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融合的定义范文第1篇

[摘要]：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 发展 、人类平等的金钥匙。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把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 历史 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abstract:

media convergence is another buzz word in the futurist discourse. while celebrated as the inevitable path towards economic growth, social development, and human prosperity, media convergence is actually a market-driven restructuring of the global capitalist system on the platform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through critically reviewing the north american scholarship on media convergence from the vantage point of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on the one hand, north american scholars, especially political economists, have demystified media convergence through social-historical approache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have critically explored the historical, political, economic, institu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forces that inform and structure the processes of media converg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rious players in the trans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recognizing the deepened integra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russia, india, and brazil, into the global capitalist economy, media convergence, as an ongoing historical process, will continue to be an useful vehicle through which scholars can further understand the expansion and evolution of global capitalism.

“媒体融合”，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的内涵与外延非常的丰富，人们对媒体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潜在的经济逻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历史现象，媒体融合的发展也还未有终结。处在最活跃的经济和技术领域，媒体融合的走势受到宏观政治、意识形态、产业政策、市场、技术、核心价值和社会大众的多方影响。介于“媒体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学术热点,本文试图粗略地归纳出几种比较突出的研究途径和角度。特别是站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本文旨在审视北美学者近几年内对“媒体融合”现象的预测、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论分析框架。总体来说，北美学者对媒体融合的探讨大致分三大重点：第一个重点考量媒体融合这一历史现象的性质，并试图解释趋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和阻力; 第二个重点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媒体融合的具体状况加以分析。对于新媒体政策与新融合经济的解析是这个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个重点涉及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反映在大众政治、公共文化、社会关系上的种种深刻影响。可以说，一方面，通过对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格局的分析，北美传播学，特别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缭乱的技术未来主义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认识到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响下，媒体融合已超越言论，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承载国际政治经济角逐、影响国内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历史趋势，北美学者也因此给于媒体融合足够的重视，对这个历史进程在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机构和权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机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体融合？

媒体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学学者ithiel de sola pool 提出的。 他在1983年的专著technologies of freedom 中，把媒体融合描绘成一股未来趋势。这个概念泛指由数字技术所带来多种媒介载体相互融合的技术演变。根据这个概念，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信电、电话、电报、大众传媒之间原有的行业隔离与技术区别正在逐步消失。未来， 某一物理媒介—无论它是无线还是有线，无论是电波还是电缆—将能承载所有的语音、图像、数据、以及视频的传递； 同理， 原本只能由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 例如印刷品、广播和电话，也将不再限于它们原来特定的载体 （jenkins, 2008: 10）。 3g手机、数字电视、网上广播、还有众多 网络 互动媒体的出现都是媒体融合的具体例子; 这些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也对网络带宽和终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

总的来说，“媒体融合”是西方未来主义思潮的又一流行词汇， 是继“信息社会”、 “第三次浪潮”、“后 工业 社会”之后的又一热点。在未来主义的词汇中， “媒体融合”以技术演化为核心标尺，对技术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又持有实在化的观点。作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对新技术革命的主导思潮， 未来主义反映了政治经济权力精英对人类社会发展未来前景的主观愿望。 技术未来主义一大特点是把 科学 技术偶像化、自在化、绝对化， 但同时又回避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与限定。无独有偶，北美传播学主流思想为未来主义的流行贡献了一臂之力。 比如， murray （2003）就曾预测数字化的内容下载功能将进一步推动媒体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认，技术演变是媒体融合现象的重要特点，“媒体融合”的口号也确是强有力的言辞。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框架， “媒体融合”有明显的盲点。脱掉“科学技术”客观性的伪装，“媒体融合”实质上是带有强烈价值倾向的规范性框架：一方面， 它为“革命式”的技术创新而加油欢呼；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却领会不到融合潮流实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自我再造重组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新技术寓言式的描述，“媒体融合”潜在地为维护并重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核心优势做了铺垫 ，埋下了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未来主义把“新科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放大到绝对主导的地位， 但是伴随着国际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实实在在的推动，媒体融合已从主观预测转变为有自我实现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话语范畴的现实影响力。特别是美国1996年的电信改革，不仅取消了原来的行业隔离，不再禁止电信运营商进入有限电视和网络服务行业，更是抢先全面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电信、广电、 计算 机网络在内的美国传播行业，因而迫使英国和欧盟国家紧随其后以期提升本国媒体资本在国际化的市场竞争中的实力。在自由化的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垄断集团通过融合强占先机，以期制定规则，主导转型（zhang, 2002: 38)。可以说通过迎合跨国垄断集团资本扩张的本性，这一历史性改革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机制的兴起，其深远的影响力波及了整个国际传播体系。

就在市场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自九十年代以来，融合潮流变得相当明朗。尽管技术演变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术革命为理论框架的学者眼里，新技术就成了凌驾于政治经济结构之上、自成体系的历史推动力。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 mueller(1999) 就描绘了由 电子 技术带来了媒体经济和技术组织结构的重大变化。根据mueller, 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已流传了近25年。自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诞生以来，关于互联网是否会最终促成媒体融合的讨论就不绝于耳（mueller: 12）。在互联网时代， 技术进步显然已将媒体融合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但是，如果这个趋势至今还没有充分实现，是什么样的非技术阻力导致的？哪些机构，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动或延缓这个趋势？哪些地区国家,哪些社会团体，哪些权力集团将从媒体融合的大潮中获利？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程度也大相径庭,这些结构性、实质性的问题将引导学术界的讨论。

当然，不同的学术流派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也不尽相同。首先是机构研究。机构研究以引导机构改革、促进融合为目的，着重分析和评估融合的具体政策和现状。这类研究默认并接受了主导媒体融合的商业逻辑，其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完善并促进资本主义技术改革，推进在“新自由主义”引导下的全球信息体系的重组与再造。比如说，dong-hee shin (2006) 就韩国的发展状况，认为目前媒体所有制结构，监管部门结构，以及媒体管理政策从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体融合。baldwin, mcvoy 和 steinfield 在他们的专著里(1996) 也指出媒体融合的实现不仅仅包含技术问题，还涉及到产业运作、商业文化、融资方式、基础设施、产业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个国家的特定环境，站在经营策略的立场，这些论述着重讨论“如何做”这一实际的操作性问题，为帮助实现跨国抑或本土资本在这一重大媒体产业变革中的取得战略地位献计献策。

机构研究的“改良主义”的前提有意无意地提示我们：媒体融合决不是简单的、必然的技术潮流，因为政府政策、经济行为、意识形态、乃至资本主义的国际生产关系对媒体融合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个理论架构下，“媒体融合”成为一个缩写，泛指在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由一系列技术演化、产业重整、市场改革和相关政策组成的现象(blackman, 1998)。因此，相对于未来主义科学技术绝对化和自在化的逻辑，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更加赞同这种社会化、机构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机构研究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默认或回避的态度，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的理解有意识地跳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并直截了当地解析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与传播信息体系之间日益复杂交错的关系。在他的专著 how to think about information 中, schiller就主张把媒体融合的本质看作是国际资本扩张和重组的又一个历史表现，并指出“媒体融合”这个概念使公众错误的认为融合是不可逆转的技术进步的必然 (schiller 2007: 103)。在 现代 资本主义经济下，“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场经济活动中去了，成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商品，同时也是资本积累的平台；在信息经济的旗号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关心的是资本通过传播信息平台在全球范围的积累，只要能增加利润，这个体系中的主导者有意摧毁任何国家或地方干扰利润实现的现有技术体系、制度、传统和机构。从这个意义上，媒体融合说明资本逻辑渗透全球传播体系的规模和深度的不断扩张。有别于机构视角，批判政治经济学往往突出国际资本活动所起到的隐形的,但实质上相当核心的主体导向作用，并且描述这个复杂历史过程中所上演的种种矛盾、斗争、控制，进而说明社会变革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此外，由商业逻辑为主导的媒体融合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进的。那么发达国家与发展 中国 家对媒体融合的看法与做法一致吗？新媒体的普及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机会吗？当发展中国家加速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国家政府与本土资本是否有能力有选择地介入媒体融合，并从中获得实质性的实力增长？当地的人民大众能否从中赢得更多的权益？当日本韩国成为媒体融合的先导国家，跨国资本在这些亚洲国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新媒体的出现会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抑或是遏制它？随着媒体信息产业变得越加重要，它与国际政治和区域经济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紧密关联？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新媒体环境下，这一系列关于国际关系和跨文化传播的“永恒”问题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说，jussawalla (1999) 就曾探讨过信息技术融合对亚洲区域经济的影响；msimang (2001) 则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想改变相对落后的被动状况，面向媒体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自由经济的模式； boyd-barrett (2006)更进一步指出数字媒体在国际上的扩张帮助重整国际资本所操纵的媒体霸权。总的来说，从比较与跨国视角出发，如果媒体融合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体产业在国际上的演变能帮助我们理解重大的国际权力的动态结构吗？

二、新媒体政策与融合经济

毋庸置疑，媒体融合给行业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原本是在相对独立的监管制度下发展的。具体的说，在欧美地区，电信监管政策强调对基础设施硬件的管理，但视内容为超出监管范畴的私人问题；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维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广电的监管则侧重内容管理；同时，信息与网络产业则是在相对无监管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blackman, 1998).但是面对媒体融合，原来各自分立的行业监管不得不重新调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间的争论与冲突不可避免。对于这些争论的记载和分析有助于说明媒体融合的多重主体性与复杂的内在矛盾。

同时，从宏观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自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更是把关于融合政策的争论设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导下，为了迎合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的战略，欧美电信、广电、信息行业监管政策都纷纷鼓励自由化的机制，推动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schiller,2007)。同时，随着发展中各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欧盟这样的“超国家组织”，规范化的条约更加速了国家传播产业本身以及以传播产业为渠道而进行的与全球市场体系的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融合政策还能在“社会公正，公平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之间作出比较公允的平衡吗（simpson, 1999)？就全球媒体经济而言，剧烈的市场改革和产业重组将改变以往经济实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吗？

首先，在基础设施这一层面，就存在许多关于发展趋势的争论。比如说，当电信与广播电视产业日趋重叠，“融合式”的监管架构是否会削减原来受推崇的媒体多元文化的保护制度。(simpson,1999)？当电信运营商也开始提供媒体服务，怎样才能保证其他服务供应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商的恶意排挤(blackman, 1998)？由于两种以上的技术都可以实现宽带传播，采用哪种技术来建设信息基础设施也将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benkler, 1998; mcknight，2003).总而言之，在媒体变革的过程中，种种有关技术标准、市场准入条件、以及行业准则的监管政策都将影响未来媒体格局，因而至关重要。

其次，媒体融合还促使了许多新型终端和新型服务的出现；虽然传统媒体并不会彻底消亡，但却经历巨变。重要的是，这些剧烈的变革鼓励社会各界重新审视貌似永恒不变的媒体结构和媒体权力分配， 因此孕育了大量的争论和动荡。以数字电视为例，承担着公共服务功能的非盈利性媒体应当怎样应对和适应数字化的挑战？在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网络为纽带的，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下的多媒体环境里，什么样的媒体监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护“公共利益”这一核心价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经济的大环境里，数字电视的推动是由目前的垄断 企业 领导？还是通过政策介入把市场准入条件降低 (castañeda, 2007)？可见，即便在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大环境下，传播信息体系不仅是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载体，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公益责任。因此，有关媒体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业逻辑、权力结构和社会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诉求下被左右着前行的。到目前为止，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商业逻辑凌驾于媒体社会公益的责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体在社会效益中的贡献。当然，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历史进程，最终的收益者将由历史裁定。

就媒体经济而言，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正在经历剧烈的扩张，同时，其内部的市场格局也是动态的。在新自由主义和媒体融合的双重导向下，传播体系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经历了结构性的调整。这一结构性的调整不局限于技术层面，而是涉及到资本主义媒体经济内部的实力较量和重整。一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跨国垄断集团试图巩固并进一步壮大其市场实力；另一方面，传播信息体系在全世界范围的调整也给新兴的市场经济主体带来了机会。

具体的说，由于媒体融合的前提是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产品的重建和升级，这促使目前仍处于优势地位的电信公司、传统媒体、和硬件制造产业通过种种方式改变生产结构，切入新兴市场，以适应变化，因而引发了产业结构、市场结构、部门结构的变化。目前，国际垄断媒体公司已利用他们在资金、技术、人才和政治影响力上的种种优势，通过扩张，兼并、重组等途径，抢先把媒体融合纳入公司发展策略中；换句话说，跨国媒体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导媒体融合的走向，媒体融合也改变了它们的商业运作方式(arsenault & castells，2008；chon et al., 2003)。与此同时，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国际生产链也经历了重大的重组配制。电信、广电与信息产业的广泛融合甚至改变了这些细分产业内部的产业链结构，因此影响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 2001)。除了国际资本的带动和跨国产业的结构调整之外，国内的政治经济原因，特别是不同部门、不同经济实体乃至阶层利益之间的博弈，都可能影响以媒体融合为其点的产业格局的发展方向（zhao,2005; wu,2009)。可以说，在这场以媒体融合为形态的市场角逐中，鹿死谁手、谁是赢家是有关全球信息体系和全球市场经济的前瞻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并不是坚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新旧技术交替时期被放大，因此维护和巩固资本逻辑对传播体系的控制至关重要。首先，从纯技术角度来说，现代技术给人类的交流传播活动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数字技术不仅使“信息”从一种稀缺资源转变一种过剩资源，融合媒体更是具备了互动的特点，因而让普通使用者对信息流通过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权。但是，往往正是这些极有益的技术特点使得资本通过全球传播体系实现利润积累的过程受到冲击。

以知识产权为例：由于数字技术改变了媒体制作、内容存储、信息传递和信息流通种种阶段的操作方式，知识产权原有的生效范畴和执行方式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一方面，网络强大的共享与复制功能不仅激发了数以万计的免费内容下载和内容转载，甚至鼓励了非盈利性的创作共享运动的风起云涌(murdock，2009)。作为反击，大公司不仅严格化了知识产权规则，他们还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应的技术手段以期顺利实现信息“商品化”的转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权，收费网络信息，使用者密码输入系统等等（spinello, 2002:170-172)。除此之外，当多媒体和互动媒体成为主流传播方式时，现代技术已给予消费者避开商业广告狂轰滥炸的能力，数以万计的频道更使传统的广告失去原有的效应。 新媒体与广告、新媒体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发展直接涉及到商业媒体的生存方式（spurgeon, 2008)。

总之，如何创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杀不符合资本积累的技术应用，如何打开并开发利用新兴市场，如何创造新的需求不仅对于资本逻辑下的媒体行业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剖析现代资本经济组织演化也有关键性意义.

三、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

由媒体融合引发的全球传播体系的重整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本身有深刻的影响。除此之外，北美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新媒体与新闻事业、新媒体与大众 政治 、新媒体与社会民主之间的互动关系。换句话说，这类讨论往往跳出了产业机构视角，关注非 经济 问题。如果传统媒体的特点之一是由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垄断式的信息制造和传播，媒体融合是否可以减少了消费者对垄断媒体的依赖，鼓励更为民主的、更具参与性的信息传播方式？这一议题是关注媒体政治的学者们关心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互联网、数字手机、 网络 播客不仅让大众接触到数以万计的信息来源，更赋予普通人曝光突发事件、引发大众讨论、制造新闻效果的主体性能力（murley,2009; 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垄断媒体集团为了迎合大众需求也相继推出网络讨论空间以期制造互动新闻的气氛（thurman, 2008)。

早期学者对新媒体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义的期望，ithiel sola pool（1983）就认为在媒体产权日益集中的国际环境中，媒体融合能鼓励民众的媒体参与，进而推进言论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会公正。不可否认，pool的观点有 科学 技术绝对性的倾向；潜在地，他把技术进步与民主化相提并论，把个人消费自由等同于社会群体之间的民主平等。但是这一极富价值取向的期望已成为了主流媒体研究的理论框架，同时也为西方科技未来主义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传。相对来说，近期的新媒体研究则运用了内涵更为严格的“民主”概念，通过实证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动媒体、草根新闻的实在效果。从纯技术的角度，新媒体跨越了传统媒体中被动消费与主体性内容制造的鸿沟，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各界、各个阶层、各个民族享有新媒体的程度极度不平衡，保守的媒体权力结构也并没有土崩瓦解(zeitlyn et al., 1998)。可以说，相对于技术绝对化和个体化的研究框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权力在资本逻辑下实现的分配关系提出了结构性的、批判性、本质性的认识，因而为了解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提供了现实版的背景认知。

新媒体与大众文化的互动也是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垄断媒体集团对大众娱乐市场的不断开发利用，消费者通过互动媒体为资本主义娱乐产业提供了大量新鲜的内容。henry jenkins 在他2006年的经典之作 convergence culture 中强调了消费者在新形成的媒体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 (p. 8)。通过文化视角，关注互动式的多媒体，jenkins提出媒体融合不仅是被资本宏观推动，而且带动了自下而上的消费者的媒体参与。简而言之，新型的媒体文化和消费者群落是这类研究的重点。比如，lankshear 和 knobel（2003）研究过社会交际网站；tarantino（2003）写过消费者对数字电影的反哺；mizuko (2005)写过手机短讯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机作用。可以说，全世界的媒体管理者、软件设计者、系统工程师和 计算 机网络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体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更想了解大众流行对新技术的接受方式和导向趋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评价，这类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体消费者主体性的地位，并且强调了“文化”独立于政治经济的自在性和影响力，因而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有益补充。但同时，不可否认，优先消费者视角，突出市场经济范畴内个体或群体的“消费自由”的逻辑回避了资本最大化的商业逻辑以及阶级这最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这些盲点削弱了对市场经济框架下的大众文化的认识，也代表着向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某种妥协。

当新媒体社会学和新媒体文化学的研究从大众“消费者”的视角出发，媒体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又回归到媒体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另一个重要交点，那就是媒体融合对劳动者、劳动关系和劳动状况的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各种机构中的渗透加深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劳动者的监视、控制和操纵，在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当全球数字化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 媒体融合更促使国际产业链的扩张和调整，因而对世界各国的就业结构和劳动状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带来了鼓励劳动者主体性和承载集体维权活动的空间。这一对相互制衡的矛盾趋势将怎样影响数字劳动、创造性劳动和知识型劳动？面对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媒体产业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广义的媒体工人是怎样应对的？在信息产业全球化，媒体行业的工会做出什么样的战略性的组织调整？可以说，关于广义的“知识劳动”与“创造性劳动者”的研究是一个的新兴领域。这个视角再次把媒体融合的现象设置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球扩张和自我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

四、 总结 与未来趋势

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 发展 、人类平等的金钥匙。 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媒体融合不仅存在明显的盲点，而且是带有强烈规范倾向的框架。可以说，对媒体融合的分析，只有结合对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深刻理解时，才能有效摆脱“媒体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倾向。从传媒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媒体融合的潮流，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通过传媒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扩张的有机表现。就影响而言，媒体融合对全球格局、社会经济和政治民生带来的并非是理所当然的、线性的、纯粹的、正面的影响。实质上，媒体融合技术虽然蕴涵了促进积极的 历史 进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强大的主导下，这一历史进程更多的是优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占有领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实体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媒体权力等层层的保守格局。

通过本文的叙述和梳理，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以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设引导了北美学术研究对媒体融合的审视和反思：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主导下，媒体融合将削弱跨国资本对传播体系的霸权控制？给于发展 中国 家“跨越”的时机和空间？延续甚至加强传统“公众利益”的监管核心取向？推动公共服务媒体的发展？摧毁社会歧视，实现全社会化的平等信息服务？推动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繁荣吗？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显而易见，目前媒体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欧洲以及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的。这个研究范畴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体融合不平衡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随着印度、巴西、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他们在媒体融合潮流中的发展进程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可能的未来趋势。中国政府就已将三网融合作为实现内需带动，促进应用，重点突破，在未来的技术发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经济战略。笔者认为，对于未来的研究，媒体融合将继续成为一个载体，帮助学者认识资本逻辑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和变形。具体的说，在发展中国家里，媒体融合在国际资本与本地政治和国家发展需求的多重影响下会产生怎样的特有的可能性？作为市场国际化的重要载体，媒体融合的趋势会为本地资本的壮大创造什么样的环境？会给国家信息化格局带来什么样影响？是否有助于形成电信运营商与上下游产业互动共赢的产业链？政府与市场主体在媒体融合中将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困境的境况下，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这些国家会在媒体融合上会有什么具体的举动和作为？媒体融合又会在当地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关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新型 工业 化和市场化国家的走势、转型中的媒体以及广义的发展问题的学者都是很有意义的。

[ 参考 文献 ]

arsenault, amelia h. & manual castells. (2008). “the 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global multi-media business networ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 707-748.

baldwin, thomas f., d. stevens mcvoy, charles steinfield. (1996). convergence: integrating media,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benkler, yochai. (1998). “communications infrastructure regulation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control over content.”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22 (3): 183-196.

blackman, colin r. (1998). “convergence between telecommunications and other media: how should regulation adapt?”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22 (3): 163-170.

boyd-barrett, oliver. (2006). “cyberspace, globalization and empire.” 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2 (1): 21-41.

castañeda, mari. (may 2007). “the complicated transition to broadcast digital televi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elevision & new media, 8: 91 - 106.

chon, bum soo et al. (2003). “a structural analysis of media convergence: cross-industry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n the information industries.” journal of media economics,16 (3):141.

jenkins, henry. (2006). “introduction: worship at the altar of convergence: a new paradigm for understanding media chang.” in convergence culture: where old and new media collide, 1-24.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jussawalla, meheroo. (april/may 1999). “the impact of ict convergence on development of asian region.”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23 (3/4): 217-238.

lankshear, c. and m. knobel. (2003). “do-it-yourself broadcasting: weblogs in a knowledge society.” retrieved july 4, 2009, from /c.lankshear/blog2003.html

lehr, w. and l.w. mcknight. (june 2003). “wireless internet access: 3g vs. wifi,”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27 (5-6): 351-370.

mizuko,ito, “intimate connections: contextualizing japanese youth and mobile messaging.” in richard harper, leysia palen, and alex taylor eds., the inside text: social, cultural and design perspectives on sms, 127-143. norwell, ma: springer.

msimang, mandla. “regulation in the era of convergence,” intermedia 29,issue 1 (january 2001): 4-7.

mueller, milton. (1999). “digital convergence and its consequences.” javnost-the public, 6 (3): 11-28.

bryan murley. (2009). “web logs: democratizing media production.” in august e. grant and jeffrey s. wilkinson (eds.), understanding media convergence: the state of the field, 234-24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urray, simone. (spring 2003). “media convergence’s third wave,” convergence: the journal of research into new media technologies, 9 (1): 8-11.

pool, ithiel de sola. (1983). technologies of freedom.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schiller, dan. (2007). how to think about informatio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shin, dong-hee. (2006). “convergence of telecommunications, media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mplications for regulation.” info: the journal of policy, regulation and strategy for telecommunications, 8 (1): 42-56.

simpson, seamus. (1999). “regulating ict convergence: how useful is the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model?” javnost, 6 (3):49-66.

spinello, r. (2002). “intellectual property wars and knowledge monopolies.” in regulating cyberspace: the policies and techonologies of control, 143-174, westport, ct: quorum books.

spurgeon, christina. (2008). advertising and new media.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tarantino, quentin. (2003). “star wars?: digital cinema, media convergence and participatory culture.” in david thorburn and henry jenkins (eds.), rethinking media change, 281-314. cambridge: mit press.

thurman, neil. (february 01, 2008). “forums for citizen journalists? adoption of user generated content initiatives by online news media.” new media and society, 10: 139-157.

wilkinson, et al. (2009). “receiver-senders and content creators.” in august e. grant and jeffrey s. wilkinson (eds.), understanding media convergence: the state of the field64-8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itz, b.w. (2001). “reconfiguration of value chains in converging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markets.” long range planning, 34 (4):489-506.

wu，irene s. (2009). from iron fist to invisible hand: the uneven path of telecommunications reform in china.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zeitlyn, david, jane bex, matthew david. (1998). “access denied: the politics of new communications media.” 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 15:219-230.

媒体融合的定义范文第2篇

一、媒介融合的特征

(一)媒介融合的涵义“媒介融合”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的浦尔教授提出。美国新闻学会媒介研究中心主任将其定义为“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他强调的“媒介融合”更多是指各个媒介之间的合作和联盟。他认为:“数码电子科技的发展是到自己历来泾渭分明的转播形态聚合的原因。其本意是指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最初人们对于媒介融合的想象更多的集中于将电视、报刊的传统媒介融合在一起，但随着媒介的不断发展和信息技术的日益更新，不断地推动着当下的媒介融合。”［2］有研究认为，媒介融合这个概念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媒介融合是包括一切媒介及其有关要素的融合，包括媒介形态、媒介功能、传播手段、所有权、组织机构等，它包括技术网络化、产品多媒体化、业务融合化、市场一体化、组织整合化，最终体现出来的是媒介产业融合［3］。而狭义的媒介融合是指将不同的媒介形态“融合”在一起，产生“质变”，形成一种新的媒介形态。在广义的媒介融合涵义背景下研究高校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人才培养问题。

(二)媒介融合带来的机遇与挑战首先，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的生活节奏日益加快，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受众对于信息的需求。从2001年到2010年十年间，我国正逐步加快推进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三的三网融合进程，在这个过程中，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出现了互相交融的状态，这种交融不仅为受众提供了更优质的信息服务，而且媒体之间取长补短，发挥各自的优势，在融合的过程大潮流中共进退，实现共赢。“媒介融合不是单纯形式上的融合，而是建立在各方较为长期稳固合作关系上的一种优势互补，是一种互相促进协同关系。”［4］而对于受众而言，由原来的被动接受转化为主动选择，也是一种转变。因此，媒介融合为各类媒体尤其是传统媒体提供了变化和发展的空间。对于传统媒体来说，我们可以利用媒介融合的趋势来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在传统媒体盛行的时代，人们获取主流信息的渠道单一，受播出时间、地点限制，而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人们可以随时通过网络收听、收看主流媒体信息，“传统电视的受众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他们只是在新的媒体平台上实现了重新聚合。”［5］机遇总是伴随着挑战的，这种媒介融合的大趋势，使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则与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对新闻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准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国内外各新闻专业的教育专家业纷纷提出教学新举措［6］。在这样的背景下，需要能够在各类媒体中进行传播策划的高级管理人才，而这些人才又要具有很高的团队协作能力。因此，这给媒体人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同时，“传”与“受”是密不可分的，媒介融合给媒体从业人员提出更高要求的同时，也要求受众具备更高的媒介素养，提高自身辨别信息的能力，跟上时代的步伐，才能使传播具有更好的效果。

二、媒介融合下高校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教学需求

任何一个专业都有自身的培养模式、培养方案，而这些都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而不断地进行调整。播音专业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专业，它培养的人才主要面对各类媒体，而媒体的变化时十分快捷的，因此，播音专业的人才培养一定要紧跟形势，否则就会落后，不仅对学生的就业造成很大的影响，而且也有碍整个媒介的发展。

(一)适应社会环境的需求现今都在提倡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指的是一种和睦、融洽并且各阶层齐心协力的社会状态。“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在这个过程中，媒介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但是，在媒介融合的环境下，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增多、数量增大。随之而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如信息内容随意性大、质量良莠不齐，一些虚假新闻充斥着各类媒体。在这种情况下，媒体人对待新闻事件的行为表现与态度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受众的舆论。因此，媒体人的价值取向、对职业道德的把握等面显得尤为重要。面对各种经济利益驱动，媒体人人必须把好筛选信息的“关口”，为受众提供有价值的、相对公正客观的信息。大学生是一个活跃的群体，他们的思想前卫，热情奔放，对于社会上的一些热点事件极为关注，当然，也容易受到来自各方面舆论的影响，在对学生进行专业能力培养的同时，一定要注重对学生人文素养、职业道德等方面的教育，而且要使学生树立正确、健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学生对对真假信息的鉴别力和对优劣信息的判断力，始终坚持用正确的播音创作道路，将正确的舆论导向引领受众。

(二)提高学生综合能力宋思霖指出:一切教学内容的编排设计和操作都要围绕着中心主题展开［7］。即针对培养目标制定教学内容。媒介融合环境下，信息传播方式不再是单一固定的模式，而形成了多种媒体互相融合的格局，学科间的界限日渐模糊，跨学科的综合人才也逐渐成为媒体人的培养趋势。播音主持专业不但要会“说”、“播”、“主持”，还要学量新闻传播学知识，尽量多阅读文学方面的书籍，与人文学科融合，因此，在课程安排上，除了必须掌握的技能课程外，可以将广播电视编导、广播电视新闻等相关专业的课程融合在一起，加大新闻采访、新闻写作、音视频制作与新媒体相关课程的学习力度;根据学生的就业取向，为他们制定不同的培养计划，有针对性的进行课程编排，把有助于学生自身特长发挥的课程融合起来，广告、法律、经济、艺术、体育、营销等专业结合在一起，为学生提供更多可选择的选修课程，拓宽学生的就业面。学生们可能不会成为法律、经济、体育等方面的专家，但是，我他们至少对这些专业有一定的了解，避免在做节目过程中出现不必要的错误。因此，教师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发掘每个学生自身的优势，对学生进行课程选择方面的指导，使其成为“一专多能”的人才，以应对媒介融合状态下的人才需求。此外，还要有出色的与人沟通能力，较高的媒介素养能力，能很好地进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这些要求学生提高自身的综合能力，将各科知识融合在一起，成为综合型的传播人才，以适应媒体融合的新情况。

(三)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国家语委教授，语用所所长，国家语委普通话与文字应用培训测试中心主任姚喜双认为:“播音主持是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只有在具体实践中才能出人才、出成果。”因此，播音主持专业的人才培养必须加大学生实践技能的训练。实践课上，可以适当引入情景教学法，即在教学中教师有目的引入或创设具有一定情绪色彩的、以形象为主体的生动具体的场景，以引起学生一定的态度体验，从而帮助学生理解材料，并使学生心理机能得到发展的教学方法［8］。我们还应将实践的空间延伸的校外，到实际的媒体一线去，鼓励学生多参与学校以及社会上的各种专业技能大赛。在激烈的比赛竞争中，可以激发学生的进取心，使学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提高学生学习专业知识的主动性。另外，充分利用当地的传媒产业，与一些电台、电视合，尽量多的为学生提供接触一线媒体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既可以丰富当地媒体的节目内容，为媒体注入新鲜的活力，而且还有助于媒体发现年轻的人才，有针对性的进行职业引导，拓宽就业渠道。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尤其对于播音专业的学生来说，一定要将在课堂上、学校里听到、看到、训练到的内容运用到实际的工作中，在工作中找出自身的不足，进行再学习，适应不断变化的媒体环境。

三、结语

媒体融合的定义范文第3篇

关键词：媒介融合　文化思维　融合文化　中国语境

如今，伴随着媒介技术的进步和媒介产业的发展，媒介融合已成为当今社会不可阻挡的趋势。然而，我们看到，媒介融合的深化，是信息洪流的黑洞，是良莠不齐信息的轰炸，假新闻、低俗信息、庸俗事件层出不穷。文化巨匠雷蒙德・威廉斯所说“文化观念的历史是我们在思想和感觉上对我们共同生活的环境的变迁所作出的反应的记录”，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思考媒介融合之后的文化，思考媒介融合“将”和“应该”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文化。

一、研究现状：技术与商业维度的偏向

有学者认为：“当今媒体的分类早已逾越了传统的单一媒体的界定，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定义模糊的合并性的媒体形式。”可是这个定义“模糊”的媒体究竟怎么样，是众多的研究学者所关心的。媒体融合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最终将导致什么样的结果，不同的媒介学者依靠不同的学科背景和学术方法，对媒介融合展开了不同维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媒介融合的技术维度。在这方面，“技术”有两层含义：第一个技术指的是单纯的物理技术，因为媒介融合不仅是“媒介”之间的简单相加，也是媒介技术层面的融合过程，所以如何在物理技术层面上打破传统媒体和多媒体之间的技术转换和更新，成为一部分研究者所关心的问题，媒介融合“就是在数字技术与网络传播推动下，各类型媒介通过新介质真正实现汇聚和融合”；第二个技术指的是新闻传播的报道技术，不同媒介的融合，必然打破过去单一媒体对于媒介生产的限制，转而要求在跨媒介平台上整合不同媒介的新闻，这必然催生出不同于传统意义的新的媒介生产流程，意味着以编辑为核心的传统媒介体制将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全能记者、全媒体记者、融合新闻才能在这里被不断地探讨。技术层面的进步带来媒介报道方式和媒体生存方式的变化，同时也引发了整个媒介生态的变化，正如麦克卢汉所说，打破技术决定论的思维，思考媒介环境及媒介融合环境下人的存在、意义等终极问题，成为媒介融合技术层面研究的欠缺之所在，这涉及技术研究的人文维度。

2.媒介融合的产业维度。在媒介融合过程中，经济利益成为重要驱动，将媒介融合看做一次产业的更新换代和开掘不尽的“富矿”成为许多学者和业内人士的共识。不同的产业技术和方案、传统媒体的合并、传统媒介与现代媒体的联手等，成为学界热门的探讨话题，研究者相信“基于产业融合而诞生的大媒体产业是一种具有跨国家、跨产业、跨媒介特点的新型产业生态和产业群”。媒介融合的产业逻辑无可厚非，这也是媒体融合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但是，面对媒介融合的商业思维，我们更要相信媒介融合带来的不应该是虚假信息、低俗信息的到处传播，也不应是简单的拼贴与复制，更不应是色情信息的泛滥。我们应该认识“传媒业不再只是谣言绯闻的发源地，不再是强词夺理的场所，不再只是牟取暴利的超级工厂；而是当今社会最具有创造活力的文化形态，是改变我们生活的最直接的动力”。而如果要超越媒介融合的产业逻辑，显然我们需要更强大的观察能力和文化批判能力。

3.媒介融合的管理维度。在媒介融合的管理逻辑当中，一部分学者涉及了文化，但探讨的重点放在了文化创意、文化政策、文化管理等方面，有学者借鉴国外的做法，指出“基于数字化技术的不同媒介之间的资源共享，是电视媒体获得市场竞争力的一种有效策略”，而有人则指出传媒企业要在媒介融合趋势下“不断调整运营策略以适应整个媒介环境和受众的变化”。有学者甚至断言“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媒体分立时代所构建的政策架构，已经成为媒介融合在推进过程中最主要的障碍”，并提出了不同的规制模型。但是，无论是文化政策、文化管理还是文化创意，都无法回避和脱离媒介融合的具体文化语境，而不同的文化语境则必然引发不同的管理方案和策略，媒介融合形成的“媒介文化”仍然是无法摆脱的现实语境。

综合来看，国内的媒介融合研究实际上走入了一个技术和产业的误区，或者说是被有目的地引入到这个误区。很多情况下，促进媒介融合，只是一种对商业利益的渴望和产业政策的宽松，媒介融合的热闹和表面的繁荣只是一些媒体的合并和扩大，它真正的成熟和完善需要相当长的过程。尤其是媒介融合的整体文化的思考并没有达到一个哪怕是初步的共识，自圆白话当中缺乏真正的内在的文化冲动。媒介融合不是产业的简单的相加或相减，媒介融合也不是技术的突破或者简单说是各种媒体技术的综合运用。无论是媒介融合研究的技术维度，还是其产业维度和管理维度，都脱离不开对文化维度的支撑和反思，“融合文化的时代正在到来，人们对这一变化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的认识还存在不足”。

二、融合文化：媒介融合研究的新维度

美国学者亨利・吉金斯认为“媒介融合”是一个用以描述技术、产业、文化和社会变迁的词，他指出：“媒介融合包括了至少5个层面：技术融合、经济融合、社会或机构融合、文化融合和全球融合。”从这里可以看到，文化是媒介融合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也是媒介融合的一个重要结果。从媒介融合的文化思维，到媒介的文化融合，再到融合文化，显然并不是词语的转换，而是媒介新的转向或者说媒介融合的再出发。“媒介融合带来的不仅是技术上的改变，而且深层次地影响人类的经济活动、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因此有必要加强对媒介文化融合的研究。

1.融合文化的特质

无论是媒介文化融合也好，还是融合文化也好，实际上都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融合文化根本是什么?或者说我们该用什么样的词来描述融合文化的图景?媒介化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媒介影响力对社会的全方位渗透。在真实世界之外，媒介营造出一个虚拟的无限扩张的媒介世界，人们通过媒介来获取对于世界的认知，甚至依据从媒介获取的信息来指导现实生活，这也恰恰验证了李普曼关于“真实环境”与“虚拟环境”的预言。对人类历史上的发展有很多人这样描述：口头传播时期一文字传播时期一印刷媒介传播时期一电子媒介传播时期，实际上每一个时期传播的变迁，恰恰是文化变迁的开始。而近几年越来越关注的媒介环境学派也正是在这样的角度来思考媒介变迁的。而人类技术进步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印刷文化、影像文化、网络文化就这样迅速地汇流，并形成不分彼此的气势，这才有我们的媒介融合。媒介融合不是一个产业的概念，更应该成为一个文化的概念。媒介融合所面临的问题更是这种文化与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生存的世界相互关系的问题。有学者认为，“融合文化范式要抓住矛盾中的媒介图景，运用政治经济学派和文化研究的视角，努力应对媒介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变化关系”，显然我们还更应该具有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思维，思考融合文化的真正特质。

2.媒介融合中的视觉转向

如今我们已经进入到“视像屏幕的时代”，电视、电影、互联网中的图像已经铺天盖地地包围着我们。在媒介融合的过程中，图像成为不同媒介之间“穿越”的共通语言。以新闻为例，新闻图片在报纸、电视、互联网、户外LED电子屏幕等的联动就可以清晰地说明。有学者就指出“图像化传播是后新闻传播业时代符号形式上的显著标志”。实际上，图像化传播也是媒介融合的典型特征。媒介融合的视觉转向，不仅改变了我们“看”世界的方式，更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甚至是思维模式。“视觉文化，不但标志着一种文化形态的转变和形成，而且意味着人类思维范式的转换”。我们目前的文化“所生产的不仅是解空间化和解时间化的观看主体，而且有一个视觉形象的场域，它在本质上是异质的和杂交的”。这种异质打破了地方和全球的界限，打破了传统和现代的界限；而这种杂交，不仅是传统艺术和新兴媒体的杂交，而且也是不同媒介形式之间的杂交，对于这种杂交文化的视觉特质显然需要在媒介融合的境遇中，更加深入地思考和把握。

3.媒介融合下的媒介化社会

伴随着传媒技术的日新月异，媒介的能量不断释放：人们心中的空间距离与时间差异正在逐渐地消弭，心理时间和心理空间正在“压缩”，麦克卢汉“地球村”的预言正在一步步地变成现实，我们正处在“一个传媒化生存的时代，也是一个文化无处不在的时代，一个文化与传媒互渗、互补、互证的时代”。而这种传媒化生存显然不是简单的传媒进入我们生活这么简单，而是我们的一切都被“中介化”了，媒介建构了我们的“世界和生活方式”。在这个媒介社会当中，伴随着不同媒介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媒介世界已经形成了私人的与大众的、有形的和无形的、真实的和虚拟的互融的大型媒介平台，“它是一种多层面的大众媒介，它融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于一体，与报纸、广播、电视、杂志、电影、图书等单一化的大众媒介已截然不同”。这是媒介融合的初步结果，同时又是新一轮媒介融合的开始。“评估一种文明的时候，如果是用它依赖的一种传播媒介，那就需要知道该媒介的特征有何意义。”同样，在媒介融合风头正劲的时候，我们也更要思考媒介融合会将我们带到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这种媒介又会给我们的文明带来何样的意义与影响。

三、媒介文化融合：中国的机遇与挑战

中华民族是带着它的文化传承一起走向现代文明的，而处在传统与现代抉择中的大国，在媒介融合过程当中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机遇与挑战：

1.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媒介的同质化

在我们这样的国度中，传统与现代、新兴媒体与传统艺术、媒介化与原质性之间的紧张纠缠着我们，也困扰着我们。“只有媒介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媒介融合’才能够从更深层的意义上建构媒介化社会的社会意义和个体意识，成为推动媒介化社会形成的核心动力。”但是，这样的媒介化社会又呈现出什么样的面貌呢?在我国2009年颁布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中可以看到，“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还不高、活力还不强，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相适应，与日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相适应，与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及广泛应用还不相适应，与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新形势还不相适应”。聪明的读者一定会在文化产业存在描述的问题当中读出中国文化的现实与难题。同时，从国际上看，媒介全球化面临着媒介同质化，或者说媒介“好莱坞化”的危险，更带来了所谓的“文化霸权”和“文化同质化”。因此，在媒介融合的过程中，需要从我们的传统文化和现实文化语境出发，思考我们经历的和正在经历着的时代巨变和媒介同质化――这段经历混合着我们在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中的焦灼伤痛。

2.媒介全球化和中国媒介发展的不平衡性

21世纪，一方面，大众媒介飞速发展，从信息交流到文化沟通，都对大众媒介产生了高度依赖；另一方面，大众媒介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日益渗透到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媒介全球化的时代。当代传媒模式的变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显著、最重要的变革之一，大众媒介不仅仅是推动全球化的一种工具，其本身就是全球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媒介全球化的是“消费文化的盛行”，是受众选择权的不断减少，是文化霸权的不断渗透，是文化的同质化和知识鸿沟的加深。当代作家余华曾经也有类似入木三分的断言：“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四百年的动荡万变浓缩在了四十年之中，这是弥足珍贵的经历。”在全球化浪潮的欧风美雨之中，中国享受着媒介全球化带来的便利，但依然无法回避“媒介融合与媒介发展不平衡”的挑战。在中国这样一个“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共存的处于剧烈变动的国度中，东西之间、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的背后是媒介发展不平衡和媒介融合的不平衡，这都决定着我们不能简简单单地照搬西方的媒介融合模式，更不能唯经济利益至上、不加挑选和甄别地全球化。媒体融合的综合考虑和融合文化的巧妙布局，不仅是缩小差距和追求公平的一次机遇，也是中国媒介本质的集中体现，更是媒介和谐发展的应有之义。

3.媒体众声喧哗与文化引导

中国正处在转型的关键时期，“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激活了人们长期被压抑的种种欲望，原来看似坚不可摧的道德意识和各种规范，在应对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异质文化时患上了‘失语症’”。媒体的众声喧哗将人们的“失语症”不断地放大，媒介融合之后更是“一地鸡毛”。媒介融合众声喧哗的结果一方面是受众自由度的不断扩大，而另一方面则是受众在信息的漩涡中不能自拔；一方面是媒介推进的“民主化”进程，另一方面则是网络暴力对于人权乃至民主的侵害，“媒体已经成为一股明显的反民主的力量，这种现象不仅仅发生在美国，它甚至蔓延到全世界”。不久前，美国尼尔森了一份亚太各国网民的用户习惯报告，称在整个亚太地区，中国网民最喜欢负面产品评论。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调查显示，对于尼尔森这一调查结果，41.3％的中国网民明确表示“认同”，41.9％的网友认为批评性言论更有价值。在中国这个网民最多的国家，这不得不让我们思考在媒介融合的时代，如何来进行文化引导，来正确塑造网民的文化认同，来奏响网络“主旋律”，如何使我们融合文化成为“另一个文化家园”。对此，中国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正如雷蒙德・威廉斯所说的那样，“任何文化在整体过程中都是一种选择、一种强调、一种特殊的扶持”。我们应该坚持并不断努力：媒介融合形成的社会不是分裂的社会，而是融合的社会；不是商业覆盖的社会，而是文化创新的社会；不是矛盾重重的社会，而是文化和谐的社会。

媒体融合的定义范文第4篇

强调，要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整合新闻媒体资源，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因此，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是党中央着眼巩固宣传思想文化阵地、壮大主流思想舆论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一直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山东广播电视台党委根据中央和山东省委的指示精神，积极稳妥地推进媒体融合的进程。今年6月，全台就媒资系统及新播控系统建设进行讨论协调，确定了发展思路，标志着全台媒体融合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

当前，以移动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新兴媒体飞速发展，对传统媒体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智能手机、平板电脑花样翻新，2G、3G、4G网络不断升级，5G技术也已经开始浮现。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运用，为新媒体传播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这种发展为广大受众获取资讯所提供的便利条件是前所未有的，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得到你所需要的信息。过去，人们获取信息的来源主要是传统媒体，现在，这种局面已经发生反转。以“7・23”甬温线特大铁路交通事故为分界点，人们的目光正在从传统媒体上挪开，转到新兴媒体上面。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新兴媒体获取信息，青年一代更是将互联网作为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从舆论生态变化看，新兴媒体话题设置、影响舆论的能力日渐增强，大量社会热点在网络上迅速生成、发酵、扩散，传统媒体的舆论引导能力面临挑战。可以说，新兴媒体正在从传统媒体手中攻城略地，传统媒体生存空间正在变小已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新兴媒体的繁荣，也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如虚假新闻泛滥、低俗信息盛行、从业者职业素质和道德水准下滑等。这种局面如不能得到有效遏止，将对我国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带来不利的影响。

面对这种形势，传统媒体人要把媒体融合提高到关系党和国家安危祸福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加大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把媒体融合作为当前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好落实。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已是刻不容缓，传统媒体必须跟上时展步伐，加快融合发展进程，这是我们应当肩负起的历史责任。传统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必须强化阵地意识、勇于担当，主动出击，与新兴媒体进行融合，尽快扭转眼前的不利局面，加快建设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强大传播力和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不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是广电行业的一次革命

实事求是地说，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并不是新鲜事。早在十多年前，传统媒体就已经开始了与新兴媒体的融合。上个世纪末期，各家传统媒体纷纷开办电子版，将传统媒体的内容搬到网上，从而达到拓宽自身传播空间的目的。这种所谓的新兴媒体，对传统媒体来说完全是一种附庸的关系，仅仅是传统媒体的一种延伸阅读，缺少自身的特色，毫无市场竞争力。这种融合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融合，是一种“水+油”的关系，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水融。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国内除几家大型商业网站以外，大多数媒体网站都处于这样一种发展态势。然而，也正是传统媒体走出的这一步，甚至只能说是一小步，却为今天新兴媒体跨出的一大步奠定了基础。

令人欣喜的是，新兴媒体这只丑小鸭一旦破壳孵化，便显示出勃勃生机。为了生存，新兴媒体主动出击，采取与传统媒体联动、互动，为大型活动制作网页等一系列措施，来拓展自身生存空间，不断发展壮大自己。

如今，新兴媒体已经完成了从丑小鸭到天鹅的蜕变过程，它的翅膀已经长成，已经从地面飞向高空。它早已不再是传统媒体的附庸，而成为媒体发展的方向。传统媒体要适应这个变化，不能在老大的位置上固步自封，要俯下身来，积极寻求和新兴媒体的融合。

广播电视媒体的特长和弊端同样突出。广播电视以声画见长，雅俗共赏，但广播电视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它的即时性。广播电视的播出受到时间的限制，不能提前，不能滞后，更不能停止。受众早了看（听）不到，晚了播过了，还是看（听）不到。这决定了其受众无法像报纸读者那样自由地获取信息，只能成为时间的俘虏。这对受众来说是非常不方便的，对广播电视来说负面影响是巨大的。广播电视如果不能冲破时间的藩篱，就没有前途。

而新兴媒体的特性恰恰为广播电视的时间性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解决方案。在新兴媒体这个硕大无比的平台上，时空是完全自由的。因此，广播电视如能与新兴媒体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融合，其时间性就没有问题，广播电视的信息就可以像报纸信息一样自由获取。

同时，广播电视的优势还将最大限度地得到释放。过去，广播电视播出的信息资料都是以磁带或者光盘的形式存储，既耗时耗力耗财，容易损坏，查找又非常不便，这对其二度传播是十分不利的。现在，云空间技术的发展，必将对广播电视的存储技术带来一次革命。它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不仅使二度传播、三度传播、多次传播成为常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点播，而且唤醒大量沉睡的资料。所以说，广播电视与新媒体的融合有效破解了时间性这个难题，对于最大限度地发挥广播电视的优势，提升广播电视的核心竞争力具有深远的意义。

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应采取的措施

指出，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总书记高屋建瓴的讲话，为今后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指明了方向。

作为传统媒体的广播电视，在媒体融合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发挥喉舌功能，强化阵地意识

在这场媒体融合大潮中，传统媒体要旗帜鲜明地与中央和省有关方针政策保持高度一致，积极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要强化阵地意识，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把正确导向贯穿到融合发展的各环节、全过程。新闻舆论是思想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巩固壮大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舆论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传统媒体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舆论支持。

2.坚持内容为王，做好专业化服务

无论是传统媒体也好，新兴媒体也好，其核心竞争力始终是内容。不管形式如何千变万化，内容为王的主旨都不会改变。因此，做好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必须把内容建设放在首位。要有受众意识，要认真研究受众的接受心理，细分受众市场，切实以内容优势赢得发展优势。我们要以“走基层”活动为抓手，实实在在走下去，到一线去抓“活鱼”，通过转作风、改文风，把我们的节目真正办到受众的心里，拉近和受众的距离，赢得受众的喜爱。

3.取长补短，优势互补，相互融合

传统媒体要转变思路，学会运用互联网思维，用新兴媒体的技术手段改造传统媒体。要用好网站、手机报、微博、微信、微云等多种平台，通过互动、点播、立体化的手段，发出主流媒体的声音。这一点中央媒体已经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今年3月新华社播发的集成式报道《面向未来的赶考》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这组报道采用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多媒体手段，展示了的大量深刻论述、鲜为人知的故事，为受众还原了现场，还通过大数据分析、珍贵资料采撷、在线调查等形式，为受众提供了大量延伸阅读内容。这组报道，由于内容海量，深受受众欢迎，各类媒体争相转发，一时间形成了舆论热点。

应该看到，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相比，优势也是十分明显的。其一，是传统媒体拥有一支庞大的训练有素的采编队伍。其二，是传统媒体拥有良好的公信力。多年来，传统媒体始终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宣传光明面、弘扬正能量，努力在党、政府和百姓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始终把新闻真实当作生命线，不盲目追求“眼球效应”，不为了收视率迎合少数观众的低级趣味，而是着力构建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在广大受众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因此每当突发事件发生，受众都会把传统媒体作为了解事件真相的首选媒体。其三，是传统媒体拥有丰富的信息源。上至党委、政府，下至普通平民百姓，都有我们的通讯员。每天，这个庞大的通讯员队伍都会给我们提供大量鲜活的第一手信息，这是任何一家新兴媒体都不具备的，也不是在短时间里就能建立起来的，它既是我们的独家资源，也是保证我们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宝贵财富。

由此可见，传统媒体欠缺的，正是新兴媒体所擅长的；传统媒体之所长，正是新兴媒体之所短。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可谓天作之合，应该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实现各种媒体资源、生产要素有效整合，实现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人才队伍的共享融通，形成一体化的组织结构、传播体系和管理体制，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真正意义上的融合，无论对于传统媒体来说，还是对于新兴媒体来说，都是一种增值效应。

媒体融合的定义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媒介融合　新闻教育　专业主义　交互式新闻　资源整合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中文系讲师，西安710100一、媒介融合及其为新闻教育所带来的挑战

“媒介融合”其本意是指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这种关于媒介融合的想象更多的集中于将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介融合在一起。这一本意更倾向于技术融合。但如今已经形成的媒介融合这一趋势包含更多――密苏里新闻学院迈克・麦金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认为媒介融合的定义中至少要有三条线索：第一个是经济和运营目的。传媒组织都希望通过媒介融合的方式获得更多的广告份额。第二个是新闻报道方式。媒介组织融合不同的报道方式制作新闻产品，是为了追求最佳传播效果。例如广播台创办网站为自己的节目补充视觉信息。第三个是公众(或受众)和媒介之间新的社会关系。如今，在世界范围内由公众创造的内容越来越多地被专业媒体采用，同时正在流行的社交网络服务(如Facebook、微博、人人网等)也对人们的信息分享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都大大改变了公众与主流媒体之间的关系。公众已经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了媒体的议程设置过程中。Jenkins教授于2005年就已经说明，从iPod的数字录影机开始，我们就已经生活在了媒介融合的时代，这个时生了很多变化，传播、讲故事以及信息技术都在慢慢地塑造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当然也包括我们如何去生产信息、传播信息、消费信息和学习信息。目前，我国“三网融合”已经作为国家工程正式步入实施阶段，更昭示了一个崭新的媒体融合时代的来临。这一态势为新闻教育带来新的挑战：

第一，技术的挑战。媒介融合对新闻专业人才的技术需求包含两个方面，一为数字技术；二为新闻专业技术的融合，即全媒体人才。新闻业所需要的“人才要求既要掌握扎实的新闻理论和广播电视业务知识，又要掌握必要的技术技能，尤其是包罗万象的新媒体技术，如虚拟影像合成技术、数字合成技术、3G、Web2.0、影视编导、节目策划、摄像技术、灯光技术、非线性编辑”。特技制作技术、音视频编辑技术等，从而更好地适应多媒体融合环境下的新闻传播需求。另一方面，媒介融合在于新闻报道方式的融合，因此单一的专业技能已经不再适应新的报道方式，记者、编辑不再是为媒体内部的某一个部门服务，而是为集团内的多个媒体部门进行信息的采集和。记者所制作的信息既可能被用于报纸，也可能被电视或者网站采用。

第二，知识结构的要求，公众与媒体的新关系对新闻专业人才的知识结构提出了新的挑战。媒介融合带来最显著的变化是使得过去一对多的传播模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而媒介融合的根本点就是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意味着公民新闻时代的来临，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或者新闻业不需要新闻专业人才。因为，公民新闻也意味着信息的良莠不齐，杂乱无章。这就意味着新闻专业人才的新闻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他可以不在新闻发生的现场，可以不做现场采访和拍摄，但却必须拥有广博的知识和敏锐的判断力，在海量的信息里选择正确的、真实的信息，利用自己掌握的技术进行大众传播。可见，单一的知识结构已经无法应对新闻生产方式的变化，新闻从业人员必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多专多能。

第三，沟通能力的要求。“学习如何与社区参与者打交道，创作出高质量的报道。这是我们的毕业生需要掌握的关键技能，也是下一个时代新闻业走向繁荣的最终方式。”沟通能力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新闻采访能力，而是基于互联网技术的网络沟通能力。网络沟通能力包括利用网络进行采访；搜集新闻的能力；进行调查的能力；利用社交网站发起讨论的能力；创建网络社区作为新闻来源的能力等等。

二、新闻教育面对媒介融合的变与不变

面对已经形成的媒介融合态势，美国新闻教育已经产生了震动。少数院校因为亏损已经关闭，但大多数院校在面临生存or死亡的问题上毅然选择了市场。面对新的媒介环境带来的挑战，他们纷纷在近十年中做出相应的改革。改革的方向大都聚集在课程改革和对新媒体的利用上，如增设融合新闻、数字技术、交互式新闻课程；利用网络社区作为实训；提供双学位等。

我国的新闻教育还停留在传统观念上。“三网融合”的正式实施将成为媒介融合一次的催化剂。这样一来，传统的新闻教育变革成为生存的必然。但是，新闻教育哪些要变?哪些不变?将是新闻教育变革前需先解决的问题。

(一)新闻专业主义的精神教育不变，但新闻教育的理念要变

什么是专业主义?简单来说，专业主义体现工作者对自己工作的基本信念和态度，其中包括(1)服务公众的意识；(2)专业自律意识；(3)遵循专业社区共享的专业标准；(4)以专业的内在因素(如服务、贡献及专业成就)为基本动力；(5)工作自主。那么对于新闻专业主义而言，则表现在，第一，媒体的主要功能是传播新闻，同时还要干预和推动社会发展；第二，媒体的目的是为公众服务，并反映民意；第三，媒体的约束机制是法律和职业道德自律，尤其是后者。无论媒介成为什么样子，其传播新闻的功能、服务公众的目的不会变，所以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核心仍然是客观的报道新闻，用新闻的力量推动社会的进步。这样的精神内核在新闻教育中仍然应该居于首位。

新闻教育理念简言之就是要培养怎样的新闻专业人才，它决定着新闻教育的走向。在这点上，实施新闻教育的院校应当敏锐的意识到新闻业的变化，及时对自己的教育理念、目标等做出调整。就目前来看，媒介融合要求“全媒体”人才，新闻教育应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对课程体系、教学模式等做出相应的改革。所谓全媒体人才是指掌握多媒体技术专业技能的人才，而非传统教育只掌握特定媒体技术、技能的人才。即需要新闻专业、广播电视新闻专业与计算机专业结合的复合型人才。国内目前大多数新闻院系已经为新闻专业开设了网络新闻等相关课程，但这种变化还只是微调，并没有将其作为未来发展趋势或教育理念来实施。仅有个别院校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在2007年增设了“数字新闻传播”方向，“其立足于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融合发展的客观变化，其目标是造就一批适应新媒体以及实现数字转型的传统媒体需要的新型新闻人才。”，而早在2003年左右，美国300所新闻院校中就已经有50％针对媒介融合对课程做出了相应地调整和改革。今天，这种改革则更为全面。“忘记笔的力量吧!现如今，新闻教育的基础是键盘和摄像机”。虽然这样的口号我们不能完全苟同，但从中却可窥见出其

教育理念的变革――针对技术而言的新的新闻教育理念在美国已全面生根。因此，媒介融合时代所需要的以数字技术为核心，并具有多项专业技能的专业人才。

(二)核心技能写作训练不变，但新闻教育的方式要变

强调技术的重要性，但并不意味着要忽视新闻写作的重要性。无论是传统的新闻报道，是基于媒介融合、新媒体或者是社交网络的新闻报道，新闻写作仍然是新闻生产最重要的一环。新闻的真实性、新闻的角度、新闻的影响力都需要通过写作来实现。新闻专业主义所包含的客观性、独立性以及自律精神更是只能通过新闻写作来体现。

目前，我国新闻教育仍然沿用传统的学院派教学方式，主要教学力量多为实践经验不足的学院派教师，新媒体技术的掌握滞后。学院派教学方式有对新闻写作尤为重视的优势，但是不适应媒介融合带来的新闻报道方式的变化。媒介融合要求新闻的报道方式不拘泥于一种媒介方式，而是多媒体联合，如某一事件发生，先有网络以各种方式发出短消息，接着制作事件视频，撰写深度报道，多媒体全方位展开。这对新闻专业人才的应变能力、技能等提出了新的要求。所以，应该打破传统的教学方式，采用边学习理论边进行实践的方式。在互联网技术发达的今天，完全可以利用网络社区让老师和学生一起进行开放、交互式的工作，边学习边实践，学会交互式的新闻报道方式，学会鉴别新闻，发起话题和讨论，训练良好的网络沟通能力。同时，可以进行融合新闻的演练，借助于网络平台链接视频，发表议论、推广内容、研究和搜集新闻、采访。

(三)批判精神的培养不变，但新闻教育的内容要变。

在进行信息生产的同时，新闻专业人才因为站在“船头”的特殊性，还肩负着社会的观察员、社会风向的引导者、社会进步的助推器的任务。因此，新闻教育本身不能把新闻专业人才看成是技术员。批判精神主要体现在一个人的精神境界、思想深度、人生阅历以及对社会葆有的责任感、使命感上。通识教育是培养人文精神与批判力的路径。张力奋＼认为，新闻教育以培养专业记者为宗旨，重视实务。“英国则不同，鲜有新闻专科，求诸于人文通识教育与训练。记者的学科背景极广泛，很多念的是历史、文学、经济学、政治或哲学法律科学。英国人的思路是，一旦有基本的人文学养，懂得如何独立思考分析，如何采集评估证据，甄别知识，有了基本训练，以后经过专业训练，做什么都成。当然包括当记者。”在媒介融合的时代，这一论断重新焕发生命。因为新闻传播的主体发生了变化，公民新闻使新闻生产成为所有人都可以进行，那么新闻专业人才的存在价值是什么?那就是在海量信息中挑选新闻的眼光、发表议论的角度以及由其所带来的社会价值。这些都要求具有人文精神和批判力。

在具有优秀的批判力的基础上要注意多样化的知识结构。因为随着新媒体的兴盛和传统媒体数字化转型，新闻媒体的核心竞争力已经不只是采集与新闻信息，它还需要通过对各种内容产品的整合，提升其品质和价值，使新闻与信息传播进一步延伸到知识与服务领域，并不断通过裂变与聚合，形成新的内容产品，从而促成媒介集团中产品链和价值链的生成。这就需要记者编辑成为多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如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在今年秋天已经开始提供新闻学与计算机科学的双学位。这对中国新闻教育不失为一个好的启发。当然，与计算机专业的合作仅仅只是一个方面。社会有多少知识，我们就要多少合作的可能。因此，与院校其他教育资源的整合以丰富新闻教育的内容，是新闻教育变革的可行性方向。

参考文献

[1]付晓燕：《媒介融合下的美国新闻业和新闻教育变革――访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媒介融合项目创始人迈克・麦金教授》.《新闻写作》.2009牟.第8期

[2]Tanner, Andrea Duh e :“Trends in Mass MediaEducation in the Age of Media Convergence: Preparingstudents for careers in a convergirtg news environment”.Sonya Simile; Aug2005, Vol. 5 Issue 3

[3]唐筱童：《媒体融合：锻造跨媒体新闻人才势在必行》，《新闻窗》，2009年，第6期

[4]《美国新闻院校改革：键盘和摄像机成新闻教育基础》，新浪传媒，省略 201 1年08月24日17：22

[5]转引自吴飞，吴风：《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