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投资论文
农业投资论文范文第1篇
一、政府对农村农业的投资
国家财政用于农村农业的支出从1978年的150.66亿元增长到2004年的2357.89亿元，年均增长11.16％。其中增长最快的是支农支出，年均增长12.63％。但是，用于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到2003年只有7.12％，2004年才有所恢复，为8.28％。同期，农业务税增长速度快于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支出的增长速度，年均增长14.23％，因而用于农业支出与农业各税的比值呈下降趋势，1996、1997两年小于2，2003也只有2.01，2004年有所恢复，为2.61。
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国家财政支出、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投放，要按照存量适度调整、增量重点倾斜的原则，不断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建立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2006年，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增量要高于上年，国债和预算内资金用于农村建设的比重要高于上年，其中直接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资金要高于上年，并逐步形成新农村建设稳定的资金来源。要把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重点转向农村。”
与这一要求相一致，我国财政也正在逐步向公共财政转变，但农村公共产品总量不足、结构失衡、渠道分散等问题依然比较突出。
据表1，1990～2004年我国农业各税为国家财政累计增加收入5961.06亿元。但由于公共产品供给上的城乡差别政策，农村公共产品主要靠农民白筹解决，国家仅给予少量补助，造成城乡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巨大差异。据统计，目前占全国总人口近60％的农村居民仅享用了20％左右的医疗卫生资源，农村每千人拥有的病床数仅为城市的32.9％；农村中学生享受到的国家中学教育经费仅占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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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农村中本应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往往以农民为主承担。例如，基础教育、计划生育都是基本国策，双拥优抚和民兵训练是国防事业的组成部分，这些均属于典型的公共产品，应由中央财政承担。但因这些事权都下放到了乡镇，甚至村委会，致使乡镇政府事权大于财权，摊派或举债运作屡屡发生，乡镇财政不堪重负，村级负担过重。
二、农村集体单位和居民个人对农村农业的投资
1980年以来，我国农村集体单位和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额大幅度增长，特别是1990年代以后，更是飞速增长。1987年上了一千亿元台阶后，1991年超过一千五百亿元，1992年上了二千亿元台阶，之后连年快速增长，特别是近几年增势迅猛，到2004年已超过一万亿元。但是，这种发展速度仍然落后于全社会的发展速度。农村集体单位和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呈波浪式的下降趋势，特别是1997年以来连续下滑，到2004年只有16.25％，几乎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该比重水平的一半。
两项投资分开来看，1992年以前，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额高于农村集体单位固定资产投资额，且前者增长速度也高于后者。之后，情况发生逆转，不但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额低于农村集体单位固定资产投资额，而且前者增长速度也低于后者，这种局面在近几年变得尤其显著。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农村农业资金投入的一半左右来源于农村集体的积累，农村集体是农村农业投资的重要主体。但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和普遍实行后，由于农村集体的经济职能迅速弱化，一方面农村集体的积累水平下降，另一方面投资的非农化倾向严重。因此，这一时期是农村集体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低迷发展时期，在1989～1990年甚至出现两年下降的局面。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农村集体经济壮大，1992年起，农村集体单位固定资产投资迅速提高，进而极大地拉动了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农村社区改善和经济发展。但是，这种快速提高，只是相对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比较而言的。表2表明，1992年后农村集体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呈现出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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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改革开放以前，农民的积累水平和消费水平都很低，基本上没有能力进行投资活动。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确立了农民在农业生产活动中的主体地位，配合农产品流通体制和价格体制的改革，使广大农民获得了一定的生产资料占有权和使用权，跨入了商品生产者的行列，使其有能力成为实实在在的投资主体，且在1981～1992年成为农村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的主体。1992年以后，其地位虽然被农村集体超出，但其固定资产投资仍然在稳步上升。
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速度1992年相对趋缓主要缘于农户农业投资的相对下降，这是由宏观经济环境、特别是产品和要素的市场结构和相对价格等因素综合所致。其直接原因则是农业比较效益低下、缺乏获取资源的竞争能力。
表3表明了农村居民不同产业的投资效益。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的第一、二、三产业投入与产出比从低到高依次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2004年一、二、三产业的投入与产出比分别为：1∶2.81、1∶4.16、1∶5.49。第一产业的单位投资效益只相当于第二产业的67.55％、第三产业的51.18％。二、三产业的高投资回报，吸引了大量本应投向第一产业的农村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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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农村住户调查年鉴》。
三、其他投资主体的农村农业投资
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我国在农业领域开展了日益广泛的经济和技术国际合作。自1980年农业开始利用外资以来，我国先后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农业贸易活动，并与若干国际性农业组织建立了联系，已初步形成了一个多渠道、多形式的农业利用外资体系。2004年，农副食品加工业“三资”企业就已经有1776家，资产总计1362.74亿元。目前，在我国的东、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均已建立了外资农业项目。外资已成为我国农村农业资金的一个重要来源，在农村建设、农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一是外资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农村农业投资的不足，支持了我国农业的开发建设。如江西的红壤改良，山东、四川的速生产防护林建设，三江平原百万亩低洼涝地开垦改造等。二是引进了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培训了一大批科技和管理人才。同时，在农业投资管理决策上，也引进了先进管理水平，并结合本国实际，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投资管理办法。三是通过合资、合作经营、外商独资等形式，加速了农业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四是扶持了贫困地区的发展，创造了相应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利用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无偿粮食援助，项目区农民收入比项目前成倍增加，有效地改善了贫困农民的生存和发展环境。
近年来，随着农业产业一体化的发展，农业与工商业之间形成了产品和要素交换的新型关系，农工商得到协同发展，为了通过分工、协作和交换而获得规模效益，并在收入流的分割中获得收益增值，一些工商企业与农户(基地)缔结了契约关系，向农业注入资金和技术，为农业投资开辟新的来源渠道。
就农业投资来看，如表4所示，1995年以来农林牧渔业基本建设投资上升较快，特别是在2002年从2001年的四百多亿元跃至一千多亿元，占全社会基本建设总投资的比重呈跳跃式上升，但这一比重仍然较小，只有5％左右。农林牧渔业更新改造投资虽然也在上升，但只有区区几十亿元，占全社会更新改造总投资的比重没有什么改善，最高年份2002年也只有0.78％。这种供给与实际需求存在较大差距，需要大力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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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农业部《2005年中国农业发展报告》。
在农村农业金融贷款方面，农业贷款和乡镇企业贷款1995年以来都在逐年快速上升，且农业贷款上升更快，在2002年已超过乡镇企业贷款，说明金融对农业生产的支持力度在不断加强。但是两项之和占全社会各项贷款余额的比重在1999年以后不但没有上升，反而在微降。为了加快新农村建设，金融对农村农业的支持必须要有一个更大的提高。
四、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投资主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重整，农业资金来源明显多元化，但在农村农业投资主体现状还存在一些不协调。一是国家财政对农业投入的减少与农业发展所需长期性、全局性的农业基本建设投入保障之间存在不协调。过去，农业各项大型工程及涉及长远性、全局性利益的农业投入均由国家和地方财政负担。近年来，这一状况出现下滑趋势。各地实际决策过程中，为了谋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将地方财政支出中相当大一部分投入到回收期短、见效快、利润高的非农产业，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逐年下降，形成明显的工业偏向。二是乡村集体经济实力的衰退、积累资金的减少与区域性农业基本建设的投入保障存在不协调。在原有投入体系中，区域性的农业基本建设、技术推广体系的建设，都是由乡村集体积累承担的。但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集体经济特别是村级经济实力的衰退，使得集体作为农村一级经济组织，已无力承担对农业较大规模投入的职能。三是农户在农业投入中所处的主体地位与农户经营性投入保障存在不协调，在国家、集体对农业投入同时减弱的情况下，由于没有建立良性的农业投入机制，国家政策诱导不够，以及由于要素市场和相对价格的制约，农户的农业投入冲动被严重抑制，特别是对农业的中长期投入处于严重缺乏状态之中。这些不协调都必须新农村建设中加以关注与解决。
农业投资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 “农业资源权”是发展中国家在与发达国家就植物遗传资源利益分配的长期较量中提出的重要概念。我国作为拥有丰富植物遗传资源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国内立法确立农业资源权非常必要。这一权利的确立将对植物遗传资源开发行业的外资企业的既得利益有所影响，而这并不会对我国该领域的外商投资整体产生负面效应。 【论文关键词】 农业资源权 植物遗传资源 外商投资 因植物遗传资源应用于工商业领域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使拥有丰富植物遗传资源的我国成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主要投资地。为维护处于弱势的植物遗传资源提供者的正当利益，我国需设立农业资源权，而这种植物遗传资源所有人利益的扩张，将对我国植物遗传资源开发利用相关领域的外商投资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一、何谓“农业资源权” 谈及农业资源权，首先要明确何谓植物遗传资源。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CBD）和《农业和粮食植物遗传资源保护条约》的规定，植物遗传资源就是“植物本身和所有的体细胞与生殖细胞系”。“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是指来源于植物，对于粮食和农业具有实际或潜在价值的任何遗传材料。 对植物长期种植者来说，因为他们对植物遗传基因的形成与发展发挥着重大作用，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对他们的权利保护及利益分享问题。因而，国际社会提出了“农业资源权（Farmer’s Rights）” 这一概念。按照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的定义，“农业资源权”指的是那些长期以来为保存、改良和提供植物遗传资源做出贡献的农民，特别是那些生活在原产地和生物多样性中心的农民所享有的权利，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农民权”。 二、对“农业资源权”的设计对我国植物遗传资源开发领域外资引入的影响 讨论植物遗传资源开发的外商投资是否会受到影响及其程度，与我国设立“农业资源权”的具体操作有很大的关系。 “农业资源权”在国际法层面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框架，我国无论是以CBD等国际条约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成员身份而承担的义务，还是以主要遗传资源国的立场，都要在立法上贯彻该权利。到目前为止它还只是一个相对抽象的概念，为能够更有效地参与植物遗传资源利益分享，学者们对其权利主体和权利内容形成以下的认识： 首先，对于其权利主体。按照农业资源权的定义，其主体是农民，而这种农民群体数以万计，将带来具体操作上的困难。对此，有人提出区分事实上的主体和法律上的主体。上述农民群体是农业资源权事实上的主体，而其所属国家是其法律上的主体。国家作为农业资源权事实主体的代表在法律上行使权利并承担义务。 其次，在“农业资源权”框架下，国家作为法律上的主体，通过立法或协议的方式，凭其主权对开发利用者享有事先知情同意权，惠益分享权。作为遗传资源的长期种植者，其权利应包括事先知情同意权、利益补偿及获得其他支持的请求权。 按照上述“农业资源权”的制度设计，使对我国植物遗传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的跨国公司，相应的承担了以下的义务：(1)在对其选中的某植物遗传资源进行研究开发和利用之前，必须要取得国家和相应植物遗传资源提供者的事先同意，而不仅仅是通知；(2)若进行专利申请，在其申报材料中必须包含一份所用植物遗传资源的来源的说明。这在我国第三次专利法修改中已经有所体现；(3)与相应资源提供者分享开发利用所带来的惠益，这种惠益既包括允许我国参与产品开发、对我国技术人员进行遗传资源有关的培训、转让相应植物遗传资源研发技术、与我国共有知识产权等，并必然包括经济利益的共享。 这些义务的承担意味着其对我国所进行的相关投资成本的增加，既得利益的可能减损。而这是否会影响我国大力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既定政策目标的实现，造成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明显下降？ 第一，我国的事先知情同意权及与我国分享植物遗传资源开发利益方面。以CBD为核心的遗传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国际法律框架已将“遗传资源提供国对遗传资源享有主权”确定为公约原则。根据“尊重他国主权原则”，任何国家都不得在没有经过主权国家同意的情况下获取和利用该国遗传资源。基于主权，遗传资源国也就相应的享有了事先知情同意权。对外国跨国公司利用我国植物遗传资源所生惠益之分享权。这是国际社会成员需承担的国际义务。也就是说，即使没有农业资源权，国家不作为广大植物遗传资源提供者的法律代表，这些都是外商在正当获取我国植物遗传资源时需要承担的，除非其选择非正当手段获得。而因为农业资源权区分事 实主体和法律主体，跨国公司并不需要与农业资源权的法律主体产生直接联系。更重要的是，跨国公司还可通过其擅长的缔结协议的谈判来保障自己的既得利益。 第二，从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原因分析。根据邓宁提出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的三优势组合论，跨国公司经过“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区位优势”的严密分析后，在对外直接投资、商品出口和无形资产转让三种主要的对外投资方式中进行选择，若三种优势同时具备则可以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开发利用东道国的植物遗传资源即属直接投资形式。构成其对外投资原因的三种优势中，区位优势是与东道国的资源拥有量和制度有关的。首先，我国相应政策制度对其投资的影响。针对专利法修改中提出的申请专利时披露遗传资源来源的规定，很多人认为是知识产权保护的弱化。因此这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其次，我国丰富的植物遗传资源是吸引外资的主要力量。开发我国植物遗传资源所带来的巨额利润足以使这些跨国公司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放在其对我国投资理由的第二位。 因此，对我国来说，设立农业资源权，不会阻碍我国植物遗传资源开发领域外商投资的长期和整体利益，而且可以维护农业资源权主体的的正当权益。是一种双赢的选择。
农业投资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农业投资;农产品;国际贸易;FDI;农户投资
中图分类号:F32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4-0129-02
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农业经济的增长来源于生产要素的投入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随着技术的进步,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对农业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但是,依靠要素的投入来实现农业经济的增长仍然占很大比重,同时也是主要途径。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发展和进步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农业的投入。农业投资是农产品国际贸易发展的有效实现手段之一,农业投资往往决定着农产品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影响着农产品贸易结构和贸易条件的变化,只有合理的农业投资规模和投资结构,才能有效地促进农产品对外贸易的发展。目前,中国农业的资本投入渠道除了政府以外还有农户和其他私人社会资本,政府投资固然重要,但从农业投资的现状来看,农户和其他私人资本的投入对农业增长和农产品贸易的作用同样是不可忽略的。加强对农业投资与农产品对外贸易关系的研究,是金融危机过后发展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必然选择。
一、农业投资的相关理论研究
1.投资理论的研究
在宏观经济学中,经济增长理论探讨的是投资或资本形成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关注的是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们认为,经济增长可由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推动而和谐地进行下去。在经济增长理论中,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众多发展经济学家都一致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突出作用。刘易斯(w.A.Lewis,1954)提出,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是资本形成率的提高,是一个社会由原先储蓄和投资不到国民收入的4%―5%转变为自愿的储蓄达到收入12%―15%的过程。纳尔逊(R.R.Nelson,1956)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罗森斯坦-罗丹(P.N.Rosenstein-Rodan,1943)的“大推进”理论,都把资本形成视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20世纪60年代罗斯托在经济“起飞”理论中,更把净投资率达到10%以上作为落后国家和地区经济起飞的首要条件,而制约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主要问题是缺乏投资和资本。李占风等(2009)对我国经济1978―2006年的历史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揭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消费、投资、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2.农业投资的研究
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1999)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指出,农业投资在农业发展的因果链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农业投资与经济增长存在着正相关关系。李健等(2005)这样认为,农业既是基础产业,又是弱质产业,农业投资周期长、风险大、回报率低。在我国,随着投资主体多元化、利益主体独立化和资本运作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资本通过市场机制流入农业领域已经越来越困难。为了保持农业投资持续、稳定、协调增长,政府在不断加大对农业投资力度的同时,还必须制定扶持、鼓励和保障农业投资的政策法规,建立和完善农业投资的保障机制。
在农业投资主体方面,韩东林(2007)认为,农业投资主体应该不仅是指对农业直接投入资金的权利主体,而且还应该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金融机构并不是独立的农业投资主体,金融机构并没有直接参与农业生产过程或者为农业提供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只是为农业微观投资主体提供资金等金融服务。在农业投资结构方面,王国敏,马慧吉(2004)对我国农业投资研究发现,其结构呈现严重的扭曲态势,具体表现在投资总量、投资主体和资金投向等方面的扭曲上。
二、农产品对外贸易的相关理论的研究
1.农产品对外贸易的理论基础
国际贸易主要基于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两大理论。Adam.Smith(1776)和David.Ricardo(1817)先后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是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础。贸易保护理论是伴随自由贸易理论的发展和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应运而生的。以汉密尔顿、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为代表的保护幼稚产业论和以凯恩斯为主要代表的“超保护贸易理论”为贸易保护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Colin A.Carter和Li-Xianghong对1980至1996年中国的整体贸易结构进行了研究,并在对照中国非农产品贸易变化的情况下重点研究了同一期间中国农产品贸易的结构变化,最后得出了“与中国的工业产品贸易相比较,中国农产品贸易变化只是有限地反映了其比较优劣势”的结论。P.A.Samuelson和W.D.Nordhaus(1998)揭示了由于国际贸易的重要传递渠道作用,某些国家的某些农业品种在某些时候可能因国际贸易而受到利益损失。
2.国内农产品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
唐盛尧(2008)对东盟各国和中国的农产品的比较优势进行研究和比较后发现,中国和东盟的谷物都具有比较优势,而中国和东盟的奶类都不具有比较优势;中国的蔬菜、豆类、植物纤维、烟叶、油料作物、肉类和蛋类具有比较优势,东盟的糖、淀粉块根和植物油具有比较优势。刘德江等人(2002)在《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分析》一文中也指出,谷物及其制品在内的粮食产品、纺织纤维已经基本失去比较优势;肉及其制品、园艺类农产品仍具有比较优势。张辉等(2006)利用FAO的贸易统计资料,分析1960―2000年间中日韩三国农产品贸易比较优势,论证三国之间农产品贸易的比较优势基础。研究表明,中日韩三国由于处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在农产品国际贸易中表现出不同的比较优势,尤其在劳动密集型农产品贸易方面更为明显。翁克瑞等(2003)指出按照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我国的农业分工应该建立在丰富的劳动力要素资源的基础上。基于此种理论,人们会得出劳动集中度高的农业内部产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中应当具有较高的竞争力。但是,他的实证分析却得出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并没有成为我国农产品的比较优势。
三、农业投资与农产品对外贸易的关系的研究
在财政支农投入与农产品贸易关系方面,侯石安(2001)指出,农业出口贸易补贴不足,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过剩问题开始显现。由于财政在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流通环节投入和占用了大量的资金,难以有充足资金用于补贴农产品的出口,使我国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出口成本高,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强,出口量一直得不到有效放大。徐祺娟,叶善文(2005)通过实证分析,构架相关模型,明确了“绿箱”投入中基础设施投入、农业科技投入、农村救济费对优势农产品出口贸易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顾和军(2008)通过将我国与其他国家相应农产品生产成本的比较发现,农业税减免、粮食直接补贴政策两项政策的实施会提高主要农产品的生产成本,降低其国际竞争力。由于研究目的的限制,这些研究并没有给出“财政支农投入与农产品国际贸易”实现而具体的关系,只是部分或局部地论证了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却也给本文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为两者具体关系奠定了基础。
农户投资与农产品对外贸易关系的相关文献主要侧重于农户投资行为的研究,农户投资与农产品对外贸易的关系研究甚少。黄飞和熊吉峰(2004)指出,WTO协议中“绿箱”政策、微量允许标准、“蓝箱”政策里都有保护农产品投资的条款,大多数条款都可以通过政策性金融来实施。政府应全面调整农业政策,利用“绿箱”政策扩大农户投资规模,为农户生产创造便利条件。张改清(2005)对农户投资量、投资结构、投资效率的变动规律及与农户经济增长的关系从理论和实证上都做了较细致的分析和研究,也得出了不少颇有见地的结论。本研究的其中一部分拟将从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和农户投资现实背景出发,试图用全新的思路和方法,揭示和实证农户投资与农产品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
关于FDI与农产品对外贸易的具体关系的研究,国内的学者作了许多相关的实证分析。费平,徐立青(2009)以1984―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为基础,运用协整分析和VAR模型对农业FDI与农产品国际贸易额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农业FDI与我国农产品进出口增长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但在短期内可能发生FDI对进口的替代而偏离长期均衡关系的现象。廖力平等(2005)通过利用面板数据对全国和东、中、西三大经济带FDI与进出口额进行回归分析,论证了FDI与贸易的关系依地域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部各省市进出口关系最密切,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影响较小。吕立才等(2007)指出,通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实现农业技术的国际转移,发展中国家可以从中获取国外先进的农业技术, 提高本国的农业生产率,从而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农业技术差距。
农业投资论文范文第4篇
中国位于亚洲东部，地势西高东低，季风气候明显。降水季节集中，年际变化很大地区分布不均。东南沿海地区年降雨量约1800mm，西北内陆不及200mm。水资源主要来自大气降水，年平均总量为28100亿m3，居世界第六位。中国雨热同步的气候条件、江河的丰沛水资源及江河中下游的广大冲积平原，都给中华民族的繁衍发展带来了有利条件。但水土资源的开发也伴随着与水早灾害的斗争。人口的增长又增加了对水土资源开发的压力，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仅为世界人均值的四分之一。特别是水资源与土地资源的分布不相协调，南方水多而耕地少，北方水少而耕地多。如长江及其以南地区，江河径流量占全国的83%，但耕地只占33%;长江以北地区，耕地占全国的67%，但江河径流量仅占17%。我国大部分地区降雨的年内和年际分配不均，必须建设必要的水利设施予以调节，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基础性工作和保障条件。__论文投稿_发论文权威期刊组织,oA:b^8K1Qy7a?
二、当前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长期以来，我国农田水利建设对农业生产乃至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但农村水利基础设施薄弱、总体投入不足、机制不活等问题日益突出，其现状难以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综合多方面因素，导致农田水利发展滞后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建设标准偏低,老化严重。现有水利工程大部分修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且排灌标准很低，目前功能普遍衰减。既造成排涝能力弱，农田积水无法排出，又导致提灌能力差，不能满足灌溉需要。
二是保护意识淡漠,疏于管理。由于投入不足，导致的只建不管、重建轻管及水利设施带病运行的问题比较普遍，使得众多小型水利设施功能丧失殆尽，农业自然灾害频发，严重制约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影响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业现代化建设。
三是重经济轻水利,投入不足。随着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变化,对农村小型水利建设的重视程度和投资投劳力度逐步弱化。实施农村税费改革以后,投资投劳数量逐年减少,农村小型水利建设步入低谷。随着农村绝大多数强壮劳动力的转移输出,农村小型水利投劳结构发生很大变化,村以下小型工程投劳的组织难度明显加大，实行"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后,筹资筹劳总量有限,能够投入农田水利的资劳微乎其微。
dY5`7m!WMKC,N四是农民兴办水利的积极性下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粮价已经放开，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外国的农产品已经占领了我国的部分市场，加之农民增收缓慢，种田的积极性不高，使兴办农田水利工程的积极性也有所下降。
KJ8Nq}5h建设现代新型农田水利，任务十分艰巨。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搞好农业综合开发,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举措按照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强农田水利建设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owo[ W#KrC(一)广辟筹资渠道,加大资金投入，调动群众积极性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政府的财力有限,必须依靠广大农民的力量,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而作为政府应该积极建立良好的制度激励机制,通过利益诱导,吸引更多的农民、企业或社团参与到水利设施建设中来。认真贯彻落实"谁投资、谁建设、谁管理、谁受益"政策原则,制定相应的法规、政策,保证农村集体将一定比例的积累资金用于农田水利建设,激发他们自觉投资投劳参加建设的积极性,引导农民和社会各界增加对农田水利的投入,广泛鼓励、吸纳社会资金办水利,努力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确保水利事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二)将农田水利建设与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__论文投稿_发论文权威期刊组织L#m8|5o-_
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水利系统提出由工程水利向资源水利，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可持续发展水利转变，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水利之路这一全新治水理念。近些年农田水利建设中生态水利、环境水利、景观水利、城市水利等亮点频现，都充分体现了"人水和谐"的理念。特别是在小流域综合治理和河道综合治理中，推广了"一河清泉水、一条经济带、一根产业链、一道风景线"的治理模式，许多水土流失治理区变成了山川秀美的观光风景区，将河、沟、渠建设成"清水长廊"、"绿色长廊"、"亲水乐园"。__论文投稿_发论文权威期刊组织l)e v jp
3[.q6|,b r9m"K(三)大力普及节水灌溉技术
#u wV|x0p8x,M将农田水利建设与节水工程建设结合起来大力推广应用喷灌带。发挥喷灌带投资少、使方便、水压要求低,便于管理的优势,逐步在果园和已成片开发建发的农田中推广。积极发展大棚滴灌,实现大棚膜下滴灌化。搞好渠道、河道浆砌防治工程,进一步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同时尽快研究制定有利于节水灌溉发展的经济补偿政策和计划用水、节约用水的管理制度和实施方案,提高农民节水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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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FJ4tI3Ic7NNn$f:~(四)重视人才队伍建设和农田水利科学的研究
x#S xN.U搞好农田水利建设,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农田水利从业者队伍。要通过各种形式加强对水利员的培训,切实让他们掌握新科技、新知识、新技术,增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健全符合地区实际的小型农田水利队伍建设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水利合作组织发展的框架体系。另外,重视农田水利科学的研究,建立适应当前农村体制、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区特点的农田水利技术支撑体系,使人才和技术更好的为农村、农业和农民服务。__论文投稿_发论文权威期刊组织;W)nT9a9r%u
]`_n8gA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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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k&bgD''''_农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巩固和发展农业的基础性地位是我国一项长期战略任务。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而农业基础薄弱和水资源总量不足又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和农业生产效率提高的主要因素。加大农田水利建设,深人进行农田水利建设发展战略研究，统筹解决好"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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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d1s{(u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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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投资论文范文第5篇
根据舒尔茨、贝克尔等人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论述，本文把农民人力资本投资范围界定为教育投资、健康投资和迁移投资三类，并以此为依据展开分析，分别从这三个方面论述人力资本投资影响农民收入的机理。
(一)教育投资
教育投资向来被认为是人力资本投资最重要的内容。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教育与收入呈正相关，这一理论也在许多国家得到证实。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农民的文化素质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也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东部地区农民文化素质高于中部地区，更高于西部地区，而这三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是呈现出东部高于中部，中部高于西部。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职业技术培训教育，其增加农民收入的作用通常是通过以下几个路径来实现的:(1)更高的教育水平有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率，因而农民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更高的回报;(2)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帮助农民改善自身的健康和营养状况，从而提高生活的质量;(3)教育水平的提高能够直接丰富农民的生活，帮助农民拓展生活的空间;(4)农民及其子女教育水平的提高也有助于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并给人们之间的平等发展提供机会。
(二)健康投资
健康作为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人收入有着重要的影响。人的健康资本一部分是先天即有的，一部分是后天获得的。舒尔茨认为，一个人所拥有的人力资本经济价值，即人的企业家能力、职业技能或者教育水平都会随着其有效寿命的延长而增加。健康投资可以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健康的人有更加充沛强壮的体力、脑力和认知能力，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第二，健康的人能够拥有更长的寿命，其职业生涯也有机会得以延长，获得更多收入;第三，强壮的身体可以减少病假所引起的收入损失;第四，更长的寿命和好的健康状况可以刺激人们进行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以增加未来收入。
(三)迁移投资
农民的迁移投资指的是农民迁移流动的成本，它包括:(1)直接迁移成本，如往返迁入地和迁出地的交通成本、获取迁移信息的成本等;(2)机会成本，指劳动者为了迁移而放弃原来的工作所失去的可能获得的收入和福利;(3)社会成本，它是农民为了迁移而放弃原来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适应新环境所花费的成本;(4)心理成本，指农民离开原来的熟悉环境而进入到陌生环境所付出的精神代价，如不安感、孤独感。其中，只有直接迁移成本容易测算，而其他成本都难以测量。不少研究表明，迁移投资能够带来收入的增加，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农民通过地区转移，迁移到工资报酬机会更好的地区而获得更高的收入;其次，农民通过行业转移，到社会生产率和劳动报酬率更高的行业工作;最后，农民还可以转换不同的职业类型或雇主来获得更好的报酬。总之，只有当迁移收益大于迁移成本时，迁移才会发生，反之则不会发生。
二、广东农民人力资本投资影响农民收入的实证
(一)数据来源
本文中的农民收入(Y)用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来代表，农民迁移投资(M)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交通和通讯支出反映，农民健康投资(H)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反映。另外，考虑到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是由政府与农民共同投资而形成的人力资本，故不用受教育程度来反映农民的教育投资(E)，而采用农村居民人均文化教育娱乐支出来反映。本研究所用数据均来自历年《广东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样本区间为1993－2011年。为了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用广东省GDP平减指数对数据作处理。用GDP平减指数消除1993－2011年广东农民的收入、教育投资、迁移投资和健康投资的通货膨胀影响。另一个需要处理的外生冲击事件是广东在2006年9月正式取消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造成广东农民的教育投资在2006年突然大幅下降。由于国家政策的影响，广东农民的教育投资在2006年突然减少，使得这项时间序列的分布趋势中断，进而影响了数据的平稳性分析以及整个实证分析结果。鉴于这种教育投资的减少并非由农民自身决定，本文对教育投资的数据作如下调整:假设农民自2006年起的学杂费没有被减免，计算出广东农民1993－2005年的学杂费年均增长率，并以此计算出2006－2011年的学杂费和修改后的教育投资E2。相关数据如表1所示。
(二)实证检验
广东农民收入与农民的教育投资、迁移投资和健康投资有着长期的均衡关系。从长期来看，教育投资、迁移投资和健康投资对广东农民的收入增长都具有促进作用，这验证了本文前面的理论分析。其中，教育投资的促进作用最大，健康投资的促进作用次之，最后是迁移投资。从具体数字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广东农民的教育投资每增加1%，其收入将增加57.6%;广东农民的健康投资每增加1%，其收入将增加26.4%;广东农民的迁移投资每增加1%，其收入将增加8.4%。在短期内，广东农民的教育投资对其收入增长存在正向影响，且影响最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本期教育投资每增加1%，本期农民收入将增加46.6%;健康投资对农民的收入增长也存在正向影响，本期健康投资每增加1%，本期农民收入将增加7%;而迁移投资对农民的收入增长存在负向影响，本期迁移投资每增加1%，本期农民收入将减少9.4%。此外，短期修正系数表明，每年广东农民的实际收入与长期均衡值的偏差中的4.9%被修正，即农民收入的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将以4.9%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均衡状态。综合分析EMC模型中各变量的系数可知，广东农民的教育投资和健康投资在短期内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这符合本文前面的理论分析。而迁移投资在短期内对农民收入存在负向影响，说明迁移投资对农民收入增长存在很大的时滞效应，这可能由以下原因造成:第一，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和城市对外来劳动力的歧视，使得农民进城后未能及时获得就业机会和工资收入，如有些城市工作岗位只招用本地户籍人员;第二，广东省普遍存在的农民工工资拖欠现象使得农民的迁移投资回报有所滞后;第三，某些政府出于就业管理需要，要求进城农民工就业前先办理暂住证、婚育证等各种证明，推迟了农民工就业;第四，尽管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对农民工免费服务，但其服务形式较简单，多是登记介绍和组织招聘洽谈会，农民工一般等待时间长;第五，农民工普遍文化素质偏低，其搜索就业信息的能力较弱，因此进城后未能马上找到合适工作。这五点可能的原因使得农民工的迁移投资在短期内未能转化为收入，而在此期间农民工在城市里的吃、住等支出使得农民减少了教育投资和健康投资，从而影响了收入。
三、结论
综合本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无论在长期还是短期，广东农民的教育投资对其收入的正向影响最大，其次是健康投资，最后是迁移投资。
(2)在长期，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广东农民的教育投资每增加1%，其收入将增加57.6%，说明教育投资对农民增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短期，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广东农民的教育投资每增加1%，其收入将增加46.6%，说明广东农民的教育投资对其收入的回报速度较快。
(3)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广东农民的健康投资每增加1%，其收入在长期内将增加26.4%，而在短期内只增加7%，说明广东农民的健康投资是一种具有长期性的投资行为，在短期内并不能看到显著的回报。因此，无论农民自身还是政府，都应重视健康投资，不能因为在短期内看不到健康投资对收入的显著回报而忽视健康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