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利模式与盈利能力的关系范文第1篇

关键词：互联网　盈利思路与模式　创新与展望　盈利规律　商业价值

0　引言

互联网以其方便、快速、共享、全面、专业、自由等属性迅速成为全世界网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伴随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国内的互联网行业也不断推陈出新，网站建设、服务质量不断改进，应用业务、用户规模不断扩大，盈利也不断增大。搜索、定位、视频、音乐影视下载、网络购物、通讯等业务的不断推出与扩张，给互联网带来更多的实用性。互联网商业价值的飞速提升，为电信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服务和内容提供商的融入与整合，转变了互联网服务的价值和产业规则，其盈利思路融合了通信、软件、传媒等行业的经验和特点，在商业运营中具有突出的特色，对我国商业模式的更新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对我国现行的互联网盈利思路与模式进行分析，以利于运营商整理思路、科学决策、把握机遇，为电信业和网络服务业的发展提供动力。

1　互联网的特征

我国的互联网行业起步较晚，发展速度较发达国家滞后，商业风险较大，但是其发展空间也较为广阔，为技术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平台。我国的互联网具有开放性强但管理涣散的特征，因此致使互联网发展存在商业诚信度不高的问题，网络交易的风险性较大。与传统的购物环境相比，网络购物的售后服务、产品质量存在一定的问题，缺乏立法保护，消费环境不完善。金融服务业相对滞后，致使网络支付和信贷系统的功能不健全，物流配送低效率，网络零售市场覆盖面低，实际经济价值的缺失和货物运送范围窄的双重矛盾并存。

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资金的缺乏是困扰其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由于我国的互联网消费人群具有数量大、普及率低、低龄化，低收入的特征，致使很多的网络公司的商业运行成本较大而收入较低，资金链短缺，商业风险巨大，同时消费人群收入较低的占大部分，难以形成有效地网络消费群体。消费者主要进行网络游戏、无线增值、影视娱乐等服务项目，对于网上理财购物等消费能力较低，主要进行文化交流与心理疏导，因此目前主要的互联网盈利模式是游戏、交友、影视娱乐盈利模式。

2　互联网盈利基本规律

盈利模式的定义：为实现客户价值最大化，把能使企业运行的内外要素整合起来，完成一个高效率的具有独特核心竞争力的运行系统，并通过最优实现形式满足客户需求、实现客户价值同时使系统达成持续盈利目标的整体解决方案。盈利模式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通常所说的跟盈利模式有关的说法很多，包括运营模式、盈利模式、B2B模式、B2C模式、“鼠标加水泥”模式、广告收益模式等等。可见盈利模式是一种简化的商业逻辑。

互联网主要是通过网络提供商业资讯、影视娱乐、游戏等服务来进行经济活动的，通过需求方和供求方的交易活动来获得利润。其中商品或服务的使用数量以及价格决定了需求方的规模经济，需求量越大，经济效益越高；生产结构成本的变化决定了互联网供求方的规模经济，固定成本大，可变复制成本小，生产量越大利润越高。在互联网的成立之初由于投入成本较大，用户数量较少，往往出现负增益，但是随着服务项目和用户数量的增多，服务成本下降，用户收益增大，盈利利润增大。但如果存在经营不善的状况时，会出现用户数量在临界数量之下，便会导致企业亏损的恶性循环。因此，互联网的盈利规律最重要的是用户规模的扩大，利用具有高利润和具有竞争力的正反馈维持自己的市场优势。

3　互联网的盈利思路

互联网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一种典范，具有较强的网络效应和服务整合能力，其盈利方式主要有单/双边市场盈利模式、电子商务模式、劳务交换模式、开发增值服务模式、虚拟货币模式、第三方支付模式、赠予模式等。

劳务交换模式是网络经济学的重要应用，通过用户所付出的劳务活动来争取资源和难以复制的说服力，如网络中的免费试用活动。不需要为服务项目支付任何费用，但是在企业的调查与回访中为其提供建议和意见，帮助企业获得真实的评价和改进方向，为企业提高服务质量、创新服务模式、提高产品价值提供了依据，同时自身获得了良好的服务，达到了一种互惠互利的双赢服务模式。企业利用该模式的核心还包括通过对新产品边际成本的控制，用低廉的成本换取大量的参与用户，实现实际利润的二次转化。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适合于配合其他的盈利模式综合使用的形式，其核心思路是是外部性盈利方式，通过用户参与带动产品价值和市场规模的增长，便利性较强，易于实施。

虚拟货币模式主要是应用于游戏、交友、社区服务、金融服务等领域，通过赠送、实际货币购买、优惠支付等形式获得该货币并将其适用于对各种产品的购买或服用的支付，例如金融、旅行、服饰、餐饮等行业的积分活动，可以用于实物购买，如道具、特权等虚拟物品购买、折返购买等。该种方式的使用，增加了消费者的购买欲望而且获得了实惠，而厂家提供的该服务增加了潜在的用户群数量，销售量也随之增加，并且不需要任何的附加成本，而营销成本降低，即使用户不使用，厂家也不会产生任何的经济损失。虚拟货币的盈利思路通过对用户的激励形成了粘性，并锁定系统，将互联网上的多项业务平滑迁移，形成业务链的扩大，并通过积分返利、兑换、购买等盈利平台来缓解资金压力，改变产业链格局，拓宽业务能力。因此，虚拟货币的消费及兑换渠道的拓展是该模式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赠予盈利模式是通过为用户免费提供或赠送物品、服务如信息、经验、知识等方式来提供服务，主要利用用户的利他心理实现服务。该种盈利模式没有预期的服务对象和内容，可以视作为债务经济，其盈利思路不再以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为目的，而是获得更多的关注、信誉、潜在市场竞争力，以便带来更大的实际效益，可以与其他的盈利模式配合使用，如广告模式。例如目前最盛行的娱乐资讯服务，通过对道具装备的收费来获得直接盈利或者通过用户观看影视娱乐节目获得较高的人气注意力来获得潜在的经济价值，吸引广告商等投资商的投资已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

4　互联网盈利模式的展望

互联网作为一种特殊的商业环境，与传统的商业运行模式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是，产品或者服务能否盈利，仍旧取决于供求的相互作用。由于我国的互联网的运行环境的特殊性，人群分布单一。低龄化、低收入较为严重，互联网的服务倾向于娱乐、影视、日常生活学习、游戏、交友等实用性项目，但是办公和商业交易仍旧存在很大的困境，专业服务功能水平的提高需要长时间的努力。但是由于互联网行业的投入较高，资金的匮乏成为网络游戏视频社区、电子杂志、在线音乐等网站服务功能分布和演变的一个主要障碍。因此，寻找盈利模式演变力量的来源是互联网盈利的重要途径。

休闲服务项目的建设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是由于服务质量的异质化较低，搜索引擎建设仍需进一步发展，其目标客户的发掘需不断完善，盈利模式需要结合实际情况科学创新。尤其是娱乐视频等内容需要解决观看网速低和知识产权问题，为互联网提供良好的运行环境。在创新盈利模式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解决网络诚信、快捷支付、资金来源、融资体系问题，根据不同领域的差异性选择不同的盈利模式，尽早跨过盈亏平衡点，形成良性的商业循环体系。

劳务交换盈利模式、虚拟货币盈利模式、赠予盈利模式是现在互联网环境下创新型盈利模式，由于其突出的商业运行特色具有很大的市场空间。对于影视娱乐网络，广告盈利模式、第三方支付盈利模式、增值服务盈利模式较为适合，既体现了免费网络环境的商业价值，又可以为互联网行业提供良性循环的动力。

5　结论

网站要实现持续领先的最终定位是成为网络用户最好的内容提供商，我们认为实现并保持这一竞争优势的最有效途径是制定并执行基于品牌（B），效率（E），可扩展性（S），技术（T），内容（C），平台（P）六要素的发展策略并构建相适应的管理架构和执行能力。基于以上投资框架的评分卡显示，中国的互联网行业尚缺乏绝对的领先者，即便在各个垂直领域均有一定规模的网站但是也很难确保牢固的领先地位。在中国当前的网络行业，不同类型的公司在各自的领域内享有特定的优势。例如，门户网站拥有品牌认知度和先进的基础技术设施；平台型网站凭借母公司丰富的资源拥有较高的货币化效率和较丰富的交叉销售机会。前瞻地看，我们相信该互联网大多数公司仍将持续规模投资以继续提升竞争力和实现业务差异化，因此我们预计中国网络市场格局仍将处于不断演变中。盈利思路与模式的创新是推进互联网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互联网创造商业价值的重要关键因素。随着全球化、综合化经济的发展规律，我国也存在着多种产业融合的发展趋势，互联网面临着多元化、市场化的机遇。因此，互联网的盈利思路不是简单的特定的单一的盈利，而是一种机遇开放体系下的融合盈利策略，将多数业务融合于一个机体下，相互作用、自由演进。

当前的互联网盈利模式多样化，但是具有统一的盈利规律，结合互联网发展环境的特征和发展方向的改变，在复杂的竞争环境下，垄断生存、可控发展的理念不断深化。电子商务模式、劳务交换模式、开发增值服务模式、虚拟货币模式、第三方支付模式、赠予盈利模式的相辅相成，促进了互联网的发展与创新。结合每个互联网企业的发展模式与产业特色，选择合理的盈利模式是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效途径，但盈利模式的选择往往不是单一的，综合化、多元化是最主要的方向。利用我国经济特点，在相关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互联网的盈利思路将不断扩展创新。

参考文献：

[1]岳鹤.网络营销典型定价策略研究[J].价格理论与实践，2009（9）.

[2]张琳.“免费”的赢利模式[J].光彩，2010（7）.

[3]李雪.中国视频网站盈利模式优化研究[D].湖南大学，2008年.

盈利模式与盈利能力的关系范文第2篇

关键词：零售企业；顾客；供应商；盈利模式；价值链

中图分类号：F72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6116（2012）02—0007-06

近年来，我国商品流通规模一直呈现出较快增长的态势，但零售业规模的增长并没有带来效益的同步增长。特别是随着外资零售企业的进入，竞争不断加剧，零售行业反而成为了微利行业，一些零售企业甚至处于亏损状态。利润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企业经营者关注的焦点，如何提高盈利水平，成为当前零售企业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拟从顾客、企业和供应商三者利益关系视角对零售企业盈利模式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提出我国零售企业盈利模式的发展建议。

一、企业盈利模式的实质

关于盈利模式的内涵，国内外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在国外学者中，Linder和Cantrell（2001）认为盈利模式是创造价值的商业系统，它的核心是创造价值。成功的盈利模式具有三个共同点：一是能够提供独特的价值，并在产品和服务上比竞争对手创造出更多的价值；二是具有难以复制性，比如通过顾客忠诚、先进的物流体系或者管理模式建立核心竞争力；三是可以有效地实施，并随着市场的变化及时作出调整。Osterwalder和Pig。neur（2002）在研究门户网站盈利模式的过程中指出，盈利模式就是在为顾客和合作伙伴创造价值的过程中产生持续收益流的方法。Schneider（2004）将盈利模式定义为一系列用于识别客户，开发客户，最终向客户提供服务的业务流程的集合。Rappa（2003）认为盈利模式的关键是企业如何在价值链中确定好自身的位置从而帮助企业获利。slywotzky（2001）在对当代最成功的12家企业进行研究后提出，盈利模式的核心在于创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和结构，而创新点又要以顾客和利润为中心。Hamel（2002）对盈利模式的组成作出描述，指出盈利模式在实际的商业应用中应该包括四个方面：核心战略、客户界面、战略资源和价值网络（转引自冯春健，2010）。国外学者主要是从宏观层面给出盈利模式的描述和定义，提出盈利模式的核心与构成要素，没有进一步讨论是什么因素影响零售企业对盈利模式的选择，又有哪些因素会影响零售企业的盈利。

在国内学者中，王方华和徐飞（2005）认为盈利模式是企业整合自身和利益相关者的资源，从而实现价值创造并获得收益的组织机制和商业架构。栗学思（2003）认为企业的盈利模式是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帮助企业盈利的商务结构和业务结构。盈利模式的设计有五个要素：利润源、利润点、利润杠杆、利润屏障和利润家。郭金龙和林文龙（2005）认为盈利模式就是商业模式，是企业通过对所有的经营要素进行分析，从而找到利润的来源，进而通过对利润来源的把握和挖掘找出合适的经营方式并实现盈利的一种系统方法。国内学者对于盈利模式的研究主要从业务结构、构成要素和盈利方法等角度进行分析，强调盈利模式的核心在于通过各种要素的组合，为顾客和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并获得相应的利润。

结合以上有关盈利模式的讨论，本文将零售企业盈利模式定义为：零售企业在为顾客创造价值并帮助供应商实现利润的同时，实现在利益分配中占据主导地位、获取利益的一种盈利方式。

二、零售企业的盈利模式及其局限性

李飞和汪旭晖（2006）认为盈利模式分析框架的核心就是识别出各个组合要素为顾客价值和企业利润做出的贡献水平。零售企业的盈利主要由三个方面构成：一是零售企业由于承担了销售职能而由供应商转让的价值，称为让渡利润；二是零售企业在零售环节为顾客创造了新的价值，顾客会转让一部分价值给零售企业，可称为追加利润；三是零售企业通过提高自身组织效率、降低经营成本从而获得的利益，可称为内生利润。所以，零售企业的利润是通过与顾客、供应商的利益博弈以及自身经营能力的提高来实现的。盈利模式形成的核心是围绕着经济利益的分配，表现为零售企业的购销差价水平。采购价格水映零售企业承担销售职能而获得供应商让渡利润的多少，而让渡利润的多少取决于零售企业和供应商之间的博弈结果。销售价格水映零售企业为顾客创造新价值而获得的追加利润的多少，而追加利润的多少取决于零售企业与顾客之间博弈的结果。谁在博弈中占据主导地位，就会形成以谁为中心的零售业盈利模式（李飞，汪旭晖，2006）。综上所述，零售企业、供应商、顾客之间的关系可以归纳为零售企业为供应商提供销售平台从而获得让渡利润，零售企业为顾客创造价值而获得追加利润，零售企业通过提升组织效率而获得内生利润。

（一）盈利模式

根据零售企业与顾客、供应商的利益关系以及对中国零售市场不同发展阶段特点的分析，可以将零售企业盈利模式归纳为三种。

1.“商品毛利”模式。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在我国商品流通市场上，供应商在与零售企业的关系中一直处于支配地位，零售企业由于货源限制以及自主定价权的缺失，只能以进销差价作为盈利的基础，利润的实现来自商品销售实现的毛利，这就是“商品毛利”盈利模式。

在计划体制下，我国一直存在商品供应短缺的问题，为了保证居民正常的生活需求，维护市场的供求平衡及稳定，政府实行了凭票证券进行供应的计划经济模式（李飞，汪旭晖，2006）。在这种卖方市场的条件下，卖者主导着交易双方的利益分配，顾客向零售企业转让较多的价值。同样，因为商品供应的短缺，国家控制体系决定了供应商与零售企业之间的利益分配，零售企业基本上只能接受供应商提供的配额，没有选择商品种类和数量的权利，也没有与供应商在价格上谈判的可能，所以，在供应商与零售企业的关系中，供应商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供应商向零售企业让渡的利润有限。由于零售企业只是按照政府规定的价格买卖，并且在买卖商品的数量上也没有决定权，所以零售企业不具有提升组织运营效率的激励因素，内生利润有限。在这种背景下，其利润来源被限定为购销价格的差额，零售企业一直被动地选择“商品毛利”模式作为盈利模式。

2.“后台毛利”模式。20世纪90年代，以连锁经营形式出现的超市以及大型购物中心发展迅速，在流通市场上改变了传统的供应商支配零售企业的格局，逐渐形成了一种反纵向控制的趋势。连锁经营的超市和大型购物中心等零售企业通过集中采购的方式使得单次采购量急剧增大，使得零售企业在与供应商交易中的地位有了大幅度提升。零售企业凭借巨大的采购量对供应商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供应商都希望零售企业能够帮助其销售产品，也愿意为获得零售企业的销售资源而支付一定费用。于是超市和大型购物中心等便利用自己日渐强大的销售网络向供应商收取进店费、店庆费、堆头费、广告费等各种形式的通道费用，这些通道费用和销售数量折扣两种利润来源被称为“后台毛利”。

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成效的逐渐凸显，大多数商品已经实现供求平衡，一部分商品开始出现供过于求的局面，市场基本告别了商品供应短缺的状况。在商品充裕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买方成为市场的主导，逐渐控制交易双方的利益分配。尽管零售企业在与供应商的博弈中，凭借着规模优势不断降低采购价格，但是在与顾客进行的利益关系博弈中，零售企业处于卖者的被动地位，加上零售企业的数量和规模趋于饱和，零售企业之间的竞争激烈，零售企业大都依靠降价打折的方式来吸引顾客，所以降低采购价格所带来的利益并不能扩大毛利率，而是通过低价竞争策略直接把好处转让给了消费者。由于以上原因，零售企业要盈利就必须利用其与供应商博弈中所产生的有利地位，获取供应商的价值转让。这个转让不可能完全是购销差价，而是凭借其规模化优势来收取通道费以及销售数量折扣等在内的费用即后台毛利。随着零售企业规模的扩大，后台毛利为其带来不菲的收益，吸引越来越多的零售企业选择“后台毛利”模式作为盈利模式。

进一步地，可以运用双边市场理论分析在零售企业主导的市场环境下顾客、零售企业和供应商三者的利益关系，从而对“后台毛利”模式给予理论解释。石奇和岳中刚（2008）证明了现代大型零售企业的交易平台性质在于其为双边交易提供了匹配的便利。Armstrong（2004）指出所谓双边市场就是两组参与者需要通过中间层或平台进行交易，而且一组参与者加入平台的收益取决于加入该平台另一组参与者的数量。对于大型零售企业而言，供应商选择零售企业的需求主要取决于光顾此零售企业的消费者数量；而对消费者而言，为了在购物时能有更多的比较与选择的机会，对零售企业的要求也会体现在进驻零售企业的供应商的数量。作为双边市场交易平台的大型零售企业，向供货商而不向消费者收取额外费用，是因为供货商之间存在相互竞争的关系，而不得不向大型零售企业缴费以获取销售资源；而同时，大型零售企业面对众多其他零售企业与其争夺消费者，因此只能通过低价销售的方式以吸引更多消费者参与平台并进行交易。这样，就形成了零售企业对顾客采取低价甚至免费服务，而对供应商一方收费通道费等各种费用以降低运营成本并获取利益的“后台毛利”模式。

3.“资本经营”模式。零售企业通过采购和销售环节在资金交付上的时间差，可以沉淀出巨额的现金流，从而达到为企业筹资实现进一步发展的目的，并可能以无息资金投资相关项目以获利。这就是“资本经营”模式。

20世纪90年代至今是我国零售企业高速成长阶段，零售企业规模急剧膨胀，尤其是通过连锁经营的形式，零售企业采购量大幅度增加，增强了与供应商谈判的能力，在不断要求提高返利和增加通道费的同时，零售企业加大对供应商资金的占用，资金占用和后台毛利一样也成为零售企业的重要盈利方式。零售企业规模的急剧膨胀需要巨额的资金，占用供应商的资金成为了零售企业重要的筹资手段。通过占用供应商的资金，零售企业不断扩大规模，而规模的扩大又带来两方面的效应：一方面使得零售企业采购量增加，进一步增加了与供应商谈判的砝码，进而能够要求供应商返还更多的利润；另一方面，通过增加采购量，零售企业可以占用供应商更多的资金，从而进一步扩大规模。同时，将占用的供应商资金投资于其他相关项目以获利也是大型零售企业常用的做法。由于以上原因，“资本经营”模式成为零售业常见的一种盈利模式。

（二）现有模式的局限性

随着市场体制的完善，基于购销差价的“商品毛利”模式的运用受到了制约，“后台毛利”模式和“资本经营”模式成为当前我国零售企业尤其是大型零售企业广泛运用的两种盈利模式。但在实践中，“后台毛利”和“资本经营”模式也日益呈现出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后台毛利”模式使零售企业片面追求规模扩大，出现了非理性的状态。零售企业一味追求业务拓展速度的增快，而忽略了经营能力的提高，导致零售企业在规模迅速膨胀的同时业绩并没有同步增长，零售企业的整体盈利能力还是很弱。而从长远看，我国零售企业必须致力于提高企业的经营能力。

2.“后台毛利”模式和“资本经营”模式可能导致工商关系紧张。因为大型零售企业向供应商收取各种各样的通道费，供应商认为零售企业索取的太多甚至难以承受，以至于出现了供应商联合起来向零售企业停止供货的事件。

3.“资本经营”模式使得零售企业面临较大的财务风险。一旦新开门店的销售无法支撑采购量的增加以实现返利及进一步的资金占用，或者用占压供应商的资金所投资的项目失败，可能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使企业无法正常运转，由此将会给零售企业自身以及供应商带来巨大的损失。

4.“后台毛利”模式和“资本经营”模式不可能给零售企业带来取之不尽的利润。零售企业在总量上最终会趋于饱和，零售企业靠外延扩大规模的发展空间逐渐缩小，销售额相对稳定后，后台毛利和资本占用将难以增长，甚至由于竞争的加剧后台毛利还会逐渐减少。另外，美国、日本、法国等国家已经对通道费的类别和收取方式等进行了一些经济规制，例如日本的反垄断法规定零售商最多只能收取三种通道费（石奇，岳中刚，2008）。目前在国内还没有针对通道费问题的明确规定，但是未来肯定会出台相关规定来规范市场行为，对采取“后台毛利”模式和“资本经营”模式的零售企业会带来一定的冲击。因此，零售企业必须寻找新的或优化的盈利模式。

三、基于价值链优化的零售企业盈利模式

零售市场未来的发展趋势将是长期处于供过于求，买方处于市场主导地位的特征将越来越明显。因此，顾客价值的体现是购有所值，也就是顾客不仅仅是要购得想要的商品，还会对购物过程中的人员服务、购物环境等有更高的要求（李飞，汪旭晖，2006）。所以，今后零售企业只能通过大力提高经营能力，努力在为顾客创造价值方面超越竞争对手，从而从顾客处获得更多的追加利润。零售企业要想在未来取得有效的发展，必须与供应商和顾客建立新型的合作关系。改变现有的零售企业、供应商、顾客之间的价值关系，只能通过优化价值链，提升整个价值链的运营效率，使整个价值链的总利润增加，进而与供应商、顾客分享优化价值链所带来的利益。

因此，未来零售企业盈利模式应该是以优化价值链，提升价值链运营效率为基础的“整合价值链”模式。所谓“整合价值链”模式即指通过整合“与供应商信息分享一自有品牌开发一信息和物流系统建立一为顾客提供增值服务一与竞争者建立合作关系”整个过程，降低与供应商和顾客之间的费用成本，与供应商和顾客合作创造并分享新的利润点，开发自有品牌寻求更大的利润空问，与竞争者合作实现规模经济，建立信息与物流系统，提升市场反应能力（见图2）。

优化价值链的核心是创造新的价值以及降低零售企业、供应商和顾客之间的费用成本，特别是零售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费用成本。例如像沃尔玛与宝洁的关系那样，通过分享沃尔玛的信息系统，宝洁可以追踪自己所有产品的销售信息，从而根据市场销售情况及时增加或减少生产，这不仅使得宝洁产品的销售量大大提升，也使得库存和物流等成本明显降低。所以，零售企业应该转变思路，从传统的与供应商、顾客争夺利益的竞争关系转变为通过合作创造价值、分享价值的伙伴关系。零售企业的发展，除了使得供应商和消费者受益以外，物流部门也因此得到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不断增大的商品交易量使得物流企业有了更广阔的市场，它们借此机会可以扩充其经营网络，升级信息处理系统，形成规模优势，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获得更多的利润。对于零售企业而言，建立高效的物流体系将大大降低经营成本，并形成新的利润中心。尤其对于网上零售企业，高效的物流体系在降低经营成本的同时能为顾客带来更多的感知价值，帮助企业实现更多的追加利润。零售企业除了作为交易平台提供服务以外，会有自有品牌的发展。在国外，自有品牌的发展非常迅猛，在超级市场和大卖场里，自有品牌的销售在总销售额中已经占有很大的比例，很大一部分利润来源于自有品牌。

由于零售企业之间的过度竞争会导致资源浪费，成本增加，因此，零售企业之间的合作也将有助于增加整个价值链的利润。特别是国内零售企业面对外资零售企业的竞争时，应与其他企业合作，强化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通过实现价值链一体化，使合作中的各企业的资产和核心能力能够互补，最终产生共生效应。

四、零售企业价值链优化的途径

根据以上讨论，零售企业未来的新增利润在于与供应商和顾客分享优化价值链所创造的新的利润，而这一方面来源于零售企业建立自有品牌，与供应商的战略合作，为顾客提供增值服务而创造的价值；另一方面来源于与供应商、顾客、竞争者合作的过程中减少的费用成本。因此，零售企业实现价值链优化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条。

1.开发企业自有品牌。自有品牌产品成本低廉，也可以节省与供应商之间的交易费用，使零售企业拥有更大的利润空间。自有品牌的开发能增强企业参与市场经营的能力，有利于促使零售企业与制造商建立合作共赢关系。因此，自有品牌的建立可以使零售企业在与供应商合作的过程中减少施加给供应商的压力，缓解工商矛盾。同时，也使零售企业能够让渡更多的利益给顾客，从而吸引更多的忠实顾客。国际上许多零售企业通过自有品牌在盈利上获得巨大的成功，像瑞典的宜家家具，其销售全部来自于自有品牌，美国著名的零售企业西尔斯90%的商品是自有品牌（洪秀华，2010）。我国零售企业在自有品牌的建设发展上还不成熟，这将是我国零售企业新的盈利增长点。

2.建立双赢的零供关系。零售企业在挑选有信誉的供应商以后，应与供应商信息共享，并建立有效的资源配置网络。柯美胜（2007）指出，有调查显示，在整个商品供应链上，各个企业间协作程度的提高将有效提升运作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大大提升整个价值链的利润水平。商品供应链上各企业间信息共享程度每提高3%将节约23%的流通费用，整个供应链条的库存可以减少34%，商品周转率可以提高30%，顾客的需求可以提前15天得到满足，整个链条的利润可以提高23，5%。因此，与供应商建立稳固的合作关系并共享信息可以有效地提升整个价值链的利润。零售企业在帮助供应商提升销售业绩的同时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实现双赢。

3.增加顾客增值服务的内容。我国未来零售市场将长期处于供过于求，买方主导卖方的状况，零售企业要想在发展客户资源的同时不损害自身利润，只能通过培养为顾客创造价值的能力来实现持续的发展。例如，能为顾客提供更好的安装以及维修服务的家电零售企业一定会为其带来良好的口碑和更多的忠诚顾客。再如，网上零售商店已成为零售业的一种发展趋势，能为顾客提供新的增值服务，如提供易于获取的商品详尽信息和送货上门服务的网上零售商店将获得更多顾客的青睐。传统零售企业可以通过建立网上零售商店为企业带来新的销售和盈利增长。

4.深化零售企业间的合作关系。买方市场的背景下，零售企业数量会趋于饱和，通过扩大规模来寻求规模效益或者控制上游供应商来获利的方式只能加剧零售企业之间的竞争，而竞争会浪费企业资源，增加运营成本，因此零售企业之间也必须从以往的竞争者关系向合作者关系发展。同一地区的零售企业可以通过共建物流与配送中心，对商品的储存和配送进行集中管理，在不扩大规模的情况下也能体现规模效应，大大降低仓储和物流成本。零售企业还可以通过合作来共同开发自有品牌，这样不仅能集聚更多的资源来实现自由品牌的发展，更广阔的销售平台也自然增加了自有品牌的成功率。

盈利模式与盈利能力的关系范文第3篇

关键词：政治关联；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民营上市公司

一、引言

在中国目前的制度背景下，民营上市公司在市场经济下的竞争中仍然处于弱势地位，而政治关联俨然成为民营企业面对市场失效、制度缺失的一种非正式的替代性机制。在民营企业获取了政治寻租相关的利益后，为了躲避政府等的严厉监管，民营上市公司倾向于利用盈余管理方式调整企业的报表盈余。以往关于政治关联与盈余管理的研究大都验证了政治关联能够导致应计盈余管理活动，随之我国会计准则和制度各方面的日益完善，我国企业在进行盈余管理时逐渐倾向于真实盈余管理。那么，在我国的民营上市公司中，具有政治关联的管理层在盈余管理方式的运用上是否存在了盈余管理方式的合谋，具有政治关联背景的管理层基于其自身因素的考量在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上又更倾向于哪种方式呢？本文的研究，诣在解决上述问题。

二、文献回顾与相关概念界定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人们开始关注政治关联，政治关联能够为企业带来大量的利益，如政府投资的增加及贷款歧视的降低（吴文峰等，2008；张敦力、李四海，2012）、税收优惠（吴文峰，2008）、政府补助及补贴的增加（余明桂等2010）等，但是政治关联并等同于腐败（Faccio，2006）。政治关联对于企业来说又是一把双刃剑，有些学者则认为政治关联会导致企业的经营绩效变差（Fan，2007），会计信息质量也较差（杜兴强等，2010；曾昭明等，2012；刘永泽等，2013）。

企业出于增发新股、避免报告亏损等目的（Perry等，1994；夏立军，2003；高雷等，2006），或者高管为了掩饰其获得私有收益不被发现（Fan等，2002；Francis，2005；黎文靖等，2011），管理层会操纵公司的报告利润，进行盈余管理。管理层操纵企业利润进行盈余管理的方式无外乎两种：应计盈余管理（Healy和 Wahlen，1999；杜兴强等，2010）和真实盈余管理（Zang等，2007；张昕，2008；李增福等，2010、2011）。

目前，国内对于政治关联与盈余管理之间关系的研究尚不成熟，相关文献相对较少，基于政治关联与盈余管理的关系研究都是建立在应计制盈余管理研究之上，但大多数的文献都是支持政治关联与盈余管理负相关（Ahmed，2004）。由于具有政治关联的上市公司提供较高质量的盈余信息的压力较小，所以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可能提供较低质量的会计信息（Bushman等，2006；Faccio等，2011）。企业拥有政治关联，其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就会增强，并不会提供较高质量的盈余信息（易玄等，2011）。

三、研究假设的提出

以往的大量研究表明，民营上市公司为了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获取优势地位，有强烈的动机去建立与政治之间的政治联系，而为了隐藏其通过政治关系手段获得这些便利所引起的社会关注或市场监管，民营企业会倾向于通过盈余管理手段调整其业绩以避免遭致政府的严厉管制。常见的盈余管理的方式无外乎两种：应计盈余管理方式和真实盈余管理方式。以往学者得出结论，政治关联与应计盈余管理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随着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和证监会对于上市公司监管制度的日益完善，应计盈余管理的空间在逐步缩减。另外，管理层采用应计盈余方式操控，越来越容易被投资者所识别而受到惩罚，这在一定程度上将会增加管理者实施应计盈余管理的成本，仅仅实施应计盈余管理已经不能满足企业的需求。学者们也得出结论认为，上市公司对于盈余管理方式上，会兼顾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于是，真实的盈余管理以其手段的隐蔽性和实施成本的相对降低的特性，使得企业管理层逐渐倾向于实施真实的盈余管理。

因此，在我国政商联合被政府所严厉禁止的大背景下。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上市公司为了掩饰其通过政治寻租而获取的更多利益资源和建立与政府之间更深的政治关联，往往不仅实施了应计盈余管理还实施了真实的盈余管理（H1）。

Ewert et al.（2006）的研究就发现，在会计准则日益严格及执行力度加大的环境下，管理者从应计盈余管理向真实盈余管理转变的动机加强。随着会计准则的日益完善，管理者进行应计盈余的空间不断被压缩，并且应计盈余管理的成本不断增加，而真实盈余管理的成本就相对降低（Zang，2011），管理层就更倾向于与选择真实的盈余管理。我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长期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人们对于声誉维护的意识较浓，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角度看，声誉的奖惩作用比较明显，舞弊的机会成本相对较高。具有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家来说，其本身已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及名望，使其更爱惜自己的名誉，他们并不希望在任职期间公司出现任何舞弊的问题，从而损害自己的名誉。

因此，综合各个方面的考量，他们在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上更倾向于采用相对隐蔽的真实盈余管理方式（H2）。

四、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

本研究利用2011年-2013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初始样本，对本文的假设进行了验证。在此基础上，我们做了如下的筛选：①剔除ST和PT公司样本②剔除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③剔除财务数据缺失的公司④剔除极端异常值，最终获得1164个样本。本文的财务指标等数据等来源于CSMAR数据库，并且，管理层的政治关联数据通过自己的手工搜集获取。

2.模型设计及变量定义

（1）模型设计

为了验证假设1，我们构建了模型I：

为了验证假设2，我们构建了模型II：

（2）变量定义

①被解释变量

a.应计盈余管理程度|DA|，借鉴Dechow et al. （ 1995），扩展的琼斯模型来计算应计盈余管理程度。

其中，TAt为总应计利润，TAt=NIt-CFOt，NIt为第t期的净利润，CFOt为第t期的经营性现金净流量，At-1为第t-1期的总资产；ΔREVt为营业务收入的变动额，ΔRECt应收账款的变动额，PPEt为第t期期末固定资产原值，NDAt为非操控性应计利润。

b.真实盈余管理程度| REM |，借鉴李增福（2011）的做法来估计。

其中，S表示营业收入；ΔS表示营业收入变动额；PROD表示生产成本，是存货变动额与销售成本之和；DISEXP表示可操控费用，是管理费用与销售费用之和；异常经营活动现金流（Ab_CFOt）、异常产品成本（Ab_PRODt）和异常操控性费用（Ab_DISEXPt）均是实际数与估计值之间的差额。

c.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EMS，借鉴仓勇涛等（2011）的方法来估计

EMS越大，表明企业越倾向于实施真实盈余管理方式。

②解释变量

政治关联（PC），借鉴杜兴强（2011）的方法，上市公司高管具有政治关联赋值为1，否则为0。

③控制变量

盈利能力（ROA）、偿债能力（LEV）、公司规模（SIZE）、成长性（GROWTH）、高管持股（MANAGE）、两职合一（DUAL）、股权集中度（SHARE）、行业变量（INDU）、年份（YEAR）。

五、实证结果分析

1.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从表1中我们不难看出，|DA|的均值为0.0750，这说明样本中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操纵性应计利润与资产总额的比值平均约为7.5%，|REM|也存在相同的现象。对于EMS其均值为0.5591这也就从侧面表明样本中上市公司大多数选择采用了真实的盈余管理方式。PC的均值为0.34，民营上市公司中政治关联的比重相对较大。

2.实证结果分析

为了检验政治关联对不同盈余管理方式的影响，本文采用了两个模型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回归结果表明，PC与|DA|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PC与|REM|和EMS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个回归结果表明，政治关联会影响民营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它会导致民营上市公司在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上存在合谋。但是，在民营上市公司中，公司高管基于其对于自我声誉和社会资本的保护，在盈余管理方式上更倾向于选择采用隐性化的盈余管理方式，即采用真实的盈余管理方式。因此，本文提出的两个假设得到验证。

在控制变量方面，公司规模（SIZE）与|DA|显著负相关，而与|REM|和EMS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说明规模越大的公司其经营状况越好，相关公司制度越透明，其进行采用应计式盈余管理的动机越小，而真实盈余管理隐性话程度相对较高，所以更倾向于选择采用真实盈余管理方式。公司的偿债能力（LEV）与|DA|和|REM|显著正相关，而与EMS呈显著负相关，也即是公司的偿债能力越差，其越有可能选择盈余管理粉饰其报表。另外，公司的成长性、盈利能力和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也与盈余管理程度存在着相关关系。

3.稳健性检验

为了使研究结果更加稳健，我们做了如下的检验：（1）用营业利润替代净利润计算应计盈利管理程度；（2）采用如下方式替代REM：REM1=Ab_PROD-Ab_DISEXP；REM2=（-Ab_CFO）-Ab_DISEXP（Cohen和Zarowin，2010）。替代之后，所作出的结果与本文基本一致。

六、研究结论

本文采用2011年-2013年沪深两市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对于政治关联对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表明：1.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中，政治关联导致公司不仅实施了应计盈余管理还实施了真实盈余管理；2.在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方面，高管的政治关联导致民营上市公司更倾向于选择采用相对隐蔽的真实的盈余管理。

基于以上的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逐步推进相关法律法规的构建，完善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法是国之根本，重典之下必有大治。政治关联损害资源配置的有序运行，同时，又会增加相关官员的腐败的风险。因此，相关法律法规体系的构建不仅能够进一步约束企业的不当寻租行为，从而保障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行，还能够保护民营上市的公司的利益，从而能够保证资源配置的公平原则。2.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机制，提高公司信息质量。上市公司依靠盈余管理这种“灰色”手段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使得财务信息能够随需求而定。因此，完善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机制，提高财务信息的透明度。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降低民营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可能性。3.进一步提高民营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形成有效的制约监督机制。良好的治理机制能够为高质量财务信息提供有效保证，降低企业盈余管理的程度。此外，良好的治理结构还能够有效的遏制各种利用政治关联掏空公司的行为，进而保证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1]刘永泽，张多蕾，唐大鹏.市场化程度、政治关联与盈余管理--基于深圳中小板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3（2）：49-58.

[2]蔡春，朱荣，和辉，谢柳芳.盈余管理方式选择、行为隐性化与濒死企业状况改善--来自A股特别处理公司的经验证据[J].会计研究，2012（9）：31-39.

[3]李彬，张俊瑞.过度投资、盈余管理方式“合谋”与公司价值[J].经济科学，2013（1）：112-125.

[4]杜兴强，杜颖洁.濒死体验、盈余管理、政治联系与朽而不倒--基于ST*ST、SL类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7）：70-78.

[5]李增福，董志强，连玉君.应计项目盈余管理还是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基于我国2007年所得税改革的研究[J].管理世界，2011（1）：121-134.

盈利模式与盈利能力的关系范文第4篇

关键词：盈利能力；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19000902

1 引言

国外大多数早期的研究是基于SCP范式，也就是“结构――行为――绩效”范式，并着重研究银行的盈利能力。后来，由于银行竞争与效率之间的争论，催生出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以寻求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Smirlock（1985）发现了银行市场份额与盈利能力的正相关性，银行业务集中度与利润的非相关性，银行业务集中度、市场份额与利润的负相关系。John Goddard（2004）运用欧洲6个国家（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1992-1998年的银行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检验欧洲地区银行业的盈利能力。结果表明如果一个银行当年出现了不正常的利润，那么次年的预期利润也应该包含一定比例的这种非正常利润。文中还比较了不同国家的银行效率与竞争关系。Abuzar（2013）探讨了苏丹伊斯兰银行盈利能力的决定因素。研究表明只有内部因素会对银行的盈利能力产生重大影响，如ROA，ROE，MARG。成本、流动性、银行规模等对盈利能力有积极且重大的影响。然而，外部的宏观经济因素对伊斯兰银行的影响非常小。

国内对于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相关文献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两类：第一类是利用DEA方法评估商业银行的绩效问题。这方面的文章主要是注重DEA方法的运用。魏煜、王丽（2000）运用DEA方法，比较了我国商业银行1997年的效率情况，并将效率分解成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作者还将国有商业银行和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效率进行对比，并根据实证结果提出改进效率的意见与措施。第二类是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影响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因素。屈新（2007）运用面板数据模型，使用1999年至2005年期间14家主要商业银行的财务数据，将银行分成两大类，采用混合效应回归模型，检验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在盈利性因素上的差异，并分析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

表1描述的是中国商业银行近八年来的盈利情况。银行业的税后利润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并在2011年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到1.25万亿元，创下历史新高。之后的两年里，税后利润的平均增长率接近18%。在2012年“两会”期间，众多媒体提出银行业是“暴利”行业，而金融行业某人大代表却认为：“用暴利形容银行业的盈利状况其实是一种不尊重的做法，实际上银行业的利润超低，计算高利一般是指单位投入所得回报。目前银行业的资产收益率只有1%，前几年还只有百分之零点几，而一般制造业的这个指标能达到5%，所以银行业并非暴利也非高利。”那么究竟我国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处于何种水平，税后利润与资产利润率为何有如此大的差别？为了探讨这些问题，本文将运用面板数据对中国三大类型的银行进行分析，以得出一个较为满意的答案。

数据来源：中国银监会2006-2013年年报整理后所得。

2 模型建立

2.1 数据来源

数据样本期为2002年第四季度至2012年第四季度。本文选取了18家商业银行作为样本银行，分别为5家国有银行（工行、中行、建行、农行、交行），9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招行、中信银行、华夏银行、光大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广发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和4家城市商业银行（南京银行、宁波银行、上海银行和北京银行）。数据主要来源于Bankscope数据库、各银行年报、半年报和季报。

2.2 F检验与模型选择

假设：

H0：ai=a。模型中不同个体的截距相同（真实模型为混合回归模型）。

H1：模型中不同个体的截距项ai不同（真实模型为个体固定效应回归模型）。

F统计量定义为：

F=（SSER-SSEU）/（N-1）SSEU/（NT-N-K）～F[（N-1），（NT-N-K）]

SSER表示约束模型，即混合估计模型的残差平方和；SSEU表示非约束模型，即个体固定效应回归模型的残差平方和。N代表商业银行的个数。k表示解释变量个数。运用Eviews软件，首先进行混合效应模型回归，得出混合效应模型的残差平方和SSER；然后进行固定效应回归，得出固定效应的残差平方和SSEU，最后代入F统计量公式，判定F统计量的大小。Eviews软件计算得出残差平方和SSER的值为6967739，SSEU的值为57.28059。

F=（69.67739-57.28059）/（18-1）57.28059/（18×41-18-5）=9.102

F临界值=F0.05（17，715）=1.637

F>F临界值，所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2.3 建立模型

建立我国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函数，被解释变量为资产收益率（ROA），即税后净利润/总资产，它可以衡量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Eviews软件中用D来表示。解释变量分别为不良贷款率（A），用来反映银行的贷款质量；资本充足率（B），即权益资本占总资产的比率；流动性比率（C），反映了银行稳健经营的能力；银行信贷（E），反映存贷款规模；国内生产总值（GDP）和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作为外部经济环境因素。公式中，D代表银行的盈利能力，也就是ROA。α是截距项，β是指解释变量中内部影响因素和外部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角标i代表第i个内部影响因素变量，角标t代表年份，ε是残差项。具体的方程如下：

D=α+β1Ait+β2Bit+β3Cit+β4Eit+β5GDPit+β6CPIit+ε

3 实证结果分析

将三种类型的银行数据分别录入到pool中去，做个体固定效应回归模型。然后分别将实证结果整理在一张表上，如表2所示。表2展现出三大类型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因素。各因素的系数大小表明了该因素对盈利能力的影响程度，T值表明结果是否显著。

由表2可知不良贷款率与商业银行的ROA呈负相关关系。即不良贷款率越大，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就越低。不良贷款的增加势必要侵蚀商业银行的利润，同时它也会对商业银行的稳健经营构成潜在的威胁，进而降低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

资本充足率与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是呈正相关关系。在10%的置信水平下，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性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的估计值是显著的，而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估计值是不显著的。随着资本充足率的提高，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防范能力得到提高，其融资成本得到降低，资本充足率提高带来的有利影响超过了其不利影响，进而导致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得到提高。

对城市性商业银行而言，流动性比率与银行的盈利能力呈现微弱的正相关关系。而国有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流动性比率对盈利能力并不显著，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国有银行的公信力高，即便流动性不足，也能迅速在市场上筹集到资金，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也是它们坚强的后盾。股份制商业银行也能较为快速的在市场上筹集到资金，所以不需要保存太多的流动性。二是因为流动性和盈利性是相互矛盾的，保持了流动性势必将减少盈利空间，因此前两大类银行会相应减少流动性资产。

银行信贷的系数都是负数且非常小，可以说对银行的盈利能力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在10%的置信水平下，只有股份制商业银行的t值是显著的。回归结果表明，贷款数量的增加会降低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但是这种影响非常小。其次这个影响只对股份制商业银行显著。产生这种回归结果的原因可能是：贷款数量的增加会加大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因此系数为负。但是另一方面贷款增加会带来更多的盈利，所以系数虽为负值但很小，可以忽略不计。

作为宏观经济环境而引入的变量GDP，对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无论是何种类型的银行，GDP与银行盈利能力都是呈正相关关系，而且他们都通过了T检验。这说明，在宏观经济形势繁荣的背景下，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都会得到相应的提升。金融与经济活动密切相关，而银行又处于金融体系的核心部位，银行业的发展得益于整体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稳定高效的银行又能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二者相互促进。因此，GDP与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呈正相关关系是毋庸置疑的。

CPI的系数相对来说较大，而且与银行的盈利能力呈现负相关关系。在10%的置信水平下，只有国有和城市性商业银行的t值是显著的，而股份制银行的系数估计值是不显著的。产生这种回归结果的原因可能是：消费者物价指数越高，市场上的通货膨胀越高，居民的储蓄缩水，银行利息的增长跟不上通货膨胀的增长，因此银行吸纳的资金将减少，那么相应能够发放贷款的资金也变少，盈利能力下降。

4 总结

总体来说，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主要由四个大方面决定：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即不良贷款率与资本充足率这两个指标来决定；银行的运营能力，即银行的流

动性状况；银行的业务结构，即银行贷款数量以及资产负债比；外部的宏观经济状况，即GDP和CPI。

国有商业银行若想提高盈利能力，可以适当降低不良贷款率和流动性比率，与此同时提高资本充足率，这样就可以保证在安全的基础之上提高盈利；股份制商业银行若想提高盈利能力，可以适当降低不良贷款率，与此同时提高流动性比率和资本充足率，这样可以在保证流动性的基础之上适当提高盈利；城市性商业银行的所有指标几乎都是显著的，这说明模型很好的拟合了这种类型的银行。根据估计结果显示，城市性商业银行若想提高盈利能力，可以适当降低不良贷款率，同时提高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比率。

参考文献

[1]Smirlock.M.Evidence of the（non）Relationship Between Concentration and Profitability in Banking[J].Journal 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1985，17（1）：6983.

[2]John Goddard，Phil Molyneux，John O.S.Wilson.The profitability of European banks：A crosssectional and dynamic panel analysis[J].The Manchester School，2004，72（3）：14636786，363381.

[3]Abuzar M.A.Internal and external determinants of profitability of Islamic banks in Sudan：evidence from panel data[J].AfroAsian J.of Finance and Accounting，2013，3（3）：222240.

[4]魏煜，王丽.中国商业银行效率研究[J].金融研究，2000，（3）：8896.

盈利模式与盈利能力的关系范文第5篇

董事会和CEO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公司治理领域备受关注的问题。CEO作为经理层的领导人物，肩负着执行董事会具体决策与领导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的重大责任，而董事会则履行着决策与监督职能。因此，董事会与CEO在职能、权力和责任方面相互作用与联系，董事会与CEO之间良好的关系，能够协调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导致的各种委托问题，是公司最终业绩好坏的决定性因素之一。CEO在公司具体经营决策上具有绝对权力，而在一些战略决策中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其经营能力和努力水平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公司业绩，而公司业绩决定了CEO薪酬和声誉的高低。当上市公司设置了CEO薪酬激励和职业契约时，CEO为了满足盈余门槛具有强烈的盈余管理的动机。如Malmendier和Tate（2009）研究发现，明星CEO为了满足市场的高业绩预期而操纵其盈余，上市公司的正向盈余管理程度较高，当CEO权力越大时，CEO操控盈余管理的倾向越明显。那么作为履行监督职能的董事会，其是否能有效遏制CEO盈余管理的倾向呢？随着2006年股权分置改革的基本完成，我国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减持现象越来越多，导致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趋于分散的状态，CEO实质上掌控上市公司的现象越来越多。因此，研究作为公司股东代表的董事会如何监督CEO的自利行为显得尤为重要。

二、文献回顾、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1．CEO权力与盈余管理。盈余管理作为会计学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研究热点。公司管理层会通过操纵盈余来满足不同的盈余目标，如扭亏、大清洗、“保壳”以及再融资等等。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上市公司经过不断增发新股和并购交易，创始人股权比例逐渐下降，股权随之分散或多元化，而股权分置改革实现了上市公司股份的全流通，致使许多原非流通股股东能够减持其持有的股票，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日趋分散化。股权的分散将会导致以高管人员为代表的管理层在企业中的权力逐渐扩大，其地位逐渐提高，有些人事实上成长为企业的实际掌控者，不仅将企业所有者的权力逐渐架空，还使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出现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企业管理层掌握着财务信息，他们可以决定是否对外提供真实的信息。管理层为了自身的利益，往往会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采用最符合自己利益的会计政策，或“构造”真实的交易事项，对企业的盈余信息进行调整或控制。

2．董事会监督与盈余管理。作为公司治理核心内容之一的董事会能够有效地保护投资者利益，遏制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文献中较多地研究了董事会的活动、规模和独立性等特征对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如公司的独立董事能够有效遏制公司管理层盈余管理行为，公司董事会规模越大，盈余管理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越大。但张逸杰等（2006）研究发现，独立董事的比例和盈余管理的程度之间存在U型曲线关系，董事会独立性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盈余管理［9］。杨清香等（2008）研究则发现，董事会规模与盈余管理的关系不确定，独立董事比例以及审计委员会与盈余管理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并不显著，董事会会议频度则与盈余管理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周冬华和赵玉洁（2014）研究发现，不同的董事会特征对公司管理层的盈余管理遏制作用并不一致，董事会规模、董事长与总经理的双职合一、独立董事比例并没有对上市公司扭亏和大清洗盈余管理行为发挥出一致有效的遏制作用。综上所述，文献对董事会监管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并不一致，究其原因，上述文献都较少考虑董事会自身的监督能力这一内生变量。董事会监督遏制盈余管理的效果取决于上市公司董事会监督能力和管理层权力之间的角力结果。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根据管理层权力理论，由于不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管理者实质上成为了其薪酬制定的控制者，从而旨在降低成本的股权激励机制实际上成为了管理层寻租的工具。此外，为了掩盖寻租行为，管理层通常会进行盈余管理或操纵信息披露或其他伪装。虽然上市公司的薪酬业绩契约可以激励管理层为实现契约目标而努力工作，但也诱发了管理层从事盈余管理的动机。Healy（1985）研究发现，存在上下限的管理层奖金计划的上市公司，若当期盈利高于上限，管理层有动机降低当期盈余，以避免永久丧失这部分红利；若当期盈利低于下限，则管理层有可能采取“大洗澡”的盈余管理方式来获取奖金［15］。当CEO薪酬更多使用股票和期权激励时，管理层更倾向进行盈余管理，而且应计项目比较高的企业CEO更倾向执行期权以及出售股票［16，17］。随着CEO权力的增大，公司内部股东、董事会与高管的权力制衡将趋于失效，此时，董事会对他们的监督能力更加低下，CEO可能对董事们的选聘施加影响而控制董事会，限制董事会职能的发挥［17］。在董事会监督失衡的状态下，CEO利用盈余管理来满足其薪酬契约或者资本市场预期的可能性越大。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1。假设1：CEO权力越大，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在理论框架内，董事会与CEO的关系表现为董事会对CEO的监督控制。董事会通过选拔、聘任CEO、指定临时CEO、培养现任CEO的继任者；制定高管人员的薪酬、奖励CEO及其团队；审批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监督战略实施来监督管理层以约束CEO的自利行为，遏制公司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但根据管理者霸权理论（ManagerialHegemony　Theory），当CEO权力过大时，董事会实际上被管理层支配，无法解决问题。因此，董事会对CEO的监督能力取决于董事会和CEO权力的角力结果。董事会稳定性特征可以作为量化董事会监督的有效性指标，公司董事会稳定性主要表现为董事会成员变动的频繁程度，并主要通过董事会规模变动或规模不变时董事会成员的更迭来表现。从具体形式来看，稳定性机制是利用内外部控制和声誉机制，通过董事会规模结构的调整和董事成员的任免和激励，监督、激励董事会有效运作，进而控制管理者的经营活动不偏离企业的长远规划和股东利益最大化目标，因此，董事会成员越稳定，其监督效果越明显［12］。董事会成员越稳定，很多先于CEO加入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会继续留在公司，董事会被CEO架空的可能性越小，其监督公司管理层的效果越明显。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2。假设2：董事会的稳定性有利于削弱CEO权力与盈余管理之间正相关关系。

三、数据来源及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选取

沪深A股主板市场（不含创业板）2007～2012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样本筛选过程为：（1）剔除上市年限不足3年的上市公司；（2）剔除采用证监会2位代码行业分类后，年度行业数据不足10家的行业上市公司；（3）剔除财务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执行上述筛选过程后共收集到6835个样本数据。数据来源于CSMAR、CCER、WIND数据库，个别数据进行了手工收集，收集源于巨潮资讯和证券时报网站的年度财务报告。本文主要使用统计分析软件Stata12．0和SPSS15．0来处理相关数据并进行后续的计量分析。

（二）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根据研究假设，采用多元回归方程检验CEO权力、董事会稳定性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具体模型如式（1）和式（2）所示。其中被解释变量DA为盈余管理程度。当上市公司存在异常经营绩效的情况下，采用Jones模型（包括修正后的Jones模型）估计存在一定的偏误［18，19］。Kothari等（2005）针对此问题提出了业绩调整的方法，采用资产收益率来修正异常应计项目的估计方法，该模型发生错误的概率均低于修正后的Jones模型。因此，本文采用Kothari等（2005）业绩修正后的Jones模型来估算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具体如式（3）所示。式（3）中，TAijt为第j行业中第i公司在第t期的总应计项目，以营业利润减去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余额来度量；Aijt－1为第j行业中第i公司在第t－1期的资产总额；REVijt为第j行业中第i公司在第t期的营业收入较上年度的变动额；RECijt为第j行业中第i公司在第t期的应收账款较上年度的变动额；PPEijt为第j行业中第i公司在第t期的固定资产原值；ROAijt为第j行业中第i公司在第t期的资产报酬率；εijt为第j行业中第i公司在第t期的残差。对模型（3）进行分年度分行业回归得到参数估计值，并据此计算模型拟合值。根据被解释变量的实际值和拟合值计算残差，取其绝对值来度量盈余管理程度。解释变量CEO为CEO权力。本文对于CEO权力强度的度量参考Finkelstein（1992）［21］和权小峰、吴世农（2010）［22］的研究，他们认为，CEO的中心任务是处理不确定性，这就意味着权力基础在于有能力来处理内部和外部的不确定性。内部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于董事会和其他高管人员，而外部的不确定性则主要来自于公司的目标和外部制度环境。因此，他们将CEO的权力具体划分为组织权力、专家权力、所有制权力和声望权力。将CEO权力从以上四个维度进行划分，并从每个维度各自选取两个虚拟变量来度量权力强度的大小，对上述四个维度和八个测度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结果来构建CEO权力的度量指标。具体指标的定义和解释如表1所述。解释变量Stability为董事会稳定性，借鉴Crutchley等（2002）的研究方法，采用衡量董事会成员的变动比例来度量，如式（4）所示。该稳定性指标的计算结果介于0～1之间，数值越大表明该公司的董事会越稳定，反之亦然。其中，Mj表示第j期的董事会人数，Sj表示第j期的董事会成员的集合。＃（Sj＼Sj＋i）表示原来属于第j期的董事会成员集合，但已不属于第j＋i期的董事会成员集合的人数。＃（Sj＋i＼Sj）表示属于第j＋i期的董事会成员集合，但不属于第j期的董事会成员集合的人数。根据姜付秀（2013）等相关文献，模型中还加入了财务杠杆、公司规模、盈利能力、增长率等公司层面的控制变量，以控制其他变量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各控制变量的具体含义如下所示：财务杠杆LEV，采用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来表示；资产规模Size，采用公司年度资产规模取自然对数来衡量；盈利能力ROA，采用公司的资产利润率来衡量；增长率Growth，采用前3年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来衡量；扭亏动机NK，若上市公司上年度净利润为负，当年度净利润为正，则为1，否则为0；配股资格Ins，若上市公司前三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介于6％～7％之间，取值为1，否则为0；账面市值比MB，采用公司的每股净资产／（年末流通股市值＋非流通股×每股账面价值每股市价）来衡量；审计意见Opin－ion，若上市公司当年度被出具的审计报告为标准无保留意见，则为0，若为无保留意见加强调事项段或说明事项段，则为－1，若为无法表示意见，则为－2，否则为－3。会计师事务所Big4，若当年度上市公司审计事务所为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则为1，否则为0；公司性质SOE，采用实际控制人类别来划分公司的所有权性质，若为国有控制，则为1，否则为0；管理层持股比例Mshare，采用当年度管理层持股占总股本的比例来度量；独立董事比例OutDir，采用上市公司当年度独立董事占董事会人数的比例来度量。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根据研究模型中所涉及的主要变量，计算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量，结果如表2所示。研究发现，样本公司的盈余管理整体表现为正向盈余管理，盈余管理DA变量均值为2．7798，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着向上的盈余管理现象，但该变量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差异非常大，标准差为499．8228，变量存在极端异常值现象。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后，CEO权力的均值为－0．0777，中位数为－0．0534，总体上我国上市公司的CEO权力较小。董事会稳定性的均值为0．8355，中位数为0．8889，表明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稳定性较强，董事会成员的更迭并不明显。公司特征变量方面，各变量体现出一定的差异性。部分变量存在异常的极端值，后续回归处理时将对上述所有连续变量进行1％数值的缩尾（Winsorized）处理。

（二）回归结果分析

首先基于混合数据采用最小二乘法检验CEO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表3列示了模型回归结果，其中模型1研究CEO权力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模型2和模型3进一步将盈余管理划分为正向盈余管理和负向盈余管理，研究CEO权力对正向盈余管理和负向盈余管理的影响。表3中模型1表明，CEO权力与上市公司的可操控应计绝对值呈正相关关系，表明CEO权力越大，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越大。模型2表明，上市公司CEO权力与正向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模型3回归结果显示，上市公司CEO权力与负向盈余管理显著负相关，这表明，上市公司CEO权力越大，其会向上操控盈余以满足薪酬契约和资本市场对其的业绩预期。同样地，当上市公司业绩超过预期时，CEO也存在向下操控盈余的动机，以避免永久丧失这部分红利［15］。其他控制变量方面，公司资产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以及账面市值比BM与盈余管理程度显著负相关。其原因可能是，上市公司资产规模越大，资产负债率越高以及账面市值比越高，越容易受到监管机构监督，导致盈余管理程度下降。上市公司的资产净利率ROA与盈余管理程度显著正相关，与正向盈余管理和负向盈余管理都显著负相关，这表明上市公司资产净利率越高，向上进行盈余管理程度的可能性越低，但向下进行负向盈余管理来隐藏利润的可能性越高。上市公司的扭亏动机NK和再融资动机Ins与盈余管理程度显著正相关，而且正相关关系主要体现在正向盈余管理子样本中，这表明具有扭亏动机和再融资动机的上市公司，越可能向上盈余管理以达到监管机构的要求。产权性质SOE与盈余管理程度显著负相关，这表明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较低。表4回归结果表明，董事会稳定性Stability与盈余管理显著负相关，表明董事会成员越稳定，越有利于遏制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降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董事会稳定性与CEO权力的交乘项（Stability×CEO）与盈余管理显著负相关，表明董事会的稳定性能够有效削弱CEO权力与盈余管理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董事会成员越稳定，对CEO监督能力越强。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监督能力主要体现在正向盈余管理子样本中，表明公司董事会成员对于CEO正向盈余管理行为要求比较严格，而对于CEO负向盈余管理行为可能持默许态度，因此监督效果并不明显。

（三）进一步研究：CEO权力、董事会稳定性与盈余管理———基于不同产权性质

在不同产权性质下，CEO对公司业绩的敏感程度不同，从而盈余管理的动机可能存在差异。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相比，非国有控股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尤其是正向盈余管理的动机是比较强的［24］。同时，国有控股企业的CEO由控股股东单位委派，且大多数总经理同时兼任董事长，形成了高管自己聘用自己，自己监督自己的局面，这势必降低股东和董事会对高管的监督和约束，赋予了高管较大的控制权［17］。因此，根据管理者霸权理论，此时董事会实际上被管理层支配，董事会对CEO的监督可能流于形式。表6的回归结果显示，在非国有上市公司子样本中，董事会稳定性Stability与CEO权力的交乘项Stability×CEO与盈余管理显著负相关，表明董事会稳定性能够有效削弱非国有上市公司CEO权力与盈余管理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而这种监督机制主要体现在正向盈余管理子样本中。但我们并没有发现国有上市公司的董事会能够有效监督CEO权力对盈余管理的操纵，表明在国有上市公司中可能存在CEO控制董事会的现象，国有上市公司董事会监督能力较弱。

（四）进一步研究：CEO权力、董事会稳定性与盈余管理———基于CEO任期的视角

董事会监督CEO的能力也会随着CEO任期的变化而变化，在CEO任职早期，新上任CEO可能有强烈的动机专注于领导力发展以适应新的工作环境、熟悉公司竞争环境、发展新的工作关系、学习新的技能和知识来满足新职位的需求，而这些都要求CEO和董事会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通过董事会的重重考验，得到董事会的认可［25］。因此，此时CEO相对董事会权力较弱，董事会能够有效地阻止这些任期较短的CEO牺牲股东的利益，去追求个人利益。而随着CEO任职时间的增长，说明CEO通过了董事会的绩效考察，其经营公司的能力得到了肯定，CEO获得了更多的公司经营运作的信息，掌握了更大的权力，董事会对CEO的约束力减弱。因此，在CEO任职晚期，CEO权力的显著增加使得其对董事会的控制力逐渐增强，董事会相对CEO权力较弱，董事会并不能有效监督CEO操纵盈余管理行为。　表6的回归结果列示了不同CEO任期下CEO权力、董事会稳定性与盈余管理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在CEO任期较短（Low　CEO　Tenure）的子样本中，董事会稳定性Stability与CEO权力的交乘项Stability×CEO与盈余管理显著负相关，表明董事会稳定性能够有效削弱任期较短时CEO权力与盈余管理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而这种监督机制仅体现在正向盈余管理情形，表明公司董事会能够有效监督CEO的正向盈余管理行为，但对于CEO负向盈余管理行为可能持默许态度。但未发现董事会能够有效监督任期较长的CEO对盈余管理的操纵，这表明随着CEO任期的增长，CEO相对于董事会权力越强，可能存在CEO控制董事会的现象，导致董事会对CEO的监督机制失效。

（五）稳健性检验

1．重新定义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指标。前文采用Kothari等（2005）模型计算了盈余管理程度，为了增强结论的稳健性我们又分别采用修正后的Jones模型重新计算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进行上述回归分析，研究结论保持不变。

2．重新定义CEO权力。前文采用了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度量了CEO权力，由于本文研究的是CEO权力和董事会稳定性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直接表现为CEO相对于董事会的权力。因此，采用CEO相对于前3董事会薪酬比例来度量CEO权力，该数值越大，表明CEO相对于董事会的权力越大。进行上述分析，研究结论保持不变。

3．重新定义了董事会稳定性。前文采用公司董事会成员的变动比例来度量，但该比例可能受到董事会正常换届的影响，董事会成员正常换届时，该比例越大。因此，为了避免董事会正常换届导致影响董事会的稳定性，本文手工整理了董事会离职人员中的任期和离职原因，扣除了任期到期后正常换届的董事会人员后，采用董事会成员非正常变动比例程度来重新度量董事会的稳定性，进行上述回归分析，研究结果不变。

五、研究结论

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阻碍了真实会计信息的传递，误导投资者对公司真实价值的判断，损害了投资者利益并严重干扰了资本市场的正常运作。因此，遏制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一直是各国资本市场监管的重点内容。研究CEO权力和董事会稳定性对盈余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

（1）CEO权力越大，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越高，稳定的董事会能够有效削弱CEO权力与盈余管理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而这种监督机制主要体现在正向盈余管理中，董事会对于CEO的负向盈余管理行为并无明显的遏制作用；

（2）进一步划分不同产权性质后发现，上述研究结论主要体现在民营上市公司中，国有控股企业的CEO由控股股东单位委派，CEO相对于董事会的权力更强，董事会的稳定性并不能有效监督CEO的盈余管理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