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无常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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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无常的原因范文第1篇
现代气候变化问题是指由于人类大量排放温室气体引起地球平均气温升高所造成的可能危害，如地球生态系统的改变、海平面上升、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频发、生物多样性减少等。过去150多年里，大气中的温室气体随着工业化的扩张而增加，1901年以来，世界平均气温上升了0.74℃。从1978年开始可以获得的卫星数据表明，北冰洋冰层的年均厚度正以每十年近3%的速度消融，夏季减少更快，超过7%。北极冰冠的体积已不足50年前的一半。在这段时期内，北极地区的平均气温上升了大约7℃。面对严峻的形势，如何抑制全球变暖趋势，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已成为一个迫切的政治议题。但正如吉登斯所言，在治理气候变化问题中存在“吉登斯悖论”①现象，我们称之为“青蛙效应”，意即全球变暖带来的危险尽管听起来很可怕，但它们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可见的，因此许多人会袖手旁观，不会对它们有任何实际的举动。等到灾难来临时，人类再想应对它，为时已晚。这就是为什么对于许多公民来说，气候变化是一个“想后”的议题，而不是一个“思前”议题的原因。有关态度调查表明，大多数公众认可全球变暖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但只有少数人愿意为此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在精英当中，气候变化“屈尊”成为一种姿态政治——韬略听起来宏伟壮阔，但内容空洞。②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和公民都不会采取实质性的行动来抑制全球变暖趋势。③气候变化风险的间接性、不可见性使得有些国家只关注于当前利益的获取，忽视气候变化带给未来的风险。短视和冷漠使得有些公民、国家认可全球变暖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但却只有少数人愿意因此而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少数国家原意承担责任、采取措施治理气候变化问题。短视和冷漠也加重了气候变化带来的环境不公。
一、“吉登斯困境”与环境正义
环境正义是指人人都应享有清洁环境之益而不受不利环境之害的权利，也有保护和促进环境改善的义务，主张权、责、利相对称。④它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方面，所有人公平地享受环境权利，公平地承担保护环境的责任，代内之间是这样，代际之间更应该如此；第二，在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方面，所有人在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的同时，承担补偿自然的责任，以实现利用和保护的平衡。环境公平分为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两大类，代内公平又分为国际公平、区域公平、阶层和群体公平。⑤气候变化是实实在在的、危险的，引起气候变化的是人类活动。随着工业生产的扩大、经济的发展，人类社会向大气中排放的温室气体日益增多，气候变化问题越来越严重。温室气体排放的无国界性、全球性使得气候变化问题不断地生产环境不公，例如温室气体排放国与风险受害国、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存在的环境不公问题使得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日益复杂。
（一）气候变化的代内环境正义问题
代内环境公平是指同代人之间同等享有清洁环境之益而不受不利环境之害的权利，也有保护和促进环境改善的义务，强调同代人之间的社会公平。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不管是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发达国家，还是正在工业化道路上前进的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向大气中排放工业废气，理应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承担相应的责任，避免“吉登斯悖论”现象的出现。然而有些温室气体排放国尽管已经意识到气候变化的风险，但他们同样不愿意采取实质性的措施，因为他们认为气候变化的风险对于他们而言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可见的。但事实上这种行为与思想会导致全球范围代内环境不公问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国家层面的代内环境不公问题。温室气体排放国在发展本国经济、加快本国工业化进程中大量排放工业废气，成为气候变化问题的主要加害者。温室气体排放过多将导致全球变暖，影响气候变化，并且这种风险具有无国界性，也即气候变化具有全球性，危害则由全球社会共同承担。温室气体排放国正是利用气候变化的无国界性，将气候变化的风险分摊给全世界，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得这些国家抱有侥幸心理，认为风险对于自身而言是无形的、间接的、不可见的，于是他们就以此为借口放弃采取措施治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从而出现“吉登斯悖论”现象。这种将风险分摊的现象尤以某些发达国家最为明显，发达国家将某些排放工业废气严重的企业转移至欠发达地区，转移局部气候变化风险。风险分摊的做法对其他未过多排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放温室气体的国家和地区而言，存在显著的社会不公平，构成国际社会的代内环境正义问题。一国为追求本国经济利益，在工业化进程中损害其他国家享有环境之益的权利，拒绝承担环境之害的义务，这种以本国为中心的经济发展观是导致全球环境不公问题出现的重要原因，同时这种全球代内环境不公问题又成为“吉登斯悖论”现象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公民个人层面的代内环境不公问题。对于大多数公民而言，气候变化是一个“想后”的议题，而不是一个“思前”的议题，也即关于气候变化问题，公民关注的是气候变化风险发生后应该如何解决，而不是在风险发生之前如何来预防，这也是为什么国际社会提出治理气候变化问题的“预防原则”。为什么公民缺乏气候变化的预防意识？尽管公民认识到气候变化存在的风险，但绝大多数人并未采取实际行动来改变他们的日常习惯，以减轻这场浩劫。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很多的行为如驾车、乘飞机、乱砍乱伐等都将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或是降低环境吸收CO2的能力。或许就因为每一个公民的这种行为对于整个地球而言微乎其微，但是每一个公民个体的行为作为社会行为的一部分，终将汇合成为影响气候变化的一股重要力量。公民致力于关 注自身利益的满足，将个人行为会带来的风险转移给整个人类承受，在每个个体看来，气候变化的风险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可见的，因为风险很少只针对个体发生，通常受害者是一个群体。错误观念的导向下公民的行为造就了某种程度的代内环境不公问题。
（二）气候变化的代际环境正义问题
代际环境正义是指当代与后代人在利用环境资源问题上保持恰当的比例，既不能为了当代人的利益过度利用自然而使后代人无资源可用，破坏甚至毁坏他们的生存基础，也不能为了子孙后代的需要而使当代人生活在贫困中。①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无论是作为公民的个人还是国家，在面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问题时总是更多地倾向于发展经济，甚至通过过度地开发利用资源、排放废气污染物等途径来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当代人在满足生活需要的基础上，忽视后代人利用资源和享受环境的权利。同时当代人在社会生产活动中大量排放工业废气，但却不采取解决措施改善大气质量，将大气污染、气候变化的风险转嫁给后代人承担，也称为风险继承，使后代人承担未能获得相应收益的社会成本，造成环境代际的不公平。气候变化是地球上人为温室气体排放长期累积的结果，而其影响也将是代际传递的，因此会产生环境不公的代际传递。②气候变化的长期性使得人类在排放温室气体的时候很少考虑到气候变化将给未来产生的各种风险，人类将风险留给后代人，自己享受发展的成果，将后代人置于一种不公平的状态，正因为如此，当代人认为风险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可见的，他们总在避免承担治理气候变化问题的责任，不愿采取行动改善气候状况。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他们在排放温室气体的过程中实际上也是一个酝酿代际环境不公问题的过程。环境不公是现代社会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解决气候问题引发的环境不公问题，必须不断推进和深化气候变化议题的政治化进程。
二、气候变化议题的政治化
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克服“吉登斯悖论”，就一定要让言语变成行动，发展出能有效治理气候变化的政治。吉登斯认为气候变化的政治化应该有两个阶段：目前正处于第一阶段，即将该议题纳入政治议程，而第二阶段必须将气候变化政治化深植于我们的制度和公民的日常关切之中。①
（一）气候变化问题进入政治议程
气候变化问题的政治化有一个过程。1960年代中期，美国等一些国家的科学家向政府提出报告：二氧化碳将导致全球气候变暖，1970年代初，科学家开展一系列气候问题研究，呼吁对未来气候变化的威胁予以重视，这一时期主要是科学家致力于将气候变化问题纳入政治议程，希望政府予以重视。1985年在奥地利的菲拉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赫（Villach）召开的“评估CO2及其他温室气体对气候变化及有关影响”的国际会议，就经济、社会和科技等方面的政策选择进行深入研究，呼吁政府在决策上加以重视。在1988年召开的多伦多会议上，气候问题已经正式成为一项国际政治议程，有来自48个国家的300多名科学家、政治家以及联合国组织、其他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指出，全球变暖所造成的最终后果可能仅次于核战争。多伦多会议后，政治家不能不对于日益增长的公众关注和科学上的共识作出一系列反应。这些反应包括：建立“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为决策者提供气候变化科学背景和政策建议的评估报告；频繁召开国际会议，高层政治家纷纷发表声明，表达为控制和减缓气候变化采取对策的政治意愿；提出限制CO2排放的目标，等等。这些努力导致了1990年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开始，并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正式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至此，气候变化问题已经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或环境问题，而成为一个轰轰烈烈的全球性问题，一个涉及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异常错综复杂的综合性社会问题。②气候变化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逐步纳入政治议程，这是气候变化政治化的第一阶段。将气候变化纳入政治议程，实际上也就是将气候变化的风险纳入政治议程、使其进入公众视野，即随着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地关注和讨论气候变化问题，气候变化风险将逐步地被更多的公民、组织、社会团体、国家认识和了解。风险公开化有助于人们更深切地体会到气候变化风险带来的恐慌，改变原有的“气候变化风险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具体的”观念，时刻认识到气候变化风险的严重性，自觉改变日常行为习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风险公开化有助于减轻环境不公，欠发达地区的公民和政府将形成利益同盟，要求温室气体排放者承担起相应的责任、督促国家和个人减少导致气候变暖的各种行为，从而维护自身利益，改变处于环境不公平的状态；温室气体排放者将逐渐意识到“短视行为”和“以本国为中心”等观念的错误性，在发展的同时关注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从而避免自身遭受更为严重的气候变化风险。进入政治议程，气候变化不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环境问题，还是一个国家发展中的政治和政策问题，这使得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和广大公民的努力。但是目前很多国际会议还仅限于提出气候变化问题，国际社会未能就这一问题的真正解决达成一致意见。
（二）将气候变化深植于制度和公民的日常生活
气候变化的政治化要求国家和政府成为重要的活动者，因此吉登斯认为第二阶段就是要将气候变化深植于制度和公民的日常生活中。将气候变化深植于制度主要是指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应该依靠国内政策和国际政策。在国家内部，为实现气候变化的政治化，将气候变化深植于制度，政府应注意以下两点：第一，政府应该树立一种长远眼光和战略视野，必须有某种进一步的改革和创新的“计划”①，即制定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战略性政策方案，将气候变化与政治联合并稳定于政府活动中。具备长远眼光和战略视野的“计划”可以使政府宏观把握、约束国内各行业、各地区、各社会团体等主体之间的行为，通过平衡各方利益，有节制的利用资源实现环境不公问题的解决，促进环境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第二，政府应该注意保持有关气候变化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平衡各党派之间、社会团体之间 以及各行业之间利益，维持政策稳定执行，打造某种类型的跨党派框架以推进放眼长远的政治。气候变化的无国界性、全球性使得仅有国家内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部治理温室气体排放的措施还不足以解决问题，加强国际合作，制定大部分国家都认可的国际政策才能保障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成功治理。尽管目前气候变化已经纳入国际政治议程，但是国际合作存在难度大、进展慢、效率低等问题，国际社会并没有采取实质性的措施治理全球气候变化，2009年12月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最终以一纸不具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收场，国际合作难度大。国际合作的困难主要在于以下三点：第一，气候变化问题涉及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各国谋求各自利益，存在国际性的环境不公问题，无法实现彼此真正的合作；第二，气候变化对各国威胁的程度不同，对多数国家而言，气候问题还没有形成现实、直接、明确、迫切的威胁；第三，在责、权、利关系上也存在极大的不确定和不平衡。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中各国的责、权、利关系不确定和不平衡使得各国通常不愿主动承担责任。环境正义要求人们在环境权益上实现责、权、利的平等，环境权益分配不公使得各国在气候变化领域内的责、权、利关系更加的不明确，国际合作将更加的困难。
但是，合作共赢是国际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因此，国际合作更应该具备长远眼光和战略视野，将气候变化融入国际事务；保持国际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统筹各国行为，避免部分国家将气候变化的风险转移或是将风险继承，减少环境正义问题的出现，实现国家在平等地位上的合作，同时政策稳定有利于各国更好地适应和持续实施气候变化政策。哥本哈根会议虽然失败了，但它所制造的政治动能将推动建立起一套新的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全球治理制度。这是今后国际合作发展的方向：建立全球化的政策制定标杆；推进新国际制度的创建，建立起具有全球公信力的多边机制并赋予其一套有法律强制力的监管措施等等。②国际合作应该朝着制度化方向发展，形成国与国之间的约束力，重要的是保证治理制度的公平正义性。只有在避免环境正义问题的出现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国与国之间真正的合作。
气候变化政治化的第二阶段还要求将气候变化深植于公民的日常生活中，推出新的双边行动和协作形式。要想有能力减缓气候变化，社会的所有成员必须参与进来，“吉登斯悖论”的解开也有赖于提倡、促进每个公民积极参与到改变日常不良行为习惯的行动中来，而不仅仅依靠恐惧使公民行动。建立多边协作机制和多元治理模式，将气候变化深入公民的日常生活，提高公民环境保护意识和维护环境权、生存权等权利意识；将治理气候变化发展成为一种政治意识和政治文化，指导公民的日常生活和行为习惯。如果公民能意识到全球气候变化的风险是直接的、有形的、可见的，威胁气候的行为总会以某种形式反过来威胁人类社会，而每一个公民终将不能避免风险的危害，“吉登斯悖论”将失去成立的前提，公民将改变自身的日常行为规范，积极主动的采取措施保护环境，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如公民可能减少每周驾驶SUV的次数，减少私家车辆的行驶路程等等，这将平衡公民之间、公民与后代人之间的权益，缓解环境正义问题。如果公民能够意识到其他地方、其他人群的排放温室气体的行为将最终使风险危害自身，意识到环境正义问题的存在，自身正在承受着因他人行为而造成的环境污染的时候，公民将产生反抗倾向，形成利益群体共同维护自身的环境权、生存权等等，要求建立治理气候变化机制，督促其他群体采取措施改善气候状况、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从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发挥公民社会的能量，动员个人行动，建立多元治理、多层治理模式是气候变化的政治化的一个方向，也是有效治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方式。
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亟待国际社会、国家内部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治理。尽管气候变化风险给人类带来可怕的后果，如印尼海啸造成导致约25万人丧生，很多人不会对它们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而是袖手旁观，以致出现“吉登斯悖论”现象。气候变化的政治必须处理“吉登斯悖论”，促进治理行为得到真正有效的实施，将气候变化纳入政治议程，并将其深植于制度和公民的日常生活之中。
气候变化无常的原因范文第2篇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负责调查该事件的科学家对这里海水发生的各种变化，进行了细微周密的调查。原来，在这片冷水性的海域里，近些日子来出现了一股活跃的暖流——厄尔尼诺。暖流突然涌来，使海水的温度一下子升高了3—6℃。习惯在冷水中生活的鳀鱼开始生病，不久便大量死去。鳀鱼的可悲命运，使海鸟也跟着遭了殃，大批大批地饿死在海滩上。
更奇怪的是，在秘鲁发生鱼灾的同时，世界各地的气候也都发生了异常：亚洲很多地区久旱无雨，天气干燥，毒辣的阳光炙烤着大地；欧洲和美洲的一些地区却暴雨成灾……
气候为什么会“发疯”？人们纷纷推测其中的原因。
有人说，那两年太阳黑子活动频繁，引起了地球上天气系统的变化；也有人说，地球上火山活动增多，在空中形成了火山灰层，火山灰层又变成许多奇特的云彩，在地球上空飘动，经久不散，影响了气候变化；还有人推断，是因为地球自转的年际速度不均造成的……
这些推测各有各的道理，但总让人觉得尚未找准影响气候变化的真正原因。
就在生物学家锁定秘鲁渔灾的“元凶”的同时，研究天气异常的科学家也把注意力转向那股不寻常的暖流上。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他们越发深信不疑，全球气候变坏，就与这股暖流有关。
真的是厄尔尼诺引起的气候“发疯”吗？人们打开历史的卷宗，真相马上大白了[。]在档案里，气候异常的年份都记载在册，厄尔尼诺出没活动的年份也记录在案[。]以前人们没有研究过它们之间的关系，现在才发现，它们常常先后出现，配合得极为默契。
一股太平洋东部的赤道暖流，为什么能破坏大气环流的正常工作，影响气候的变化呢？
原来，浩瀚的大海是地球上温度和湿度的调节器[。]天气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大气受热不均匀，而海洋会不断向大气提供热量，海洋的温度升高了，它提供给大气的热量就多；海洋的温度下降，供给大气的热量就少[。]海洋面积巨大无比，而它对热的容量又比空气大得多（假如1立方厘米的海水降温1℃，放出的热量足以使3000立方厘米的大气温度升高1℃）。同时海水是流体，海面的热可以传到深层，使厚厚的海水都能贮存热量[。]如果全球海洋里100米以上的表层海水都降温1℃，放出的热量足以使整个地球的大气增温6℃。
因此，秘鲁海域海水增温对大气环流的作用不容小觑[。]太平洋东部和中部的热带海洋，对地球大气的影响就更加明显[。]它不仅能影响附近的天气，通过大气环流，还会影响到遥远的地方，遍及地球的各处[。]厄尔尼诺，这股小小的赤道暖流，竟能牵动大气舞台的风云变幻，真令人不安！
气候“发疯”的原因终于找到了，那么如果人们能在厄尔尼诺暖流将要出现时，预先向全世界发出警报，提前做好准备，减轻气候突变带来的危害，该有多好！可厄尔尼诺是一股出没无常、行踪不定的海流，人们只知道它大约每隔几年出现一次，并不知道它出现的确切时间。
气候变化无常的原因范文第3篇
气候是一段长时期的大气状况。由于时间跨度大，所以气候反映的大气状况不同于天气。天气主要指的是一次天气过程，如一次降水天气或一次冷空气活动等。气候则是许多次天气过程的综合表现，一般用降水量或温度等气象要素的统计值表现出来。
气候变化就是这些统计值的变化。在地球大气的历史里，曾出现过几次很大的气候变化。根据地质资料和生物化石的差别，可以判断，温暖时期约占大气历史的90%。温暖时期的气候是十分温暖的。在那时地球上不存在冰雪，甚至在冬季也看不到冰雪。在这样的时期里夏季也不太热。这种情况，使人们想起《圣经》里所描写的“伊甸园”。是适宜生物生长的时期。身躯庞大的恐龙就是生存在这样的时期里。
但是在漫长的温暖时期里却了几次大冰河期。在大冰河期的极盛时期，过去的温带这时已变成了银装素裹的冰雪世界。冰河时期虽然比温暖时期短暂得多，但过去曾出现的大冰期也有几千万年的时间长度。
大约在过去200～300万年前，地球上出现了一次新的大冰期，叫第四纪大冰期。大冰期的到来对生物界是一次空前的大劫难。很多不能适应寒冷冬季的物种灭绝了，少数能存活下来的物种则增强了抗寒性能，演变成新的物种。
真可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冰河时期与温暖期的生物品种很不相同，遗留下的生物化石也不相同。人们正是根据化石的差异和冰雪与洪水等物理过程留下的遗迹，才得以知道这两种冷热绝然不同的时期是交替轮流出现的。这就构成了万年以上气候变化的主要图景。
应当指出，在冰河期与温暖期的气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各自也包括多次显著的气候变化，只是变化的幅度比冰河期与温暖期的差别要小一些。如在一次大冰期中就有多次回暖，这种回暖期被叫做间冰期。间冰期之间则是冰盛的亚冰期或副冰期。
学术界一般习惯于指出，大约在一万多年前最后一次冰河期消失。近一万多年就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时代，属于冰后期。在这里存在着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在冰后期之前消失的这次冰河期，究竟能否算是“最后一个”？看起来，还不能这样说，很多学者都认为第四纪大冰期并未结束，结束的只是大冰期中的一个盛冰期，以后还有新的盛冰期的到来。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因为：
第一，过去几次大冰期的长度达到几千万年，而第四纪大冰期至今不过两、三百万年，说它已经结束，理由未免不足。
其二，现在并不温暖，同冬天全球无冰雪的温暖期相比，现在还是寒冷的。
第三，就大冰期的形成原因来说，现在还仍然存在。
关于大冰期形成的原因有许多学说。其中最有物理意义的是海陆的分布。
在20世纪初提出大陆漂移学说，他认为大陆是在移动的。这一学说后来又为其它许多学说所证实，已经成为地学界的理论基础。到了现代利用卫星定位技术，已经能准确测定各块陆地和岛屿每年移动的方向与速度，大约移速每年可达1～4厘米。这个速度对我们有生之年的确微不足道。但是对几千万年说来，距离就大得足以惊人。每年1厘米，1亿年就是1000公里。浩瀚的大西洋就是两亿年前因美洲与欧、亚、非洲走向不同，因而分开和出现的。
因此，人们认为，当大陆挡住了洋流南北交汇之时，北方就得不到足够的热量，便会冷却结冰，是形成大冰期的原因。根据这个理论我们看看现在的地球。
现在的南极是一块大陆，温暖的洋流自然无法达到。所以这里成为全球最大的冰雪世界。在北极，虽然是一片大海，但大部分已被大陆包围。只有大西洋的洋流可以进去，但数量有限。所以这里也成为冰雪世界。这也许就是第四纪大冰期形成的地理条件。
这样的海陆分布在短期内是不会消失的。这就是第四纪大冰期没有结束的理论解释。有些科学家主张气候变冷的根据就是大冰期尚未结束，另一个盛冰期即将到来。但是要谈论冰期，都是上万年的事，误差也会上万年，他们的预言是否属实，要等几万年之后才能证实。
冰后期的10000多年里虽然气候变化的幅度减少了，但仍然存在着显著的变化。在这一时期里由于人类已经进入文化时代，所以可以通过考古发现的文物推断出当时的气候特点。特别是在有了文字之后，又多了文字的记载，人们对当时气候的认识更清楚了。
大约在3000年到7000年之前的一段时期，地球是非常温暖潮湿的。西安半坡村遗址是6000之前的遗物，安阳殷墟是3000多年前殷商的首都，以后又出现了夏朝首都王城岗遗址等等，都证明了那时的暖湿气候。在这些遗址里发现竹鼠、水牛等亚热带动物的骨骼，特别是在殷墟发现许多野象的遗骨，一片甲骨文中还记载打猎时捕获的一头野象，说明当时河南北部有不少野象生存。王城岗与殷墟有不少用大蚌做的用具，而这样的大蚌现在只能在长江流域生存。这些发现证明了那时黄河流域的气候同现在的长江流域相近。
历史记载，夏禹治水之前洪水泛滥成灾，说明那时雨水很多。应当提到的是，在夏禹的时代黄河下游是地势低洼的平原地区，即使常年不下雨也是洪水四溢的。夏禹治水是为了在低洼地区开辟农田，这同后来防洪抗旱是不同的。
在历史上也出现过比现代更冷、更旱的时期。例如南北朝时代就比现在寒冷很多，竺可桢比较了《齐民要术》的记载与现代生物开花、结实的具体时间，发现那时比现在要迟约1个月。那时黄河中下游的气候同现在的北京差不多。近500年也是一个寒冷时期，这是世界性的，国际学术界称之为“小冰期”。
到了近500年之内，各地的地方志就更为普及与详细了。全国有10000多种地方志，从中可以查到各地每年的气候与年景，以此作为基础，在中央气象局研究所的主持下，在20世纪70年代绘制了500年旱涝等级图集，这是世界上年代最长的气候图集，在当前国内外得到普遍的应用。
根据500年资料，500年中最严重的旱灾是崇祯末年的连年大旱。在5级旱涝等级中，5级是10年一遇的大旱，但5级不是平均分布在各个时期的，而是集中在干旱的时段里。在1637年到1641年的5年里，华北地区有5年的平均等级值都超过4级或接近5级。李自成的起义就是发生在连年大旱，人们无以为生的情况下。
1823年（道光三年）的大涝，给清王朝极大的打击。这年的大涝在京城所在的直隶（今京津冀）与全国粮仓的长江三角洲尤其严重。两地不但“平地行舟”，而且经过大臣们的多次考察，直到年末，洪水仍淹没大片土地。这在20世纪未曾出现过。
进入20世纪，不但全国已经建立了一些观测网点，报刊上也常常刊登关于灾情的调查报告。从这时开始，气候的描写才可能更为准确与定量化。
在过去100年里，气候主要可归纳为两个特点。一个是两次明显升温，另一个是降水呈现波动性变化。
第一次升温大约从19世纪的末期开始，全球，也包括中国的气温明显上升，30年代到40年代是气温的最高期。正是在这个时期，世界大战与其它战争频频发生，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战争上，这次升温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过多关注。
第二次升温到20世纪的80年代就很明显了。90年代更达到了温度的最高期。在我国升温最多的是我国北方，全世界也是在高纬度地区升温比低纬度地区升温明显。在其它各地升温较少，有些地区（如我国长江流域一带），甚至还有降温。
由于高纬度地区升温多，这就使得南北温度差异减小了。这与大气运动与温度分布不均匀有密切关系。温度差别越大，引起的气流也越强。现在南北温差减小了，自然也就引起气流减弱，从大洋输入大陆的水汽也就减少了。加上升温又引起蒸发加强，所以有的科学家预测在人口稠密的中纬度地区有干旱化的可能。
由于气温升高，气候带向高纬度方向移动，有些不能适应新的气候的物种因此灭绝。气温升高，也影响到海水升温膨胀，大陆的冰雪融化，也使海平面上升。海岸带是全球经济最发达的地带，海水上升和入侵使这一地带受到淹没和风暴潮等海洋灾害的影响加强了。
因此，全球升温被看作是引发许多灾害的祸根，得到科学界高度重视，各种国际科研协作纷纷展开。不少国家元首和政要也纷纷发表声明，许多国际会议和政府间的协作也接连出台，表现了人们对气候与气候变化从未有过的关心。
近百年降水呈现波动性变化，但旱涝灾害却显著加剧了。在20世纪里，我国出现过3次长江流域特大水灾，这就是1931年、1954年和1998年。这三次大水并不是“南涝北旱”，而是全国性多雨，1998年在松花江还出现特大洪水。但是，给人们印象最深的还是干旱。从1965年开始，华北就进入了干旱期。虽然其中有几年雨水较多，但却未能改变干旱趋势。
现代气候变化与趋势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世纪下半叶开始，一个新的灾害高发期出现。以全球增温为代表的气候变化使人类首次认识到，在现代的气候灾害中有人类的影响，而且影响越来越大。这样，就使得气候从一个自然问题转变成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影响的问题。在这个转变中出现了两个全新的概念。
第一个概念是气候资源。这个概念把气候同经济活动结合起来，使气候获得了重大价值。气候灾害实质上就是气候资源的反面，气候灾害从反面证实了气候资源的重大意义。
气候变化因此就成了气候资源的变化，它不只影响生产的环境，而是影响生产所需的原料与能源，降水是最先成为资源的一种气候要素。太阳能与风能在现代已经变成重要的能源。无污染的空气与淡水现在也变成了重要资源。气候变化影响到这些资源的变化，因而出现了新的内容。
第二个变化是气候系统概念的提出。所谓气候系统，按世界气象组织的定义，是一个包括大气、海洋、大陆、冰雪与生物圈在内的庞大系统。气候变化引起系统内成员的变化，也即引起全球变化。其他成员的变化也会引起气候变化。人们砍伐植被早就成为影响气候变化的重要环节。人类熟知的厄尔尼诺也是赤道太平洋海温的变化影响气候变化的例子。
然而，系统内却没有提到人类。应当说，人类已经是气候变化的重要原因。特别是，人类的影响是一个新的因子，由于这个新的因子的出现，就打破了原有各个因子之间的平衡关系，所以其后果尤为严重。
国际科学界研究的结果，认为大气中温室效应的增强是全球增温的导因。温室效应是大气原有的物理性质，正是它的存在，使得气温能够平衡在一定的水平上。但人类在生产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增强了温室效应的影响，因而破坏了原有的平衡，引发了全球增温的趋势，这个趋势不是自然趋势，不会通过自然界内部的自我调世界秘书网版权所有,节机制而消失，因而更值得注意。
这两个新的概念性变化，使得气候变化具有很大的经济意义与全球意义，也使人们对气候的认识从一种自然现象转变到人类与自然界庞大系统的总体认识。如果说，过去主要是人类如何适应气候的问题，现在就成了人类如何调节自己的行为方式，合理地处理同地球各大圈层之间的关系，使得各种间接与直接的影响相互抵消，达到保护原有的平衡状态的目的。
但是人类是要发展的，发展是永无终止的过程。那么，在发展中如果是产生和加强的影响互相抵消，就成为发展的一个基本原理，而要达到这一点，就不能不对未来生产与生活方式做出全面的设计与管理。
过去，我们把气候作为一种纯自然现象，认为没有必要把它与人类的发展方式相联系，而现在却已经到了非联系起来不可的时候了。我们的一切科学技术也必须与之适应。
在气候资源中，变率最大而影响最为显著的是降水的变化。在西亚甚至还出现水比油更贵的情况。我国古代华北地区就已有“春雨贵如油”的谚语，说明我国是感悟降水的资源性质最早的国家之一。
大陆上的一切水资源都来自降水。水资源实质上就是气候资源的衍生物。但是，反思过去，我们就会发现，正是人类自己作了许多恶化水资源的事。这也许就是现代水荒形成的重要原因。
事件之一是砍伐森林。在工业时代之前，树木是人类的惟一能源，又是最主要的建筑材料。更有甚者，生态繁荣的土地正是人类生活与生产最适宜的土地。于是，又产生了植被与人类之间最严酷的土地之争。其结果，人类胜利了，植被与在其中的生物则遭灭绝之灾。
然而，森林植被又是土壤最有力的保护者。失去了植被的保护，土壤就会沙化，或发生严重的水土流失。这就是环境退化的重要原因。
土壤能含蓄大量雨水，据研究，1米深的土层至少可涵蓄100毫米的降水量。失去了这个巨大的土壤水库，就是加剧干旱气候的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样，植被破坏形成了一个灾害链，而灾害链的终端正是人类自己。
另外，随着工业化，世界出现声势浩大的城市化过程。在市区，1平方公里的面积上聚居着几万人口。即使降水量多达1000毫米以上，人均也不过几十立方米。何况这些雨水经过污染与流失，几乎难以再利用。
因此，维持一个城市的存在，必须大量从外地调水，而从外地调水最方便的就是河水，即水文学中所称的径流。径流只是雨水中的一小部分。在华北这样降水不多的地区，径流只占降水量中的约20%，而在干旱年份，甚至出现河流断流的情况。换言之，人们放弃了对全部降水量的利用，而集中使用风险极大的这20%的水量，这哪能不出现水荒。
上面只是重点谈到水的问题，其他问题何尝不是这样？例如，全球增温使温度也出现了很大异常。在过去，我们很少知道热害，而现在热害却变成了经常的现象。与北京同纬度的西班牙出现过50℃的高温。北京北面的避暑胜地，清代皇室的“避暑山庄”所在的承德，也出现43℃以上的高温，伦敦、哈尔滨等地也接连出现罕见的高温。在这样的情况下，北京出现45℃以上的高温就成为完全可能的威胁。
人们战胜低温是有办法的。但面对高温惟一可依靠的是空调机。所以每到高温期就是耗电的高峰期。但是耗费大量能量所得的并不是真正的凉爽，而是“以邻为壑”，即把室内的热量转移到室外，使路上行人更感炎热。
由此可见，气候问题自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已经同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自然界的保护问题融合成一个问题。如果说，以前人类对于气候的主要态度是如何适应它，那么现在就应当转变成如何规划和管理好各种生产与生活行为，争取在发展中保护好自然界，使之维持适宜的气候。这就是所谓可持续发展。
对此，国际科技组织作了大量工作，从1972年联合国环境大会开始，接连召开了粮食、水等为主题的一系列大会。各次大会几乎得到一个共同的结论。气候是最不稳定、最敏感、影响面最广和最直接的环境因子。从此，气候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为人们密切关注。
20世纪的最后十年被定为“联合国减灾十年”，这是人类对减灾所作的第一次努力，然而在这个十年之末与随后几年，气候灾害并未减少，反而更为严重。由此可见，气候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为此，人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与长期的努力。
孔子在《中庸》一书中指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生态系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在一定的环境之下，各个物种虽然规律不同，但却相互依赖，相互支持，形成物质与能量的良性循环，既达到了各个物种的繁荣发展，又优化了环境与资源。
但是人类发展所走的并不是这一条路。各生产部门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前提下各自发展，争夺有限的资源，不顾自然界的承受能力，因而各业之间并不是“不相害”的，个人所行之道并不是“不相悖”的。正是这种无序的竞争，使资源浪费，危机迭出。重温孔子的哲理，再看看生态系统之中的良性循环，使人类不能不有所醒悟。
生态循环所产生的物质资源满足不了人类发展的需要，这正是人类发展越出生态循环的轨道，产生资源与环境危机的原因。但人类完全可以按生态循环的原理，把现代生产与生活建成良性循环的系统。这就要求人们按孔子所提出的使各种生产与生活过程（小德、小规律性），服从相互协调（大德、大规律性）的需要。如果这样，气候资源也会多得使人用之不尽，各种废弃物也将转变成再生资源。永远循环利用，不会造成污染与环境退化的恶果。
这种情形，在不少先进地方，可以说已经实现了，也预示在全球的实现有光明的前景。
以色列是一个土地面积只有1万多平方公里，人口只有400多万的小国。60%以上的国土的年降水量不到200毫米，但农产品自给率却达到95%，还有高达12亿元的农产品出口。其方法就是千方百计扩大水资源利用，包括废水净化，海水淡化，全国统一按严格的用水指标，进行水量分配，做到了“小德川流，大德化育”，所以尽管气候十分干旱，却并不受缺水的约束而停止发展的步伐。
我国的黄河流域，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几乎年年断流，然而在十分干旱的2000年却并不断流。奇迹是如何创造的呢？据媒体介绍是“黄河中上游的有关部门在各自遭受特大干旱的情况下，克服种种困难，认真执行黄河水利委员会的水资源调度指令，及时加大泄水量”。原来多年来愈演愈烈的黄河断流是各种能够克服的“困难”引起的。塔里木河、黑河也多年断流，同样按照此方法，调节用水，恢复了流水。
至于在生产上只干旱之中夺丰收的奇迹，更是层出不穷，其中有许多。是在并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做了改进，却把一个地区从贫穷引向了富裕。晋中平原的垄盖沟种，渭北高原的以肥促水，黄淮海平原的林粮间作等等都是著名的例子。
在甘肃定西地区，有采用黄土高原引雨水入水窖的传统，但是在扩大了应用规模，而且采用了滴灌后，终于摆脱了贫困，甚至干旱之年获得了丰收。
气候变化无常的原因范文第4篇
关 键 字：气候变化 农牧过渡带 历史时期
一，序言
我国北方农牧过渡带是历史时期比较活跃的一个地理现象，它不光反映了中原汉族农民与北方少数民族游牧民活动地域的交互变化，也反映 经济 生活方式以及文化形态在地域组合上的迁移。如果从其形成的 自然 条件而言，牧业和农业本身是依据气候条件差异而形成的，是半湿润地区向干旱过渡地带所背靠的自然条件在社会经济生活上的反映。因此气候变化自然会在农牧过渡带迁移上有所表现。从土地利用和覆盖的角度来看，农牧过渡带的变迁实际上也就是气候过渡地带的土地利用变化，最能反应气候变化驱动下的土地利用变化。
关于 中国 历史时期农牧过渡带具体位置的变化，已经有过一些 研究 ， 文献 [3]中也试图从农牧过渡带变化与气候变化的比较，探讨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但 目前 的研究仅限于现象之间的比较，还缺少从农牧过渡带变迁和气候变化影响的细节来说明其间的相互关系。农牧过渡带毕竟是自然和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的后果，多种因素变化均可导致不同特征的迁移。本文试图从四个历史实例着手， 分析 气候变化对不同社会条件下的农牧过渡带产生的影响和作用。
二，个例一：平城迁都与气候变化背景
北魏拓跋氏于天兴元年（398年）正式定都平城（治今山西大同市），并把大同盆地及临近地区划为京邑地区。从天兴元年至皇兴三年（公元398－469年），多次组织成一定规模的移民迁入京邑地区。据近年各种研究的估计迁入人数在100万以上，其中相当部分的人口是原来农业地区的居民，迁入平城地区后仍从事农耕生产 [，]。孝文帝在太和十七年（493年）把首都迁到洛阳，农业繁荣一时的平城地区就此消寂，直接影响该地区的土地利用和农牧过渡带的位置。在历史学研究的角度下，通常把太和十一年（487年）的平城地区的严重干旱看作是影响迁都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6、]。但该年的干旱实际上是一系列旱灾影响最严重的一年，造成平城地区一半以上的人口外出就丰。表1是该年前后有关干旱情况的主要记载。从表中可见在486-493年间该地区一直处在严重干旱的困扰下，因此，在平城迁都的前期，气候上连续干旱是促使迁都行动的重要条件。
除了干旱问题外，还有气候寒冷问题。图1统计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每十年记载的寒冷事件，从多项拟合曲线可以知道该寒冷时期由两个冷谷构成（关于该寒冷时期的详细情况将另文专述），而迁都前期正好处在第二冷谷的前沿。此后十年的寒冷事件频率达到高峰，有关严寒霜雪的记载达14次，其中不乏罕见的陨霜事件。如景明元年（500年）六月丁亥（阳历8月1日），和八月乙亥（阳历9月18日）雍、并、朔、夏、汾、司等州大范围异常的暴风陨霜。就在这最冷的十年前，北魏迁都迁都洛阳。这倒不是孝文帝有先见之明，实际上大同一带已经感受到了气候变寒的影响。关于北魏迁都的原因，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得直接了当：“魏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风沙常起，将迁都洛阳”，高度概括了影响迁都的气候原因。当然气候转向干旱与寒冷不一定是迁都的全部理由，但至少应是一个重要的背景条件。
表1，486~493年北方地区的主要干旱记载
Table 1, The main droughts in the north of China during A.D.486~493
图1，魏晋南北朝时期寒冷事件的时间分布（图中虚线为多项式值）
二、个例二：十二世纪初期气候变化与科尔沁沙地
三、个例三：十四世纪初气候变寒与岭北的移民
四、个例四：十五世纪初的气候与兀良哈三卫的南迁
了解了基本史实后，余下的问题是为什么明朝要放弃这些土地，而用在长城外“烧荒” 的制度来替代洪武年间的直接驻兵戍守，显然这个问题要从支持屯兵戍守所需要的生存条件来解答。从开平卫于内迁的议论来看，在宣德元年户部主事王良言：“开平极边之地，岁运粮地，而军士戍守者皆有妻子，粮不足以瞻其家”，到宣德五年终因开平“岁运粮四万石，人力不济”而迁到独石口。可见戍守军士的粮食问题是造成卫所不得不内迁的基本原因，永乐以后长城以外地区的粮食生产已经无法向洪武年间一样维持戍守军士的基本生活保障，而从内地长途运输又代价太大，无奈之举只有把卫所统统撤到能就地供应粮食的地方。无疑是因为这个地区的气候条件发生了变化，转向寒冷和干旱，农耕已经很难维持在一定的水平[4]。由此可见明初的第一次寒冷气候的开始已经迫使农牧过渡带的南移。
再从兀良哈根据地的迁移和其活动范围的趋向，也可以看到气候转向寒冷所带来的影响。兀良哈是元末明兴之后居住在大兴安岭以东地区的一个特殊部落，明人承认了这个部落的存在，并于洪武二十二年设置了泰宁、朵颜、福余三卫都指挥使司，即通称的兀良哈三卫。兀良哈最初的根据地是在今大兴安岭以东，嫩江以西的地区，到宣德初年，兀良哈开始到南下到滦河上游一带牧马，“边将奏：兀良哈之人往往于滦河牧马，请掩击之”，但当时并没有出兵，到同年九月兀良哈越过大宁，进入会州，明宣宗朱瞻基亲帅精兵“出喜峰口，击寇于宽河”，结果大获全胜。此后到景泰四年，又有泰宁等三卫乞居大宁城之举，这在前面已经谈到。在兀良哈南下牧马的行动受阻后，转而沿明边墙向西迁移。据《明实录》的记载，首先是正统二年（1437年）七月，独石守备将令杨洪打败经过边境的兀良哈部众，生擒首领朵栾帖木儿，同时杨洪在报告中叙述了当时经常有兀良哈来寇大同、延安等处的情况。同年十一月又有兀良哈三卫千百成群，陆续向延安、绥德边境移动和侵入辖地的报告；正统四年（1439年）在宣府、延安和绥德等地也有兀良哈寇犯的记载。由此可知从宣德初开始，兀良哈逐渐南下，在燕山一线受阻后沿边墙外向西迁移，一直到陕西的北部。
五、讨论与结论
气候变化无常的原因范文第5篇
摘要：目的：研究昆明的气候与感冒发病率相关性。方法：应用数学统计方法，讨论了季节性极端天气条件与感冒的关系。通过对感冒与冷空气活动过程的分析，找出了冬半年中的感冒高发期。结论：极端天气条件作为气候应激因子与感冒发病有密切关系。
关键词：昆明；医疗气象；气候应激；感冒
感冒，通常又叫上呼吸道感染，是由多种不同病毒或细菌引起的。经验告诉我们，感冒多发生在寒冷的天气里。气象条件对人体感冒的影响，主要通过两个途径：①机体的抵抗力；②病原体的传播和生长。在寒冷的季节里，人体抵抗力普遍下降，而流感病毒适宜在低湿度或常温条件下生长。冬季气候干燥，流感病毒繁殖快。同时，冬季人们常常关闭门窗，空气流通不畅，传染机会多。所以，冬季感冒发生的频率较高。但并不是说温度越低，感冒也就越多。因为当温度特别低时，病菌的生长反而受到抑制。我国北方的感冒高峰期，通常出现在春、秋两季；隆冬时节，感冒反而少了。感冒的病原体不同，发病的季节也不同。流感常常发生在秋冬春季；热感常常发生在夏季，它的主要病原体是腺病毒、柯萨奇病毒和埃可病毒，这些病毒偏爱高温高湿的环境。但是，在昆明这样四季如春的“春城”人们也容易患感冒。究其原因主要有：①昆明一年四季中，虽然年温差小，但温度的日变化却较大；②昆明位于高原地区，空气中的氧分压低于平原地区。一旦感冒，其症状来得比平原地区重，而且恢复得较慢。
1 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资料
2004年10月13日昆明《都市时报》报道，根据昆明市儿童医院挂号处统计：10月12日有1500名患病儿童前来就诊，绝大多数是呼吸内科，以1岁以内的婴儿居多［1］。另外，据省卫生厅统计，呼吸道疾病的发病率在各种流行病中仍占首位。因此，选择了呼吸道疾病中常见的感冒为研究对象。
12 气象资料
2004年10月10～13日的最高气温变化表明，从11日到12日降温达到10.6℃，属于比较强的降温，下面是这段时间的最高温度曲线图：
13 历史资料
1998年至1999年，调查了昆明两个医院感冒就诊人数，以及冷空气影响期间的降温情况，统计出感冒发病率与日降温关系，见表1。表1 感冒发病人数与日降温的关系（略）
感冒与冷空气对应关系见表2。表2 感冒高峰期与冷空气的关系（略）
14 研究方法
根据资料，拟定了一个感冒的日发病率的平均数为标准，高峰期为：x＝+s， 其中x是发病高峰日的病例数，为一年的日平均病例数，s为标准差。
s=∑n[]i=1(x1-)2[]n根据资料计算，得＝6.3；s＝5.6；则x≥11.9作为高峰期的日发病率判别标准。表1表示感冒发病人数与日降温的关系，以感冒发病大于11.9例的连续3天或3天以上为一个感冒发病高峰期统计，发现冬半年的12月、1月、2月是感冒高发期；3月、10月、11月是感冒易发期。
通过分析发病高峰日与冷空气活动的关系，由表2可知，有冷空气入侵，感冒发病高峰日占86％；无冷空气入侵，感冒发病高峰日仅占14％。从几个发病高峰期的情况看，感冒发病高峰期的前一天、当天或后一天24小时的降温，随降温的程度加大，发病人数也随之增加。用收集的样本资料，分析了感冒发病高峰期与冷空气的活动的关系，χ2的信度检验达显著，说明感冒发病高峰期与冷空气的相关性十分显著。
计算得出的相关系数r＝0.818，在d≤0.05时，达到显著。即日降温幅度与发病人数相关，一元回归方程如下：y＝59.085＋11.58X
再计算得出回归方程的误差为：δ＝31.90因此，在信度为95% 时，预测发病人数z的范围是：z=y±2δ则 z=y±2×31.90 即z=y±63.80
例如：当日降温为-10℃时，可预测发病人数为110～240人次。有资料显示，在一般情况下，儿童每年感冒发病5~6次左右，成人1~2次左右［2］。
2 结果
21 计算结果
计算结果表明，感冒发病高峰期与冷空气的相关性十分显著。感冒虽然经常发生，但在冷空气影响的条件下，更容易发生。根据统计方法计算，得出感冒的发病率是随着冷空气的降温幅度而上升的。见图2。
22 感冒的气象条件分析
感冒病毒在适当的条件下能稳定生存，但对紫外线较为敏感。冷空气在移动过程中，可以将一地的病毒带到另一地。冷空气正是感冒病毒适宜生存的环境，而且冷空气系统的尺度十分深厚，气团内部的病毒很难受到紫外线的直接照射。因此，夏季出现的气温相对较低的天气系统，也有利于感冒病毒的传播。
感冒是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过空气飞沫传播。于是，近地层的乱流、低空的上下对流都可以将带病毒的飞沫带到高空，随着高空气流移动、传播。
感冒对人类有普遍性，因为感冒病毒类型较多。一旦新型病毒出现，各型之间无交叉免疫，于是会出现多次发病。另外，由于冷空气过境产生降温、阴雨使人体难以适应，从而降低了自身的免疫功能，导致感冒。
一年四季均会有感冒发生，大多数地区以冬、春季节为高发、多发期。因为冬春季节冷空气活动频繁，人体的免疫能力差。但是，夏、秋季节同样会出现天气变化以及气温骤降，使有利于感冒病毒传播的条件出现；夏、秋季也会出现感冒高发期。 感冒是中医里的固有名词，原本的含义指人体感受了不正常气候而出现头痛、恶寒、发热、咳嗽等症状的一种病，与现代普通感冒相似。流感被中医称为“天行感冒”，形容其感染力强，传染迅速。中医理论十分重视自然界对人体的影响，把气象因素：风、寒、暑、湿、燥、火列为人体致病的主要外因，称为“六淫”。《内经》指出：“百病之始期也，必生于风雨寒暑”。可见，中医理论是把疾病与气象的关系相互联系在一起的。
23 感冒与季节气候分析
天气和气候可以诱发或导致多种疾病，尤其当天气突然发生变化时。天气与气候变化对人体影响的主要因子有:温度、风速和湿度的变化；太阳辐射（波长和强度）的变化，这些变化与季节、昼长、海拔高度、地理纬度有关。高度（尤其是1500米以上）可能影响多数人的生理过程。因为在这一高度上，温度变化大，太阳辐射强，更主要的是气压偏低。
最显著的气象应激表现为人体对温度、风和湿度的综合反映。环境温度的变化通过人体机能做出反映：①发生在周身血管里的生理化学变化，这种变化通过人的下丘脑神经网络传入大脑。②皮肤传感器通过神经把冷热信号传给下丘脑，这种机能可以使人体在降温时关闭皮肤的汗毛孔保暖，高温时张开汗毛孔排汗。
我们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65岁以上的老人的呼吸道疾病发病率与气象关系最为突出，老年人对天气最敏感，主要有影响的气象因子是日平均气温、日最高气温、日最低气温，计算得出：春季感冒发病率22.2%，夏季17.7%，秋季23.9%，冬季35.1%。当F=0.05时，其相关系数均在0.6以上，可见老年人对冷热变化最敏感。
3 讨论
31 感冒发病的季节气候规律
昆明四季的温差小，但一天有四季，日温差变化大。气温一日之内的剧烈变化，使人体难以在较短时间内适应，抵抗力逐步下降，很容易患感冒。在寒冷的天气里，人们容易患“寒感”；“热感”多发生在夏季。根据天气学原理，季节转换时，大气环流发生显著变化，盛行的天气过程也随之发生显著变化。大气环流的两次显著变化发生在5~6月和9~10月［3］，此间天气变化频繁。昆明11～4月大约1/2的时间里，由于南下冷气团减弱、受阻于高原地形、滞留于云贵之间，形成昆明准静止锋［4］。昆明准静止锋全年都可能出现，冬春季节较为频繁，一般维持3～5d，长的可维持10～15d；夏秋季相对较少，即使出现也仅维持1～2d。锋面移动产生大范围的降温和雨雪天气，甚至强对流天气；冷空气活动比较突出，气温骤然变化的情况较多，发生感冒的概率相对较高。
32气候应激
由于气候异常或极端天气条件下产生的身体不适，称为“气候应激”反应。根据河南黄泛区农场1973~1985年资料统计，每年初秋、冬季和初春出现流感的三个峰值期［5］；经过炎热的夏季，进入初秋，如果天气突然变化，气温骤降，人体一时难以适应，容易引起呼吸道感染；寒冷的冬季，人们深居简出，户外活动较少，呼吸道粘膜抵抗力下降；初春季节，气候多变，给流感病毒以可乘之机。由湘西自治州10个县、市1981~1986年感冒发病率资料得出，6~8月为感冒的高峰期，3~5月为感冒的次高峰期，冬季12~2月为感冒的低谷期［6］。春末夏初，长江中下游地区多气旋活动，北方冷空气频繁南下；夏季，该地区时而受副高控制，烈日炎炎，时而处于副高边缘，多阵性降水，冷暖变化极不均匀，容易诱发感冒［7，8］。
4 结论
普通感冒显然与天气变化有关。在一段温暖的天气过后，一股冷空气的入侵就会出现感冒发病的高峰期，尤其是冬季，气候干而冷，室内空气不流通。对老人和儿童来说，通常很难像健康成人那样，适应气象环境。因此，学龄前儿童最容易患感冒，平均每年感冒6次，而成人每年平均感冒仅1~2次。昆明的气候有两个明显特点，即“低纬”和“高原”。昆明素称“春城”，年温差小，但昼夜温差大，晴雨天温差也大，其温差可达10～15℃，甚至20℃以上。由于，短时间内天气的激烈变化，老人和儿童处于生命的两个极端，身体抵抗力脆弱，容易患感冒。据分析，昆明的冷空气活动以秋冬季最为活跃，感冒发病率也是10~12月最高；春季冷空气活动相对活跃，1~3月感冒发病率较高；夏季日温差相对小，气温较稳定，4~9月感冒发病率较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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