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态美丽乡村的描述范文第1篇

雨中漫步，享受着芬芳的泥土气息。此刻我们无须撑伞，也不须驻足，我们只要一颗虔诚的心，只要一双明亮的眼睛，观看这朦朦胧胧的画面。

斟酌着“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意蕴，最初我只感觉到字里行间透露出对黄昏的不喜欢，再细细品味，发觉它已经将夕阳与黄昏的承接关系描述的淋漓尽致。

“月是故乡明”这其间表达了诗人的思乡之情，的确，观望异乡的月亮，我们不禁想起故乡的童年生活。怀想起我们在池塘里嬉戏的时刻，那是多么快乐的呀。入夜，我们躺在妈妈的怀抱里，看着明亮的月亮，不一会我们便睡着了，我们多么天真呀。现在踏上了求学的路，不禁思念起故乡，想起自己的童年。

再回首，远望高高低起伏的群山，松竹桦柏把荒芜的大山，装扮的生机勃勃，同时也为山村的美丽景色又增添了几多情意。深夜，原本萧寂的山村更显的寂静。只有大山以它那高低起伏的身躯，描绘出一幅动态美的图画。啊，大山你竟然如此美丽又神奇。既让人心旷神怡，又让人琢磨不透

原生态美丽乡村的描述范文第2篇

摘要：在中国现代女作家的行列中，能够将乡土文学写得好的，可以说寥寥无几，萧红，却是非常可贵的一位。她以自己独特的感悟触摸到了乡村苦难最深层的精神脉搏，那种真诚、诗意的书写风格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非常稀缺。她在描绘东北黑土地瑰丽、复杂的风情时，那种似淡却浓的悲哀流淌出的向往与痛楚之情传递给人的审美质感，又是与沈从文笔下那种明朗、统一的湘西美感有着明显的不同。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农业大国。农村或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影响到中国的现代文学，使得它从一开始就以乡土文学占了压倒优势，并随之出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家。而萧红，作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能够较好地把握乡村题材，并被鲁迅称为“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她的乡土小说在现代小说史上自成一家，呈现出独特的书写风格和创作品质。

萧红，1911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河畔的呼兰县。这块质朴淳厚又充满苦难的土地，给了她一双灵秀敏感的眼睛和一颗聪慧多情、热爱生命的心灵，也给了她文学创作无尽的源泉与灵感。1935年12月其乡村题材小说《生死场》的出版给上海文坛带来了一股新奇之风，并使她一举成名。无论是其早期作品《王阿嫂的死》，还是其成名作《生死场》、代表作《呼兰河传》，都是内涵丰富深厚的文本。综观萧红的小说创作，她始终把文学表现的视角对准那多灾多难的家园故土，她在乡土文学创作中对苦难大地的深刻发现和极力表现，使她的乡土小说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看来，都是她文学创作中极具光彩的部分，也是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史上一道亮丽夺目的风景。

一、诗意的书写

“诗意”是“抒情”的通俗说法。抒情是潜伏于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的精灵。作为一种文学风貌，“抒情”古已有之，而到了20世纪动荡不安的年代，它更像一段明媚而忧郁的旋律，缠绕于历史的废墟之上。“五四”时代可以说就是一个抒情的时代，沉寂了数千年的人类的心声终于以火山喷发的方式得以宣泄。“五四”新文化思潮的涌动，不仅为男性提供了抒发胸怀、剖析社会人生的广阔舞台，而且也使女性结束了长期缄默喑哑的失语状态。一批女作家纷纷以女性独有的姿态发表自己对现实人生的深切感慨。30年代步入文坛的萧红，作为一位敏感多情的女性，凭着个人的天才和感觉，把自己对于乡土的依恋和对于民族命运的探讨融进绵密如缕的叙述中，她那种对于生活细节和自然景物的直觉感悟以及充满温暖而忧郁的情调，都使她的乡土小说创作呈现质朴而凄婉的独特品格。对于其小说创作，一般人认为她是乡土写实抒情风格，是“五四”以来中国小说倾向于抒情写意的风格与乡土小说的自然演变在30年代的有机融合；也有人认为她在描述蛮荒的黑土地人民时总是相当冷静、超脱，甚至有些残忍而不露声色。这些评价自然都有可取之处，萧红的乡土小说创作虽然带有透心彻骨的个人生存体验，但她避免了许多女作家沉溺自我、宣泄自我的局限，而是以自己客观的体察和敏锐的直感去洞察人类存在的艰难。尽管如此，通过其客观的叙述和哀婉的展示，我们又总感觉到“她的作品在情感的流动中潜藏着对我们这个民族、这个世界、对人性和人类的生存有种通达的理解却又是无可奈何的慨叹，潜藏着难以言说的人生、历史的苍凉感。”{1}而这一切，又无不是通过其超常的感受和诗意的书写体现出来的。

萧红的小说创作，很大程度上不是理性思索的产物，而是她敏锐、细腻的直觉与充分感性化的丰富的生命体验的结晶。在《生死场》中，她对人物的整体处理是比较模糊的，但却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她对人物拟物化的外貌描写。

麻面婆是这样一副面孔：“过了一会，她又出来取柴，茅草在手中，一半拖在地面，另一半在围裙下，她是拥着走。头发飘了满脸，那样，麻面婆是一只母熊了！母熊带着草类进洞。”再如坐在自家院子里的王婆：“在星光下，她的脸纹得绿了些，眼睛发青，她的眼睛是大的圆形。有时她讲到兴奋的话句，她发着嘎而没有曲折的直声。邻居的孩子们会说她是一头‘猫头鹰’，她常常为着孩子们说她‘猫头鹰’而愤激：她想自己怎么会成个那样的怪物呢？像啐着一件什么东西似的，她开始吐痰。”美丽的月英患病后则更是吓人和令人怜惜：“她的眼睛，白眼珠完全变绿，整齐的一排前齿也完全变绿，她的头发烧焦了似的，紧贴住头皮。她像一头患病的猫儿，孤独而无望。”再去看看村里的女人：“四月里，鸟雀们也孵雏了！常常看见黄嘴的小雀飞下来，在檐下跳着啄食。小猪的队伍逐渐肥起来，只有女人在乡村夏季更贫瘦，和耕种的马一般。”男人又如何：“二里半迎面来了。他长形的脸孔配起摆动的身子来，有点像一个驯顺的猿猴。”在其他作家笔下很少看到这么别致的人物描写，这种发自内心的淋漓尽致的“审丑”描写，没有任何夸张和贬低之嫌。因为一方面，萧红童年孤独，与自家的猫狗为伴，故写起来得心应手；另一方面，她也确实通过自己不露声色的描写表达了对那群处于生活最原始、最窘迫层面上的愚夫愚妇们的通达理解和极大悲悯，从而具有极大的情感穿透力量和思想审美价值。

不仅是对于人物的处理，对人物所处的周围环境的书写也始终体现着作者感情的流淌。萧红的许多作品是以地点命名的，如《生死场》《呼兰河传》《桥》《后花园》《小城三月》等。她笔下的城、桥、麦场、屠场、后花园等都有着深刻独特的象征意味。如《生死场》第四章的标题是“荒山”，粗看以为是写山的荒凉，其实是写人的精神状态。第一章主要写了三件事：一是冬天妇女们聚集在王婆家的炕头上边做针线活，边互相开着粗俗无聊的玩笑；二是村里最美丽的女人月英病瘫在床上，受尽家人虐待冷眼，浑身烂得长满了蛆，惨死后被埋在荒山下；三是以赵三为首的农民们组织镰刀会反抗加地租的行为被地主软化瓦解了，不仅地主加了地租，而且赵三还很感激地主所谓的帮助。这几件事实际上都反映了人们精神的空虚、冷漠和死寂，与“荒山”没有什么两样。

萧红笔下的自然场景一方面作为贫困农民生存困境的深刻观照，另一方面则表现了她对美好自然的热爱和对充满灵性与旺盛的生命力的渴求。不论是美妙神奇的后花园，还是变幻多姿的火烧云；不论是充满诱惑与魔力的春天，还是生长得密密深深的蒿草丛，都体现着她作品特有的童真美与稚拙美。作者在描写这些生机勃勃的大自然时，又总是作为人生悲苦的参照物来写的，其情感的潜流总是在文字深处流淌。这种纯情而深沉的情感，既含蓄朴素又浓郁强烈，既不动声色冷静平和，又有一种春雨润物的无声的穿透性与感染力。萧红的后期佳作《小城三月》结尾可以说就十分典型地表达了这种淡淡的忧伤：“春为什么它不早一点来，来到我们这城里多住一些日子。而后再慢慢地到另外一个城里去，去另外一个城也多住一些日子。但那是不能的了，春天的命运就是这么短。年轻的姑娘们，她们三两成双，坐着马车，去选择衣料去了，因为就要换春装了。……不久春装换起来了，只是不见载着翠姨的马车来。”春天是美好而令人渴盼的，但春天是短的，青春也是短暂的，春天年年依旧，可翠姨再也不会来了。一个年青美丽生命的消失并没有给世上留下任何印迹，人们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只有一个小女孩子幻想着盼望着载着翠姨的马车能再来。没有强烈的震撼人心的呼告，却有余音缭绕不绝于耳的神韵与魅力，能令人久久地聆听与回望。这种轻轻的诉说、若有若无的悲哀，在萧红的乡土小说中随处可见：《牛车上》时断时续的交谈情景中所特有的随意、散漫，《桥》中对黄良子痛苦心理描绘的如泣如诉，《呼兰河传》中所呈现的“多彩的风土画”和“凄婉的歌谣”，都似淡却浓地传达出作者对宝贵生命和美好生活的眷恋与渴望，以及那种弥漫于文本中的深入骨髓的寂寞与悲凉。

由此可见，萧红凭借着自己坦诚、自然的个性和无拘无束、行云流水般的风格，使她的乡土小说呈现出本真本色的美、自然的美和发自内心的自由散漫之美。

二、独特的品格

谈到乡土小说的美，自然要谈到沈从文。擅长于从乡土题材中作低吟浅唱的沈从文，其作品中那淳朴的民情、优美的人生和绮丽的自然风光，充满了诗意画境。而萧红，也以她天然率真的语言，描绘了东北黑土地优美、复杂的风情，小说充满睿智的悟性和灵性，具有无限魅力。虽然同是乡土文学作家，同样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但萧红的作品与沈从文的作品却有着明显的不同。沈从文注重描写的是湘西田园世界中“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2},萧红则着意表现黑土地上病态、畸形、蒙昧、违反人性的人生形式。当然，沈从文笔下也写病态、畸形的人生形式，不过，相比之下，他对健康、优美、自然的人性与人生形式有着更为执著强烈的热情与表现；而萧红有时也写美好、健康、自然的人生，只是对畸形病态的人生形式更多的是透彻感悟与关注。对乡村大地的深刻洞察，使她一开始创作，就以赤子的情怀、悲悯的眼光关注到中国乡土社会最本质最独特最发人深省的一些东西。这是因为，沈从文笔下浓墨重彩的湘西天籁之美，是为了反抗现代人在现代文明熏染下的虚伪颓废；而萧红所刻意描绘的东北乡村苦难，主要是为了展示生存痛苦，呼唤心灵的觉醒。应该说，他们都写了偏远地域的乡土人生，无论是多少还保留着世外桃源色彩的湘西净土，还是透着北方白山黑水苍茫与凝重的关外大地，这里从某种程度上说都是礼教的“化外之地”。但沈从文写“化外”的文化，表现的是“中原文化”规范以外的文化，那里民风淳朴、环境优美、人口稀少，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交相辉映，这一切使沈从文的作品更多地体现出淡泊、和谐、神秘的色彩，他也发现了那一种文化的浪漫性质与审美价值，突出表现了自然美与人性美的统一；而萧红面对的是一年当中有四五个月都飘着雪花，天似苍穹、冻云沉重的黑龙江流域，这里的自然环境十分严酷，生存处境更为险恶，加上汉民族文化负面影响下因循守旧的生活态度，这一切使得萧红笔下的东北乡土社会，更多地体现出蒙昧、病态、冷酷与畸形的色彩。因此，她在这块同样荒僻的地方，写的是中国最世俗的文化，发现的是这一文化之下无际无涯的黑暗。综观萧红的乡土小说创作，无论是对乡村愚夫愚妇们同动物一样忙着生忙着死的麻木与愚昧，还是对女性人生苦难的深重与惨痛；无论是对阶级压迫、民族侵略的时代困境，还是对东北大地原始、病态的风俗民情，都体现出一个现代女性的细腻感悟和深刻洞察。萧红在文中曾多次用贴近生存真相的眼光大胆率真地来为我们所描述的中国乡土社会的生存困境和精神病态，都表达了她对那种毫无意义归属的悲惨人生的深刻绝望。可以说，在现代以来的中国作家中，能够将乡土生存真相表现到如此彻底的地步，萧红是极其少有的一个。萧红对故乡刻骨铭心的追忆，对美好大自然天真、自由的畅想，实际上表明了她对美好理想人生的严重饥渴和无限向往，她笔下的自然美也就更反衬了故乡人民的悲苦人生，具有非同寻常的审美力量。

萧红在谈到自己的小说创作时曾说：“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几种东西……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3}这段话可以说道出了萧红乡土小说的独特品格。正是坚守了自己的真性情和真人格，她才能用自己的整个身心和全部真情去触摸悲苦大地的精神脉搏，然后以自己真切的感悟和才情的助力，特别是那种与自己的创作观念一脉相承的自由书写，完成了对乡土社会的真诚诉说。她这种本真的感悟和诗意的书写，是她的乡土小说读来更真切更逼人更震撼人心的原因，也使她的作品常常让读者产生情感心理的强烈共鸣。正如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所说：“萧红小说中作为‘诗魂’的自我形象，是作家命薄才高，心秀眼慧的诗化体。她胸无城府，使你乐于与她将心换心，实际上她却让你在超越审美心理的障碍与隔膜之中，体验到社会的悲剧、生命的哲理和诗人的灵性。她由此征服读者，却令你感到被征服的欢欣。”也就是在这种“被征服”的过程中，读者可深切体验到萧红乡土小说中那种“真”与“美”的统一。

当然，也有人认为，萧红的乡土小说只是囿于女性作者感性的诉说，它没有达到理性超越的色彩，也不过是哀婉的展示大于精神的提升。但萧红能在20世纪30年代那个动荡不定的岁月，以自己特立独行的性格和坚韧、自尊的创作品格表达自己对人生、对作家创作使命的独特思索，她认为：“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而是属于全人类；作家首要的任务是针对人类的愚昧！”{4}也正基于此，她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探寻与追问、对人类灵魂的悲悯、理解与抚慰才显得那么真切动人。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拯救世界，但是，为苦难的世界担当情感痛苦却是一个作家应有的精神底线。在20世纪的中国作家中，萧红无疑达到了这样的精神底线。从这点来看，她的创作品格是难能可贵的，自然体现出不凡的审美特质。也正如恩格斯所说：“如果一部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观察与真实描绘……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对于现存事物永世长存的怀疑，那么，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5}

①刘思谦：《“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94页。

②《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45页。

③聂绀弩：《萧红选集·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④萧红发言，《萧红全集》下卷，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9页。

⑤恩格斯：《致敏·考茨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453页。

参考文献：

原生态美丽乡村的描述范文第3篇

人性是沈从文建筑理想文学大厦的起点和基石，是他创作的出发点，他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的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式虽小而不纤巧，这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他的代表作边城就是一部“独具湘西风情的人性的赞歌”。作者在谈到创作意图时曾自述道：“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形态，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态”，边城所描述的也就是一个小城小市内几个凡夫俗子的喜怒哀乐，用凄婉的笔调为人类的“爱”作了恰如其分的说明。

一、对生命本真的审视

中国是一个极重视伦理、道德的社会。用礼、法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和思想。它们就像一张无形的网束缚了人类原始的生命本真状态，而《边城》作者把自我饱满的情绪投入到原始的质朴的湘西小镇茶峒乡民身上，唱响一曲人性与神的赞歌，找回那质朴纯真的生命形态。翠翠作为爱与美的化身来塑造，她是生命本身、个性本真的主要载体，其他人物也具有这样本真生命色彩的光辉。如老船工的古朴、厚道，天保的豁达大度，傩送的笃情爽朗，顺顺的豪爽慷慨都从某一方面展示生命形式的内涵，作者诗意盎然的语言，灵气飘逸的画面，传奇浪漫的故事，铺衍了一个极度净化的理想化世界，一种美好的、健康的、本真的人生形式。

《边城》的创作中弥漫着“封建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双重焦虑。当初作者怀着追求知识、追求光明的信念从边城乡村来到都市，但真正来到这里，看到都市繁华热闹下的是人们糜烂的生活，看到的是人性的异伦，与他想象中完全不一样，让他认识到所谓的“都市文明”不过是“老态龙钟”的传统文化中腐朽虚伪的东西与外来文化畸形的结果，于是他毅然回乡，去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当他回到故乡后看到的却是在军阀的压榨和现代文明侵蚀下的人性的沦落，人的性格被压扁扭曲的恶德败行，于是作者虚构了一个原始的、质朴的、本真的湘西世界来反对那个卑琐、懒惰、敷衍、虚伪、自私的衣冠社会，为人类注入一种强健的生命活力。

二、对人性的善的追求

《边城》重点表现了乡村世界的人性美和人情美，边城古朴的区域人文传统赋予了他们人性中的厚道和善良，唱响一曲人性的赞歌，作者对人性的赞美主要放在以下几种人身上。

1.充满朝气的年轻一代，翠翠单纯、天真、善良。天保、傩送兄弟都深深爱着他，但谁也不卑鄙地先下手为强或虚伪地礼让，他们决定用公平的办法竞争——到碧溪咀支唱歌，且轮流去。天保自知不是弟弟的对手后主动抽身离开，却为帮助一只搁浅的船脱险而葬身水中。傩送暗中代替哥哥唱了歌，把道德美和人情美推到极致。

2.对人性丰富的内涵和底蕴的挖掘则放在了中老年一代人身上，他们多了一份阅历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厚重，相对年轻人拥有饱经沧桑的成熟和理性。他们身上更多的是人性的常与变，是对万物的透彻理解，包括对青年人的爱和宽容，义利取舍时对命运无常的稳定和成熟。在山城茶峒旁小溪上摆了一辈子义渡的老船夫，免费在船上供应烟草、茶水方便过客。他却拒收小费，送了还必须还。女儿因与士兵“无结果”的爱死了，他把痛苦埋在心里，并不以此干涉翠翠的摆渡，而对其关爱备至，极力为翠翠的婚事奔走而心忧成疾，离开了人世。即使是掌水码头的顺顺，在老船公去后，派人送去棺材、药品，帮助安葬、发送，派人来接翠翠到他家去住，也表现出他们的侠肝义胆。

3.湘西土匪、娼妓形象则代表了沈从文对人性底线的思考。

娼妓作为文明社会的丑恶现象和毒瘤，她们的存在是人类历史的耻辱，一般人看来她们仅仅是一群“而放荡、卑贱的动物而已”，而在沈从文笔下，偏远的湘西即使是也恪守着人性的底线。卖身也要重义轻利，守信践约，在卑贱的生活里保持一种矜持的尊严，守望着那一份纯真的情感。由于生活所迫，不得不从事贱业，实非所愿，这不是她们的错，她们却没有因此放纵自我，坠落灵魂，泯灭人性，毫无虚伪奸诈之心，作者通过这样一个特殊群体的特殊生命形式来审视人性的真假，善恶美丑和生命的尊严。

三、对田园牧歌生活状态的向往

沈从文从不讳言他对湘西农村的偏爱。他的湘西式小说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该地区人情的细致描述，无论是水乡市埠，还是山野村庄，在他笔下都既是和谐雅丽的诗，又是富于光色的画，他说：“最亲切熟悉的还是我的家乡和一条延长千里的沅水及各支流县，乡村人事，这地方人民的喜怒哀乐，生活式样都各有鲜明的特征，我的生命在我的环境中长成，固之和这一切分不开。”他为我们展示了那里的山川、地理、气候、特产、建筑、器物等自然景物，以及那里婚丧嫁娶、节日礼仪、宗教迷信、衣着服饰歌舞娱乐等风土人情，那里偏处一隅的种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边城》中对民风民俗的描写非常出色，作品中仔细地描绘了边塞之地古朴的风俗，如端午节场面宏大的龙舟赛，船上敲锣打鼓、两岸的呐喊助威，一片热闹欢腾的景象，赛舟之后的佃水捉鸭子，更是令人注目而有趣。五月十五前后制作鞭炮、节日里燃放炮弹都写得有声有色，碾房的设备，老船夫的下葬过程都作了描述，所谓的“走马路”和“走车路”有地域性也有时代感。天保和傩送都爱上翠翠，但求婚的方式有所不同，一个托人说媒，经两家大人同意做主，已是近代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是走路；而另一个靠对歌来博取意中人的欢心，这是所谓的走马路，这是多么浪漫动人的一暮，把人情美推到了极致。这些特定时期古老的、原始的、质朴的民风民俗记录了那里美丽悠远的自然状态和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真趣。

原生态美丽乡村的描述范文第4篇

瓦连京・格里高利耶维奇・拉斯普京，是当代俄罗斯著名作家，1937年出生于伊尔库茨克州乌斯特一乌达村一个农民家庭，1959年毕业于伊尔库茨克大学历史语文系，后来在几家地方报社工作。因创作中篇小说《为玛丽娅借钱》(1967)而一举成名，此后又创作了中篇小说《最后的期限》《活着，可要记住》《告别马焦拉》等。上世纪80年表政论性中篇小说《火灾》，继续描写农村生活以及人的道德精神面貌所发生的重大变化；此外，拉斯普京还创作了一些特写和中、短篇小说探讨社会道德问题以及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等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作家陆续发表一系列反映现代社会出现的迫切问题如生态环境问题、道德问题、文学问题等的随笔、特写及政论性作品。拉斯普京的作品多以故乡西伯利亚农村为背景，着重描写农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作品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被认为是苏联文学中农村小说的重要代表作家之一。以拉斯普京等人为代表的农村小说派作家认为，农村是俄罗斯文明的发源地，这里保存着较多的原始古朴的文化和传统道德，只有研究俄罗斯的农村，才能真正了解俄罗斯的历史，才能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本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

20世纪60－70年代随着苏联科技革命的兴起，苏联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的急剧变化对于人们的生活以及心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现代物质文明造成了人的异化：人情冷漠、道德水平下降、人异化为物的奴隶、不明白自我生存的目的、迷失了本真的自我，一味追逐物质利益，丧失了自身的价值，逐渐变成无意义的存在。传统意义上接近自然、接近土地的田园牧歌式的农村日渐消亡，与之紧密相连的传统美德随之丧失殆尽，拉斯普京心目中所推崇的自然家园也不复存在。具有严肃的使命感和深刻忧患意识的拉斯普京为此忧心忡忡，对于故土依依不舍的情怀以及淡淡的忧伤贯穿于拉斯普京的整个创作。他曾经这样写道：“农村自古以来就是民族的根系，是滋养国家这棵大树的根系……坐在树枝上的人不应去砍斫自己的东西，否则他就会同掉下来的树枝一起摔断自己的脊梁骨。树根枯萎，整个树就会死去……旧农村被那种能摧毁一切的技术文明踩在脚下，俄罗斯又没有培育出新的农村。农村题材文学为旧农村唱的哀歌，如同在亲生母亲墓前唱的哀歌。”拉斯普京认为，农村是俄罗斯文明的发源地，这里保存着较多的原始古朴的文化和传统道德，“我们的传统、共同生活的法则，还有我们的根，都源自于农村。没有农村的俄罗斯就不成其为俄罗斯了，没有农村的俄罗斯将会成为孤儿。城市不过是生活的表象，农村才是生活的深层，才是根。”

《最后的期限》《告别马焦拉》等作品集中体现了作家对于人类与其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关系、新旧文明交替条件下人际关系冷漠、社会进步与人的精神道德的相互关系、生命的意义以及死亡与永生的关系等问题的严肃思考，表达了作家对于人类精神道德堕落的忧虑和批判以及对于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固守和弘扬。《最后的期限》描述一位名叫安娜的农村老太太临终前的心境及其子女们的不同表现，揭示了老太太善良、豁达、包容等美好的心灵特质，反衬出其子女们的忘恩负义和对于故土的淡漠。《告别马焦拉》的背景是国家为修建一座大型水电站决定放水淹没马焦拉岛，故事情节围绕小岛即将沉没、居民被迫搬迁所引起的一系列冲突和矛盾而展开，体现出老少两代人对待故土马焦拉的不同感情。拉斯普京笔下的主人公大多生活在古朴的农村，并且多为老年妇女形象，作家赋予她们丰富的传统美德：恬淡、谦卑、善良、质朴、待人宽厚、富于同情心、乐于奉献、不求索取、感恩知足、热爱生活，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意识到自己与周围的世界是一体的。她们与大自然和土地之间保持着天然不可分割的联系，时时刻刻都在与大自然进行着精神上的沟通与交流，大自然对于她们的精神完善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母亲安娜在病重之际，经常想到太阳、大地、青草，想到小乌、树木、雨和雪――想到和人类一道生存着的那一切，它们赋予人类以喜悦，向人类提供了援助和慰藉，并为他们准备好了最后的归宿。她以感恩的心情想到大地母亲，她并不害怕死亡，对待生死坦然、达观，对于她来说死亡就意味着投进大地母亲的怀抱；她非常敬重死神，认为她可以替自己解除痛苦和耻辱。“大自然对我们的影响比我们所猜想的要大。人居住在未经破坏的大自然中，会愈来愈纯洁”。

在《告别马焦拉》中，作者描写了以达丽娅为代表的老一辈人纯洁的精神生活，更进一层地揭示出故乡土地对于人的精神成长具有重要意义。面对即将消失的故土马焦拉岛，以达丽娅为代表的老一辈人感到忧伤和无奈，在他们的心目中，马焦拉岛就是他们的生命之源，他们在马焦拉岛上洒下了辛勤的汗水，与马焦拉岛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无法想象这片土地上的一切将会荡然无存。达丽娅认为，人生活在世上的使命就是传承人类历史，守护好生存的家园，自己有责任守护好祖先留下来的这片土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品中的“老屋”意象。对于达丽娅和其他老人来讲，他们即将与之告别的老屋与土地具有同等重要的分量，老屋不仅仅是一种单纯存放东西的地方，它更是一种具有深刻意义的象征性意象，是祖先生命的一部分，人类的生命就是在这种物质和精神的代代相传中得以永恒。因此，对于老屋，即便是明天就要烧毁，今天达丽娅也要精心地予以粉刷装饰，仿佛是把一个神圣的东西留了下来。与达丽娅等老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年轻一代。他们无视老一代人的告诫，一味追逐现代文明，向往沸腾的现代城市生活，逐渐疏远乃至淡忘了与故土的感情，忘记了自己生存的根基。当大水即将淹没马焦拉时，他们不但不为此感到惋惜，反而以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情看待眼前发生的一切，被老人们鄙夷地称作“秕糠”。作家以此向我们昭示：不热爱自己脚下的土地的人，就像无根的浮萍一样只能到处飘摇，无所寄托。物质的满足并没有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快乐，相反，人类却不得不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缺乏安全感、归属感、认同感，失去了人生存在的支柱――理想和信念，人生变成了终日忙碌的无意义的存在，随之产生种种社会弊端，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直接危及人们的生存和发展。这正是现代人常见的异化的典型症状。作家孜孜以求地在探索人类精神的回归之路，把故乡土地和大自然作为人类理想的物质和精神家园，而母亲安娜以及达丽娅老人等的形象与故乡土地、传统美德以及历史传统紧密结合在一起，她们作为养育人类的母亲，共同赋予了人类以生命，并以博大的胸怀哺育我们，用传统美德熏陶我们，使人类的历史得以代代相传。

拉斯普京是一位社会参与型作家，他以积极介入的姿态面对时代重大社会问题，是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俄罗斯总统会议顾问成员，并且在其故乡伊尔库茨克担任许多社会工作。近年来，他一直为维护俄语的纯洁性而不遗余力；同时，致力于生态环保事业的建设，是保护西伯利亚的名珠――贝加尔湖的最突出的作家之一，是西伯利亚地区环保主义者们的精神领袖。2007年3月，适逢拉斯普京70岁寿辰，俄总统签署命令，向拉斯普京颁发“对祖国的贡献”三级勋章，以表彰他长期以来勤恳不懈的文学创作活动及其为俄罗斯文学事业的发展所作出的突出贡献。

原生态美丽乡村的描述范文第5篇

[关键词]哈代；作品；田园；乡村；背景；埃格敦荒原；小农经济；威塞克斯

[作者简介]李苏（1962―）， 女，江西南康人，南昌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副教授，硕士。（江西南昌330000）

哈代是19世纪后期英国杰出的现实主义小说家、诗人，在英国文学史上，哈代一生跨越了两个世纪，有着但丁一样的独特地位。他是英国文学中的一坐桥梁。他以自己的现实主义创作继承和发扬了英国文学传统，又以自己独特的创作模式把传统和当代文学联系起来，是一个处在维多利亚时代和新时代交接线上的文学巨人。19世纪后期，他开始诗歌创作，然后转而尝试写作小说，20世纪后，成为英国当时最著名的作家。哈代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为我们留下了许多优秀作品，他的作品大多以农村为背景，在他的作品中，我们不仅能清晰而强烈地感受到农村自然景色的清新、纯净，同样也直接面对了资本主义扩张带给农民的苦难，更无法回避宗法制农村社会毁灭的历史。无可否认，哈代作品中自有其深厚的现实基础，这不仅表现在他作品中的许多地名与人名都直接取材于他的农村生活环境，而且也表现在他对性格和情感的真实描写上。

在英国文学史上，农村题材的作品一直受到忽视，正是哈代用自己的创作开辟了这一领域。哈代1840年6月生于英国西南部沿海的多塞特郡的博克汉普屯，这是一个有着田园色彩、牧歌情调的美丽村落，它远离现代工业世界而保持着古老传统，恬静优美、古朴寂寥。笔者曾于2002年游览了多塞特――哈代的故乡，参观了哈代的故居，这是一幢坐落在松林深处的砖木结构的两层草屋，这座草屋就是他的小说《绿荫下》中主人公居所的原形，在草屋背后，是一片广袤的高地，那就是哈代在小说《还乡》中描写的爱敦荒原。从哈代故居下山，有两个小镇――坡道尔和伯尔立基思，它们分别是哈代小说《远离尘嚣》中韦瑟伯利农场的原形和《德伯家的苔丝》中被称作金斯伯尔的苔丝祖先的老屋。哈代热爱大自然，幼时常随他父亲走进荒原，领略大自然的美。在这样一个富有浪漫情调的自然环境里，哈代培养了自己对大自然的特殊感受，真正领悟了大自然的神秘、恐惧、诗意和美感。在小说《绿荫下》里，哈代在对乡村风光和习俗的描绘中，叙述了年轻农民狄克和乡村女教师芳茜・黛的爱情故事。哈代按四季变化和春夏秋冬来表现主人公的爱情进程，其构思正是来自他对松康林地的观察和感受。总之，多塞特高原的自然环境日后成了哈代作品的主要背景。他以家乡为背景，以熟悉的乡村生活为创作素材，先后发表长篇小说十四部，中篇小说四十余篇。就哈代的小说创作来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小说是抒发田园理想的颂歌，带有浪漫主义的风格，主要有《绿荫下》、《远离尘嚣》等；第二阶段的作品描写威塞克斯社会的悲剧，主要有《还乡》、《卡斯特桥市长》等；第三个阶段的创作描写威塞克斯破产农民的前途和命运，主要有《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哈代的小说以优秀的艺术形象记叙了19世纪英国南部宗法制社会毁灭的历史，表现了农村的历史变迁。哈代最重要的长篇小说都属于“人物和环境小说”。这类都以他的故乡多塞特郡，即小说中的威塞克斯农村地区为背景，所以统称为“威塞克斯小说”。“威塞克斯小说”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入侵后小农破产的悲惨命运，深刻揭露了资产阶级道德和法律观念的虚伪性。

除了后人对哈代作品三个阶段的划分，哈代也将自己的作品归纳为几大类：“爱情阴谋故事”，“性格和环境小说”（又称为“威塞克斯小说”），“罗曼史和幻想小说”。1871年他的第一部“爱情阴谋故事”《非常手段》问世。此类小说多以爱情婚姻为主题，反映英国农村的生活与习俗。1872年发表第一部“性格和环境小说”《绿茵下》。这是一部田园诗体的小说，哈代自称它是“荷兰派写生画”。此类故事都发生在南部农村，哈代又在作品中命名该地区为威塞克斯（这是作者家乡多塞克郡及其附近地区的古称），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威塞克斯”小说。 1873年他又发表第一部“罗曼史和幻想”类小说《一双蓝眼睛》。其他各类小说依次是《远离尘嚣》（性格和环境小说类）；《还乡》（性格和环境小说类），反映工业资本主义入侵宗法制农村后引起的富有悲剧性的巨大变化；《号兵长》（罗曼史和幻想类）；《一个冷淡的女人》（爱情阴谋故事类）；《塔上的两个人》（罗曼史和幻想类）；《卡斯特桥市长》（性格和环境小说类）；《德伯家的苔丝》（性格与环境小说类）和《一群贵妇人》（罗曼史和幻想类）；《无名的裘德》（性格和幻想类）。1913年哈代出版了他的“爱情阴谋故事”类中短篇小说集，其中包括《一个改变了的男人》，《晚餐及其他故事》等。哈代的最后一部小说是《心爱的》（罗曼史和幻想类）。无论是后人总结的哈作三阶段，还是哈代自己归纳的三类型，哈代问世的农村背景，成长的农村环境，创作的农村情结，都弥漫于字里行间，洋溢在书里卷外。

《德伯家的苔丝》，哈代著名的“威塞克斯”小说之一。他在小说中以19世纪末的英国农村为背景，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小人物，描写了他们在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下的悲惨生活与抗争。哈代利用苔丝――一个美丽、纯洁而诚实的农村姑娘来讴歌劳动人民的勤劳和善良，抨击社会的不平等和资产阶级的虚伪和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小说的历史背景是19世纪末的英国农村。那时候的英国农民正经历着农村经济的破产，备受贵族或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为着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和地位，英国的农民和农业工人和工人阶级一样，勇敢地起来与骑在他们头上的贵族和资本家抗争。有组织和无组织的民众斗争使英国统治者不得不对人民让步，自由党和工党得以在“议会法案”中通过，下院的权力得以增强，所有妇女均被给予选举权，儿童得到保护。资产阶级自称英国实施了民主政治，政府是“群众政府”。《德伯家的苔丝》真实、具体地反映了十九世纪末，英国农村中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后，个体的小农经济一步一步地消灭的痛苦过程。给我们描绘了一副生动的个体农民走向贫困、灭亡境地的悲惨图画。

1895年哈代出版的小说《无名的裘德》，实际上是《德伯家的苔丝》描写的主题在逻辑上的进一步发展，是哈代对破产的威塞克斯农民的出路和命运继续进行的探索，是第一次对现代工人阶级悲惨命运所作的艺术表现，以及对资本主义世界中的教育、婚姻、道德、宗教等重大社会问题进行的深入思考。《无名的裘德》通过裘德和淑的一生遭遇，对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反动的上层建筑进行揭露和批判，正是因为哈代作品中充满民主倾向，暴露力量和人道主义热情，抨击19世纪后半叶的英国社会，揭露了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小农经济的破产和农民的挣扎，所以哈代遭到了资产阶级和评论界的猛烈攻击，尤其是在《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出版后。

《还乡》是哈代的另一力作。标志着哈代小说创作的一个转折点。在这部小说里，我们看到了哈代在后来的悲剧小说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思想，即无法控制的外部力量和内心冲动决定着个人命运，尤其是在《还乡》一书中，荒原――这一乡村元素，不再是起烘托的背景，而是贯穿始终的灵魂。作者通过一连串看起来貌似离奇的故事，通过曲折复杂的情节，揭露了资本主义“文明”和当时闭塞落后的乡村中旧道德、旧习俗的冲突，告诉我们资产阶级思想是这样把一个人送上死路的。《还乡》同传统的维多利亚小说不一样，第一章不写人物，而是专门写埃格敦荒原，哈代一开始就把荒原的特征告诉读者。不管是克林的回归荒原，改造荒原，还是尤苔莎的厌倦荒原，摆脱荒原都反映了哈代在《还乡》一书中贯穿始终的故事背景和荒原如影随风般带给我们的沉重感。埃格敦荒原的蛮荒状态，从远古到现在，没有什么变化。在荒原中，埃格敦荒原的重要性不在任何主要人物之下。荒原是小说人物活动的舞台，小说中直接描写的事件都发生在这片荆棘丛生的野地上。在故事的发展进程中，约布赖特太太被毒蛇咬死，尤苔莎和韦狄淹死，克林成为巡回讲道者，小说人物的这些结局，都与荒原有关。在哈下，埃格敦荒原构成故事的独特背景，同时它具有象征意义，也表现出了哈代对当时现实生活悲观主义的理解。《还乡》于1878年初版，1895年再版，比较初版和修订版，可以发现故事情节基本保持原样，但地名作了很大改动，使得小说背景原先那种地理的模糊性没有了。在《还乡》修订版中，哈代对其中的地名进行的更改，实际上反映了哈代当时思想上的一些变化。哈代的小说一直以故乡多塞特郡和该郡附近的农村地区作背景。19世纪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入英国农村，促使宗法社会基础崩溃，传统经济结构瓦解，自然面貌遭到破坏。如果哈代早期作品描写的是英国农村的恬静景象和明朗的田园生活，他的后期作品则主要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入农村后造成的不幸和灾难，基调明显变得阴郁低沉。《还乡》是哈代小说创作的中期作品，小说发表十七年后再版时，哈代开始对农村里古老传统的消失表示关注，《还乡》的自然环境有了一种新的意义。他强烈地意识到作为小说家，自己有责任在小说中保存正在或即将消失的农村古老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自然面貌。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哈代对《还乡》进行修订，使本来虚构的地名跟实际的英国地图能够对应起来，从而增强小说的历史感。

《远离尘嚣》是哈代的第一部成功的长篇，也是他此后一系列以威塞克斯乡村为背景的优秀长篇小说的第一部。小说描写了几位青年男女的爱情纠葛。在对农村景色充满诗情画意的背景下，青年牧羊人加布里埃尔经过挫折与磨难，终于与美丽的白斯雪芭结了婚。作品的这个圆满结局，显示出哈代相信来自民间的、与大自然接近的劳动者的才干与力量。但在这种乐观气氛中也渗入一定的阴暗成份。白斯雪芭的丈夫、青年军官特拉，作为外来资本主义利己势力的代表在作品中的出现，表明资本主义利己主义哲学已进入了远离尘嚣的偏僻乡村，宗法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正在被资产阶级的生活原则所取代。

《卡斯特桥市长》是哈代搬迁到多塞特的首府多切斯特居住后的作品，多切斯特就是哈代小说《卡斯特桥市长》中的卡斯特桥。哈代以它为背景，叙述了打草人亨察尔从落泊、发迹到毁灭的悲剧故事。卡斯特桥是继韦瑟伯利农场和爱敦荒原之后哈代描写的又一个典型环境。在小说中，卡斯特桥不是一座现代意义上的城市，而只是一片集中在一起的村庄。哈代在小说中曾这样描写过：“农家的孩子可以坐在大麦草垛下，把一块石子扔进市府职员办公室的窗子里去；割麦子的人一边干活儿，一边可以向站在街道拐角上的人点头打招呼，穿红袍的法官审问偷羊贼的时候，可以在羊的叫声中宣读他的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