经济等这些明确的概念，但他在著作中提到了与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等相关的理论，被后代看作是产业生态化思想的源头。马克思在《资本论》、《经济学批判大纲》等著作中多次将生物学概念即“物质代谢”运用到人类社会领域，并且还将“循环”概念创造性的运用于产业，“我们指的是生产排泄物，即所谓的生产废料再转化为同一个产业部门或另一个产业部门的新的生产要素；这是这样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这种所谓的排泄物就再回到生产从而消费的循环中。”“这些废料本身才重新成为商业的对象，从而成为新的生产要素。”[1]同时，马克思当时还进行了深入论述，认为通过先进的科技处理工业废料，使工业废料循环利用，不仅能大大节省资源，还能减少排放物对环境的污染，这是生态思想的体现。“化学工业提供了废物利用的最显著的例子。它不仅发现新的方法来利用本工业的废料，而且还利用其他工业的各种各样的废料，例如，把以前几乎毫无用处的煤焦油，变为苯胺染料，茜红染料（茜素），近来甚至把它变成药品。”[1]从马克思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构建的产业生态系统其实是要达到废物的再利用，这一思想在当时具有先进性，也是后世生态化的源泉，与后世产业生产模式生态化主张资源的循环再利用的思想是同出一辙的。

进入二十世纪，社会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科学技术也日新月异，科技在推动物质文明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如造成自然资源的短缺，自然环境不断恶化等，由此生态问题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进行了反思，有学者从“物质循环”角度入手研究。1966年，受冯・贝塔朗菲提出的开放系统理论的启发，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博尔丁年提出“宇宙飞船经济”理论，他认为当今的世界经济系统是一个宇宙飞船式的封闭循环系统，经济发展不能超出自然的承载阀值，合理的发展模式应该是对自然资源的循环利用。同时，他还指出，“不论未来社会如何，它将不得不生活于一个资源极其有限的‘宇宙飞船地球’之中，它不得不开发出一个循环的或者说闭环的物质经济。”[2]“这个循环生态系统能够通过消耗能量而不断地进行物质再生产。”[3]在他们的研究推动下，循环经济思想开始出现。

（二）产业生态学基础研究

对产业生态化的研究，国外学者对产业生态化发展这一概念和过程没有进行单独研究，但是对产业生态学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给予了广泛关注，并取得了一定成果。真正意义上的产业生态思想，是由美国科学家罗伯特・弗罗什和尼古拉斯・盖洛普提出的。1989年他们在《可持续工业发展战略》的文章中指出，“工业可以运用新的生产方式来大大减少对环境的影响”。[4]同时，他们提出了“产业生态系统”（the Industrial Ecosystem）概念，并且他还认为在产业系统建构中能够运用自然界的能力传递、物质循环等生态原理，目的是促进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从这开始，产业生态学研究受到了广泛重视并得到了快速发展。

1991年，耶鲁大学的Thomas Graedle出版了《产业生态学》著作，他认为生态系统与产业系统之间具有相似性，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产业生态学“是从产业生态系统的角度评估和降低产业活动的环境影响的科学。”[5]同时他还和阿伦比一起深入研究，得出了产业生态系统的三级进化理论[6]。1995年，国际机电与电子工程师协会（ IEEE）在《可持续发展与产业生态学白皮书》中，对产业生态学理论进行了界定，认为产业生态学理论是一门研究产业系统与自然系统相互关系的交叉学科研究。[7]1997年，瑞士著名产业生态学专访记者S. Erkman（1997）也论述了产业生态学，他对产业生态学的评价是非常精辟的，他认为产业生态学包含两个概念即污染控制与清洁生产，产业生态学是将两者结合起来的一种新的实践活动，是两者的有机结合。[8] Micah D. Lowen thal （1998）等人的研究认为，产业生态学是立足于生态学基础之上的，运用生态学中的一些工具、原则等对产业系统进行分析，包括系统物质、能量和信息流动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9]随后，Desrchers，Andrews等学者提出产业共生概念，认为产业生态学研究应将其研究视角从生态产业园扩展到区域或者更大范围。[10]从此，学界越来越重视产业生态学研究，大大拓展了产业生态学的研究范围，为现在的产业生态化理论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三）产业生态学应用研究

20世纪90年代，可持续发展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学界纷纷开展产业生态化的实际应用和实践方法探索。1990年，国际环境毒理学与化学学会提出“生命周期评价”概念，认为生命周期评价是对工业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进行的一种全面审视和评价。随后，美国环保局（EPA）在“生命周期评价”基础上提出了“生态设计”理念，提出这一理念，目的是让企业在设计产品和改进工艺时考虑环境因素，既追求产品的经济效益，同时又要考虑环境效益，最佳效果是达到两者的结合。此外，Arun J. Basu等人还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研究，将产业生态学理论与洁净生产理论结合起来。[11] Cabezash等人则进行了产业系统的模拟生态与技术实验，并进一步指出产业生态系统是一个“广义食物网”。[12]生态工业园区（Eco-Industry，EIP）的概念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美国康奈尔大学Lowe和Warren等为首的一些学者提出来的，他们认为生态工业园的实质就是企业之间相互合作，企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良性互动，企业成员间保持较高的合作和互动积极性是生态工业园效率的保证，且每个生态工业园都要结合实际构建一整套资源再生体系，用作园区运转的基础支撑。[13]从此以后，学界对产业生态学研究多集中在产业生态学的应用方面，关注的焦点在于建设生态产业园，主要包括生态产业园的能量传递与物质循环等方面。

二、国内研究现状

（一）产业生态化基础研究

西方产业生态学理论于20世纪90年代初被引入我国后，国内学界提出了各种“产业生态化”的概念和内涵，刘则渊（1994）等人在《产业生态化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一文中对产业生态化内涵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认为产业生态化是立足于大生态系统物质、能源的总交换过程中来把握产业活动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影响的，目的是促进大生态系统的持续、健康发展。并把产业生态化分为三个方面：农业生态化、工业生态化、第三产业生

态化。[14]

黄志斌（2000）从系统角度出发，认为产业生态化是依据生态学、产业生态学与系统学的原理，合理优化产业生态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以建立高效率、低消耗、无污染的产业生态系统的过程。[15]厉无畏（2002）从目的的角度指出，产业生态化是产业结合自然生态的有机循环原理所建立的发展模式，在不同企业、产业之间形成生态链，目的是减少废弃物排放，较少对环境的污染、破坏，从而提高经济发展规模与质量。[16]樊海林（2004）从企业层面将产业生态化分为广义和狭义的产业生态化。广义的产业生态化是指企业优化资源生产效率，以达到削弱污染环境的目的，这是理念和原则层次的产业生态化。狭义的产业生态化主要指企业模仿自然生态系统实现物质和能量的循环利用。[16]陈柳钦（2006）认为，产业生态化是一种实践手段，目的是倡导一种全新的、一体化的循环模式。[17]孟祥林认为，产业生态化并不是说只关注生态环境的保护，而是要寻求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契合点，达到两者的平衡。[18]吴松强（2009）从产业集聚角度研究产业生态化，提出了集群生态化的概念，并结合循环经济要求探讨了产业集群生态化基本特征。[19]袁增伟（2004）则认为产业生态化是建构一种企业与企业之间合作关系的网络系统，目的是提高企业的资源利用效率和生态效率。他同时还提出了产业共生系统的三级框架，主要依据的是社会环境可行性分析、经济可行性分析与技术可行性分析。[20] 2007年，刁晓纯通过探测性因子分析检验，解释了结构柔性、环境和谐和价值增值组成产业共生系统的实施效果。[21]

（二）产业生态化应用研究

国内学界不仅对产业生态学的内涵、概念等进行了研究，还对产业生态学的应用及具体实践进行了研究。如黄志斌（2000）提出应用科斯定理使环境资本产权化，用财税政策谋求环境系统无害化的解决对策。[22]耿馄通过分析苏南地区产业集群的现状，指出政府、企业及行业协会如何构建产业共生网络的具体路径。[23]王纯新、于渤等立足于方法论，寻求企业实现产业生态化的工具，提出了科学可行的工业生态工程的分析工具。[24]彭少麟、陆宏芳等人以广东区域产业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研究对象，对产业生态系统的资源消耗、内部循环、产出交换、废弃排放等经济界面进行了实证分析，构建了区域产业生态系统能值分析指标体系。[25]张福庆、胡海胜也是研究具体对象，以鄱阳湖生态区经济为对象，构建了区域经济产业生态化耦合评价模型及其指标体系，并建立了具体的指标评价体系，确定了指标权重和序参量上下限，这一研究为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参考经验。[26]国内学界对产业生态化应用与实践的研究关注的很多，取得了很多成果，如空间、数量、结构和序理层次上的生态工艺设计和生态系统耦合的工程生态学。[27]还有学者拓展了产业生态化的研究，在企业之间构建生态化信息网络、生态化供应链，把企业间密切联系起来。我国不仅进行产业生态学的理论研究，还对产业生态化进行了实践探索，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并在国家产业发展战略中融入了产业生态化发展理念，还在中观层次的区域生态产业园布局和建设以及微观层面的企业清洁生产和技术生态化实践中进行应用，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国内外研究评述及展望

纵观国内外学界研究现状，可以发现，产业生态化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主要特点：

（一）产业生态化概念各异，内涵实质统一

目前，对于产业生态化内涵的界定比较庞杂，学者们各持己见，缺乏统一的、权威的、标准化的定义。我国学者提出的产业生态化概念是立足于产业生态学的基础之上的，可以看看作是产业生态的动词化。学者界定产业生态化的内涵时是从不同的角度入手的，所以得出的内涵存在差异，如“目的论”、“过程论”“系统论”等角度。虽然对产业生态化的内涵界定不同，但有着一个共同的本质，即在研究产业生态化时对生态的理解还停留在表层，有的学者侧重的生态环保方面，有的学者侧重的是生态学中的物质、能量闭合循环之意，而很少有人针对于产业系统的生态属性，以生态学及系统学来审视产业系统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生态演化关系，把生态化作为一种和谐共生的产业发展理念来看待。因此，大多学者的产业生态化研究陷入了强调如何“师法自然”来建构产业系统内清洁生产体系及物质能量循环体系的固定研究框架，这是单从生产技术角度来考虑产业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关系的，也即是说认为产业生态化的目的是节约资源、减少污染或者是实施清洁生产、循环生产的过程，其实质就是转变产业的生产方式。

（二）产业生态化理论创新展望

从现有的学界对产业生态化的研究文献梳理中，可以看出目前对产业生态化的理论研究还处在表面，有待进一步深入。国外关于产业生态化的研究成果很少。国内学界对产业生态化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对产业生态化的内涵、特征、路径等方面，还没有涉足产业生态化发展的目标体系、动力机制及评价体系等方面的详细研究，也即是说对产业生态化的研究缺乏完整的理论框架。另外，已有研究主要从产业生产体系的技术和技术耦合角度寻找产业与自然协调发展路径，仅仅关注通过生态设计、清洁生产、循环生产等各种手段实施产业生产生态化转型。还没有从整体角度探析产业生态化发展的路径，也即是说没有将产业生态系统与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综合起来进行研究。只有从整体角度对产业生态化进行研究，才能协调各方面。因此，立足于现有的产业生态化理论研究，从整体性与系统性角度入手对产业生态化进行更深层的研究，显得非常必要。

综上可见，以往产业生态化研究主要强调如何“师法自然”，采用的形式主要是在产而已系统内建设清洁生产体系及物质能量循环体系，减少产业的废弃物，进而实现产业与自然协调发展，而忽视了产业之间、产业与资源环境及社会之间的生态关系及它们的生态演化规律，没有将产业内部各部分间的协调发展、产业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看做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也即是说没有从整体性、系统性角度来探究。另外，在产业生态化发展实现路径的研究上专注于微观的生产领域，偏重技术方法，忽略了研究产业发展与资源环境及社会发展要求不相吻合的结构性矛盾及产业组织间的共生合作问题，从而割裂了宏观、中观与微观之间的有机联系，缺乏对产业生态化路径的综合考量和系统探析。

其实，如果从系统和系统环境角度来看，产业的外部环境不只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然资源环境因素，还涉及到影响产业发展的各种社会因素。所以从这来看，产业生态化内涵大大拓展了，不仅包括产而已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还包括产业与社会发展的协调。另外，考虑到产业系统的结构、功能、组织方式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生态有机体组织方式有着极其相似的内在机理和一致的质态属性，除了物质、能量的流动、转化问题我们可以“师法自然”外，产业生态化系统中的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组织方式等都可以运用产业生态学研究中没有运用的生态学原理进行研究，进而丰富和完善产业生态化研究。因此，针对产业系统明显的生态特性，根据生态学理论与生态化思维范式将传统产业生态化理论的产业与自然协调发展内涵拓展到产业自身协调发展、产业与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范畴，并在此基础上，全面探索产业生态化发展的目标体系、动力机制和实现路径，建构出一个较为完整的产业生态化理论体系，用以指导产业自身协调发展、产业与自然协调发展、产业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也是今后产业生态化研究的重点。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95-116.

[2]Boulding，K.E.The economics of the coming spaceship earth. Environment Quality in a Growing Economy.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66， 336.

[3]赫尔曼・E・戴利，肯尼思・N・汤森.珍惜地球―经济学、生态学、伦理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 334-347.

[4]Surer Erkman.著，徐兴元译.工业生态学――怎样实施超工业社会的可持续发展[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16.

[5]T.E.Graedel B.R.Allenby著，施涵译.产业生态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37.

[6] T.E. Gradel，B.R. Allenby，P.B.Linhart. Implementing industrial ecology[J].I EE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Magazine，1993，5.

[7]Hardin Tibbs， Industrial Ecology： An Environmental Agenda for Industry[M]， Published by ArthurD.Little， Inc， 1995，3.

[8]S.Eikman.Industrial Ecology[M].FPH Press，1999.12.

[9]Micah D.Lowenthal. William E.Kastenberg. Industrial Ecology and Energy Systems： A First Step[J]. Resources Conversation and Recycling， 1998（27）：241-247.

[10]郭莉，苏敬勤.产业生态化发展的路径选择：生态工业园和区域副产品交换[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4（8）：73-76.

[11]Arun J.Basu.Industrial ecology framework for achieving cleaner production in the mining and minerals industry[J].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06（14）：299-305

[12]Cabezash.Simulated experiments with complex sustainable systems：Ecology and technology[J]. Resources Conservation and Recycling，2005（44）：279-291.

[13]Lowe， Ernest， John Warren， and Stephen Moran.Discovering Industrial Ecology：an executive briefing and sourcebook[M].Cleveland，OH：Battelle Press，1997，99-101.

[14]刘则渊，代锦.产业生态化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道路[J].自然辩证法研究， 1994（12）：40-42.

[15]黄志斌等.产业生态化的经济学分析与对策探讨[J].华东经济管理，2000（3）：28-30.

[16]厉无畏，王慧敏.产业发展的趋势研判与理性思考[J].中国工业经济，2002（4）：6-9.

[17]樊海林，程远.产业生态：一个企业竞争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04（3）：29-36.

[18]陈柳钦.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趋势产业生态化[J].未来与发展，2006（5）：31-34.

[19]孟祥林.产业生态化：从基础条件与发展误区论平衡理念下的创新策略[J].学海，2009（4）：98-101.

[20]吴松强.产业集群生态化发展策略：基于循环经济的视角[J].科学管理研究，2009（7）：400-403.

[21]袁增伟，毕军等.传统产业生态化模式研究及应用[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4（2）：108-111.

[22]刁晓纯，苏敬勤.产业生态网络实施效果的实证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7（11）：139-143.

[23]耿馄.产业集群生态化发展模式探索―以苏南地区为例[J].宏观经济管理，2006（5）： 60-62.

[24]王纯新，于渤.工业生态工程的分析方法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5（6）：77-80.

[25]陆宏芳，彭少麟.产业生态系统区域能值分析指标体系[J].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6（3）：68-71.

[26]张福庆，胡海胜.区域产业生态化耦合度评价模型及其实证研究[J].江西社会研究，2010（4）：219-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