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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养老金 计划生育 人口红利
一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现在已经进入人口快速老龄化阶段,全国老龄办的预测表明中国在这一时期平均每年增加596万老年人口,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28%,大大超过总人口年均0.66%的增长速度。到203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3.51亿。
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的控制,造成了我国长期的生育率下降。而生育率下降是造成人口老龄化的决定性因素。我国的生育率迅速下降并处于较低的水平,必然导致我国快速地人口老龄化。计划生育政策使人口结构呈现出“八四二一”的特殊人口结构。所以,现在我国面临着人口控制和人口老龄化的进退维谷的两难局面。我国目前还处于“人口红利期”。所谓“人口红利”指的是这一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的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
但是,这个有利于发展经济的“人口红利期”却是短暂的,当这个短暂的时期过去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形势将更加严峻。
二 中国养老金的现状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2012年7月披露研究结果,目前我国养老金缺口大约1.3万亿元人民币。这个消息一经公布,立刻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激烈讨论。我国的养老金正面临严峻的“空账”局面。
我国的养老金“空账”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为适应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1991年国务院决定改革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经过探索试点,各地逐步建立起统筹账户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积累制养老保险体系。改革前虽然没有个人账户,但国家已经通过企业税收及利润上交等方式拿走了养老保险所需的“必要扣除”,并已把这些资金用于其他事业,个人账户建立后不能再向这部分职工“追缴”养老金,从而形成个人账户“历史欠账”。
三 人口老龄化对养老金负担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使养老金负担加重,我国现行养老保险体系的供养比例和资金支付压力很大。这是由一个简单的事实造成的:1980年我国在职职工与退休人员的供养比是13?1,1990年为10?1,而到2003年,这个比例已经锐减到3?1。随着人口红利期的结束及人口老龄化的加重,中国面临“未富先老”的局面,“现收现付”的养老体系将面临巨大的支付压力。养老金的“空账”问题将愈发严重。我国必须在人口老龄化到达更严重的程度之前找到行之有效的解决措施。据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的统计,2008年底,我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2.79%,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17%,2050年将超过30%。有专家预计,如果不逐步做实个人账户,在未来30年时间里,我国城市养老金“空账”规模将达到6万亿元。逐步做实个人账户可有效避免养老金收不抵支风险。如果账户做实,便有资金进行投资以“保值增值”,账户空转不利于个人账户资金的积累。
参考文献
[1]张习营.我国人口老龄化浅思.科技信息,2010
[2]孟元元.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商品与质量,2010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聚类分析;分层抽样
维也纳世界老龄问题大会规定: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或者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7%以上的国家或地区就是“老年型国家或地区”。人口老龄化在19世纪中期最先出现在发达地区,这是该地区生产力发展,公共卫生事业进步,死亡率、出生率下降,实现人口转变的必然结果。我国在2000年的时候,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就达到了7%,自此之后,该比值一直高于7%,截止2014年年末,中国65岁及以上老人已经达到1.13亿,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为10.06%。预计到203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老龄化率将达到25%(CaiandWang,2005),而65岁及以上人口老龄化率将达到14%,未来20-40年将成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高峰阶段(张文范,2002)。
人口老龄化是总人口中老年人口比例不断上升的变化过程,是伴随着人口转变而发生的一种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人口现象。造成人口老龄化的直接原因是死亡率与出生率的下降,但是人口老龄化的最根本原因是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聚类分析(ClusteringAnalysis)是对集中的记录进行分类,由聚类分析工具根据一定的规则,合理地进行分组或聚类,并用显式或隐式的方法描述不同的类别。聚类的目标是将数据聚集成类,使得类间的相似性最小,而类内的相似性尽可能大。这与抽样技术中以使得组内差异小、组间差异大进行分层的原则是一致的。
本文首先利用1995-2014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老年抚养比数据做趋势图
图1
图22014年各省份老年人口比重
由图1可以看出,1995年-2014年我国人口出生率急剧下降,1995年到2010年从17.12%下降到11.9%,就2010年之后稍微上涨一点点,这于国家放开计划生育政策有关系,但是总体来讲,出生率较之前还是很低;而同时人口死亡率的变化比较平缓,但是还是在上升,这于中国这些年的经济的崛起有关,国家发展迅速,国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从而使得人均寿命延长;而且也看到老年抚养比也是一直上升的,幅度也比较大,从1995年的9.2%上涨到13.7%,这也表示中国老年化程度的加深。
由图2可以看出,不同省份的老年人口的比重也存在比较大的差异。是31个省份中老年人口比重最低的省份,为5.49%,重庆位居31个省份的第一位,老年人口比高达14.12%,从数据来看,2014年未进入老龄化,而重庆已经远远超出了7%的标准,可见,中国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是比较明显的,分析这种差异程度及趋势,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依据是有着现实意义的。
中国31个省份由于区位、资源条件及历史基础等方面的原因,经济的发展有快有慢,同样,老龄化程度也是存在显著差异。
本文尝试采用聚类方法中的系统聚类法,选取2014年中国31个省份的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老年抚养比及各省份GDP占全国的比重,运用SPSS软件,对各省份进行聚类分析。
因为数据量纲不同将影响聚类分析的结果,所以在分析之前要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进行无量纲处理之后还需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因为指标类型中有“极大型”、“极小型”、“居中型”和“区间型”指标。通过聚类图可将全国31个省份分成5类,具体如表1
由于本文采用的抽样方法为分层随机抽样,即每层中的抽样都独立地按照简单随机抽样进行,设总体均值的简单估计为^st,对于分层随机抽样
^st=∑Lh=1Whh=1N∑Lh=1Nhh
V(^st)=∑Lh=1W2h1-fhnhs2h
通过上述公式,得出下列结果:
^st=9.50%
V(^st)=0.00000176
该种方法计算出的结果与利用国家公布的数据:2014年年末总人口136782万人,65岁及以上人口136782万人,得出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10.06%,两者相差0.56%。
如果直接将31个省份的老年人口比重数据直接地进行简单的算术平均,即
^==1n∑ni=1yi
V()=1n-1∑ni=1(yi-)2
则结果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平均比重为9.56%,这样计算的方差为0.00039。可以看出,两种方法得出的均值比较接近,但是分层抽样的方差明显小很多。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将聚类分析与分层抽样结合在一起,可以有效地提高抽样的估计效率,这对于一些大型调查,例如全国型调查,可以在节省成本的同时提高估计的精度。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除了最后一类老年人口比重为6.78%之外,其余四类都高于7%,最高一类竟达到14.6%;另外,受各地区经济差异影响,我国31个省市间的老龄化化程度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这就要求国家的政策制定者要考虑到这些差异,从而更公平地分配公共资源,促使国家更和谐地发展。总体来说,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老龄化程度问题越严重;沿海地区,老龄化问题比非沿海地区老龄化问题严重;经济越不发达的地区,老龄化程度越低。
一、中日社会老龄化现状
步行在日本街头,随处可见老年人的身影。日本已成为了老龄化现象非常明显的国家,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日本总人口中,65岁以上的人口比率已超过20%,也就是说,五个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根据2009年5月29日日本内阁府的《平成21年版老龄化社会白皮书》,至2008年10月为止,日本的总人口达到了1亿2千769万人,其中,未满15岁的儿童人口大约1740万人,仅占总人口的13.6%,而65岁以上的高龄人口为2822万人,占总人口的22.1%。老龄化比率比去年增长了1%,再次刷新了历史记录。白皮书中也同时对日本未来社会进行了预测,大约到2020年,日本后期高龄者将会超过前期高龄者,2055年,高龄化比率甚至可能上升到40.5%。
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到60年代末,中国的人口出生率非常高,除1960和1961年外,每年的出生率都达到30%以上,因为长期持续的高出生率,儿童人口的比重增加,老年人口比重减少,可以说这个时候的中国年龄人口类型是年轻型。70年代末开始,中国全面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出生率大幅下降,1975年开始到1990年为止,人口出生率剧减到23.01%以下。儿童的比重明显下降,成年人口的比重则大幅增加,中国的人口年龄构成开始从年轻型向成年型转变。90年代以来,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持续实施,中国的人口出生率持续下滑。同时,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国民的生活水准开始提高,医疗卫生保健事业也快速发展,导致老年人的健康水平普遍上升,平均寿命达到了70岁。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达到1.3亿,占总人口的10.34%。中国的人口年龄构成已经向老年型转变,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
二、老龄化的社会影响
人口老龄化给社会和国家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并产生了很多问题。
第一,人口老龄化改变了抚养比率。从我国情况来看,1990年,每100个劳动年龄人口抚养13.74个老年人,到2000年,抚养的老年人口变为15.6人,预计到2025年,会变为29.46人,2050年,甚至会达到48.49人。而同样的在日本,到2025年,每2.4个劳动人口将要抚养一位老年人。而且,看护老人也将成为一个问题,例如,谁来抚养老人。从日本老龄化发展趋势来看,85岁以上的高龄者的孩子接近60岁,孙子接近30岁,四代人中有两代人同时老去,该由谁来看护老人呢。也就是说,看护者自己也将面临老年问题。
第二,人口老龄化会减缓经济发展的速度。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三个重要因素,即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老年人口变得越来越多,劳动人口就会减少,养老负担也会日益加重,如此下去一定会引起生产资金的减少,因此,极可能会延缓经济发展的速度。而且,老年人还在工作的话,年轻人的就职机会就会减少,年轻人的就业问题也会变的越来越严重。
第三,由于人口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老年社会保障的费用也会增高。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严重化,各方面的费用也会上升,给各国的医疗保障体系带来巨大的压力。由此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例如:今后如何养老,如何解决社会保障负担日益加重的问题。
第四,人口老龄化会逐渐改变现有的产业构造。随着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和儿童的不断下降,年龄构造上的变化会引起消费需求构造的变化。在这种形势下,为了满足老年人口的物质精神文化需要,社会就必须提供老年用品。于此同时,由于老年人长期以来形成的消费习惯,接受新商品、新服务的能力较低,就会给新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开拓带来极大的困难。
三、如何解决老龄化问题
要解决问题就必须知晓其原因。通常与老龄化一起出现的词语还有少子化。因为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老龄化才变的越来越明显。不难理解死亡率的下滑是因为医疗技术的发展和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少子化是为什么呢。
首先,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女性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等等都深受其影响。男女平等的观念、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等都给予女性认识理解社会的机会。但是,世界仍然是男性主宰的世界。女性为了获得跟男性同样的成绩,就要必须付出几倍的努力,如果生孩子、休产假的话,就很可能与外界隔离,还有可能连原来的工作位置也不在了。不想要孩子的女性开始增多,另外孩子的抚养费用越来越高。因此,首先要完善改革社会部保障体系。调和各方面矛盾,为了不给现在的年轻人增加多余的负担,也为了现在的老年人和将来的老年人可以安度晚年,更应当加快改革。
[关键词] 宿州;人口老龄化农地流转;原因;政策
[中图分类号] F740 [文献标识码] A
在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的大背景下,农村人口老龄化相对于城市更为严重,必须未雨绸缪,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各种挑战,从而更好地实现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宿州作为农业大市,农村人口老龄化对于宿州农业农村发展的影响日益明显。
一、农村人口老龄化下的农地流转
(一)宿州基本状况
宿州位于安徽省最北部,全市总面积9787平方公里,耕地面积773万亩。2012年,全市生产总值914.95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237.35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378.95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298.65亿元,增长13.1%;三次产业结构比25.9:41.5:32.6;人均GDP17038元(折合2709美元)。根据宿州市2012年统计公报:2012年全市总人口651.66万人。18岁以下人口139.17万人,占总人口的21.4%;18-35岁人口193.39万人,占总人口的29.7%;35-60周岁人口221.09万人,占总人口的33.9%;60岁以上人口98.02万人,占总人口的15.0%。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是全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下的必然结果。2012年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为19390万人,占全国人口比例为14.3%,已超过了10%的国际平均水平。安徽2012年常住人口中,60岁以上的为973.6万人,所占比例为16.3%。就人口结构而言,宿州显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二)宿州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地流转的影响
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具有地域性特点,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略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略高。合肥周边的肥西县和长丰县60岁以上农村人口所占比例分别为33.5%和34.2%,地处皖北的萧县和桥区这一比例分别达到48%和48.1%。按照国际劳工组织(ILO)划定的45岁及以上即为老年劳动力的标准,萧县老年劳动力所占比例则达到75.2%,桥区甚至达到了84.5%!这表明: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农村人口平均年龄将不断上升,农村劳动力数量将逐渐下降,甚至可能出现后继乏人的局面!
由于老年人口相对文化素质较低,这使得他们对于农地流转相关政策了解不够。根据我们课题组针对宿州市桥区和萧县557位转出农民所做的调研,对于农地流转相关政策非常了解的为54人、有所了解的为160人、不大了解的为343人,所占比例为9.7%、28.7%和61.6%,这表明农民对于农地流转政策了解程度不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农地权利的维护。农民放弃耕地的意愿与其年龄、文化程度都存在着显著的关系。年龄越大,则农民愿意放弃耕地的意愿越强。农民文化程度越高,则农民愿意放弃耕地的意愿便会越强。
不仅如此,我们还注意到农地流转过程中,公共权力介入程度也比较高。根据调研,在农地流转谈判过程中,有13人和亲戚谈的,有418人和村干部谈的,有26人和乡镇干部谈的,有124人和转入企业谈的,相当于总样本的2.3%、75.04%、4.7%和22.26%。这表明村两委在农地流转中介入过程较深。这种较深的介入一方面有助于推动流转的顺利进行,但也有可能使得本应处于矛盾调解者位置的村委会或者乡镇政府成为相关矛盾的当事方,从而在农地流转纠纷中处于尴尬地位
二、宿州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突出的原因
(一)宿州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有关
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一部分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断进入城市寻求各种就业机会,有的甚至在城市定居下来。与之相对照,农村中老年群体由于体力、文化水平等进入城市难度相对较大,因而不得不留在农村从事农业劳动。随着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迅速推进和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出,农村人口老龄化将是不可逆转的长期趋势。
(二)与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施有关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加之抚养孩子的各种成本不断攀升,安徽人口出生率和净增长率均出现了长期下降的趋势。安徽2012年全年人口出生率为13‰,0-14岁人口1073万,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7.9%,已经进入严重少子化社会。这一状态如果长期持续下去,不仅人口难以恢复到人口的代际均衡的水平,还将会引发严重的社会经济灾难。
三、宿州市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消极作用
(一)给农业生产带来更大压力
一方面,农村人口老龄化是在农业现代化未完全实现的背景下出现的,当前农业发展仍主要靠劳动大量投入的家庭耕作方式。一些老龄劳动力将水稻、小麦、油菜、玉米等种植规模缩小至满足自用水平,无力耕种的土地或撂荒或临时送给乡邻耕种,农业生产又回归到改革开放前低投入、低产出的小农模式。从家庭副业看,一些农户因缺乏劳动力而主动缩减了养殖业规模,有的即便养猪也主要用于自食。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推进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对于农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农业生产供给方面以及来自于农产品需求方面的双重因素作用使得农业生产面临更大的压力。
(二)使得农村发展后继乏人
2012年我国城镇人口所占比重已达52.6%。安徽2012年城镇人口已达2784.4万人,占常住人口比重的46.5%。另据国研中心一项调查:新生代农民工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的比例高达85%,即便不放开户口,80%农民工也表示将长期留在城镇,他们进城选择与户籍制度是否改革关系不大;外出务工农民工愿意回农村定居的仅占8.9%。因此,如果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现实视而不见,那么新农村建设也必将失去其应有之义。
(三)将导致区域农村发展差异更加明显
农村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多前往城市或沿海地区外出务工。留在农村的人们年龄较大,文化素质相对偏低,就业机会有限,因而难以获得较高收入。对于安徽这样的欠发达省份来说,在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给予农村发展的支持力度也必然是极其有限的。如此必将导致农村发展的区域差异进一步拉大。2000-2012年间安徽农民人均纯收入净增长270%,比浙江、江苏、山东等周边省份略快,但就绝对而言,安徽与浙江、江苏、山东的差距却在不断拉大中。
四、应对宿州市农村人口老龄化,完善土地流转政策
(一)培育职业农民,发展现代农业
现代农业投入集约化和生产规模化的特点决定了今后农业发展不能靠分散式的小农经营,而必须靠那些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素质和较强经营能力的新型职业农民。就当前而言,首先,应制定惠农政策,吸引优秀人才回乡务农创业,扭转农村人才净流失的局面;其次,应通过农业组织化建设,为现代农业发展构建制度平台;最后,可结合人口老龄化趋势,考虑构建职业农民资格准入制度,并对于职业农民给予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二)推进土地流转,提高种粮效益
中国人均耕地仅为0.1公顷,不仅与美国、加拿大等农业强国相去甚远,即便与日本、韩国、越南相比也有较大差距。土地规模小、细碎化现象十分突出,并造成了粮食生产成本提高,农民或因年老体衰,或因耕作成本太高而撂荒或者低效率使用。我们在调研中曾多次遇到稻作区农民水稻改旱稻,甚至改种小麦等现象。这显然不能靠行政命令解决,更不能靠私有化解决。更现实的是在确保农民土地权益的前提下,加快农地流转,促进农地集中,提高农业生产规模化程度,鼓励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从事粮食生产经营,支持农民兴办土地流转合作社,提高农村土地使用效率,使农村土地对于农民的价值切实体现出来。
(三)推动土地流转制度创新,改善农业经营
针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现实,一些地方开展探索并取得了良好效果,并深受农民欢迎。如宿州市意利达农业科技专业合作社在确保集体土地所有权性质不变,土地用途不变,农产品归属权不变的前提下,为宿州农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全程“保姆”式农地托管服务,目前已经累计成功托管农民承包地16000多亩,不仅大大降低了农民农业生产劳动强度,规避了农业经营风险。而且还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增加了农民收入。据笔者调查,被托管农户每亩地每年可净增加收入200元。
(四)调整人口政策,鼓励人口回流
计划生育政策在一定时期内曾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当前消极作用日益明显。它不仅造成了人口老龄化,还带来了沉重的社会保障压力,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改的越晚压力越大,因此也就显得越被动!另一方面,城乡一体化发展不是单向的城镇化进程,而应是城乡居民和生产要素有序流动的必然结果。当前不仅农民进城受到诸多限制,城市居民前往农村定居并从事农业也困难重重。在确保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利的前提下,应采取各项政策措施鼓励那些有志于三农,又有经营能力的年轻人前往农村从事农业经营,以解决农业生产后继乏人的局面。
[参 考 文 献]
[1]党国英.“十二五”规划时期农村改革的基本任务[J].中国农村经济,2010(8)
[2]胡霞.日本农业扩大经营规模的经验与启示[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3)
[3]马晓春,宋莉莉,李先德.韩国农业补贴政策及启示[J].农业技术经济,2010(7)
【关键词】日本 老龄化 措施 借鉴
一、前言
自从1970年正式进入老龄社会以来,日本人口老龄化进程快速推进,目前已进入超老龄社会。随着日本现代化的完成,少子化、单身化与老龄化等因素的叠加,日本高龄单身家庭数量快速上升,并逐渐形成了“无缘社会”中的“孤族”群体。又由于地域社会变迁、家庭结构变革和传统社会支持网络瓦解,日本社会出现了高龄者“孤独死”的现象。“孤独死”又称“孤立死”,是指在没有任何照顾的情况下,独居者,其中以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年人居多,在自己居住的地方因为某种原因而死亡的现象,特指发病后没人发现而死亡的情况。这是全人类社会老龄化的突出表现之一。在日本尤为突出。日本的“孤独死”现象最早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加剧,目前已成为日本众多社会问题之一,造成了不可估计的后果。
中国在1999年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呈现出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速快、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趋势明显的态势,与日本相比,中国老龄化水平虽然相对较低,但是具有人口数量多、增长速度快等特点,且地区间、城乡间发展不平衡。根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4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人2.12亿人,占总人口比例为15.5%;65岁及以上人口数为1.37亿人,占比10.1%,虽然低于日本老龄化水平,但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户籍人口老龄化率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当前日本老龄化水平。另外,城乡“空巢家庭”、农村“留守老人”数量迅速增长,中国的“孤独死”现象虽然尚未演变成社会问题,但是“独居老人离世”的新闻却屡见不鲜。由此可见,随着人口年龄结构转型,中国同样经受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考验。与日本相比,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更加错综复杂,既有发展中国家才有的人口问题,也有发达国家才会面临的社会问题。为了应对这种危机,日本政府不断修订完善相关政策,并实施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形成了政府性与民间性相结合,以公助和共助为基础,社区互助和高龄者自助相协作的支援体系。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日本“孤独死”的社会压力,而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解决和“孤独死”现象的预防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二、日本超老龄社会的发展现状及分析
超老龄社会是日本“孤独死”现象产生的社会基础,并且给日本社会经济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日本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使高龄者数量迅速增长,同时家庭形态的变革,导致高龄者越来越孤立,再加上部分高龄者长期处于看不起病的贫困线上,缺乏医疗看护,这又使“孤独死”现象最终演化为一种社会问题。
(一)高龄者数量增长迅速,日本将在半个世纪内处于超老龄社会
世界上最长寿的国家是日本,但同时,日本也是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日本的平均预期寿命在世界范围内是最高的,达到82.7岁,其中,男性为79.4岁,女性为85.9岁,由此可见,日本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主要原因是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和死亡率的下降。截止2014年底,日本总人口为1.27亿人,其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为3190万人,占总人数的25%。另外,从长期趋势来看,日本将继续维持“少子高龄化”的发展态势,总人口将持续减少,老龄化率会继续上升。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推算,这一比例在2020年将达到26.9%,2050年将创下32.3%的新高。也就是说,日本将在半个世纪内长期处于超老龄社会。
(二)高龄者医疗负担重,相对贫困日益突出
医疗负担重是导致高龄者面临生活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日本政府2014年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家庭平均年收入为528.9万日元,比前一年减少1.5%,仅相当于1994年最高时的八成,同时,社会老龄化问题继续加深,家中仅有65岁及以上老人的家庭数量和比例达到新高,占家庭总数的大约四分之一,从收入构成来看,日本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为劳动所得,而高龄者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为养老金等收入,另一项调查显示,有62.3%的高龄者认为医疗负担过重,基于疾病护理等方面的考虑,而不得不进行储蓄。
相对贫困也是导致日本高龄者医疗服务需求不能满足的重要原因。一项调查显示,进入高龄期后,日本高龄者的相对贫困率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提高。从全年龄段来看,女性的相对贫困率要高于男性,而且这种差距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显著增大。最大差距出现在70~74岁年龄段,女性高龄者的相对贫困率为26.6%,男性为17.3%,两者的差距达到9.3%。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下,部分生活困苦的高龄者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2010年,因犯罪而被的高龄者有48 145人,约是2001年的2.4倍,其中大部分是盗窃罪。同时,为了安稳度过余生,许多日本高龄者宁愿犯罪而使自己的晚年在监狱中度过。
三、日本应对老龄化的措施
在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时候,日本政府制定和完善了以老年人为主的各种制度,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延迟退休年龄,发展老年产业,为老年人创造了一个优良的生存环境。
(一)就业和收入
确保老年人的就业机会,创造任何年龄都可以工作的社会环境。保证老年人到65岁仍可以利用其所具有的能力和知识被用人单位雇佣;支援中高年龄者的再就业,确保多种形式的就业机会。同时,日本政府确立并实行公立年金制度,由日本年金机构进行记录和运营年金,而且,为了确保老年人得到自己的合法收入,日本政府不断整备企业年金制度,完善退休金制度。
(二)健康和福利
日本政府不断落实针对老年人的看护保险制度,普及并开发看护的相关服务;丰富看护服务,确保必要的看护服务,提高看护服务的质量;对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年人提供支援政策。并且,改革老年人的医疗制度,指导老年人进行健康检查和保健项目,提供区域性的住家医疗,开创多样化医疗,完善周边配套服务;制定和实施地区福利计划。
(三)学习和社会活动
促进终生学习型社会的形成,确保学校有面向社会人提供高等教育、面向地区开放学校公共机能和支援劳动者进行学习活动的职能;鼓励老年人参加社区活动,丰富老年生活。
(四)生活环境
政府帮助老年人进行购房,同时增加公共租赁房屋的供给,满足老年人多样的住房需求,让老年人有安定的落脚点。推进满足老年人需求的公共设施建设,改善现有的不能满足老年人需求的公共基础设施。
四、日本应对老龄化问题的措施对我国的启示
老龄化社会标准是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达到总人口7%,而我国已经10.1%,这意味着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处于老龄化逐步加深的阶段。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呈现出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速快、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趋势明显的态势,再加上我国未富先老的国情和家庭小型化的模式,养老问题异常严重。因此,我们有必要借鉴日本的经验。
(1)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等;首先,政府应该制定和完善有关老年人的法律制度,中国正面临着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有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就能保障老年人的权利和利益,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社会福利、促进社会发展。
(2)增加老年人就业机会。政府可以适当延迟退休年龄,随着人们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的提高,推迟退休年龄可以使资源得到更充分的利用且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3)增加老年人福利设施,满足老年人的需求。重视以老年人为主的服务投资,使老年人的需求得到满足,提高生活质量。
(4)鼓励生育。缓解人口老龄化,主要方法就是把总和生育率提高到世代更替水平附近。这就需要生育政策做出重大调整。从双独二胎到单独二胎,生育政策已经在变化,但是与人口危机的现实相比,还是滞后。因此,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无法适应当前形势,逐渐的放宽甚至完全取消计划生育政策,才可以缓解老龄化社会危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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