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影响范文第1篇

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少子老龄化背景下中国人口结构变化与房价变化的动态关系。研究表明：少子老龄化现象所导致的房价波动滞后于少子老龄化进程；少儿抚养比的下降、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和家庭结构微型化是推动我国房价持续上涨的重要人口结构因子；但从人口结构层面看，未来我国房价并不具备快速上涨的基础，恐面临较强持续性的下行压力。

【关键词】 房价波动 VAR模型 少子老龄化 家庭规模微型化

一、引言

目前，中国已处于“少子老龄化”加速发展阶段。“少子老龄化”，即少子化与老龄化的统称。截至2013年末，中国0―14岁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7%，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9.7%。伴随着少子老龄化现象，我国平均家庭户规模日益微型化，而这三者的发展态势竟与我国房价的波动呈现高关联度。据世界官方统计经验，我国并不具备少子化的社会基础。因此，在少子化与老龄化并存的社会背景下，以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房价与人口子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课题，极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然而国内外关于人口“少子老龄化”与房价关系的研究甚少，大多仅从老龄化单一角度考察与房价关系。大体来说，国外研究综述可概括为老龄化“悲观论”和“乐观论”。“悲观论”认为老龄化可能会造成房价下跌，导致房市奔溃。代表者有Modiglianni和Bergantino。而“乐观论”认为经济体制自身的调节可以熨平老龄化对房价的冲击。代表者有BrooksWalker和Lefort。

由于我国少子老龄化等人口结构的转变现象出现较晚等原因，国内学者对其研究起步迟。费方域等基于代际交叠局部均衡模型，论证房地产投资到期收益率与人口增长率无关。邹瑾深入剖析了人口老龄化对房价的影响，但未考虑少子化对房价的影响。陈国进等分析了中国人口抚养比与房价的关联性，但其研究未基于我国人口少子老龄化的现状、所构建模型未设置控制变量，稍显欠缺。

因此，本文基于VAR动态模型，采用Grange因果检验、面板协整检验等实证方法深入探究少子化、老龄化及家庭结构微型化对房价的动态影响，从而深化少子老龄化背景下对我国房价变动趋势的认识。

二、模型构建

考虑到本文所选人口结构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动态联系等不利因子。笔者特选取向量自回归（VAR）模型。令模型不含外生变量，构建非限制性向量自回归模型如下：

式中yt是n维列向量，T是样本数，w是滞后阶数，At为n×n维待估系数矩阵，？着t是白噪声向量。综合分析全国住宅销售均价及人口结构变化规律及动态联系，令yt=（LnPt，LnCDRt，LnODRt，LnHJt，LnYt，LnCNt）。其中P为全国商品房销售均价，CDR为少儿抚养比，ODR为老年抚养比，HJ为平均家庭户规模，Y为人均可支配收入，CN为非农业人口比。且人均可支配收入和非农业人口变量为控制变量。

三、实证检验

为消除异方差，对数化各组数据，分别记为LnP，LnCDR，LnODR，LnHJ，LnCN，LnY。

1、面板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

通常经济时间序列为非平稳，须对变量时间序列做平稳性检验。LLC检验和IPS检验结果显示：一阶差分后少儿抚养比等六个序列均平稳。而本文重点关注我国少子老龄化背景下人口年龄结构分布与家庭结构微型化对房价的影响，故以下将对其着重进行分析。

因LnP，LnCDR，LnODR，LnHJ序列是同阶单整序列，故采用基于回归系数的Johansen协整检验（表1）。结果表明：LnP、LnCDR、LnODR、LnHJ序列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即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平均家庭户规模对房价具有长期稳定的影响。

2、Granger因果检验

由检验结果可知，少儿抚养比（LnCDR）与老年抚养比（LnODR）相互引导；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单方面引导平均家庭户规模（LnHJ），且人口结构变量对房价的具有单向影响。

3、VAR模型估计

通过对VAR模型进行稳定性检验，发现VAR模型系统稳定。然后对其残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其服从正态分布、无异方差性、无自相关性。

4、脉冲响应分析

因格兰杰检验无法显示三变量对于房价的动态影响及相关程度。以下将引入脉冲响应方程进行动态分析。如图1。

在给少儿抚养比（LnCDR）施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正向冲击后，对房价产生了负效应，且长期来看这种效应具有较好的持续性。当给老年抚养比（LnODR）一个正的冲击后，房价呈上升趋势，虽于第3期有所下降但之后迅速反弹并达到最高点，之后长期趋于稳定；从第4期到第8期，正效应最大。说明老年抚养比的上升有助于提升房价。平均家庭户规模（LnHJ）给予房价冲击后，房价迅速下降，在第2期达到最低点，且从长期来看房价呈现下降态势，说明房价与平均家庭户规模存在反向变动关系。对此，可分别从以下三点进行解释：第一，曾经的“婴儿潮”转变为“婴儿荒”。第二，“三重动机”施压。首先，老年人改善自身住房的需求随社会进步不断强化；其次，福利分房制度和计划生育的实行强化了老年人帮助下一代购房的动机；最后，老年人群投资渠道匮乏，而房产投资热吸引了大量资本。第三，家庭规模微型化下持续增加的住房需求，推动房价上涨。

由脉冲响应图进一步分析，可得出少儿抚养比等三变量对房价的影响伴随期数的推进而逐渐减弱。笔者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如下：首先，国家生育政策不断调整与完善。如2013年末国务院出台“单独两孩”政策，将通过减少家庭购房需求给予房价下行压力。其次，伴随老龄化程度的深化，由于高额的医疗保健费、老年人投资问题得到解决等因素，老龄化对房价的推动将减弱。 5、方差分解

为进一步完善VAR模型分析，以下将运用方差分解方法，探讨人口结构各变量的冲击对房价变动的贡献程度。如表3。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Johansen协整和Grange因果检验表明：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平均家

庭户规模是房价的格兰杰因，且对房价具有长期稳定的影响。同时，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也是家庭户规模的格兰杰因。一方面，少儿数量减少、老年人追求高质量的晚年生活是导致家庭结构微型化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家庭结构微型化通过对住房需求的改变进而直接影响房价。

第二，借助VAR模型估计和脉冲响应函数，动态地分析少儿抚养比等三个人口子结构变量对房价的动态影响。综合以上结果可得：一方面，受到福利分房制度、计划生育政策、金融发展程度及住房多样化需求等多因素的影响，少儿抚养比及平均家庭户规模的下降、老年抚养比的上升是推动房价持续的重要动力；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少子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未来我国房价快速上涨的趋势可能发生逆转。

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影响范文第2篇

关键词：少子老龄化 房价波动 区域差异 VAR模型

一、引言

城市的高房价已成为严重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难题。房价快速上涨的背后，究竟是何种因素在扮演重要推力，学术界并未给出一致性结论。人口作为房产的主要供求者，直接决定房产价格。因此，基于人口结构变化而引发快速增加的住宅需求，可能是导致房价高企的重要因素。且伴随着我国少子老龄化的推进，房价的波动与其竟呈现高吻合度，故人口结构变化对房价的影响可能较其他因素更具说服力。

因此，本文将立足于我国当前人口结构演变的实际，拟对人口子机构与房价的关系予以实证，包含两个目的：一是基于VAR动态模型，采用面板协整检验、Grange因果检验等实证方法，探究少子化和老龄化对房价的动态影响。二是将区域差异纳入研究范畴，把全国划分为东中西部三个经济区域，探究各抚养比对房价影响的地区差异。

二、模型构建

本文选取全国商品房销售均价HP作为被解释变量，并将解释变量分为两类：宏观经济因素和人口结构因素。其中，前者包括人均地区生产总值GR和人均可支配收入DI，后者包括少儿抚养比CR，老年抚养比OR，平均家庭户规模FZ和非农业人口比NR。

由于传统计量方法基于经济理论，难以克服结构性方法对人口结构变量间可能存在的动态联系研究乏力及内外生变量易于混淆的难题。因此，为准确剖析少子老龄化背景下人口结构变量对房价的影响，笔者特构建不含外生变量的 VAR模型如下：

yt=A1yt-1+…+Awyt-w+εt，t=1，2，…，T

式中yt是n维内生列向量，T是样本数，w是滞后阶数，At为n×n维待估系数矩阵，εt是白噪声向量。综合分析全国房价及人口结构变化规律及动态联系，令yt=（LnHPt，LnCRt，LnORt，LnGRt，LnNRt，LnFZt，LnDIt）T。其中GR、NR、FZ、DI设为控制变量。

三、实证检验

（一）面板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

为消除异方差，对数化各组数据，分别记为LnHP、LnCR、LnOR、LnGR、LnNR、LnFZ、LnDI。因本文为平衡面板数据序列，为避免伪回归，特对其进行LLC和ADF检验。

检验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一阶差分后的所有序列均平稳。因本文重点探析少子老龄化背景下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故以下将着重对其进行分析。由于LnHP、LnCR、LnOR序列是一阶单整序列，可采用基于回归系数的Johansen协整检验。其表明：少儿、老年抚养比对房价具有长期稳定的影响。

（二）Granger因果检验与VAR模型估计

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少儿抚养比（LnCR）和老年抚养比（LnOR）对房价（LnHP）具有单向影响。同时，房价的三元VAR模型多项式根图检验显示：VAR模型结构稳定，且整体解释力度大。

（三）脉冲响应分析

为明确显示两抚养比对房价的动态影响及相关程度，以下将引入脉冲响应方程进行区域差异动态分析，如图1。

由图1可知，当给少儿抚养比（LnCR）一个正向冲击后，各区域房价（LnHP）均立刻下降，且都于第2期达到最低点，在长期来看持续性较强。说明少儿抚养比的下降有助于抬升房价。分区域来看，东部房价受少儿抚养比的冲击最小，西部最大；当给老年抚养比（LnOR）一个正的冲击后，各区域房价均加速上升，之后增长幅度逐期缩小，但具有良好的长期稳定性。说明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倾向于推高房价；分区域来看，中西部房价受老年抚养比的冲击较小，东部较大。

首先，分析少儿抚养比的下降、老年抚养比的上升是我国房价高企的原因，笔者认为可从如下三点进行解释。①计划生育国策实行下“婴儿荒”现象的出现。②“利己动机”“利他动机”“投机动机”三重施压。首先，老年群体改善自身住房需求的不断强化。其次，受惠于曾经福利分房制度而拥有大量额外储蓄的老年群体倾向于帮助下一代购房。第三，我国符合老年群体特征的投资渠道匮乏， 而房产投资的高回报引诱大量资本涌入。③家庭结构微型化。

其次，比较人口变量对各区域房价冲击的差异发现：①东部地区房价受少儿抚养比冲击最小。这或可说明其房价已脱离经济基本面，存在严重价格泡沫。而西部冲击最大，则或与其经济与金融发展程度较弱相关。②东部房价受老年抚养比的影响较大，中西部较小。可能原因是东部地区发展程度高，强化了老年人的地区转移动机。由脉冲响应图进一步分析可推断出：长期来看，少儿、老年抚养比对房价的冲击效应将渐弱，这可能与国家生育政策的不断调整与老龄化程度的深化相关。

（四）方差分解

由方差分析可知：两抚养比对各区域房价的影响均滞后一期，而来自房价自身的影响当期就能实现；各区域少儿抚养比对房价的贡献度均小于老年抚养比，其中东部地区最显著。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首先，借助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得到少儿及老年抚养比是房价的格兰杰因。其次，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动态地分析少儿、老年抚养比与房价的互动关系及区域差异。一方面，受到福利房分配制、储蓄代际转移等多因素的影响，少儿抚养比的下降与老年抚养比的上升是我国房价持续高涨的重要推动力。另一方面，从分区域看，少儿及老年抚养比对房价的冲击区域差异显著。且伴随我国少子老龄化的加深，两者对房价的冲击渐弱。最后，方差分解表明：短期内各区域房价受自身变化的影响很大，但大体呈下降趋势。且两抚养比对房价的影响均滞后一期。据以上分析，特对政府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提高房市宏观调控的针对性与有效性。政府在调控房价时，不能仅从房产自身因素出发，而应基于我国当前少子老龄化人口现状。第二，构建与完善应对房价波动的决策机制与前瞻性预警机制，以弱化房产政策的滞后效应。第三，有效地认清房地产市场短期与长期发展态势。当前，房价持续上涨源于少子老龄化导致住房需求增加，因此建议以调整住房供需结构为出发点。但长期来看，未来我国房价恐面临持续增强的下行压力，要求政府转变思路，避免房产市场的滑坡对国民经济的不利冲击。

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影响范文第3篇

关键词：人口结构;抚养比;城镇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

中图分类号：C9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5）02-0011-10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5.02.002

收稿日期：2014-08-20; 修订日期：2015-01-21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江苏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及其对策研究”（2010ZDAXM00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社会养老服务体制机制创新研究――基于江苏苏南、苏中、苏北的调查与比较”（13YJA840008）。

作者简介：王欢，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人口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黄健元，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and Household Consumption in Urban and Rural China

WANG Huan，HUANG Jianyuan

（Popul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Abstract：Population aging is dynamic and has effects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Based on the 1987-2011 time serial data， this paper did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 agestructure and household consumption. The results of the empirical analysis show that： both urban and rural consumption rates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youth dependency ratio， the lower the child dependency ratio become， the less urban and rural household consumption ratio will be; urban and rural elderly dependency ratios have insignificantly relationship with consume ratio; elderly dependency ratio has stronger effect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than youth dependency ratio after the nation entering into the new era; youth dependency ratio has significant partial effect to urban household consumption. And elderly dependency ratio has significant partial effect to rural household consumption. The results implied that the consumption tendency is differ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Keywords：population structure; population dependency ratio; urban household consumption ratio; rural household dependency ratio

一、引言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在投资需求拉动和生产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的支撑下，我国经历了一段令世界惊叹的经济持续高增长期。然而，随着经济模式逐渐向消费主导型转变，储蓄持续偏高、消费持续低迷带来的问题逐渐显露，消费需求不足已经成为当前制约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现阶段，尽管我国经济增长率仍保持在年均7%以上的较高水平，高于美国、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我国居民消费率却以每年约1个百分点的速度持续下降，甚至低于部分发展中国家，形成了特有的“高储蓄-低消费”局面^[1]。

对于消费不足的原因，学界进行了多方面探讨，认为影响消费的因素是复杂的：从利率水平、物价水平、消费行为习惯、收入支出不确定性，到历史及文化传统、经济增长速度、社会保障制度、收入分配制度，都可能是消费率变动的重要原因。但随着世界范围内人口结构转变进程的加速，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也逐渐被纳入消费影响因素的研究范畴。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和布伦贝格（Brumberg）提出生命周期假说，为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的影响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2]。生命周期假说认为，消费者一生的财富是封闭的，消费者只在其生命周期内享用所有财产，财产不会发生代际转移，且消费者各阶段的消费水平取决于其一生的总收入，消费水平与其生命周期密切相关，消费者将自己一生的预期收入在不同年龄段进行最优配置，以取得跨期效用最大化^[3]。一般情况下，劳动年龄人口的收入在满足自身消费之外，一部分用于抚养下一代，另一部分用于储蓄以供退休后使用。劳动年龄人口对应于正储蓄，而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对应于负储蓄。当一个经济体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时，经济体总储蓄率上升;当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比重上升时，经济体总储蓄率下降^[4]，即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会引起消费率和储蓄率发生相应改变。

然而，国内外学者对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却作出了不尽相同的解释，得到与生命周期假说并不完全一致的结论。结论一，人口老龄化对消费有正向影响。汪伟通过对中国1989-2006年经济增长、人口年龄结构的省际面板数据研究，认为抚养比下降是中国储蓄率上升的原因，伴随着抚养比的下降，经济增长对储蓄率上升的贡献会不断强化，反之则弱化^[5]。谭江蓉、杨云彦基于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人口普查省域截面数据研究，认为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生命周期假说的结论一致，但对生命周期假说在我国农村地区的适用性提出了质疑^[6]。结论二，人口老龄化对消费有负向影响。莫迪利安尼等人使用中国1953-2000年有关储蓄的时间序列数据发现，储蓄率和长期经济增长率及负担系数之间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认为人均收入增长率和少儿抚养系数的变化能够解释中国的高储蓄率^[7]。李春琦、张杰平则根据1978-2007年我国宏观年度数据研究指出，少年抚养系数和老年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均有显著负向影响，农村居民消费习惯非常稳定，研究结论不支持生命周期假说^[8]。万克德等人通过对山东省1995-2010年城镇居民消费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发现，人口老龄化将会引起城镇居民储蓄率降低，同时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也会带来消费结构的变化^[9]。毛中根等人利用1996-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研究发现，老年抚养比的提高是导致居民消费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10]。结论三，人口老龄化对消费无明显影响。科里（Kraay）基于1978-1989年中国分省居民储蓄家庭调查面板数据的研究认为，在统计意义上，样本期间抚养系数对储蓄并不存在显著影响^[11]。李文星等人利用中国1989-200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研究指出我国儿童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具有负向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大，老年抚养系数变化则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显著，因此认为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并不是中国目前居民消费率过低的原因^[12]。结论四，人口老龄化对消费具有阶段性变动影响。于潇、孙猛研究发现，在人口老龄化起步阶段，老年人口比重快速提高的同时会伴随着少儿人口比重的迅速下降，当少儿消费系数低于老年消费系数时，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为正向，当人口老龄化进入中期阶段时，会对消费产生负向抑制，当人口老龄化为晚期时，不会对消费产生影响^[13]。综合来看，上述研究大多支持了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具有相关关系的观点，但是由于研究方法、模型建构和变量选取等方面的原因，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仍然尚无定论。

近年来，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进程不断加速。笔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3》及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计算得出，2012年底，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12714万人，比2000年净增加3893万人，老年人口占比达到9.4%，超过人口老龄化国际标准2.4个百分点;14岁及以下少年儿童人口减少到22287万人，比十年前净减少6725万人，少年儿童人口占比降低6.4个百分点至16.5%;城乡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差异则持续扩大，截至2012年底，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高出城镇地区将近4个百分点。在这样剧烈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过程中，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势必会受到一系列深刻而长远的影响。本文关注的是，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是否会因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而产生相应的变化？如果是，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与城乡居民消费的关系如何？为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基于1987-2011年我国城乡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现有文献多对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情况进行分别研究，而本文则在同一分析框架下对我国城乡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关系进行比较研究，挖掘共性与异性;二是已有研究多采用截面数据或面板数据，缺乏就人口年龄结构因素对消费影响的动态分析，本文将基于协整理论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三是本文将采用更新的数据，做到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

二、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变动

1.人口年龄结构不断老化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计划生育外力遏制下，我国总和生育率不断降低，由高位水平下降至超低生育率范畴，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仅为1.18。持续超低生育率所带来的，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剧烈转变。笔者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五、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得出，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相对年轻，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仅为5.6%，少儿抚养比为41.5%，老年抚养比为8.3%，于2000年正式跨入老龄化队伍之后，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进入加速转变阶段。截至2011年底，少儿抚养比进一步减少到22.1%，比1990年减少近20个百分点，而老年抚养比则上升至12.3%，比1990年增加了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我国城乡人口结构转变差距也在不断扩大，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仅高于城镇地区0.6个百分点，而到2011年这一差距进一步扩大到2.4个百分点;在抚养比上，城、乡少儿抚养比分别由1990年的30.77%和45.75%下降到2011年的8.39%和26.57%，城、乡老年抚养比则分别由1990年的7.03%和8.87%上升到2011年的10.27%和14.62%。由此可见，在整体人口年龄结构快速老化的进程中，与城镇地区相比，我国农村地区正在经历更为剧烈的人口转变过程。

2.消费率持续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也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可知，2011年底，我国城镇居民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达到7980.03元，是1990年的5.2倍，年均增长率为8.24%，农村居民实际人均纯收入也从1990年的686.3元增加至2011年的2696.17元，翻了两番，年均递增6.08%。但与此同时，我国居民消费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却逐渐降低，由1990年的48.85%下降到2011年的35.75%，降低了13.1个百分点。2011年城、乡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仅为0.70和0.75，比1990年分别降低了0.15和0.90。尽管近年来我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仍然处于相对较高水平，约将2/3的收入用于消费性支出，但从居民消费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持续下降的变化趋势来看，消费不足仍然会对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造成不利影响。

三、模型构建与数据选取

1.模型构建

霍尔（Hall）在理性预期理论和生命周期理论基础上构建了个人消费的随机游走模型，认为个人当期消费主要是受到前期消费的影响，个人消费行为具有一定的稳定性^[14]。基于霍尔的个人消费模型，本文将居民消费率作为对个人消费的度量，构建居民消费率的随机游走模型：

conrt=conrt-1+ε（1）

其中，conrt为当期消费率，conrt-1为前期消费率，ε为随机扰动项。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率的影响，本文将少儿抚养比（fyr）和老年抚养比（for）作为解释变量纳入霍尔随机游走模型之中，得到如下模型：

conrt=α0+α1conrt-1+α2fyrt+α3fort+ε（2）

在模型（2）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其他一些对居民消费率有影响的因素。莫迪利安尼等人在其对生命周期理论的扩展研究中发现，居民收入增长率会对居民消费率产生影响，两者存在负相关关系^[7]。凯恩斯（Keynes）也认为消费与收入密切相关，并存在消费倾向随收入增加边际递减的可能^[15]。因此，本文将人均收入增长率（incgr）纳入模型以考察其对消费的影响。此外，本文还引入通货膨胀率（ifr），以反映物价及宏观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同时，考虑到城镇化进程中城乡居民生活交集逐渐扩大，消费的示范效应可能会影响居民消费行为，故引入收入比（incr）反映这一生活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综上，得到基本模型如下：

conrt=α0+α1conrt-1+α2fyrt+α3fort+α4incgrt+α5incrt+α6ifrt+ε（3）

人口年龄结构转变意味着人口群体正在经历一个青壮年人口逐渐减少、中老年人口不断增多的动态变化过程，这一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过程相应会引致人口群体消费行为的改变，从而使得整体人口群体在人口年龄结构不同转变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消费倾向。在分析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与居民消费关系的时候，为对比不同人口年龄结构转变时期消费行为的差异及变动方向，有必要引入人口年龄结构变量与时间变量的交互项。在式（3）中引入时间变量time与人口抚养比的交互变量，构成扩展模型1：

conrt=α0+α1conrt-1+α4incgrt+α5incrt+α6ifrt+α7time*fyrt+α8time

*fort+ε（4）

消费行为不仅与人口年龄结构有关，同时也受到收入水平的影响。无论是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还是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等，都认为消费与收入、收入增长率有密切关系。由此，收入很可能会将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的影响进行强化，即在居民收入增长率越高的情况下，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可能就越显著 ^[16]。本文在基本模型中加入人口结构与居民收入增长率的交互项，以反映收入因素对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之间关系的影响，从而构成扩展模型2：

conrt=α0+α1conrt-1+α2fyrt+α3fort+α5incrt+α6ifrt+α9fyrt*incgrt+α10fort*incgrt+ε（5）

2.数据选取

本文数据来自1987-2011年中国城、乡时间序列数据。居民消费率（conr）为居民平均消费倾向×100%，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为家庭人均消费支出与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为家庭人均消费支出与家庭人均纯收入之比。人均收入增长率（incgr）为经过价格平减后（以1986年为基期）的实际人均收入增长率，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为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为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城乡居民收入比（incr）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通货膨胀率（ifr）由消费价格指数增长率近似替代，城镇通货膨胀率和农村通货膨胀率分别由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率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率得到。少儿抚养比（fyr）为0-14岁人口占15-64岁人口比重，老年抚养比（for）为65岁及以上人口占15-64岁人口比重。时间虚拟变量time，取值为0和1（2000年之前time=0，2000年及之后time=1）。城乡居民消费率、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率、城乡收入比、城乡通货膨胀率由1988-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相关数据整理计算得到，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由1988-2012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得到。

四、 实证分析

1.平稳性检验

平稳时间序列是对时序变量采用传统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回归的必要前提条件，对于非平稳时间序列而言，传统OLS估计会导致伪回归，产生对结果的解释偏差。因此，对时序变量进行计量建模分析前，应对各变量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对消费率及相关解释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城镇居民消费率、农村居民消费率、老年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收入比和通货膨胀率均为非平稳时间序列，但上述各变量的一次差分序列为平稳时间序列。限于篇幅，检验结果略。

2.Johansen协整关系检验

由单位根检验可知，城乡居民消费率及各解释变量均为I（1）过程，为同阶差分平稳时间序列，符合协整关系检验的前提条件。协整分析的经济意义在于揭示各时间序列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进一步地，对于非平稳时间序列变量，只要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就可以建立动态回归模型，这时模型残差为平稳时间序列从而不会导致因虚假回归引致的结果解释谬误^[17]。通常情况下，用于变量之间协整关系的检验有恩格尔-格兰杰（EG）两步法和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的约翰逊（Johansen）极大似然法，前者主要用于两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检验，而后者则可以用于多变量之间协整关系的检验。本文基于赤池信息准则（AIC）及施瓦兹准则（SC），确定滞后阶数为1，分别得到城镇居民消费率、农村居民消费率、老年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收入比和通货膨胀率各变量之间协整关系检验结果，详见表1。

3.模型估计结果

基于OLS法，采用1987-2011年数据对我国城镇、农村居民消费基本模型和扩展模型进行参数估计。从测算结果（初始模型）可以看出，虽然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但是仍然存在部分变量不能通过统计检验的情况。说明模型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需要对部分变量进行适当剔除，否则会导致回归系数估计失真，影响对模型结果的解释。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法剔除初始模型中的变量，得到修正模型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模型整体拟合效果均有较大提升;模型残差序列的ADF检验结果显示各残差均为平稳时间序列I（0）过程（限于篇幅，具体检验过程略）。对于时间序列数据建模，最重要的是保证残差序列非自相关性[18-19]，鉴于本文模型中将滞后一期的因变量conrt-1作为解释变量，违背了杜宾-瓦特森（D.W.）检验的原假设，这里采用拉格朗日乘数检验法对模型残差序列的自相关性进行检验。残差相关性的拉格朗日乘数统计检验结果显示，不能拒绝模型不存在3阶及以下残差序列自相关的原假设，说明修正后模型的残差不具有显著的自相关性（见表2及表3），这些均反映出修正后模型估计结果的有效性。本文重点关注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及其交互作用结果，具体参数估计结果见表2及表3。

表2及表3模型参数估计结果显示，我国城、乡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并不完全一致。

基本模型修正估计结果表明，少儿抚养比对城、乡居民消费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少儿抚养比越低，消费率越低。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20世纪70年代以来，严格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得我国城乡生育率大幅度下降，平均每个家庭拥有孩子的数量急剧减少，少儿抚养比由

表2城镇居民消费率估计结果（被解释变量=conr）

80年代初期的54.6%下降到2012年的22.2%。在以质量替代数量的动机下，孩子数量的减少促使城乡居民加大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更加注重对孩子的教育和培养。然而，从绝对数量上看，计划生育政策下孩子数量大幅减少家庭的即期消费支出仍然会低于拥有较多孩子的非计划生育家庭的即期消费支出。此外，在孩子数量减少的情况下，“养儿防老”无法得到充分保障，增加储蓄就成为我国城乡居民普遍的替代选择，这也是用于抵御老年风险的一种现实策略。由基本模型修正估计结果可知，城镇地区少儿抚养比每降低一个单位，居民消费率将减少0.3961个单位，农村地区少儿抚养比每降低1个单位，居民消费率将降低0.3280个单位，可见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并没有造成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率边际变化的显著差距。对于这个结果的一种合理解释是，相对于城镇居民，我国农村居民更怀有一种希望子女摆脱农村生活环境、真正成为城里人的心态。面对城乡生活水平上的显著差异，他们不得不在现有相对较低的生活水平基础上大量减少消费，增加家庭储蓄，以便在子女学习、工作、婚姻和住房等方面作出更多贡献。这使得农村居民消费率与城镇居民消费率对人口年龄结构的边际变化率基本处于同一水平。

生命周期假说认为老年人处于生命历程的负储蓄阶段，其消费来源于劳动年龄阶段的储蓄积累，老年抚养比与消费率应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然而实证分析结果并不支持这一结论。模型估计结果显示，无论城镇还是农村，老年抚养比对消费率的影响均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虽然在城乡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过程中，老年人口增多可能会促使家庭成员对其的赡养支出增加，然而在我国社会保障不健全、谨慎消费习惯及赠遗动机等因素的影响下，老年人也具有较强的储蓄动机。现阶段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过程仍处于起步阶段，可能是这两方面的效应相当，两者相互抵消后使得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并不对总体消费率产生明显影响。但是，随着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进一步加速，老年抚养比对消费率的影响将逐步显现。

在城乡消费率扩展模型1的修正结果中，时间变量与抚养比交互项time*for和time*fyr均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但符号不同，说明时间与抚养比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即在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进程中的不同阶段上，抚养比对消费率作用不同。对于城镇居民，time*for系数为负，time*fyr系数为正，说明与2000年之前我国尚未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这一时期的消费率水平相比，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带来的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导致消费率减少，而少儿抚养比的增加则导致消费率增加;对于农村居民，time*for系数为正，time*fyr系数为负，说明进入21世纪之后，老年抚养比、少儿抚养比的上升则分别导致了消费率的上升、下降，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率的时期作用与城镇居民相反。由此可见，与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之前相比，现阶段人口结构转变在城、乡区域对消费的影响是有差异的。此外，由扩展模型1的修正结果可知，对于城、乡居民均存在time*for系数绝对值大于time*fyr，说明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进入加速期后，相对于少儿抚养比，我国老年抚养比对消费率影响更大。

进一步地，修正扩展模型2的估计结果显示，城乡人口年龄结构均通过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对消费率具有偏效应，但具体作用变量不同。对于城镇居民，存在少儿抚养比对消费率的偏效应，具体为：conrfyr=0.4833-0.8901*incgr，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每增长1个百分点，偏效应增加0.4744个百分点。且随着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的提高，少儿抚养比对消费率的偏效应呈现线性递减趋势，当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达到54.29%时，少儿抚养比对消费率的偏效应达到拐点。近年来，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持续保持在8%左右，这意味着现阶段城镇少儿抚养比对消费的偏效应为0.4120，具有正向影响，说明城镇居民家庭消费存在向子女倾斜，而老年抚养比对消费的偏效应不显著可能与城镇老年人具有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关。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则存在老年抚养比对消费的偏效应，

具体为conrfor=1.7429+4.1930*incgr，即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偏效应增加1.7848个百分点，老年抚养比对消费率的偏效应随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的增加而上升。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连年增长，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增长率由2000年的4.18%增加至2011年的11.42%。然而在现阶段尚不健全、水平较低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家庭对老人赡养的责任不断加重，可能会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决策，出现对老年人生活消费支出的家庭负担水平随老年人口数量上升而不断增加的现象，这与农村老年抚养比对消费偏效应的线性增长模式是一致的。由上述偏效应分析可见，消费与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关系在收入增长这一因素的影响下得到了强化与凸显。

此外，基本模型中城、乡居民消费率的一期滞后（conrt-1）系数均为正，且能够分别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我国城乡居民消费习惯较为稳定，虽然消费水平能够随收入水平增加而上升，但整体消费决策仍然比较谨慎。收入比（incr）对城乡居民消费具有显著影响，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导致消费率增长，这一点可能与城镇居民对农村居民的消费示范效应有关。城乡通货膨胀率（ifr）与居民消费率之间不具有显著相关关系，说明目前通货膨胀率并不是消费率变动的主要原因。

五、结论与讨论

总体而言，我国城乡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具有密切关系。本文利用1987-2011年时间序列数据，在单位根和协整理论的基础上，基于OLS模型对我国城乡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城、乡居民消费率与少儿抚养比之间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少儿抚养比越低，居民消费率越低，少儿抚养比的降低对城、乡居民消费率边际变化的影响差异不大;但现阶段老年抚养比对城、乡居民消费率的作用并不显著。

第二，人口年龄结构与时间的交互作用显示：与进入人口老龄化时期之前相比，对于城镇居民而言，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导致消费率减少，少儿抚养比的上升则导致消费率的增加;对于农村居民而言，老年抚养比、少儿抚养比的上升则分别导致了消费率的上升、下降;但无论是对于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当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进入加速期后，老年抚养比对消费率的影响均大于少儿抚养比。人口年龄结构与收入增长率的交互作用显示：城镇、农村居民人口年龄结构通过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对消费具有偏效应，其中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消费率具有显著偏效应，老年抚养比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偏效应，这表明在家庭收入增长的情况下，城、乡居民家庭消费分别存在向照料子女、赡养老人方面的倾斜。

第三，扩大内部消费需求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根据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城乡居民消费关系的实证研究结果，本文认为现阶段政府首先应该加大对现代农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向农村居民作出政策倾斜，减轻农村居民的家庭负担，增强农村居民的消费信心;其次，应尽快完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建立一体化的城乡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缩小保障水平差距，降低城乡老年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最后，政府还应宣传、倡导积极的老年消费观念，对老年市场的发展给予正确引导，大力扶持老龄产业发展。

本文在同一框架下对我国现阶段城、乡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关系进行了比较分析。但由于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与消费之间关系也并非一成不变。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城、乡居民消费情况会如何变化，又会有哪些新的差异，这是需要长期动态研究的内容。在平均受教育年限延长、平均预期寿命延长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下，现阶段国际通用定义下人口抚养比等人口结构指标的适用性也值得进一步商榷。此外，本文主要讨论了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但由于影响消费变动的因素具有高度复杂性（比如人口因素方面可能还与人口性别结构、空间结构等具有密切关系），同时也会受到如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与现代化水平、社会保障水平、收入分配制度、政府支出结构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均决定了将消费问题放入一个更丰富的研究框架中进行讨论的可能性，相关内容尚待进一步展开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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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影响范文第4篇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电子商务;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 C92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03-0085-04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3.016

当1999年国际老年人年到来的时候,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就已加入到老年型国家的行列。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必将对今后的经济和社会产生深刻影响。众多发达国家人口年龄构成在20世纪初就开始逐渐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沉重的压力,所以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老龄化成为一个热点研究领域。过去的十几年的时间,人口老龄化研究的重点发生了巨大的转移,由最初的传统人口学研究向交叉学科研究发展。老年人与经济增长、老龄产业的发展等成为人口老龄化研究的重点。20世纪70年代末,电子商务以其开放性、全球性、地域性、高效率和低成本的优势,在国际贸易中盛行,并对传统的贸易方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给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的同时,还为老年人的生活增添了乐趣。本文将通过“经济”这一中间因素,将人口老龄化与电子商务联系起来,并对二者关系进行探讨。

1 概 述

1.1 人口老龄化

所谓人口老龄化是指某一地区或国家,人口总体中老年人口的比重逐渐增加的过程。按照国际通用标准,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或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就称为老龄化社会[1]。我们通常所说的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是老龄化人口,或处在老龄化状态的时候,就是指这个人口中的老年人口比例在上升,或者是少儿人口比例在下降。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必然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从上个世纪开始,全世界已经向老龄化社会迈进。欧美的一些国家,包括日本在内的众多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加入到老龄化的行列。法国在1865年,65岁以上老年人的数量已经达到7%,是率先进入老龄社会的国家之一;20世纪30年代,英国也加入老龄化的行列;之后,美国、德国、日本、瑞士等国家也纷纷步入老年社会[2]。随着人口出生率的降低和寿命的提高,老龄人口在社会的比重不断上升,老龄问题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3]。

1.2 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运作模式,在降低了经济与社会活动成本的同时,提高了社会运行效率和企业经济效益。它不仅是信息化的助推器,代表着商务发展的方向,在改变传统社会生产方式的同时,对经济结构的调整也成生了极为深刻影响,也是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和实现现代化、工业化的重要环节。电子商务一经出现,就在全球呈现竞相发展的态势,对中国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的变化产生深刻的影响,有利地促进了“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和“自主创新”的进程。发展电子商务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国民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率、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大举措,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具有重要意义[4]。

1.3 人口老龄化与电子商务

有专家在第十八届国际万维网大会上指出,老年人上网的势头越来越猛。苏格兰大学计算机学院的维姬•汉森说:“老年人已经是国际网络人口成长最快速的族群。”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上网逐渐成为老年人消磨时间的全新方式。

李洪心等:人口老龄化与电子商务的关系模型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0年 第3期据《第2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2009年6月底,我国20-29岁、30-39岁、40-49岁、50-59岁以及60岁以上网民分别占总网民比例的29.8%、20.7%、9.9%、4.0%和1.7%[5];与2008年底相比,我国目前30-39岁网民所占比重明显增大,半 年来所占比重由17.6%上升到20.7%;此外,40岁以上的网民规模整体有上升趋势,而10-29岁的年轻群体占比例下降明显。由于老年人所处的年龄段不同,上网需求也随之改变。据相关调查显示,浏览新闻、收发邮件和游戏聊天仍然是老年人上网的主要目的。图1表明,随着年龄的增大,老年人对上网的兴趣逐步减弱,六条需求的曲线(浏览新闻、收发邮件、游戏聊天、网上学习、网上购物以及网上求医)呈现明显下滑的趋势。30年后,如今处于中年的人口将迈入老年,加入到老年人的行列;如今的中年人也将成为老年人、年轻人成为中年人。他们已习惯于这个网络纵横的社会,网上浏览新闻、收发邮件、网络购物等已成为他们生活中的“必需品”。老年人上网已是大势所趋,所以,6条需求曲线未来的走势不会因为年龄结构的变化发生剧烈的动荡(见图2)。由此不难发现,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使得未来的老年人对网络更加依赖,同时老年人对网络的需求将逐步提高。为了更好满足老年人的需求,迎接老龄化的到来,我们就要从老年人的需求出发,为他们营造良好的上网环境的同时,发展老年电子商务及相关老龄产业,达到为老年人生活提供便利的目标。

2 人口老龄化与电子商务关系模型的建立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使得老年人以及家庭的消费需求及结构发生显著变化。消费不仅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还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6]。如今,电子商务的出现为经济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它将政府、企业与个人连成一个网络,在促进其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为经济快速、健康地发展做出卓越贡献。既然人口老龄化、电子商务与经济增长有着必然的联系,那么我们就利用经济这座桥梁将二者联系起来,构建人口老龄化与电子商务的关系模型。该模型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人口老龄化、电子商务及消费(见图3)。

2.1 人口老龄化模块

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使得老年人数量与日俱增,同时,老年抚养比也在逐年上 升,给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然而,人口老龄化趋势势不可挡,老年人数量的急剧上升,与老龄产业的发展现状不相匹配,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迫切期待新鲜、贴近生活的服务或产品的出现。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升,老年人不再单单满足于眼前的生活,他们将目光投向精神生活领域,同时也开始更加关注身边、中国乃至世界形形的变化。互联网为老年人打开了一道通向世界的大门,网络不仅让老人们了解到更加丰富多彩的世界,还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难以相信,坐在家中就可以漫游世界,可以看病就医,可以购买衣服,可以游戏聊天,网上消费顺理成章地成为老人 中时尚的话题[7]。据洛杉矶加州以及和衰老研究中心的研究证实,对于中老年人来说,经常进行网络搜索有助于大脑功能。消费被称作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马车,老年人的 增多,消费额的减少,必然放慢这辆马车前进的速度。而

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手段和工具,正巧迎合了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减轻了人口老龄化给经济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带来的负面影响。

2.2 电子商务模块

如今,跨越时间、空间的电子商务已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使得更多的公司将自己的产品和服务搬上网络,他们作为供给方,希望抓住更多的客户,给公司赚取更多的利润。从电子商务自身的特点分析,它不但减少了买卖双方的成本,还提高了效率。据《第2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网民数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截止2009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3.38亿人,较2008年底增长13.4%[5]。然而人口老龄化也在不断加剧,网民年龄结构的老化成为必然趋势。网络将不再是年轻人独断专行的天下,老年网民的增加将给网络注入新的活力。老年电子商务是电子商务未来发展的方向,也是政府和企业都需要关心的问题。电子商务作为技术因素,被引入到经济发展的浪潮的当中。技术是在经济革命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它不但提高了生产率,还加快了社会进步的步伐。电子商务在老年人中的广泛推广及应用,将会加快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发展的脚步,减轻因老年人消费总额的减少带来的负面影响。

2.3 消费模块

消费模块的内容包含消费需求、消费结构及消费方式。人口老龄化使得老年人数量增加,从而导致老年市场供需失调;同时,电子商务是一种新兴的商务模式,“水泥+鼠标”的模式给越来越多的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8]。如图表 3所示,该模块同时受“人口老龄化”和“电子商务”双因素的影响,进而产生了影响经济增长的新的动力――“老年电子商务”与“老龄产业”。“老年电子商务”与“老龄产业”是在消费结构及需求的影响下蓬勃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新兴商业模式。“老龄产业”是人口老龄化与消费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老年电子商务”是因消费方式的改变、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电子商务的发展而形成的。随着两股新的力量的注入,经济增长的步伐又开始加快;同时,也减少了因老年消费额下降而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弊端。图表 3显示,汇集到经济增长的箭头有4个,其中老年人的增多是抑制经济发展的,而其它的3个则对经济增长有拉动作用。“老年电子商务”的加入为经济增长增添了新的活力,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当3股积极的力量大于一股消极的力量,就促进经济增长;反之,则抑制经济发展。

总之,人口老龄化与电子商务是社会发展中的两股必须面对的热潮,它们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产物。经过研究分析,得出结论:人口老龄化与电子商务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怎样利用好这二者的关系,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如何发展二者结合的新兴产业――老年电子商务,是政府、企业甚至每个人都应思考的问题。

3 对策及建议

面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我们应该利用互联网及电子商务发展的大好时机,发展老年电子商务和老龄产业,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为迎合人口老龄化的电子商务发展,政府、企业和个人应不断努力。应对人口老龄化下的电子商务发展,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3.1 关心老年人,重视人口老龄化

老年人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他们为民族、社会及家庭贡献了毕生精力,我们今天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也包含他们的智慧,凝结着他们的汗水。关心老年人,重视人口老龄化需 要多方的共同努力。对于政府来说,应该利用多种形式,对人口老龄化及其趋势进行宣传,使人们了解老龄化,关爱老年人;对于企业来说,应该从老年人的角度出发,开发并研制符合老年人需要的产品和服务,为老年人生活提供便利;对于个人来说,要发扬尊敬老人的传统美德,从身边的小事出发,设身处地为老年人着想。

3.2 大力发展老龄产业,促进人口老龄化与电子商务的结合

老龄产业之所以被人们亲切地成为“朝阳产业”,因为它是一个在老年人口增多的趋势和人口老龄化加剧的情况下新兴的产业。老年电子商务是人口老龄化与电子商务相结合形成的新兴领域,为老龄产业的研究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政府一方面应加大硬件设施的投资和建设,为老年人上网营造良好的环境;另一方面,制定相关政策及措施,鼓励老年电子商务及相关企业的发展,在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同时,拉动经济增长。

3.3 加大老年教育,为老年电子商务发展奠定基础

教育是基础,没有良好的教育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不可能发展起来。同样道理,老年电子商务要发展,有政府和各个企业的支持还不够,老年教育决不能被忽视[9]。要发展老年教育,就要从以下三方面出发:第一,对老年人进行再教育;第二,开办老年大学,开设电子商务相关课程,培养老年人上网意识;第三,举办上网知识讲座,帮助老年人养成上网习惯。

3.4 制定法律法规,保障老年人权益

老年电子商务机老龄产业的蓬勃发展,使一些问题凸显,如老年人隐私泄露、老年人权益得不到保障等。由此看来,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保障老年人权益迫在眉睫[10]。在制定法律法规的同时,还要以各种形式向全社会进行广泛宣传,使老年人知法,懂得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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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Relation Model of the Aging of Population and Ecommerce

LI Hongxin LI Wei

(School of Ecommerce,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Liaoning 116025, China)

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影响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中国人口规模大，基数大，人口老龄化来势猛，我国“未富先老”的情况必然加重国家的负担。人口老龄化还导致劳动适铃人口比重低，劳动力供应不足，进而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为了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解决好人口老龄化问题，就需要改革与完善社会养老保阵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提倡和鼓励家庭养老，并与发展社区服务相结合;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组织老年自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人口增长过快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为了严格控制人口数量，我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我国的生育率迅速下降;同时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使得人们的死亡率下降和预期寿命提高，从而导致了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转变的必然结果，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标志。

一、人口老龄化的界定及特点

(一)人口老龄化的界定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老龄人口的比重，相对于年轻人口所占的比重而言呈持续增长的趋势;也就是老年人口的比重日益增加的过程。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和生育率的不断下降，我国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及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增加。人口老龄化是指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的价值观进步了，生育观也从强制性的控制生育到自觉控制生育，从而人口出生率急剧下降，青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下降，相应的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人口老龄化是人们生活水平和健康状况提高的体现，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进步的象征，具有历史进步性。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1.我国老年人口基数大，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较快。中国人口规模大，基数大，人口老龄化过程来势猛，老龄人口规模不断增长，使得我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老年人口2000年占世界的2l29%;预计到2050年人口将增加到4.23亿以上，占世界老年人口的22.3%，那时世界每4个老年人中就有一名是中国人。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从国际上看，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由7%翻番到14%，所用的时间，法国为115年，瑞典为85年，前西德和英国为45年，美国预计要用75年，日本预计要用26年，中国预计也将用26年，成为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2.中国人口高龄化显著。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较早地出现了西方国家高度老龄化社会的所有现象，即80岁以上的老龄中后期人口的比重提高得较快。在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中，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总人口，而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又快于老年人口。1950年我国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不足200万，200(〕年达到了1200万，预计到2050年将达到0.88亿。

3.中国将在经济不发达的社会背景下进人人口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的发展具有时滞性。欧美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是伴随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而来的，而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是在人为的条件下，通过全面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使人口出生率、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急剧下降，从而青少年人口所占的比重降低，老年人口所占的比重上升，这是一种刚性的过程。欧美一些老年型人口的国家，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并制定了一系列较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可以说是“先富后老”;而我国进人老年型人口国家时，农村人口占64%，缺乏必要的物质、制度准备，可以说是“未富先老”。

二、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转变的必然结果，是世界各国迟早会出现的人口现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使得人们的生育率下降，死亡率下降和预期寿命提高，从而导致了人口老龄化。上面已经提到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不同于发达国家，它是在人为的条件下实行计划生育形成的，具有刚性特征。人口老龄化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如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大，青年人口的比重就小，影响了人口出生率，减缓人口增长速度，能缓解我国人口过多的压力，同时也有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

在当今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消极影响还不是很明显，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更加严重，老年人口的规模继续增大，在2020年以后，老龄化的弊端就开始暴露，老龄化带来的问题日益突出。

(一)人口老龄化加重了社会养老负担

人口老龄化不仅是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同时老年人口的绝对量也增加，老年抚养系数提高，社会用于退休金、养老保障、医疗保障以及相应的社会福利事业的负担也加重。老年人的养老主要是由社会和家庭承担的。我国城市的老年人口享有退休金和医保，在经济上社会养老负担大于家庭养老负担，但是城市计划生育政策严格，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家庭，是“四二一”家庭结构，即在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中，他们要面对四个老人和一个孩子，这时四个老人中只要有一个生病，便显得十分吃力，如果独生子女夫妻双方面对的四个老人中有两个同时生病，夫妻双方就无暇顾及了;在农村，退休金和医保还没有普及，主要是家庭养老方式，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人口老龄化所导致的年轻人口的比重下降，而年老人口的比重上升，就意味着越来越少的年轻人口要养活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口，老年抚养系数大。

(二)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资源的影响

1.适龄劳动人口下降。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低，劳动力供应不足，而劳动力状况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阻碍经济的发展。但是依据我国现阶段劳动力过多的国情，劳动力数量适当地减少，可以缓解劳动就业压力，缓和失业与下岗问题，但这种趋势长期发展下去，劳动力数量持续减少，迟早会出现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2.劳动人口的高龄化。人口老龄化往往伴随着劳动人口的高龄化，我们习惯上把15一44岁的劳动力视为中青年劳动力，把45一59岁的劳动力视为高龄劳动力。高年龄段的劳动人口技术熟练，但同年轻人相比缺乏进取心，创业精神，思想保守，这样社会的主导精神就会趋向保守，在科学技术竞争日益激烈的现代化社会，容易变得相对落后。

(三)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和经济结构有重要的影响

1.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消费结构是影响经济结构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消费需求影响着生产调整。不同年龄的人口对衣、食、住、行、用的品种、规格、数量、档次的需求各异。如老年人在吃的方面以方便、质软的食品为主，穿、住、用讲究实用和经济实惠。老龄化使得适合老年人的消费需求，尤其是某些专用于老年人的特殊项目趋于增加。社会消费结构和经济结构向老年人倾斜，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医疗保健和劳务服务的需求急剧扩大，出现了一批专门为老年人口生产消费品的行业，以适应老年人的需要。

2.人口老龄化对社会投资内容和投资重点的影响。人口老龄化改变了社会投资的内容和重点，社会需要增加与老年人的需求有关的项目的投资，如养老院、托老所、老年保健中心，老年娱乐中心，减少用于幼儿园和中小学校方面的数量投资，而把重点放在提高质量上。

3.人口老龄化对经济运行的影响。社会上老龄人口的比重上升，使人们开始优虑经济能否良性运行，老年人往往重储蓄，消费倾向和投资意向趋于保守，从而可能削弱社会的经济活力。

此外，人口老龄化如果越来越严重，就意味着人口再生产转向静止型甚至是缩减型，使人口的发展出现不可持续性。因此，应及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使人口年龄结构趋于合理。

三、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思路与对策

(一)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实现合理的人口年龄结构

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是在人为的条件下，通过全面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使人口出生率、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急剧下降的条件下出现的，因此，调整生育政策是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源。如果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继续实行，生育水平继续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这样人口老龄化过程会更加迅速，并将在本世纪30年代进人高度老龄化社会。为了平稳地把人口年龄构成调整得比较合理，现在就要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调整。调整政策时一定要慎重，否则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得到一定缓解，人口迅速增加对资源环境的破坏又突显出来，就得不偿失了。

(二)改革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老年保障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受保障的人数和规模都迅速增加。但是养老保障存在很严重的城乡差异，一方面在城市中的老人退休金不断上涨;另一方面享受退休金的面却很窄，乡村95%的老年人口不能享受退休金待遇。因此要逐步扩大老年社会保障范围，使更多的老年人口在离开工作和劳动岗位后享有一定份额的退休金，使他们的经济生活有可靠的社会保障，这是社会的责任，也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象征。

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关系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社会的一项基本制度，它虽然经过了20多年的改革，但是还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应继续努力，致力于建设全民全社会健康医疗保险制度。

(三)提倡家庭养老与发展社区服务相结合

1.继续提倡家庭养老。在我国，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的“时间差”的影响，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建立起适应老龄化发展需要的全方位的社会供养体系，因此，应继续提倡家庭子女供养老人。另外，即使老年人经济上有了保障，但也未必能适应随着身体老化带来的心理老化和精神老化，还需要子女的关心和照顾。尊老、敬老、养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

2.发展社区养老服务。社区通常是指以一定的地理区域为基础的具有一定的共同利益、共同心理因素和一定的内在凝聚力的社会群体，生活在一个社区内的人具有比较密切的社会交往关系以及相近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规范。老年人口的健康、医疗、交往、文化生活等超越了家庭的界限，同时老年人又行动不便，因此，社区是他们活动最多的场所。实践表明，加强社区建设和发挥社区功能对老年人的生活有很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