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的成因范文第1篇

关键词：风险认知；气候变化；心理测量范式；双系统理论

分类号：B849：C91

1 引言

Start（1969）在《社会利益对科技风险》一文中对“How safe is safe enough？”这一经典问题进行了系统而确切的论述，标志着在心理学领域系统研究风险认知（risk perception）的开端。自此，国内外学者对交通、经济、医疗、消费以及科技等领域的风险认知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气候变化风险由来已久，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得到了全世界前所未有的关注。在过去20年中，研究者已经投入了相当大的努力去探索大众如何理解气候变化风险（Vignola，Klinsky，Tam，&McDaniels，2013）。目前，基于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已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基于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是指个体对存在于生活中气候变化风险的客观认识和主观感受，包括对气候变化风险事件和风险源的认知、风险结果和风险责任的认知。

气候变化风险与其他领域的风险一样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利结果的特点，但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相对于其他领域的风险认知具有其独特性。第一，风险认知对象的特殊性。气候变化兼具自然风险和人为风险的特征：在气象学意义上，气候变化是一个长期气候状态变化的渐进系统，通常涉及一系列相关现象，如气候变暖、海平面升高、冰山融化、海洋酸化等；同时，气候变化又是人为造成的。例如2007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第四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指出，自工业化以来人类燃烧化石燃料而大量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是造成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第二，风险认知范围的广泛性。气候变化是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跨越了时间和空间。基于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从时间上来说涉及过去、现在和将来，从空间上来说囊括了全世界各个地区，甚至关系到地球上每一个人。其研究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是其他许多类型的风险认知所不能比拟的。第三，风险认知主体的差异性。在气候变化风险认知中，研究者通常根据主体是否具有相关专业知识，将主体分为大众和专家，二者在气候变化产生的原因、引起的结果和采取行动等方面都有差异（Swim，Stern，et al.，2011）。第四，风险认知与行动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普遍存在，表现为人们虽然担忧气候变化，却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Gifford，2011）。

基于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独特性决定着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从理论上来说，第一，将风险认知研究的领域从自然风险扩大到自然风险与人为风险相结合的气候变化领域，为全面研究风险认知奠定基础；第二，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气候变化风险认知，有助于拓展国内关于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心理学研究的新视野，本文围绕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主线，在心理学与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交叉领域进行研究，在国内开辟了一条关于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心理学研究路径。从实践上来说，第一，公众与专家在气候变化风险认知上存在众多差异，因此，专家面临着如何将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信息正确传达给大众的巨大挑战（Pidgeon&Fischhoff，2011），基于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研究为风险沟通和风险决策奠定了基础（Pidgeon，2012）。第二，公众既是气候变化的导致者，又是减缓气候变化的执行者（Swim，Clayton，&Howard，2011），他们的态度与行动的矛盾性很大程度上源于对风险的认知。

2 心理机制

基于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自提出之后，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他们开始在风险认知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气候变化风险的特点进行研究。气候变化风险认知既强调气候变化风险的客观存在，又重视个人或群体在认知客观风险过程中的主观感受。总的来讲，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研究主要有两种取向，一是心理测量范式，二是双系统理论。

2.1 心理测量范式

心理测量范式（the psychometric paradigm）是阐释风险认知的主流理论。谢晓非和徐联仓（1995）认为在风险认知的研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是Slovic提出的心理测量范式。20世纪80年代Slovie首先提出用心理测量的方法评估人们的风险认知，对预测到的、并且已经造成不良后果的危险事物的风险认知结构进行分析，形成了风险认知两维度结构——“可怕风险（dread risk）”维度与“未知风险（unknown risk）”维度（Slovic，1987），成为描述人们风险态度和感知的“认知地图（cognitive map）”。

Weber（2006）尝试运用该理论进一步分析气候变化风险在认知地图中的位置。首先，从可怕维度分析，即激发人们危机感的程度，Leiserowitz（2004）认为由于气候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很多人还没有将气候变化看作可怕的，即在可怕维度上得分较低。而气候变化风险的形象性、灾难性与可控性三个客观因素都影响着个体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主观感受。第一，从气候变化风险的形象性上来看，当人们根据数据描述对气候变化风险进行分析时，加之气候变化本身的抽象性，很难激发起人们强烈的危机感；相反，如果气候变化被形象描述为如电影《后天》中迅速变化的灾难，比如龙卷风、海啸、暴风雪等巨型灾难.就更能激发起人们的关注和强烈的危机感（Leiserowitz，2006）。第二，从气候变化风险的灾难性上来看，当面对两种死亡方式，即死于飓风或死于冰川融化，虽然这两种情况都能置人于死地，但人们对前者感到更恐惧，因为由它引起的死亡方式更可怕。在气候变化风险认知中，Page和Howard（2010）认为人们将影响身体健康的因素感知为更危险的因素。第三，从气候变化风险的可控性上来看，由于人们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简单渐进的变化，比如飓风、气温升高或龙卷风等，这些风险是众所周知的，因此人们认为气候变化风险原则上是可控的（Weber，2010）。当人们对气候变化风险有种控制感的时候，其危险感受性就会减小。

其次，从未知维度分析，即风险的可知性程度，包括个体对气候变化风险的了解与气候变化风险影响本身的特点。一方面，个体对气候变化的了解，即熟悉性，是影响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人们更容易忽视经常接触到的并有一定经验的熟悉风险，对新风险表现出更高的警觉性。例如，在对比温室效应和冰川融化的风险时，个体对冰川融化新风险更为警觉（Li，Johnson，&Zaval，2011）。Weber（2010）也认为对气候变化风险的熟悉性将减少个体的危机感。此外，个体对气候变化风险的熟悉性也将影响个体的控制感（Slovic，1987），进而影响其风险认知。另一方面，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具有延迟性，人们对一些气候变化风险表现出未知性。人们长期居住于气候变化的环境中（solomon，Plattner，Kuutti，&Friedlingstein，2009），对气候变化的信号难以察觉（Moser，2010），因此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例如，个体生活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中，感受到的是气温升高，却对其延迟的影响如冰川融化不甚了解，因此个体对气候变化风险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未知性。Weber（2010）也认为当人们认为气候变化是迅速发生时，比认为气候变化是渐变时，感觉更害怕。

心理测量范式假设公众对风险的不同反应取决于风险的维度特征，但后续研究发现影响个体风险认知结构的风险特征维度却可能并不相同，因此对风险特征维度构成的讨论成了风险认知研究的热点之一。于清源和谢晓非（2006）研究了北京公众对39个环境条目的风险认知特征，进行因素分析后，将“影响程度”、“可控性”、“了解程度”、“影响的持续性”、“发生的可能性”、“结果的严重性”六个维度归纳为“客观认识”与“主动作用”两个新的维度，即个体的风险认知机制涉及风险的客观情况以及个体与风险事件之间交互作用的过程。该模型与Slovic的两维度模型有所不同，对比二者的研究，我们认为产生不同结果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点：首先，研究对象不同，Slovic的研究对象是西方人，而于清源和谢晓非的研究对象是中国人，不同国家的个体由于文化、生活经验等方面的差异，其风险认知可能不同，因此应加强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跨文化研究；其次，研究条目不同，Slovic的研究是对一般社会情境的研究。包含30个社会现象，于清源和谢晓非研究的是环境条目，包括生态环境类、疾病与灾害类和生活环境类，由此说明人们可能是根据不同的风险维度特征对不同类型的风险进行认知。但是二者都不是完全根据气候变化条目进行研究，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尝试从新的角度建立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特征维度结构。

心理测量范式作为一种心理机制，其研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第一，在许多研究中问卷条目所涉及的风险问题可能是被调查者不熟悉的，这样被调查者所做的回答就不能完全代表个体的判断；第二，谢晓非和徐联仓（1995）认为心理测量范式从数据中得到的信息也仅仅代表被试对风险事件的某些认知状况，并不能反映个体实际的行为反应。尽管心理测量范式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在基于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研究中，该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分析了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如何定位在不同风险维度上，探索了影响气候变化风险判断的风险特征。

2.2 双系统理论

过去15年来，双系统理论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其中对双系统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两个角度：信息加工的两种方式（经验系统、分析系统）和个体获得的两种不同类型的信息（经验信息、分析信息）。经验系统和分析系统之所以能得到重视是因为面对相同的信息，人们却可能产生不同的认知和行动（Hertwig，Barton，Weber，&Erev，2004）。在经验系统中人们将目前现状与个人自己或他人的经验相联系，知觉过程自动、迅速，人们通过联想将环境各个方面的经验转化成各种情感，比如说害怕、恐惧、焦虑，进而影响风险认知和决策（Loewenstein，Weber，Hsee，&Welch，2001）；相反，在分析系统中人们运用数字对事实进行描述，通过逻辑分析来评定风险，其过程相对缓慢且需要意识的控制（Marx et al.，2007）。经验信息和分析信息的区别在于信息呈现的方式不同：经验信息是对与个体经验有关的信息进行描述，而分析信息是指运用数字等来对信息进行描述。

首先，就两种信息加工系统而言。Weber在2004年开始比较两种不同系统，关注两个系统中人们对气候变化不确定信息的理解差异。Weber（2010）认为科学家和大众对气候变化风险的不同归因是由于他们运用不同系统进行信息加工，84%的科学家认为气候变化是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的，只有49%的大众同意这一观点。在对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中，科学家更多地运用分析系统，而大众则更多地运用经验系统fWeber&Stem，2011）。这可能是因为，首先，科学家在研究活动中能接触到更多关于气候变化的可信赖数据；其次，由于科学家受到的教育和专业训练，他们比其他群体更倾向于运用数据分析并建立模型。而对于大众来说，他们更容易受到个人经验的影响，会自动迅速地运用经验系统分析信息。当两个系统所得的结论不同时，经验系统往往要胜过分析系统，因为经验系统更快，更生动形象fWeber，2010）。Leiserowitz和Broad（2008）的研究显示英国民众更多的根据经验系统进行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甚至那些经济来源与气候密切相关的个体，比如说农民和渔民，当无法从日常生活和个人经验中获得足够反馈时，他们也会运用经验系统进行气候变化的风险判断。类似的，在乌干达地区的雨养农业中，无论是雨水不足或过多都会导致农业受损，但是过去的研究表明在该地区的市民都将雨水预报根据个人经验转化为确定性信息，导致潜在的相关风险增加（Marx et al.，2007）。虽然经验系统能帮助个体迅速做出决策，但也可能会使个体决策产生偏差。

其次，从个体获得两种不同信息的角度来看，当呈现经验信息和分析信息时，个人经验信息更可能吸引人的注意，它的影响比数据信息更值得信赖（Erev&Barron，2005）。这是因为在气候变化中，个人经验信息能激发起人们更强烈的情感反应并回忆过去相关事件（Weber，2006）。其实大多数人关于气候变化的知识和经验都是间接的，是以新闻和电影中的描述为中介，比如将格陵兰岛或南极冰川融化归因于气候变化，个人经验并没有提供有力的证据（Weber，2010）。此外，当目前情境不能与过去经验相匹配时，只要能激发起个体强烈的情感，也能预测个体的行为（Weber&Johnson，2009）。Stern等人（2011）的研究显示，当个体对气候变暖将导致冰川融化感到强烈的恐惧时，即使个体没有冰川融化的体验，也会更多地参与环保行动。

但是，经验系统和分析系统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划分。Weber（2010）研究显示双系统所涉及的两种方式是相互平行又相互依存的，分析系统可以帮助个体重新分类与过去经验有关的气候变化信息，因此强烈的情感可以在分析系统中被激活。此外，两种类型的信息也可能在两种对应的系统中进行加工。Marx等人（2007）的研究显示，具体的、与个人有关的经验信息在经验系统中被加工，并且产生一种有效激励行为；相反数据信息在分析系统中被加工，除非决策者受过一定的训练，能有意识地注意数据信息及其影响，否则其结果对行为只有较小影响。

心理测量范式和双系统理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基于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心理测量范式侧重于分析人们是如何形成风险认知的地图，探索风险认知特征在其中的作用；双系统理论从经验、分析两种认知途径和信息类型出发，侧重于分析人们如何形成气候变化风险认知中的过程。两者基于不同的角度在一定程度上都能解释基于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

3 影响因素

基于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很多研究者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主要包括性别、年龄、知识、个体经历、情感和世界观。

3.1 性别

Lazo.Kinnell和Fisher（2000）的研究发现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受到众多人口学因素的影响，包括性别、年龄、父母地位、受教育程度、居住地等。Rowe和Wright（2001）的研究表明，人口学因素中性别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影响最大。在基于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中女性比男性经历了更强烈的情感体验（Loewenstein et al.，2001），女性比男性更担心气候变化（Eva-Lotta，Anders，&Tommy，2007）。彭黎明（2011）进一步细化研究了性别与气候变化风险认知之间的关系，分别对性别与气候变化风险源、风险事件、风险后果与风险责任的认知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对风险事件和风险源的整体认知上，男性的分值整体高于女性，但差异不显著；而在风险后果的认知上，女性的认知程度要高于男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女性更关注气候变化风险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和后果。

3.2 年龄

年龄对个体气候变化风险认知也有重要影响。Loewenstein等人（2001）认为风险认知的年龄差异是由于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具有了更加丰富的经验和生动的想象，所以对气候变化风险的担忧也与日俱增。此外，Lazo等人（2000）认为相比年长者，年轻人没有深刻体验到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严峻后果，对气候变化过程不是很了解，所以导致年轻人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程度不高。但是，也有研究者认为年龄与个体对气候变化的知识相关，研究显示作为年轻人的大学生具有更多关于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知识，更多地认识到气候变化的起源与后果，表示愿意承担起保护环境的责任（Sundblad，Biel，&Gfirling，2007）。以上研究出现不同结果的原因可能是选取被试的差异，但是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加强对大学生的气候变化风险教育可能会对缓解气候变化行为产生一定作用。

3.3 知识

目前研究表明关于气候变化的知识包括气候变化的现状、起因和结果（sundblad et al.，2007）。知识的横向和纵向结构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都有影响。从知识的纵向结构上来说，是否了解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影响人们对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并且是否了解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消极后果是影响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决定因素（sjoberg，2000）。从知识的横向结构上来说，Bord，O’Connor和Fisher（2000）的研究显示个体关于气候变化的知识越多，越愿意去采取行动来减少气候变化带来的消极影响。此外，彭黎明（2叭1）的研究结果表明文化程度越高，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和后果的认知程度也就越高。Lazo等人（2000）的研究显示一方面个人的受教育程度能诱发出一种控制感并降低风险认知，另一方面受教育程度与气候变化后果的认知没有太大关联，因此，某种程度上来说，受教育程度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影响主要是对风险认知判断的影响。

3.4 经历

气候变化通常涉及一系列的现象，比如说冰川融化、温室效应、洪涝灾害、干旱、飓风等，个人经历主要是指对上述现象有过亲身体验。Spence，Poortinga，Butler和Pidgeon（2011）研究发现有过洪水经历的个体对气候变化表现出更多的担忧，更多地看到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并且更相信他们的行动将对气候变化产生影响。由此，有过洪水经历的个体更可能采取节约能源等措施去缓解气候变化。但是，Whitmarsh（2008）在关于洪水经历和空气污染经历是否影响个体气候变化态度和行为的调查中发现，在缓解气候变化方面，洪灾灾民与其他个体差异很小，但是否具有空气污染经历强烈地影响着人们对气候变化的看法和行为。出现上述结果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洪水是一个迅速发生的过程，一旦离开这个地方，人们受到洪水的影响将变小，而空气污染则是一个缓慢、渐进变化的系统，人们将更长久、深刻地体验到空气污染带来的后果。在研究过程中，Whitmarsh（2008）引入了环境价值观的概念，认为有空气污染经历的人们有更高的环境价值观，具有这种价值观的人更可能把气候变化看成显著的风险并采取行动。

3.5 情感

情感作为态度的组成因素，是影响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因素之一。Leiserowitz（2006）调查显示关于气候变暖的消极情感，比如担忧、危机感、焦虑等。比人口学变量、价值观等因素能更好的预测个体对公共风险的态度和政策偏好。Maibach，Roser-Renouf和Leiserowitz（2008）的研究结果表明对气候变化的高忧虑组比低忧虑组具有更强烈的恐惧、焦虑等相关情感反应，并有更强烈的缓解气候变化的行动动机。而Weber（2010）认为形象、具体的气候变化结果能激发起个体更强烈的危机感，因此，我们可以预测增加气候变化信息的形象性可以促进个体缓解气候变化的行动。同时，诸多研究表明增加对气候变化风险不良后果的担忧，能提高个体的风险认知（Fischhoff，Slovic，Lichtenstein，Read，&Combs，1978），并且忧虑也可以促进个体参与缓解气候变化风险行为（Weber，2010；Marx et al.，2007），因此，加强个体对气候变化风险的担忧和焦虑可能会对缓解气候变化行动产生作用。此外，当人们把气候变化看成是一个渐进、可控的过程时，人们对气候变化的风险意识就会降低；相反，当人们把气候变化看成是生活中不可逃离的危险事物时，其风险意识就会增强（Weber，2010）。总之，情感与风险认知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人们对气候变化风险的担忧、焦虑等情感能影响个体的风险认知意识，反之个体对气候变化风险的理解也将影响其情感强度。

3.6 世界观

文化理论起源于Douglas，强调社会文化对风险判断的重要影响，该理论认为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等决定了风险的内涵及个体对特定风险的认知和判断。在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研究中，文化理论根据人际关系模式将人分成四种具有不同世界观的人：等级主义者（hierarchists）、个人主义者（individualistic）、平等主义者（egalitarian）和宿命论者（fatalistic）（Douglas&Wildavsky，1982）。不同世界观群体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有不同的观点（Gifford，2011），具有不同世界观的人会选择性地注意一些风险，而忽略另外一些风险（Weber，2006）。比如说等级主义者更信赖专家，倾向于将科技看作机会而更少看成风险；但是大多数平等主义者都怀疑专家的知识，他们认为现在的气候变化已经非常严重，并觉得现在的新技术和对自然的污染将对后代产生更严重的影响；个人主义者更看重个人的自由和收益，面对气候变化风险，他们认为自然能够自我保护，没有必要过多关注气候变化；宿命论者对个人无力改变的气候变化问题宁愿选择视而不见（Weber&Morris，2010）。

虽然文化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能解释不同世界观对人们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影响，但是由于对文化概念本身的争议，文化理论的操作化遇到了困难，大规模的实证研究仍有待实施。

4 研究展望

综合以往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不同学科对风险认知的不同领域都有所研究，但在心理学与气候变化的交叉领域来分析其心理机制和影响因素在国内是一个开端，因此需要后续的研究者进行深入探索。通过对以往气候变化风险认知文献的梳理和总结，我们认为今后的研究应该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

4.1 深入探寻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独立综合理论框架

尽管风险认知的概念提出后，研究者分别从测量、认知、情感等各个角度对风险认知进行了研究，但在心理学领域迄今还没有形成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研究的独立整合理论，因此，未来研究可以从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来进行探讨。首先，对相关风险认知理论在气候变化领域进行验证。过去风险认知理论主要是建立在对自然风险研究的基础上，由于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具有其独特性，许多风险认知理论在气候变化领域的适用性和解释性有待进一步验证，以便全面理解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独特性。其次，对比分析不同领域的风险认知结果。比如在气候变化领域和医疗领域，人们的风险认知在诸多方面表现出差异（Weber&Stern，2011），这种差异产生的根源是风险类型的差异还是个体对不同风险有不同的心理机制，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从而为建立专门的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理论奠定基础。最后，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特殊性，进一步探索基于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独立综合理论框架。目前各个理论均从各自的角度对风险认知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有各自的优点，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之处。心理测量范式很好地分析了风险本身的特征，却没有关注风险认知主体的特点；双系统理论研究个体内部信息加工过程，对群体分析却很少。气候变化风险认知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影响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因素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既有个体的也有群体的，既有微观的也有宏观的。只有把这些因素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理解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因此，我们应该尝试各理论之间的相互融合，并试图在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综合的理论框架。

4.2 进一步探索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影响因素

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影响因素的研究一直是学者探讨的热点，目前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研究还存在以下两方面的不足。首先，虽然已有研究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找到一些变量，比如说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对气候变化的危机感等，但是还有一些变量没有得到验证，比如Feygina，Jost和Goldsmith（2010）的研究发现保守的政治态度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也有影响；Li等人（2011）认为气候变化风险认知还受到当地气候的影响；谢晓非和徐联仓（1995）认为个体的风险认知，还会受到心理、社会、文化及制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次，研究者并没有对各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进行系统的研究，而且研究者发现情感与风险认知之间存在中间变量。比如Whitmarsh（2008）的调查研究发现环境价值观在气候变化经历和行动中充当着中介的作用。此外，气候变化的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媒体和社会交流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产生作用（Weber&Stem，2011；Reser&Swim，2011；Doherty&Clayton，2011），个人经验也是通过媒体影响个体的气候变化风险认知，而非直接发挥作用（Reser，2010；Stokols，Misra，Runnerstrom，&Hipp，2009）。Leiserowitz（2006）的研究发现信息的形象性影响人们的情感，从而影响人们的风险认知，这些间接影响因素还没有得到进一步验证。基于此，我们认为，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展开：第一，采用多元化的数据分析方法，进一步验证证据不充分的影响因素，并探索其他可能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产生影响的因素；第二，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影响因素之间的中介变量加以关注，为建构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独立综合理论奠定基础。

4.3 加强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群体研究

气候变化风险认知是一个复杂的心理现象，个体和群体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有所区别。比如Pidgeon和Butler（2009）在风险放大研究中发现：当面对具体的情感体验信息时，群体比个人有更大的动力去采取保护行动；Marx等人（2007）在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研究中也发现群体比个人更容易受到经验信息的影响。以往的研究主要是从个人层面对其心理机制和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并未对群体气候变化风险认知作详尽研究。此外，群体中包含不同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世界观的个体，个体与群体在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上产生差异的原因也值得进一步探索。因此我们今后的研究应该注意：对个体研究结果在群体中进行验证，并对人们在个体水平和群体水平的表现进行比较，找到联系与区别，分析其原因并分别在个体和群体水平上制定相关策略。

4.4 拓展气候变化中风险认知的应用研究

气候变化的成因范文第2篇

笔者想从哲学层面，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谈谈对上述问题的看法。

1 运动变化是绝对的，地球气候一直在变

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认为“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①。“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②。同时认为“一切过程的常住性是相对的，但是一种过程转化为他种过程的这种变动性则是绝对的”③。

气候也和世界上的其他事物一样，始终处在运动变化之中，这不仅是哲学的推理，而且为亿万年的史实所证明。

地球大约在50亿年前后形成为行星，大约在20亿年前地球上出现了大气圈和水圈，地球气候史也大约为20亿年左右。考证认为地球气候经历着时间尺度为几十年到几亿年为周期的气候变化，现在科学界公认的气候周期变化分三个阶段④。

地质时期的气候变化，距今22亿年～1万年，其最大特点是冰期与间冰期交替出现；

历史时期的气候，一般指1万年左右以来“冰后期”的气候；

近代的气候，是指近一二百年有气象观测记录时期的气候。

1.1地质时期的气候变化又可分为

1）震旦纪大冰期气候，发生在距今约6亿年前，曾发生过世界规模的大冰川气候。

2）寒武纪―石炭纪大间冰期气候，发生在距今约3～6亿年，包括寒武纪、奥陶纪、志留记、泥盆纪和石炭纪四个地质时期，共经历了3.3亿年，当时整个世界气候比较温暖。

3）石炭纪－二迭纪大冰期，发生在距今2～3亿年。受这次冰期气候影响的主要是南半球。这时处于北半球的我国仍具有温暖湿润气候带、干燥带和炎热潮湿气候带，气候终年如夏，森林面积辽阔，是我国大规模煤田的形成期。

4）三迭纪―第三纪大间冰期气候，发生在距今2亿到200万年前，包括整个中生代的三迭纪、侏罗纪、白垩纪，都是温暖的气候，当时我国普遍处在湿热气候控制之下。晚第三纪末期世界气温普遍下降。

5）第四纪大冰期气候，从距今200万年开始直至现在。在这次大冰期中，气候变动很大，冰川多次进退。在中国也发现不少第四纪冰川遗迹，定出4次亚冰期。在亚冰期内，平均气温约比现代低8℃―12℃，而在两个亚冰期之间的间冰期内，气温比现代高，极地约比现代高10℃以上，低纬地区比现代高5.5℃左右，这时冰盖消失，甚至极地冰盖也整个消失。在每个亚冰期之中气候也有波动，每个相对温暖时期一般维持1万年左右。目前正处于一个相对温暖的后期。大约在一万年前，地球各大陆的气候带和气候条件基本上形成现代气候的特点。

1.2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化

自第四纪更新世晚期，从距今1万年左右开始，全球进入冰后期。挪威的冰川学家曾作出冰后期的近1万年来挪威的雪线升降图（图1）⑤ ，从图上可以看出近1万年来雪线升降幅度并不小，它表明这期间世界气候有两次大的波动：一次是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1500年的最适气候期，当时气温比现在高3℃～4℃（雪线升高表示温度上升）；一次是15世纪以来的寒冷气候（雪线降低表示温度下降），其中1550～1850年为冰后期以来最寒冷的阶段，称小河冰期，当时气温比现在低1℃～2℃。图1中两条曲线――挪威雪线及中国温度变化线，二者显示中国近5000年来的气温变化（虚线）大体上与挪威雪线的变化相似。

根据对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资料的分析，可以将5000年来我国的气候划分为4个温暖时期和4个寒冷时期④：

第一次温暖期发生在公元前3500～1000年间，当时黄河流域有大象、水牛和竹子等，估计当时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年降水量比现在多200mm以上，是我国近5000年来最温暖时期。

第一次寒冷时期出现在公元前1000～850年（西周时期），据记载公元前903年和公元前897年汉水两次结冰。

第二次温暖期出现在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初年（东周-西汉时期）气候温暖湿润，《春秋》中提到鲁国（今山东）冬天无冰。

第二次寒冰期是公元初年至公元6世纪（东汉、南北朝），据史记记载公元225年淮河结冰。

第三次温暖期是7～9世纪（隋唐时期），公元650、669和678年的冬季，长安（今西安）无冰雪，梅和柑橘能在关中地区生长。

第三次寒冷时期出现在10～12世纪（宋代），公元1111年太湖全部结冰，公元1131～1260年杭州每10年间降雪最迟日期是4月上旬，比12世纪以前延迟1个月左右。

第四次温暖时期发生在13世纪（元代），公元1200、1213、1216年杭州无冰雪，长安重设“竹监司”管理竹类，显示气候转暖。

第四次寒冷期出现在15～19世纪末（明清时期），时间长达500年，估计17世纪的冬天温度要比现在低2℃左右。

由上述可见，在近5000年的最初2000年间，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左右，是最适气候期。从公元前1000年的周朝初期以后，气候有一系列的冷暖变动。其分期的特征是：温暖期越来越短，温暖的程度越来越低。从生物分布也可以看出这一趋势，例如在第一个温暖时期，我国黄河流域发现有象；在第二个温暖时期象群栖息北限就移到淮河流域及其以南，公元前659～627年淮河流域有象栖息；第三个温暖时期就只在长江以南，信安（浙江衢县）和广东、云南才有象生存。而5000年中的四个寒冷期越来越长，程度越来越强，从江河封冻可以看出这一趋势。在第二个寒冷时期只有淮河封冻的例子（公元225年），第三个寒冷时期出现了太湖封冻的情况（公元1111年），而在第四个寒冷时期在17世纪（如公元1670年）长江也出现封冻现象。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世界气温曾出现明显的波动上升现象。这种增暖在北极最为突出，1919～1928年间的巴伦支海的水面温度比1912～1918年时高出8℃。巴伦支海在30年代出现过许多以前根本没有出现过的喜热性鱼类；1938年曾有一艘破冰船深入新西伯利亚岛海域，直到83°05′N，创造了世界上船舶自由航行的最北记录。这种增暖现象到20世纪40年代达到顶点。此后，世界气候又出现变冷现象，以北极为中心的60°N以北，气温越来越冷。进入60年代以后，高纬地区气候变冷的趋势更加显著，例如1968年冬，原来隔着大洋的冰岛的格陵兰，竟被冰块连接起来，发生了北极熊从格陵兰踏冰走到冰岛的罕见现象。进入70年代后，世界气候又趋变暖，到1980年后，世界气温增暖形势更为突出。

综上所述，从22亿年前地球气候的形成至今，全球经历了不同时期的气候变化，这些史实证明一条真理――地球气候一直在变化着。当代的气候变化态势，并未超出历史上气候变化的范畴。至于20世纪以来明显增暖的现象，它是气候变化长河中的一个波动过程，还是永远的不可逆转的趋势，仍然需要冷静思考，认真分析，不应匆忙作出结论。

2 矛盾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气候变化有着众多客观因素的推动，似不应过分归因于工业生产中的二氧化碳排放

在上一节中已经叙述了地球一直处在变化之中的史实，第二个需要探讨的问题是引起这些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对于这个重大问题，本文作者曾在20年前的《试论干旱》⑥一文中作过论述，认为：一个大区域气候的形成和变化，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有的在地上，有的在地下，有的还在天上。可把这些因素列入表1：

上述因素通过形成五个圈层系统――大气圈，海洋圈，冰结圈，陆地圈和生物圈，这五个系统的综合作用，直接影响着气候，决定着气候变冷、变暖、变干还是变湿。

在此对这五个系统略作说明：

1）大气圈是气候系统中最为活动的组成部分。在外部参数的影响下，大气环流的稳定特性时间大约是一个月。

2）海洋圈活动性较差，由于水的热容量很大，因而海洋成为太阳能的巨大贮藏库。它既可贮藏能量，随后又以热的明显的或潜在的形式把所贮之能转入大气层中。其循环的稳定特性时间，在海洋上层变化于数日到几年，在深层为百年到几百年。

3）冰结圈，它是气候系统中比较稳定的因子，多数循环可能是数百年、数千年，甚至几十万年。但是，冰结圈尤其强烈地影响着辐射量，影响到水在地面的分布，从而对气候施加明显的影响。

4）陆地圈的影响因子包括土壤、河川、湖沼和地下水，它们都是水循环的积极干预者和参与者，它们的分布和状况，影响着大气的辐射、热状况以及大气和大气溶胶的交换等。

5）生物圈主要表现为生物群落的数量，包括陆地和海洋中的生物界对水分循环、气体交换以及热动态的影响等。

通过对陆地圈、生物圈，尤其是对生物量施加影响，或通过以上各种方式间接地对其他系统施加影响，便形成人类影响气候的重要手段。

从上述可以看出：影响一个地区或一个地区在某个时期气候变化的原因是众多的、复杂的！人们至今还不能确切地说明各种因素影响程度的定量关系。但是，存在着这些影响却是肯定的。同时可以断言：即使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从总体讲，自然因素仍然是影响气候的主导因素。人类活动至今仍然不足以影响地区性气候的基本属性，更不足以引起冰期或间冰期等巨大的气候变化。

只是在相对较小的程度上，个别的、局部的气候变化，才被解释为人类活动的结果，如大面积的毁林开荒、毁草滥牧等。这就告诉我们，研究气候变化，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应当从更广阔、更深邃的领域去分析和认识，从而采取适当的应对之策！不要人云亦云，自讨苦吃。

3 要历史地、全面地、辩证地看问题，现在尚难肯定当代的气候变暖就是人类活动所致

“一个大的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包含着许多的矛盾”⑦。

已如前述，气候是一个巨系统，它的发展变化受制于许多因素，而这些因素本身也是十分复杂的，多数因素存在于人类出现以前，而且至今不受人的支配，要定量地评价它们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至今世人尚无这种能力，只能说处在探索阶段，本文也无法说得具体，只能在有限篇幅内，引用一些有关专家对气候变化的研究成果，作些推论，供大家参考。

这些成果包括：25万年来太阳夏季日照量变化图（图2）；50万年间地球轨道及旋转轴倾斜参数图（图3）；220年来太阳黑子数变化图（图4）⑧；1.1万年来印度拉贾赫斯坦的平均降雨量图（图7）；美国1900～1939年气候变迁图（图5）⑨；纪元以来世界温度波动趋势图（图6）；1万年来挪威雪线高度（实线）与5000年来中国温度（虚线）变化图（见图1）⑤。

这些研究和观测成果，可以使人产生如下认识：

1）影响气候的因子是复杂多变的。而且由于这些影响因子变化的偶然性中包含着某种必然性，因此，气候变化也具有某种必然性；又由于影响因子的变化具有某种周期性和在周期内的相对稳定性，因此气候变化亦有周期性和相对稳定性。认识气候的这种变化性、相对稳定性和相对可知性，对我们应对气候灾害，利用气候资源是十分重要的。

2）影响气候变化的大因子人们尚难控制。如图2～4所示。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无力对气候施加决定性的影响，即使发生在地球本身的一些影响因素，如海洋、冰川和陆地上的山原分布等，也不是人们在短期内可以控制和严重改变的。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某地区的气候变化仍然主要受制于原有自然因素的影响。

3）气候变化具有全球性。中国气候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波动与世界其他地区比较，虽然最冷年和最暖年，并非完全一致，但彼此先后响应。因此，得不出外国气候变好，中国因为某种人为原因气候单独变坏的结论。

4）中国的历史气候有热有冷。从图1及我国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编绘的图6可以看出：若把图中温度“0”线视为现今的温度水平，则在殷、周、汉、晋时代温度低于现代；唐代以后，温度高于现代，最长的温暖期出现在唐代中期（公元811～1050年），约持续240年，当时在唐都长安可以生长柑橘⑤。

宋代以后，大约在公元1000年前后气候开始变冷，期间虽有波动，但变冷居于主导地位。

5）世界的历史气候有热有冷。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世界气温显著上升，在北极最为突出，1919～1928年的巴伦支海水面温度比1912～1918年高出约8℃；1940年开始虽有变冷现象，但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世界气候又趋变暖，1980年后，世界增暖趋势更加突出，引起许多人的关注，并被一些人认为主要是由于人类活动中排放的CO2温室气体所致。

6）近代全球变暖是气候变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还是永远的趋势？尚存争论！但更大的可能是气候变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温室效应在全球变暖的趋势中是叠加于前述的诸因素中，还是单独在作用？作用有多大？亦有争论，但更可能只是一个尚未完全证明的叠加因素！

因此，有关温室气体排放使全球变暖的论点，至今只能作为科学研究的课题，而不能作为肯定的结论。

4 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气候变暖是好事还是坏事要做具体分析

前已述及，史实表明温暖的气候有其积极的一面，可以简要的归纳如下：

1）在寒武纪―泥盆纪大间冰期地球气候比较温暖，特别是石炭纪是古气候中典型的温湿气候，当时在中国，全国都处于热带气候条件下，森林茂密，形成大规模的煤层。

2）在6000年前的全新世温暖期，现今非洲的撒哈拉大沙漠当时为大草原；青藏高原当时降水非常丰富，湖泊水面比现今高出8m～60m；古代四大文明古国，正好诞生在这一时期。

3）在图6中显示的公元600年～1050年，是我国最长的一段温暖时期，比较风调雨顺，这对盛唐的出现不无关系。

4）在千年和百年尺度上气候变暖，往往是全球严重自然灾害较少时期。

有的学者还专门论述了未来气候变化与农业的关系⑩，书中引述的资料表明，空气中CO2浓度的增加会提高C4和C3作物的水分利用率，还认为“气候变暖还可以由于生长季节延长，积温增加，因而可以采用生育期更长的品种以提高产量”。

对于未来尚难确定的变化，作者引述这些言论并非是在期盼气候变暖，而是建议对气候变暖问题深入研究和辩证思考，科学上切忌起哄和一家独言。

5 具体矛盾具体解决，中国应寻求自己的应对气候变化之策

已如前述，气候变化是永恒的主题，气候变化可能诱发水旱等自然灾害的变化早为史实所证明，人们应当居安思危，科学应对，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1）坚持科学发展观，强化对气候变化的研究，努力探究气候变化的原因和究竟，特别应注重我国或我国不同地域气候变化的具体原因和表现形式，力争对未来气候做出比较科学的预测；

2）加强学科交叉和联合攻关，从不同角度研究气候变化可能给农业、工业、水资源、生态环境等带来的有利和不利影响及其应对措施；

3）加强气候及气候变化的科普宣传，使人们对气候变化具有正确的认识，以便沉着冷静地看待气候变化，做到人和自然和谐相处；

4）继续贯彻节能减排的方针，该方针的重要性是多方面的，一为节约能源，二为防治污染，要把防治大气和水土污染置于更加优先的地位，努力造就大气安全、水土安全，促进和谐社会的形成；不要因为全球变暖原因的争论而影响节能减排方针的执行；

5）在小尺度上，人类强烈的活动可能对小气候或局域气候造成不良影响，从而危害人类自己。因此，在关注全球气候变化的同时，要加强人类活动影响局域气候的研究；

6）在大尺度上，由于影响气候的因素主要在天在地而不在人，因此，中国无力也无责承担全球气候变化的责任，既要提防把所有灾害都归咎于气候变化，从而放松对具体灾害的具体分析，又要防止有人把自然问题政治化、国际化、用气候变暖大做文章而宣扬新的“黄祸论”。

6 简单的结语

一个时期以来“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为热议话题，但本文作者以科学发展观为统率、以哲学为指导、以地质史和水文气象资料为依据，提出了自己的认识，主要包括：

1）运动变化是绝对的，20多亿年来，地球气候一直在变，人们早有认识，并非当今发现；

2）矛盾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气候变化有着众多客观因素的推动，似不应过分归因于工业生产中的二氧化碳排放；

3）要历史地、全面地、辩证地看问题，现在尚难肯定当代的气候变暖就是人类活动所致，现在的气候变化很可能是气候变化长河中的一段波涛，并非永远变暖的趋势；而且其变幅并未超出历史上出现过的范畴；

气候变化的成因范文第3篇

[关键词]气候变化；旅游；中国；对策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5）12-0035-11

Doi：10.3969/j.issn.1002-5006.2015.12.008

引言

全球的气候正在发生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人为导致的。虽然一直有人质疑，比如有研究表明，中国20世纪以来气候变暖程度和波动幅度并没有超过过去2000多年来曾经出现过的最高水平，但对于气候变化的成因及其可能的影响，在科学界已经达成广泛共识。科学家们认为，气候变化在20世纪已经发生，21世纪全球气候变化的频率和强度都会增加，2100年全球平均气温将会升高8℃。作为全球第一大产业的旅游业，在全球性的气候变化中，它既不能“幸免于难”，也不能“置身事外”。客观地说，旅游业的确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来源之一。比如，经过测算，2005年旅游交通、住宿及其他旅游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约占全球人为二氧化碳排放量的5%；中国旅游业在2008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占当年全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0.86%。然而，在旅游业界和理论界，旅游业更多是被看成气候变化的“受害者”，认为“气候变化是对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和21世纪千年发展目标构成最严重威胁的因素”。

1 气候变化对全球旅游业的影响

旅游业是一个对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气候条件有着严重依赖性的产业，气候变化对旅游业带来了现实和潜在的影响。近年来，因为气候变化，各类极端气象灾害频繁发生，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比如，据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OAA）的记录，2010年共发生大型洪灾182次，滑坡等大型地质灾害29次；而同类灾害在2000-2009年间平均每年分别只发生173次和19次。这些气象灾害都给旅游业带来了严重影响。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环境计划署（UNEP）和世界气象组织（WMO）曾将气候变化对旅游业的影响分成4大类：直接的气候影响、间接的气候及环境影响、旅游流的可能变化以及社会影响。本文就从这4个方面分别展开分析。

直接的气候影响包括跟气候相关的旅游推一拉因素的变化、由气候变化引起的旅游运作成本的变化以及极端天气事件形式的影响。气候本身就是一种基本的旅游资源，它与其他因素共同决定一系列旅游活动的适宜位置，而且它还是旅游季节性需求的基本推动力。对于很多旅游目的地来说，充足的气候条件（比如阳光、冰雪）本身就是很好的吸引物，对旅游者具有很强的“拉动”作用。因为气候的变化，景区的“拉动”因素也在变化。有些旅游区，比如地中海地区和北欧地区，影响旅游者出游决定的推-拉因素甚至出现颠覆性变化。欧美旅游者传统的夏季度假地――地中海地区，其夏季旅游的吸引力在减弱，春季和秋季的吸引力在上升；北欧则正在成为旅游者夏季的度假胜地。这就意味着，在夏季，越来越多的旅游者会从南欧前往北欧，以躲避地中海地区夏季炎热的高温。气候变化对于旅游运作成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旅游企业冷气与暖气、制冰、灌溉和供水以及每年的保险支出等方面。极端高温、强热带风暴、严重干旱等常见的极端天气形式，可以通过破坏旅游基础设施、额外的应急计划以及提高包括保险、营救等支出在内的运作成本来影响旅游需求与旅游安全。

气候变化导致的水资源变化、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目的地风景资源的退化、食品安全等都可以间接影响到旅游业。水资源短缺或者浪费，对旅游业的影响都可能是致命的。水的短缺导致一些地方瀑布减少甚至消失，一些高尔夫项目被迫取消。因为海平面的上升，一些海滨湿地旅游区正受到威胁；而一些内陆的水体旅游区，也会因为缺水或者洪水而使游船业生意惨淡。洪水则会对旅游区的自然、文化遗产旅游吸引物造成威胁和损害。气候变化引起的生物多样性的变化，最终会影响到旅游业。这些影响通常通过威胁地方物种、动物数量、鸟鸣、珊瑚礁、植物花季以及森林的覆盖面积和类型来对旅游业产生影响。比如，因为环境变化的影响，鸟类的数量和迁徙事件发生变化，从而导致观鸟旅游的经济效益不佳，发展受限。目的地风景资源退化主要是受到全球变暖因素的影响。因为气温的升高，一些地区，尤其是北美与亚欧大陆，雪线不断向高纬度地区收缩，一些动植物资源的分布范围因此缩小。气温升高还导致了海平面上升，有些地区，比如澳大利亚沿海的国家公园内，灌木的生存正面临威胁，有些已经死亡。对于海洋旅游来说，气候变暖还会引起海岸腐蚀、海水升温、台风强度或频度增加以及珊瑚礁白化或死亡等，破坏海洋生态，影响旅游发展。此外，气候变化会加深农业的脆弱性，并影响到粮食安全问题，进而影响旅游业。还有一些则是通过影响旅游目的地或某一类专项旅游市场的竞争力从而影响到整个旅游业，比如，一些以红酒闻名的旅游地，已经有证据表明，气候变化对一些地区的葡萄质量和产量造成了影响，并影响到了酒的口感和产量。

气候变化会影响旅游流的形成因素以及旅游流的流量和流向。有很多的证据证明，天气或者气候对于人们的出游决定，包括动机、目的地选择和出游时机等，具有内在的重要性。气候影响人们什么时候出游和去哪里旅游。有研究表明，如果当地气候舒适，人们会选择在国内旅游；如果当地气候寒冷，人们则会出境旅游。比如，Perry的调查结果显示，70%-80%的英国旅游者，其出境旅游的首要原因是国外“更好的气候”。如果在具体的旅游城市群，因为自然形成的城市空间网络结构模式的存在，旅游流在城市群内部都是按照固有的方向流动，不会因为气候因素而改变。的确，气候变化对一些具体的旅游目的地的旅游需求产生了影响，但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气候变化引起了全球旅游流量的减少或者是旅游花费的减少。因为气候（常常表现为气温）对于人们出游目的地的选择有显著影响，但跟他们是否出游没有多少关系。毕竟旅行自由的价值观已深入人心。国际上为减缓气候变化而制定并实施的相关政策措施，如航空飞行碳税，也有可能增加远途旅游的成本，进而对旅游流产生影响，这对一些主要依赖海外远途旅游者的目的地可能产生重大影响。

气候变化对旅游业影响的社会属性主要表现在目的地的经济动荡和政治不稳定两个方面。旅游业与经济、民生、环境之间有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但是在发展中国家，气候变化则会减弱旅游业与这些发展目标之间的联系。短期来看，气候变化对旅游目的地经济的影响可能是中性的，但从长期看，这种影响就会很显著。比如气候变化对海滨旅游地的影响，最直接的就是影响住宿、餐饮的价格，从长远来看就会影响到当地居民的社会福利水平。随着这些影响的累积，其后果是旅游地劳动就业率的降低，从而形成对当地劳动力市场和相关机构的压力。这些因素会引起经济的波动，并最终导致地区政权的不稳定。有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导致地缘政治争夺的手段、范围和内容都发生了改变，并在逐渐成为影响当今世界地缘政治格局演变最活跃的驱动因子之一。

在气候变化对旅游业影响的研究方法方面，大多数的研究都以特定目的地为案例，运用定量分析方法，针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以及气候变化对旅游需求和游客流的影响等进行研究。Amelung和Nicholls通过运用旅游气候指数（tourism climaticindex），对澳大利亚的主要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可能受到的气候变化影响进行了详细评估，分析了具有旅游吸引力的气候条件在澳大利亚的空间分布情况，及其可能带来的对旅游流及旅游规划、发展及管理带来的影响。该研究同时也发现，游客对于这些预测变化的实际行为反应，以及气候变化对旅游吸引力的影响进而产生的对游客数量、空间和时间分布等的影响，还需要通过定量与定性的分析进行进一步的研究。Moreno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对游客对地中海地区气候条件与旅游的关系以及气候变化的看法做了定量分析，结果显示28%的受访游客表示未来可能会因为气候变化对地中海地区的影响，而选择前往其他的旅游目的地。该研究强调，旅游气候指数的一般性运用可能不足以对文化差异背景下的气候变化影响差异进行准确评估，同时该方法也需要对不同的旅游活动的评估进行相应调整。

同时，对旅游需求的气候变化影响研究则切换视角，从关注旅游目的地转为关注客源输出国或地区，如Rosselló- Nadal等通过转移函数模型（transfer function models）和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auto regressive integrated moving averages models，ARIMA）的综合运用，对英国出境旅游客流对天气因素（包括平均气温、日照时长、热浪及气霜天数等）的敏感性进行分析，并对英国出境旅游流在全球变暖的3种气候变化情景下（平均气温上升1℃、2℃和3℃）进行模拟研究，结果显示，气温的升高会导致理想的假期天气条件的变化，进而会减少英国出境旅游流，并且该影响在夏季的月份最高，在春季的月份则最低。

2 全球旅游业对气候变化的反应

随着1992年里约会议上《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签订，包括旅游业在内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不可分割性被世界各国广泛接受。因为气候变化的罪魁祸首是温室气体的排放，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各类国际组织、区域组织和行业组织等都纷纷推出了自己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表1）。2009年2月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变化大会上，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与世界旅行与旅游理事会（WTTC）联合举办了“应对气候挑战――旅行和旅游行业的思维”的主题活动，积极宣传旅行和旅游行业在节能减排方面的有效措施。正如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所言，“气候变化是真实存在的，它的影响已经得到证实。旅游部门必须在寻找对策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虽然旅游业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已经落后于其他产业，但在2008年，世界旅游组织把当年世界旅游日的主题确定为“旅游：应对气候变化挑战”，表明了全球旅游业界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必要反应。

2.1国际性旅游相关组织应对气候变化的举措

自1992年各国在巴西里约气候大会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一致，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21世纪的主要议题之后，以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IJNWTO）、环境计划署（UNEP）、发展计划署（UNDP）、气候框架公约（UNFCCC）、国际民航组织（UNICAO），以及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国际旅游伙伴联盟（ICTP）、世界气象组织（WMO）等一些与旅游紧密相关的国际性组织纷纷就气候变化问题召开专题性的国际会议，通过达成会议宣言、研究报告和年度报告（表2）等形式对全球旅游业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进行宏观指导，提供相关的基础数据，提出有效的应对思路，为全球旅游业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影响指明方向。

2.2区域性旅游相关组织应对气候变化的举措

2l世纪以来，随着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的加重，一些区域性的经济合作组织，比如欧盟（EU）、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小岛屿国家联盟（AOSIS）等，开始拓宽合作视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寻求共同应对之策（表3）。欧盟无疑走在前列，在节能减排、碳捕捉与储存等生态技术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则在水资源利用与管理、应对气候变化的财政支撑方面达成了许多共识。小岛屿国家联盟囿于自身地理区位和经济实力的限制，应对气候变化的心情十分急迫，在海洋旅游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研发上投入十分有限。

2.3主要旅游发达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举措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旅游目的地都积极采取措施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其中最常用的就是使用可再生能源和绿色交通方式（表4）。比如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首都阿布扎比，计划投资2000万美元，把下辖的马斯达尔（Masdar）市建成一个可以容纳5万居民的、零排放一零废弃物的生态城市。为此，依据阿布扎比未来能源公司的计划，马斯达尔市将采用可再生能源系统，主要使用太阳能、地热能和水电来为城市供暖和制冷，用电力为市民提供“个人快捷交通系统”。

在全球旅游业发达国家中，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走在前面的无疑是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是OECD成员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也处于OECD国家中的领先位置，它的成功举措值得很多国家学习和借鉴。

在国家层面，澳大利亚旅游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举措有：（1）可持续旅游建筑。2006年开始，国家每年出台可持续旅游建筑指引，并协助企业家作出有关新的旅游业务可持续建筑解决方案的决定。（2）国家旅游奖。2009年开始，奖给能源使用效率高的酒店和饭店；（3）交通限排。澳大利亚一些联邦州已经通过立法对道路交通的排放设定限额。（4）澳洲旅游生态标签。由联邦农业、森林、环境与水资源部负责实施。（5）高山木屋。澳洲已有约1000座高山木屋，他们是澳洲流行的生态旅游形式――远足旅游的重要基础设施，1991年开始政府对高山木屋的可持续重建提供资金支持。

在地方层面，澳大利亚很多州或领地的旅游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都做得很出色，本文重点介绍维多利亚州的成功做法：（l）制定可持续旅游企业坚定与推广政策。从2009年9月1日开始，维多利亚州旅游局开始可持续旅游企业的鉴别与推广政策。可持续旅游企业必须符合下列标准：执行减少能源消耗的倡议；执行减少水资源消耗的倡议；执行减少送往填埋场的废弃物的倡议；就环保措施对消费者进行教育和沟通；坚持环境管理计划/环境可持续发展政策；企业的环境实践通过合格的环境顾问或评级机构的独立评估。同时，如果旅游企业和旅游活动通过或者获得土地检查、澳大利亚气候行动、生态认证、IS014001、Gumnut奖、维多利亚旅游奖等资格或奖项，也将被视为已符合上述标准。维多利亚州旅游局保留给予优先参与营销方案的企业和参与这些事件的权利。个体工商户，活动组织者，连锁酒店和项目经理也可以向维多利亚州旅游局证据表明他们符合标准。这些政策每年或根据需要进行检讨。（2）鼓励旅游企业进行环境改善。维多利亚旅游局积极鼓励企业参与适当的环境改善，具体举措见表5。

3 中国旅游业应对气候变化的对策

我国的旅游业经过数十年的高速发展，现已成长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在全球的排名也一直高居前列。据世界旅游组织统计，2012年，我国共接待国际旅游者5770万人次，位居全球第三；实现国际旅游收入500亿美元，位居全球第四。我国幅员辽阔，气候条件复杂，旅游资源类型丰富，但是中国也被看成是全球显著的“气候旅游热点”地区之一，即气候变化可能对我国的旅游业造成重大的不利影响。从1908年至2007年，我国的平均气温已经升高1.1℃，稍高于全球平均水平；预计到2020年，我国的气温将会升高1.3-2.1℃，到2050年将升高2.3-3.3℃，到2100年将升高3.9-6.O℃。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国家已经出台了一些政策、采取了一些措施积极应对，但气候变化对旅游业的影响是潜在的、长期的，我国的旅游业要减缓并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依然任重而道远。

3.1国家旅游相关部门的宏观策略梳理

气候变化已经对我国的旅游业带来了诸多挑战，我国政府及各相关部门也认识到了这个形势，并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来应积极对气候变化问题，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政策体系。

在领导机构方面，早在1990年，我国就在当时的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下设立了专门的“国家气候变化协调小组”，在此基础上，1998年成立了“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以下简称“协调小组”）。为进一步加强对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领导，2007年成立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对外视工作需要可称“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或“国务院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一个机构，两个牌子），现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工作的最高议事协调机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国家发改委。

在能力建设方面，1992年，我国政府签订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并于1993年正式得到批准。按照UNFCCC的要求，1996年，“国家气候变化协调小组”办公室就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申请信息通报项目。为了更好地完成项目申请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从1998年开始与全球环境基金（GEF）协商开展“中国准备初始国家信息通报的能力建设（ECPINC）”项目。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初始国家信息通报》正式出版并提交UNFCCC缔约方大会，标志着中国政府正式履行在UNFCCC承诺的义务。2006年，国家科技部、国家气象局和中国科学院等部门联合了《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表明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进一步提升。2011年11月了《第二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全面评价了气候变化对包括旅游业在内的我国国民经济的影响，以及适应、减缓气候变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评价。

在具体政策方面，作为执行UNFCCC的一个关键部分，我国政府2007年公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随即中国气象局配套的相关行动计划正式启动。计划中初步明确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指导性原则，并把林业、农业、水资源和海滨资源列为高脆弱性的资源，为此，国家林业局2009年专门了《应对气候变化林业行动计划》。同时，该行动计划还有一个亮点，就是强调要提升和加强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和教育，为此，科技部联合其他相关部门在2007年发起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科技专项行动”，把“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和适应、减缓气候变化的技术开发”作为重点任务，并提出了加强部门协调、加大科技投入等保障措施。经过多年的积累，自2008年开始，中央政府正式每年对外公开《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阐释我国应对气候变化面临的形势，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所做的工作、体制机制建设以及取得的进展和成果等。白皮书的出版，标志着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达到了一个新高度。2013年11月，《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3年度报告；同时，由发改委、财政部、农业部等9部门历时两年多联合编制完成的《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正式对外。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针对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战略规划。在充分评估了气候变化当前和未来对中国影响的基础上，明确了国家适应气候变化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提出了适应目标、重点任务、区域格局和保障措施，可以为统筹协调开展气候变化应对工作提供指导。

3.2旅游行业主管部门的应对策略建议

为了促进旅游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2008年11月，国家旅游局了《关于旅游业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若干意见》（简称《意见》），提出了旅游业应对气候变化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分析了气候变化对旅游业的影响，提出了旅游业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基本方针。这是迄今为止我国旅游行业主管部门出台的唯一一个应对气候变化的专门性政策文件。面对气候变化的严峻形势，世界旅游组织（UNWTO）秘书长曾经要求，“旅游部门必须在寻找对策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但仅靠旅游局这一个部门和《意见》这一项举措来应对纷繁复杂、充满着不确定性的旅游气候问题显然是不够的。笔者建议，我国的旅游主管部门可以采取以下几方面策略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3.2.1重视国际合作，借鉴国际经验。

旅游业具有明显的全球化特征，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更离不开全球的紧密行动与合作。中国是世界旅游组织2005-2007年度东亚太地区委员会主席国，又是世界旅游组织2007-2011年度执行委员会成员国和附属成员评审委员会成员国。利用这个平台，中国可以积极借鉴旅游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先进经验。同时，构建与世界旅游组织其他成员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长期合作关系，构建自己的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组织，比如中国一欧盟、中国一澳洲、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以互办“旅游年”为契机，出台共同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计划，举办相关的学术论坛和成果展示，把双边或多变的旅游业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模式化、常态化。

3.2.2注重资源整合，发挥团队优势。

面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旅游业一个行业的力量十分有限，但旅游行业可以大有作为。国家发改委等部门提出的“减缓气候变化”的举措当中，“大力发展服务业”是重要的内容之一，而旅游业是我国第三产业的“领头羊”，其建设目标是“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可见，我国旅游业的发展目标与应对气候变化的方向是一致的。因此，首先，国家旅游局局长要争取进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其次，旅游行政主管部门牵头，主动与农业、气象、环保、国土、森林、水利、文化等部门寻求合作，争取国家支持，成立类似于全国假日办性质的“气候变化与旅游发展协调办公室”，统筹全国旅游行业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发挥集体智慧和团队优势。

3.2.3加大研发投入，尝试主动应对。

应对气候变化，不仅要采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一类的被动措施，也要采取积极主动的适应行动。旅游业要争取财政的政策支持，借助国际组织的气候变化专门基金，或者通过在门票收入中设立气候变化专门基金，加大气候变化与旅游的研发投入，借助科技创新，以及学科融合、产业融合的力量，采用田野调查、跟踪调查、超级计算机模拟、气象合作等多种方式方法，旅游业完全可以在寻求主动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方面取得新的进步，比如与气象、环境、水利、林业部门合作营造景区小气候，与统计部门、航空、铁路、公路交通部门合作预测旅游流等等。提升旅游景区自然灾害的预警能力，同时，与气象部门一道加强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能力建设。

3.2.4强化环保宣传，提升公众意识。

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进一步强化了人为活动引起气候变化的科学结论。而旅游流就是人流，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2年我国的国内旅游人数达到29.57亿人，相当于每个人出游2次以上，因此，借助旅游业的平台进行环保宣传具有天然优势。旅游业既要在旅游流的流动、逗留的各个环节尽可能采用节能、减排措施，践行环保理念；更要在旅游消费的全过程对游客进行环保知识的宣传，围绕应对气候变化、节能环保、低碳发展等主题，在旅游景区、旅游车、宾馆酒楼等场所张贴低碳公益广告，播放《关注气候变化》《变暖的地球》等纪录片。旅游城市提供免费自行车等绿色交通工具，组织旅游者参加“骑行中国”等环保公益出行活动。旅游酒店组织游客参加“地球一小时”等节能公益活动，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

气候变化的成因范文第4篇

摘 要 气候谈判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有效方式，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某些国家的不合作态度导致气候谈判至今没有得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因而可以说，气候正义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只有坚持气候正义原则、建立良序的气候谈判环境，才能从根本上构建解决生态危机的全球性机制。

关键词 气候变化谈判 利益冲突 全球正义

一、气候变化谈判的现状

近几年来，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已经遍及全球各个角落，一些生态系统所遭受的破坏早已无法逆转，目前世界范围内最突出的环境问题就是气候变化。为了更好的平衡各国间的利益进而推进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气候谈判被提上了议程。全球气候谈判的核心内容是确定各国的温室气体减排和限排义务，国际气候协议由各国政府自愿达成和签署。

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开始于1988年的联合国大会，那次大会通过了题为“为了当代人和子孙后代保护全球气候”的43/53号决议，由此国际社会加强了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政治关注。1990年，IPCC¬发表评估报告，肯定气候变化对人类具有严重威胁，呼吁国际社会通过一项条约来协调处理这一问题。在随后的1990年12月21日召开的联合国第45届大会通过了45/212号决议，决定设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政府间谈判委员会，正式启动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谈判进程。

国际气候谈判的最重要场合是联合国召开的一年一度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组织》缔约方大会。在一系列的缔约方大会中产生了众多的国际公约：1992年“里约地球峰会”缔结的《生物多样性公约》、《防止沙漠化公约》以及《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第三次缔约方会议协商一致完成谈判，达成《京都议定书》（简称《京都议定书》）；2001年的第七次缔约方大会最终达成《京都议定书》的详细实施规则，即《马拉喀什协定》；2007年召开的《公约》第13次缔约方会议，经谈判达成“巴厘路线图”，主要国家包括中国和美国，同意在两年时间内为达成气候目标而谈判。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国际谈判的主体是各国政府，国家是最核心的利益相关者，同时，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媒体、环境非政府组织也都积极参与到谈判中来。

然而，气候谈判的现状却不容乐观。目前，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国家主要有两个：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以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欧盟在谈判中的态度积极，也成为气候谈判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此，在国际气候谈判的进程中出现了中、美、欧三足鼎立的格局。

二、谈判中的问题及对策

气候变化谈判效果不显著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它的实质是世界各国对全球公共环境资源的过度使用所酿成的“公地悲剧”，气候变化谈判想要顺利进行下去，必须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机制，实现全球各国的集体行动。在这一过程中，大国的作用正日趋凸显，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大国主导着气候变化谈判的进程，而公共产品的提供又是各国集体行动中最重要的部分。由于不存在一个世界性的政府，全球公共产品往往由霸权国家、相关国际组织或国际协定来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也可以是国际法或国际公约，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法和国际公约生效的前提是必须经过缔约各方的参与和认可，否则不能承担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职能。在面对全球气候变化这个全球性问题时，任何一个霸权国家都无力单独提供公共产品，因此，这项工作必须由国际组织承担。到目前为止，世界上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重要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主要有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和世界气象组织（WMO），令人遗憾的是，这两个机构还缺乏促使各国产生集体行动的必要机制。

正确对待《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两条核心原则，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促进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持续发展的义务，在此基础上按照权利义务分担重新界定减排国家的分类，进而推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有序进行。国际气候谈判在义务分担上不同于其他的多边环境协议，按照《公约》的两条核心原则，可以把国家分为发达国家、经济转型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大部分都是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在气候谈判中，发达国家的身份很大程度上是由各国自愿认定，他们是减排的主体，是无条件减排国，同时还要承担资金提供和技术转化方面的义务；经济转型国家主要有中欧、东欧和前苏联成员国组成，世界银行的国家分类中对经济转型国家有明确的规定，虽然在国际气候谈判中规定了经济转型国家的减排义务，但是对这些国家在资金援助和履约能力上有特殊照顾；在多边环境协议谈判中，对于发展中国家没有一个权威的认定标准，一个国家是否属于发展中国家，多由各国自愿认定，发展中国家应该成为全球减排的第二梯队，是有条件减排的国家，在《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中没有对发展中国家规定强制性的减排目标，但是鼓励发展中国家参与温室气体的减排；最不发达国家的判定主要依据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编制的最不发达国家名单，目前有50个国家被认定为最不发达国家，在不对他们做强制性的减排、限排规定的同时给予他们专门的优待。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而达成的全球减排协议是涉及全人类的最大的全球性公共产品，对于未来世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同时也是重构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共识，各种国际会议和谈判正紧锣密鼓的进行，但是由于各个国家的利益不同导致谈判无法达成有效的协议，因此，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演变成一场不同国家间的政治博弈：国际合作陷入了“囚徒困境”，使得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陷入困难的境地。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在某种程度上讲无法安抚各个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而全球气候变化是“我们的”共同的问题，重新划分减排国家类型，充分考虑排放的流量和存量，人均排放和总排放，在全球正义的大背景下平衡各个国家利益追求的同时采取全球性的集体行动是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健康有序进行下去的当务之急。

三、气候正义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2012年，用于确认各国温室气体减排责任的《京都议定书》即将完成其使命，而被许多人认为是“人类拯救地球的最后一次机会”的哥本哈根会议最终未能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议定书”，“后京都时代”因此而来，气候谈判的焦点随之变为如何构建更加公平有效的国际气候政策框架，然而“哥本哈根会议”的失败却给人们带来了深深的思考。哥本哈根会议之所以无果而终，其原因就是各国在“如何分担温室气体减排的义务才是合理的”这一原则问题上未能达成共识。一方面，发达国家坚持，在应对气候变化时无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应当承担相同的责任和义务，而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则坚持追溯造成今天气候变化这一结果的历史责任，主张“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即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理应承担更多的减排义务。因此，国际社会想要在气候谈判的结果中有质的飞跃，想在温室气体减排的义务分担问题上达成共识，就必须首先在“如何分担温室气体减排的义务才是合理的”这一原则问题上达成共识，因而，规范气候谈判体系以及谈判所遵循的原则变得异常重要，本文作者认为，良序谈判，是一种可能的最高形态的气候变化谈判形式，而全球正义也因此成为一种可能的最根本的规范模式和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国际气候谈判主要围绕的议题是各个国家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目前，国际公认的减排义务的确认原则主要有四个：历史基数原则、历史责任原则、功利主义原则和平等主义原则。历史基数原则意味着对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公平分配应考虑不同国家在之前年代的排放规模：一个国家的具体减排数量应当以该国历史上的某个时期的排放总量为参考依据；历史责任原则认为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恰当分配应当反映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自工业革命以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本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而不断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发达国家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功利主义追求的是功利总量的最大化，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分配能使受到影响的人们获得最大限度的净幸福；平等主义原则认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平等的权利排放相同数量的温室气体，反过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平等的义务减少相同数量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发达国家主要援引历史基数原则和功利主义原则来为自己的立场辩护，而发展中国家则更多的主张把历史责任原则和平等主义原则作为气候变化谈判的基础和前提，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准则是全球正义的核心问题之一，全球正义引申的全球气候正义对于构建良序气候谈判有着重要意义。罗尔斯正义理论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视正义为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而全球正义这一概念打破了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在传统上所存在的分割状态从而将制度的道德分析延伸至国际领域，环境保护、生态危机的解决理所当然的用全球正义的方式解决。在现实中，美国和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可能对其他国家和地区造成严重的损害，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高排放国家存在着对其它国家的不正义行为是不无道理的。全球化浪潮将生态环境的治理问题凸显出来，而全球治理的关键，在于如何在全球正义的背景下实现大国间的合作。当代关于正义的理解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单一正义价值论，约翰•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正义就是对社会利益的适当划分，即公平的公正。正义的基本含义就是社会平等或社会公平；其二是差异分配正义论。戴维•米勒指出：“在绝大多数当代政治哲学家的著作中，社会正义被视作分配正义的一个方面。全球分配正义认为，用差异原则来指导全球财富的分配是建立并维护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必要条件，气候谈判的焦点正是“各个国家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用全球分配正义理论规范国际气候谈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自退后一步是建立良序谈判环境的题中之义。

概而言之，气候正义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也是规范气候谈判的本质与关键所在，它从根本上规范着人们的思维模式和走向，直接决定着良序气候谈判的建立，从而决定了气候变化问题未来的发展方向。只有坚持气候正义原则建立良序的气候谈判环境才能从根本上构建解决全球生态危机的全球性体制。将气候正义作为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目标走向，既可以避免当前气候谈判领域的“道德败坏”问题，结束气候谈判的无政府状态，又可以给良序气候谈判的建立提供伦理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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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气候变化的成因范文第5篇

关键词：气候变化；青少年；行为意愿；影响因素；计划行为理论

中图分类号：X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6）12024505

1引言

气候变化已经被看做是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作为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也成为了遭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中国现已成为世界上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1]，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对气候变化问题都高度重视，并在巴黎气候大会前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提交了《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总结和规划了应对气候变化所实施的政策与行动[2]。然而在中国，公众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度还很低[3]，但社会意识及环境态度又能够决定社会行动，如果公众具有强烈的气候变化意识将能够极大程度地促进低碳政策的完善及低碳社会的发展建设[4]。

气候变化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青少年将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群体[5]，近年来的一些极端天气事件的频发及气候的变化趋势也预示着气候变化将会在未来给当今的青少年群体带来更多的威胁及挑战。同时，青少年也将对未来的气候变化减缓决策及应对方式有重要影响。首先，青少年仍处于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时期，对青少年气候素养的培养将有助于应对公众的气候变化关注度降低等问题，也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各方面挑战。其次，青少年对采取积极行动富有激情、想象力及活力，这在当今的社交与媒体时代将对气候变化问题有更重要的贡献，例如：青少年在家庭中提倡气候友好型行为；在学校及一些课外群体中扮演重要的信息交流者；能够通过社交媒体接触并传递全球性的信息[6]。

青少年想要应对气候变化以求未来的发展，不仅需要具备气候科学知识，还应具有减缓气候变化的行为驱动，以及在个人及群体层面拥有实施气候友好行为的信心。然而，中国现有的对青少年气候变化教育方面的研究多集中于传递气候变化知识来增加青少年对于气候变化的原因及其影响的理解，却缺乏对最终的亲环境行为的探究及培养。因此，了解中国青少年对减缓气候变化问题的行动参与意愿情况及探究其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对今后开展气候变化教育、培养气候素养、建设低碳社会就显得尤为重要[7]。

国外已有一些研究基于环境心理学及行为学来探讨有效的气候变化交流机制以及影响个人气候行为的影响因素。笔者的研究就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来进一步探究中国青少年减缓气候变化的行为意愿的影响因素。计划行为理论（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来预测个人亲环境行为的理论模型[8]。该理论指出，对于最终的行为，行为意愿是最具影响力的预测指标，并且行为意愿又主要由3个因素决定：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及知觉行为控制，即态度越积极、认为周围重要他人越支持、自我感知的行为能力越强，行为意愿就越强。在Schindler的研究中态度还被定义为针对特定环境问题的态度[9]。一些调查研究也表明，对于特定的环境问题，比如对气候变化而言，关注度越高，以及地方脆弱性危机感知越强，越能够激发个人节约能源的意愿[10，11]，而对气候变化的怀疑也将阻碍对减缓气候变化的行为参与。因此针对气候变化问题，态度可再细分为3个主要维度：①对气候变化的怀疑度；②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度；③基于气候变化的地方脆弱性危机感知。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细分气候变化态度的复杂性及特殊性，将有助于进一步探究影响青少年减缓行为参与意愿的重要因素。同时也希望该研究结果还能够运用今后的气候变化教育，培养出参与减缓气候变化及低碳发展的青少年。

2研究对象与方法

2.1调查地点

研究于2014年12月20日至2015年5月30日开展问卷调查。由于非城市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更高，对气候变化敏感度及脆弱性也更高，因此了解这一地区青少年气候变化行动意愿将更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而在中国，不同地区对气候变化的敏感程度存在差异，因此研究参考了中国1960年以来极端天气的分布及变化情况，如夏季高温天的变化等，最终选取了12个省的非城市地区开展问卷调查。这些调查地点的海拔跨度从50～3000 m，并且包括了内陆地区及沿海地区，以求尽可能代表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情况。每个非城市地区选取1所小学进行调查研究，共12所学校。

2.2调查内容

调查问卷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及细分的气候变化态度，测量了对气候变化的怀疑度（如“我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等）、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度（如“我不会去关注电视或报纸上有关气候变化的报道”等）、基于气候变化的地方脆弱性危机感知（如“我认为气候变化不会对我居住的这个地方造成影响”等）、知觉行为控制（如“我觉得我的努力对减缓气候变化不会有什么帮助”等）、主观规范（如“我的家人认为减缓气候变化的节能行为是没有必要的”等）、减缓气候变化的行为意愿（如“接下来的一年里，我愿意为减缓气候变化而捐出自己部分零花钱”等）和一些社会学变量，测量题目主要基于国内外相关领域学者的研究结论根据实际情况而设定。为保证调查质量，问卷采用了正向-负向题设计，且先由专家进行讨论，修改后又先后进行了两次预实验（N1 = 150，N2 = 88），最终问卷共包含51个问题。所有感知变量及减缓意愿都使用了李克特五点量表进行测量（非常同意-同意-保持中立-不同意-非常不同意）。社会学变量多采用填空题及选择题，其中性别、年龄、地区、家庭成员数、家庭私家车及摩托车拥有情况被用于了之后的分析。

2.3信度检验

信度检验是测定所设计的量表是否具有可靠性和稳定性的有效分析方法，根据Cronbach alpha（α）值评价量表的可靠性，一般认为α大于0.7被认为可信度较高。利用SPSS 22.0软件对最终问卷中所测的感知变量及减缓意愿进行信度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度、基于气候变化的地方脆弱性危机感知、知觉行为控制、主观规范、减缓气候变化的行为意愿的α值均大于0.75，对气候变化的怀疑度的α值接近于0.7，仍在可接受的范围。由此说明本次调查的问卷具有较高的可靠性，所有变量所得分值将进一步用于的数据分析。

2.4调查参与情况

该调查研究一共邀请到了1229名年龄在9～13岁的青少年参加。

3研究结果

3.1信息来源途径

在参与调查的青少年中，绝大多数青少年已经听说过气候变化（图1）。对于气候变化的信息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的途径，且可能同时存在多种信息获取途径，因此途径累计百分比超过100 %。在这些传播途径中，大众媒体作为信息来源的比重最大，例如电视（69.7 %）、网络（49.7 %）。其次，课内外课程教育对气候变化的认知也占有很大比重，如课外书籍（47.3 %）、学校课程（38.2 %）。从家人那里获知气候变化（35.9 %）或者从报刊杂志上获得此信息（34.3 %）相比其他途径而言比重相对较少，但仍有超过1/3的参与者提及。大众媒体作为青少年获取气候变化信息的最主要来源，其对气候变化的报道将可能影响着青少年的气候变化情感感知与参与（表3）。

3.2青少年减缓气候变化行为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及细分的气候变化态度探究青少年参与减缓气候变化情的行为意愿的影响因素，如表3

结果表明在社会学变量中只有性别对最终的减缓意愿有显著影响（B=-0.06，p>0.05），且表现为女生对气候变化的减缓意愿会强于男生。分析所有情感感知变量对减缓意愿的影响时发现，对气候变化的怀疑度（B=0.00，p>0.05）和基于气候变化的地方危机感知（B=-0.01，p>0.05）这两个气候变化态度对最终的减缓意愿没有直接影响，而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度（B=0.16，p

3.3气候变化态度与行为意愿的关系

由于对气候变化的怀疑度和基于气候变化的地方危机感知这两个变量在回归分析中对最终的减缓意愿没有直接显著的影响，而同属于态度的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度对减缓意愿却是极显著的影响，因此研究建立了中介模型来进一步探究这3个感知变量与减缓意愿之间的关系（图2）。

结果显示：对气候变化的怀疑度可以通过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度作为中介变量来影响减缓意愿（直接效应c’=-0.12，p

4讨论与建议

（1）从理论上基础来分析，在Ajzen提出的计划行为理论中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及知觉行为控制能够影响个人的行为意愿。通过实证研究，基于理论进行的回归模型分析也发现，青少年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度、行为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等情感感知变量能够有效地影响减缓气候变化的行为意愿。因此，要鼓励青少年更多亲环境亲气候的行为以应对气候变化，就必须关注影响青少年行为参与意愿的重要情感因素，从而更有效地开展气候变化教育。

根据研究中分析总结的影响青少年参与意愿的直接因素，气候变化教育对情感感知变量的关注应注意以下几点：①气候变化教育的重点应该是提高青少年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度。通过有效地信息传递，建立青少年自身与气候变化的相关性，并真正意识到气候变化与个人生活及行为的息息相关，从而激发参与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意愿。②气候变化教育应当注重主观规范对行为意愿的重要作用。主观规范对于行为意愿具有极强的影响力，这就需要今后的教育注重创建良好的群体认同感，让青少年个人接受到来自他人的积极性期望，从而触发他们行为意愿的增强。③今后的气候变化教育也可以通过提高知觉行为控制来鼓励更多的行为参与，即提高青少年个人的行动能力以及对自我行为作用力的信心。Moser等的研究表明在气候变化教育中，直接教授青少年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解决措施比只传递气候变化的形成原因及影响更能有效地提高个人的行动能力感知以及对自我行为作用力的信心，从而付出行动参与其中[13，14]。

（2）根据研究的中介模型分析，虽然对气候变化的怀疑度和地方脆弱性危机感知并没有直接对行为意愿有显著影响，但它们却是有效的间接影响因素，能够通过影响关注度来间接地影响行为意愿。这说明，这种负向的气候变化态度与行为意愿间还存在某种距离，但这种间隙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积极的气候变化态度来调节，因而深入理解了这3个态度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将更有助于全面地分析影响青少年参与减缓气候变化行为意愿的因素。根据模型结果，可以通过克服青少年对气候变化问题在空间尺度和时间尺度的距离，降低青少年对气候变化的怀疑度或者增加青少年对当地来自气候变化的危机感知，来吸引青少年对气候变化的关注，从而获得最终的减缓行为的参与。

（3）研究还发现性别在减缓气候变化的行为参与意愿上存在显著差异。针对青少年而言已有研究表明，当面对气候变化问题时女性比男性具有更强的气候变化危机感知，甚至对于其他环境问题也如此[15]。而研究的结果也进一步证明，女性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有更强烈的行为意愿来参与到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中。而这种性别差异导致的行为意愿差异可能由社会经历的不同而引起，同时这种差异还有可能和价值观有关，如利己主义或共享主义，而这种价值观的形成也会与家庭背景、同龄人的影响有关。

随着极端气候事件的频发，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生态危机、经济危机及社会危机也日益显著，国际社会也在加强各方面的合作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应对气候变化。政府提出了低碳社会的发展策略，制定了一系列阻止碳排放高速增长的低碳减排政策，但低碳社会的发展不能仅仅依靠政府，还需要鼓励更多居民的日常行动参与，以及培养青少年的低碳意愿及行为，才能真正实现低碳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应对长期的气候变化问题。为鼓励公众参与，激励青少年的行为响应，政府及社会可以通过气候变化教育入手，做出以下努力。

第一，针对不同的地区细化气候变化教育活动。研究建立模型及提出的行为意愿影响因素能够反映出，心理认知过程在对于理解和实施减缓气候变化教育行为的重要性。已有研究证实了当地的气候变化信息将更有助于激发个人的参与[16]，同时，强调个人经历和当地影响的信息交流更可能触发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及减缓行为的发生[10， 17]。因此，基于地方信息的、结合地方气候特点的气候变化教育活动更能有效地克服个人对气候变化的心理距离，改善对气候变化的情感感知，进而影响减缓气候变化的行为参与[18]。

第二，鼓励开展多形式的气候变化教育来增强公众及青少年的气候变化行为参与。气候变化信息来源途径的多样化体现出了对多形式教育模式的需求。气候变化教育的类型主要可分为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及非正式教育。正规教育主要依托于学校，以传授气候变化基本知识为主；非正规教育一般指在非正规的教育场所开展气候变化教育活动，如植物园、动物园、博物馆等；非正式教育主要依靠大众媒体作为信息渠道开展气候变化的宣传教育。多形式的教育模式能够提高气候变化教育的有效性，但教育活动应该不仅仅传播气候变化知识，还要注重对气候变化情感感知的培养，强化个人与气候变化的联系，激发个人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及自我责任意识，最终引导和鼓励行动的参与。

5结语

基于对全国多地区的青少年调查研究，结果具有广泛性，对未来开展气候变化教育、提高青少年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参与具有理论参考价值及实践指导意义，也对政府应对气候变化、进行公众的宣教工作、加强公众的参与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研究仅针对青少年开展，结果又具有一定局限性，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社会特征人群的气候变化教育建议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及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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