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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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的特点范文第1篇
关键词：低碳经济 投融资体系 政策建议
一、引言
低碳经济投融资体系，简单说来就是一切旨在为低碳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和服务的投融资活动。低碳经济投融资，既寓于传统金融之中，又彰显于传统金融之外。在金融创新的基础上，将传统金融“低碳”化，是这一融资模式的特色。
低碳经济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低碳经济投融资体系的研究。对国内外学者的观点进行综述对完善我国低碳经济投融资体系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二、低碳经济投融资体系研究
目前学者对低碳经济投融资问题的研究集中体现在投融资主体意识与低碳经济发展理念的不适应，投融资工具单一与低碳经济资金需求的不适应，传统投融资市场与低碳经济发展平台的不适应，现有投融资政策与低碳经济发展所需保障的不适应等方面，认为低碳经济投融资体系建设需要发展和健全银行和资本市场双主导投融资体系，完善投融资工具和产品种类，加强财政政策支持等方面。
Dr. Germán Aroca（2003）从智利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优势，以及CDM项目可以给智利带来利润的角度，分析目前智利在利用CDM项目进行融资过程中的不足。Helen Luckge， Sonja Peterson（2008）通过对大量的资料进行分析，介绍了欧盟国家在履行《京都议定书》减排承诺过程中，欧盟政府与企业在利用CDM灵活履约机制中所面临的选择。Cathrine Hagem（2009）分析比较了发展中国家通过CDM机制获得技术创新与不通过该机制，而是通过自行研发获得技术创新的优势与劣势，认为通过CDM机制获得的先进技术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低碳技术的研发与创新。
通过对国内学者近几年的研究进行总结，如阎庆民（2010）、吴英姿（2010） 、翁清云，刘丽巍（2010）、喻翔宇（2010）、张伟伟，汪陈（2012）、聂佩进，王萌（2012）等，总体来看，中国学者对低碳经济投融资体系的研究呈现如下特点：①对低碳经济投融资体系泛化、表面性研究多，系统、实质性的研究很少；②对低碳经济单一投融资工具、CDM机制研究多，综合投融资体系研究很少；③静态低碳经济投融资工具研究多，动态投融资体系研究很少，没有融入时间维度和发展周期等动态因素；④对低碳经济投融资发展的积极方面研究多，风险预警、防范方面研究少。本文结合低碳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的投融资资金需求，投融资主体特点，不同风险、资本投入回报率的投融资工具，综合、动态地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突出投融资体系的整体性、实践性，以期为专家、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后续深入研究提供借鉴。
三、完善我国低碳经济投融资体系的政策建议
1.立法形成低碳发展长效机制
加快低碳经济规划立法进程，强化法律力度促进产业转型，促进金融立法进程激发市场活力，完善科技立法构建低碳科研机制，加强消费立法引导低碳消费模式
2.推行强制减排制度完善碳交易市场
强制减排制度是形成碳交易市场的基础。在自愿减排和市场经济的作用下不可能形成碳交易市场，只有在国家碳排放总量的控制才能有成本和价格，才能通过最低的成本减少CO2的排放，形成市场交易。
3.财税政策引导资本流向
可以通过财政投入保障低碳企业发展，通过财政补贴促进低碳企业进步，通过转移支付支持落后地区发展低碳，通过政府采购引导低碳产品消费，通过税收政策鼓励企业低碳发展。
参考文献：
[1]Dr. Germán Aroca. CDM Projects in Chile[J]. LAMNET-NEWS， 2003，04.
[2]Niels Anger. Christoph Bohringer， Ulf Moslener. Macroeconomic Impacts of the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The Role of Investment Barriers and Regulations. http：//. 2008.
[3]Cathrine Hagem.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http：//webmeets. com/ERE/WC3/Prog/getpdf.asp？pid=543&pdf=/files/papers/ERE/WC3/543/EAERE.Hagem.2.pdf， 2009.
[4]张伟伟，汪陈.低碳经济发展的投融资体系建设研究[J].经济纵横，2012，06
[5]喻翔宇.我国低碳经济投融资的困惑与思路[J].求索，2010，07
[6]吴英姿.低碳金融体系的构建研究[J].重庆与世界，2010，12
[7]翁清云，刘丽巍.我国商业银行碳金融实践的现状评价与发展对策[J].金融论坛征文增刊，2010
[8]聂佩进，王萌.我国构建低碳经济投融资体系的框架设计[J].科技创业月刊，2012，09
双减政策的特点范文第2篇
1月6日，国务院召开2016年首次常务会议，会议决定根据2015年国务院督查情况，对落实重点政策成效较明显的20个地市、20个县区，实行“免督查”。
一个月后，《2015年国务院大督查情况通报》（下称通报）公布，受表扬的40个市、县见诸报端，其中，铜陵是2016年安徽省唯一获“免督查”的地级市。
“安徽省铜陵市连续两年获评全国资源枯竭城市转型绩效考核优秀等次第一名，2015年完成工业技改投资比上年增长40%，实施节能减排重点项目171项，完成投资157亿元。”在《通报》中，铜陵凭借着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典型做法，被点名表扬。
为什么是铜陵“免督查”？围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铜陵做了什么？“免督查”对铜陵的发展又意味着什么？带着这些问题，《决策》记者来到有着“中国古铜都，当代铜基地”之称的江城铜陵，聚焦其免督样本。
优化升级主动作为
“督察不仅要推动政策措施落实，还要把好的典型经验拎出来，推广给其他省市做示范。”铜陵市财政局经济建设科的董磊，向《决策》介绍了铜陵免督察的背景。据了解，在向国务院督查组推荐典型经验时，安徽省财政厅及发改委不约而同选择了铜陵。
两大核心职能部门的推荐是对铜陵转型升级中主动作为的肯定，也正是这种主动作为让铜陵收获了“免督察”。
放到铜陵发展的肌理中，这种主动作为的逻辑将更加清晰。“铜陵因铜而名，因矿而兴，是一座依托铜矿资源开发而逐步发展起来的资源型城市。然而，曾令人引以为荣的铜矿资源却成为经济发展的羁绊，可采资源趋于枯竭、环境污染严重等方面的问题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铜陵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坦言。
另一个方面，从铜陵的产业结构来看，呈现“二三一”格局，即一产小、二产重、三产弱。工业一业独大、比重过大的局面，使得铜陵对能源需求大，加之能源消费结构以化石能源为主，在节能减排、环境保护方面都面临巨大压力。
尤其在宏观经济下行和自身结构转型双重压力的当下，找到工业经济优化升级的抓手，铜陵必须主动作为。2013年，铜陵先后入列第二批国家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和首批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创建城市，为铜陵优化升级插上了“助力器”。
不同于第一批20个节能减排示范城市由相关部委指定，铜陵进入示范队列经过了层层筛选，从申报、到初审、再到答辩，每一个环节都是铜陵为谋求优化升级付出的努力。
“这是铜陵有史以来获得的最具含金量的政策平台，作为一个以工业为主导的城市，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示范市建设，为铜陵转型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机遇。”铜陵市发改委的相关负责人告诉《决策》。
平台有了，下一步怎么做则是对铜陵施政者更大的考验。
“铜陵紧密结合自身产业发展特点和实际，将节能减排作为产业转型的重要途径，将循环经济作为城市转型的重要手段，在双示范市的建设上达成共识。”相关负责人介绍，这种共识的凝聚为铜陵转型升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双示范“善”作为
“国家节能减排示范市有两个硬性指标，一是节能，二是减排。如果这两个指标完成不了，当年的示范市考核将被一票否决。”铜陵市经信委节能办许朝文坦言，创建的前两年压力很大。
压力即动力。在各方努力下，铜陵交出一份出色答卷：2014年国家节能减排示范市绩效考评中获优秀等次；2015年铜陵单位GDP能耗及主要污染物减排在“十二五”原定目标任务基础上再下降了20%以上，资源产出率比2010年增长15%以上。
如此骄人成绩是如何做到的？典型示范项目建设功不可没。
泰富特种材料有限公司是坐落在铜陵经济技术开发区循环园内一家焦化企业。在发展主营业务的同时，泰富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将炼焦过程中产生的煤气、蒸汽输送给园区其他企业，形成了由泰富为纽带的热能梯级利用。
“泰富年可利用焦炉煤气量3.7亿立方左右，年蒸汽产量200万吨左右。其中煤气量50%企业自用燃机发电，50%外供周边企业；蒸汽77%自用发电，23%外供周边企业。”许朝文介绍说，2015年泰富公司通过供热实现盈利2215万元，周边企业也因此享受到更安全、更便宜的煤气和蒸汽。
工业园区热能梯级利用只是五大典型示范项目之一，除此之外，滨江老工业区环境综合整治和产业升级工程、千亿铜产业链节能减排示范项目、中心城区水环境及湿地整治恢复项目、大气污染防治与生态修复工程都是铜陵推进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中打出的“硬招式”。
“不仅是在全盘布局上抓重点，控制重点企业、重点行业的能耗也是节能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环。”许朝文表示，在铜陵全市的能耗占比中，二产能耗占比高达80%以上，其中70%以上的能耗来自32家（含枞阳）年耗能在3000吨以上的工业企业，这些企业的能耗下降了，铜陵市的总能耗也就下来了。
确实，牵住了“牛鼻子”，方能一子落，全盘活。与此同时，铜陵创新制定出“12345”节能管理制度，即项目管理“一套体系”、项目用能“二维控制”、项目能评“三级审批”、项目准入“四色区分”、项目全程“五步监管”，环环相扣，确保节能减排工作落实到位。
以减排为核心的“三市联创”、以产业升级为契机的“源头控制”、以产业链接为纽带的“空间整合”和以重点企业为主体的“点面结合”，在双示范市的建设中，铜陵务实与创新并重，走出了极具特色的铜陵模式。
“顶层有设计、实施有计划、推进有体系、协调有机制、考核有办法”，铜陵在抓住双示范市政策机遇上彰显了“善”作为的智慧与“能”作为的执行力。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正是铜陵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扎扎实实推进双示范市创建、积极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国务院“免督查”的殊荣才花落铜陵。
免督与自督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主要靠各县区、各部门，而县区和部门落实情况如何，则需要靠督查工作去督办、跟进、问效。”铜陵市委督查室主任吴爱林告诉《决策》，自2013年以来，铜陵高度重视督查在打通政策落实“最先和最后一公里”中的作用，将督查作为保证各项工作按时按质完成的主要抓手。
如果说铜陵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工作为免督查埋下了种子，铜陵市级层面的督查工作，则是确保铜陵“免督”开花结果的“守护者”。
据铜陵市政府督查室负责人介绍，2015年市政府督查室累计编发《铜陵政务督查》123期，相对于全年249个工作日，平均每2天发一期政务督查，而每一期政务督查即市政府督查室开展的一项督查。在吴爱林的桌上，记者同样看到厚达544页的《铜陵督查》2015年汇编本。督查之频繁可见一斑。
督查工作越来越繁重的同时，也愈加规范。2013年，铜陵对《铜陵市大督查工作暂行办法》进一步修订，推动了督查工作由督查部门“单兵种”作战向党政部门“大兵团”上阵的转变，各级督查部门之间缺乏沟通协作、重复督查、交叉督查等问题得以缓解。
为确保督查工作的专业性，铜陵在督查中进一步形成2+X的工作机制，即督查主要由市委、市政府督查室两部门牵头，而具体到各项督查，则是涉及到哪个领域，相关职能部门必须参与。
“免督查是激励，也是压力。虽然国务院对铜陵免督查，但市级层面的督查不能松懈，必须加大力度。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铜陵在下一次大督查中，依然走在前面。”吴爱林如是说。
勤政者有奖
奖惩分明促勤政有为，对于免督查城市来说，免督查不仅是一次来自国务院的表扬，更是“真金白银”的激励措施。正如铜陵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所说，“‘免督查’，铜陵既有面子，又有里子”。
根据《通报》，除了不纳入2016年国务院大督查范围外，免督查城市将在今年享受到国家在资金上对其重点项目建设、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财政沉淀资金奖励及发行企业债券“直通车机制”四大激励政策。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这四大支持政策已经落实到铜陵市，发改委、财政局、国土局分别结合自身部门职能，对于支持政策的利用进行了谋划。
“中央财政提前调度资金和沉淀资金的奖励是落到我们财政局，3月份的时候，5亿元的超调资金就已经到市财政了。这5亿资金的使用方向主要包括民生工程、社会事业及实业经济发展等方面。”董磊向《决策》介绍说。
铜陵还在谋划建立生态文明建设基金，作为绿色发展的种子基金。“2016年是铜陵节能减排示范市的收官之年。三年的示范期即将结束，节能减排和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却任重而道远。”董磊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市民层面，对环境保护的需求会越来越高。因此，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必须超前谋划，一旦有了这基金，就能够聚集更多社会资金。
小杠杆撬动的是绿色大发展。在四大支持政策中，同样将对铜陵节能减排、生态文明建设发挥撬动作用的，还有企业债的“直通车”机制。
2016年3月，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部分企业申请企业债券“直通车”机制的通知》，其中对企业债“直通车”机制做了详细说明：大督查表彰的40个市、县的企业在申报企业债时，不再需要通过省发改委转报；国家发改委将按照“加快和简化审核类”的标准和要求，加快技术评估和审核工作。
“4月26日，铜陵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铜发集团）向国家发改委正式申报15亿元非公开发行绿色债券，是安徽省首支申报的绿色债券，同时也是全国20个享受‘直通车’政策城市和政府投融资平台申报绿色债券的第一单。”铜陵市发改委服务业发展办公室主任倪培军认为“直通车”机制省去了很多中间很多环节，为企业申报企业债节省大量时间，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机制为铜陵申报绿色债券提供了最佳机遇。
本次铜发集团申报的债券期限为7年，募集资金拟投向15个绿色项目建设，所有项目均属于国家发改委《绿色债券发行指引》中重点支持的十二类绿色项目。“绿色债券若能成功发行，将为铜陵绿色产业发展注入一剂‘强心剂’，加快实现生产方式‘绿色化’。”铜发集团相关负责人说。
双减政策的特点范文第3篇
雅典金牌、北京铜牌、伦敦无牌———若仅从奖牌的颜色判断，中国网球的过去三届奥运之旅，可谓节节退败。
可是，若有哪一项运动过去八年来在中国的发展完全无法仅以奥运会作为衡量坐标，网球堪称典型代表。毕竟，过去的八年里，我们有了单打、女双和混双项目的大满贯冠军，我们有了能够参加年终总决赛的单双打高手；我们曾经体验过两位球员齐入澳网赛四强的奇迹，我们也曾拥有三位球员都可以排入大满贯女单种子球员的常态。
而在单纯的竞技层面之外，二十多年前，很多中国人还不知道网球为何物；如今，他们已可以在家门口观看ATP上海大师赛以及女子赛事贵为皇冠级别的中网赛，网球也成为球迷众多的主流项目。十多年前，网球专项记者这个职业甚至都不存在；如今，中国球员即便在非大满贯赛事中也常有本国媒体的追踪。中国品牌同样在国际网球界全面开花，那天在场边观看一场男双角逐，隔网相对的一位克罗地亚球员和一位瑞典球员都身着同一家中国运动品牌的服装，而场下为同胞助阵的克罗地亚军团，服装则由另一家中国品牌赞助。
大满贯一年四次，奥运会四年一次。网球比赛的偶然性较大，草地球场更增强了这一特点；以四年一次的表现来总结四年，确实有失公允。四年之前，北京奥运会女双铜牌争夺战之后，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就曾在现场评点：“乒乓球要是只拿铜牌，那就要挨批评了；网球能拿铜牌，已相当不错。毕竟，网球的职业化水平非常高，我们又处于举国体制和市场经济的结合时期，网球队应该为取得这样的成绩而感到骄傲。”
肖天当时还表示，在网球这种高度职业化的项目中，中国网球应该积极地改革和尝试，这也才有了，北京奥运周期之后在其他项目中少见的“单飞”政策。在享受了举国体制的培养之后，几位顶尖球员可以按照运动规律以及自身特点谋划职业生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真是幸运的一代球员。
不过，肯定中国网球在过去八年来的巨大进步，并非意味着对问题视而不见。从雅典到北京再到伦敦，我们只看到李婷、孙甜甜以及晏紫的陆续退役，却不见新鲜血液的注入；此次张帅能够加入奥运代表队，还是“仰仗”李娜以高排名带入一位低排名选手。
很多人因为中国网球屡创佳绩而爱上了这项运动，甚至拿起了网球拍，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网球的基础会因此而变得雄厚。记者在采访一项青少年赛事时就曾吃惊地了解到，近几年青少年赛事的参赛人数不增反减；而孙晋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我国网球专业运动员的人数在她八年多之前刚上任时为400多人，现在也就千人出头。没有众多的网球人口作为基础，便不可能拥有高高在上的金字塔尖。
记者在采访孙晋芳时就半开玩笑地说：“等目前这一批球员几年后都退役了，我可就没有本国球员可采访了啊！”孙晋芳面色严峻：“网球后备力量的培养真没那么容易，投入大，耗时长。”
双减政策的特点范文第4篇
1.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内涵。从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发展趋势看，我国目前的高等教育可分为学术型大学、应用型大学和技能岗位型大学，如“985”和“211”重点大学以培养学术型和工程型人才为主，一般本科院校则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的应用型大学。应用型大学是满足高等教育大众化需求的新类型大学，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其办学理念和发展定位既有别于“学术性”的综合大学，也有别于我国“技能性”的高职高专学院，而是以教学主导型且大大增强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将人才目标定位于直接面向地方经济发展的高级应用型人才的普通高等学校。
应用型本科教育是较之于传统的学术性本科教育而言，其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基本功能中体现出“应用型”特征，即在“人才培养方面，注重培养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第一线的应用型人才；在科学研究方面，主要与当地涉及行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应用型研究，倡导科研与教学的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在社会服务方面，着力为所在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强调解决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因此，应用型本科教育是“以需求为导向，以学科为基础，以培养职业能力为核心，以全面提高职业素质为目标”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教育。
2.应用型人才的内涵及特点。应用型人才是指能将所学专业知识和技能熟练运用于所相关行业的、主要从事一线生产的技术或专业的一种专门型社会实践人才，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1）应用型人才的知识结构是以社会生产实践的实际需要量身定制，着重学习基础的、成熟的和实用的知识。
（2）应用型人才的能力需求，强调以能力培养为本位，其能力不仅是岗位能力、专业能力、就业能力，更应是职业岗位群能力、也是综合能力和创业能力。
（3）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过程，注重课程理论与现实实践相结合，强调实践教学内容，由此使学生的专业理论知识与专业技能训练融合、贯通的重要教学活动，对专业学位的研究性论文则要求较低，以毕业实训报告为主。
总之，应用型人才主要是掌握和应用知识，而非科学发现和创造新知，培养应用型人才重在使之拥有丰富的职业技能，拥有合理的知识、能力结构，拥有终身学习、不断提高的潜力。
二、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主要问题
应用型本科院校主要以服务于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应用型创新人才的新型本科高校，是和传统普通本科平行发展的新型本科教育类型，没有层次的高低之分，只是办学思路不同而已。由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历史、政策导向和教育理念等原因，大部分普通本科高校仍然按照学术型大学的思维办学，在学校目标定位、学科专业发展、教学方式等方面认知差异，使得当前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尚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1.实践教学体系和理论教学体系不贯通。当前国内许多应用型本科高校仍然侧重理论教学，实践教学较为薄弱，一般把实践教学作为于理论教学的额外补充；抑或对原有教学内容调整过大，只重视实践教学，对课堂教学减之又减，对实践教学的本质属性认识不足。以上两种教学改革都是对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宗旨的误读，最终使得学生理论知识薄弱，专业实践能力也没有提高的尴尬局面，严重影响了学生未来的成才发展。
2.校企合作教育的人才培养机制不完善。虽然我国产学研合作教育已有一定规模，但有效的人才培养模式和运行机制尚未建立起来。高校是实施产学研合作教育的主体，但产学研合作教育的办学理念、人才培养模式在应用型本科院校尚未得到切实有力的推进和深化；政府在产学研合作教育中的主导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在促进产学研合作教育方面的法律政策不完善，制度性规范文件不完备，保障和奖励措施没有落实和跟进；行业组织因发展水平较低，权力和责任不明确，缺乏配套的行业组织参与职业教育的支持性政策，使得其在产学研合作教育中的专业指导地位缺失 [1]；企业参与产学研合作教育是为了获得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如果让其承担较多实践场所和其他资源的投入，当成本高于实际获得的价值和收益时，企业参与产学研合作教育的积极性会大大降低。因此，产学研合作教育的各主体应当通力合作，优势互补，才能够行之有效地促进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3.“双师型”教师队伍不成熟。普通本科高校转型为应用型大学，现有的学术型研究师资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能完全胜任应用型本科高校的教学、实践等现实工作的需要，尤其在指导和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实践环节更是如此 [2]。因为，当前我国许多应用型本科高校的教育理念还是停留在教师只需要具备理论知识和教学能力即可，缺乏鼓励中青年教师走到企业参加企业的日常生产和管理的有效措施，也缺乏把企业精英请入学校和课堂任教的双向交流机制。由此，应用型本科高校专兼职“双师型”教师队伍的扩充和健全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视角下的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
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定位是建立以就业为导向，培养具有较强综合素质、实践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的高层次应用技术型专门人才[3]。
1.搭建学校、家庭、社会相互配合的育人机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制定促进校企合作办学法规，推进校企合作制度化。”应用型本科高校“产学研合作教育模式”需要国家法律法规作为保障，有相关具体政策作为引导和支持，全面鼓励各方积极参与，搭建政府、高校、企业和行业的“四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由于行业组织、企业和高校各自不同的需求和诉求，欠缺合作热情，缺少合作平台，要想加强产学研合作教育，需要政府积极引导并加强政策支持的作用[4]，比如，政府可以推动出台支持产学研合作教育的完整法律文件和配套措施[5]，建立?a学研合作的融资创新机制、激励创新机制、利益分配机制，以及协调机制和绩效评估机制。
2.构建学业、产业、就业、创业相互贯通的人才培养模式。地方高校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宗旨是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然而，当前许多地方本科院校存在着以下问题：学校所设专业与社会需求相脱节、学生所学课程与当地产业相脱节、课堂的教学内容与学生的实践实训相脱节、教书育人与就业创业脱节等现象。因此，各个地方本科高等院校需要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努力构建学业、产业、就业、创业相互贯通的人才培养模式。例如，依据各院校本科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定位，坚持适应社会需要设专业；开设适应行业需要的课程，注重理论应用抓教学，注重就业创业育人才；学业是关键，产业是平台，就业是导向，创业是目标，通过学业与产业、学业与就业、学业与创业的紧密联系，使学业、产业、就业、创业相互贯通，提高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针对性。
3.“双师型”教师队伍保障体系。应用型本科院校师资队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缺乏具有行业、企业背景的学有专长、实践经验丰富的教师。为保障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质量，应用型本科高校应拥有一支不仅具备宽厚的理论知识和较高学术水平，而且还具备较强的实践能力和应用研究能力的专兼职“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在“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可以着重加强以下几点的建设：大力引进人才：聘请业界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中高级管理人才和工程技术人才充实到教师队伍；引进既有理论教学素养，又有业界实践经验的“双师”素质教师。教师培养：建立企业师资培训基地，有计划地派遣教师到企业一线参加生产实践，学习专业技能；建立“访问工程师”制度，安排教师到企业去挂职顶岗、合作研发，强化实践技能；建立“教师专业工作室”，让有丰富实践经验和专业技能的教师负责一个实验或实训室，指导年轻教师成长发展和开展学生实践教学工作；采取“走出去、引进来”和“国际化、开放式”的办学思路，以不同层次、多种形式、跨学科领域的开展国际交流和合作；建立应用型教师评价标准：应用型教师评价标准应当改变传统的学术研究型评价导向，重点放在构建应用型本科高校“双师、双能型”的具体评价标准上，引导教师向提升实践教学能力和应用研究能力方面发展。
四、福建江夏学院“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视角的人才培养模式实践
福建江夏学院是2015年福建省确立的5所转型应用技术型大学的试点学院，学院的物业管理专业是福建省唯一一个物业管理的本科专业，是福建现代生活服务业专业群的核心专业，也是2016年福建省高等学校战略性新兴产业人才培养计划本科项目。学校物业管理专业根据现代物业的特点和未来发展需要，按照应用型物流人才培养的要求，始终坚持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主要路径，以“产业引导专业，专业服务行业，行业促进就业”为特色，主动对接当地龙头行业，实施校企共建，毕业实习的一体化培养措施，积极探索“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
1.物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学校物业管理专业以社会需求、企业需要、学生就业为导向，由学校、行业、企业三方合作共同确定人才培养目标，着力把理论知识、专业实践、企业实训与实习等环节落实到人才培养的具体教学行动上，充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创业能力，促进学生理论知识、实践能力和专业素质全方位地协调发展。学校、行业、企业三方合作对物业管理专业的培养路径如图1所示 。
2.学校、行业、企业三方共同制定物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学校物业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采用模块化课程体系，主要分为理论教学体系和实践教学体系两大类。理论教学体系由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和专业方向课构成；实践教学体系由基本职业素质模块和职业定位顶岗实习模块构成。在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过程中，物业管理系积极对接当地物业的龙头企业，针对物业管理专业本科生的素质要求和培养规格，选择合作企业（如万科物业、三盛伯恩物业等）共同制定具体的人才培养方案。这些合作企业的参与为学校实践教学体系的搭建和完善创造了多方便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3.校企共建物流管理专业实习实训基地。学院与万科物业、三盛伯恩物业、建发物业等多家合作企业积极共建物业管理实践平台，使得物业管理专业实现了理论教学与专业实践一体化、全程化、情境化，教学实训基地化、仿真实训基地化、生产实习基地化，形成了具有全省新特色的校企合作模式和体系，这些较为完善的实训实习基地为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搭建了良好的平台。校企共建物业管理专业实习和实训基地示意图，如图2所示。
4.校企合作一体化培养。建立校企合作双向培训基地，构建一体化培养体系，打造一支物业管理专业双师、双能型结构教师团队。具体措施有：基于互惠互利、相互提升的原则，每年选派几名教师到合作单位挂职锻炼，参与企业工作实践，学习实践经验；鼓励教师参加物业师等相关职业资格培训，获取职业资格证书等。
双减政策的特点范文第5篇
滕泰在《新供给主义宣言》中提出，“淡化总需求管理，从供给侧推动改革”的宏观政策主张。贾康等在《新供给：经济学的中国创新》中将其思路表述为“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主要政策主张概括为以“双创双化双减”等展开的“八双五并重”，强调以供给侧发力破解中国发展中的矛盾凸显与瓶颈以对接现代化“中国梦”。这些构成了中国版“新供给”学说的亮点，其主要理论基础层面的研究成果则体现在已形成的一系列论文和公开出版物。
“新供给”学说提出的背景在于世界金融危机提出了对于经济学以往成果作系统性反思的必要性，同时中国经过30余年的高速增长，过去的快速发展难度加大，面临减速压力而势必转入“新常态”。面对未来的挑战，在经济理论和政策领域，急需以理论创新来支持和保证正确的改革发展路径。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
作为“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提出者，滕泰认为是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交替误导了中国。凯恩斯主义认为政府必须阶段性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才能维持经济增长和就业，而货币主义则坚信一切通胀归根到底都是货币原因造成的。在两种思想的交替指导下，在保持了30余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似乎走进了一个死循环―每当经济增速有所下滑，决策部门往往会选择凯恩斯主义，加大投资、放松信贷，拼命刺激“踩油门”；每当通胀有所抬头，决策部门又会高举货币主义的大旗，通过减少投资、紧缩信贷的方式拼命紧缩“踩刹车”。在“踩油门”和“踩刹车”的交替中，中国经济越来越颠簸、经济周期也越来越短，投资猛增、货币超发、产能过剩与垄断加剧、高利贷泛滥、中小企业倒闭潮轮番上演。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错误的根源在于他们都是只看到硬币的一面―需求，而不去分析硬币的另一面―供给。
事实上，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源自中国人口本身的活力、城市化进程、资本和资源的持续投入、技术的进步和制度的改进。问题是，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每一轮所谓通胀都只不过是“食品通胀”，而食品通胀的根源在于粮食、蔬菜和猪肉的周期性供给波动。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是一个理想的经济运行机制，也可以作为新供给主义的短期经济管理目标，然而实现这个短期目标的办法既不是刺激总需求，也不是计划经济手段或传统产业政策，而是“刺激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五大财富源泉
滕泰介绍，“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自2012年底提出以来先后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伴随着《新供给主义宣言》一同被提出的是“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一贯主张的经济长期潜在增长率取决于五大财富源泉，解除供给抑制，也必须从这五大财富源泉出发。
财富源泉之一是人口和劳动力。“虽然学界对中国人口红利尚存争论，但农村还有‘相对剩余劳动力’和‘相对人口红利’。”滕泰说。目前中国农村人均GDP与城市人均GDP相差五倍，也就是说一个农业人口一旦在城市找到工作，其对经济的贡献就提高四倍。因此，只要解除人口和劳动力供给抑制，比如短期适当放松户籍制度、促进人口自由流动，长期适当调整人口政策，中国的相对人口红利就会进一步得到充分释放。
财富源泉之二是土地以及附着在土地上的资源。如果中国的土地一直不能自由流转，农业就将一直停留在小农经济阶段，而小农经济产出效率显然很低。如果土地可以自由流转并适当集中，农业生产效率就会大幅提高。矿山也是一样，如果煤矿、石油等资源是垄断的，矿产交易市场发育不完善，其开采就会比较粗放，资源利用效率就不会高。应该说中国的资源和土地供给抑制还比较严重，未来产权优化和释放资源供给还有很大空间。
财富源泉之三是资本。中国是全世界资本最多的国家，我们有3.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居民、企业加上政府的储蓄有100多万亿人民币。然而，作为外汇储备和国内储蓄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利率水平却是全世界最高的。美国是零利率，日本是零利率，只有中国利率高，中小企业私募债利率高达14%-15%，民间借贷成本更高。为什么在全球资本最多的国家出现了最严重的资本短缺和最贵的资本价格？原因就在于资本抑制和金融抑制。假定把金融抑制放开一下，逐步把中小企业资金成本从14%-15%降低到5%，有多少中小企业会焕发出生机勃勃的生命力？
财富源泉之四是技术和创新。中国还没有形成创新型的科教体制。高中、大学培养的都是知识型人才，很多国有科研机构白白耗费了大量财政资源却缺少真正有市场价值的创新技术。不仅强化市场导向和创新活力的教育科研创新体制改革迫在眉睫，在企业研发、金融支持、政府管理等层面解除技术和创新抑制，中国也还有很多功课要做。
财富源泉之五是制度本身。制度决定了一个国家宏观的社会分工效率和微观的企业生产效率，而社会分工和管理效率的提高自然带来财富的增长。
但是，作为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提出者，滕泰说：“在整个2014年，我几乎没有发表关于‘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方面的文章。当初《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宣言》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几乎都是在批判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对学术领域乃至政府都产生了影响，以至于很多人认为进行需求管理似乎是错误的，在我看来这是过犹不及。其实供给侧的改革是利在长远，挖掘经济长期增长潜力，但是不能有失偏颇，当需求不足的时候，也需振兴，所以在2014年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后，就没有再去反复批判需求了。不仅如此，在2014年‘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重点实际上已经悄然转变，转向降低融资成本、推动减税降费、利用股市扩大内需。做出这样变化的原因在于，我认为中国的货币政策在2013年出现了失误，可以说2013年的‘钱荒’是造成2014年经济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所以我们转换角度，提出了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这也是新供给主义，因为如果融资成本太高，会影响供给，降低融资成本、降低税费才能提高有效供给。”
认真观察经济数据不难发现，十以来，中国经济在“三期叠加”压力下不断下行，特别是在去年三、四季度表现尤为明显，滕泰直言：“有人把经济下行的原因归结为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的问题，可是在我看来，2013年错误的货币紧缩政策以来的实体经济严重资本供给短缺以及被显著抬高的融资成本才是主要原因。所以在2014年5月，我们从这个角度提出了新供给主义的三大稳增长主张，很快就变成了过去一年来经济的主要脉络。”
这稳增长的三大主张分别是，在经济融资成本畸高的背景下，应首先旗帜鲜明地提出“解除金融抑制”的改革目标：不能让钱最多的国家钱最贵，而应该让资金价格真实地反映中国储蓄和信贷需求的关系，让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主要作用。
其次，减税是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净利润率来刺激企业家扩大有效供给，或通过降低家庭税负、提高居民消费能力而刺激居民消费，是市场化的、可持续的稳增长方式；而扩大政府财政投资稳增长，则负面作用越来越大。因此，建议逐步用减税替代政府投资。
另外，新供给主义虽然更强调通过减税、降低利率等要素成本来扩大有效供给，但是也不排斥利用市场化手段减少需求抑制的措施。比如，利用股市激活实体经济，早有国际惯例可寻。
对于外界提出的目前“出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背离现象”的疑惑，滕泰表示，不能把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对立起来。“要抛弃虚拟经济的概念，我们现在谈的金融和资本市场同实体经济是相辅相成、浑然一体，而不是截然对立的，资金进入股市就是进入实体经济。上市公司把进入股市的资金用于其他投资，资金就进入了实体经济。股市上涨，老百姓赚钱后刺激了其消费行为，消费经济由此转好。再比如一家企业通过IPO市值10亿元，股市上涨后其市值升值至20亿元，通过银行抵押获得更多贷款，再用于投资。所以股市上涨影响消费、投资好转，经济也会相应受到影响转好。股市可能领先于经济也可能落后于经济，这些都是正常现象。2015年中国经济如果出现意外触底回稳，主要的动力将来自于股市。”
最后，滕泰透露，他近期酝酿的新作视角为从新供给到新需求，他强调，这与之前提出的“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完全不矛盾，而是更加完善。“长期增长的源泉在于供给侧，即五大财富源泉再加上放松管制和消除垄断，这要一直坚持，但是供给侧的改革利在长远，进度没有期望快，而且可能会遭遇较大的阻力，然而中国经济从2014年到现在陷入了局部经济衰退和全面通货紧缩的边缘，还面临着局部金融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要应对短期经济下滑，既要继续坚持新供给主义的改革政策，同时还要采取新需求理论来迅速振兴中国经济，借助股市振兴经济就算其中一个。”滕泰说。
寻求持续增长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先后有一些学者已在讨论“供给管理”，其讨论往往侧重于总供给变化机制中更多样化的政府行为，并特别注重在转轨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框架下产业政策优化，强调在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的宏观调控创新。
贾康、徐林、姚余栋、黄剑辉等学者在2013年第一期《财政研究》发表的论文《中国需要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可称为新供给研究群体的一份把理论创新与改革主张体系化联结的代表作。其后，贾康任院长的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又陆续推出一系列研究成果，他们指出，近几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随之而来的矛盾也逐渐凸显，使渐进改革路径以来的制度供给的劣势有所暴露。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面临的减速压力，从内部因素看，高速增长是后发经济体在特定追赶时期的一种增长形态，随着与前沿国家技术差距和其他相关要素、机制差别的缩小，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规律性地向成熟经济体的水平收敛，并且这一过程将跨较长时期。从外部因素看，自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尽管美国、欧洲、日本等经济体采取了以宽松货币政策为核心的宏观经济政策，在局部及个别时段出现一些积极信号，但总体形势依然复杂严峻。
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必须适应中长期经济模式的转变和社会转型，并学会在更具广泛性、与国内消费和服务业联系更大、对出口和投资依赖程度较小的增长模式中操作。然而，现实情况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已经难以适应中国经济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后的总体要求。
财政政策受“三元悖论”式的约束是个永恒命题，即减税、增支和控制负债三项要求不能同时满足。特别是历经了上一次以4万亿元政府投资为代表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后，中国财政刺激的安全空间已经明显收窄。
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宏观税负总体水平尚属合理，但考虑各种制约因素和居民实际社会保障情况，进一步提升税负总水平并不可行。与此同时，未来中国财政支出将迅速增加，包括用于健全养老金体系、医疗保障、教育、住房等方面的支出，以及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要投入。另外，目前积累的大规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已经成了一定程度的隐性财政负担。因此，中国公共财政负担总体而言会逐渐加重，预留财政空间和保持财政可持续性是重要的目标，需要有关部门未雨绸缪。
新背景下，虽然逆周期性质的总需求管理不乏用武之地，但寻求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的供给政策，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新供给经济学”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理论框架上实现了对传统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破”。
首先，指出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都在理论框架里假设了供给环境，其后主要强调的只是需求端、需求侧的深入分析和在这方面形成的政策主张，都存在着忽视供给端、供给侧的共同问题。相比于需求侧，供给侧的问题更复杂、更具长期特征和“慢变量”特点，更要求结构分析与结构性对策的水准，但这并不应成为经济学理论可长期容忍其认知框架的不对称的理由。
其次，指出经济学主流教科书和代表性实践之间存在“言行不一”的问题。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在应对危机的实践中，首推他们跳出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来实行的一系列区别对待的结构对策和供给手段的操作。比如，美国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真正解决问题的一些关键点上，是教科书从来没有认识和分析过的“区别对待”的政府注资，美国调控当局一开始对雷曼兄弟公司在斟酌“救还是不救”之后，对这家150多年的老店任其，而有了这样的一个处理后又总结经验，再后来对从“两房”、花旗一直到实体经济层面的通用公司，就分别施以援手，大量公共资金对特定主体的选择式注入，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区别对待的供给操作，并且给予经济社会全局以决定性的影响。
第三，指出政府产业政策等供给侧问题在已有经济学研究中的薄弱和滞后。比如，在经济发展中“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些“产业政策”方面，从上世纪80年代亚科卡自传所强调的重振美国之道的关键是“产业政策”，到克林顿主政时期的信息高速公路，到奥巴马国情咨文所提到的从油页岩革命到3D打印机，到制造业重回美国，到区别化新移民和新兴经济等一系列的亮点和重点，都是很明显地对应于现实重大问题的导向，以从供给端发力为特色。
其后，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群体有自己的“立”。
第一，特别强调的是经济学基本框架需要强化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这样一个金融危机刺激之下的始发命题需要更加鲜明地作为当代学人“理论联系实际”的必要环节和创新取向。在基础理论层面强调：应以创新意识明确指出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主要支撑因素，从长期考察可认为是有效供给对于需求的回应和引导，供给能力在不同阶段上的决定性特征形成了人类社会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需求在这方面的原生意义，当然是不可忽视的―人有需求才有动力、才要去追求各种各样的可用资源―但是在经济学角度上，对于有效供给对需求引导方面的作用过去却认识不足。从供给能力在不同阶段特征上的决定性这样一个视角，强调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和供给能力、以及与“供给能力形成”相关的制度供给问题，具有从基础理论层面发生而来的普适性，也特别契合于在中国和类似的发展中国家怎样完成转轨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突出问题。回应和解决这个视角上的问题，其实也包括那些发达经济体怎样在经历世界经济危机冲击后更好地把理论服务于现实需要。在现实生活中，关键是在处理“生产产品满足消费”的需求侧问题的同时，解决“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供给侧问题―尤其是“制度供给怎么样”的问题。这种把需求与供给紧密联系起来的研究，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正在日益凸显其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二，强调正视现实而加强经济基本理论支点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比如“非完全竞争”，应作为深入研究的前提确立起来，因为这是资源配置的真实环境，牵涉大量的供给侧问题。过去经济学所假设的“完全竞争”环境，虽带有大量理论方面的启示，但它毕竟可称为一种1.0版的模型。现在讨论问题，应放在非完全竞争这样一个可以更好反映资源配置真实环境、涵盖种种垄断竞争问题的基点上，来升级、扩展模型和洞悉现实。需求分析主要处理总量问题，指标是均质、单一、可通约的，但供给分析要复杂得多，处理结构问题、制度构造问题等，指标是非单一、不可通约的、更多牵涉到政府―市场核心问题这种基本关系，必然在模型扩展上带来明显的挑战和非比寻常的难度，但这却是经济学创新与发展中绕不过去的重大问题。更多的中长期问题和“慢变量”问题，也必然成为供给侧研究要处理好的难题。过去经济学研究可以用一句话打发掉的“‘一般均衡’中或‘反周期’调控中自然解决结构问题”，认为有必要升级为在非完全竞争支点上的一系列有待深入开掘的大文章。
第三，认为市场、政府、非营利组织应各有作为，这也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客观要求。在明确认同市场总体而言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我们还需要有的放矢地来讨论不同的主体―最主要是市场和政府，还有“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志愿者、公益团体等），它们在优化资源配置里面可以和应该如何分工、合作、互动。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领域，分工、合作、互动的选择与特点又必有不同。由分工、失灵到替代，再由替代走向强调“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式的合作，反映了人类社会多样化主体关系随经济发展、文明提升而具有的新特征、新趋势。
第四，特别强调了制度供给应该充分地引入供给侧分析而形成有机联系的一个认知体系，即物和人这两个视角，在供给端应该打通，各种要素的供给问题和制度供给问题应该内洽于一个体系，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概念下的研究成果，需要加以整合融于一炉。通过这样的“立”来回应转轨经济和中国现实的需求，形成的核心概念便是他们在理论的建树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认知中，必须更加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在中国要解决充满挑战的现代化达标历史任务，必须藉此强调以推动制度和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的供给端的发力。
当然，以上这些并不意味着研究中就可以忽视需求方面的认识―“需求管理”的认识在已有的经济学理论成果中已经相对充分，希望在供给这方面更丰富地、更有针对性地提高认识框架的对称性。这样的认识落到中国经济学人所处的现实中间，必然合乎逻辑地特别强调要“以改革为核心”，从供给端入手推动新一轮制度变革创新。这是有效化解矛盾累积和“滞胀”、“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和“福利陷阱”式的风险、实现中国迫切需要的方式转变与可持续健康发展而直通“中国梦”的“关键一招”和“最大红利所在”。研究者的意图和可能贡献，是希望促使所有可调动的正能量把重心凝聚到中国迫在眉睫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新一轮改革如何实质性推进”这一问题上，以求通过全面改革和理性的供给管理，跑赢危机因素的积累，破解中长期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瓶颈，从而使“中国梦”的实现路径可以越走越宽、越走越顺。
“八双、五并重”的基本主张
“新供给经济学”的基本政策主张，是以改革统领全局之下的“八双”和面对“两个一百年”历史任务的“五并重”。
“八双”的基本要点是“双创”，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和大力鼓励创业；“双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产业优化；“双减”，加快实施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和大幅度地减少行政审批；“双扩”，对外开放格局和新的国际竞争局面之下，扩大中国对亚非拉的开放融合，以及适度扩大在增长方面基于质量和结构效益的投资规模；“双转”，尽快实施我国人口政策中放开城镇体制内“一胎化”管制的转变，和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置；“双进”，在国有、非国有经济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方面，应该是共同进步，需要摒弃那种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维，在“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概念之下，完善以“共赢”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的现代化实现形式；“双到位”，促使政府、市场发挥各自应有作用，双到位地良性互动、互补和合作。针对这一点，贾康强调：“在这方面的分析认识需扩展到中国势必要发展起来的第三部门，即志愿者组织、公益慈善界的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这些概念之下的一些越来越活跃的群体，应该在社会主体的互动中间发挥他们的潜力。我们非常看重国际上已经高度重视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模式，在此模式之下寻求共赢，应该是最基本的认识视角。”“双配套”，尽快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积极地、实质性地推进金融配套改革。
在上述基本考虑中，“双创”是发展的灵魂和先行者；“双化”是发展的动力与升级过程的催化剂；“双减”则代表着侧重于提升供给效率、优化供给结构以更好适应和引导需求结构变化的制度基础；“双扩”是力求扩大供给方面在国际、国内的市场空间；“双转”是不失时机、与时俱进地在人口政策和国有资产配置体系两大现实问题上顺应供给结构与机制的优化需要，以支持打开新局；“双进”是明确市场供给主体在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安排演进中的合理资本金构成与功能互补和共赢效应；“双到位”是要在政府与市场这一核心问题上明确相关各方的合理定位；“双配套”是对基础品价格形成机制和财税、金融两大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再加上行政体制，以大决心、大智慧推进新一轮势在必行的制度变革与机制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