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技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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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技术发展范文第1篇
金融业服务于经济运行中的其他行业，主要是由金融机构通过运用货币的职能———交易手段，向金融活动的参与者和顾客融通有价物品，从而使他们获得满足和共同受益。金融服务创新存在着广义和狭义之分。很多学者从广义的角度定义了“金融服务创新”：Miller[8]认为金融服务创新内涵很丰富，创新活动由新生产函数的建立、新要素的结合、新市场机会的追求等构成；Drew（1995）认为金融服务创新包括金融业务、金融组织的变革，目的是使金融企业不但可以追求更多的赢利机会，同时还可以避免风险。从狭义的角度看，“金融服务创新”强调的是金融企业的一系列创新活动，包括金融工具、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流程等方面。本文在Barras（1986，1990）、Moel&Tufano（2002）等学者研究基础上，从狭义视角界定金融服务创新的内涵，即金融企业在新技术的应用和新思想的指导下，以顾客需求为基础，变革和改善现有的服务产品和服务流程，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创造新价值，形成金融企业具有竞争优势的系统活动。[9]
二、金融服务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机理分析
在现代经济的发展中，两大特征凸显，其一在技术层面上，高新技术发展迅猛，技术更新速度突飞猛进；其二在金融层面上，金融渗透到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金融加快了经济腾飞的速度。科技与金融构成了现代经济发展的支柱，两者的结合助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必要条件是建立一个有效的金融服务支撑体系。结合金融的功能，从金融服务规模、结构、效率三个方面，立体分析金融服务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传导机制，以期健全金融服务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制度。
（一）扩大金融服务规模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在金融领域，资本形成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增长的基础，包括资本的积累和投资追加。因为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在投资回报中发挥作用，所以必须追加更多的资金投资才能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实现同样规模的产出增加。高新技术产业资本形成的重要前提是金融规模的扩大。而要评价金融资源的形成状况，则需分析资本形成途径和金融剩余动员方式。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资本形成不足，只有通过集中金融剩余、增加储蓄的方式，才能使中介机构在金融资源规模扩大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有效配置，最终促成生产投资在高新技术产业中的增加。
（二）优化金融服务结构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金融服务结构的优化能提高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在高新技术产业生命周期的最初创建成长阶段，资金来源主要依靠风险资本的外源性融资，能否获得银行贷款以及通过证券市场融资的便利程度，成为高新技术产业获得资金支持的前提条件。其中金融机构业务结构的优化，可以拓宽高新技术产业的融资渠道，从而影响社会资金的筹集规模和流动方向。金融体系结构合理，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就具有多样性的特征，结合高级化、开放性的金融市场结构，可以引导资金从经济效率低的部门流向经济效率高的部门，彻底冲破资本流动在部门、数量和区域分布方面的壁垒。资本的流动还会带动其他社会资源向经济效率高的部门转移，从而提升资本向高新技术产业聚集的动力。
（三）提高金融服务效率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金融动员方式与途径的差异必然带来金融服务效率的差异，进而影响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社会金融资源动员方式主要有两种途径：市场性的金融动员和管制性的金融动员。市场性金融动员是指由银行等金融机构向居民或企业支付利息，然后把这些金融剩余集聚起来，转换成为银行储蓄，进而通过储蓄—投资机制转换为社会可支配投资资金。管制性的金融动员更加强调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通过运用强制性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吸收和集聚社会的金融剩余，进而将其转换为政府可支配的金融资源。根据金融资源动员途径的差异，配合政府经济发展的初衷和宏观金融环境的完善程度，选择性采用相应的金融动员方式，扩大高新技术产业部门的资本形成规模，使高新技术产业部门的经营规模得以不断地扩张，大幅度提高企业的生产能力。
三、金融服务对高新技术产业科技经费支持现状研究
科技成果的转化直接影响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科技成果转化率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科技经费的投入状况，而科技经费的规模大小取决于资金来源，因此，对资金来源分析能够看出科技经费规模形成的原因。
（一）我国金融服务对高新技术产业科技经费支持的整体现状
我国企业通过自身积累形成的资金在高新技术产业的科技研发经费中占比最大。以2008年为例，全国企业自身积累资金的比例达到87%，即超过80%的科研经费来源于企业自身的积累资金，而来源于政府的资金占比为8.4%，来自金融机构的贷款仅仅是3.2%。另外，基于资金规模较小的原因，一些小额借款暂时不在列表之内。2002~2008年，金融机构资金在高新技术产业的科技经费构成中占比最高是2003年，为10%。2008年因为遭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在环境影响下，高新技术产业风险增大，金融机构对科技经费的支持力度最小，仅为3.2%。总的来讲，高新技术产业的经营风险相对较大，金融机构基于安全性原则回避对高新技术产业发放贷款，从而限制了该产业的快速发展。
（二）金融服务对高新技术产业科技经费支持的区域现状对比
我国经济在发展中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高新技术产业在发展中同样如此。2008年，东部地区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在全国占比达到87.7%，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仅为7.3%和4.9%，三个区域的产业运行结果悬殊。从高新技术产业科技经费来源结构上看，主要由政府、企业自身和金融机构三部分构成。根据表1整理的数据，2002~2008年，在政府投入方面，东部地区的资金占比整体偏低，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政府支撑力度相对较大，而且经济发展越落后的区域政府投入越大。以2008年为例，东部政府资金投入占比为5.4%，中部为22.3%，西部地区达27.7%。在企业自身积累资金方面，三个地区的资金占比都相对最大，占有绝对优势，其中西部地区的资金占比增长较为明显，2008年比2002年增长21.3%。在金融机构资金方面，除了中部地区占比运行相对平稳外，东部和西部地区的资金占比最终趋势向下，而且呈大幅度萎缩态势，其中东部和西部地区分别从2002年的10.3%、6.2%下降到2008年的2.9%、1%。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全国不同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在发展中过多依赖政府支持和企业自身优势来运营，金融机构所提供的资金作用极其有限，而且当金融机构提供的资金大幅削减时，政府和企业补充资金的能力有限，此将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瓶颈。
四、金融服务创新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实现路径
（一）建设有特色的地方金融组织体系
通过对各类型金融机构的改革，构建有特色的地方金融组织体系，带动金融机构的服务创新，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充分的支持。1.优化银行类金融机构。一方面深化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改革，以增强资本实力和核心竞争力为目的，稳妥推进跨区经营，注重产品和服务异质化，条件成熟时积极扶持地方法人银行改制上市，拓宽融资渠道；另一方面深化农村信用社产权制度改革，积极推动条件成熟的农村信用社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促进地方银行体系的发展。2.建设多元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支持成立金融控股公司，尤其是在资产总量较大、法人金融机构数量较多的地级以上的城市，这样可以把金融控股公司的优势发挥出来，通过整合资源、资本管理，带动其他金融机构的创新建设；支持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创新，包括对业务、产品、管理模式、组织结构、服务方式等进行创新，扩大市场份额；支持信托机构的业务创新，积极发挥其综合主导能力；支持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对促进其发展的相关扶持政策和监管制度要完善和落实；提高相关融资性担保机构的担保能力，鼓励其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强合作；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鼓励有条件的市、县（市、区）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和创业投资公司；积极发展地方保险机构。另外，还可以鼓励一些大型企业集团或者国内外的金融机构成立新型金融机构，如金融租赁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
（二）构建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
金融市场是一个资金融通的市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共同构成了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通过拓宽资金融通渠道助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1.构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在股权融资方面，大力支持发展中小板、创业板，加快推进高新技术产业上市梯度培育工程；积极推动场外股权交易市场的发展,积极扩容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试点的范围，把国家级高新技术园区作为准入重点对象培育，同时逐步探索发展非上市股份公司股权交易市场，加强监管，提高场外交易市场的运作效率。在债券融资方面，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利用短期融资券、企业债券、中期票据等债务融资工具，在银行间市场上进行资金融通；支持上市公司通过发行公司债的方式进行资金融通。2.构建多层次的商品市场。在产权融资方面，推进统一规范的产权交易市场的建设，探索一系列包括会员制、成员制、股份制等在内的市场化手段。在期货融资方面，加快期货交易所的建设，同时加强期货交易市场主体的培育，引导企业利用期货市场实现风险规避和套期保值。在金融要素市场上规范建设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提供交易、管理、融资等一站式服务，推进大宗商品在远期交易市场的发展。另外，还要探索建立金融市场创新交易平台，包括票据交易所、信贷资产交易市场等。
（三）建立政金企三方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
政府、金融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三方相辅相成，协调发展，通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调合作，可以优化金融资源的配置，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1.促进政府与金融机构协调发展。综合运用财政贴息等政策，采取“建设-经营-转让”、资产收益权或土地开发权质押等方式，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高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信贷支持；通过市场化的方式，组建一批资信评级高的现融资平台公司以增强政府投融资能力；争取设立科技发展银行，支持各商业银行设立科技支行；通过财政出资和社会资金投入结合的途径，建立多层次担保体系，健全政策性融资再担保机制。2.促进政府与高新技术企业协调发展。积极推动科技型、创新型企业上市，推动广东省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企业利用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试点的方式实现快速发展；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企业，通过以政府为主体设立的创业引导基金，引导社会资本投入自主创新领域；完善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体系，大力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试点。
（四）建设现代金融服务创新后援服务平台
现代金融后援服务平台的建设不仅可以健全现代金融体系，而且可以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转型升级。以产业集聚模式为基础，高标准地建设有特色的金融后援服务平台———金融高新技术服务区。通过政府主导，加大政策的扶持和招商的力度，吸引一大批金融企业后援服务机构进入金融高新技术服务区开设机构，包括数据处理中心、金融创新研发中心、银行卡中心、保险资产管理中心、备灾中心、培训中心等。[10]这些金融后援服务机构不仅能为金融前台业务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而且为高新技术的落户提供必要的金融支撑，同时也完善了金融高新技术服务区的功能。通过运用现代的信息技术和先进的科技理念，结合金融服务创新，积极拓展园区功能，努力把园区打造成一个集金融产品研发、技术开发、信息备份和管理人才培训为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开创更加丰富的高新技术产业的盈利模式。
（五）打造全新的金融服务合作开放格局
依托地理位置上的优势，按区域部署相应的金融服务，通过金融服务创新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谋求更多的资金支持。以广东为例，广东和港澳台、东盟的金融合作交流密切，金融服务合作内容非常丰富。针对港澳地区，只要是符合条件的港澳金融机构都鼓励在广东设立法人机构、分支机构和后台服务机构；广东省积极为粤港澳三地金融机构的合作穿针引线，争取一些综合的金融服务，如银团贷款、保险等，助力跨境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广东省大力推动企业和金融机构赴香港上市，凡符合条件的企业均大力支持其在深圳、香港两地的创业板市场跨境上市；加强粤港澳租赁融资、创业投资和产业投资基金等合作。针对台湾地区，以东莞、汕头市为重点地区开展粤台金融合作先行先试，争取中央批准在广东省建立海峡两岸金融合作试验区。针对东盟地区，探索成立广东东盟投资基金，支持广东金融机构把金融服务链条延伸到东盟地区，为广东与东盟地区的经贸往来提供便利的金融服务，形成广东-东盟常态化的金融合作机制。
五、金融服务创新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保障措施
通过金融监管体系、信用保障机制以及金融人力资源体系的建设，降低金融服务创新的风险，强化金融服务创新的功能，从而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保驾护航。
（一）建立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
金融监管是金融服务创新中不可或缺的保障。金融监管能够制止各种欺诈活动和不恰当风险转嫁的发生，从而维护金融业的健康运行，提高社会的经济福利。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的建设要从两个机制切入，一是协调机制，二是创新机制。1.加强金融监管体系的协调机制。一是要建立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具有监管职能的部门包括人民银行、证券监管部门、保险的监管部门和各大金融机构，它们共同构成金融风险的预警系统。部门之间要提高风险信息和对策措施传递的效率，缩短时滞，使省内各级政府部门和各金融机构能够及时回避风险或降低风险的危害性。二是要健全金融法规建设。首先，根据金融服务创新，设立适用的金融法规及实施细则；其次，清理原有的法规和制度，及时修订或者废除与金融服务创新不适应的条款；再次，立法环境如果尚不成熟，可以采取缓冲手段，制定一个过渡性的暂行规定。2.完善省金融监管体系的创新机制。创新机制的完善强调信息的传递，要求信息传递的渠道畅通、数量充分，且质量能够保证。借助现代信息和科学技术，加大监督信息网络化在金融机构内部、监管部门、监管当局之间的建设力度，改善信息在它们之间传递的方式和速度，增强信息的准确性和透明度，以实现金融监管中的信息共享。
（二）建设完备的信用保障机制
在完备的信用保障机制约束下，通过为个人、企业等经济主体提供各种类型的信用服务，可以化解和防范金融风险，使货币资金运作起来更加安全和顺畅。信用保障机制的建设主要体现在搭建公共平台和丰富参与主体上。1.搭建信用体系公共平台。建立一套适合的信用标准化体系，加强金融部门之间的合作和协调，逐步建立统一征信平台，促进金融信息的整合和共享；建立信用违规违法惩治机制；严厉打击寻租行为，对经营活动中违反市场规则和商业道德的行为防微杜渐，推进廉政建设，创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2.丰富信用体系参与主体。首先，信用体系包括个人信用、企事业单位信用和政府信用，其中个人信用是基础，企业、事业单位的信用是重点，而政府信用则是关键。通过建设信用服务体系、文化体系、政策法规体系、监管与奖惩体系以及区域联动体系，共同为三大信用主体的培育服务。[11]其次，建设联合征信数据库，把保险业、证券业和外汇管理等信用系统信息进行对接共享，提高信用评估的效率。再次，逐步把个体工商户和重点人群纳入征信范围，通过公用事业单位、行业协会和政府行政部门等有效途径，掌握他们的个人信用信息，补充建设征信数据库。
（三）建立立体的金融人力资源培养体系
金融技术发展范文第2篇
关键词：融资约束；金融发展；新疆企业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3月17日
一、引言
中国私营企业面临着严重的融资约束问题（庞塞特等人，2010），主要是因为在中国缺少健全的法律和金融机制来支持私营企业的发展，这些企业的发展主要依靠非正规的融资渠道和监管机制，比如声誉和人际关系等（艾伦，2005），正式的融资渠道受限、融资风险增加、融资成本变高、融资约束问题突出，限制企业的成长。金融发展是解决企业融资约束难题的重要途径，金融发展一方面通过建立系统的金融服务体系为企业提供便利的金融服务，使企业能够获得充足的金融资源来满足企业的投资机会；另一方面金融发展可以促进金融市场的完善，降低投资者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减少经济摩擦与交易成本，从而缓解融资约束。当前“一带一路经济带”战略的提出，在此战略背景下新疆企业将会获得良好的成长机遇，有众多的投资项目亟待投资。然而新疆的金融发展现状不容乐观，难以满足企业融资的需求，致使融资约束问题突出，限制新疆企业的发展，乃至阻碍新疆经济的发展。若不解决好融资难问题，势必会阻碍“一带一路经济带”战略的开展。融资约束问题，国内学术研究陆续展开，但对新疆企业融资约束问题的研究较少，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域，如何解决融资约束问题不仅对新疆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国家的发展战略实现也有重要意义。下文的结构为：理论分析、现状分析与启示。
二、金融发展与企业融资约束相互作用理论分析
沈红波等（2010）研究认为金融发展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现象，金融发展高的地区，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小；金融发展水平较差的地区，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较大。魏志华等（2014）研究发现，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金融发展作为金融生态环境的要素之一发挥着重要的影响。金融发展从规模和效率两个方面，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
一是金融发展通过金融资源的扩大、产品增多和由此带来的规模效应，降低投资者的风险和交易成本，为企业提供更多的信贷资金。金融的发展一方面能为投资者提供丰富可靠的金融工具，减少交易成本，从而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使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资金来源；另一方面因规模效应的存在，金融机构在金融发展中不断扩大其经营规模，并通过贷款的合理组合等途径来分散信用风险，提高储蓄―投资的转化效率。这说明融资企业能够享受金融发展带来的融资便利，进而把握投资机会，实现企业成长，而在金融发展状况较差的区域，融资企业受到当地金融机构规模的限制，缺乏顺畅和足够的融资渠道，导致融资受到约束。
二是金融发展有助于降低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资金分配效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Capasso（2003）对由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研究，指出信息不对称是引起各种微观经济摩擦的重要因素。Wright（2002）在研究金融发展中，发现“信息不对称”这一因素在金融系统的发展过程不可能完全被消除，但可以通过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来削弱，银行通过专业化和规模经济来更有效地预防逆向选择以及监测道德风险的发生，证券市场也可通过类似的途径来削弱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在金融发展与相互竞争的过程中增强，有效降低或者克服金融市场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通过对投资企业和项目进行评估，甄别好的投资项目，为有成长性的企业提供资金，促进企业投资和技术创新，减少金融资源分配的扭曲，改善金融资源分配的效率，从而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
三、新疆金融发展现状分析及启示
（一）新疆金融发展现状分析。在我国新兴加转轨的经济背景下，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从金融发展水平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程度来看，我国中部地区的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最强，其次是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最弱（闫丽瑞、田祥宇，2012）。从资本配置率角度看，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收集信息、筛选投资项目、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分散风险、监控企业、促进创新和新技术的应用以及人力资本投资等途径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当前我国三大经济区域的资本配置效率呈现东、中、西依次递减的梯度特征；在各区域金融发展对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差异较大，中、东部地区金融发展对资本配置效率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但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对资本配置效率的促进作用不是很明显（王永剑、刘春杰，2011）。由此可以看出，与中、东部地区相比，我国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处于较低水平、金融发展对资本配置率的提高不明显、金融发展不够完善。新疆是西部区域的重要省份，新疆的金融发展同样存在这些特点，并且新疆因一些特殊因素（如导致的地区安全因素）对新疆地区金融发展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曹平强等（2012）从新疆金融实际情况出发，基于因子分析的金融发展指标体系，对新疆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测评和综合评价，研究发现新疆金融发展总体水平保持一个向上发展的趋势，2001～2006年新疆金融发展指数变化较为平稳；从2007年开始金融发展指数增速加快；在2008～2009年间金融发展指数变化不大，这是因为受2009年的“7.5”事件的影响，新疆各项金融经济活动受到很大影响，金融发展受到阻碍；2010年新疆的金融发展再次回到较快发展的水平。近十几年来，新疆的金融发展总体水平不断上升，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也可以看出新疆的金融发展起步较晚，与我国中、东部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金融发展对新疆经济的促进作用没有充分发挥、金融发展对资本运用的效率较低。这些都说明了新疆的金融发展不够完善，并且新疆地区存在阻碍金融发展的安全因素。
新疆金融发展现状，一方面致使新疆的金融资源有限、金融产品少，增加投资者的投资风险与交易成本，如此企业的融资渠道受限、融资成本增加、融资约束问题较严重；另一方面相比较金融发展水平高的中、东部区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新疆市场存在更为严重的缺陷：市场存在的信息量少、对信息的反应速度慢、市场竞争强度不够，这些都会导致逆向选择、道德风险问题，市场交易中的经济摩擦更为严重，增加交易费用，从而扭曲金融资源的分配，致使拥有较好成长机会的企业难以获取资金或者以较高的代价才能获得资金，约束企业的发展。
（二）启示。通过金融发展改变落后的金融状况已成为新疆地区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因此大力推进新疆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就显得很迫切。这要求中央政府加大对新疆地区金融的支持力度，实施有差别的区域金融政策来促进新疆的金融发展。新疆要重视金融发展与企业发展良性互动机制，不断引导企业转变发展方式，激发企业的发展潜能，使金融资源在企业中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同时企业的发展反过来能够更好地促进金融的发展。与此同时，新疆地区不仅要增加金融资产规模而且要注重提高金融效率，从“质”和“量”两个方面实现新疆地区金融的发展，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推进金融主体的多元化发展，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探索适合新疆地区经济发展的金融创新模式，从而缓解新疆地区的融资约束，进而促进该地区企业与金融发展协调发展。
通过以上的启示，就新疆的金融发展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加强新疆的安全保障，为新疆的金融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二是实施金融区域化战略，实现金融与经济协调发展。实施具有针对性的金融区域化发展战略，在分析国内金融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根据新疆的实际情况实施不同的金融政策及优惠措施，吸引资金流入以支持新疆经济社会发展；三是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支撑新疆金融发展。将乌鲁木齐建设为中亚地区金融中心，整合中亚地区金融资源，促进新疆地区金融发展；四是扩大金融发展的规模，加快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创新，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提升金融发展的服务功能，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新疆应加快证券业发展，鼓励直接融资工具的创新，增强企业直接融资能力。简政放权，消除金融发展系统中不必要的收费与限制，为新疆企业的发展减轻负担。针对新疆现实状况，进行金融产品服务创新，满足新疆经济大发展时期多主体多层次的金融需求。优化社会融资结构，扩大社会融资总量，完善资本的产融结合机制；五是金融是虚拟经济，新疆在促进虚拟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应该发展实体经济。应加快新疆金融体制改革，合理引导资金投向实体经济，有效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问题，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树立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指导思想，实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协调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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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技术发展范文第3篇
内容摘要：本文从金融市场的角度解释了各国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差距的原因。由融资约束产生的金融摩擦扭曲了资本在生产单位中的分配。规模较大的行业有着更多的融资需求，因此更容易受到金融摩擦的影响。文章指出，金融摩擦是各国间经济发展不同的主要因素。在金融摩擦的条件下，资源得不到有效配置，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从而导致国家经济难以发展。
关键词：融资约束 金融摩擦 产业结构差异 经济发展
金融市场结构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在传统的凯恩斯主义（Keynesian）和货币主义（Monetarist）的分析框架中，就已经承认金融市场作为交易媒介的重要作用。伴随着数次经济危机的出现，以及信息经济学的发展，金融摩擦论得以发展。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金融市场资源配置的失效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逐渐被人们所重视。在存在金融摩擦的经济体中，金融市场的缺陷使得金融体系中的价格发现机制在配置资本和引导投资价值方面出现扭曲，从而阻碍了宏观经济的发展。
我国现有的金融体系和各个金融子市场之间的运行机制受到众多非市场因素的影响，这将可能导致市场信号及其产生机制出现扭曲，引起金融资源的低效甚至错误配置。一个主要原因是我国金融市场的缺陷而导致功能失效。同时，与其互为因果、相互并存的是资源配置中不可忽视的金融摩擦因素。
金融摩擦的作用机制
（一）企业融资与金融市场
金融摩擦简单来说就是由于信贷市场的缺陷导致的企业融资能力受到限制。在企业的融资过程选择及其变化规律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企业的内源融资积累以及由此形成的自有资本等融资条件，决定了企业发展过程中的融资方式选择。然而，在技术进步和资本扩张这两大企业成长核心推动因素中，都需要利用大量的资本投入。现代经济社会中的企业仅仅靠内部积累是难以满足全部资金需求的，当内部资金不能满足需要时，企业就必须选择外部融资。单纯地依赖于内源融资和自有资本的积累将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企业的成长，但是企业的外部融资却在相当程度上受制于这些自身具备的融资条件，使内源融资与外部融资成为企业融资选择中的一对难以权衡的矛盾。因此，获得外部融资成为企业成长过程中必须克服的障碍。
在现实条件下，由于信息不完全、交易者非完全理性以及交易成本等因素导致的金融市场摩擦的存在，金融市场是有缺陷的，因而导致各种融资方式之间的差别。自从信息理论兴起后，许多经济学家把信息不对称理论应用于对金融市场的研究，特别是在信贷市场的分析和应用方面，这一理论的作用得以充分展示。
在企业融资渠道的选择上，信息不对称问题产生于企业必须借助外部融资才能获得发展。根据企业融资的非对称信息理论，在金融市场上，资本的需求者在企业经营方面比资本的提供者掌握更多的信息。因此，他们就有可能利用这种信息优势在事先谈判、合同签订或事后资金的使用过程中损害资本提供者的利益，使资本的提供者承担过多的风险，即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和道德风险。
由于资本市场运行的内在缺陷，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有助于企业克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进而减少企业外部融资的成本，增加外部融资成功的可能性，使普遍存在的企业外部融资需求得到有效供给，从而促进企业发展。
（二）金融摩擦与信贷约束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伴随着金融自由化进程的金融创新活动，推动国际金融市场有了巨大的发展，有效地促进了投融资的效率，并使得直接融资比例在企业融资总额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
在融资过程中，金融中介事先对资金的使用者进行甄别并通过合同的签订对资金使用者的行为进行约束，事后则对资金使用者进行监督。一个典型的结果是，大型金融机构通常更愿意为大型企业提供融资服务，而不愿为资金需求规模小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如果一国经济中金融业（尤其银行业）比较集中，中小企业的融资就会特别困难。由于单位贷款处理成本随贷款规模上升而下降，大型金融机构一般更愿意贷款给规模大的大型企业，所以它们往往会忽视对中小企业的贷款，这就很难与中小企业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很难解决存在于金融机构与中小企业之间信息不平的上升（下降）。
上述结论中的许多方面已经被国外的一些经验研究所证明。首先，一些研究证明在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与银行规模之间存在很强的负相关关系（Strahan & Weston，1996）；其次，一些对美国20世纪80 年代中期以后开始的银行合并的研究证明，大银行对小银行的吞并或大银行之间的合并倾向于减少对中小企业的贷款（Peek& Rosengren，1996）；再次，在银行业比较集中的地区，中小企业即使能够顺利获得贷款也必须付出较高的代价（Meyer，1998）。由于中小企业外部融资的这些特点，使得在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出现信用紧缩时，这些企业的外部融资将存在普遍的困难。20 世纪 80 年代以及 90 年代的实践中，美国、欧盟、日本和中国等国家地区的经验就说明了这一点。
大量的研究发现，摩擦的大小对应着市场的失效程度，因而与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关性显著。Robert G. King & Ross Levine（1993）以及Thorsten Beck, AsliDemirgü-Kunt &Levine （2000） 发现，信贷水平和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差异与国家间的人均产量差异有相当紧密的联系。Rafael La Porta et al. （1998） 发现，宏观经济指标与合约实施以及债权人保护等潜在的制度差异息息相关。Abhijit V. Banerjee &Esther Duflo （2005） 在微观层面上对于贫困国家的信贷约束及其导致的资本错配进行了实证。在对泰国进行的详细调查中，Robert M. Townsend （2011）将观测到配置不当与微观家庭面临的信贷约束程度建立了联系，表明这些家庭的信贷约束是如何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得以放松，从而最终带来整体经济的更快增长。
金融摩擦对经济的影响
（一）金融摩擦与行业差异
Buera & Kaboski（2008）对于许多不同的国家分别测度了国内各行业规模的差异，发现普遍存在规模的行业不平衡性。这种观测到的行业规模差异反应了微观层面上的行业生产技术差异。这些技术差异与金融市场的影响存在交互作用，因此，金融摩擦对于规模较大的行业（如：制造业）和规模较小的行业（如：服务业）所产生的影响程度不同。
表1列出了美国和其他OECD国家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行业规模的加权平均数。其中，“工厂（公司）”指代的是“从事商业活动的地点”，因此，一个企业可能会有多个工厂（或公司）。表1对于规模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测度方式：“公司（工厂）平均雇员数”和“企业平均雇员数”。 第一列的数据来源于2002年美国统计年鉴，第二列的数据来源于OECD2002年的经合组织工业和服务结构统计数据。
无论是“公司（工厂）平均雇员数”或是“企业平均雇员数”，平均规模在不同行业中的差距十分明显。在美国统计数据中，制造业的公司（工厂）平均雇员数几乎是服务业的3.4倍；而考虑企业平均雇员数时，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相对规模差异更大。对于OECD而言，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雇员数之比也达到了3.5。从表1中可以看出，制造业的金融依赖远远超出服务业的金融依赖，因此，当面临金融摩擦时，规模较大的行业（此例中即制造业）所经受的冲击更大。
金融摩擦扭曲了生产要素在企业间的分配。在存在金融摩擦的市场上，面临绑定抵押品约束的企业的边际生产率实际上高于资本租金，但是由于金融摩擦导致的信贷配给的存在无法达到最优的生产状态。由于本身存在较大的规模和融资需求，制造业中的工厂（公司）对于金融摩擦更加敏感。
（二）金融市场与行业规模及相对价格
在存在金融摩擦的市场中，当厂商进行是否进入市场的决策时，不仅仅与其生产函数有关，还与其财富水平有关。因此，金融摩擦扭曲了厂商的进入退出决策机制：具有较高的生产率但是缺少资金的厂商，由于无法在金融市场上顺利实现融资，只能将进入市场的时间推迟；直到他们能够通过内部融资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来维持可以盈利的产量水平。而缺乏竞争力但是资金充足的厂商却会一直在市场上存在下去。
金融摩擦的程度越高，均衡中供给的外部融资资本就越少，厂商的财富水平对进入或是退出市场决策的影响也就越大，最终将导致市场中存在的厂商的生产水平差距较大。这会进一步产生两种后果。
首先，从事生产活动的厂商的平均生产力下降。信贷约束的存在导致均衡工资较低，产生较低的机会成本和利润空间。更多的厂商将进入市场，其中包括了生产力较低的厂商。因此，第二个后果是，金融摩擦会催生过多规模过小的企业。
这种理论已经被实证验证了其真实性，尽管结果的显著性并不是很强（James R. Tybout 2000）。存在金融摩擦的经济市场中最末端的厂商大多数选择在小规模的服务行业开始创业。 这是由于服务行业的生产技术决定的进入水平对于资金的要求较少。制造业的规模过于庞大，对于融资要求过高，使得厂商很难进入市场，更不用说在市场中存活。因此，在均衡经济中，制造业的厂商数量将会减少。
同时，金融摩擦将促使制造业市场与服务业市场上最终商品的相对价格增加。这种状况下产生的结果是，进行生产制造业的厂商规模相对于服务业而言变得更大。
在生产函数中，对于给定的产量水平和要素价格，厂商的生产规模是由生产力即生产函数本身，以及抵押约束界定的：生产力相同的厂商由于处在不同的财富水平下，可能选择不同的产量。金融摩擦这种对于厂商规模分布的离散程度的促进效应与其对于厂商生产力的离散程度的促进效应相互结合。最终整个行业中，厂商的规模分布将会随着金融摩擦的加剧变得越来越分散。这一理论与Tybout（2002）对于欠发达经济体中呈现的“双峰”分布基本一致。
（三）金融摩擦与经济发展
金融摩擦对经济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其会妨碍资本积累。金融摩擦对于制造业和服务业不同程度的影响，导致了制造业的投资品的价格高于服务业。与数据得出的结论一致（Hsieh and Klenow 2007），这种较高的投资价格几乎能够完全解释资本产出率的下降。
实际上，有两种效果相反的力量在起作用。一方面，金融摩擦引起了均衡利率的下降，因此，储蓄的回报率也随之下降。所以，总的储蓄率存在下降的压力。另一方面，金融摩擦引起了工资和资本品租金的下降，增加了受到约束的厂商进行内部融资的回报。这两种作用效果相互抵消，使得在均衡价格下的储蓄率和投资率维持不变。
结论
总体而言，金融摩擦是引起发展不均衡的主要因素之一。其本质原因是，金融摩擦扭曲了资本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同时扭曲的还有他们的进入/退出市场的决策；金融摩擦降低了行业的TFP以及总体经济的TFP。尽管内部融资能够减轻金融摩擦导致的分配不当，但大型的行业更加难以避免受到金融摩擦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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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技术发展范文第4篇
关键词：金融数学 理论发展 应用
一、金融数学的定义
金融数学或数学金融学亦或数理金融学都是由mathematicalfinance翻译而来，可以理解为是以数学为工具解决金融问题的学科。金融数学是通过建立适合金融行业具体实情的数学模型，编写一定的计算机软件，对理论研究结果进行仿真计算，对实际数据进行计量经济分析研究的一门应用学科。
金融数学的最大特点是大量应用现代数学工具，特别是伴随着控制理论和随机过程的研究成果在金融领域中的创造性应用，金融数学——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应运而生，国际上也称数理金融(mathe--matical finance)。金融数学起源于金融问题的研究。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学越来越与数学紧密相连，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广义来说，金融数学是指应用数学理论和方法，研究金融经济运行规律的一门新兴学科，狭义的来讲，金融数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是关于在不确定多期条件下的证券组合选择和资产定价理论，而套利、最优和均衡则是这一理论中最重要的三个概念。
金融数学从一些金融或者经济假设出发，用抽象的数学方法，建立金融机理的数学横型。金融数学的范围包括数学概念和方法(或者其他自然科学方法)在金融学、特别足在金融理论中的各种应用，应用的目的是用数学的语言来表达、推理和论证金融学原理。金融数学是金融学的一个分支，因此金融数学首先以金融理论为背景和基础，这倒并不意味着从事金融数学一定要受过金融方面的正规的学术性训练(这确实大有益处)。尽管金融学由于具有自己充足的特征而从经济学中独立出来，但它毕竟是作为经济学的应用分支学科发展起来的，因此金融数学也以经济原理和技术为基础和背景。由于金融还同会计学、财务学、税务理论等有密切的联系，金融数学还需要以会计原理、财务技术、税收理论等方面的知识为基础。
金融数学的理论基础当然还包括现代数学理论和统计学理论，其首要环节是数学或统计建模，也就是从复杂的金融环境中筛选出关键因素以分辨出相关因素与无关因素，然后从一系列的假设条件出发，推导出各种关系，最后得到结论对作出对结论的解释。这种建模活动不仅非常有用而且极为重要，因为在金融中，假设中一个小的失误、一个错误的推导、一个有误的结论、或者一个对结论的错误解释甚至都会导致一次金融的灾难。此外，在金融数学的研究中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也具有十分突出的位置。
综上可见，金融数学是金融学、数学、统计学、经济学与计算机科学的交叉学科，属于应用科学层次。金融数学也是金融学继定性描述阶段以后的一个更高层次的数量化的分析性学科。
二、现代金融数学理论的发展
1 随机最优控制理论
现代金融理论一个更值得重视的应用领域是解决带有随机性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手段是随机最优控制理论。随机最优控制是控制理论中在相当晚时期得到发展的。应用贝尔曼最优化原理，并用测度理论和泛函分析方法，是数学家们在本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对于这一新的数学研究领域作出的重要贡献。金融学家们对于随机最优控制的理论方法的吸收是十分迅速的。70年代初开始出现了几篇经济学论文，其中有默顿(merton)使用连续时间方法论述消费和资产组合的问题，有布罗克(brock)和米尔曼(mirman)在不确定情况下使用离散时间方法进行的经济最优增长问题。从此以后，随机最优控制方法应用到大多数的金融领域，在国内以彭实戈为代表的中青年学者对此也做出了卓越贡献。
2 鞅理论
现代金融理论最新的研究成果是鞅理论的引入。在金融市场是有效的假定f，证券的价格可以等价于一个鞅随机过程。由karatzas和shreve等人倡导的鞅方法直接把鞅理论引入到现代金融理论中，利用等价鞅测度的概念研究衍生证券的定价问题，得到的结果不仅能深刻揭示金融市场的运行规律，而且
可以提供一套有效的算法，求解复杂的衍生金融产品的定价与风险管理问题。利用鞅理论研究金融理论的另一个好处是它能够较好地解决金融市场不完备时的衍生证券定价问题，从而使现代金融理论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目前基于鞅方法的衍生证券定价理论在现代金融理论中占主导地位，但在国内还是一个空白。
3 脉冲最优控制理论
在证券投资决策问题中，大部分的研究假设交易速率是有界的和连续变化的，而实际上投资者的交易速率不是有界的，也不是频繁改变的。因此，用连续时间随机控制理论来研究，仅仅是一种近似，使得问题变得更容易处理，但是事实上往往与实际问题有较大的距离。因此，若用脉冲最优控制方法研究证券投资决策问题看似更为合适。
4 微分对策理论
现代金融理论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研究动向是运用微分对策方法研究期权定价问题和投资决策问题，目前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当金融市场不满足稳态假定或出现异常波动时，证券价格往往不服从几何布朗运动，这时用随机动态模型研究证券投资决策问题的方法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上都存在着较大偏差。用微分对策方法研究金融决策问题可以放松这一假设，把不确定扰动假想成敌对的一方。针对最差情况加以优化，可以得到“鲁棒性”很强的投资策略。另外，求解微分对策的贝尔曼方程是一阶偏微分方程，比求解随机控制问题的二阶偏微分方程要简单得多。因此，运用微分对策方法研究金融问题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对重复对策、随机对策、多人对策理论在证券投资决策问题中的应用研究更加值得重视的研究课题。
三、金融数学理论的应用
金融数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检验什么类型的数学理论适合于运用在金融理论中以及预算新的数学理论应用于金融领域的可能性。金融系统的本质特性与经济系统是一致的，即经济利益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金融实体的行为。能够描述或者表征着本质特征的数学理论与方法就会得到充分的应用，而不能描述或表征着本质特征的数学理论与方法将逐渐被“扬弃”或者淘汰；如果数学武器库中尚没有这类武器的话，数学家们就会同金融学家一道去发展这类武器以满足金融领域的需要。长期以来，人们用以描述金融经济的数学模型从本质上来说只有两类：一类是牛顿(newton)的决定论模型，即给定初始条件或者状态，则金融经济系统的行为完全确定，第二类是爱因斯坦(einstein)的随机游动模型或者布朗(bro~vn)g：动模型。 简单地说，即确定性模型和随机性模型。确定性状态和随机性状态也被认为是两种对称的状态。
同时，所用模型的数学形式也基本上是线性的，或者存在非线性也是假设金融系统运行在线性稳定而加以一阶线性化处理，这些似乎成了一种传统和定式。尤其是近30多年来，金融界已分成两派。一派是技术分析学者，相信市场遵从有规律的周期性循环；而另一派即定量分析学者则认为市场不存在周期性循环。最近的研究利用物理学中开发出的方法来分析非线性系统，认为真实情况介于两者之间。这样，金融数学至少面临下列四个问题亟待解决：
首先，对金融经济现象的变与动的直觉三性(随机性，模糊性，混沌性)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已确定从此到彼得过渡条件、转换机理、演变过程、本质特征、产生结果以及人们所采取的相应的金融对策，尤其是货币政策。
其次，对以信用货币为核心的三量：货币需求量、货币共给量、金融资金流向流量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对货币均衡和非均衡的合理界定提供正确的金融理论以及数学模型，为改善社会总量平衡关系将对财政、金融、物质、外汇四大平衡提供依据。
再次，对支撑现代金融大厦的三大支柱即三率(利率、汇率、保率、扩至经济领域还包含税率、物价综合指数)进行综合分析研究。为制定合理的三(五)率体系提供符合实际的金融数学模型支撑。最后，对分别以生产力要素选择、地区或部门资源配置、综合金融经济指标为研究对象的三观(微观、中观、宏观)进行综合分析研究，以便将其成果更充分地更广泛地更方便地应用于金融经济领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现代金融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将会有更新的更复杂的金融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去探讨，去解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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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技术发展范文第5篇
随着“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推三出，如何实现金融业的绿色转型，发挥金融业提高资产配置效率、降低减排成本的巨大潜能，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金融发展理论是否适用于低碳经济这一新型经济发展模式，也成为值得思考的理论问题。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市场解决方式，碳金融自《京都议定书》生效短短几年来呈几何级数增长。根据英国新能源财务公司2009年6月报告的预测，全球碳交易市场2020年将达到3．5万亿美元，以碳排放权为基础进一步衍生的金融资产交易额也在迅速扩大。(1]世界银行的碳交易报告也说明，碳交易增长迅速并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和采用。[2]然而，由于碳金融发展时间短及相关数据匮乏，金融发展理论在低碳经济发展中的适用性未能得到证实。PaolaGarrone等基于13个国家1980-2004年的面板数据的研究证实，能源领域的R&D公共投入有助于提高能源效率，一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与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的资金支持有负相关关系，但影响并不显著。[3]阿斯普特朗指出清洁能源领域或行业的投资将有助于降低单位GDP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4]然而，也有学者质疑碳金融的作用，认为碳金融是发达国家重新构建世界格局的武器，是一种重新控制国际经济走向的金融陷阱。(5]虽然，国内学者已就碳金融的内涵和整体框架、发展碳金融的必要性、对策建议及路径选择进行了阐释，但却少有涉及金融发展理论对低碳经济的适用性问题的研究，更缺少相关的实证分析。本文力图运用金融发展理论辨析碳金融对低碳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明确碳金融的职能，进而基于欧盟14个国家2005-2009年的面板数据证伪“碳金融陷阱”，证实金融发展理论的适用性。
二、碳金融支撑低碳经济发展的应然功能
正如健全的金融体制能够分散风险、优化资源配置、促进资本的形成和技术进步，刺激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6]，碳金融也凭借其资金融通、信息传递、分散风险、降低成本和将外部性内部化等功能成为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支撑。碳金融框架体系涵盖了碳排放权定价和交易体系的建立等市场微观层面，金融体系的信贷、保险、资本市场资源配置等中观层面以及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政府宏观层面。[7]可以说，碳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在宏观层面主要体现为低碳经济的发展和金融体系的完善，在中观和微观层面则主要体现在金融机构本身及碳金融相关企业的功能上。低碳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来源于企业切实采用新能源与减排技术，在低消耗的同时实现高发展。这就需要节能减排技术与资本的更高层次的结合。作为碳金融领域最基础的融资形式，碳贷款以能源链转型的资金融通功能，满足企业实现减排和技术创新所需求的融资需求。作为最重要的市场杠杆，碳金融市场将社会资金有序地导入减排技术的创新领域，成为低碳技术开发、利用的平台，激励企业开发利用新能源、使用并创新节能减排技术。金融机构围绕现行的碳交易体系开展的中介服务，如CDM(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识别设计、为项目业主寻找碳购买方以及协助办理减排量的核证等[8]，则发挥了碳金融机构的信息传递功能，打破了企业进入全球碳交易市场所面临的专业知识与信息渠道壁垒。此外，伴随着金融机构在信贷、衍生品设计上逐渐向低碳领域的倾斜，碳金融产品与服务所蕴含的理念也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企业家精神，形成低碳氛围。碳交易和碳汇保险则以气候风险管理和转移功能分担了碳交易各环节的风险。碳交易期权、期货和其他衍生产品所拥有的规避价格波动风险的套期保值功能，使其成为碳金融市场上最基本的风险管理工具。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则发挥了减排内部化功能，企业间交易(或政府拍卖)代表污染权利的权证，使得环境污染的外部性问题通过企业成本内部化来解决，也就避免了外部性所导致的市场失灵。[9]
三、碳金融支撑低碳经济发展的实然功能
基于金融发展理论，我们讨论了碳金融应该发挥的功能，但理论分析得出的应然功能是否在现实中真正得以实现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一)样本与数据说明
碳生产率(GC)即单位二氧化碳排放的GDP产出水平，也即“碳均GDP”，被认为是考量低碳经济的核心指标。[1o]本文采用碳生产率作为被解释变量，代表低碳经济发展状况，碳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用更少的物质和能源消耗产生出更多的社会财富。作为一种经济形态，低碳经济发展水平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11]因此，本文采用各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对数形式作为解释变量，代表各国经济发展的水平。由于直接衡量碳金融的数据匮乏，本文将采用间接计算的方式获得代表碳金融的指标。自2005年起，《京都议定书》附件I的国家开始承担减少本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责任。为了以最小的成本实现最大的温室气体减排量，《京都议定书》纳入了三个基于市场的机制，即排放贸易机制(ET)、联合履行机制(JI)及清洁发展机制(CDM)。前者是基于配额的交易机制，后两者是基于项目的交易机制。以配额为基础的交易主要买卖市场创造的碳排放许可权(AAUs)，即在附件I的国家中，一国如果需要超过其被许可的排放量，可以从拥有富裕排放量的其他国家以现货交易的方式购买AAUs。基于项目的交易是指附件I的发达国家或其国内企业到其他国家投资具有减排效益的项目。因此，成员国实际排放的二氧化碳如果多于核定量，其多出的部分将通过ET、JI、CDM三种方式弥补。而成员国实际排放的二氧化碳少于核定排放额时，会通过上述方式将多余的量卖给其他国家。这使得二氧化碳的核定排放量和实际排放量之问存在了一个差值(记作CarbonFi—nance，简称为CF)，本文选择这个差值作为解释变量，代表碳金融发展状况的指标。当一国CF大于零时，说明该国核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大于实际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该国将会通过碳金融交易市场出售碳排放权，并获得转移排放权的收入；当一国CF小于零时，该国核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小于实际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即超过了规定的量，该国必须通过碳金融交易市场购买碳排放权，并支付获得碳排放权的使用费。因此，以各国实际减排量与核定减排量的差额代表该国碳金融发展水平是合理的。作为全球碳减排急先锋，欧盟在低碳经济与碳金融发展上全球领先。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是世界最大的碳交易体系，欧元也成为碳金融交易最主要的计价货币。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择了奥地利、比利时、丹麦、斯洛文尼亚、德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芬兰、西班牙、瑞典、英国14个欧盟国家作为样本集。时间跨度为2005年到2009年。数据来源于欧盟委员会公布的各国碳排放权分配统计表和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库。面板数据中，当截面单位数(N)大于时期数(T)时，数据的平稳性可能成为问题。[12]如果数据不平稳，则需要采用面板协整的估计方法，否则估计结果会有偏差。所以我们运用Eviews6．0对各个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以便采用合适的方法估计模型。如表1所示，Levinetal(2002)的t检验以及Maddala＆Wu(1999)的Chi—sauqre检验都在1％水平上呈显著性。因此，所有变量既不含普遍单位根也不含个别单位根，均具有平稳性，可用于估计。
(二)模型的选择
面板数据分析主要有三种模型，即普通混合回归模型、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模型。模型形式设定的协方差分析检验表明，F1的数值小于临界值，而F2的数值大于临界值，因此采用变截距模型。由于本文所使用的面板数据截面单元远大于时序单元，所以初步认为差异主要表现在横截面的不同个体之间，即模型选择参数不随时间变化的固定效应模型。但冗余固定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横截面和时间的F统计量和Chi—square统计量的相应概率都低于1％的显著性水平，说明应拒绝“效应是冗余的”零假设，应选择截面和时间均固定的模型。即14个国家具有各自的截距、五年时间具有各自的时间效应。模型回归的结果显示回归方程的调整较高、F统计最的P值接近于0、解释变量的t统计量均大于2，方程的拟合程度很好。上述计量结果表明：
1．碳金融与碳生产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碳排放交易中的卖方每出让一吨二氧化碳排放权就会使单位二氧化碳排放量的GDP产出增加178万美元。这是因为，碳排放权的出让国作为超额实现减排目标的国家已实现了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相应降低，而且出售二氧化碳排放权的收益有助于支持该国进行新能源的开发、清洁能源的发展以及环境保护方面的投资，这进一步提高了该同的碳生产率，促进其低碳发展。
2．经济增长率与碳生产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经济增长率每提高1％，碳生产率将提高54％，即当二氧化碳排放量保持一定时，经济增长率每增加1％，平均GDP相应会增加5423．8万美元。这说明经济增长有助于提高碳生产率，促进低碳经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