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的表现
小农经济的表现范文第1篇
“中国持续了2000年的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已经全面崩溃”，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委员任正隆在两会期间表示，小农经济崩溃的原因是农村“空心化”，其结果是给国家粮食安全埋下隐忧。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中国农业全面丰收，粮食总产量实现了历史罕见的“八连增”，连续5年超万亿斤。
然而这并不代表中国在粮食问题上可以高枕无忧。全国政协委员袁隆平对媒体表示，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不高，粮田抛荒的现象在湖南普遍存在；保障粮食安全必须守住18亿亩的耕地红线。
这样的声音在人大代表中也不少见。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广安伟业绿色园艺有限公司董事长唐燕子认为，由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农村中有知识、有头脑、有体力的青壮年大量外出，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迁移，造成农村人口“空心化”。
在农村工作20多年的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迎接镇分水村党支部书记杨翠芳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农村中，不管是不是剩余劳动力都出去打工。她所在的分水村，10多户到50多户的生产队，全家外出打工的少则几户、多则十几户。
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2011年中国农民工总量2.53亿人，比上年增长4.4％，其中，外出农民工1.59亿人，增长3.4％。
任正隆在四川、甘肃、江浙一带调研发现，因为种田收益不如打工，农村留不住年轻人，种田的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再过5年lO年，谁来种田”，任正隆认为，这个问题已越来越严重，持续了2000年的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已经全面崩溃。
不过任正隆表示，小农经济崩溃正好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成都等地在搞城乡一体化，要用现代农业代替小农经济。所谓的现代农业是指以企业或者种田大户为基本单位的规模化、机械化农业生产，其产品完全实现商品化。
任正隆分析，相对于小农经济，现代农业的规模化作业方式需要更多成本，如土地租金、劳动力、管理、运输成本等。然而现在的粮食价格较低，规模化作业难以盈利。一些农业企业、家庭更愿意种水果、花卉等经济作物。
如何提高种粮积极性成为当务之急。
小农经济的表现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综述
1分别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
理论界对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分别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特别是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相当的多，在人大复印资料上可以收集到的仅1998年到2001年专门研究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文章就有50篇。
关于的“三农”思想，学者们进行专门研究的不是很多，目前进入笔者视野的著作有郑以灵的《农民观透视》、陈高同、赵素芬主编的中国农业发展丛书中的《与中国农业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的《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以论文出现的研究成果有郑有贵在《党的文献》1999年第3期上发表的《的“三农”现代化思想与当代农村改革》，其余研究成果均散见于思想研究或者其他研究性文章里面。从研究内容来看，学者们重点研究了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和建国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理论。
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面很广，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各个相关方面都有论述，呈现出多角度、全方位的特征。学者们重点对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发掘和解读，同时不少学者还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特点和重要意义以及其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方面进行了探讨。关于邓小平的农业发展思想的内容，学者们主要在以下方面做了精辟论述，一致认为它包括：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要科教兴农；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学者们认为邓小平的“三农”思想具有求实性、创造性、超前性、人民性和辩证性的特点。同时，学者们还指出了邓小平“三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他们认为从理论上讲，邓小平“三农”思想在农业合作制、农业现代化、农民脱贫致富等方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业思想，从实践上看，它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农业经济实践中起到了科学指导的作用，从而使党在“三农”工作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对的“三农”思想进行专门研究的也不太多，还未见以著作的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的成果，但是可以在研究的经济思想的著作中找到其“三农”思想的内容，如顾龙生等所著《经济思想研究》。以论文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成果有王骏在《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上发表的《试论的“三农”思想》，他从基础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改革论：“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论：“必须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中心论：“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创新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等几个方面全面论述了的“三农”思想的内容，同时指出了其鲜明特点。关于的“三农”思想研究其成果还可以从于法友在《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2期上发表的《论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完善与发展》等文章中找到。
2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以历史时间为线索分若干阶段详尽的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陈承红在《农业考古》2006年第3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人的“三农”探索》以中国共产党的四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为线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孙仲彝在《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年9月号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及历史经验》一文中，也是以历史为线索分两个大的阶段和若干个小阶段用详尽的资料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历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济南市行政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从奠基、形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三方面指出了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的发展历程。
此外，广东省教育厅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当代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研究”的最终主要成果、秦兴洪主编的《共和国农村的发展道路：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选择》，这本书全面阐述新中国50年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对农村发展道路的选择，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发展历程。还有学者从某一特定阶段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历程，如何丽芬在《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上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历史进程；华中师范大学刘国武2005年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历程。
3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巨大贡献
卢文在《中国财经报》2001年07月4日第003版上发表《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巨大贡献——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一文，他分别从“三农”的涵盖的三个方面将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贡献阐述为：在农业上的贡献：实行合理的土地制度、实行科教兴农战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在农村问题上的贡献：一贯重视农村、使农村经济转向商品、市场经济、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农村工业化，促进乡村城镇化、使农村进入小康；在农民问题上的贡献：注重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和素质、组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帮助农民实现历史性的大转变。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授王玉珍在《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增刊——《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论文专辑》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在“三农”问题上的理论和政策的突出贡献包括：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在理论上阐明了“农民问题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找到了一条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下解放出来的道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一科学规律，并将“农业是基础”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之一；在如何发展生产力、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上，我党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解决了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制度创新和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创新；在探索中国农民如何增加收入，走上富裕的途径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探索完成了从集约经营——无工不富——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发展小城镇——税费改革等一系列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的过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济南市行政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指出，、邓小平、作为我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的“三农”思想为我党开辟中国的革命道路、中国的改革道路和中国的跨世纪发展道路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4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
李明、郭宇在《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主要包括：必须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必须从全局出发，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必须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出发点；必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依靠农民群众推进农村改革的伟大事业；必须坚持和发展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必须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的关系；必须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高度认识“三农”问题，进行制度创新，统筹城乡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农村民主法治建设，促进农民人权事业发展；必须加强农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全面推进农村小康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光明日报》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一再强调：新中国成立55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有不少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包括：实事求是是形成正确认识的基础；民主制度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制度保障；以人民为本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前提条件。
5关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三农”思想的比较研究
学者们将中共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结合起来进行了比较研究。如李建宁在《攀登》2001年第4期发表《、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邹开明、周世慧在《党史文苑》2006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李晋玲在《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差异分析》，闵帅、陈洪勋在《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路的比较》，黄世贤、黎红刚在《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上发表《邓小平对农业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郭翔宇在《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1期上发表《同志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学者们一致认为与邓小平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发展的途径、农业发展的规划及经营体制的制定、发展农业采取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农业战略目标的政策构思上，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邓小平继承、发展了农业思想，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思想。有的学者还从知识背景和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及其性格等方面分析了二者产生差异的原因，他们认为在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上、农业和农村具体工作思路上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农业思想。
这些专著和论文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取得了一定甚至是可观的成果，成绩斐然。但是，随着我国“三农”实践的推进，相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理论支持来说，这只还是一个初步研究，理论研究尚有薄弱和不足之处。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重复性研究比较多，综述研究太少，无论是整体研究，还是专题研究都需要大力开拓新领域。特别是对中共第三代及其新一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内在关联性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现实指导意义及其前瞻性研究要更加深入，这就有待于后来者的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1］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1）.
［2］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
［3］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4］李建宁.、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J］.攀登，2001，（4）.
小农经济的表现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三农问题小农经济市场经济矛盾
“三农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这仍然是一个问题。其所以如此，就在于学界关于“三农问题”症结的判断迄今仍然歧见纷呈，比如：“农民的收入过低”，“农民过多”，“土地产权不明”，“农民负担过重”，“农民权利缺乏”，“农村政府机构膨胀”，等等说法，见诸于相关讨论，人们已耳熟能详。从“三农问题”的种种表现来看，这些说法当然都有一定道理，但是深究起来，我认为这些“道理”也仅仅是就表象来说的道理。所谓症结，就是问题的根源或本质。事物的表象是多元的，但事物的本质却是一元的。在我看来，上述的“症结”并非“三农问题”的本质所在，而只不过是“三农问题”本质的种种外在表象罢了。正因为许多学者误将表象当作本质，所以在“三农问题”的症结上才会有如此混乱的说法。至于有些论者干脆将上述所谓“症结”一一罗列，打包批发，这种貌似全面的公允除了使问题更加复杂之外，其实并未推进认识的提升。如果上述所谓的症结仅仅是对“三农问题”现象层面的刻画，那么它们离“三农问题”真正的本质就还有相当的距离。
一、“三农问题”是市场经济在中国展开的必然结果
由于对“三农问题”的症结的诊断存在歧义，学者们开出的药方也就见仁见智了，比如：“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裁撤乡级政府”，“让农民享有公民权利”，“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等等。如果说学者们关于症结的分歧体现了各自所强调的重点不同，那么对开出的药方究竟孰轻孰重，谁先谁后，也就同样难以达成共识了。药方的不同反映了对症结的诊断存在分歧，足见对“三农问题”的症结在认识上还有待廓清。为了有针对性地切入问题，我们不妨对这些药方逐一分析，看看“三农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必须指出，这种分析是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的：（1）市场经济对中国农村的侵蚀作用逐渐增强；（2）小农经济仍然是中国农民的基本存在形式。以下的分析将表明，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和冲突，才是“三农问题”真正的症结所在。
（1）增加农民收入。在现实的产业结构、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如果增加收入的途径是“市畅（如提高农产品价格），那么这种增加就必然存在着“市场局限”（比如与国际现代化的农产品价格相比，我国小农生产的农产品价格已是天花板价格）；如果增加收入的途径是“行政”（比如“直接补贴”、“转移支付”），那么这种增加不仅存在着“财力局限”，且也不可能过分偏离市场经济的要求。如果没有现代农业的“规模经营”支撑，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来增加农民收入只能是杯水车薪。因此，小农经济收入的增加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是负相关的。
（2）减轻农民负担。这很有必要，但是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小农经济收入过低的问题。在我国的GDP中，农业产值已不到15%，可是在总人口中，农民却占8亿。从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来看，农业产值的比重只会减少不会增加；如果以小农形式存在的农业人口没有大的减少，平均到农民人头的农业产值就难以增加。可见，在分子（农业产值）减少而分母（小农人口）不变的情形下，即使把农民的各种税费全部取消，靠农业来增加农民收入也难有很大的作为。换言之，经济结构的变迁必然减少可供小农经济分配的产值，单纯的削减税费改变不了农民的命运。
（3）撤消乡级政府。政府机构日益膨胀（乡级政府），正税无力支撑，结果必然是各种名目的收费泛滥成灾。此问题不解决，减轻农民负担的各种举措就只能是扬汤止沸，即使暂时减下来，也会反弹。因此，撤消乡级政府应当是釜底抽薪之举。但是，政府退出后的权力真空由什么填补，如果出现“南霸天”、“西霸天”等等的“恶人治村”又当如何？或曰寄希望于农民自治，问题在于：“自治”的诉求与分散、孤立且不合群的小农经济能否整合（耦合）？如果小农经济本性要求自治，那么就意味着现代政府的管理方式与小农经济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冲突。或许，小农经济的“自治”诉求就是“不需要现代政府”的自治，那么也就意味着在小农经济面前，现代政府的“失灵”是必然的。因此，问题就不再是政府机构的“十恶不赦”，而是小农经济本身的特征决定了现代政府机构的多余。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没有为现代化的政府（即使是形式上的现代科层制）提供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谓的“用数目字管理”的条件。然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内在地要求“数目字的管理”，于是，一旦这种管理向农村延伸，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必然扭曲作为上层建筑的政府管理，并通过机构膨胀、税费加重等所谓的“政府失灵”表现出来。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所谓农村基层政府的膨胀，并不是单纯的人员过多的问题，而是相对于大海的小农经济而言，“用数目字管理”的现代政府未免太奢侈了。
（4）让农民享有公民权利。必须强调的是，公民权利绝不可能在小农经济的土壤中生长出来，而只能以小农经济的解体为前提。可见，学术界所谓“中国农民权利的缺乏”，本质上是小农身份与现代农民权利的矛盾。如果人们所说的农民的“公民权利”就是今日中国8亿农民作为小农经济的生存权利，那么市场经济要消灭的正是这种权利。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谈农民的权利，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比如，不少人以为只要取消了户籍制度，给予农民以“选择的自由权利”，就能解决“三农问题”。这种看法隐含着一个假定前提就是：农民“被用暴力的手段束缚在土地上，他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追求自己的幸福”（秋风文，《东方》2001年第10期）。然而，这种主张似乎忘了，进城打工其实并非小农的自愿选择，而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无奈之举。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面临解体的小农除了进城打工一途，他们能有别的选择自由吗？正如吕新雨所说：“农民背井离乡是农业严重凋落后无法生存的被迫选择，出外打工其实是惟一出路。……否则就无法解释他们为什么要‘选择’到充满污染和危险的工厂和矿井，去忍受歧视、伤残与死亡。”（吕新雨：《“民工潮”的问题意识》，《读书》2003年第10期）诚然，风雨飘摇的户籍制度的消亡已经指日可待，但是它的消亡的积极意义并不意味着小农从此有了选择的“自由”，而是对于小农经济不得不走向解体的一种法律追认。换言之，户籍制度的消亡并不是小农经济从此具有合法生存权利的证明，而是小农经济生存权利已经丧失的必然结果。在小农经济广泛存在的中国呼吁农民的权利，或许不无道义上的优势，对于抑制资本的过度压迫也不无积极意义（比如在收容制度、民工欠薪等问题上的作用）。但是，这个权利必须以真实的经济权利为基础，没有经济权利的话语权利不过是画饼充饥，说说而已，当不得真。在市场经济下，这个经济权利就是非农就业的出路和切实的社会保障，而不仅仅是自由主义精英挂在嘴上的择业、迁徙的自由。高尚的道德诉求必须靠“形而下”的就业出路和社会保障来落实，否则，享有了择业和迁徙“自由”的破产小农就“不过是从农村贫民窟迁到了城市贫民窟而已”。
（5）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农民过多”，这个假设在经验上和实证上都已经得到了“证实”，但遗憾的是该假使在理论上却是含混不清的。其实，真正“剩余”的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农民，而是以“小农经济身份”存在着的农民。澄清这一区别并不是完弄文字游戏，因为被“精简”掉的农民只能是“小农”，而决不可能是现代化的农民，现代化的农民是市场经济社会的基穿换言之，只要小农经济存在，就必然存在“农民过多”的问题。因此，所谓“农民过多”的真实含义是“小农经济过多”，而并非笼统的“农民过多”。
由此可见，今日中国之“三农问题”，本质上就是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冲突和矛盾，这个矛盾才是“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不难理解，“三农问题”所引发的社会危机其实是内在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逻辑之中的；农民的破产、农业的凋敝、农村的衰落，是市场经济在中国展开的必然结果。在土地承包制复活了小农经济2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农业生产已越来越成为负效益的事实，即是明证。对于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这种“不共戴天”的紧张关系，马克思曾有过十分深刻的认识。在马克思看来，导致小农经济消亡的直接因素在于：大工业的发展破坏了农村家庭手工业；土地逐渐贫瘠和枯竭；公有地被大土地所有者所霸占；资本主义大农业加入了竞争；等等。（《资本论》第三卷，第909-910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显然，在这些因素的背后我们都可以找到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因此，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和把握必须以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为基本前提，任何离开这个矛盾来观察“三农问题”的视域，都是幼稚的，肤浅的。正因为看不到“三农问题”的本质所在，所以学术界不少人在分析“三农问题”的原因时，总是在现象层面上纠缠不清，不得要领。
二、解决“三农问题”就是要“消灭小农经济”
解决“三农问题”，就是要解决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从理论上讲，解决这个矛盾有三种方案可供选择：
（1）消灭市场经济，重新回到自己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这是开历史倒车，既不可取也不可能。正如马克思所说：小农经济“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消灭，而且已经在消灭。”（《资本论》第一卷，第830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2）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和平共处、共存共荣。这种良好愿望几近空想，即使权宜之计可以短期维持市场经济下的“田园风光”，但长期的内在矛盾发展则是无法调和的。农村承包制的尴尬处境，就是明证。所以马克思说，要使小农经济“永远存在下去”，等于“下令实行普遍的中庸”。但这是办不到的，因为“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造成了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资本论》第一卷，第830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3）消灭小农经济，实现农业的现代化。与现代化的大农业相比，小农经济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正如马克思所说：小农经济“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资本论》第三卷，第910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因此，小农经济的消亡是必然的，只有“消灭小农经济”才能解决“三农问题”。
从经济史的角度看，消灭小农经济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市场经济的两极分化道路，另一个是集体化的道路。迄今的实践表明，前者是“进化主义”的自发过程，后者是“建构主义”的自觉过程。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避免市场经济的两极分化的恶果，中国共产党曾选择了农业集体化的道路。然而，出于对失败的反思，中共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最终放弃了农业集体化的实验，从新复活了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注：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这种成功与化肥、良种的关系如何？除了个别学者的关注外——如网上老田的文章，主流经济学至今未给予科学的说明。第二，这种成功能证明“制度重于技术”吗？既然小农经济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它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复活后创造出的经济上奇迹又如何解释？主流的观点对“制度优先于技术”的命题给出了肯定的答案。我的看法则不同，我对此的解释是：它与中国农村的生产力状况是吻合的。可参拙文《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制度抑或技术？》，《哲学研究》1997年第10期）。但是，在市场经济的侵蚀下，小农经济的解体是不可避免的。在复活了小农经济的基础上，中国重新开始了市场经济对小农的不可抗拒的自然分化过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这种分化和解体大大加速，从而使得“三农问题”演化为“三农危机”，以至成为社会的焦点。
其实，承包制的成功只是证明了小农经济的合理性，并没有证明小农经济的优越性和先进性。承包制的核心是“分地”，“分地”的改革之所以能得到农民的支持（至少没有遭到大多数农民的抵触），其合理性在于：
（1）中国小农经济的生产力与“分田到户”的生产关系是内在吻合的，中国农民几千年基本未变的生产力（肩挑背扛锄头挖）只能用小农经济的单家独户经营，难以用社会化大生产的方式来组织——用经济学的话语讲就是：组织和监督成本太高，结果难免造成搭便车和效率损失。分地的结果解决了“吃饭”的问题、解放了农民，再次证明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是正确的。顺便指出，虽然今日的主流经济学企图颠覆这个原理，但仍有学者认为“化肥和良种的普及对解决吃饭难题功不可没”。实证来看，分地的作用与化肥的作用孰大孰些比例多少，或容研究。主流经济学否认技术对制度的决定性作用，过分夸大承包制的作用，主张“制度决定一切”是不能使人信服的。
（2）现有农民的生产工具的水平（基本上是手工操作的农具）决定了：“分田到户”使单个小农能够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也就是成为土地的“老板”。加之分地只是分割土地的使用权，农民对所分土地的所有权没有“私有化”，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每个小农的“老板”身份，在一定时期内避免了由于土地买卖所引致的两极分化和阶级矛盾——当然并未根除。由于承包制带来的利益分配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而农民对这种制度变迁自然会给予认可。
上述分析表明，只要中国农民的原始生产力性质不变，农业的生产关系就只能是小农经济的结合方式。反过来说，社会化的组织方式只能适宜于大农业或现代化的农业生产力。比如，大型水利工程是大农业生产力的要素之一，它要求社会化的组织方式来实施和使用。然而分地以后，集体兴修的水利越来越呈衰败之势，这就证明了：即使中国的小农经济与其生产力水平是相适应的，但与中国正在发展着的现代生产力的矛盾也是无法回避的。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土地要求集中化的冲动越来越强烈，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越来越受到发展着的农业生产力的压力。在农村改革20多年以后，当前对“包产到户”的可持续发展质疑的呼声，以及“三农问题”的凸现，也证明了中国农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冲突正在走向尖锐。
有趣的是，中国古代的土地集中也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大量的农民最后被逼上梁山。但是，中国古代出现的农民问题在性质上不同于今日中国的农民问题：
（1）中国古代的农民问题并不是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小农经济生产关系的崩溃，而是在生产力水平没有本质变化的背景下，封建土地集中导致了小农经济生产关系的崩溃。不过，这种崩溃是暂时的，因为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的土壤中，除了小农经济的生产关系外，不可能生长出新的生产关系。由于缺乏新的产业吸纳，中国古代失地农民不可能进城打工，只好聚啸山林揭竿而起，也就不难理解了。于是，周期循环的王朝更替就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特色。中国古代的大地主的经营方式仍然是小农经济的（土地出租），而不是社会化的农场经营，道理正在于此。试问，在手工操作的原始的生产工具下，能产生出产业化的农场经营要求吗？不过，由此我们也就看到了交换（市场）经济与小农（自然）经济的不共戴天的关系，看到了交换经济对小农经济的破坏作用。市场的发展，交换的扩展必然压缩小农经济的生存空间，必然要消灭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2）中国现代意义上的“三农问题”并非始于20世纪80年代，而是产生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市场经济对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持续冲击。中国经济史对此已有深入的研究，恕不赘述。我要强调的是，与古代的农民问题不同的是，中国现代意义上的“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的市场经济（其物质表现是坚船利炮和机器生产的廉价商品）导致了小农经济生产关系的破产，而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表现为市场的扩展和交换的深化——即市场经济的发展。从常识来看，农产品和农村剩余劳动的同时增加，就是生产力水平提高的最有力的依据。如果没有二、三产业的支撑，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在城市打工，中国当今的“三农问题”就必然重复古代的故事。虽然今日的“三农问题”本质上仍然是在“重复昨天的故事”，但这个重复不再是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周期循环，而是鸦片战争以来市场经济瓦解小农经济的逻辑展开和延续，这是两个不同版本。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市场经济发展，中国今日农村的衰败、农民的困境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市场经济是“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那么，小农经济的破产就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并不值得我们大惊小怪。我们应当担心的并不是小农经济的破产，而应当是破产小农的出路问题。因此，我认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并不是什么提高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尽管这些的确重要，而是农民的出路问题、就业问题，一句话，是“消灭小农经济”的问题。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会理解农民的收入低下、权利缺乏、负担沉重、机构膨胀等，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只有将这些问题放在农民出路的框架里来思考，我们解决和缓解“三农问题”的政策才是有的放矢。
三、“怎样消灭小农经济”才是真问题
从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中国面临的问题不是应不应当消灭小农经济，而是应当怎样消灭小农经济。因此，一旦我们把握了“三农问题”的症结就是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那么“是否消灭小农经济”就成了一个伪问题，而“怎样消灭小农经济”才是一个真问题。如果我们仍在“是否应消灭小农经济”的问题上争论不休，就只能是智力资源的浪费。
既然“三农问题”的本质是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那么“三农问题”的治本之策就必然指向“消灭小农经济”这个根本方向——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减少农民”。不论是传统社会主义的集体化实验，还是今日的市场化改革，事实上都将小农经济视为“革命”的对象，只不过采取的“革命”手段不同而已。小农经济的消亡固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可是问题在于，如何消灭小农经济？走集体化的道路已被市场化改革的实践所抛弃，走私有化的道路又会付出社会分化和动荡的巨大代价。于是，学术界两种对立的主张由此产生。
一种是“私有化”的主张，认为应当立即实行农地私有化，推动土地集中和规模经营。就理论的逻辑来讲，现有的农户土地承包制是小农经济的基础，而“减少农民”就要求打破土地承包制，实行“土地私有化”。这应当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治本之举，也是许多人不遗余力所倡导的主张。但是，“土地私有化”在目前的中国行不通。这并不是什么“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活生生的国情问题。有识之士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人口增加使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国情的矛盾制约下，土地占有权没有向少数人集中的条件”（温铁军：《“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读书》1999年第12期）。土地私有化的目的是将土地所有权集中于少数人手，消灭小农经济，以便于提高农业的规模效益。然而土地私有化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失地农民的出路（进城后的就业）；二是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如果这两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历史上的前车之鉴使得任何有责任的政府都不敢贸然实施这剂虎狼之药，否则，“天下大乱”决非危言耸听。正如温铁军所认为的那样：中国农业人口严重过剩，土地已经成为中国农民的社会保障，它不能作为生产资料交给市场处理。且不说转移一半农民后土地规模经营有多大，目前失地又失业的农民形成的惊人规模已经令政府寝食不安了。如果说小农经济的解体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必经阶段，那么国情的制约也同样是不可逾越的。事实上，顽强抵抗市场经济对小农经济瓦解的力量，并不是政府的某项政策，而是中国“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国情。然而我们的许多专家学者却不知自我反省，反而抱怨政府的政策还不够“与时俱进”。温铁军曾不无感慨地说：“我们曾经在‘实验’中大力推进土地流转，搞了十年还是只有1%的农户转让土地，这说明我们这种内生的制度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温铁军，同上）如果“土地私有化”的结果仅仅是把千万小农变成无业流民，那么这样的“治本”之举不仅没有“治本”，而且必然危及、动摇中国社会的根本。中国农村之所以承受不起两极分化的制度成本，道理盖出于此。
另一种是“维持现状”的主张，认为应当稳定现有的农村特点承包制几十年不变，有学者甚至主张“重建农地自耕农所有制”（陈躬林等：《重建农地自耕农所有制》，《求是学刊》2003年第1期）。这种主张的实质是想通过维持小农经济的生存来解决“三农问题”，比如温铁军说：“中国农村是典型的小农经济，必须用适宜小农经济的思路来解决农业问题”（温铁军：《市场化改革与小农经济的矛盾》，《读书》2004年第5期）。问题在于，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小农的生存到底能维持多久？虽然稳定承包制与中国现有的人多地少的国情相符，但是，市场经济以其不可抗拒的内在必然性，不断侵蚀着小农经济的制度保护——承包制，使得“维持现状”的主张越来越难以维持。
显而易见，“三农问题”之所以是个难题，关键在于“怎样消灭小农经济”的难题没有解决。用经济学的话语表述就是：“三农问题”的解决面临着“制度变迁成本过高”的难题。由于对“成本”的计算不同，在“私有化”的主张与“维持现状”的主张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张力，学术界强烈呼吁农村改革应当有突破和创新正是这种张力的反映。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市场经济的“数目字管理”对中国农民的“失效”，而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了土地集中、城市化的进展难以在短期内完成，使得具有共识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药方也“远水不解近渴”。于是温铁军说：中国的“三农问题”存在“两个失灵”（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困境，几近于“无解”（温铁军：《“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双重困境下的“三农”问题》，《读书》2001年第11期）。如果我们锁定了“三农问题”的本质，对于温铁军的“两个失灵”的痛楚就会有真正的理解。
“三农问题”的解决只能是标本兼治。在指向“治本”的大方向时，治标的目的是缓和矛盾并为“治本”创造条件。中国的国情和农村改革的实践证明，在消灭小农经济从而解决“三农问题”的选择中，或许并没有最优解，而只有次优解。于是在政策上，消灭小农经济的努力便不得不修正为缓解“三农问题”的种种权宜之举。于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政府有关“三农问题”的政策不得不在“促进小农解体”和“保护小农经济”之间游离（比如：农产品收购保护价、鼓励农民进城的各项措施、加入WTO对农业的让步、取消户籍制度的动议、粮食直接补贴、稳定承包制不变，等等）。这是明智的，但是在推行权宜之举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始终把握砖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从而使得缓解“三农问题”的权宜之计最终指向“消灭小农经济”这个正确的大方向。十六大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正是对这个方向的确认和引导。说它是“确认”，就在于“消灭小农经济”是“统筹城乡发展”的依据，离开了城乡的统筹发展，小农不可能自己消灭自己，小农经济不会自动消亡；说它是“引导”，就在于小农经济的消亡是城乡统筹发展、共同努力的必然结果。当然，十六大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还只是“破题”，如何“解题”尚有待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探索。我对此的初步认识是：
（1）尽管“跨越式发展”的主张用心良苦，但“劳动密集型”很可能是中国产业结构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必然选择。这不仅是“统筹城乡发展”的落脚点所在，也是“统筹城乡发展”不可违背的客观规律。违背了这个规律，破产小农的消融就无法与城市化的展开良性互动，“二元社会”的差距就会演变为越来越严重的断裂危机。
（2）目前用土地私有制来置换承包制的条件并不具备。从“城乡统筹”的角度来看，在城市尚无能力吸纳大部分破产小农的条件下，承包制而不是私有制必然成为农村的基本制度选择。中国政府始终没有轻率地实行土地私有化，因而在延缓了小农分化速度的同时，也缓解了由此可能带来的社会动荡。尽管这种选择在理论上是矛盾的，但在实践中确实是明智的。那些主张土地私有的学者只知道拿理论去裁剪实践，所幸决策者十分清醒，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小农经济的表现范文第4篇
1国内外研究现状
关于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研究比较普遍，国外研究主要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和英国经济学家斯旺的经济增长模型，提出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贡献”的观点，并首先把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中最具有意义、贡献最大的一个因素单列出来。罗默把知识增长和技术进步看作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首次提出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模型中除了列入资本和劳动两个生产因素外，还包括了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贝克尔主张把知识分成内生积累的一般性知识和外生的知识两部分，均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的作用。由此，他提出了劳动分工的扩展与知识的积累相互作用的理论。国内学者对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的研究主要有:黄鲁成、马丽等［1］［2］运用灰色关联度方法，分别对北京和宁夏进行分析，表明科技经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为显著。米传民等［3］运用灰色关联法研究江苏，表明科技人员投入对经济增长有着更为显著的推动作用。朱春奎、王海鹏［4］［5］通过建立不同时间序列的科技投入和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的误差修正模型，分别揭示了财政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均衡关系，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王贻志等［6］把科技投入变量引入到生产函数中，测算出上海市各行业的科技投入的贡献率。罗佳明等［7］运用广义差分回归分析测算出1953～2001年间科技投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17.16%。王宁、刘黎明等［8］对未来农业科技投入总量进行灰色预测，研究表明，现有农业科技投入增长达不到国家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最低需求，必须加快农业科技投入增长步伐。本文主要利用全国和浙江2001～2008年的统计数据，通过灰色系统理论计算科技投入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灰色关联度，揭示两者之间的关系。
2浙江省科技投入现状
浙江省科技投入主要包括科技经费和科技人员等两部分。
2.1科技科技经费筹集
根据2001～2008年全国和浙江统计年鉴、科技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的数据发现，科技经费筹集额名义增长率一直都高于第一产业产值增长。从统计情况中看，全国科技经费筹集额从2001年2589.4亿元到2008年9123.8亿元，增长了3.52倍，同时期第一产业产值增长了2.15倍，相比全国科技经费筹集额增长情况，浙江省在2001年至2008年，增长了5.43倍，而第一产业产值只增长1.66倍。各项指标都呈现一直增长的趋势，不过增长速率有快又慢，其中2004年、2007年全国科技经费筹集额和第一产业产值出现较大波动，2004～2006年浙江省出现较大波动。总体来说，科技经费筹集情况较好，科技经费筹集增长和第一产业产值增长并不总是同步，甚至有些年份出现了增长降速，主要是因为从科技投入到转化为生产力有一个滞后性，一般在科技投入高增长两到三年后，经济增长效益才能得到体现。2001～2008年的科技经费筹资和农业经济增长情况也说明浙江省重视科技投资，科技发展的研发后劲比较充足(表1)。
2.2科技研发费用的投入情况
科研经费的筹集额说明社会科技投入状况，但其中并没有完全使用在科学研究领域，而社会科学研发经费(R＆D)更能说明科技投入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由于农业领域R＆D数据统计收集存在一定困难性，所以本文主要是对全国和浙江省2001～2008年R＆D经费支出和农业经济增长进行的统计。(表2)从表2我们可以看到，(1)2001～2008年间，全国和浙江省R＆D经费支出都曾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其中全国的增长率较为平稳。2004年，全国和浙江省R＆D和第一产业的名义增长率都达到最大，特别是浙江省，R＆D达到48.59%。从另外角度也说明科技研发投入的快速增加能显著带动经济的增长。(2)2001～2008年间，全国R＆D经费支出平均增长率达到23.7%，浙江省的平均增长率为34.19%，而同时期第一产业产值增长率分别为11.83%和7.57%，R＆D投入远远高于第一产业产值增长。(3)浙江省R＆D经费支出对第一产业产值的增长推动作用远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2.3科技人员投入情况
科技人员是科技创新的主体，在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中起着决定作用。2001～2008年间浙江省科技人员数平均增长达到17.24%，不同年份科技人员数增长率差异较大。2005～2006年浙江省科技人员数增长十分突出，主要与浙江省政府的科技人才政策相关。全国的科技人员数量从2004年后稳步增长。(表3)
3科技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分析
灰色系统理论主要用于控制和预测，现在已经广泛地应用在经济、社会等研究领域。灰色理论以“部分信息已知，部分信息未知”的“小样本”、“贫信息”不确定性系统为研究对象，通过部分已知信息的生成、开发，通过分析各种因素的关联性及其量的测度，实现对系统变化规律的认识。基本思想是根据数列曲线几何形状的相似度来判定其联系的紧密程度。曲线约接近，数列之间关联度就越大，反之则小。
3.1数据来源与处理
由于系统中各类因素数据因计算单位不同而差异较大，不便进行比较或难以得到正确的结论，所以在进行灰色关联分析时，一般要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无量纲化通常采用均值法和初值化法，本文采用初值化进行处理。以全国和浙江省2001～2008年序列数据为基础，分别建立灰色关联模型，其中全国和浙江省的第一产业生产总值用X0和X'0表示;研发R＆D经费支出用X1和X'1表示;科技经费筹集额用X2和X'2表示;科技人员的投入用X3和X'3表示。X0和X'0是母序列，X1和X'1，X2和X'2，X3和X'3是子序列，建立序列表，经无量纲化处理后，形成相应的母序列和子序列(表4)。计算公式如下:X(k)=X(k)/X(0)(k=1，2，3，…n)(1)
3.2科技资源投入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联分析
我们利用灰色相关系数计算模型:ηi(k)=minmin|x0(k)－xi(k)|+ρmaxmax|x0(k)－xi(k)||x0(k)－xi(k)|+ρmaxmax|x0(k)－xi(k)|(2)对全国和浙江省的科技资源投入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联度进行计算。式中|x0(k)－xi(k)|为第k个点x0与xi的绝对误差，k=1，2，…，ni=1，2，3。将无量纲化后的比较数列与差值数列进行差值计算，列出对应差数列表，然后再求出minmin|x0(k)－xi(k)|和maxmax|x0(k)－xi(k)|。其中，min|x0(k)|是第一级最小差，表示在xi(k)序列上找各点与x0(k)的最小差，即跑遍k选最小者。minmin|x0(k)－xi(k)|为第二级最小差，表示在各序列找出的最小差基础上寻找所有序列中的最小差，即跑遍i选最小者。maxmax|x0(k)－xi(k)|是二级最大差，与二级最小差类似。各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的相应绝对差值如表5。在进行计算关联系数与关联度前，需要预设分辨系数，一般用ρ表示，取值范围为0＜ρ＜1，ρ越小，分辨率越高，当ρ=0.546时，最优。这里我们取ρ=0.5。根据上述关联系数，计算关联度，Ri=1n∑nk=1ηi(k)(3)对计算得出的关联度按大小进行排序，看各项指标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表6)上述关联度计算结果显示，全国和浙江省科技投入中的R＆D经费支出、科技经费筹资额和科技人员与农业经济都存在较强的正相关性(图1)。其中，全国R＆D经费支出对农业经济产值的相对关联度为0.6383，科技经费筹集额对农业经济的相关联度为0.7136，科技活动人员对农业经济相关联度为0.8584，相比全国，浙江省各项指标对农业经济的相关联度排序基本一致，都说明了科技活动人员对农业经济的推动力更大，浙江省R＆D经费支出和科技经费筹集额对农业经济的相关联度均高于全国水平，而科技人员对农业经济的相关联，略低于全国水平。
4结语与政策建议
4.1结语
通过上面的相关性计算，具体结论有:(1)全国和浙江省科技投入与农业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这和以往研究得出的结果相一致。(2)在R＆D经费支出、科技经费筹集额和科技人员数等因素中，科技活动人员数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更大。与全国相比，浙江省的各项指标关联度均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科技人员是技术进步的能动因素，现代农业建设过程中急需大量科技人才培养，这也是浙江省增强农业经济的主要手段。
4.2政策建议
2009年浙江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54%，农业综合生产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相比以往，浙江省农业科技贡献率确实得到了快速提高，然而在农业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贡献率与世界农业发达国家仍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他们的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已高达70%～80%。因此，要让浙江省农业发展水平真正达到先进水平，必须强化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完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农业经济增长中科技贡献率。加大农业科技资金投入。与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相比，浙江省农业科技投入较低，与沿海发达省份也有一定差距，科研、开发和推广等资金不足已经制约农业科技进一步发展。由于农业科研推广工作是一项社会公益性很强的工作，科研、技术推广经费、科研事业费主要由政府承担，这是世界绝大对数国家的普遍做法。因此，浙江省各级政府要逐步增加财政性农业科技投入，建立专项农业科技发展基金。鼓励企业、金融机构等在农业领域的投资，扩大农业科技资金来源，增强农业发展活力。
小农经济的表现范文第5篇
关键词:小农经济;三农问题;小农制;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人数己达8亿,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随着改革的深入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日益突出。三农问题不仅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也是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因此,正视并解决三农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它对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以及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小农经济问题再次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而从已有的关于小农经济的研究和论述看,如何定义小农经济?小农经济对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否需要对小农经济进行改造?如何改造?这些疑问在学者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本文主要通过对这些争论进行整理综合,以期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小农经济问题奠定理论基础。
一、关于小农经济定义的争论
要研究小农经济问题,就要清楚小农经济的定义。而在对“小农经济”含义的认识上,目前学术界存在很多的分歧。有的学者所说的“小农”只是指自耕农,而不包括依附农和佃农(刘昶,1981);有的学者则把经营地主也包括到“小农(经济)”中去(黄宗智,1986);还有的学者把中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类同于现代的“家庭农场”,并对“小农经济”这个概念的科学性提出质疑(赵冈,1994)。
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得到的小农经济的定义也不尽相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马克思从批判的角度对小农经济进行研究。他认为小农经济是历史上小生产的一种,即农业领域中的小生产。马克思指出:“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累,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可见,马克思强调了小农经济在所有制基础、组织形式、社会分工以及生产规模等方面的特点。这些特点为学者分析小农经济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框架。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也对小农经济一词进行解释。该书指出:“小农是居住在乡村并在土地上工作的人,在经济学里,‘小农’一词有时在较为狭窄的意义上用来指小农民(佃户或小自耕农),而不是农业劳动者或很大的地主。小农经济是这样一种经济,在这种经济里,主要由佃户和小自耕农来耕种”。
以前苏联学者恰亚诺夫为代表的劳动—消费均衡学派认为,小农家庭以满足消费需要为首要生产目的,劳动供给与消费满足之间的均衡是决定其生产投入和运行机制的重要因素。恰亚诺夫认为,在生产力没有发生重大变革的条件下,农民家庭农场长期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西奥多·舒尔茨等经济学家则从经济人假设出发,提出了一种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追逐利润的农民经济模式。他们认为,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农业如同在特定资源和技术下的“资本主义企业”,追求最大利润,对价格反应灵敏,其生产要素的配置行为也符合帕累托最优原则,小农经济是“贫穷而有效率”的。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指出,为小农提供现代生产要素是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而农民家庭农场的经营模式则完全可以保留下来。
我国学者对小农经济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以李根蟠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认为:“小农经济是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二重性经济。其本质内涵,一是以个体家庭为生产和消费单位,即把物质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结合在个体家庭之中;二是以直接生产者的小私有制为基础,这种小私有制包括对土地、农具、耕畜和其他生产资料不同程度的所有权。”’
朱筱新认为:“小农经济,是以家庭或家族为组成单位,在小土地分散式经营中,通过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形成的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和特定的生产与生活格局。小农经济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也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它的产生,有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根源,更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乃至人们的观念意识及文化传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李伏明认为:“所谓小农,是一个与‘大农’相对的概念,指的是它的生产规模小—一般是以家庭为单位组织农业生产,与一个人或组织是否拥有土地及拥有土地的数量无关…这就是说,无论是地主、自耕农还是佃农,只要其生产规模小,以小家庭为单位组织生产,即是小农经济。”’
通过对小农经济概念的综述,可以发现:马克思最早提出小农经济的概念,其关注点集中于所有制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的探讨,他较为准确的概括出那个历史时期小农经济的特征;恰亚诺夫的理论产生于当时苏联特定的社会环境。他迷恋农庄传统,提出了劳动—消费均衡模式;舒尔茨的理论则建立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他在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对小农经济问题进行阐释。恰亚诺夫与舒尔茨的观点虽不相同,但他们从生产动机的视角来分析小农经济的研究思路对后来学者的研究有所启示。李根蟠、朱筱新等学者都强调小农经济的内部结构,反映了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农户家庭经营的二重性特点。李根蟠的概念对小农经济的制度基础也有所涉及。
综合上边的分析,由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情或体制环境、不同的分析视角,对小农经济的定义存在争论是必然的,因此应根据具体的情况进行动态的、比较的分析才能得出合适的小农经济的定义。
二、关于小农经济的地位和作用的争论
关于小农经济的地位和作用的争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小农经济阻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应该消灭小农经济;
马克思指出:“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高利贷和税收制度必然会到处促使这种所有制没落。资本在土地价格上的支出,势必夺去用于耕种的资本。生产资料无止境地分散,生产者本身无止境地分离。人力发生巨大的浪费。生产条件日趋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规律。对这种生产方式来说,好年成也是一种不幸”。恩格斯也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发展,割断了农业小生产的命脉;这种小生产正在无法挽救地走向灭亡和衰落。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将把他们那无力的过时的小生产压碎,正如火车把独轮车压碎一样是毫无问题的”。
同时,从西方世界的发展经验来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存在,曾经严重地阻碍着市场的扩张,而没有市场的扩张,西方世界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兴起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同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普遍存在,会使资本主义企业无法雇佣到廉价的劳动力。因此,古典经济学家几乎同声谴责小农经济,要求政府强硬立法或采取其它断然措施消灭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可以说,西方世界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兴起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逐步消灭小农经济的过程。
人们根据西方世界的发展经验,同时也根据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说法,认为中国小农经济是阻碍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的罪魁祸首,或者认为由于小农经济的普遍存在,一方面促成人口不断膨胀,使人口对资源形成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生产技术难以提高,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致使小农的生活水平只能勉强维持生存,因而不可能为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提供有效的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风行一时的“停滞论”、“陷阱论”、“过密化论”等,实际上就是持这一看法的。这类理论认为,由于小农经济的广泛存在,使中国的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缺乏产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基础。
因此,只有消灭小农经济,实行规模经营,社会经济才有可能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这种观念不仅在学术界曾经广为流行,同时也为当时的政治领导人所接受。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小农落后仍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这是对民国时期主流观点的继承,也与当时对经典着作教条式的理解有关。
而程念棋认为在中国历史的各项制度中,小农经济作为一项基本的经济制度,至少已有2000年以上的历史。这种小农经济的特点就是低投人——低产出。小农经济的大量存在,加上城镇农产品市场消费人口过低,严重制约了农产品的市场化需求,从而也导致了中国历史上工商业发展空间的狭小,制约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而随着农村人口的迅速增长使中国小农经济的低投入一低产出问题变得更为严重。
长期以来,基于西方世界的发展经验以及建立在这种经验之上的种种经济学理论,人们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小农经济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和谴责,认为正是小农经济阻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使中国不能跻身资本主义,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
2、认为小农经济不仅没有阻碍社会经济的进步,反而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然而在学术探索中,学者们逐步揭示出其中的积极性因素,还观察到在特定环境中它能够适应社会需求,反映最佳的经营规模,带来普遍的繁荣。有学者提出简单从西方世界的发展经验和传统理论中来评判小农经济在中国的历史地位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始于1978年的改革,似乎使中国农业一夜之间从“一大二公”的状态又回到了小农经济的分散经营状态,30年粮食产量的历史性突破创造了“小农的奇迹”。对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对于人民公社体制在经济上的成功、产量上的增长包括人性上的认可,国内外学者、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学者都表示了肯定。
中国并不是西方世界,没有理由预先假定其历史发展经验的普适性。中国的小农并没有阻碍商品市场经济的扩张,他们是推动商品市场经济扩张的强大动力,而不是市场经济扩张的阻力。事实上,充分发挥小农经济的活力,能够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发挥巨大的作用(李伏明,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