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时滞范文第1篇

一、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方式与内容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如果从配合的形式上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

第一，政策工具的协调配合。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和财政政策工具协调配合主要表现为财政投资项目中的银行配套贷款。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还要求国债发行与中央银行公开市场的反向操作结合。也就是说，在财政大量发行国债时，中央银行应同时在公开市场上买进国债以维护国债价格，防止利率水平上升。

第二，政策时效的协调配合。在西方经济理论中，通常把政策时滞分两类三种，即认识时滞、行动时滞和外部时滞三种，其中前两种时滞又称为内部时滞。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也是两种长短不同的政策时效的搭配。货币政策则以微调为主，在启动经济增长方面明显滞后，但在抑制经济过热、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具有长期成效。财政政策以政策操作力度为特征，有迅速启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但容易引起过渡赤字、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因而，财政政策发挥的是经济增长引擎作用，只能作短期调整，不能长期大量使用。

第三，政策功能的协调配合。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功能的协调配合还体现在：“适当的或积极的货币政策”，应以不违背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为前提，这样可以减少扩张性财政政策给商业银行带来的政策性贷款风险。财政政策的投资范围不应与货币政策的投资范围完全重合。基础性和公益性投资项目还是应该以财政政策投资为主，而竞争性投资项目只能是货币政策的投资范围，否则就会形成盲目投资，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第四，调控主体、层次、方式的协调配合。由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调控主体上的差异，决定了两大政策在调控层次上亦有不同，由于货币政策权力的高度集中，货币政策往往只包括两个层次，即宏观层面和中观层面。[2，3]宏观层面是指货币政策通过对货币供应量、利率等因素的影响，直接调控社会总供求、就业、国民收入等宏观经济变量，中观层指信贷政策，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发展需要，调整信贷资金存量和增量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而财政政策由于政府的多层次性及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形成了多层次的调节体系，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宏观层是国家通过预算、税率等影响宏观经济总量，影响社会总供求关系。中观层则主要是通过财政的投资性支出、转移性支出等，调整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解决公平、协调发展等重大问题。微观层则是指通过财政补贴、转移性支付中形成个人收入部分对居民和企业的影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还可以从宏观调控目标、结构调整和需求调节方面的协调配合三方面进行分析。

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的实践分析

政府在对宏观经济调节过程中，要使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达到预期的效果，首先要根据宏观经济调节目标、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和经济管理体制的特征来选择某种财政货币政策的配合方式。政策配合是否恰当，将直接影响到宏观调节效果。

（一）改革开放以来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运行的基本轨迹

初略统计，改革开放23年间，实行“双松”政策组合的达13年，实行“双紧”政策组合9年，实行“松紧”组合只有1年，具体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改革初期（1979～1984年）。这一阶段，总体上说执行的是“双松”的政策搭配，即“松”的货币政策与“松”的财政政策的搭配。在“双松”政策模式中，银行系统通过降低存款准备率，降低利率，扩大贷款规模，增加货币供给。财政系统通过减少税收，增加财政支出，扩大社会总需求[4，5]；社会总需求因而能在短期内迅速扩张起来，对经济的发展产生强烈的刺激作用。在改革初期，特别是1984年以前，在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能力和生产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条件下，利用这种政策配合，能够推动闲置资源的运转，刺激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但是1984年以后，由于经济中不存在足够的闲置资源，“双松”政策注入大量的货币则会堵塞流通渠道，导致通货膨胀，对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

第二阶段（1985～1997年）。1985年后，一方面中央银行体制的建立，确立了货币政策作为一项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开始具有了特定的内涵和应有的作用，银行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开始得到确立。另一方面过渡投资、经济过热的症状越来越明显。在这一阶段中执行的是“双紧”的政策搭配，即“紧”的货币政策与“紧”的财政政策的搭配。在“双紧”政策模式中，银行系统通过收回贷款，压缩新贷款，减少货币供给量，从而使社会总需求在短时间内迅速收缩；财政系统通过增加税收，削减财政开支，增加财政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减少市场货币流通量，压缩社会总需求。

（二）转型时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作用的基本估价

“转型”是近几年我国经济金融改革与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任何政策措施都不能离开这条主线，并在服务服从于这条主线的前提下，实现自身的发展和完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地位作用的发挥亦离不开这个基本前提。

第一，公共财政理论及政策框架的确立，标志着政策本位的彻底回归，是转型时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的显著特征。从改革初期的大财政、小银行，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中前期的“大银行、小财政”，到90年代末期财政政" 策在治理通货紧缩过程中主体地位的确立，财政政策本身从行为而言经历了一个“强——弱——强”的过程，从职能上讲也经历了一个由金融财政到吃饭财政、由建设财政到公共财政的转轨和演化过程，公共财政理论及政策框架的初步确立及分步实施，标志着我国财政体系及建设开始与国际惯例全面接轨，是财政政策本位的彻底回归，是市场经济建设的最重要内容之一。

第二，政策搭配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必须与当时的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调控的重点紧密联系起来，相机抉择，协调推进，才能收到最好的政策效果。近二十年来，我们在宏观调控建设方面虽然有很大的成就，但仔细总结检验，宏观调控的政策绩效与预期政策目标相差较大。时至今日，尚未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宏观调控理论与政策规范，“相机抉择”变成了“随意选择”，宏观调控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后期政策目标不明确，基本处于“一松就乱，一紧就死，紧紧松松，松紧交替”的怪圈之中，滞延了经济发展的步伐和经济体制转轨的步伐。甚至在90年代末期把“实行双紧”的政策搭配作为我国既定的一项中长期宏观经济选择写入了我国的许多重要文件之中，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我们的决策部门以及理论界对宏观调控认知的肤浅，自主运用能力与水平较差。政策搭配缺乏权威部门，往往政出多门，形成政策效应的相互抵销，在1998年就呈现出了财政政策扩张效应被税收的制度收缩效应抵销，积极的货币政策效应被整顿金融秩序、治理三乱的制度收缩效应所抵销等局面，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及政策搭配框架还有相当长的距离。

第三，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呈现递减态势，在宏观调控中的主体地位有所下降。众所周知，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收入政策和支出政策，财政政策的目标是通过其收支的规模和结构来实现的。因此，政府有能力改变财政收支的规模和结构，是有效实现财政宏观调控的前提和重要保证。近几年来，我们加大了财政体制改革的力度，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收到了明显的政策效果。但是，扩张的财政政策已经持续了将近5个年头，通货紧缩的势头开始得到遏制，实施扩张财政政策的经济运行背景有了较明显的变化。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公理，继续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刺激效应要呈下降趋势。如何保持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是宏观调控体系建设、政策搭配与选择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第五，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已经形成了以“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再贴现、存款准备金”等三大传统工具和“窗口指导”为主体的政策工具体系，但由于上述工具的使用及运行尚缺乏必要的制度载体和完善的市场运行机制，利率市场化的步伐举步维艰，金融系统及金融体制存在明显的“双轨”并存特征，完善的货币政策调控机制缺乏制度保证和运作机制的支撑，货币政策效应特别是对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的修复作用，往往受制于行政或决策者能力、操作者能力的制约，特别是作为两大宏观经济政策联结的重要工具——国债在运行及市场化运行中还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尚未形成全国性的有效的国债市场，加上国债种类、期限中存在的问题，中央银行能够买进卖出的国债数量不大，因而难以达到利用国债市场进行微调的目的。为此，今后的改革应当通过完善国债的品种、期限结构，逐步建立健全国债市场，为扩大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创造条件。总而言之，只有存在一个高效流动的国债市场，才能既为财政提供巨额资金来源，又能为中央银行提供调控经济的手段，充分实现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结合的作用。

「参考文献

[2] 陈银娥。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3] 朱忠明。中国货币市场发展新论[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

[4] 巴曙松。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经济学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5] 胡海鸥。中国货币供给机制转轨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

[6] 王朝弟。转型时期中国金融热点问题探索[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时滞范文第2篇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就业；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从2011的9.2%下降到2015年的6.9%，与此同时中国的就业形势保持相对稳定，2011-2015年期间年均新增就业岗位1286万个，城镇登记失业率维持在4.1%左右。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仍将面临增速调整和结构调整的问题，而经济增速的调整将不利于总就业的增长，经济结构的调整有可能产生大量的结构性失业，因此经济增速和结构的调整不可避免地会对中国的就业产生负面的冲击。为此，中国政府应当采取恰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稳定就业形势，为中国经济增长的转型升级赢得更多的时间。但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中国的就业到底有多大的促进作用呢？现有的研究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结论。

有大量的文献研究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其中卢亮、刘新和刘星、董万好和刘兰娟、张宏亮等研究了财政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许先普、李伊涵和陈利锋、易定红和白九梅研究了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然而尚未有文献在同一个理论框架和计量模型中研究财政政策和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不仅如此，现有研究的结论存在显著的差异，甚至存在较多矛盾之处：第一，关于财政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卢亮、董万好和刘兰娟发现财政政策对中国就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刘新、刘星发现财政政策对中国就业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关于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李伊涵和陈利锋、易定红和白九梅发现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然而许先普发现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有不利的影响。

综上所述，已有的研究割裂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互影响关系，没有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以相互作用的理论框架下来估计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不仅如此，现有研究并没有对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就业效应达成一致的认识。因此，我们尚不清楚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贡献的大小，我们也不能根据现有研究的结论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为此，我们需要采用新的数据和新的研究方法评估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就业效应，以便提出更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根据1991-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本文的创新主要有三点：第一，采用新的方法――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就业效应，这是一种积极的尝试；第二，本文采用财政赤字作为度量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变量，从而更好地解决了财政政策的识别问题；第三，本文在同一个模型中估计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从而能够比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就业效应的大小，进而能够提出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与方法选择

关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现有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各不相同，因而得出了不同的研究结论。总体而言，现有研究主要采用了如下五种研究方法：第一，卢亮以凯恩斯的宏观乘数理论为基础，测算了政府支出乘数、税收乘数和转移支付乘数，进而测算出财政支出对新增就业的贡献大约为4%；第二，董万好、刘兰娟建立了一个分析财政科教支出对就业及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的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CGE），发现财政科教支出对就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对于住宿和餐饮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就业有较强的促进作用；第三，刘新、刘星估计了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与就业之间的面板协整模型，发现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对就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张宏亮估计了财政支出与就业之间的协整模型，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后财政支出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大幅度下降，而曾学文分别估计了财政支出、国债发行、货币供给与就业之间的协整模型，发现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就业促进作用不理想；第四，易定红、白九梅通过时间序列模型估计了利率波动性对失业影响，发现利率波动与失业率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第五，李伊涵、陈利锋采用了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了流通中现金量和社会信贷余额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发现社会信贷余额的就业效应大于流通中现金量的就业效应。

综上所述，已有的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宏观乘数法、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协整模型、多元时间序列的回归模型、向量自回归模型等五种方法，但是在这些方法中哪种方法更加适合于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呢？现有研究并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地讨论。事实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主要具有如下三个特征：第一，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具有动态特征，也就是说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在政策实施之后的几个时期内都是存在的；第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具有时效性，我们主要关心的是经济衰退时期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因此我们主要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短期影响关系，而不是研究二者对就业的长期影响关系；第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外生冲击的识别问题，这是因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是通过政府的外生干预而实施的，但是政府的干预过程是不可测量，从而成为遗漏变量进入了误差项，导致了内生性问题，应当采取恰当的方法识别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外生冲击。根据上述三个特点，我们认为宏观乘数法、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多元时间序列的回归模型、协整模型都不是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就业效应的最佳方法，因为前三者不能考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动态影响关系，而后者不能集中考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短期影响关系。因此，我们应当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但通常来说，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必须要解决外生政策冲击的识别问题以及样本量较少带来的估计结果不稳健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了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结果的准确性。

关于外生政策冲击的识别问题，目前主要有如下三种解决方法：第一，西姆斯（Sims）提出的短期零限制条件识别方法，这种方法也称为递归识别法，该方法假定政策变量在当期对其他经济变量不产生影响，那么结构型向量自回归模型A中矩阵A为下三角矩阵，矩阵B为对角矩阵，从而可以采用乔里斯基（Choleski）分解的方法确定矩阵A和B，但是伯南克（Bernanke）和布林德（Blinder）指出变量排列顺序对这种识别方法的分解结果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建议把政策变量排在所有变量的第一位；第二，布兰查德（Blanckard）和柯（Quah）以及布兰查德和佩罗蒂（Perotti）提出的长期零限制条件识别方法，该方法的思路是，把结构型的向量自回归模型转化为ut=A-1But=Cut的形式，然后根据残差ut与结构型冲击ut的长期关系确定矩阵C中部分元素的具体值，从而识别出政策的外生冲击，但是这种识别方法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需要预先通过经济理论和相关数据对模型中的关键参数进行估计，如果我们选取的理论和数据出现偏误，则采用该识别方法估计出来的结果将是不准确的；第三，尤里格（Uhlig）提出的符号限制的识别方法，这种方法通过设定一定时期内一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来识别政策的外生冲击，比如帕帕（Pappa）通过假定财政支出与总产出和财政赤字正相关的方法识别了财政政策的外生冲击，卡诺瓦（Canova）和帕帕通过假定财政收入与总产出和财政赤字负相关的方法识别了财政政策的外生冲击，博蒙特（Berument）等则通过假定利率与货币供给和通货膨胀负相关的方法识别了货币政策的外生冲击。

关于向量自回归模型样本量较少、回归结果不稳健的问题，已有研究致力于把向量自回归模型扩展为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从而充分利用面板数据样本量大、估计结果稳健的优点。但是，估计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面临如下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由于模型引入了因变量的滞后项而产生了内生性问题；第二，面板数据模型固有的不可观察的个体效应。霍尔茨一埃金（Hohz-Eakin）等最早把向量自回归模型扩展为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并且提出了采用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内生变量的工具变量的方法，估计了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阿雷拉诺（Arellano）和邦德（Bond）首先通过一阶差分的方法去除了横截面的个体效应，然后采用变量的水平值的滞后项作为差分变量的工具变量，最后通过广义矩估计的方法估计了动态面板模型，这种方法称为一阶差分广义矩估计。由于一阶差分会损失很多的信息，阿雷拉诺和邦德以及布伦德尔（Blundell）和邦德提出了采用前向均值差分的方法去除个体效应，然后采用水平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差分变量的工具变量，采用差分变量的滞后项作为水平变量的工具变量，最后采用广义矩估计的方法同时估计了水平方程和差分方程，这种方法称为系统广义矩估计。以系统广义矩估计为基础，洛夫（Love）和泰克尼诺（Zicchino）采用前向均值差分的方法去除个体效应，然后采用广义矩的估计方法估计了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这是最早采用广义矩方法估计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文献，其后有大量的文献采用该方法估计了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如果面板数据具有较强的异质性，那么就应当采用如下的两种估计方法去除面板数据的异质性：第一，佩斯卡拉（Pesaran）等提出的混合组均值估计方法，该方法首先对每个横截面分别进行估计，然后对各个横截面的回归系数进行加总和统计推断；第二，斯瓦米（Swamy）提出的面板随机系数模型，即假定自变量的各个横截面的系数与其均值的差服从均值为0、标准差为Ω的正态分布，多恩等（Doan）进一步假定标准差Ω服从明尼苏达先验分布，从而可以采用贝叶斯估计方法估计面板随机系数模型，卡诺瓦和奇卡雷利（Ciccarelli）以及卡诺瓦等随后对该方法进行了发展和完善。

综上所述，我们应当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就业效应，并且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最新发展方向是外生政策冲击的识别以及面板向量自回归的估计。在本文中，我们采用省级面板稻菅芯坎普政策、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为了识别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外生冲击，我们采用短期零限制条件识别方法和符号限制的识别方法，为了匹配省级面板数据同质性较强的特征，我们采用广义矩估计方法估计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

三、计量模型、估计方法与数据

1.政策冲击的识别

为了得到稳健的估计结果，本文采用了两种识别政策冲击的方法：第一，借鉴短期零限制条件识别方法，我们把外生性最强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变量放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中各变量的最前面，把内生性较强的变量――国内生产总值、工资、就业――放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变量之后；第二，根据符号限制的识别方法，财政赤字比财政收入、财政支出更适合于测量财政政策，因此本文不再使用财政收入或者财政支出作为测量财政政策的变量，而是采用财政赤字作为测量财政政策的变量。不仅如此，我们还引入了财政支出的相对增长率，即财政支出与收入的增长率之差来识别财政政策冲击，这是因为财政支出的增长率高于财政收入的增长率，财政支出的相对增长率提高，就意味着政府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反之亦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货币政策涉及货币供给和利率两个方面的变量，而且我们不能对这两方面的变量进行简单的整合，因此本文未能参考符号限制的识别方法识别货币政策冲击，而是把货币供给变量和利率变量共同带入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中，以研究货币供给和利率对就业的影响。

2.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假定yt是企业t期的总产出，λ是企业t期的生产技术，Kt是企业t期使用的资本，Et是企业t期的就业量，Pt是t期的除利率之外的其他政策变量，根据巴罗（Barro）对生产函数的设定方式，把除利率之外的其他政策变量Pt引入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得到生产函数yt假定wt是t期劳动者的工资rt是t期的利率，根据利润最大化条件得到就业函数Et=根据就业函数，影响就业的主要变量有总产出、工资、利率以及除利率之外的其他政策变量。

在本文中，测量总产出的变量是国内生产总值GDP，测量就业的变量是总体就业EMP和城镇就业EMPu，测量工资的变量是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工资WAG，测量利率的变量是一年期贷款利率尺，测量财政政策的变量是财政赤字BD和财政支出的相对增长率BDG（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的增长率之差），测量货币政策的变量是货币供给MO、M1、M2以及一年期贷款利率R。对于上述各变量还有如下四点说明：第一，总体就业EMP和城镇就业EMP的数据来源于各省市历年的统计年鉴，其他数据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中国统计年鉴》（2009-2015），同时由于《中国统计年鉴》只提供了1991年以后的货币供给M0、M1、M2的可比价格增长率的数据，因此本文中各变量的样本区间为1991-2014年；第二，根据林（Im）等提出的面板单位根检验，我们发现变量EMP、EMP、GDP、WAG、MO、M1、M2以及这些变量的对数均存在单位根，因此本文采用这些变量的增长率EMPG、EMPG、GDPG、WAGG、MOG、M1G、M2G，而财政赤字BD不存在单位根，因此本文采用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第三，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一年期贷款利率R是全国年度时间序列数据，样本期间为1991-2014年，样本量为24个，而其他变量是1991-2014年期间的省级面板数据，样本量为31x24=744个；第四，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u的最大值为44.74，最小值为-21.84，因此该变量存在不合理的异常值，我们对EMPG进行了2%的缩尾处理。本文采用的各变量的名称、定义、数据来源、计算方法、描述性统计，参见表1。

3.模型的设定与估计方法

从理论上讲，我们应当把测量货币政策的四个变量MOG、M1G、M2G、R带入同一个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中，但是变量MOG、M1G、M2G、R是全国时间序列数据，并且变量MOG、M1G、M2G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如果把这四个变量带人同一个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中，则该模型不能被估计出来。因此，我们把变量MOG、M1G、M2G分别带人下面的三个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中：

因为省级面板数据具有较强的同质性，所以本文采用阿雷拉诺和邦德以及布伦德尔和邦德提出的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估计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程序来自洛夫和泰克尼诺提供的Stata命令。

四、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

在估计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之前，我们需要进行以下三个方面的检验①：第一，根据林（Im）等提出的面板单位根检验，我们发现，变量EMPG、EMPG、WAGG、GDPG、lnBD、BDG、MOG、M1G、M2G、R都是平稳的变量，故而适合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估计；第二，根据BIC、AIC、HQIC三个信息准则，我们发现，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1a）、（1b）、（1c）的最优滞后阶数为五阶，但是采用五阶滞后得到的估计结果和脉冲反应图效果不理想，所以我们把最优的滞后阶数调整为三阶，把各内生变量的工具变量的滞后阶数调整为四阶；第三，根据稳定性检验，我们发现，九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都是不稳定的，其原因是模型中加入了MOG、M1G、M2G、R四个时间序列变量，如果要得到稳定的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就必须去除这四个变量，然而这将导致我们不能考察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不能比较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影响的大小关系，为了避免这两方面的不利影响，我们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中保留了MOG、M1G、M2G、R四个变量，同时采用bootstrap的方法对估计结果进行1000次的蒙特卡洛模拟，以尽可能地消除模型的不稳定对估计结果的影响。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的研究重点是，根据估计方程得到残差的方差协方差矩阵，然后再对方差协方差矩阵进行分解，进而得到相应的脉冲反应图，限于篇幅的限制，我们没有给出所有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仅给出了基于计量模型（1b）的回归结果，参见表2。如表2所示，模型中有较多变量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因此可以对估计方程的方差协方差矩阵进行分解，并得到相应的脉冲反应图。

1.财政赤字、货币供给增长率、利率对就业的影响分析

根据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1a），我们可以得到总体就业增长率EMPG、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u，对财政赤字对数lnBD、货币供给MO的增长率MOG、利率R的脉冲反应图形，参见图1。

如图1所示，总体就业增长率EMPG对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货币供给MO的增长率MOG、利率尺的脉冲反应图分布在[-0.4，0.4]的区间之内，而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u对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货币供给MO的增长率MOG、利率R的脉冲反应图分布在[-0.5，1.5]的区间之内。这表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总体就业的影响较小，而对城镇就业的影响较大。这是因为，总体就业包含了农业从业人员，而农业从业人员具有稳定、不受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的特征，故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总体就业的影响较小，而城镇就业容易受到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故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的影响更大。鉴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总体就业的影响较小，本文不再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总体就业的影响，而是集中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的影响。

图1下方的三幅子图显示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的影响：第一，在四年以内，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增加财政赤字能够有效地促进城镇就业的增长；第二，货币供给MO的增长率MOG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的影响在零水平线上下波动，且在较多情况下为负数，这表明，提高货币供给增长率MOG对城镇就业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三，提高利率R，在两年以内对城镇就业增长率有正向影响，在两年以后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Q有负向影响，这意味着，降低利率R在两年以内对城镇就业增长率有负向影响，在两年以后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u有正向影响。上述结论表明，在经济衰退时期，采取降低利率的政策在短期对城镇就业有不利的影响，这是因为降低利率就降低了企业使用资金的成本，这将促使企业采用相对更加便宜的资本来替换劳动，从而降低了城镇就业，而降低利率的政策从长期来看对城镇就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是因为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可以刺激消费和投资，提高企业的利润空间，促使企业扩大生产规模，进而促进城镇就业增长。

总体而言，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能够在短期内对城镇就业产生很强的促进作用，而增加货币供给MO的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降低利率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对城镇就业有负向影响，因此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城镇就业的促进作用大于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的促进作用，这一研究结论与曾学文的研究结论相似。

为了观察和比较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对城镇就业的影响，我们估计了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1a）、（1b）、（1c），并得到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u对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货币供给增长率M0G、M1G、M2G、利率尺的脉冲反应图形，参见图2。

第一，如图2第一列所示，在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分别与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搭配使用的情况下，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的影响分布在[-0.5，2]的区间，而且在四年内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城镇就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如图2第二列所示，货币供给增长率M0G、M1G、M2G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u的影响分布在[-0.5，0.5]的区间之内，且围绕零水平线上下波动，这表明增加货币供给M0、M1、M2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三，如图2第三列所示，在降低利率尺的货币政策分别与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搭配使用的情况下，利率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的影响分布在[-0.5，0.5]的区间之内，且在两年以内基本为负数，在两年以后为绝对值较小的正数，这表明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的促进作用有限，且具有滞后性。

综上所述，当扩张性财政政策分别与增加货币供给M0、M1、M2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搭配使用的时候，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城镇就业有及时、强健的促进作用，增加货币供给M0、M1、M2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降低利率尺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只有在两年以后才会对城镇就业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我们的研究结论与卢亮、董万好、刘兰娟、曾学文的研究结论相似，与许先普的研究结论相反。

2.财政支出相对增长率、货币供给增长率、利率对就业的影响分析

为了检验上述研究结论是否稳健，我们采用财政支出相对增长率BDG作为测量财政政策的变量，根据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2a）、（2b）、（2c），得到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对财政赤字相对增长率BDG、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以及利率尺的脉冲反应图形，参见图3。

如图3第一列所示，在财政赤字相对增长率BDG分别与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搭配使用的情况下，财政赤字相对增长率BDG对城镇就业增长率的不同影响分布在[-0.5，1.0]的区间之内，且在三年以内为绝对值较大的正数，在三年以后为绝对值较小的负数，这表明，不论与何种增加货币供给的扩性货币政策搭配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城镇就业均有显著的、较强的促进作用。

如图3第二列所示，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对城镇就业增长率的不同影响分布在[-0.5，0.5]的区间之内，且围绕零水平线上下波动，这表明，增加货币供给M0、M1、M2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如图3第三列所示，在降低利率尺的货币政策分别与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搭配使用的情况下，利率对城镇就业增长率的影响分布在[-0.5，0.5]的区间之内，因而对城镇就业的促进作用有限。具体而言，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在两年以内对城镇就业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在两年以后对城镇就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在四年以内对城镇就业的累计净促进作用趋近于零。

总而言之，当采用财政支出相对增长率作为测量财政政策的变量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得到如下基本结论：扩张性财政政策在短期内对城镇就业有很强的促进作用，增加货币供给M0、M1、M2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降低利率的扩张性货币政策至少在两年以后才会对城镇就业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

3.财政赤字、货币供给增长率、利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经济增长和就业稳定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两个重要目标，如果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与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差异，那么宏观调控政策就应当在促进就业和保持经济增长两个政策目标中有所取舍。因此，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提出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根据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1a）、（1b）、（1c），我们得到经济增长率GDPG对财政赤字对数lnBD、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利率尺的脉冲反应图形，参见图4。

如图4第一列所示，在财政赤字对数lnBD分别与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搭配使用的情况下，财政赤字对数lnBD对经济增长率GDPG的影响均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且三年内为绝对值较大的正数，三年后为绝对值较小的负数，说明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如图4第二列所示，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对经济增长率GDPG的影响呈现出“几”字型的变化趋势，而且在三年以内为绝对值较大的正数，在三年以后为绝对值很小的负数，这说明增加货币供给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也有很强的促进作用。

如图4第三列所示，当降低利率R的货币政策分别与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搭配使用的情况下，降低利率R在两年以内对经济增长率GDPG有较强的负面影响，在两年以后对经济增长率GDPG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这说明，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小，而且需要滞后两年的时间才能凸显出来。这是因为，在经济萧条时期，企业和消费者对经济前景的预期趋于悲观，降低利率不会迅速地刺激消费和投资的增长，反而促使企业采用资本替换劳动，因而在短期内对就业和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如果在较长的时期实行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则可能提高企业的利润空间，促使企业扩大生产规模，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和就业。

综上所述，增加财政赤字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及增加货币供给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均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但是降低利率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限，而且需要滞后两年的时间才会凸显出来。

4.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分析

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中，更换变量的排列顺序对模型的分解结果有一定的影响。为了检验变量的排列顺序对本文研究结论的影响，我们重新估计了更换变量排列顺序的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3a）、（3b）、（3c），并得到相应的脉冲反应图①。我们发现，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的促进作用依然是最强的，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远小于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a的促进作用，降低利率R只有在两年以后才会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Q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在更换变量的排列顺序之后，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主要发现如下四点结论。

第一，由于农业从业人员对经济周期和宏观调控政策不敏感，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中国总体就业的影响很小，但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中国城镇就业的影响较大，因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应当着力于促进中国城镇就业的增长。

第二，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中国城镇就业有及时的、强健的促进作用，不仅如此，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也有很强的促进作用，因此扩张性财政政策能够在短期内稳定就业形势并恢复就业增长，是经济衰退时期保就业、稳增长的最重要的宏观调控政策。

第三，增加货币供给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中国城镇就业的促进作用非常有限，然而增加货币供给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有很强的促进作用，因此在经济衰退时期可以采用增加货币供给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但不宜采用增加货币供给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促进就业。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时滞范文第3篇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物价影响；效果；方法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我国进行宏观经济调整的重要手段，对于物价有着极大的影响，如果政府能够做好两者之间的配合，就能够有效控制物价上涨，并预防通货膨胀风险。因此，我们将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概念和调控方法进行分析，并探索其与物价的影响与关系。

一、财政政策及调控手段

财政政策是我国政府在一定的时期内，按照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任务，而对财政工作进行的指导，能够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对整体需求进行调整。从财政支出上来看，增加政府支出能够对消费总需求进行刺激，从而增加国民总体收入；反之，如果对消费总需求进行压抑，会使得国民收入降低。从税收上来看，增加政府税收，会对消费总需求进行抑制，使得国民收入降低；反之，降低政府税收，会对消费总需求进行刺激，从而使得国民收入增加。当前，我国财政政策的调节手段，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是通过国家预算的方法，确定预算收支规模和平衡状态，对收支结构进行安排和调整，使其能够与财政政策目标相符合。第二，是通过税收的方法，对税种和税率进行确定，确保国家财政收入，对社会经济的分配关系进行调节，从而使国家的财力能够满足政治经济职能的需求，实现我国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并实现社会公平分配。第三，是通过财政投资的方法，由国家来进行预算拨款，对预算外资金的流向进行引导，从而能够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进行壮大，从而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第四，是通过财政补贴的方法，我国政府对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和政策需求进行了解，使用财政转移的方式直接或者间接对一部分群众进行财政补贴，从而能够安抚民心，起到促进经济和谐、稳定发展的目的。

二、货币政策及基本目标

货币政策，主要指的中央银行为了实现既定的目标，运用很多工具来货币供应量进行调节，从而使得市场利率发生变化，再通过市场利率的变化来对民间资本投资产生影响，最终对整个消费总需求进行影响，从而实现宏观经济运行的各种调整。货币政策对总体需求进行调整有其“三大法则”，即法定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和贴现政策。货币政策有其最终发展目标，具体来说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是物价趋于稳定。物价稳定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最基本目标，物价稳定的本质就是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对物价的稳定与否进行判断，主要从三个指标来进行探讨，一是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数，即GDP。二是物价消费指数，主要对消费者的日常生活支出进行反映。三是批发物价指数，是将批发交易作为对象，对物价的发展情况进行掌握。第二，是实现充分就业，确保有能力进行工作，并且有意愿参加工作的人员，都能够根据自己的需求和能力水平，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如果国家失业率过高，就会造成了生产浪费，给社会经济增长带来消极影响。造成失业率过高的因素主要有需求因素和摩擦性失业、季节性失业、结构性失业这四个方面。西方经济学家认为，除了需求不足造成的失业之外，其他种种原因造成的失业是无法避免的，因此我们应注重对需求的良性引导，从而尽可能实现充分就业。第三，是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主要目标是让国民生产总值保持在比较合理的增长速度上。经济增长与各项因素都有着直接的联系，需要各项要素的综合作用，如人力资源、资金资源、物质资源等等。中央银行作为国民经济中的货币主管部门，直接对其中的资金资源进行影响，从而对资本的供给与配置产生巨大的作用。

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我国物价影响效果的比较

1.政策制定主体不同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比较来说，两者的制定主体不同。财政政策的制定主体是政府，很多决策都需要从政治层面进行考虑，其次再对经济层面进行考虑，社会经济的不稳定会直接对政治的稳定性起到影响。而货币政策的制定主体是中国人民银行，在很大程度上，中国人民银行也是受政府的影响，很多政策的制定有政府的授意，主要通过对货币供应量来影响利率，从而直接对消费进行引导，对物价产生影响。由于政策制定主体不同，使得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于物价的影响有着明显的区别，财政政策直接对物价进行影响，而货币政策对物价的影响具有一定的隐蔽性。

2.对物价影响的时间滞留不同

两者对于物价的影响，产生的时间滞留的不同。由于财政政策都是直接并对物价产生影响的，因此几乎不存在时间滞留，并且在制定和实施财政政策的时候，受到的阻力比较小。而货币政策对于物价的影响是具有渗透性的，当中国人民银行意识到经济中产生问题，再到制定货币政策，再到货币政策的实施，其中存在着比较漫长的时间，其对于物价的影响相对来说比较缓慢。因此，财政政策对于物价的影响比较直接，几乎不存在时间滞留，而货币政策不管在内部政策制定还是在货币政策实施的时候都存在着一定的时间滞留问题，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因此对于物价的影响没有那么直接。

3.对物价影响的灵活性不同

由于财政政策的实施比较直接，中间不存在着什么时间滞留，并且其指定政策的主体是政府，因此在实施过程中比较直接，因此，财政政策在物价影像中的灵活性比较高，并且其作用比较明显，当下就能够看出影响效果。而货币政策的时间滞留比较长，其政策制定的主体是中国人民银行，虽然在政策制定的时候受到政府的授意和影响，但是其实施过程比较漫长，效果在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够显现，因此货币政策对于物价影响的灵活性并不高。在财政政策实施之后，政府可以通过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增加对重点工程项目的投资，来实现消费总需求的增加，从而对物价起到一定的影响。

四、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互配合，保障我国物价的平稳

为了能够使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够共同在物价稳定方面产生积极影响，实现二者的相互配合，保障物价的良性、平稳发展，我们应从政府层面和央行层面进行分析，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提出合理性建议。首先，我们应加强政府层面的监督和管理，在财政政策制定完毕之后，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做好对财政政策实行过程中的监督和管理工作。并且，在政策实施的过程中，需要各级政府的共同配合、共同监督和管理，一旦在财政政策执行中发现问题，就要积极进行解决，确保财政政策能够在物价稳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由于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需要很多部门来共同进行协调与合作，才能够使财政政策的效果得以呈现，并且切实对物价产生影响，因此，在各部门进行协作的时候，应注重对行政效率的提升，使其能够尽快发挥最终，从而在物价稳定上产生作用。其次，我们应做好对央行工作的管理，注重提高其工作效率，并且使货币政策的制定、执行都在透明、公开、公正的环境下进行，并且保障央行的独立性，使其尽可能多受经济因素的影响。在实施货币政策的过程中，央行要根据经济情况的不同，来对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并且要做好对商业银行的监督，确保货币政策能够实现贯彻执行，达到相应的政策目标，从而能够对物价产生一定影响。当前，我国的金融市场依然处于需要提升的阶段，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有着明显的区别，使得央行的各种市场操作存在着一定困难，有的机制在执行方面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将会使得时间滞留更加延长，从而给整个政策带来消极的影响。因此，我们应重视对金融市场的发展，使其更加繁荣，从而有利于央行货币政策的实施。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时滞范文第4篇

田芬（1986-），女，湖南张家界人，贵州财经大学2011级国民经济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民经济的增长与管理。

摘要：本文在探讨货币政策与我国通货膨胀及真实GDP传导机理的基础上，通过建立SVAR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的方法，分析了货币政策冲击对我国通货膨胀及真实GDP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广义货币M2增长率、通货膨胀和GDP增长率之间存在着显著地动态关系。

关键词：货币政策；通货膨胀；SVAR模型

一、引言

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动态影响是货币政策专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货币政策的调节过程是通过货币总量、总产出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动态作用来实现。因此，通过一个向量动态模型可能会更精确地反映出通货膨胀在一个互动的系统内受到一个随机冲击后持续的时间跨度，从而清晰地表现出通胀惯性的货币政策滞后效应。

二、VAR和SVAR模型分析框架

VAR模型的推广始源于著名计量经济学家Sims1980年的著名文献。此模型是多个方程的联立，模型中每一个方程的内生变量对整体模型的全部内生变量滞后项进行回归，估计全部内生变量的动态关系。VAR模型表示为：

即便VAR模型广泛应用于多元时间序列中，但因其当期相关关系隐藏在误差项的结构中，各种信息之间可能会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导致脉冲响应函数的经济含义模糊不清。然而采用结构VAR模型（SVAR）包含了变量当期之间的关系，能够显示出隐藏在模型误差当中无法解释的相关结构，通过对模型做一些简单假设，能够更好地提供模型系数的结构解释，其方法是通过对数据施加约束条件对变量的冲击进行识别，并得到相关变量对系统冲击的反应方向与强度。

三、数据来源与模型估计

1、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本文用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增长率代表货币政策方面，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GDP增长率分别代表通胀率和真实GDP。设变量LNM2、LNCPI、LNGDP分别表示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增长率，通胀率和GDP增长率的自然对数。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网站。在数据统计中选取了1997第一季度至2011年第四季度共60个数据。

2、序列平稳性检验

为了保证该模型的有效性，防止出现“伪回归”现象，须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序列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LNM2、LNCPI及LNGDP序列均不能拒绝有单位根的假设，为非平稳序列；一阶差分后的序列LNM2、LNCPI和LNGDP在1%的显著水平下均拒绝有单位根的假设，为平稳序列。

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是利用了VAR模型来进行系数显著性检验，可以用来检验某一个变量的所有滞后阶项是否对另一个或几个变量的当期值有影响。通过检验可以得出结论：GDP的增长率与CPI表现出较强的“因果关系”。

4、VAR模型估计

估计VAR模型，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滞后期的确定。滞后期太少，不能完整地反映变量间动态关系，滞后期过多会导致自由度减少，影响模型参数估计的有效性。滞后1-5阶VAR模型最优自回归阶数P的检验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五个指标中有四个显示为滞后二阶，采用“多数原则”，即超过半数以上的可用判断准则指向的滞后期数。因此，该模型选用的滞后期数为二期。

则估计出的VAR模型为：

五、基本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结构VAR模型对1997一2011年的货币政策变量和宏观经济变量进行了实证研究，由SVAR模型关于各内生变量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情况来看，广义货币M2增长率、通货膨胀和GDP增长率之间存在着显著地动态关系。国家货币政策的实施，对宏观经济变量当期的变动影响要小于对于他们滞后期的变动影响效应。鉴于货币政策在传导机制上具有滞后的作用，在调控把握宏观经济变量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到滞后期的范围以及国内对于政策实施的预期效应，才能更好的稳定市场。（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刘金泉、刘志强，中国货币政策非中性[J].吉林大学学报，2002.

[2]刘斌，我国货币供应量与产出、物价间的互相关系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02.

[3]张成思.金融计量学——时间序列分析视觉[M].东北.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时滞范文第5篇

纵观美国在滞胀时期、20世纪90年代及本次次贷危机中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得出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对经济发展特别是危机的挽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国应为两大政策建立便捷高效的磋商机制，创建周期频率能够相互吻合的政策工具。

关键词：

美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启示

一、滞胀时期美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

（一）滞胀时期美国的财政政策

1.“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核心内容是对国内工资、物价和租金直接进行管制，从1971年8月中旬起的90天内为冻结期，目的是“制止工资—物价的螺旋上升，减弱通货膨胀的心理预期”，还专门成立了生产费用、工资、物价三个委员会专司其职。“新政”暂时地遏止了通货膨胀，但长期来看物价管制在一定程度上掩盖而不是削弱了通货膨胀率，因为各企业按管制的价格对产品进行偷工减料。

2.“微观税收政策”。1974年8月福特继任总统，为了应对严重的“滞胀”局面，他采取了微观税收政策，即通过调整税率级别，改变税收结构，而不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来影响各生产要素(生产部门和个人)的收入。该调整方法主要是提高各种消费税率，降低所得税率，以增加储蓄与投资，一方面遏止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又可缓解危机与失业。福特政府的微观税收政策未能削减财政赤字，赤字从1973年47亿美元增至1974年451亿美元，1975年又增至665亿美元。这样，增长的财政赤字就抵消了税收政策与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并促使经济衰退恶化。

3.“减税—拨款”政策。1976年卡特就任总统。当时最尖锐的问题是大规模的失业，因此，卡特的施政方针把减少失业放在首要地位。其具体措施一是减税以刺激经济上升；二是拨款举办公共服务事业以增加临时工作位置。前一项措施在某种程度上起了积极作用，但却扩大了预算赤字，使1977年的赤字从450亿美元增加到1978年的618亿美元，从而加剧了美国依然存在的通货膨胀，以至于1978年又出现“双位数”的通货膨胀率；后一项措施则因拨款不多，以致收效不大。

4.“美国经济复兴计划”。“美国经济复兴计划”核心内容为“减税—减支”，即大规模削减联邦税收与支出，并由过分强调财政政策作用转向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并重。里根政府于1981年制定了减税法案，规定从1981—1985年间共减税3500亿美元，其中企业减税500亿美元，个人减税3000亿美元。个人减税中主要是减少了高收入阶层的所得税，被称之为里根的“富人哲学”。法案中还规定了加速企业折旧和投资的优惠条款，这些规定使工业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得以大幅度增加。

（二）滞胀时期美国的货币政策

1.1970—1972年末扩张的货币政策。与“新经济政策”相对应该时期的货币政策，尽管扩张程度时有不同，但整体体现为扩张状态。联邦银行的贴现率逐步下降，从1970年初的8.78%降到1971年底的4.5%；银行对大企业放款的优惠利率也从1969年6月的8.5%降到1971年底的5.25%。货币供应量也逐步增加，从1969年年均增长率3.5%提高到1970年的6%。

2.1974—1976年稳定的货币政策。与“微观税收政策”相对应的该时期的货币政策采纳了货币主义关于把货币供应量年增长率长期固定在同预计的经济增长率基本一致的政策主张，即为稳定的货币政策。1975年国会决议，美联储要按照稳定物价的方针来调节货币供应量；同年5月起美联储定期公布每年货币总量M1、M2、M3的增长率的上下幅度来安定人心。

3.1976—1979年高利率政策。与1976年卡特政府的“减税—拨款”政策相对应的该时期的货币政策为高利率政策。1978年5－10月，联邦储备银行的贴现率从6.5%逐步提高到9.5%，继而提高到10%的破记录水平。1979年保罗·沃尔克被任命为美联储委员会主席，在沃尔克主持下，开始了美国历史上最严峻的信用紧缩时期。贴现率进一步提高到两位数的12%，同时对银行的某些可控制负债规定了8%的法定准备率。

4.1980—1985年的紧缩信用政策。与“美国经济复兴计划”政策相对应的该时期的货币政策仍然为紧缩信用政策。但是到了1985年后期，为了缓解与日俱增的贸易赤字压力，里根政府开始推行低利率政策。为此，降低利率，减少外资内流，使美国汇率随贸易逆差而下降。

二、上世纪90年代美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

（一）90年代美国紧缩的财政政策整个80年代，美国经济始终受到巨额财政赤字的纠缠，为了使美国经济尽快摆脱这种困境，克林顿于1993年2月提出了振兴经济计划。这一计划的核心部分是以增收、节支方式大幅度减少财政赤字。

（1）增收。克林顿签署的削减赤字法案规定，自法案生效的5年内削减赤字4960亿美元，其中增税达2410亿美元。增税的范围主要是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

（2）节支。削减赤字法案规定，自法案生效的5年内必须压缩2550亿美元的财政支出。主要是从两方面着手的。一是精简政府机构，压缩行政费用。二是大力削减军费开支。克林顿决定在他任职期间，把布什执政时期的军费总额(约3000亿美元)砍掉500亿美元。此外，减少社会保险、医疗照顾和退伍军人的福利津贴也是节支的重要方面。

（二）90年代美国“宽紧宽”的货币政策90年代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上任以来一直在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寻求平衡。他在努力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随时提防通货膨胀的发生，而在抑制通货膨胀的同时，又非常警惕经济衰退的突发。美联储在他的领导下推行着有利于经济发展并与现行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货币政策。1993年克林顿政府推出增收节支的财政政策时，美联储为了减轻这一紧缩政策短期内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及时降低了利率以刺激企业投资。1995年，克林顿政府推行的新经济政策已见成效。但是，当时美联储认为，对新技术年复一年的大量投资刚刚取得回报，不能马上刹车，所以决定暂不提高利率。事实证明，美联储这一决定对于经济稳定增长起了积极作用。199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的实际增长速度为4.7%，1997年第一季度高达5.8%，时为近10年来的最高速度。为防止经济过热，1997年3月25日美联储决定联邦基金利率从5.25%提高到5.5%，同年又将91天国债利率和10年期的国债利率分别由1996年的5%和6.4%提高为5.2%和6.6%。1998年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经济增长速度趋缓，91天国债利率和10年期的国债利率又分别下调为5.1%和6.1%。由此可见，为了拉长周期，实现低通货膨胀率和低失业率条件下的温和经济增长，美联储6年来推出的货币政策经历了由较为宽松到略微从紧，之后又稍许放松的过程。

三、次贷危机中美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

（一）次贷危机爆发以后美国的财政政策2008年初，美国经济进一步降温迹象明显。住房市场严重低迷和信贷紧缩持续可能导致消费开支和企业投资大幅缩减，从而使经济陷入衰退。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于2月出台了总额为168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并获得国会批准付诸实施，这项计划通过退税来刺激消费。然而，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美国金融系统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五大投资银行和十几家商业银行发生倒闭。在全球则引发了蝴蝶效应。多国银行倒闭，股市下跌，有可能引发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为防止华尔街的危机演化为波及国家各个阶层的危机，美国总统布什于10月3日在白宫签署了《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案》。根据这一方案，财政部通过购买金融机构不良资产，使金融机构获得资金以充实资本，并由此促进停滞的信贷市场恢复运转。在美国的金融救助计划当中，美国国债的最高限额从10.6万亿美元提高至11.3万亿美元，为美国政府进一步发行国债打下基础。财政部承诺为金融市场融资7000亿美元，依据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收购银行资产及资助银行的资本化。而7000亿救市方案中附加的减税计划更是减少了美国政府的财政收入，财政税收的减少更为明显。举债额度的限制加上税收的减少，使得美国政府在后续的财政政策实施上需要步步算计，举步维艰。2008财年联邦政府财政赤字达到惊人的4548.1亿美元。从以上分析看，为防止经济进入衰退状态，美国采取了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而美国政府采取的这些政策有助于缓解次贷危机给实体经济带来的不利冲击，同时减轻次贷危机给消费者带来的财富损失，增加居民的消费信心，这对美国经济的中短期是非常有利的，但由于低利率和高通胀的顾虑，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有限；庞大救市计划的实施使得美国政府外债大幅增加，加上经济不景气和减税计划导致的税收减少，美国政府财政政策的腾挪余地变小。

（二）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的货币政策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联储力挺美国经济，首当其冲实施的政策就是美联储惯用的工具———降息。2007年9月18日，美联储将基准利率从5.25%一次降低了50个基点至4.75%，宣告了降息周期的开始。到2008年10月30已经连续9降息，利率已经降低到了1%的低水平上（见表1）。调整基准利率是美联储实施货币政策的主要手段。美联储希望通过低利率来刺激经济增长，避免经济衰退。此外，为更好地促进市场流动性，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先是创立了短期贷款拍卖机制，使商业银行获得了一个从中央银行 获得短期贷款的新途径；不久又创立国债招标拍卖机制，使投资公司可以从美联储获得以往只有商业银行才能获得的紧急融资；后来还设立新机制，从货币市场共同基金购买商业票据，以改善短期债券市场流动性状况。

四、对我国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