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的治理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气候变化的治理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气候变化的治理范文第1篇

1.管理思路由注重微观向关注宏观转变

一是宏观把握档案事业中“基础”与“主体”关系，由“偏重基础”向“突出主体”转变。其标志性事件是从1999年年初开始的全省国家档案馆和省直机关档案工作目标管理“三年攻坚”工作，扭转了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开始，省档案局比较偏重于对机关、企业事业等档案事业“基础”单位档案工作达标（目标管理）的督促与检查，而对综合档案馆这一档案事业“主体”单位的检查督促不够有力的这一偏差，促进了全省档案事业的健康发展。二是正确把握“业务”与“体制”的关系，从专注“档案业务”向重视“管理体制”转变。其标志性事件有二：其一是及时总结与报道顺德市“三档合一”管理新体制，探索区域性档案资源科学整合之路。其二是首倡镇级建馆全新模式。2006年12月，省档案局在大朗镇召开全省小城镇档案工作座谈会，会议提出了镇设立档案馆同时挂市（县）档案馆分馆的模式。会后，经东莞市政府批准，大朗镇成立镇档案馆并加挂东莞市档案馆大朗分馆牌子，省档案局提出的镇级档案工作“一馆两牌”模式成为现实。三是正确处理“现实”与“未来”的关系，从“立足现实”向“着眼未来”转变。2003年3月，省档案局在惠州召开全省档案工作暨馆库建设会议。这是广东省档案事业发展史上第一次专门召开的档案馆库建设工作会议，标志着省档案局对全省档案馆事业已从立足“三年攻坚”时的“现实”，向着眼于“做大做强”档案事业的“未来”转变。

2.管理手段由指导为主向监督为主转变

从1998年起，省档案局陆续开展了达标复查、执法检查、年度评估等活动，将业务指导与行政监督有机结合，并逐步实现由指导为主向监督为主的转变。一是开展档案达标复查，强化对档案工作行政管理。达标复查为防止已达标单位档案工作滑坡起了重要作用，也对档案工作出现明显滑坡单位产生强烈震动，并促使其工作得到及时整改。二是开展档案执法检查，从行政执法检查到人大执法检查，检查力度不断加大。从1999年开始，省档案局组织检查组对省直单位档案工作进行行政执法检查，事后向有关单位发出了监督检查通知书，引起有关单位高度重视。对有些档案工作“老大难”单位，则请省人大有关部门带队执法检查，效果显著。三是开展档案工作年度评估，实现档案行政管理“五个结合”，将行政监督常态化。2004年和2006年，省档案局先后制定和文件，开展对综合档案馆和省直单位档案工作的年度评估。年度评估实现了目标管理和年度评估、现场监管和非现场监管、微观管理与宏观管理、行业主管和专家评估以及档案部门与地方政府（或各单位）的“五个有机结合”，收到很好效果。由于年度评估是一种定期检查，从而实现了档案行政监督的常态化。

3.管理载体由形式单一向形式多样转变

广东省运用于档案行政管理的载体形式很多，其中运用最多、影响最大、管理效果最好的是：档案达标升级（目标管理）。从1987年起，二十多年来一直没有间断。当然，为了适应新形势要求，省档案局对升级或目标管理考核的内容和指标不断进行修订和补充。示范档案馆（单位）创建。2004年在全省开展创建示范档案馆活动，目前已有5个档案馆被省档案局授予“广东省示范档案馆”称号。2009年又在省直单位开展档案工作示范单位创建活动。目前已有6个单位被省档案局授予“广东省省直档案工作示范单位”称号。档案工作年度评估。多年实践说明，年度评估使档案行政管理力度进一步加大，有效促进了全省档案馆和省直单位档案工作水平的提高。项目档案金册奖创建。自2006年该奖项创立以来，已有17个项目获奖，许多在建项目和新开工项目都以争创“金册奖”作为项目档案工作目标，有效促进了全省重大建设项目档案管理水平的提高。

视野更宽广，工作更主动，管理更到位，管理方式转变对广东档案行政管理影响巨大

1.管理思路由注重微观向关注宏观转变后，视野更宽广

同样的手段和方法，管理思路由注重微观向关注宏观转变后，带来的结果就不一样。例如“三年攻坚”工作，从目的和要求都有别于以往达标升级或目标管理活动。这是一次针对之前一段时间全省档案馆的主体地位不突出，各地档案馆工作发展极不平衡的现状，为了促进全省档案馆事业全面协调发展而开展的专项活动，是一项着眼于全省档案事业的宏观决策，是档案管理达标升级活动开展以来省档案局从“注重个体”到“关注整体”的转变。事实证明，这一决策实施效果明显，实现了全省综合档案馆全部达标升级，缩小了全省馆际之间、珠三角地区与山区档案馆之间差距，为全省档案事业全面发展起到极大促进作用。可以说，自从管理思路由注重微观向关注宏观转变后，广东档案行政管理的视野也变得更宽广更全面。

2.管理手段由指导为主向监督为主转变后，工作更主动

实践表明，管理手段由指导为主向监督为主转变后，由于提高了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工作的主动性，进而增强了档案行政管理工作的计划性和时效性。首先，由于监督工作是由监督者主动实施的，什么时候进行、对谁实施监督都是由监督者安排，大大提高了工作主动性；其次，由于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工作主动性提高，可以有更多时间思考对全省档案事业的统筹规划，增强了档案行政管理工作的计划性；第三，由于工作的主动性和计划性提高，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可以根据党委和政府不同时期工作重点，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一些服务性工作，使档案工作能够紧贴中心，服务中心，避免档案工作游离于中心工作之外，从而增强了档案行政管理工作的时效性。实践同时表明，管理手段由指导为主向监督为主转变后，档案行政管理效果更加明显。实际工作中，档案行政管理工作显得软弱无力的根本原因是档案部门手段“太软”，一旦动“真格”，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3.管理载体由形式单一向形式多样转变后，管理更到位

近十多年广东省档案局之所以不断创新档案行政管理载体，使管理载体逐渐由形式单一向形式多样转变，目的就是根据档案工作管理需要，使不同工作有不同管理载体，从而使档案行政管理更加具有针对性，管理工作更加到位。以2004年开始的综合档案馆年度评估为例。这是对实行多年的“达标升级和目标管理”手段的重要补充，由于年度评估将“全省所有县级以上国家综合档案馆，一律纳入年度评估范围”，改变了达标升级（目标管理）活动中“鞭打快牛”的现象。同时，“把年度评估结果分别抄送给各馆所在地党委和政府，并建议以年度评估结果为依据对有关的馆进行奖罚”的做法，也使档案行政管理力度进一步加大，有效促进了全省档案馆工作水平的提高。再以项目档案“金册奖”的设立为例。由于切合了当前国家和省对项目档案管理的需要，而且，“金册奖”的设立宗旨、产生方法和激励机制都与其他奖项不同，具有明显特色，因此，在奖项无数的当今，这个纯属“荣誉”的奖项依然引起许多单位领导的重视与关注。

与时俱进，科学发展，发挥人的作用，广东档案行政管理方式转变的启发

1.档案行政管理方式必须随环境改变而改变，与时俱进

例如，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省档案局逐渐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强化了行政监督职能，并逐步实现由指导为主向监督为主的转变。早在1989年国家档案局和国务院法制局就提出“依法治档”概念，但由于当时整个社会“法治”氛围还不浓厚，“依法治档”基本停留在口号上。1997年9月，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后，“依法行政”成为各级政府部门工作的基本要求。从1998年起，广东省陆续开展的档案达标复查、执法检查和年度评估等活动，就是省档案局适应“依法治国”大环境要求，进行“依法治档”的具体举措。又如，适应“简政放权”改革要求，省档案局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原则，通过委托或授权将一部分管理权限（如机关档案综合管理省特级评审、档案综合管理达标单位复查、省重点建设项目档案验收组织等）下放给各市档案局，并逐步实现由注重微观向关注宏观转变。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党和政府将会有更多新的治国方略出台，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环境都将会发生新变化，档案行政管理方式也必须随着环境改变而改变，不断与时俱进。

2.档案行政管理应以“三个体系”建设为目标，坚持科学发展

近十多年以来，广东省档案局一直把搞好档案资源建设、档案利用工作和档案安全保管工作作为促进档案事业发展重要内容。国家档案局提出建立“两个体系”和“三个体系”要求后，省档案局进一步明确方向，并将理论与实践结合，使“三个体系”建设得到进一步深化和细化，为全省档案资源、档案利用和档案安全体系建设提供保障，也取得显著成效。目前全省各级各类档案馆馆藏总量超过2125万卷，省档案馆与广州、深圳市档案馆通过互联网建立的跨馆查阅利用系统已经开通，以档案安全问责制为基础的档案安全体系也已初步建立。在今后档案行政管理工作中，应当以“三个体系”建设为目标，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统筹兼顾档案工作中个人和集体、局部和整体、当前和长远的利益关系。

气候变化的治理范文第2篇

[关键词] 气管重建；空肠；自体移植；微血管吻合

[中图分类号] R6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3）06（a）-0012-04

因肿瘤、创伤、先天性疾病等需要切除部分气管，但当切除超过6 cm时难以端端吻合，临床工常作中这种情况常可以遇到。由于长段气管缺损重建存在着再血管化、管腔支撑、上皮覆盖、排斥反应等难题，因此，这类患者常被视为手术禁忌。6 cm以上气管缺损修复、重建的研究多年来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十分关注的难题。随着游离空肠移植重建气管方法的日益广泛研究，先进的显微技术及合适的支架运用，使移植的游离空肠再血管化、管腔支撑及排斥反应这些难题都已一一迎刃而解，但仍存在空肠移植术后腺体分泌及上皮覆盖这两大难题。本研究拟在建立游离空肠重建气管部分损模型的基础上，观察术后犬的存活及肠腺分泌对呼吸道的影响，动态观察各实验组的空肠腺上皮在光镜和电镜下的变化及上皮化生情况，从而了解游离空肠重建气管后的上皮转化规律，为游离空肠重建气管应用临床提供实验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动物

选国际通用标准实验动物Beagle犬18条，体重10～16 kg，雌雄各半，随机分成A 组，不去除游离空肠肠黏膜；B 组，部分去除游离空肠黏膜；C组，全部去除游离空肠黏膜；每组各6只。

1.2 实验方法

实验动物用氯胺酮4～10 mg/kg静脉麻醉，不行气管插管。手术分颈、腹部两组同时进行。颈部手术：解剖颈部气管及血管，先行颈部正中纵行切口，上起环状软骨下至胸骨上切迹，分离带状肌，逐层切开，完全暴露颈部气管；剪开一侧颈动脉鞘，解剖出颈总动脉和颈内静脉，用橡皮筋做好标记，备血管吻合时用。腹部手术：采用脐上正中切口，进入腹腔，寻找空肠，选取长约5 cm空肠段，分离肠系膜动静脉，使二者游离约2 cm，用肠钳夹住截取肠段，暂不断蒂，先行空肠两断端吻合。断血管蒂后，即用0.1%肝素生理盐水灌洗动脉，至静脉端流出澄清液体、肠管变白为止，用络合碘灌洗肠腔后，再用生理盐水冲净。生理盐水、甲硝唑冲洗腹腔，检查无活动性出血后关闭腹腔。将肠系膜动脉与颈总动脉行端侧吻合，再将肠系膜静脉与颈内静脉行端端吻合。吻合成功后，可见肠管由白色变红润。将空肠从对系膜侧剖开。A组Beagle犬（不去除空肠黏膜）直接将肠壁与气管壁缝合；B组 Beagle犬（部分去除空肠黏膜）用小圆刀和黏膜擦除棒10支，深入肠腔擦除空肠黏膜，保留约1/5空肠黏膜，再将肠壁与气管壁缝合；C组Beagle犬（全部去除黏膜层），将肠壁沿系膜侧剖开，全部去除肠黏膜后将肠壁反转，将浆膜层至于管壁内侧，将移植空肠与气管壁缝合起来，建立游离空肠重建气管部分缺损的模型。依次缝合颈前各层组织，并放置引流管，皮肤缝合处涂抹红霉素软膏。术后禁食，把动物放入笼内单笼饲养。术后静脉滴注低分子右旋糖苷，肌内注射罂粟碱，口服阿司匹林，静脉予抗炎治疗。术后注意Beagle犬的一般情况。术后1、2、3、6个月时，各组在氯胺酮静脉全麻下行纤维支气管镜检查，观察移植空肠肠黏膜的颜色、血运，吻合口有无肉芽及瘘道形成，新气道有无狭窄，每次分别在吻合口及移植空肠肠腔中部取活检，共取两份，一份送透射电镜观测，另一份常规石蜡包埋、切片。

1.3 主要观察指标

①观察动物一般情况，包括活动情况、体温、咳嗽、呼吸、造瘘口流出分泌物量等情况；②移植空肠颜色；③新气管通畅度，吻合口处有无肉芽生长；④移植空肠黏膜组织学变化。

2 结果

2.1 动物一般情况

术后18只Beagle犬均无发热，术后均无肠梗阻表现。18只Beagle犬颈、腹部切口均Ⅰ期愈合。A组术后1～2周内均有不同程度的咳嗽，2周后咳嗽明显减轻，3周后基本消失；气管造瘘口术后1周有大量黏液分泌，3周后黏液分泌逐渐减少，有2条Beagle犬在术后第2周因肺部感染死亡。B、C组术后1周气管造瘘口只有少量黏液分泌，咳嗽较轻。C组有1条 Beagle犬在术后第50天因移植空肠感染而死亡

2.2 术后纤维喉镜观察

2.2.1 A组 术后1个月，移植空肠稍水肿，表面光滑，吻合口见肉芽组织，未见瘘道形成；术后2个月时，见移植空肠表面光滑，无水肿，色淡红，与正常气管粘膜色泽相近；术后3个月时，气管管腔通畅，无狭窄及塌陷，与正常气管黏膜颜色一样；术后6个月时，气管管腔通畅，无瘘道，无狭窄及塌陷。

2.2.2 B组 术后1个月，移植空肠黏膜稍充血、水肿，吻合口有少量肉芽组织增生，见连续的上皮层，无瘘道形成；术后2个月时，移植空肠无水肿，表面光滑，色淡红，无狭窄及塌陷；术后3个月时，气管管腔通畅，无狭窄及塌陷，黏膜色泽与正常气管黏膜一样；术后6个月，气管管腔通畅，移植空肠略突向肠腔，无瘘道形成，无狭窄及塌陷（图 1）。

A B

A：术后1个月，纤维喉镜下见空肠黏膜充血、肿胀，吻合口有肉芽增生；B：术后6个月，纤维喉镜下见移植空肠略突向肠腔，气管管腔通畅，吻合口处光滑，无肉芽

图1 B组术后纤维喉镜图

2.2.3 C组 术后1个月，移植空肠黏膜略充血，水肿，吻合口见肉芽组织，未见分泌物及瘘道形成；术后2个月时，移植空肠表面光滑，呈红色，肠黏膜水肿消失，管腔通畅，无狭窄及塌陷，有连续的上皮层覆盖；术后3个月时，气管管腔通畅，无狭窄及塌陷，移植空肠黏膜色泽与正常气管黏膜一样；术后6个月，移植空肠肠壁稍增厚，气管管腔通畅，无明显狭窄及塌陷。

2.3 光学显微镜检查

2.3.1 A组 术后1个月，肠腺萎缩，黏膜层薄，绒毛缩短，绒毛间见大量炎症细胞浸润；术后2个月，移植空肠肠腺进一步萎缩，黏膜层明显变薄，绒毛及腺体萎缩，绒毛间炎症细胞浸润减少；术后3个月，移植空肠肠腔表面见少量非角化鳞状上皮；术后6个月，移植空肠表面见假复层纤毛柱状皮覆盖。

2.3.2 B组 术后1个月，吻合口处有肉芽组织增生，空肠黏膜层变薄，小肠绒毛变短，绒毛间有纤维素渗出和炎细胞浸润；术后2个月时，移植空肠表面见鳞状上皮化生，未见空肠腺体样结构；术后3个月时，移植空肠肠腔表面有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覆盖，黏膜层有淋巴细胞浸润，固有层见纤维组织；术后6个月，移植空肠见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覆盖（图 2）。

A B

C

A：术后2个月，空肠表面有鳞状上皮化生，未发现肠腺结构；B：术后3个月，空肠肠腔表面有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覆盖，黏膜层见淋巴细胞浸润；C：术后6个月，肠腔见假复层纤毛上皮

图2 B组术后光学显微镜检查情况（HE，100×）

2.3.3 C组 术后1个月，以浆细胞为主的炎症细胞较多，新生毛细血管较多，肉芽组织增生活跃；术后2个月时，移植空肠表面有鳞状上皮化生，黏膜下层有少量纤维细胞增生；术后3个月时，移植空肠肠腔表面有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覆盖，黏膜层有淋巴细胞浸润，固有层见纤维组织；术后 6 个月，移植空肠肠腔表面均被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覆盖，黏膜下层有明显胶原纤维增厚。

2.4 透射电镜检查

2.4.1 A组 术后1个月，肠腺萎缩，吸收细胞绒毛变短，微绒毛开始脱落；术后2个月，仅见少量绒毛，杯状细胞减少，细胞内颗粒减少，分泌细胞的颗粒减少；术后6个月，移植空肠表面见较多纤毛细胞，并有正常纤毛结构，并见浆细胞浸润。

2.4.2 B组 术后1个月，纤维细胞增多，发现有排列整齐的胶原纤维，黏膜层见淋巴细胞浸润；术后2个月，分泌细胞的颗粒减少，见鳞状上皮化生；术后6个月，移植空肠肠腔表面出现具有正常纤毛结构的纤毛细胞，固有层见成纤维细胞，并见淋巴细胞浸润（图3）。

2.4.3 C组 术后1个月，淋巴细胞和浆细胞浸润；术后2个月出现鳞状上皮化生，黏膜下层有少量纤维细胞增生；术后6个月，移植空肠表面出现较多具有正常纤毛结构的纤毛细胞，未见杯状细胞，黏膜下层有较多纤维细胞增生。

3 讨论

临床工作中常遇到因肿瘤、创伤、先天性疾病等需要切除部分气管，但当切除超过6 cm时会有难以端端吻合的情况。由于长段气管缺损重建存在着再血管化、管腔支撑、上皮覆盖、排斥反应等难题，因此，这类患者常被视为手术禁忌者，许多患者因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最终死于呼吸道梗阻。因此，6 cm以上气管缺损修复、重建的研究多年来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十分关注的难题，也是医学领域中亟待研究解决的课题。随着生物组织工程学的兴起及其技术在临床领域的成功应用，利用生物组织工程学技术构建一个气管替代物，并用其去修复气管缺损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而怎样的气管替代物才更适合临床呢，Belsey[1]和 Costantino等[2]认为，理想的气管替代应具有以下特点：一定的硬度、柔韧性；管腔的气密性；管腔内有连续的呼吸道纤毛上皮覆盖，能发挥纤毛上皮的黏液清除功能；具有良好的血运，抗感染力强，易于愈合；能适用于长段气管缺损；组织相容性好。自身组织修复中常采用皮肤、心包、肌肉、食管、小肠、肋软骨、主动脉等组织，其中，空肠长达2.5 m，具有取材方便、血管比较丰富、血管弓少而且直、可采用带蒂或游离移植、空肠系膜血管与颈部口径相近便于吻合的特点。Costantino等[2]认为，除了缺乏支撑新气道持续开放的硬度外，空肠替代气管较符合以上条件，空肠可作为较接近理想的气管替代物。1986年Jones等[3]首次报道用空肠移植重建气管，获得了成功，为空肠移植重建气管技术开创了新篇章。随着游离空肠移植重建气管方法的日益广泛研究，先进的显微技术及合适的支架运用，使移植的游离空肠再血管化、管腔支撑及排斥反应这些难题都已一一迎刃而解。但是，空肠重建气管要达到较理想的状态，还存在两大难题：一是重建术后移植肠管继续分泌对呼吸系统的影响，二是重建气管段的腔面能否化生为呼吸道上皮。

空肠作为有腺体分泌功能的组织，其分泌物对呼吸系统的影响还存在争议。人小肠每天分泌李氏腺液1～3 L[4]。移植到气管的空肠因大量的分泌物，可引起气管的阻塞；另大量的分泌物可造成另一个菌谱的细菌大量繁殖而致肺炎甚至菌血症，导致重建失败甚至死亡。在小肠替代气管实验研究中，曾有学者设法去除小肠的黏膜层，以减少肠黏液分泌物对呼吸系统造成的影响[5]。Nakayama[6]研究发现，移植空肠未经处理组的12只实验犬中，6只肠液分泌过量，导致新气管阻塞并发肺炎，最终术后20 d内死亡；而移植空肠经过搔刮及烧灼去除黏膜的11只实验犬中仅有1只于术后第9天死于肺炎。Fandrich等[7]也发现，有2只实验动物因分泌的黏液积聚在移植物的远端而致肺水肿和肺不张。而Letang等[5]应用纱布擦去小肠的黏膜层后未发现大量黏液分泌的现象。本实验结果也支持该结果。A组（不去空肠黏膜组）发现气管造瘘口术后 1 周内有较多肠液流出，有2只Beagle犬在术后第2周因肺部感染死亡，而B、C组（部分及全部去空肠黏膜组）术后1周内则有较少肠液流出，咳嗽较轻。然而，过度搔刮全部去除黏膜层，亦会造成术后肉芽生长，上皮生长延迟，因缺乏上皮的覆盖，会减弱动物抵抗病原体感染的能力。本实验中全部去除黏膜层组有1只Beagle犬在术后第50天因移植空肠感染而死亡，估计与上述因素有关。

化生是机体的一种组织因细胞生活环境改变或理化因素刺激，在形态和机能上变为另一种组织的过程，是机体的一种适应现象。正常气管的内壁为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覆盖，黏液-纤毛转用系统在气道防御机制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气道的第一道防线。而空肠内腔为单层柱状上皮，有大量小肠腺和绒毛结构，不存在黏液-纤毛转用系统。因此，移植空肠的黏膜上皮完全化生为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并具有正常的纤毛功能，这是最为理想的气管重建。Letang等[5]擦除了空肠黏膜行肠代气管重建的实验中发现，术后在吻合口附近的空肠腔内有少量的鳞状上皮出现，术后3周有近20%的空肠表面被鳞状上皮覆盖，认为这些鳞状上皮可能起源于附近的正常气管的上皮。Nakayama[6]的研究也观察到类似的现象。本研究在空肠重建气管缺损动物模型的肠膜黏组织变化的研究过程中，也观察到了这一现象：A、B、C三组均在术后6个月，在移植空肠表面见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覆盖，B、C组较A组 早1个月出现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以上实验结果表明，去部分空肠黏膜能加速移植空肠的上皮化，加速纤毛柱状上皮的化生，但对空肠黏膜的最终化生结果没有影响。

本组实验结果显示，去除部分肠黏膜能有效减少分泌细胞的数量，从而减少移植空肠的肠液分泌，减少分泌物对呼吸系统的影响；去部分肠黏膜能加速空肠黏膜萎缩变薄、绒毛变短脱落[8-9]，促进鳞状上皮化生，减少因缺乏上皮的覆盖，导致病原体的感染，从而促进气管愈合。据此，去部分肠黏膜游离空肠重建气管动物模型是一较为理想的游离空肠重建气管动物模型，其将有望解决空肠移植术后腺体分泌及上皮覆盖这两大难题，使游离空肠重建气管技术更接近理想，为游离空肠重建气管应用于临床提供良好的实验依据。

[参考文献]

[1] Belsey R. Rese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intrathoracic tracheal[J]. Br J Surg，1951，38（150）：200-204.

[2] Costantino PD，Nuss DW，Snyderman CH，et al. Exoerimental trachealrep lacement using a revascularized jejunal autograft with an implantable Dacron mesh tube [J]. Ann Otol Rhinol Laryngol，1992，101（10）：807-814.

[3] Jones RE，Morgan RF，Marcella KL，et al. Tracheal reconstruction with autogenous jejunal microsurgical transfer [J]. Ann Thorac Surg，1986， 41（6）：636-638.

[4] 周衍椒，张镜如.生理学[M].3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9：259-260.

[5] Letang E，Sanchez-Lloret J，Gimferrer JM，et al. Experi-ment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canine trachea with a freerevascularized small bowel graft [J]. Ann Thorac Surg，1990，49（6）：955-958.

[6] Nakayama M. Experiment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trachea with freejejunal graft [J]. Nippon Kyobu Geka Gakkai Zasshi，1990，38（9）：1429-1435.

[7] Fandrich F，Schroder DW. Exprerimental tracheal replacementusing a revascularized ileal segment for transplantation in rats [J]. J Surg Res，1995，59：560-568.

[8] 寇秀娟，陈晓红.长段气管缺损后重建术的研究进展[J].国际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2012，36（5）：266-269.

气候变化的治理范文第3篇

黄土高原曾是我国文化的发源地之一,秦、汉、唐等兴盛的朝代都建都在黄土高原,但是由于气候干旱,降水变率大,植被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土地贫瘠化和土壤荒漠化问题日趋突出,气象灾害尤其是旱灾频繁,加之长期不合理开发,区内各地农业生产差别很大,对气候变化反应敏感。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政府和农业部门在进行农业发展规划时需要了解当地农业生产对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有利和不利影响及其可能的响应程度,以便有的放矢,合理安排开发资金,防患于未然;同时也可为当地农业种植结构调整、中低产田改造、推广生态农业和精准农业以及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等生态再建设工程提供科学的参考。根据IPCC和FAO有关脆弱性的定义[1,2]及已有研究成果[3~7],本文认为农业生产的气候脆弱性问题,即农业生产对气候变化可能响应问题,主要关心的是农业生产过程对各种气候因素变化反应的敏感性以及当地社会经济、环境和农业生产条件对气候变化的适应程度。也就是说,农业生产的气候脆弱性是指某地区农业生产过程对各敏感气候因素变化的可能反应,以及当地社会经济、生产、生态环境要素对气候变化可能适应的综合响应程度。

2农业生产的气候脆弱性评估方案

本评估方案首先确定了敏感性和适应性评估指标,采用AHP层次分析法分配指标权重,其次根据有关研究成果确定单指标评估标准和敏感性、适应性计算方案,最后给出了脆弱性计算方案和等级划分标准。

2•1脆弱性评估指标体系及其权重

本文农业生产气候脆弱性研究指标体系的确定,是在参考已有生态脆弱性研究和有关气候变化对农业影响研究成果及考察调研的基础上,充分考虑研究区域内的实际生产状况,选取和农业生产条件密切相关的气候、生态和持续发展能力的因子,采用数学分析和专家推荐相结合的办法,分别选取敏感性指标和适应性指标组合,根据专家打分结果,利用AHP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8]。

2•2敏感性指标分级及计算方案

敏感性各指标的评判标准主要参考了有关文献和前期科研成果[9~11],各指标值具体分级及相应敏感性程度等级划分。

2•3适应性指标分级方案及计算方法

根据各地农业经济发展状况、各种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和有关科研成果[12~14],可确定适应性各指标判别标准及适应性程度等级划分方案。

2•4农业生产气候脆弱性分级及计算方案

综合考虑上述两方面的影响,农业生产的气候脆弱性Vp可由式(3)计算得出,并由式(4)作归一化处理,具体等级划分方案。

3农业生产的气候脆弱性现状评估

本文选取的研究区域为黄土高原地区陕西、甘肃、宁夏3省区内130个县市。鉴于收集到的1990年和1997年资料最全,故本文以这两年作为现状研究个例年。根据前文介绍的评估方案和收集到的初始资料,可以估算出每一个县市相应的敏感性Vp1、适应性Vp2和脆弱性Vp,从而确定研究区内农业生产的气候脆弱性分布现状。

3•11990年农业生产的气候脆弱性分析

1990年各县市农业生产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适应性和农业生产的气候脆弱性估算结果。研究区内1990年农业生产对气候变化反应最为敏感的区域主要分布在陕北东部、关中东南部、陇东北部和宁南地区。适应性较好的地区主要是在陕西关中地区渭河流域,兰州市附近和宁夏引黄灌区等工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较差的地区主要集中陕北大部、陇东北部和宁夏南部。综合两个方面的结果可知气候脆弱性程度最高的地区主要分布于黄土高原中部黄土丘陵区和东部水土流失严重区。

3•21997年农业生产的气候脆弱性分析

同上可以得到1997年研究区内130个县市敏感性、适应性和脆弱性等级分布情况。从图2来看,研究区内1997年农业生产对气候变化响应最为敏感的区域主要分布在陕西关中东部、陕北大部、陇东和陇中西部、宁南地区等。农业生产对气候变化影响响应的敏感性较高的县市增加,说明1997年的气候条件更不利于农业生产。适应性较好的地区仍主要分布在陕西关中地区渭河流域和兰州附近一带,宁夏引黄灌区适应性有所下降,榆林市及附近有所增加;适应能力较差的地区主要集中陕北部分、陇东、陇中大部和宁夏南部。综合两个方面的结果可以发现气候脆弱性较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陕北中部、陇东、宁夏南部和陇中南部一带。

3•3农业生产的气候脆弱性变化分析

研究区内1997年农业生产对气候变化最为脆弱的县市有9个,与1990年持平;最不脆弱的县市有22个,比1990年增加4个,说明有所减轻。综合两年的估算结果可以发现,农业生产气候脆弱性较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陕北中部、陇东、宁夏南部和陇中南部一带,主要是由于当地农业生产对气候变化影响的反应比较敏感,而当地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状况也不利于减轻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这与当地农业生产现状基本一致。应该指出的是,影响农业生产气候敏感性和适应性因素很多,相互关系也十分复杂,限于资料和种种原因,本评估方案仅选取了若干主要的因素,设计了一个比较简单的评估方法,与实际相比是不够完整的,还存在着许多科学上的不确定性。但上述分析可以反映出黄土高原农业生产气候脆弱性现状的一个大致轮廓,以供进一步研究借鉴和参考。

4未来农业生产气候脆弱性的可能演变

4•1我国西北地区未来气候变化情景

为了了解未来气候变化情景下,农业生产的气候脆弱性可能变化,本文采用国家气候中心提供IPCC推荐的5个最新GCM模式(CGCM、CSRIO、DKRZ、GFDL和HADLEY)模拟结果[15]来确定未来气候变化情景。根据5个模式平均的模拟结果,我国西北地区在未来50年内温度和降水均有增加的趋势,其中温度增加的幅度比全国平均大,降水增加的幅度与全国平均持平。表5给出了西北地区未来50年温度和降水的季节变化。可以看出,温度和降水在春、冬季增加的幅度比夏、秋季大,可以认为我国未来气候变化对西北地区作物越冬和春季生长有利。

4•2基于1997年适应性情景的未来气候脆弱性可能变化

采用上述气候脆弱性现状评估方法,在上列未来气候变化情景基础上,估算了有关敏感性指标的未来可能变化(图略),结果表明未来敏感性将呈波动型变化:2010~2020年增加,随后减小,2040~2050年又稍微增加。为了解未来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气候脆弱性影响,首先假定以1997年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的适应性情景为基础,分析脆弱性的可能变化,结果如图3。从图3可以看出,在只考虑气候变化因素影响下,研究区内农业生产的气候脆弱性一直较高的地区集中在研究区中部,呈东北-西南向一线,其中2010~2020年脆弱性程度有微弱的增加趋势,其他年份变化不是很明显。显然,这与未来气候变化引起的敏感性波动趋势有关。

4•3基于未来社会经济发展情景的气候脆弱性可能变化

为了检测环境治理和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对脆弱性的影响,本文首先根据现行国家有关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16]、五年计划发展纲要等[17,18]、西部大开发政策[19]和近期生态环境治理、退耕还林还草的实施情况,初步设定有关环境治理指标变化如下:水土流失面积以1%a-1递减,森林覆盖率以0•2%a-1增加,需退耕还林还草的≥25°陡坡耕地比例按5%a-1递减,土壤侵蚀模数按1%a-1递减;进而设定了一个简单的社会经济发展情景(表6),用上述同样评估方法模拟研究区内农业生产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适应性及其脆弱性的未来可能变化。脆弱性变化总的分布趋势为:2010~2020年有增加趋势,随后逐渐下降,高脆弱性的区域逐渐从研究区中部向中西部转移并呈减少趋势,脆弱性较高的区域逐渐缩小。2010~2020年有增加趋势,与同期农业生产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较高相一致,同时相应的环境治理、社会经济发展还不足以抵御较高敏感性的影响。综合以上结果可以发现,最为脆弱的县市主要集中在六盘山西部会宁—武山一带以及陕北中部、宁南和陇东部分县市。

4•4未来气候脆弱性的可能变化分析

综合以上两种方案,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果:在不考虑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情景下,农业生产的气候脆弱性主要受气候要素变化影响,2010~2020年有增强趋势;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措施下,未来脆弱性的变化在2010~2020年虽有增强趋势,但总体上脆弱性的变化逐渐减弱,高脆弱区向研究区西部转移。这说明东部水土流失区和中部黄土丘陵区农业生产的气候脆弱性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实施一定的环境治理情景下比西部地区更快地减轻,因而在这些区域增加投资,加大水土流失和环境治理力度,推广农业综合开发的潜力比西部大。研究区内西部地区由于自然环境恶劣,经济发展缓慢,加之受到西北部沙漠化和荒漠化的影响,近期内农业生产的气候脆弱性还会维持较高水平,很难降低,在以后的规划中应综合考虑有关对策,增强适应能力,抵御气候变化的可能不利影响。但是由于本评估方案与GCM模式本身存在科学不确定性,上述模拟结果也只是一种初步的探讨,仅给出了黄土高原农业生产气候脆弱性未来变化的可能趋向和概貌,供讨论。

5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措施讨论

黄土高原有着特殊的地理地貌,水土流失严重,气象灾害频繁,同时长期以来农业的过度开发给当地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破坏,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如何面对现实,采取积极的适应措施,防御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防止环境进一步恶化,促进地方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是决策者需要认真考虑的重大问题。本文仅在此提出能提高当地农业生产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若干对策措施建议,以供各级决策者讨论参考。

(1)防御与治理并重。调整现有农业结构、改变种植制度和耕作方式,采用农业高新科技,主动防御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趋利避害,以降低当地农业生产系统对气候变化影响的敏感性;同时加强对水土流失、土地退化等生态环境恶化的治理,促进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我恢复,提高当地农业生产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影响的适应能力,实现发展农业与保护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

(2)合理有效地利用农业自然资源,保障农业生产稳定、持续发展。研究区内人均耕地较我国东部地区多,但区内东部坡耕地多,水土流失严重,西部土壤贫瘠,自然条件差,造成农业生产的后劲不足。在适宜的地方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减少坡耕地,改造中低产田,发展旱作节水农业和生态农业,提高光、热、水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和现有耕地的生产力,以降低遭受不利气候变化影响危害的风险,减弱农业生产对气候变化反应的敏感性,促进农业自然资源合理高效的可持续利用。

(3)因地制宜,走综合开发道路。研究区内各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差别很大,农业比重也很大,不可能采取统一的农业经济开发模式。节水农业、生态农业、设施农业和小流域综合治理等方式或模式,都可以因地制宜地借鉴采用。尤其是针对研究区内矿产资源和旅游资源比较丰富的特点,应特别注意加强这些资源的有序开发;将矿产、旅游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扶持农业、增加农业投入和转移农业劳动力协调统一起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产业开发;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求,走工、农业和农、林、牧、副业综合开发道路,提高各地农业和地方经济适应气候变化的经济实力,为降低其气候脆弱性提供有力的经济基础。

(4)提高农民科技素质,推广农业高新科技。研究区内农业人口比重大,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对农业高新科技和新品种的推广很不利。应大力推广文化扫盲和科技扫盲,提高农民科学文化水平;同时建立健全农村高新科技推广服务体系,鼓励发展资源节约型和高附加值农产品深加工的乡镇企业,增强农民集体或个体经营农业生产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

气候变化的治理范文第4篇

【关键词】全球气候治理；研究进展

一、全球气候治理成为新研究热点

2009年备受期望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没有达成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国际气候制度遭受了重大挫折。之后，2010年的《坎昆协议》、2011的"德班平台"避免了气候制度的一败涂地，多边的国际谈判得以延续，并在2012年和2013年的气候谈判中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联合国机制下的政府间多边协议模式的有效性仍然备受质疑。对此，各国学者在既往国际气候制度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利用新的视角、新的理论、新的方法来认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形势，解释人类行为与气候制度间的辩证关系，为气候制度设计合理可行的方案。而"全球气候治理"就是这样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一）"全球气候治理"研究文献数量徒增

2010年以来，以"全球气候治理"为研究视角或主题的文献数量明显增加，"全球气候治理"已然成为国内外国际气候制度研究的热点和焦点，且理论化趋向明显。据谷歌学术搜索结果显示：2010年，以"全球气候治理"为主题或题目的英文研究文献数量分别为24篇和12篇，比2009年增加了100%和500%。从中国知网国内文献检索的结果看，2010年之前，以"全球气候治理"为主题公开发表的文献可谓凤毛麟角， 2010年，国内以"全球气候治理"为关键词和题名的文献分别从2009年的0篇激增到23篇和8篇，全文中出现"全球气候治理"一词的文献则超过了历年总和的两倍强，高达90篇。

（二）"全球气候治理"涵义辨析

"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目前尚处于发展过程中，并未形成完整的、清晰的、统一的学术界定。在2009年前的文献中，"全球气候治理"多指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国家行为体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而采取的集体行动 。在2010年以后的文献中，"全球气候治理"成为上述转变的"代名词"，多指"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治理" ，是包含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在内的，多层次的、分散化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治理行动 。

二、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的问题向度

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后，国际气候政治的重大转变引发了国际气候学界"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热潮。其中，一些新的重大问题被提出来：

（一）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非国家行为体（Non-state）

在国际结构"解构"下，学界开始以气候变迁议题作为适用的分析主轴，对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形成、机制、作用和影响等相关问题进行研究，旨在更好地认识非国家行为体如何促进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的良性互动，来弥补国家在推进全球气候治理时的不足之处。王金梅认为，非国家行为者更能以维系国际社会正义、抑或全球生存利益为主要目标协助谈判，成为实现国际气候治理目标的重要一环 。陈淑蓉认为知识社群利用提供客观的知识证据影响国际谈判内容和议题的进程 。Frank Biermann认为，新兴非国家主体"在政府间机制外的跨国机制、公私合作机制和市场机制等新的治理机制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

（二）全球气候治理的结构变化和重构

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后，欧美学界开始将目光转向对全球钱气候治理结构的研究上，通过分析全球气候治理的结构形成、特点、变化、因素、影响等问题，旨在改革或者重建全球气候治理的结构。例如，Frank Biermann分析了全球气候治理结构特点，认为其是垂直的超国家、国际、国家和地方等不同的规则制定和执行权威层次不断细化和分散化（多层次治理）；且是水平的不同规则系统并行作用（多极治理） 。Michele M. Betsill认为结构是治理的元层次，并指出全球气候治理结构的分散化趋势 。Fariborz Zelli认为全球气候治理结构是碎片化的，表现在它包括不同机构、机制和其他形式的原则、规范、管制和程序，它不仅指那些以应对气候变化为主要任务体系（如联合国气候机制），还指那些涉及气候变化但主要关注别的问题的体系 。Harro van Asselt对从国际和一国内两个层次对分散化治理结构进行了分类，并分析了国际、一国内分散化结构的优势和弊端，以及这种结构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影响。Cinnamon P. Carlarne发现随着国际安排上升到全球治理，并且密度和范围不断增加，学者们越发意识到个别制度安排的治理行为经常重叠或相互补充。作为一个特别的议题，治理被认为是在一个或多或少的水平结构体系中各种相关制度互相作用的结果。由此，学者们逐渐转向对"机制复合体"（regime complexes）、"制度复合体"（institutional complexes）和治理"架构"的探讨 。

（三）全球气候治理的有效性

面对传统国际气候制度的在执行中的困难，有效性问题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的热点问题。围绕这一问题，研究者试图从两种进路展开讨论。第一种是传统的"国内-国际"，即将气候治理作为"自变量"，以各国气候政策、立场对全球气候治理效果的影响分析为主题。李惠明将15国聚类为欧盟气候变化政策的积极"领导者"、"拖后腿者"、处于中间地位及情况较复杂者 。傅聪从动机和外部因素两个方面解读促使欧盟致力于领导国际气候谈判的深层原因 。第二种是从"国际-国内"视角来讨论全球气候治理效果问题，将气候治理作为影响行为体政治、经济、社会的"自变量"，研究其对一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的，包括衍生出的"制度内嵌"、"规则内化"和"规范传播"等问题。例如，马建英从"从跨国性的规范和制度力量、非政府组织、跨国利益集团、国际经济、全球化、国际政治体系等视角来探讨国际因素的内化现象" 。谢婷婷以美国推出《京都议定书》为例，引入"行为体策略"概念，分析了国际规则内化过程中受阻的形式和原因 。

三、全球气候治理理论发展

作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全球气候治理研究具备了不同于国际气候制度的新的问题向度，需要相关理论的新发展给予支撑。

（一）国际政治学理论

在传统的国际气候制度研究中，特别是国家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立场分析上，国际政治学发展出了丰富的国际关系理论，其中代表理论单一理性人模式、国内制度模式、社会学习和理念模式及"双层次博弈模式"。随着全球气候治理实践的推进，有学者通过引进新变量、新视角对原有的理论进行了补充或改造 。有学者在原有国际关系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分析框架 。

（二）制度经济学理论

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成为研究全球气候治理制度变迁的作用机理、制度"内化"的主要渊源。杨春瑰提出，基于气候治理的国际气候谈判与合作的制度自生成开始就以不断演化的形态特征发展 。马建英运用结合系统论及制度变迁理论将中国参与构建国际气候制度过程中面临的"制度压力"和对国际气候合作中的"利益认知"作为解释国际气候制度在中国内化的关键动力因素 。

（三）全球气候治理结构理论

海外学者更加关注全球气候治理的结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理论框架。其中有代表性的理论有：分析折中主义理论（analytical eclecticism），主张抛开传统的理论流派与范式的学术争论，通过更多地剖析和研究具体的经验案例来发掘、梳理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力 ；多中心治理理论（polycentric governance theory），分析了分散化治理的优点和成本，它引导特别注意个别机构的规模和不同规模治理系统的运作，认为多中心、多层次系统可以产生集体行动，比统一机构，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或"京都议定书"进程，更为有效 。

四、结论

在问题意识上，全球气候治理作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与以往国际气候制度研究相较有明显区别。学者研究不再局限于"一个公约、一个议定书"制度框架和各国政策立场间的互动关系，而是将视野扩展到上述互动关系外的"全球""治理"上，并将全球气候治理看作一个具有独立性的"有机体"，并试图回答如下问题：1）治理主体问题，试图为全球气候治理勾勒一个清晰的"权力谱系"，以此来解释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实践的动力来源。2）治理结构问题，注重对其结构、新的权力形式以及网络的研究 。3）治理机制问题，包括公私合作、市场机制等新机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以及机制替代等问题。

在研究方法上，"全球气候治理"作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其研究方法有几种倾向：一是折中主义分析倾向，亦即抛开传统的理论流派与范式的学术争论，通过更多地剖析和研究具体的经验案例来发掘、梳理和发展理论的解释力；二是系统研究方法逐渐显现出更强的解释力；三是有些新的学科及理论参与到全球气候治理的研究中来，例如，制度经济学、全球行政法理论等。

尽管目前"全球气候治理"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完整的理论框架，但随着气候治理实践和研究的发展与互动，其将会形成具有解释力和指导力的理论框架。于此相比，我国学者开始更多关注国际气候制度发展与国内应对气候变化治理间的互动关系、国际制度规则"内化"和有效性等问题。在方法上，除了国际关系理论外，开始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框架来分析问题。同时，对于"全球气候治理"，仅在"非国家治理主体"和"气候制度内化和治理有效性"等问题上能够看到"全球气候治理"这一主题的影子。鉴于此，笔者认为应加强"全球气候治理"的主题研究，用好这一概念，增强学术话语权。

参考文献

[1]葛汉文：《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国际机制与国家》，《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5年第3期，第72-76页.

[2]Michele M. Betsill， The Governance and Politics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Prepared for the 2012 Spring Workshop on Public Policy Process （WOPPR） series on "Digging Theories in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Management"，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University of Colorado-Denver. 28 March，2012.

[3]同上.

气候变化的治理范文第5篇

气候变化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可持续发展理论最早可追溯到马尔萨斯悲观的人口理论，而且，长期以来，人口问题也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议题。与人口问题相伴而生的是资源问题和环境问题。由罗马俱乐部于1972年发表的《增长的极限》强烈刺激了人们对人口、资源及环境担忧的神经。而近20多年，随着全球升温速度的加快和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繁出现，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以联合国为主的国际组织推动了关于气候变化的学术研究。1988年成立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展开对气候变化的科学影响和社会经济问题的综合评估，分别于1990年、1996年、2001年和2007年了四次评估报告，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达成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在日本京都召开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通过了《京都议定书》，对主要工业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提出了量化减排标准；2007年在印尼巴厘岛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了“巴厘岛路线图”；2009年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的气候变化大会尽管没能达成任何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但会议还是在国际社会及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气候变化问题的日益严重是气候变化经济学发展的原动力，而气候变化的国际公共物品特殊属性以及由此带来的艰难的国际谈判则为气候变化经济学注入了能量强大的推进剂。气候变化经济学目前尚无完整的理论体系，它作为经济学的研究方向而存在，研究领域集中在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气候变化治理的经济分析以及气候变化的国际政治经济分析。本文从以下方面展开对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进展的综述：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温室气体减排的经济含义，温室气体减排手段的经济分析，气候变化的国际政治经济分析以及气候变化与中国经济发展。

二、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分析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最早出现在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在由布伦特兰夫人主持的该报告中，可持续发展被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1989年联合国环境署理事会在《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声明》中，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进一步明确为“可持续的发展是指既满足当前需要而又不削弱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而且绝不包含国家主权的含义”。随着对可持续发展概念的理解和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一般性原则基本达成了共识，即公平性原则、可持续性原则和共同性原则。[1]公平性原则是指发展的机会及带来的福利增加应该公平地惠及全体人类社会，包括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可持续性原则是指人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不仅要着眼当前利益，还要追求长期稳定发展，即发展不能超越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共同性原则是指世界各国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承担着共同责任。

潘家华[2]在归纳发展的广义内涵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发展的权”与“发展的限”的概念。潘家华将发展归纳为个人、社区、国家和全人类的生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水平的提高。这是在人文发展的框架下做出的归纳。所谓发展权，潘家华认为主要表现在人文发展具有方向性和人文发展潜力的可实现性，实现较高水平的人文发展是个人、社区和国家的基本权益。所谓发展限，潘家华认为包括两层含义：生物学意义上的限和物理学意义上的限。生物学意义上的发展限存在下限和上限两方面。下限是指人的生存的最低物质保障，如营养、住房、医疗的最低限值；上限是指，在给定的技术经济水平下，人的营养需求、寿命等方面存在绝对量的边界，不能无限扩张。物理学意义上的发展限是指人文发展需要物质基础，即人文发展的物质约束。潘家华所说的物理意义上的限就是自然资源约束，包括温室气体排放的约束。

随着工业文明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不断增加，人类发展正面临日益严重的自然资源约束。在人类发展的自然资源约束中，煤炭、石油、天然气这类化石能源的约束最为突出，温室气体也主要由燃烧化石能源所引发，因而人类发展的自然资源约束集中反映在温室气体排放的约束上。①这一约束就是潘家华所说的人文发展的物理意义上的限。

人类发展面临温室气体浓度的共同约束，但具体到不同历史阶段，以及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体，这一约束的强度却是不同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表明，随着人均收入由低水平阶段上升，碳排放强度(每美元GDP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公斤数)呈上升之势，到人均收入约8000美元，碳排放强度开始下降。以美国、欧盟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在工业化的历史时期，尚未面临温室气体排放的约束，在这期间，温室气体随工业化的进程而大量排放。现如今，发达经济体已走过了碳排放增加阶段，进入下降阶段；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正处于工业化阶段，经济发展必然带来排放的增加。但温室气体积累所导致的全球变暖效应使得温室气体排放约束非常强烈，这一约束同样施加于新兴市场经济体，对其经济发展产生了压制作用。这使得新兴市场经济体承受着发展的不公平。

三、温室气体减排的经济含义

毫无疑问，排放温室气体具有负的外部性特征。但正如斯特恩(Stern)[3]指出，温室气体的外部性特征有四个方面的独特之处：一是它具有全球性属性；二是它影响长远，并由流量-存量进程所支配；三是它的许多方面尚不能进行科学的判定，还存在不确定性；四是它的潜在影响非常大。

温室气体减排具有全球公共物品的本质属性。按照经济学教科书的解释，所谓公共物品是指既不具有排他性也不具有竞用性的物品[4]385。某个国家或地区为减排温室气体付出了成本，而全球的人们享用减排的收益。

很多经济学家讨论了温室气体减排的成本与收益，其中，以英国经济学家斯特恩(Stern)[5]主持的《斯特恩报告》(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影响最为广泛。《斯特恩报告》以气候科学的成果为基础展开，分析了气候变化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所产生的可能损失与减缓气候变化所付出成本之间的关系。《斯特恩报告》的结论是，世界各国如果不立即采取行动，气候变化所造成的损失将相当于全球每年GDP的5%—20%，而且损失将延续下去；如果立即采取行动，并能将 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500—550二氧化碳当量，其成本仅为全球每年GDP的1%左右。《斯特恩报告》在分析中所依据的关键因素是贴现率，而正是这一关键因素的取值引起了较大的争论。《斯特恩报告》将贴现率确定为0.1%，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一取值过低。Nordhaus[6]指出按照市场利率确定贴现率，其结果与《斯特恩报告》完全不同，即不是如斯特恩所主张的立即大幅减排温室气体，而是初期小幅减排，中、后期大幅减排。Dasgupta[7]认为，0.1%的贴现率是不现实的，这一贴现率的确定更是出于政治考虑，而非学术考虑。斯特恩(Stern)[3]对这些批评进行了反驳。他强调，在《斯特恩报告》中所确定的贴现率是社会贴现率，而批评者混淆了市场回报率与社会贴现率，也混淆了纯时间贴现率与社会贴现率。社会贴现率，按照斯特恩的定义，是用以计量一个消费单位在t时间上相对于初始时间的社会价值，它应该参照长期无风险利率取值。尽管在温室气体减排的成本与收益方面的争论激烈，并提出了不同的治理方案，但经济学家对温室气体减排紧迫性的认识是一致的。

四、温室气体减排手段的经济分析

温室气体减排的手段有两大类：命令-控制手段和经济手段。经济手段也有两大类，即基于总量控制的市场交易手段和基于价格控制的税收手段。经济学家对于市场交易手段和税收手段孰优孰劣的讨论十分热烈。

市场交易手段是指温室气体排放权的确定及其交易。温室气体排放权是对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权利界定，政府确定排放总量或标准，然后确定企业的排放配额(排放权)，企业可以在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其交易，由市场决定排放权的价格。将温室气体排放权定性为可交易的商品，其理论依据是资源的稀缺性理论和产权交易理论。前文已述，人类发展面临着温室气体排放的约束，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空间已很有限，因而，温室气体排放量也就成为了稀缺资源。产权交易理论则来自著名经济学家科斯。按照科斯定理，只要明确产权，且其交易成本为零或很小，则产权交易最终会产生有效率的结果。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分配温室气体排放权，由于各企业对温室气体排放量的需求有大有小，因而排放权就有了可交易的价值，并激励企业减少排放。美国人Dales[8]于1968年最早提出了排污权交易的设想。税收手段就是征收碳税，即根据燃煤和石油等化石燃料产品的碳含量的比例征税。税收手段的理论基础来自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当个人的经济活动在给其带来利益时也给社会的其他人造成了利益损害，其私人成本就小于社会成本，这就是负的外部性。庇古提出，纠正外部性的方案是政府通过征税来补贴社会成本，使得私人成本和私人利益与社会成本和社会利益相等，实现资源最优配置。排放温室气体是典型的具有外部性的经济行为，纠正这一外部性的具体手段就是征收碳税。

斯特恩(Stern)[3]认为市场交易手段和税收手段各有优势，市场交易手段的优势是排放量的确定性以及国际合作的有效性，而税收手段的优势是价格的确定性及实施的便利性。张中祥和巴兰兹尼[9]认为市场交易手段与税收手段的优劣取决于很多因素，难以辨明，关键看具体的执行环境。斯特恩同样认为，由于不同经济体风险的不同以及市场完善程度的不同，市场交易手段和税收手段在不同经济体中执行的效果也会不同。

《京都议定书》所确定的温室气体减排三个灵活机制，即联合履约(JI)、清洁发展机制(CDM)和排放贸易(ET)，推动了市场交易手段的实施。目前，全球形成了两种类型的碳交易市场：自愿市场和规范市场。自愿市场主要是个人或企业出于环境保护的道德意愿而进行碳交易的场所。规范市场是基于国际、国内或区域的强制性排放指标而建立起来的碳市场。在规范市场中，欧盟温室气体排放贸易市场(EUETS)是最大的市场，其交易量占全球交易量的62%。[10]正是由于实际效果突出，市场交易手段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推崇。Hepburn[11]乐观地估计，到2050年碳交易将促成全球减排60%—80%，因而，碳市场在未来几十年会迅猛发展。Hepburn进一步认为，相对于碳交易突出的优势，碳税的缺陷十分突出。一是与碳交易相比，碳税的国际协调的难度很大，甚至无法实现。二是碳税不能如碳交易机制那样，使得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在国际市场出售减排指标获取收益。三是碳税在实行起来会有很大的阻力，减排压力大的产业集团会强烈反对；而环保集团也会反对，因为碳税不能确定量化的减排目标。四是碳交易与碳信用体系相伴生，并对相关企业的兴起起到带动作用，而碳税则不能。五是碳交易是一种萝卜加大棒的手段，而碳税仅仅是大棒手段。

诺德豪斯[12]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诺德豪斯认为以《京都议定书》为代表的市场交易手段是个新鲜事物，并没有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未来发展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税收是个历史悠久的、成熟的政策手段。诺德豪斯对美国二氧化硫交易市场和欧盟碳排放交易市场进行了实证研究，他指出由于碳排放配额的供给和需求缺乏弹性，往往会造成碳排放市场中碳价剧烈波动，而价格剧烈波动会使得依靠价格引导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无法实现。Hepburn[11]反对税收手段的理由之一是碳税的国际协调难度大，而诺德豪斯则认为在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谈判中加入了太多的政治因素，因而市场手段的国际协调难度更大。与市场交易手段相比，碳税更透明、更直接，因而更能得到各国的支持。

五、气候变化治理的国际政治经济分析

气候变暖是影响全人类的公共事件，因而对这一事件的治理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但是，温室气体减排的公共物品属性决定了国际社会共同治理气候变暖的复杂性。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带来了搭便车的后果，使得私人部门对提供公共物品缺乏动力，只能由这一社会的政府提供它。在国际社会，各国是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私人部门，但国际社会没有政府部门，增加温室气体减排这一公共物品的供给就成了难题。

针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进展十分艰难，其矛盾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从现实的横截面角度看，各国的产业结构、减排技术水平以及承载气候变化的程度存在差异，因而对减排的目标量以及减排的急迫性也就不同；第二，从历史的纵向角度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累计排放的温室气量不同，而且，由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已经揭示了温室气体减排对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第三，正是由 于温室气体减排对不同国家的不同影响，它成了个别国家压制他国的工具。

以《京都议定书》为标志，庄贵阳[13]将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认识及谈判内涵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分析了其特征。1997年达成“议定书”之前为第一阶段，其特征是对气候变化科学认识的辩论；1997年至2005年“议定书”生效为第二阶段，其特征是辩论减排的经济影响及技术的可行性；2005年以后为第三阶段，其特征是大国及国家集团之间在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政治舞台上展开政治经济博弈。在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政治经济博弈中，发达国家集团与发展中国家集团是矛盾的主线，欧盟、美国和“77国集团+中国”是三股相互制衡的力量。

潘家华等人[14]分析了温室气体减排国际谈判的五个关键要素。一是共同愿景，其核心是2050年的长期减排目标，它涉及科学、经济、政治、伦理等因素。随着国际谈判的深入，有关共同愿景的实质谈判会逐步展开。二是技术，谈判各方在此问题上分歧很大。发展中国家强调发达国家转让先进技术，主张建立全球技术基金，依靠非市场的多边公共资金推动技术开发与转让。以美国和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阵营强调发挥市场的作用，从而淡化政府的责任，并对技术转让附加减排或限排的条件。三是资金，谈判各方都赞同实现减排目标需要稳定的资金来源，但对所需资金的具体数额有分歧。四是适应，即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适应的核心是资金，重点是信息、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等。在适应问题上，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不愿再向适应基金提供资金，而发展中国家坚持发达国家要承担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五是部门承诺方案。由于缔约方众多，利益难以协调，很难达成2012年以后综合性全球气候协议，因而以各经济部门为单位提出部门承诺方案的提议得到各方的重视。日本提出部门方法可以科学识别各经济部门的减排潜力，通过加总每个部门的可能减排量来制定国家减排目标。但是，许多大量排放温室气体的部门和活动并不适合国际合作，而且，部门方案可能引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不信任。更有人指责部门方案是混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上应承担的责任。

国际合作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础，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会议之所以能够接连召开，就在于国际合作的基础还存在。但各国、各利益集团为获取各自的最大利益在谈判中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国际合作的进展并不顺利。因而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谈判是各国间的政治经济博弈。

六、气候变化与中国经济发展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所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阶段，面临着经济发展与减排的矛盾。在成为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之时，中国在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中面临着不断增加的压力。为了维护中国的发展权，以及在气候变化治理国际谈判中的公平地位，中国学者对公平的减排方案进行了研究。在人文发展权与发展限的概念基础上，潘家华、陈迎[15]提出了碳预算方案。该方案将保证气候安全的450ppm当量水平设为全球碳预算总量，并将碳预算总量按全球人口进行平均的初始分配，然后根据各国历史排放和未来需求进行碳预算的转移支付。潘家华、陈迎在方案中以直接累积方法计算碳排放的累积量，尽管这一计算方法有待改进，但方案总体上体现了公平原则和满足可持续发展原则，兼顾了历史、现实与未来需要。樊纲等人[16]指出最终消费是导致温室气体排放的根本原因，基于这一理论，他们提出应以最终消费来衡量各国的碳排放责任，并提出了消费排放的概念。以实际碳排放计算，1950-2005年在全球累积排放量中，中国占比高达10.19%，但以消费排放计算，中国累积消费排放仅占世界累积消费排放总量的6.84%。樊纲等人进一步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扩展为“共同但有区别的碳消费权”原则，依据此原则，将1850年以来的人均累积消费排放作为国际公平分担减排责任与义务的重要指标。

中国是自然灾害多发国，气候变化更增加了灾害发生的频率和程度，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是迫切的任务。一些学者对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手段及其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樊纲等人[16]对中国减排的制度安排、能源战略、技术政策以及经济手段及其经济影响进行了综合研究。温宗国[17]等学者侧重研究了中国低碳经济的发展。还有学者对低碳经济的影响进行了细化研究，如潘家华等人[14]研究了低碳经济对就业的影响。情景分析是重要的实证方法，也是制定气候变化治理政策的重要依据。由戴彦德领衔的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课题组[18]对低碳发展前提下中国2050年能源需求暨碳排放进行了情景分析。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和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主持的2050中国能源和碳排放研究课题组[19]研究了2050年中国低碳发展情景。

七、结语

气候变化经济学可以界定为关于气候变化及其治理手段的经济影响的研究，其渊源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公平性原则、可持续性原则和共同性原则同样是气候变化经济学的基本原则。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集中在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温室气体减排手段的经济分析以及气候变化的国际政治经济分析等领域。在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方面，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一致认为减缓全球变暖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紧迫工作。在温室气体减排手段的经济分析方面，学界对市场手段和税收手段孰优孰劣展开了分析和争论。在气候变化的国际政治经济分析方面，更多的学者应用博弈分析方法进行论述。有关中国的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成果丰硕。潘家华、樊纲等学者提出的国际减排方案体现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更多学者深入研究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手段及其影响；低碳经济在中国的发展也成为研究前沿。

气候变化问题归根结底是可持续发展问题，因而可持续发展是治理气候变化的前提。发展既有现实性又有历史性，治理气候变化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就是现实性与历史性的统一，其含义是：第一，应对气候变化、保护人类免遭或减轻因气候变化引起的自然灾害，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责任，作为一个整体，人类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应该有所削减；第二，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责任又是不同的，发达国家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其排放的温室气体都比发展中国家要多，对温室效应和气候变化负有更大 责任，因此应率先并大幅减排；第三，发展中国家在气候问题上的历史和现实责任都较小，又面临着发展国民经济的重任，因此应该有一定的排放增长空间；第四，发展中国家的排放空间也不是无限的，它们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降低排放增长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