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水平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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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水平划分范文第1篇

[关键词] 人均可支配收入 人均消费性支出

一、引言

在国民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大环境下，湖南消费品市场体系日趋完善，市场消费规模持续扩大，消费热点不断显现，市场格局发生新变化，进入了较快增长的新时期。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日益增强，为发展湖南经济提供了强劲动力。本文从湖南省的消费水平现状出发，通过回归预测方法表示出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性支出之间的线性关系，对我们预测下一年的消费水平和该省对消费市场的宏观调控制定措施提供参考。

二、模型建立及分析

1.模型建立的理论依据――消费理论。依据凯恩斯的消费理论中提到的边际消费倾向,如果消费和收入之间存在线性关系，边际消费倾向为一常数，这时消费函数可用下列方程表示:C=α+βy。

消费理论表明，消费者的消费量取决于他的可支配收入，由此，可得回归方程:C=α+β(Y-T)，其中:T为税收，β为边际消费倾向。

2.预测模型的建立。本文运用一元线性回归预测的方法进行预测。一元线性回归预测的模型:存在两个经济变量，这两个变量之间存在线性相关性。其方程的一般形式是:y=a+bx。在预测实践中，通过统计数据（xi,yi）,i=1,2,……n，估计出线性模型的参数a,b，并记他们为^a,^b，即相应地把原方程记为:^y=^a+^bx此为回归预测方程，^a,^b称为回归系数。

3.收集整理数据并进行检验。利用公式并代入求解出^a,^b：

^b=0.76456，^a=245.5277

由此可得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性支出的回归方程为:

^y=245.5277+0.76456^x

回归方程显著性检验:

反映拟合优度的概括性的度量指标要用可决系数r,

结果显示Q越小，r2就越大，回归方程就拟合得越好。所以该线性方程拟合得很好。

为了描述变量x与y之间的线性关系密切程度，我们用一个数量指标^r来表示，经计算得^r=0.996563，证明x与y的线性关系密切，回归方程有效。

在统计假设b=0的条件下，统计量F服从自由度为1和n-2的F分布。

如果给出信度α=0.05，查表得到临界值为Fα(1,n-2)=F0.05(1,14)=4.60将统计量F和临界值Fα进行比较，得出F=1937.39，明显大于临界值F0.05(1,14)=4.60。因此，可以认为回归方程是显著的，回归系数b是显著异于零的，线性假设成立。

4.结果分析及预测。根据湖南省近16年来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性支出的数据得出的一元线性回归方程:^y=^a+^bx=245.5277+

0.76456^x。

从上式可得，由于a>0,0

从2005年湖南省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2005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8786元，比2004年增长9.51%，增幅比上一年增加0.06个百分点;2005年人均消费性支出达到6737元，比2004年增长5.29%，比上一年却下降了2.01个百分点;非消费性支出达到2049元，是近十年来非消费性支出中最多的一年，由此可见，非消费性支出的增加说明居民增加了对购买住房和社会保障的投入;湖南省城镇居民的消费率1990年～2003年整体有小幅度波动,自1990 年以来有升有降,到1991年消费率达历年之最高,此后有降有升,但均未突破1991年,到2005年到历年最低。这说明湖南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的比例整体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是:(1)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是影响消费率的主要因素。从20世纪90年代起，该省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速度逐渐加快，到1995年开始呈现下降趋势，可支配收入的增长趋势呈现平缓局面。(2)虽然湖南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逐年增长,但是1998 年的国企改革,不少国企职工下岗要自谋职业,预期收入不足,不敢大胆消费。

三、建议

湖南省在努力提高消费水平的同时，消费率呈现下降的趋势，消费水平仍有增长的潜力，内需不足仍然是一个问题。所以，在目前的状况下，我们既要保证消费继续增长的趋势不变，又要试图采取一些措施来提高消费率，扩大内需:

1.制定相关政策,扩大湖南省城镇居民消费需求。一方面调整产业结构并进行产品结构的升级,进一步完善消费环境;另一方面要制定合理的消费政策,减少不合理收费。

2.拉动消费首先要增加居民的收入。

3.进一步完善医疗、住房、养老等方面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减少储蓄存款和刺激消费的另一手段。

4.进一步完善对消费支持的金融政策。

湖南省是一个经济大省，调整经济结构、拉动消费、扩大内需是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长久之策，坚持扩大内需的战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冯文权:《经济预测与决策技术》，第四版，武汉大学出版社

消费水平划分范文第2篇

关键词：区域；卷烟；消费特征；差异

中图分类号：F014.5 文献标识号：A 文章编号：1001-4942（2014）03-0144-05

Abstract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s of regional factor on cigarette consumption behavior， a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random consumers of 17 prefecture-level cities of Shandong Province were conducted， and the cigarette sale data in 2011 of prefecture-level companies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igarette consumption level of Jinan， Zibo， Weifang， Dongying， Yantai， Qingdao， Weihai and Rizhao were relatively higher. The consumers of Yantai and Jinan accepted the nonlocal cigarettes more easily， but consumers of Dongying and Weifang were much more inclined to buy local cigarettes. The consumers of Zaozhuang paid more attention to cigarette brand than price， but the other regions were generally the opposite. The loyalty of consumers to cigarette brand in Shandong Province was generally lower except Linyi， Jining and Taian.

Key wordsRegion； Cigarette； Consumption characteristic； Difference

卷烟作为一种特殊消费品，不仅能够满足消费者的生理与心理需求[1]，还在许多场合被作为一种社交工具。随着我国的消费水平以及广大消费者文化诉求的不断提升，中式卷烟的产品开发也由最初的以满足消费者生理诉求为主发展到目前的产品功能核心、技术核心与文化核心并重。产品技术核心的实现可以通过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来实现，但产品功能核心和文化核心的实现都要依托于对不同地区消费者卷烟消费特征的把握，工业企业只有掌握了不同地区卷烟消费者在消费水平、吸味偏好以及文化诉求等方面的差异，才能进行有针对性的产品开发和投放，才能更好地满足各个市场的差异化需求，实现精准营销[2～4]。中国有200多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中国烟民的数量更是达到了惊人的三亿多，并且这一数字仍在继续增长。中国的卷烟消费市场如此之大，各区域市场的卷烟消费特征千差万别，对它们进行优先排序已是不二选择。

本研究是在麦肯锡城市群方法等城市群理论的研究成果之上，结合针对目标消费群体的区域市场调研以及对2011年山东省各地市级商业公司的卷烟销售数据（数据来源：中国烟草一号工程）进行统计分析之后，按照各区域市场的整体消费特征（卷烟消费水平及卷烟消费行为的开放性，后者考察对象又包括区域卷烟市场的开放程度、消费者对二类烟的接受程度及对卷烟品牌的忠诚度）对山东省17个地市级卷烟市场进行了初步的消费类型细分，旨在为烟草工业企业进行更加有针对性的产品开发和投放提供一定的参考。

1城市群理论与山东城市群划分

1.1中国城市群划分的研究进展

学者们对城市群概念的表述并不一致，但认识在逐渐趋同。所谓城市群（又称城市带、城市圈、都市群或都市圈等）是指在空间距离接近的区域范围内云集一定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以一个或两个（有少数的城市群是多核心的例外）特大城市（小型的城市群为大城市）为中心，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城市间的内在联系不断加强，各城市的生产力发展、生产要素逐步优化组合，并向周围的城市进行辐射，从而共同构成的相对完整的城市群落“集合体”[5]。

城市群是这些城市城际关系的总和，城市群的特点反映在成员城市间表现为交通便利、经济紧密联系、贸易往来和人口流动频繁、产业分工合作有序、城市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相互影响，最重要的是各成员城市的消费者有着相似的消费态度和偏好，并且这一特征会不断得到强化。麦肯锡的研究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2005年，麦肯锡开展了第一次中国消费者调查，在12个最大的消费者特性（对金融前景的展望、储蓄的重要性、对产品安全的担忧、尝试新事物的意愿、个性、对知名品牌的偏好、对中国品牌的偏好、对价格的敏感度、对品牌的忠诚度、支付溢价的意愿、对现代渠道的偏好、网上活动）差异中，有9个可以由该城市归属的城市层级而不是其归属某个地域上相邻的群体（即城市群）来解释。然而，2008年该数据下降到5个，2009年该数据进一步下降到3个，换言之，在这12个消费者特性差异中，有9个应当用城市群来解释。

在2005年开始实行的“十一五”规划中，国务院首次确定了11个城市群；麦肯锡也在自2005年就开始实施的中国消费者调研的基础之上，按照产业结构、政府政策、人口特征和消费者偏好（政府政策塑造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影响人口构成，人口构成又被反映在消费者行为中。时间一长，这些因素增强了城市间的联系，并促使特定城市群内的消费者行为逐渐趋同）这四个考量因素将我国的城市划分为22个城市群；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在其的《2010中国城市群发展报告》中称，中国正在形成23个城市群[6]。此外，还有学者给出了将中国划分为33个城市群的规划方案。

1.2山东省17个城市空间结构格局剖析

山东是我国的人口大省，2011年常住人口数量为95 793 065，占全国的7.15%。2011年，山东实现生产总值45 429.2亿元，仅次于广东、江苏，对中国内地经济的贡献有九分之一强。

在历次开展的中国城市群划分中，山东半岛城市群都名列其中。由北京大学和山东省建设厅联合编制的《山东半岛城市群总体规划（2006～2020）》（以下简称《规划》）显示：山东半岛城市群的规划范围包括济南、青岛、淄博、潍坊、东营、烟台、威海、日照辖区及邹平县，共有8个地级市和计划单列市，22个县级市，600多个建制镇。将邹平纳入规划区域，主要考虑到邹平虽然在行政上隶属滨州，但因黄河的阻隔，与同在黄河一侧的济南的经济联系更为密切。

《规划》提出，以青岛、济南为区域双中心城市，以烟台为区域副中心，促使烟台与济南、青岛分别成为区域东、南、西部子区域的核心城市。在空间发展结构上以济南―淄博―潍坊―青岛（胶济铁路沿线）、日照―青岛―威海―烟台（沿海产业带）两条空间发展轴为半岛区域城市发展主轴，形成区域内部密集分布的多条城市聚合带和空间紧密联系的济南―淄博―潍坊―东营、青岛―日照、烟台―威海三个联合城市区。同时，山东半岛城市群还能将周边的泰安、莱芜、滨州、德州四市纳入辐射范围。除此之外，山东省还将打造以济宁为中心，包括济宁、枣庄、菏泽三市的鲁西南城市圈。

但除去以上的15个城市以外，还有聊城、临沂两座城市未被纳入规划范围。且山东半岛城市群及其辐射的“8+4”共12个城市内部的饮食文化和消费习惯也存在着一些明显差异[7]。

2调查方法

调查范围：山东省17个地市级卷烟市场。

调查对象：在当地居住3年及以上，日均吸烟量10支及以上，日常抽吸卷烟价格10元/包左右，年龄段位于25～45岁的卷烟消费者。

调查方式：由第三方咨询公司的专业访销员对抽取的卷烟消费者样本进行问卷调查并负责有效样本的筛选。

取样方法：取样工作在山东省17个地市级卷烟市场同时进行，卷烟消费者样本的抽取遵循随机原则，按照系统抽样的要求采取隔三取一的抽样方式[3]，每个市场最终筛选出200个有效样本（烟草专营店、商场、烟酒行、便利店各取50个有效样本）。

3结果与分析

3.1山东省各区域市场卷烟消费特征分析

山东省作为我国的人口第二大省，其卷烟消费能力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2010年，山东全省卷烟消费量为3 444 942.27箱，2011年，这一数据为3 564 455.87箱（数据来源：中国烟草一号工程）。但由于山东省所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其各区域市场的卷烟消费水平与卷烟消费行为的开放性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

区域市场的单箱均价和条批发均价能够反映出该市场的卷烟消费水平的高低。由表1可以看出：济南、东营、青岛、威海、烟台、枣庄、莱芜、淄博、日照的卷烟消费水平较高，位列山东省17个市场的前9位，卷烟消费水平最高的济南和最低的临沂条批发均价相差超过了30元，说明山东省各区域市场的卷烟消费水平差异较为明显。

由表2可以看出：在品牌知名度、产品价格、地产烟三个因素中，除枣庄地区的消费者更关注品牌知名度外，其它各区域市场的消费者对以上三个因素的关注程度排序均为产品价格>品牌知名度>地产烟，说明相对于品牌知名度，山东省的大多数消费者对卷烟产品价格的敏感程度更高。而在17个市场的被访者当中，选择“我不轻易更换卷烟产品”的人数普遍较少，说明山东省卷烟消费者对卷烟品牌的忠诚度相对较低，在同类产品当中，他们不会排斥价格更加合理、品质表现更加突出的替代产品。此外，对品牌知名度关注程度最高的三个市场分别是枣庄、东营和烟台；对产品价格关注程度最高的三个市场分别是临沂、菏泽和烟台；最倾向于购买地产烟的三个市场分别是东营、济宁和临沂；对卷烟品牌的忠诚度最高的三个市场分别是临沂、济宁和泰安。

3.2山东卷烟市场消费类型划分

综合2011年山东省 17个地市级商业公司的卷烟销售情况及消费者问卷调查，并结合17个城市的空间结构格局，对山东省17个地市级卷烟市场进行如下划分（表3）。

4结论与讨论

山东省各地市级卷烟市场的卷烟消费水平及卷烟消费行为的开放性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基于市场空间结构格局及各市场的整体消费特征进行卷烟市场消费类型划分存在一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山东半岛城市群的八个成员城市（济南、淄博、潍坊、东营、烟台、青岛、威海、日照）的卷烟消费水平相对较高，其它地区相对较低。烟台、济南等地的消费者对非地产烟的接受程度相对较高，东营、潍坊等地更倾向于购买地产烟；除枣庄地区的消费者对卷烟品牌知名度的关注程度相对较高以外，其它地区的消费者普遍更关注产品价格；除临沂、济宁和泰安三地外，山东省的卷烟消费者对卷烟品牌的忠诚度普遍较低。

由于现阶段各区域市场的二类烟销售情况不仅受消费观念的影响，还与区域市场的卷烟消费水平存在一定的关联性，故关于市场对二类烟接受程度的表征方法有待进一步讨论。

参考文献：

[1]

国家烟草专卖局.卷烟工艺规范[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2]杨君，张艳，王骏，等.卷烟消费倾向的区域性差异[J].烟草科技，2012（3）：57-59.

[3]李洁明，祁新娥.统计学原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4]黄元，朱红梅，于漳佩，等. 基于能源消费的湖南省低碳经济发展研究[J].山东农业科学，2013，45（4）：149-152.

[5]赵勇，白永秀.城市群国内研究文献综述[J].城市问题，2007（7）：6-11.

消费水平划分范文第3篇

[关键词]家庭消费；生育选择；生育率；Cass-Koopmans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96（2016）05-0052-06

一、问题的提出

鼓励人口生育有利于扩大消费，但是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是如何影响人口生育的？经济变量与生育率和死亡率之间存在重要的相关性，意味着人口自然增长率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无论收入还是消费，都将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但是，跨代间消费水平的增长依赖于子女抚养成本的变化，这会对人口生育动机和生育率带来直接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讲，家庭消费将直接影响生育选择。

从收入与生育的关系来看，陈卫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析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对生育率的影响，结果显示：收入分配越平等，一般生育率越低，两者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潘丹和宁满秀利用2006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通过负二项回归方法实证研究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的变化对生育意愿的作用，结果显示：当加入收入结构变量后，家庭持久总收入对妇女愿意生育数量的负向影响显著降低，而收入结构则会更加显著地影响生育意愿。胡静利用同样数据研究发现，对于是否生育孩子的决策，生理因素的影响占据主导地位；对于生育多少个孩子的决策，社会经济因素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女性在家庭中的相对地位无论城乡均产生显著影响。而女性收入对生育意愿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薛继亮和张建武利用人均GDP和总和生育率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研究总和生育率与收入水平的关系，结果显示：总和生育率与收入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长期稳定的线性关系；并且无论是在短期还是长期，二者都存在一个同期效应，相互作用。周靖祥以已经生育一胎的育龄妇女为研究对象，依据典型调查获取的微观数据搜寻生育意愿的决定变量，结果显示：按照不同类型进行分组测算的还想再生育一胎的妇女比率都在30%左右，妇女出生年变量能够反映出生育意愿的跨期差异，受教育水平等变量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极为显著。当控制城乡差异（户口类型变量）、民族虚拟变量和第一胎出生婴儿性别时，结果仍然稳健。用妇女工资水平作为劳动参与的变量，当我们控制了年龄、城乡户口差异等变量后。发现育龄妇女教育回报率稳定在8.0%―9.2%之间。随着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增加，消费模式必然发生变化。现代消费模式更加注重生活质量，进而影响农村居民生育行为的转变。

针对家庭消费影响生育的现实，蔡东汉利用一个具有内生生育率的经济增长模型得出家庭人均资本和人均消费决定家庭人口的生育率。在人均消费不变的情况下，人均资本上升会导致生育率下降；在人均资本不变的情况下，人均消费上升则会导致生育率上升。田银华和龙朝阳在一个内生经济增长的OLG模型框架下考察公共养老金税率变动对生育选择等的长期影响。杨轶华和顾洪梅的研究发现，社会保障税率并不能影响生育率，生育率受到老年一代和年轻一代消费效用偏好的影响。王永华和彭伟斌在一个两期代际交叠模型中将生育率内生化，使得家庭通过养育孩子的成本和赡养强度的约束最优化问题来确定养育孩子的最优数量，结果显示：存在赡养的经济中，生育率会上升，而过高的赡养强度会导致生育率下降；家庭养老会造成资本积累的挤出效应，使得人均有效产出和消费都下降，导致生育率上升。

基于总产出、消费水平、储蓄水平及储蓄率的综合考量，在短期内放开生育政策前景可能并不优于维持生育政策不变的情况；但从长期看，放开生育政策远好于维持生育政策不变。因此，在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中，收入与生育率的相关研究比消费与生育率的研究更为深入。但是，家庭消费更加直接影响生育选择，无论在生育的投资品模型还是在需求品模型中，消费都是模型中的核心变量。在当前中国生育意愿和生育率较低的情况下，从消费角度探索提高生育水平的路径，综合考虑把孩子看做是能够带来家庭幸福的消费品或“耐用消费品”还是作为补充养老保障的投资品情况，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二、理论模型

根据蔡东汉的推理：在指定的生产方式下，家庭人均资本和人均消费决定出生率，并且唯一决定。在这个推理下，可以通过调整人均资本和人均消费的分配来实现人口出生率的增减，进而实现对人口增长的约束。在人均消费不变的情况下，人均资本上升会导致生育率下降；在人均资本不变的情况下，人均消费上升则会导致生育率上升。这为当前中国调整生育率带来了理论依据。为了验证家庭生育的Cass-koopmans模型，本文对生育率与其他消费、收入和资本数据进行估计.期望得到家庭消费与生育选择之间的规律。

三、样本说明与数据来源

本文样本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时间跨度为1978―2014年，涉及出生率、人均GDP、全体居民消费水平、城乡消费水平比、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和人均资本等7个变量。具体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l所示。1978―2014年，中国出生率下降了1倍多。与此同时，人均GDP和人均资本却增加了100多倍，而居民消费水平也增加了近100倍。城乡消费水平比则呈现扩大再缩小的变化趋势。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一直低于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但是二者均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

四、模型估计与解释

1.生育率选择与消费及相关因素的估计

传统的经济计量方法不能解决采用变量的水平值进行经济现象均衡关系研究可能产生的谬误问题，为了保证变量长期信息不被丢失，协整检验作为一种处理平稳值的方法可以验证水平数据的长期均衡关系，同时格兰杰因果检验则可以验证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前提是变量具有平稳特征。因此，本文在建模前采用Dickey―Fuller的ADF检验法和Johansen协整检验法验证变量间的平稳性和均衡关系。结果表明变量的一阶差分是平稳的，并且变量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

在此基础上，本文对生育率与其他消费、收入和资本数据进行估计，得到模型1至模型4（如表2所示）。其中，模型2是对模型1的修正，满足模型的拟合优度检验；模型3是消费不变、资本增加的情景，即资本替代消费的过程；模型4是消费增加、资本不变的情景，即消费替代资本的过程。模型3和模型4的拟合优度比较高，且满足显著性检验。

中国1978―2014年数据表明，人均GDP的提高会带来生育率下降，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却能够显著带来生育率上升；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对生育率的影响截然不同，前者的提高显著带来生育率上升，而后者的提高则抑制生育率上升；人均资本的提高显著提高生育率，如模型2所示。在消费不变、资本增加的情景下，模型3的估计结果表明人均GDP的提高会带来生育率下降，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却能够显著带来生育率上升；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对生育率的影响截然不同，前者的提高显著带来生育率上升，而后者的提高则抑制生育率上升：人均资本的提高显著降低生育率。在消费增加、资本不变的情景下，模型4的估计结果表明人均GDP的提高会带来生育率下降，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却能够显著带来生育率上升；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对生育率的影响截然不同，前者的提高显著带来生育率上升，而后者的提高则显著带来生育率下降；人均资本的提高显著提高生育率。

比较模型3和模型4，在消费和资本差异较大的情况下，居民消费率的提高会带来生育率上升，而人均资本水平的提高则会带来生育率下降。这就验证了在保持人均消费不变的情形下，增加投资可以降低生育率；在人均资本不变的情况下，消费水平的提高则会导致生育率上升。为了进一步对此进行验证，本文将对生育率与人均资本、生育率与消费水平的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包括从线性到非线性的转变。

2.生育率与人均资本及消费水平的关系

本文对生育率与人均资本、生育率与消费水平的关系进行估计，得到模型5至模型8（如表3所示）。模型5至模型8对收入项系数进行的联合检验表明：大部分p值均小于1%。这就直接验证了收入水平是生育率的重要决定因素。就人均资本和消费水平对生育率的影响而言，模型6和模8明显好于模型5和模型7；模型6和模型8各统计量的估计值都满足统计学检验，本文在解释生育率与人均资本、生育率与消费水平的关系时选择模型6和模型8。

估计结果表明，1978年以来，中国生育率与人均资本、生育率与消费水平的关系均呈现倒U型曲线。即生育率随着人均资本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均呈现先上升再下降的过程。唯一的区别是倒U型曲线的拐点差异很大，其中消费水平的拐点数值更大，发生更晚。这实际上也间接验证家庭消费比家庭资本对生育率的影响更大。这说明了中国生育率处于一个较快的转型期，这个时期的生育率变动与家庭消费关系紧密。由于中国生育率持续下降，可以预测中国已经进入生育率与消费水平倒U型曲线的右侧部分，即因为生育和抚养小孩的消费支出会进一步增加。这实际上为中国进入新一轮的生育消费周期奠定了理论基础。

生育率与人均资本、生育率与消费水平的关系估计结果表明，消费水平的拐点数值比人均资本更大，这实际上为中国生育补贴和生育保险政策的调整带来了契机，因为会通过直接影响家庭实际消费支出影响生育率。生育补贴和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障放松了低收入家庭的预算约束，对生育产生替代作用和收入效应，进而可以提高最优生育率。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持续推进将为放松人口政策提供空间，实现从强制少生到自愿适度生育的转变。

生育补贴和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障可以抑制消费水平拐点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当前生育率。但是中国目前存在职工生育保险参保率低、生育保障制度公平性不足以及生育保险制度运行效率不高等问题，不能形成更加公平、更为有效的生育保障机制，这是导致当前生育意愿较低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考虑到社会保障不健全，家庭养老在家庭消费支出也会对生育意愿产生冲击，这就需要全面深入发展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尽快实现社会养老保险的城乡一体化，扩大社会养老的覆盖水平，降低家庭养老和养儿防老思想的影响力。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借鉴Cass-Koopmans模型，构建家庭消费与生育选择的关系模型，利用中国1978―2014年数据进行模型估计和验证，结果发现：在消费和资本差异较大的情况下，消费水平的提高会带来生育率上升，而人均资本水平的提高则会带来生育率下降；生育率与人均资本、生育率与消费水平的关系均呈现倒U型曲线，消费水平的拐点数值比人均资本更大，意味着生育补贴和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障可以抑制消费水平拐点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当前生育率。这就为从家庭消费出发，改变当前生育意愿较低的现状提供了理论依据。据此，调整生育意愿、提高生育率需要做到以下三方面：

第一，有计划分步地改革生育保险制度。可以考虑将现行生育保险制度中的生育医疗保险部分划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同时提高城乡居民生育医疗保障待遇；在生育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合并的情况下，确保城乡居民生育医疗保障待遇不降低。此外，还要把生育津贴制度扩展到城乡居民。尽快形成全社会统一的、城乡一体化的生育津贴制度。

消费水平划分范文第4篇

关键词：社会阶层；消费行为；消费差异

在同一社会中人们所处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是不同的。不同阶级、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有不同的经济能力、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生活情趣或态度，这些都影响消费的行为。高收入居民总愿意多购买高档、豪华消费品，使消费品的购买与消费符合自己的社会地位。低收入的消费者，主要是为了满足基本的消费需要，本能型的消费行为居主导地位。低收入居民受收入的限制，对新产品的购买与消费一般持比较慎重的态度。高收入居民购买劳务，特别是享受、发展劳务较多，而低收入居民则主要购买生存劳务。

皮埃尔・布迪厄提出用人的消费水平来划分阶级，属于哪个阶级不在于你拥有多少财富，而在于你消费了什么东西，消费了哪个阶层的东西。这种划分阶级的方法提供了一个新的划分阶级的视角，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可。今天，消费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中日益发挥着显著的作用，对消费的研究从学术研究的边缘进入到中心，受到来自不同学科、不同理论派别的学者的广泛关注。

凡伯伦的炫耀性消费理论主要体现在他的著作《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学》中，他致力于研究在财产所有权或金钱关系的基础上怎样形成了所谓“有闲阶级”和这个阶级的地位和作用。首先，在财产私有制度下，人们之所以占有财产，财产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财产可以证明财产所有人比社会中其他的人占有优势地位，它是取得荣誉和博得习惯的基础，是满足自尊心的必要手段，也是评价一切事物的标准。无论是宗教、美感、实用性还是对美物的占有，都是以显示金钱为目的。因此，占有财产并不是为了剥削别人，而仅仅是为了满足虚荣心和自尊心。第二，有闲阶级的一个标志就是不事生产而从事消费，他们认为劳动是有损尊严的事。有闲阶级的出现是消费分化导致社会阶层分化的开始，消费成为阶级阶层区分的重要标志。人们的消费水平大部分取决于他们所隶属的那个社会和阶级的生活水准，上层阶级通过各种浪费性的消费来显示自己的社会地位，而下层阶级的消费却还停留在满足简单生活需求的低层面上。对一个阶级来说，他们的消费水准总是处于尽其收益力所能及的程度，他们的消费尽量集中在能博取荣誉的消费品上，因为这些消费品最为外显。判断个人的阶级归属，一般情况下也是通过这种“外显”的消费确定的。第三，人们争取提高消费水准的动机在于满足竞赛心理和歧视性对比的要求，在消费习惯上达到阶层的礼仪标准。

个人拥有的财产通常作为社会阶层的一个标志。对于新近致富和发迹的人们，通常也是通过大量的购买与消费活动来证实和体现其经济地位的。然而财产的数量只能是帮助确定社会阶层的一方面，另一方面还在于财产拥有者的购买选择和评价标准，亦即购买内容的质量。这就使得他们逐渐按照一定阶层的期望形成自己的行为模式，包括购买模式，从而使他们归属于某一个阶层。

职业是研究一个人所属的社会阶层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线索。利用职业进行社会阶层的确定和排列比较稳定，因为一些职业在不同国家甚至拥有基本类似的声望。一方面出于职业上的要求，会带来消费需求上的差异；另一方面出于文化水平的高低、素质、兴趣、审美观不同，消费需求也存在着实际上的差别，所以，在消费者行为研究中，职业最经常地被作为一个指标来衡量一个消费者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

中国现阶段各社会阶层消费差异：

1.各社会阶层的资产总量和消费水平。国家干部阶层虽然拥有特殊的权力资源，在政治上具有较高的地位，但是在经济地位上，私营企业主阶层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个体工商户阶层的消费水平略高于城市工人阶层，农民工阶层的消费水平比前两者明显要低。消费水平最低的农民阶层每年家庭消费总额甚至达到了其家庭资产的1/3，这意味着从资产和消费的关系来看，一旦遭遇社会经济波动，作为群体数量最大的农民阶层最有可能陷入入不敷出的境地。

2.各社会阶层的消费类型。各社会阶层消费水平差异决定了消费差异。本文使用恩格尔系数作为测量各社会阶层消费差异的指标，发现私营企业主属于最富裕人群。恩格尔系数为59.1%。可见，他们作为中国社会经济市场化改革受益最多的阶层，属于“先富”阶层。其次按照恩格尔系数判断，农民阶层处于最富裕阶层的比例也很高，达到了47.9%，但实际上，这并不能代表他们真实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因为农民阶层经济支付能力有限，本身食品消费水平并不高，加之他们食品消费多来自自家种植，没有可以衡量的市场价格加以判断，所以表现出容易让人误解的结果。城市工人是受市场化改革冲击最大的人群，他们属于最富裕型消费的比例最低，为30.7%，属于温饱型和贫困型消费合计高达27.7%，说明他们是生活较为窘困的社会阶层。

3.各社会阶层的消费结构。消费差异还体现在消费结构上。食品类的消费支出，国家干部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消费结构基本进入享乐型。而农民工阶层和农民阶层的食品类消费由于受到社会制度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使得他们其他方面的支出过多，从而压低他们基本生活消费水平。在医疗类消费支出中，农民工阶层和农民阶层的支出明显要高于其他社会阶层。国家干部由于仍然保留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公费医疗制度，他们在医疗上的消费仅占消费总额的3.7%。国家干部阶层最主要的消费部分来自文教娱乐，这说明尽管国家干部在经济上还不能算作“先富人群”，但是在消费结构上，已经率先进入享乐型消费。教育市场化对各阶层都存在明显影响，其所占比例基本都在10%以上，但中低社会阶层文教娱乐消费比例偏低的原因还在于他们的子女出现因支付不起高昂学费，放弃继续高等教育。有报道说，农民工阶层的子女有超过80%不再继续上高中。私营企业主的交通通讯类消费比例是最高的，与国有集体企业的经营管理者相比，非公有制企业管理则在交通通讯方面的消费比例要更高一些。这同样也透露出，公有制单位存在公款消费的行为。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人情类消费在消费支出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各社会阶层均在5%，消最低的农民阶层中甚至达到了9.4%，这突显出中国农村仍然处于熟人社会的特质。

4.各社会阶层的耐用消费拥有量。从耐用消费品拥有量来看，一般耐用消费品在各阶层中已经趋于饱和。如彩电和手机在各社会阶层平均每个家庭的拥有量都超过了1台。农民工阶层和农民阶层在另外一些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明显要少。作为新型消费品的家用汽车和电脑的普及率在中等阶层家庭中比较高，电脑的普及率中上等阶层中已经超过了0.7。这说明在大宗耐用消费品的普及过程中，农民工阶层和农民阶层的经济收入没有跟上消费增长的速度，这两个阶层的消费能力有限。而政府推动的“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政府工程，在收入增长有限的情况下，也难以真正带动农民工阶层和农民阶层的消费能力。

5.各社会阶层的消费方式。中国人习惯将生活方式描写为“吃、穿、住、行”四个方面。不同的社会阶层在“吃、穿、住、行”上也有不同的表现。由于能够享受到公款消费的待遇，国家干部和国有集体企业经营管理者是选择“很少外出吃饭”比例最低的社会阶层。而私营企业主和非公有制企业经理管理者阶层选择在高档饭店就餐的比例最高，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在中档饭店、大众餐馆和小吃店就餐的比例较高，而个体工商户和自营职业者与城市工人阶层很少外出吃饭。即便外出吃饭，小饭馆和小吃店是他们选择最多的去处。农民工和农民阶层则更少外出吃饭。

从“穿”方面的来看，不同阶层之间选择购买服装的地点差别较大。比较突出的是，私营企业主大多会在品牌服装专卖店购买衣物，其他阶层比例都较低。在上等社会阶层和中等社会阶层中，他们的衣着消费方式趋于类似，如国家干部、国有集体企业经营管理者、非公有制企业经营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阶层会选择在大商场和普通服装店购买衣服。较低社会阶层以在普通服装店购买服装为主，农民阶层以在乡村集市购买衣物为主。

从“行”的方面来看，乘坐私家车出行主要集中在中高社会阶层，在中等以上社会阶层家用汽车已经日渐普及。在较低社会阶层拥有家庭私人汽车比例相对较低，他们的主要出行方式仍然依靠走路、骑车和公共交通工具。

在“住”的方面，住房在城乡和区域间的可比性不足，所以难以选择合适的指标来衡量住房方式的区别，但从住房价值来看，私营企业主阶层和非公有制企业经营管理者阶层的住房价值是最高的，其次是国家干部阶层，而农民工阶层和农民阶层的住房价值是最低的。

城市社会，财富和收入向小部分富裕阶层集中的同时，富裕阶层与一般阶层之间的消费差距已经日渐明显。农村各收入群体之间的消费差距保持相对稳定，并没有出现富裕阶层消费与一般阶层拉开的局面，这说明农村社会财富尚未出现集中化的趋势。

在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消费能力与消费内容正在逐渐成为社会地位、个人成功、声望的评价依据，消费方式的超前和领先成为人们试图改变个人在经济社会地位低下的方式，人们试图以此来缩小与他人在消费水平方面的差距或表明自己的“地位”和“成功”。在这个过程中，炫耀性消费在生存消费之外迅速崛起，享受性消费取代了传统社会中一直倡导的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昂贵和豪华、品牌和个性成为领导社会的消费属性。一批先富起来的人借着雄厚的经济实力，极大地推动了高档消费品和奢侈品市场的发展。刚刚成长起来的中产阶层也在不断地追求品位、档次。然而，处于社会底层的居民仍然没有脱离贫困，社会的两极分化极其严重，这必然会导致加剧社会对立，导致社会矛盾的产生。因此，我们既要加大力度发展经济，积极促进底层阶层居民向上流动，全面提高各阶层居民的经济能力和消费水平。同时，我们应该鼓励健康文明的消费，对于追求享受的公款消费、攀比性消费及面子消费、炫耀性消费等不良的消费习惯加以适度引导，引领合理消费时尚，促进和谐社会发展。

参考文献

[1] （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 李春玲.断裂与碎片――当代做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3]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消费水平划分范文第5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居民消费；影响因素

人口结构变化在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是老龄化。研究中国人口结构变化，尤其是人口老龄化过程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一直是多学科研究重点，且以定量研究为主。人口老龄化有时间表，收入与消费在不同时期也有变化，二者是否具有内在联系需要从定性和定量角度加以讨论。西方最有体系的人口老龄化研究成果当属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所著的《老龄化经济学》，该著作认为在消费类型上，老年人的多样性使不同的老年群体在其消费结构上也不同①。从消费角度来看，国外学者研究消费水平的视角主要集中在消费函数上，也更多地从人口老龄化与储蓄率、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角度展开实证研究，如罗伯特等认为老年人抚养费用属于纯消费性支出，有可能降低未来的国民收入增长而影响居民消费需求②。国内学者的研究从关注单一老年人口问题转移到对社会经济全局发展的影响上来。有的从老龄化与储蓄率、经济增长的关系间接研究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有的则直接通过相应经济指标分析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由于抽样及分析方法等不同，不同学者在人口老龄化与居民消费关系问题的研究上得出了不同结论，调查范围也具有区域性。王金营等认为老年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需求有负向作用③；王森运用协整理论对1978-2007年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呈现正负交错的影响效应④；胡乃军等通过数理模型推导发现，只有老龄人口与劳动人口的消费比例持续大于二者收入比例，人口老龄化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才不会发生负面影响⑤。

一、Meta分析

操作本文将通过Meta分析提取测量指标，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水平及消费结构的影响，并讨论这些影响是否具有区域特征。该研究基于以下假设：H1：人口老龄化程度对居民消费水平具有显著负向作用；H2：人口老龄化程度对消费结构有显著影响。基于分析方法的特点，文章研究思路为：通过人口特征、国民经济等相关资料，采用文献研究法收集我国人口相关数据；按Meta分析要求提取人口老龄化及居民消费测量指标，分析二者在关系；根据分析结果探索人口老龄化环境下促进消费的途径。描述性统计分析、比较分析法和假设检定法等是本文辅助分析方法。本文初步收集了196篇相关文献，之后对文献进行标准化筛选，凡是信息不完整、重复发表、非中国背景研究、非实证研究、不存在明确效应值或计算后也不能将其转化为所需相关系数的文献均不纳入。最后，本文纳入分析的文献共计10篇，得到2个效应值，满足Meta分析要求。文章采用Reviewmanager5.2作为数据分析工具，以居民消费率表示居民消费数量水平，恩格尔系数表示居民消费机构与质量水平，并按联合国标准⑥划分老龄化社会，表示老龄化程度。由于各地老龄人口数据及消费数据具有时间特征，将其视作连续变量，选择标准化均数差(SMD)作为效应值，用倒方差法对数据进行处理，经过合并效应值、异质性检验、假设检验和发表偏倚控制四个步骤。

二、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

1.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水平具有负向作用

通过各省市65岁以上人口比及居民消费率变化数据可看出，中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随着老年系数增加，各省数据均显示出同一特点，即居民消费率呈现下降趋势。在此假设基础上，本文选取江西、辽宁、贵州、吉林四个省份⑦的连续数据，对比同一地区非老龄化阶段向老龄化阶段转变过程中，居民消费率的变化情况。结果显示，四省55632万人⑧样本的综合效应来看，95%CI的上下限均未跨过SMD=0无效线，因此合并后的效应值具有统计学意义。在固定效应模型下，异质性检验中，P小于0.00001，说明四省的研究具有异质性，因此需要再通过随机效应模型合并效应量。合并效应量为-1.83,95%CI=(-1.88，-1.84)，合并后效应量，Z=11.12,P<0.00001<0.05，可见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影响，且人口老龄化越严重，居民消费率越低。文章采用倒漏斗图来控制分析中的发表偏倚。倒漏斗图显示，文献集中在三角区域并对称分布，说明分析中发表偏倚较少，数据结果可靠性强。

2.人口老龄化程度对消费结构有显著影响但存在地区差异

老年人受生理和心理影响，其消费结构会发生变化。国家统计居民消费品支出构成时将其划分为食品、衣着、居住等八类。针对目前在此方面研究局限性，学者多用灰色关联分析法说明老年人与其他年龄段人口消费的不同，从而说明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但综合来看，人口老龄化程度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却存在地区差异。南京市实证研究认为，居住居首位⑨；辽宁的实证研究认为食品依然占据首位⑩；四川省“六普”数据发现医疗保健居首位(11)。本文通过辽宁、吉林两省在老龄化与非老龄化阶段的恩格尔系数对比分析，发现固定效应模型下二者存在异质性，对两省恩格尔系数随老年人口比例变化进行趋势分析，辽宁省数据二者关系不明显，吉林省则明显表现出老龄化程度加深，恩格尔系数下降的特点。随机效应模型下合并效应值SMD=-2.44,95%CI=(-3.59，-1.28)，P<0.00001<0.05，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具有显著影响。由于数据局限性，本文据Meta定性分析及指标变化趋势认为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

三、结语

综上，人口老龄化程度对居民消费水平及居民消费结构都有显著影响。人口因素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受到各方面因素综合影响，实证研究采用不同方法与不同指标都会导致结果差异性。但二者具有内在相关性；老年人居民消费能力不足形成共识。本文认为人口老龄化环境下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以提高其消费能力及需求；发展养老服务产业以匹配老年人消费结构；完善养老制度并促进低龄老年人再就业，从而增加老年人口收入及一定程度上补充劳动力市场都是促进消费可尝试的途径。

参考文献：

[1]胡乃军,杨燕绥,于淼.中国城镇人口老龄化与城镇居民消费研究[J].人口学刊,2014(5).

[2]詹姆斯•舒尔茨.老龄化经济学(第7版)[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