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相关政策范文第1篇

关键词：西江经济带；低碳经济；技术支撑；制度经济

经济

1广西西江经济带概述

西江起源于滇（云南），流经黔、桂粤4省（区）23个地区160多个县市，全长2，214公里，货运量仅次于长江。西江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名称，直到广西、广东交界处的梧州汇桂江后始称西江。分布于西江流域两岸的各类矿藏达50多种，储量亿吨以上的就有煤、铁、钨、锑、铅、磷、锌、锰、石灰石、重晶石等20多种，西江自广西梧州向东流入广东省境内。西江运输通道主要以广（州）——梧（州）高速公路和西江航道为主，辅以一般公路和航空运输方式。[1]在广西，西江由连接南宁、贵港、梧州、百色、来宾、柳州、崇左市的1，480公里内河水运主通道所组成，并涵盖流经桂林、贺州、河池、玉林市等地区性重要航道1，218公里。200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作出了打造“西江亿吨黄金水道”的重大战略决策。2009年6月，自治区党委、政府又从促进广西区域协调发展出发，提出要建设西江经济带，把西江经济带与北部湾经济区发展协调起来，形成“两区一带”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2009年12月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42号）明确指出“积极打造西江经济产业集聚优势”，把打造西江经济带提升到国家战略。[2]大力推动广西西江经济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低碳经济与广西西江经济带的发展

2.1低碳经济概述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生态环境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为了推动经济增长，人类耗费了大量的自然资源，同时也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环境的恶化，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人们终于意识到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将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作为人类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面对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而来的环境问题，人们已经意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意义，低碳经济理念应运而生。

低碳经济的概念最早是由英国政府于2003年在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提出的，其出发点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避免气候发生灾难性变化。所谓“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其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追求绿色GDP ”，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最终目的是“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3]因此，低碳经济追求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在减少污染、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等方面具有显著的作用，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渠道之一。

2.2低碳经济与广西西江经济带的发展

2006年，南宁市发生环境污染事故所引起的直接经济损失20.51万元[4]，到了2008年，南宁市发生环境污染事件所引起的直接经济损失已经达到802.75万元[5],虽然说人们的环保意识越来越强了，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应该是有所减轻的，但事实却相反，随着经济的发展，为此付出的环境代价却在不断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广西西江经济带存在高污染的经济增长之路。如果我们继续以牺牲环境、耗费大量资源的方式来换取经济的增长，那么终有一天，我们将会由于无法忍受恶劣的环境以及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失去任何发展的机会。而低碳经济以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实现人类与环境的和谐统一为目标，其发展必定可以为西江经济带获得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创造条件。因此，低碳经济在西江经济带的发展势在必行。

3广西西江经济带发展低碳经济的技术和制度障碍分析

3.1广西西江经济带的绿色能源开发和利用技术有待提高

绿色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是实现低碳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广西西江经济带虽然在绿色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从总体上来说技术不够先进。广西的能源资源禀赋其实是比较丰富的，西江经济带也是如此， 包括太阳能、海洋能等等，但是由于资金不足，技术限制，对于绿色能源的开发和利用程度并不高，以水能为例，广西是西电东送的输出地之一，堪称资源丰富，但丰水季节和枯水季节差异很大，季节性短缺非常明显，供应旺季用不完，供应淡季不够用，又以沼气为例，广西农村沼气池拥有率全国第一，但如何大规模地在工业上使用这种能源还缺乏研究[6]。要实现对绿色能源的充分开发和利用，离不开先进的技术，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广西西江经济带绿色能源开发和利用技术仍需要提高。

3.2清洁生产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工作有待推进

早在2004年，广西就已经公布了《关于我区加快推行清洁生产的意见》，为广西清洁生产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这也为广西西江经济带的低碳经济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平台。经过几年的努力，广西西江经济带的清洁生产情况确实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例如，百色平果县的广西百合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实施清洁生产，三废综合利用产值1847万元，吨产品的水消耗下降了近百吨，二氧化钛回收率由76%上升到81%[7]。但是，由于研发和推广清洁生产技术需要一定的资金和人才，而广西西江经济带区域的很多企业规模并不大，缺乏足够的资金和技术人才，清洁生产技术的应用并不广泛，资源消耗比较高，污染比较严重，以制糖产业为例，位于广西西江经济带的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资金和技术方面投入较大,因此清洁生产技术的应用和推广确实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散布于西江经济带的许多小规模的制糖企业却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而存在着高污染、高消耗的问题。

3.3相关招商引资的政策在环境保护措施上仍有待完善

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正式建立，广西是我国唯一和东盟国家既有陆地接壤又有海上通道的省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对广西产生重要影响，可以推动广西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并且可以获得更多的优惠政策，吸引各类人才、资金等生产要素，这为推动广西西江经济带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但由于在招商引资的政策方面，环境保护措施还不够完善，因此发展的过程也带来了一些环境问题。

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背景下，广西吸引了大量投资，其中包括产业转移，而在这过程中，生态环境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据有关资料显示，2008年广西100万元以上利用内资中，化工、医药、制革、水泥等对环境破坏性和污染性项目均比上一年快速增长[8]。据广西水产部门调查，上个世纪80年代广西境内西江中上游干流有1，700多公里，流经20个县市，原有水产资源比较丰富，初步统计经济鱼类有近250种，但最近几十年来，由于渔业环境的逐渐恶化，渔业资源遭受严重破坏，许多主要经济鱼类资源已经难觅踪迹，鱼类资源呈现衰退的迹象，原因包括沿江地区鱼类的过度捕捞、水域污染和水工建筑等[9]。CAFTA背景下，广西西江经济带确实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相关招商引资的政策在环境保护措施上仍有待完善。

3.4促进广西西江经济带低碳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还有待完善

在与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相关的产业政策中，广西确实已经颁布了一些相关政策，有利于低碳经济的发展，例如前面已经提到的推广清洁生产技术的政策，当然还有鼓励生态工业园发展的相关产业布局政策，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促进广西西江经济带低碳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还有待完善。以产业技术政策为例，对于鼓励企业进行资源的综合利用和对污染物的处理方面，国家资源综合利用税收优惠政策，企业不易获得；排污费返还，往往用于末端治理工程[10]，要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广西制订相关产业技术政策的实施细节。

4推动广西西江经济带低碳经济发展的技术支撑和制度保障研究

4.1构建推动广西西江经济带低碳经济发展的技术支撑体系

为了推动广西西江经济带低碳经济的发展，我们试图构建一个平台式的技术支撑体系。平台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于汽车实现大批量、流水线作业的时候。据有关学者考证，亨利·福特著的《现代人（Modern Man）》中有一章详细描述了组成汽车的各子系统，探讨了为提高汽车的舒适性、易使用性、耐用性而在公司内外出现的技术，其中就用到了平台的概念（Meyer and Seliger，1998）。[11]至此，平台概念被广泛地使用到经济学研究中，出现了产品平台、技术平台等概念。其中，技术平台是指为了实现一族产品所共享的设计技术、工艺技术及生产制造技术等的整合。技术平台由不同的梯级所构成，其中处于最上层的是为实现某一产品族所必需的核心技术，如设计数字式处理彩电所必需的数字化处理芯片技术。处于最底层的是支撑其核心技术以使其能够转化为最终产品的基础技术，包括机械、加工、冲压、铸塑、成型、基础元器件制造等。两者之间的中间技术是连接基础技术和特殊技术的桥梁，它包括生产技术、组装技术等；同时还包括已被视为一般技术的过去的高技术，如彩电的彩色显示技术。一个良好的技术平台应是这三个层次的平台梯级的平衡整合[11]。鉴于此，我们构建了一个平台式的技术支撑体系以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如图1所示，体系的最上层是低碳经济的原则，也是系统的指导思想，所有的技术都要以这些原则为基础。处于中间的是清洁生产技术，是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核心技术，处于体系最底层的是将清洁生产技术运用于各个行业的具体技术，包括对绿色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技术等。这个平台式的技术支撑体系以低碳经济的原则为指导，以清洁生产技术为支柱，将清洁生产技术运用于各个行业，从而为广西西江经济带的低碳经济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4.2推动广西西江经济带低碳经济发展的制度保障研究

为了推动广西西江经济带低碳经济的发展，配合上述技术支撑体系，在制度方面，我们应该提供相应的保障。

首先，在推动相关技术的研发和推广方面，包括对于绿色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技术、清洁生产技术的研发和推广等方面，除了要制订鼓励广西西江经济带发展相关技术的政策吸引和激励相关人才之外，还要加大地方财政投入，税收优惠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通过对进行技术研发的组织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激励各行各业开展技术研发活动，减轻企业发展相关技术的资金压力，增加广西西江经济带企业投身低碳经济建设的积极性。

其次，完善广西西江经济带招商引资政策，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科学的结合。虽然为了推动广西西江经济带的发展，原有的招商引资政策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随之而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急需我们解决，今后在完善相关政策的时候，应该在环境保护方面提出更严格的限定。

第三，完善现有的与推动广西西江经济带低碳经济发展相关的产业政策。对于已有的政策法规，要对具体操作细节进行详细规定，制定实施细则，对于需要改进的地方进行修改以及补充，要不断的进行修订完善，做到与时俱进。

第四，要科学选择并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广西西江经济带低碳经济的健康运行。能源产业方面，要积极探索新能源，实现节能减排；农业方面，要大力支持有机农业的发展，引导农户在资源使用和技术运用方面尽量减少污染物的产生，从源头上杜绝环境污染问题，减少碳排放量。

参考文献：

[1] 邓伟根,孙大斌,李娜.西江产业带理论溯源与构建探讨[J].珠江经济,2005(10).

[2] 黄志光.建设西江经济带与贵港打造西江航道枢纽中心的思考[J].广西经济,2010(6).

[3] 杨艳，袁磊，赵星.低碳经济发展趋势与石油公司的对策[J].石油科技论坛,2010(1).

[4] 南宁年鉴编纂委员会编.南宁年鉴2007[R].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322.

[5] 南宁年鉴编纂委员会编.南宁年鉴2009[R].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9:220.

[6] 王殿华.广西发展规模化储能新技术的探讨[J].广西节能,2006(1).

[7] 李寒蕾，杨力刚.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循环经济的现状及对策[J].今日南国,2009(2).

[8] 辛燕.对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中的生态伦理问题若干思考-以广西壮族自治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为例[J].特区经济,2010(5).

[9] 西江上游广西内河鱼类资源仍呈衰退迹象[EB/OL].GX.xinhuanet.com.2007-01-26.

长江经济带相关政策范文第2篇

ス丶词：政府协调合作；重庆；长江沿岸中心城市；发展战略；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D625.719；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8）04-0083-06

お

一、命题的提出

ゾ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改变经济、政治格局的两大趋势。随着中国对内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中国区域合作越来越紧密，长江流域区域经济合作亦正在兴起。同时，国内外对区域合作的研究方兴未艾。

ス内外学术界就区域经济合作理论和方法的创新等进行了多种探讨和交流，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和政策主张，引起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就长江流域区域合作而言，目前理论界对长江经济带的协作研究颇多，例如重庆大学马述林、陈德编的《世纪展望：崛起的长江沿岸城市产业带》就从产业经济角度对长江沿岸城市产业进行了深入的分析［1］。现有的文献长江流域经济发展与地方政府间合作关系的研究，或者是从区域经济学的角度，或者是从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的角度进行的一般理论研究。理论界的研究为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理论指导和政策性建议。但是，这些研究对长江流域区域合作时冷时热的深层原因挖掘不够、对长江沿岸中心城市合作的障碍分析不够系统，也尚未进行构建重庆与长江沿岸中心城市政府协调合作长效机制的研究。按照法国经济学家Sandra Poncet的研究，中国国内省级间商品贸易平均关税超过了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关税水平，和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关税相当①。重庆与长江沿岸中心城市之间亦不例外。因此，如何按照总书记给重庆的“314”总体部署②，纵深扩展重庆的区域合作，提升重庆与长江沿岸中心城市政府间的协调合作发展，使重庆成为聚集各种资源要素的高地，已经成为重庆及长江沿岸各城市政府和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之一。

ピ谖颐强蠢矗实施 “314”总体部署，完全有必要加快提升重庆与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的区域合作，而这方面的研究则应尽力避免上面所提及的研究中的问题，从政治关系审视长江经济带的区域合作，系统地从理论分析、实证调查、应对策略等层面，对加快提升重庆与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能级的长效的政府协调合作发展战略进行研究。而构建长效协调合作机制的核心是要解决体制和市场壁垒这两个关键性问题，这就需要通过对政府结构、政府政策制定的考察和审视，进行制度创新，推进问题的解决。

ブ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讲道：中国“如果实行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那也是非常大的错误。我认为，应该保持政府在经济中的重要角色”［2］。事实上，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只有把市场机制和政府的作用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使经济得到快速而健康的发展。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鼓励东部地区带动和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3］，构建起强有力的重庆与长江沿岸中心城市合作发展的长效机制，依靠政府间的合作促进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在现行体制下使重庆从一个西部中心城市跨越成为全国性区域经济发展新的“引擎”，同时也使长江沿岸各中心城市又好又快发展，实现互动多赢。这便是本命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ザ、重庆与长江沿岸中心城市协调合作发展政府政策的形成与运作现状

コそ沿岸中心城市包括上海、南京、武汉、重庆、攀枝花、宜宾、泸州、宜昌、荆州、岳阳、咸宁、鄂州、黄石、石首、九江、安庆、铜陵、芜湖、合肥、马鞍山、泰州、扬州、镇江、南通、宁波、舟山、黄冈、巢湖和池州等29个市，由这些城市联结而形成的经济区域是长江流域经济带的核心，连接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处于辐射南北，带动周边的位置，是我国经济发展中最具实力、活力和潜力的中轴部分。重庆向纵深扩展区域合作，充分利用长江流域内部经济组织、加速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增强增长极功能，是加快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西部重要增长极的战略选择。长江沿岸中心城市协调合作发展的政策制定，是其行政管理行为中的一项重要活动，它关系到长江沿岸中心城市合作发展的成败，关系到各方利益的实现程度。如何依据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为核心内容的党的基本路线，落实国家生产力发展的区域布局，从居于我国承东启西、辐射南北的中心脊梁的区位优势出发，科学地制定长江沿岸中心城市协调合作发展的政策，是长江沿岸各中心城市行政管理中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

ブ谒周知，20世纪80年代，国内经济区域划分为三大板块。率先发展起来的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传播先进的技术，提供先进的技术装备，拓展产业转移，帮助和输送先进的建设人才；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比较落后，应把沿海地区的发展看成自己迅速发展的前提条件。同时，沿海地区也应把中西部地区的迅速发展看成自己迅速发展的前提条件，三个地区都应该尽可能快地发展。这就是地处东中西脊梁的长江沿岸中心城市携手合作发展政策制定的立足点。于是，1985年，由重庆市、武汉市发起以及上海市、南京市参加的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诞生了，并在重庆市召开了第一次联席会议。在第二次协调会上，成员扩展到23个沿岸中心城市，以后逐步扩充，到目前协调会成员扩充到29个市。

パ匕陡髦行某鞘懈据“自愿联合、平等互利、轮流坐庄、求同存异” 的原则，建立了以沪、宁、汉、渝四个城市为中心的协作区。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圈，大力采用先进技术，加强以机电一体化为代表的基础装备工业的发展和以计算机软件为主体的信息产业的发展 ，形成以机械、钢铁、石化等重化工业为主导、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撑的产业结构；以南京为中心的长江下游沿岸经济圈，重点发展家电、汽车、建材、化工、钢铁、造船业；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沿岸经济圈，依托武汉市和九江、岳阳、宜昌等城市，重点发展钢铁、有色冶金、汽车、石油化工、机械装备和光电子产业；以重庆为中心的长江上游沿岸经济圈，重点发展以汽车摩托车为主的机械制造业，以天然气化工为主的化工业，以新型铝材和优质钢材为主的冶金业，加强培育具有现实优势和潜在优势的电子信息、建材、食品和日化等产业。形成了依托沿岸高速公路、铁路、输气干管、输电干线、通信光缆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承接沿岸中心城市产业疏散，拓展沿岸产业布局，把长江沿岸地区建设成为全国最具实力的几大工业走廊；钢铁及有色冶金走廊、石油化工走廊、汽车与机械制造走廊、轻纺走廊和电子信息技术、现代生物技术为代表的全国最具活力的高新技术产业带。

ブ厍熳魑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城市，围绕推进长江上游经济带建设的目标，加强与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推动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一是加强与沿江城市间的双边合作，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交流机制；二是积极推动沿江中心城市企业合作，促进流域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三是推动资源共享，实现优势互补 。

ト、重庆与长江沿岸中心城市协调合作发展政府政策制定与运作的障碍及制度创新

ブ厍煊氤そ沿岸中心城市协调合作发展政策运作不可能尽快到位，需要克服重重障碍，经历一段时间的磨合才能渐入佳境。目前摆在重庆与长江沿岸中心城市各方政府面前的是：如何推动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良性发展？如何认识长江沿岸中心城市合作发展的必要性？如何看待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政策与对内对外开放政策？如何克服合作发展面临的体制约束？合作发展应该采取何种发展方向？重庆与长江沿岸中心城市合作能否获得新的进展，取决于各方能否采取正确的可持续共谋发展战略的政策制定与实施。

ォv一w体制障碍是长江沿岸经济协作面临的困境

ナ紫龋多元化政府目标的障碍。与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比较，我们的政府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政府，行业职能、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等多种职能交织在一起，其政府的目标取向既复杂而又广泛。其一是政府目标有时表现出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目标相左的取向；其二是政府目标的扭曲；其三是在原有体制下政府目标与企业目标惊人的一致。政府目标的多元性表明我们的政府还不是与市场经济、区域经济相称的政府，与市场规范有相当大的距离，在长江经济带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进程中，政府目标面临重大修正。

テ浯危市场替代的政府行为障碍。从总体上看，长江沿岸地区政府行为仍然没有摆脱一靠红头文件、二靠政策手段、三靠保护垄断这样一种行政支配的行为模式。在现实的经济运行过程中，确实存在着政府对市场的过度替代问题，一些由市场起作用的仍然由政府包办，而应由政府职能管理的却没有真正到位。

テ淙，行政体制分割、各自为政是合作的共。在现行体制下，省市还是某种程度的利益主体，行政区之间，存在着行政分割的利益分歧，存在大于合力的分力，以致这些协作区还远远没有充分发挥经济协作区的作用。提升重庆与长江沿岸中心城市合作的过程中，如何进一步打破“条条”与“块块”之间的分割、打破地区封锁，消除“诸侯经济”现象，真正树立一盘棋的思想，形成区域市场、统一市场，协调经济协作区中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テ渌模区域政府利益导向的影响。行政性分权下，在使企业生产扩张能力与市场占有控制能力不能彰显的同时，也强化了地方政府的主体作用。经济关系是经济区域分工所形成的，但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如果缺乏政府和企业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区域合作随时可能打破，经济协作关系就有可能发生变化。区域间政府的经济合作，就是各方政府通过高层联系，沟通合作信息，增强相互了解，协调经济政策，加强统筹协调，营造互利互惠、平等竞争的协作环境，“政府搭台，企业唱戏”，通过协作，促进共同发展。

ォv二w制度创新是提升重庆与长江沿岸中心城市协调合作发展的理性选择

ピ谙纸锥危要建立重庆与长江沿岸中心城市政府合作机制并确保这一机制的有效运转，直接取决于重庆与各中心城市能否建构起良性的制度环境、合理的组织安排和完善的区域合作规则。其中，制度环境是基础保障，组织安排是结构保障，行为规则是具体的激励与约束保障。在长江沿岸中心城市政府协调合作机制建构的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长江沿岸地方政府在各自的范围内进行有效的制度创新是问题的关键所在［4］。

1.良好的制度环境：制度基础的完善与体制的改革

ブ贫然肪呈且幌盗杏美唇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原则。政府作为人民利益的总代表，它支配着各种政治资源，是维系政治系统稳定的主要力量，承担着提供制度安排的主要责任。因此，长江沿岸中心城市政府合作机制的建立所需要的良好的制度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制度创新能力。

ィ1）积极推进法治建设，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长江沿岸中心城市政府协调合作机制离不开法律制度的规制。必须在政策、法规中明确禁止各地政府分割市场的行为，其条文核心应该是“不得以任何形式限制国内自由贸易”，切实建立防范惩戒分割统一市场的行为，尤其是抽象行政行为。同时要完善相应的竞争法规来阻力地方保护主义的行为。

ィ2）完善分税制。在省级政府的权限内，一是进一步合理界定各级地方政府事权，划清支出责任，并以此为基础完善税制相关规定；二是切实贯彻规范化的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制度，落实一般性补助即税收返还、专项拨款补助、特殊因素补助等；三是规范政府收入，应建立以税收为主，收费收入为辅，税费并存的财政收入运行机制，同时也为各级地方政府建立稳定的财税基础。

ィ3）建立科学的政府官员绩效评价体系。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制度背景下，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状况往往直接决定了该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经济收益。各中心城市必须建立起科学的地方官员绩效评价体系，通过其正确的方向引导，规范官员们的行为取向和行为模式，实现各地方政府行为的正常化，从而达到协调和改善政府间利益关系的目的。

ィ4）切实实现政企分开，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地方保护主义是地方市场分割性关系在资源配置中占上风的结果，它缘于地方政府对微观经济主体控制权的膨胀。而建立长江沿岸地区的开放市场，形成区域市场机制的核心之一是要形成独立运转的市场主体，使企业真正成为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

ィ5）重建地方政府竞争秩序，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重建长江沿岸区域地方政府竞争秩序，必须从以地方保护主义为策略的封闭式竞争转向开放式的制度创新为基础的制度竞争，通过制度创新来吸引资源、创新技术、促进增长，而不是通过地方保护主义来维持增长。

2.合理的组织安排：创立制度化的多层次组织机构。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的实现不但要有良好的制度环境，更要有实施具体合作事宜的组织。区域合作是通过区域合作组织进行的，区域合作组织本身的出现是制度安排创新的产物，它使区域利益主体的获利空间得以扩大或延伸，能将原来对立的利益转化为一致利益。而且这种组织的安排方式是处于动态调整过程中，它既可能是正式的，也可能是非正式的；既可能是强制性的，也可能是诱致性的。从我国实际情况和西方国家区域合作的实践来看，长江沿岸中心城市政府合作要得以真正建立，必须要在地方政府和市场中介组织两个层面上形成制度性的组织机构，实行多层面的协调互动。

ィ1）建立跨行政区的协调管理机构。地方政府是区域合作的主要参与者，如何发挥各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建立一个反映各地方政府意愿，能获得区域内各政府普遍认同，具有民主的治理结构的跨行政区的协调管理机构，是长江沿岸中心城市政府合作机制能够真正建立的关键。建立一个跨行政区的协调管理机构，应体现以下四点：一是该机构的具体组织形式，可借鉴世界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经验和做法。二是该组织的主要职能包括：组织协调实施跨行政区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大战略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以及跨区生产要素的流动等问题；统一规划符合本区域长远发展的经济发展规则和产业结构，制定统一市场竞争规则和政策措施并负责监督执行情况；协助各区市县制定地方性经济发展战略和规划、使局部性规划与整体性规划有机衔接。三是关于组织内部的功能性机构设施方面，除负责日常联络和组织工作的秘书处外，还应根据专业、精简、高效的原则设立各种专业委员会和工作小组。四是在机构的人员配置方面，应坚持公正和专业的原则，在各地方政府的经贸委、发改委、财政、人民银行等相关职能部门中抽调部分公务员，并且保证区域内各地方政府人员数量的平衡。五是该机构的治理结构适度效仿民间组织，共同协调决定有关区域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其作出的决策对区域内各政府具有普遍的约束力。

ィ2）鼓励建立各类半官方及民间的跨地区的民间组织。在现代市场条件下，应当充分重视民间组织在长江沿岸区域经济联合体中的推动作用。可以建立以各地经济专家为主体的组织，如长江沿岸中心城市间政府合作联谊会、长江沿岸区域经济共同体促进会、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社会共同发展咨询委员会等。可以充分发挥行业组织在经济共同体中的作用。这里的关键是，行业协会要突破行政区划障碍，组成跨地区的行业联盟，共同制定区域行业发展规划、区域共同市场规则，推进区域市场秩序的建立，探索区域各类市场资源的联接和整合等。还可组建跨地区股份制区域性集团公司。跨国公司是打破国家之间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最有效方式；同样，跨地区公司也是打破区域封闭格局最好的方式。因而要倡导组建各地相互参股的跨地区的超级巨型企业集团，这既是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也是打破封闭，优化资源配置，增强综合竞争力的需要。

3.完善的区域合作规则：自愿遵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长江沿岸中心城市合作规则是利益相关的域内各政府在一致同意的前提下制定的，这种规则应具有三个特点：一是规则的形成是地方政府间相互博弈的产物，体现了参与者的一致同意；二是将规则以文字的形式规定下来，有较强的制度性；三是有正式的执行机制。在长江沿岸中心城市间政府合作中，跨行政区的协调管理机构充当了各级地方政府间利益纠纷的中间人，由它们对违反规则的行为作出裁决，以一种正式化的方式维护区域合作规则。这种规则的内容应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形成区域生产力布局原则和区域产业发展规则；二是开放共同市场，促进人才交流；三是建立协调的基础设施网络，统一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统一整治和保护环境；四是建立协调与管理制度，在户籍制度、住房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改革方面加强行政协调，联手构建统一的制度架构和实施细则，以此协调各地区的政策行为；五是在招商引资、土地批租、外贸出口、人才流动、技术开发、信息共享等方面，营造无特别差异的政策环境。待时机成熟再将这些规则上升为区域发展与管理规章条例，实现区域制度架构的融合。长江沿岸中心城市政府合作规则的形成和有效运作，还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的区域利益分享和补充机制。长江沿岸中心城市合作规则要有效地发挥作用，取决于能否达致双方利益的平衡，真正实现个合作双方的多赢，这就需要有一个与此相适应的区域利益分享和补偿机制。以达到各方政府在平等、互利、协作的前提下，通过规范的制度建设来实现地方之间的利益转移，从而实现各种利益在地区间的合理分配。

ニ摹⒅厍煊氤そ沿岸中心城市长效协调合作发展政策制定与实施的长效机制运作

コそ沿岸中心城市政府间协调合作的目的，从根本上说，就是通过行政性力量基于对市场规范的共识，扫除沿江各城市间行政壁垒，促进长江流域内部要素的流动，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最终实现流域经济一体化。这一合作机制与传统体制下的地区合作与发展不同，它必须是建立在分享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合作行为。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和各地方政府利益独立化的制度背景之下，区域内各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行为是一种利益驱动下的战略选择，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框架必须是基于各地的共同利益之上，并且使区域内的地方政府意识到只有选择合作策略才能增进和分享共同的利益。因此，基于对共同利益追求的原则，重庆与长江沿岸中心城市长效协调合作发展政策制定与实施的机制运作的建构理路应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ォv一w优势互补，多方联动，在长江沿岸发展中实现共赢的政策制定目标

ピ凇笆一五” 期间，重庆市应按照中央对其加快建设成长江上游地中心城市的要求，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强化与沿江各中心城市的合作与交流，优势互补，平等互利，互为机遇，相互开放，相互带动，相互促进，实现共赢。充分发挥重庆在长江上游地区的市场、资源、资金、产业、技术和人才等方面的优势，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突出企业主体地位，提高政府服务水平，搭建企业发展平台，推动长江沿岸经济社会发展。

ォv二w开发、合作、保护并举的政策制定，整体推进长江现代物流发展，充分发挥“黄金水道” 的“黄金效应”

ノ锪鞫跃济发展的巨大贡献已被许多国家和地区所证实，就长江经济带而言，龙头上海直辖市与沿海经济带衔接，龙尾重庆直辖市与西部地区相衔接。重庆在对外开放、参与西部大开发中起着承东启西、左传右递的作用。重庆在整体推进长江现代物流发展中，应构建统一的开放市场体系，使之向西可以作为西部大开发的进军主通道，开辟广阔的大市场，获得新的发展空间；向东可以加速发展开放型经济，进而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提高市场化水平，联手解决共同关心的涉及区域间发展的重大问题［5］。但是，现代物流对长江沿岸城市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还未能充分发挥。建议建立部省市与长江协调会议制度紧密协调的合作平台和机制，共同加快沿江综合运输体系建设，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加强长江航运发展的整体规划，科学合理布局沿江港口和产业项目，建设沿江经济走廊。突出重点，整体推进，有重点有步骤分阶段地实施长江航道系统治理，提高通航能力。共同争取国家加大对长江干流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加快建设区域性枢纽港口，共同实施长江航运标准化体系。加强商贸物流合作，以集装箱运输为重点，联合建设高效、便捷、规范的长江流域大物流圈，扩大中上游地区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共同建立首尾呼应，整体联动的长江运输体系，推进沿江城市港口和物流企业通过参股、兼并、联合等多种形式加强交流合作，实现长江水运企业投资主体和产权多元化，促进长江水运企业做大做强。

ォv三w以立法、政策措施的形式确定长江沿岸中心城市间协调合作的关系，使各城市经济社会合作的活动有所遵循

バ枰通过区域规划以及其他政策手段来促使地区间联合，兴建一些可以共享基础设施，共同开发毗邻地区的资源，联合兴建一些规模经济要求高的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原材料项目等。在这方面，可以借鉴美国的田纳西河流域开发的经验，即由联邦政府出面组织设立跨地区管理机构和建立新的利益分配格局来诱导地方政府摒弃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携手共进。那么，在提升重庆与长江沿岸中心城市合作的进程中，是否也可以像田纳西河流域一样，在经济协作区范围内建立由各方政府出面组织的经济协作区发展规划协作机构。机构的最高领导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或由经济协作区中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领导兼任，各委员由相关城市部门派员参加，中央和沿江中心城市政府负责协调。当然，这不是指挥机构，而是指导协调机构。通过指导协调机构完善常规性、务实性的区域协调机制，促进重大规划的编制与实施合作，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创造条件。此外，还可以建立重庆与各中心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的通报、磋商制度。通过磋商与通报，可以从总体上协调两地的发展，有利于各自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益的提高，避免重复建设、过度竞争给经济造成损失。也可以考虑在四个中心协作区和交通干线及优先区位（比如以重庆为中心的长江上游沿岸经济圈成员）进行具体的经济一体化微观实验，共同协调出台相应的政策、地方法规，避免地方保护主义的市场准入与投资保护制度，建立避免重复征税费和反对逃税费制，建立司法协助制度，等等。

ィㄋ模极推进地方政府行政管理创新政策施行

ネ平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按照凡是可以下放的权力一律下放，凡是可以取消的收费一律取消，凡是可以精简的审批一律精简的原则，公布取消、下放、转移行政审批事项。同时，对确需设立行政许可的项目，实行规范管理、严格监督。解决多头多层执法，是推进行政管理创新的紧迫任务。按照属地管理为主、适当下移执法重心的原则，着眼于从体制上解决问题，撤销交叉重复的执法机构，明确执法行为主体。同时应开展相对集中处罚权、推进综合执法试点，待条件成熟即在更大范围推行。合理划分财权事权，是支持地方政府行政管理创新的必要条件。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是实现行政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采取多种渠道，运用多种形式，广泛地集中民智、反映民意，使决策真正建立在科学、民主的基础上。

ィㄎ澹┝手维护民工合法权益的政策制定，改善农民进城务工环境

ニ孀排謇投力转移，重庆农民工猛增到七百多万，沿江各城市农民工亦呈增势。坚持以人为本，认真解决涉及农民工合法权益的问题，成为重庆及各城市面临的共同问题。基于农民工的流动性，迫切需要重庆这个“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7年6月，国务院批准设立）抓住解决农民工问题突破口，务须与各城市共同制定政策，携手做好对农民工的服务工作。一是制定培训与就业政策，加快建立农民工培训与就业的档案制度和服务管理制度，指导解决农民在劳务合同、工资待遇、社区生活等方面发生的问题，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二是认真制定与实施农民跨地区就业和进城务工的各项政策，清理对农民务工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推进农民工医疗和工伤等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努力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法律救助、劳动争议等问题，改善农民工进城务工环境。三是制定构建公平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保障政策，建立开放式互动就业服务信息网络。

ゲ慰嘉南祝

［1］马述林，陈德敏．世纪展望：崛起的长江沿岸城市产业带［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1．

オ［2］刘洪潮，等．外国要人名人看中国［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262．

オ［3］.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Z］.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4-25.

オ［4］杨顺湘．川渝合作与发展战略研究［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6．67-176．

长江经济带相关政策范文第3篇

关键词：货币政策区域效应；非对称性；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

文章编号：1003-4625(2010)05-0057-04

中图分类号：F832.0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货币政策作为总量调控工具发挥作用的前提是货币区内的不同区域具有同质性，货币政策冲击对于异质的不同国家或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的实体经济活动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由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经济金融发展水平等不同，统一的货币政策将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等宏观经济指标上体现出不同的货币政策的效果，这将影响货币政策的整体有效性。

Scott在1955年的论文中最早间接证明了货币政策存在区域效应。蒙代尔(1961)最优货币区理论(the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认为，如果若干个国家(或地区)满足经济同质性标准就可以组成最优货币区，在最优货币区内实施统一的货币政策就不会产生货币政策效应的区域差异。Taylor(1995)，Favero和Giavazzi(1998)针对不同的EMU成员国在货币政策效应差异问题进行的研究。Miller在1978年出版了《美国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Car－lino和Defina(1999)，Owyang和Wall(2004)也撰文对美国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进行了研究，Georgopoulos(2001)也证明了加拿大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存在。

地区经济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是大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中国经济的发展也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孙天琦(2004)认为货币政策在坚持统一性大前提下，部分内容可以探索差别化，以关注区域发展不平衡。耿识博(2005)从货币乘数模型推导出货币政策区域非对称性的结论。于则(2006)采用SVAR模型和聚类分析讨论了中国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宋旺、钟正生(2006)、丁文丽(2006)等也分别验证了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存在。

本文以安徽省和江苏省作为研究对象，运用E－views5.0计量软件分析比较两个省份的产出水平与物价水平对统一货币政策反应的差异。以下内容分为四个部分，首先分析安徽省和江苏省经济金融发展存在的差异，其次是变量的选取和数据的检验，再次是采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IRF)，实证分析统一货币政策在两个区域存在效应非对称性，最后一部分是结论和建议。

二、区域经济金融发展存在的差异

(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的分析

以区域人均GDP代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可以反映出安徽和江苏两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图1分别按照当年价格和以1978年为基期的不变价格反映的全国、安徽省和江苏省从1978到2008年人均GDP的发展水平。江苏省的经济发展远远超出全国总体发展水平，而安徽省的经济发展则落后于全国总体发展水平。1978年到1997年全国的不变价格的人均GDP为787.95元，江苏和安徽的不变价格的人均GDP分别为1059.69元和526.75元，江苏省的人均GDP为安徽的2.01倍。1998年到2008年全国的不变价格的人均GDP为2635.43元，江苏和安徽的不变价格的人均GDP分别为4290.25元和1617.98元，江苏省的人均GDP是安徽的2.65倍，两省的经济发展差距在逐渐扩大。

(二)区域经济发展速度与总量经济发展速度的同步性与相关性差异

以人均GDP增长率反映经济发展速度，1979年至2008年间，江苏省和安徽省的人均C-DP名义增长率均超出了全国平均增长速度(见表1)，江苏省的增长速度高出全国和安徽的增长速度约两个百分点，安徽省的增长速度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人均GDP实际增长率来看，江苏的增长速度高出全国总体增长速度1.6个百分点，高出安徽增长速度1.57个百分点。安徽和江苏经济增长率的变异系数大于全国水平，经济增长率波动较大。江苏省经济增长速度与全国经济增长速度相关系数大于安徽省的经济增长速度与全国经济增长速度的相关系数，而两省的经济增长率的相关程度不高。

(三)产业结构存在差异

两省的产业构成有较大差异，从表2可以看到2004-2008年安徽省和江苏省的产业结构变化情况。安徽省作为农业省份，第一产业占比较大，2008年安徽省第一产业占比超出江苏省9.05个百分点。安徽省和江苏省的第三产业近五年的发展趋势相反，安徽省的第三产业占比逐年下降，而江苏省的第三产业占比逐年上升。江苏省第二产业占比最大，近五年都在50％左右，而安徽省第二产业占比在45％左右。

(四)金融发展存在差距

两个省份的金融发展水平存在一定差距。用地区金融机构存贷款之和来衡量各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以反映两省的金融发展差距。2008年年底安徽省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之和为17419.4亿元；江苏省金融机构2008年年底存贷款余额之和为65144.44亿元，江苏省的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远大于安徽省。用地区金融机构存贷款和除以地区生产总值，可以计算出两个省份的2008年的金融相关比，安徽省为1.96，江苏省为2.15，安徽省的金融发展水平落后于江苏省。表3反映了两省在银行类金融机构和证券保险业存在的差距。我国货币政策以信贷传导渠道为主，区域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差异必然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安徽和江苏两省经济金融发展存在显著的差异，对于有着不同发展特征的经济主体，总量调控的统一货币政策的效果也会因调控对象的差异产生不同的政策效果。以下内容运用实证方法计量统一的货币政策对安徽省和江苏省的政策效果存在的差异。

三、实证分析变量的选取和数据的检验

(一)变量的选取及数据的处理

本文以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作为货币政策的变量，以安徽省和江苏省的人均GDP(通过人均GDP消除各地区因人口规模差异带来的影响)和CPI代表两省的产出水平和物价水平。本文实证分析采用的数据是从1978年到2008年的年度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两个省的统计年鉴。CPI是以1978年为基期的定基物价指数，产出是以

1978年为基期的可比价格计算的人均GDP。对除了物价以外的数据均取对数，以消除异方差。

(二)平稳性检验

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现象，需要对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采用ADF检验方法检验各序列的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4。

检验结果显示，原序列均为非平稳序列，对序列进行一次差分后所得的一阶差分序列进行ADF检验显示除AHCPI外均为平稳序列，说明除AHCPI外的原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对序列AHCPI进行二次差分后进行ADF检验显示为平稳序列，说明序列AHCPI为二阶单整序列。

(三)协整检验

通过变量间协整关系检验，以判断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为了各层次实证结果的比较，实证分析中的物价水平均选择一阶差分的物价序列，反应物价的增减变化。首先，对货币供应量和安徽省的产出与物价(LM1、LAHGDP和DAHCPI)进行JJ(Johansen-Juselius)协整检验，其中LM1、LAHGDP和DAHCPI均为一阶单整序列，滞后期由AIC信息准则确定为2，检验结果(表5)显示三个变量之间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再对货币供应量和江苏省的产出与物价(LM1、LJS－GDP和DJSCPI)之间的协整性进行JJ检验，其中LM1、LISGDP均为一阶单整序列，DJSCPI为平稳序列，检验结果(表5)显示三个变量之间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也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四、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建立无约束的VAR模型来分别评价统一的货币政策对安徽省和江苏省的真实产出和物价的影响，按照AIC准则选择应该建立滞后期为2的VAR模型，经检验两个模型的单位根都落于单位元内，设定模型是稳定的。脉冲响应曲线中的横轴代表滞后阶数，纵轴代表产出或物价对货币供应量冲击的响应程度，图中的实曲线代表响应函数的计算值，虚曲线是响应函数计算值加减两倍标准差的置信区间。图2和图3是两省产出和物价对货币供应量冲击的响应曲线和累积响应曲线图。

(一)两省真实产出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响应差异

对货币供应量M1施加单位正的Cholesky标准差新息冲击，两省产出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江苏省的响应峰值出现在第二年，安徽省的响应峰值出现在第三年，且峰值大小不同，安徽省为0.019％，江苏省为0.04％，安徽省对货币供应量冲击的反应速度比江苏省慢，且响应程度也比江苏省小。就累积响应程度来看，安徽省产出对货币政策冲击第五年的累积响应约为0.044％，江苏省产出对货币政策冲击第五年的累积响应约为0.144％，远远强于安徽省的累积响应程度。

(二)两省物价水平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响应差异

对货币供应量M1施加单位正的Cholesky标准差新息冲击，两省的物价水平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安徽省的响应峰值为12.78％，出现在第二年，随后逐渐下降，前五年的累积响应为32.11％；江苏省在第三年出现响应峰值9.23％，随后下降，前五年的累积响应为29.21％。安徽省的物价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响应程度和累积响应程度都超出了江苏省的物价的变化，两省的物价水平均在第八年前后逐渐进入稳定状态，江苏省稍早进入稳定状态。

五、结论与建议

全面了解统一的货币政策给不同地区带来的不同影响是提高我国货币政策整体效应的前提。对安徽和江苏两省的实证分析结果一方面说明了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也证明了我国存在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非对称性。

(一)两个省份的产出对货币政策冲击响应的速度和强度存在差异

对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省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弱于经济发展较快的省份，因此，统一的货币政策会加大区域经济的发展差距。

(二)货币政策单位新息冲击对两个省份物价的影响存在差异

统一货币政策的冲击下，物价水映的强度不同，进入稳定状态的速度也不同。安徽省物价水平对货币政策冲击反映强烈，进入稳定状态的速度较慢；江苏省物价水平对货币政策的冲击反映强度相对缓和，进入稳定状态的速度也稍快。

(三)不同区域对货币政策冲击响应的差异与各区域经济金融发展的差异具有一致性

江苏省经济金融发展水平较高，该地区对货币政策的反应较强；安徽省经济金融发展落后于江苏省，其货币政策的效应也弱于江苏省。

长江经济带相关政策范文第4篇

明确指出“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这一重要指示精神已经成为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思想共识。但如何把思想共识落实到实际行动中，特别是落实到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市的具体发展实践中，任务十分艰巨。当前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仍面临不少困难问题，急需在改革中加以推进解决。

一、困难问题

（一）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之间矛盾尖锐

在生态建设方面，上游生态建设重点区与贫困地区高度契合，除了高原、干热干旱“硬骨头”地区之外，面临无地绿化的尴尬；中下游地区水体污染严重，治理难度越来越大，水污染的治理、水生态的修复、水资源的保护形势极其严峻。在经济发展方面，全域存在产业低端、产能过剩的情况，各地市纷纷整航道修锚地建港口，搞园区引企业办工厂，圈地皮大拆建造城镇……一些地方在承接产业转移时，饥不择食拉项目，高污染的矿产、钢铁、水泥、化工企业密集布局在长江边，部分企业无视长江水环境，污水直排、偷排问题突出，沿线水污染事件多发，水质不断恶化，长江生态系统不时敲响警钟。“黄金水道”作用的发挥与生态保护的巨大压力并存，怎样正确处理好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成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二）同质竞争与松散合作之间博弈凸显

沿江开发往往都是地方政府主导，基本上以省甚至是地市级行政区划为单位，行政色彩浓厚。沿江各地仍然存在着追求GDP的倾向，加上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诸侯经济”十分明显。目前各省市出台的有关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实施意见来看，更强调长江经济带战略实施给本地区发展带来的机遇，更强调如何以此为契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在生态建设与环境治理、完善综合交通体系、产业转型升级、推进城镇化、扩大对外开放等方面，各省市往往共识多、协同少，商议多、行动少。加上现有协调机制缺乏相应激励约束机制，往往协调多、落实少。表现在经济社会发展上，资源同争市场同抢，狭路相逢互不相让，部分地市甚至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搞政策洼地，进行恶性竞争。

（三）统筹协调与各自为政之间问题突出

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全流域管理和发展的问题，涉及生态环境保护、综合立体交通走廊、经济协调发展、产业整体布局等多方面，涉及水利部、环保部、住建部、农业部、交通运输部、发改委等管理部门以及沿江11省市。各部门各地方在规划落实中，容易出现选择性执行的倾向，甚至相互矛盾，影响执行效率。在大交通建设上，铁路、公路、港口、航道、岸线、水利、航空、管道等分别由不同部委机构管理，项目建设由不同省市具体实施，各管一段，导致省际之间、同省之间“最后一公里”问题严重，货物中转能力和效率低下。在长江环境保护上，多个部委和沿江省市都有各自职责，但职责缺乏整合、功能缺乏归集，各管各段、各行其是。各省市所处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区位优势等差异较大，都从各自角度思考问题，规划各自为政，建设自行其是。

（四）产业趋同与有序转移之间困难重重

长江经济带9省2市存在相当程度产业同构，制造业结构相似系数超过0.7，最高为上海―重庆0.89。沿江各省市产业同构化现象严重，经济互补性不强，上中游与下游的产业链未能实现分工、对接，下游地区的发展缺乏资源支撑，上中游地区的发展缺乏资金、技术支持。例如，11省市中将电子信息列为主导产业的有9个，汽车、石化、装备制造列为主导产业的有6个；安徽皖江城市带建设和湖北长江经济带开放开发战略产业定位基本雷同。产业的同构化造成同质化竞争，势必进一步导致低水平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客观上阻碍了长江经济带一体化进程。

二、原因分析

（一）缺乏协调统一、运行高效的跨区域协调机制

目前，国家层面成立了领导小组，但尚未实体化运转，经济带内虽有一些协调组织机构，但大多以协调会议和论坛的形式进行，比较松散，缺乏稳定性、有效性和权威性，未能形成省际层面的合作协商机制。开发战略基本上以省级行政区划为范围，各自为政、恶性竞争，严重影响了长江经济带发展整体工作的推进。

（二）缺乏有效调动、刚性有力的激励约束机制

国家层面尚未建立起对区域内各方行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一方面，评价激励机制缺乏，污染防治地区和污染产生地区、污染受益地区的利益分配问题，地方与地方之间横向的生态补偿问题，没有建立起合理的利益分享机制、生态补偿机制，存在“搭便车”的现象，与自己关系不大或更多面向区域整体利益和功能的事，就不做或少做。另一方面，行为约束机制缺乏，对区域内合作行为缺少有效的约束与制衡，区域内恶性竞争、恶意垄断、损人利己的不负责任行为不能及时被禁止，形成“破窗效应”。

（三）缺乏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一体化市场体系

长江经济带覆盖的11个省市，各级政府一直来出于保护本地企业、税收、就业的需求，设置了不同的市场规则，市场体系运行的方式和效率大相径庭，形成一道道“门槛”，造成了市场的割裂。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尚未实现跨地区自由流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未能充分实现，区域内一体化的现代市场体系尚不健全，对引导产业合理布局和有序转移形成了巨大的障碍。

（四）缺乏科W完备、有效管用的法律法规体系

《长江保护法》酝酿多年仍未出台，《水法》和《航道法》已经严重不适应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的需要，实践中暴露出很多问题。《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森林法》等一系列相关法律，在执行中也不够严格。需要在法律和制度上强有力保障各地间的公平竞争与合作，打破地方本位主义，消除地方行政壁垒。同时，区域内的地方法律法规和制度也要相互协调，不能冲突。

三、对策建议

（一）形成共识，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

长江经济带涉及9 省2市，历史文化、自然条件、区位优势、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各不相同，由不同省市和不同层面共同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形成共识、步调一致至关重要。要把思想统一到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上来，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加速实现长江经济带这一“发展主轴”的提档升级。

（二）聚焦重c，明确长江经济带建设的主攻方向

一是抓好生态环境保护修复这一前提和基础。要建立符合长江实际和行之有效的环保制度和修复机制，不断改善流域生态服务功能，促进长江生态环境整体持续好转。要守土尽责，各地、各部门要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区规划，明确各地区环境容量和开发强度，执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将无序过度开发逐步转向科学理性开发的良性轨道。要联防联控，完善长江环境威胁预警应急体系，建立健全跨部门、跨区域、跨流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机制，群防群治，高效协同，力争将潜在的环境污染和生态损害消除在萌芽状态。要共建共享，推动建立长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探索开发受益地区与生态功能区进行横向生态补偿，明确不同地区在长江生态保护中承担的责任和义务，逐步缩小上中下游经济社会发展的较大差距，使经济欠发达地区能够分享环境保护带来的经济效益，坚定生态优先的发展理念不动摇。

二是构建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建议将以黄金水道为支撑的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按照发展区、生态区、一般发展区、禁止发展区的功能进行整体规划，对港口、水路、公路、铁路、机场、管道等基础设施进行优化配置，构建干支统筹、水陆衔接、通江达海的立体交通网络优势。同时，推动实现交通规划、国土规划、产业规划、物流规划、城乡规划、岸线规划等多规合一，及时调整沿江各地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设计最优的开发格局，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相适应，促使黄金水道发挥黄金效益。

三是大力实施产业转型升级。长江流域严重污染的主要来源是生活污水和工业污水。需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实施产业转型升级，以环保、技术、安全标准控制高污染、高能耗企业准入，加快淘汰落后产能，逐步减少威胁长江生态的风险隐患。要紧紧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趋势，培育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推广绿色制造和智能制造，发展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新经济模式，努力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构建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产业模式。

（三）保障有力，为长江经济带建设提供坚强支撑

一是强化组织保障。分税制的优势就是保障了国家的财力，不足就是地方和中央存在着事权和财权的博弈，地方和地方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建议由中央统筹全局，高位协调，牵头推进跨行政区域的国家发展战略，提高决策效率，增强执行力度。目前在中央层面已经成立了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在国家发改委也成立了领导小组办公室，建议尽快完善工作机制，加强总体设计和督查考核，定期研究审议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年度工作要点、开发政策与专项规划、跨界重点工程项目、建设经费筹措等重大问题。9省2市也要尽快建立有效的协商合作机制，协调解决区域合作中的重大事项，汇集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

长江经济带相关政策范文第5篇

[关键词]黑龙江省；对俄电子商务；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F7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7）03-0036-05

一、新r期黑龙江省经济发展特点

（一）对资源依赖严重

黑龙江省是资源大省，长期以来依靠资源获得快速发展，石油、煤炭、钢铁、木材等产业是全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过去资源能源是黑龙江省的优势，但现在油、煤、粮、木等资源性传统产业集中出现负向拉动，成为全省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目前，石油和木材几近枯竭，中石油大庆油田由于减产和油价低迷亏损超过50亿元，大庆市出现了30年来的GDP首次负增长。全省林业已由采伐进入育林阶段，林区收入锐减，大兴安岭地区和伊春地区已成为国家资源枯竭地区。而煤炭和钢铁产业目前出现了严重产能过剩现象。以龙煤集团所在的煤炭产业为例，2015年黑龙江省煤炭产量约6700万吨，产能利用率不足65%，其中龙煤集团煤炭产量约占全省的一半。相关数据显示，自2013年以来，龙煤集团连续亏损，2013―2015年龙煤集团的净利润分别为-2341亿、-4383亿、-4673亿元，呈现扩大之势；同时，企业营业收入也从2012年402亿元，降至2013年近387亿元，等到了2015年，龙煤集团营业收入跌至202亿元。

钢铁产业也不乐观，黑龙江省冶金工业经济运行监控月报显示，2014年黑龙江省钢铁产量较2013年回落了376%，2015年全省钢铁工业累计实现工业总产值14261亿元，同比下降4010%，2015年钢铁工业累计利润总额亏损877亿元。

另外，在黑龙江省十多个地级市中，有7座属于资源型城市：“油城”大庆，“林城”大兴安岭和伊春市，“煤城”鸡西、鹤岗、双鸭山、七台河。然而，这7座资源型城市不仅面临资源枯竭的困境，而且产业布局结构高度同质化。

（二）产业结构不合理

1国企比重过大，核心业务不突出

在现有环境下，第一产业下降正说明了市场需求疲软，产业竞争力薄弱。黑龙江省号称装备制造业强省，但大部分核心企业出现了困境，哈尔滨市三大动力早已风光不在，齐齐哈尔一重更是困难重重，这些核心企业的竞争力正在下降，甚至在有些市场已经被南方兄弟企业所取代。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还是体制问题，这些核心企业均是国企，其在多年的运营中已经形成了固有的发展模式，比较保守或是默守陈规，面对变化的市场反应速度慢，其管理体制的落后无法适应市场的要求。而且，在这些产业中，国企比重过大，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非公经济比重小。我国国企与民营企业的比重平均为1∶50，而黑龙江省为1∶12，远远低于国家的平均值，这一数据也反映出黑龙江省企业结构单一，过分依赖于国有企业。这也说明黑龙江省对民间资本的利用严重不足，缺乏有效的政策和经营环境。而且这些民营企业与国企之间大多是生产经营上的依附关系，国企一旦出现困境就会出现连锁反应，企业发展的内生活力严重不足。

2能源工业比重大，高新技术产业比重小

在第二产业中，由于能源工业在黑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中“一柱擎天”，基本保持在50%以上，其只要有“风吹草动”就会影响第二产业的发展，如2015年能源工业负增长37%，导致整个第二产业的增速回落，只增长14%，低于全国平均46个百分点。除此之外，在产业结构中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那就是高新技术产业比重小。黑龙江省的研发能力在全国并不弱，省内有高等学府76个，其中985院校一所，即哈尔滨工业大学，211院校三所，同时还有各种科研单位。2012年，黑龙江省专利申请量首次突破3万件，达30610件，同比增长306%。全省有效发明专利7403件，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1933件。与此同时，全省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1779件，合同备案数量居全国第1位。2015年哈尔滨市专利申请量达24787件，同比增长101%；授权专利达12466件，同比增长343%。其中企业专利申请量为10913件，同比增长85%，占比440%；企业授权量为3772件，同比增长466%，占比303%。如此巨大的科研能力却没能推动经济发展，究其原因是转化能力薄弱，专利多转化少，没能形成产业化。同时，在服务行业中，传统服务行业比重大，现代服务业比重小。

3农产品产业链短

黑龙江省是农业大省，2015年粮食总产达136958亿斤，2016年达12117亿斤，继续保持全国首位。但在农业发展中，“原”和“初”比较突出，“精”比较弱，也就是原粮和粮食的初加工比重大，精加工比重小，以粮食为核心的产业链没能有效形成，农产品的价值没能充分发挥。

（三）对外贸易疲软

可以看出，黑龙江省的财政收入出现了巨大波动，尤其在2015年陡然下降了104%。财政收入的下降，给本来就吃紧的财政造成巨大的压力，致使政府负载率上升，地区融资更加艰难。

由于产能过剩和企业竞争能力偏弱，黑龙江省很多企业出现了经营问题，企业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进一步提高，严重影响了企业业绩。企业利润的减少势必影响员工收入，员工收入的减少又会削弱消费者的购买力，成为扩大内需的巨大障碍，进而形成恶性循环。

二、黑龙江省对俄电子商务面临的机遇

（一）政策带来的机遇

1 “一带一路”政策

于2013年9月7日在哈萨克斯坦发表重要演讲，首次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倡议。紧接着于2013年10月3日，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时明确提出，中国致力于加强同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者统称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建设以边境口岸作为通道节点，以边境地区互联互通为依托，构建以中国为核心的交通网络，形成互通互惠的交通网络体系。“一带一路”建设中涉及17个省和一个直辖市，其中就包括黑龙江省。

《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在2016年9月19日正式公布，标志着“一带一路”建设已经进入具体实施阶段，这是“一带一路”框架下的第一个多边合作规划纲要。而黑龙江省正处于中俄两国的交界，其纽带和桥梁作用可想而知。

2 治理产能过剩相关政策

结合黑龙江省经济发展的实际困境，2015年11月24日龙江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会审议通过了《龙江省委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其中明确指出了全省发展的方向和战略目标。提出要优化工业结构，积极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发展资源精深加工，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彻底解决产能过剩的困境。

2016年6月，黑龙江省政府正式印发了《黑龙江省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工作实施方案》，为引导全省优势产业和产能过剩产业“走出去”，打造工业经济增长新动力，创造对外开放合作新格局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操作准则。

3 自贸新区建设相关政策

2015年12月国务院批准成立哈尔滨新区，这是我国唯一一家以对俄贸易为核心的部级新区，也是我国最北部的部级新区。哈尔滨新区成槲夜对俄贸易的经济承载区和桥头堡，将我国对俄贸易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实现了对俄贸易的全面升级，大大提升和拓宽对俄贸易的档次及范围，给黑龙江省经济建设和发展带来新的机会。2015年，由商务部、财政部确认批准黑龙江省中俄（滨海边疆区）现代农业经济合作区和俄罗斯龙跃林业经贸合作区升格为部级园区。至此，黑龙江省部级境外园区增至3个，占国家13个境外园区总数的23%，成为拥有境外园区最多的边疆省份。

4 “互联网+”相关政策

2015年7月4日，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为此总理在许多会议上提出发展“互联网+”的重要性，并为发展“互联网+”提出了具体的指示和要求，提供政策上的支持和保障。黑龙江省政府出台《黑龙江省推进跨境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工作方案》，提出了一个总体目标和五项重点任务。互联网与对俄贸易相结合，将开创黑龙江电子商务的新纪元，为全省电子商务发展带来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地缘优势带来的机遇

黑龙江省与俄罗斯拥有2981公里的边境线，其中界江2300公里，民间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频繁。随着中东铁路的建设，以前苏联为主的文化流入哈尔滨，融入哈尔滨当地文化之中。目前，在哈尔滨随处可见欧式建筑、俄式建筑以及东正教堂。黑龙江大学建有全国一流的俄语学院、中俄学院和对俄研究院，为对俄贸易提供了技术支撑和人才保障。全省有25个开放口岸，其中17个已经成为旅游口岸，绥芬河、黑河、东宁、抚远的边境出入境游客量排在前4位。根据中俄双方商定，中俄每年均要举行一次国际级的贸易博览会，我国的举办地设在了黑龙江省省会哈尔滨市。

由于地缘优势和国家政策支持，给黑龙江省电子商务发展带来了良好契机。黑龙江省大力引进国内知名跨境电商企业入驻，与阿里巴巴、京东、腾讯等电商加强合作，促进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改变传统外贸企业的经营模式，敦煌网“哈尔滨对俄电子商务运营中心”已经开始运营。为了支撑全省电子商务的发展，开通了对俄跨境电商货运大通道，推进对俄贸易企业在俄罗斯建设境外服务网点和海外仓。目前，全省已在俄罗斯设立海外仓5个。同时，加快对俄跨境电商产业园区建设，哈尔滨临空经济区专项规划建设30万平方米跨境电商物流基地；黑河对俄跨境电商产业园区设立电商创业综合功能区、电商应用和物流仓储功能区；绥芬河中俄跨境电商产业园电商大厦建成投入使用，航天丝路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等6户企业入驻。继芬河市还先后建立了对俄跨境电商通关平台、公共服务平台和综合服务平台。通关平台提品备案、订单申报、运单申报、清单申报、清单核放、货物离境、汇总申报、结汇退税等一整套通关服务；公共服务平台连接各部门、企业和消费者，为跨境电商提供便捷高效的交流、对接信息服务；综合服务平台把中国和俄罗斯的产品供应商、分销商、物流商、金融机构等节点进行整合，提供线上交易担保、线下融资支持及仓储物流服务。2016年底，绥芬河市实现了三大平台互联互通。为了促进跨境电子商务的建设与发展，黑龙江省加快了第三方平台支付体系建设，2015年9月绥芬河市对俄跨境电商平台“绥易通”开始运行。哈尔滨银行建成“中俄跨境电商在线支付平台”，面向对俄跨境电商企业提供境外国际卡线上支付收单和俄罗斯境内电子钱包、支付终端机、移动支付业务。黑龙江省各口岸针对对俄跨境电子商务均制定了发展规划，打通了对俄电子商务通道。2015年，黑龙江省对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出口货值突破4亿美元。

（三）市场前景广阔

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正在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习惯，甚至已经达到左右人们生活的地步。目前，通过中国电子商务平台向俄罗斯发送的货物总额每天不少于400万美元。海关数据显示，2015年黑龙江省电子商务交易额呈井喷式增长，达到2041亿元，增长267%；地产品出口实现415亿美元，占全省出口额的517%，比重同比上升278%。2015年对俄备案投资417亿美元，增加18倍；境外经贸合作区16个，入区企业168家，部级经贸合作区3个，占全国23%。2015年，黑龙江省通过哈尔滨至叶卡捷琳堡货运包机、哈尔滨至新西伯利亚、哈尔滨至叶卡捷琳堡客货混载航线、绥芬河陆路运输等方式发送对俄国际邮包138534万件，货物量2960吨，在俄罗斯设立海外仓5个，为中俄电子商务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保证。

据俄罗斯电商协会统计，2016年上半年俄罗斯网购规模大幅度增长，已达4050亿卢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26%，其中绝大多数的海外网购来自中国，而且这个比重还会大幅提升。为了支持电子商务的发展，俄罗斯联邦政府向国家杜马提交了关于调整个人跨境网购商品免关税标准的法律草案。个人国际网购商品免关税标准将由每月购物总金额不高于1000欧元或总重量不超过31公斤调整为单次不高于150欧元或不超过10公斤，而且每月免税总金额和总重量将不受限制。俄上述措施会对我国对俄电子商务发展提供帮助，有利于提高我国物美价廉的商品在对俄电子商务国际竞争中的地位。预计到2020年，中俄贸易额将达到2000亿美元，而其中中俄电子商务的发展尤为引人关注。预计中俄跨境电商市场将以每年100%的速度快速增长，将占据全俄电商市场总额的60%，为中俄电子商务发展提供广阔发展空间。

（四）经济发展需要

国家 “一带一路”战略为黑龙江省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也为对俄贸易带来更大的发展引擎。黑龙江省具备突出的地缘优势和文化优势，与俄罗斯有着广泛的交流，已经打下了深厚的基础。目前，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为电子商务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和平台保障。大力发展对俄跨境电子商务会为黑龙江省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将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产生连锁效应，为黑龙江经济建设与发展带来新的动力。

三、黑龙江省对俄电子商务面临的挑战

（一）物流体系不健全

在对俄跨境电子商务运行中，需要建设一系列仓储、配送等基础设施，由于地域等因素，黑龙江省保障物流正常运转的基础设施相对薄弱，配套设施不完善。同时，对俄跨境电子商务涉及到跨境审批、法律、报关、核税等环节的问题复杂，而且相关部门服务意识不强，办事效率低下，成为对俄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巨大障K。目前，黑龙江省物流公司数量较多，但均未形成规模，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这会直接导致跨境物流的成本上升。中国采购发展报告（2014）显示，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比重为18%，发达国家的物流成本平均占成品最终成本的10%～15%，明显高于发达国家水平，也高于经济发展处于同水平的金砖国家。而中国制造商的此项比重可高达30%～40%。这表明，无论从物流费用占GDP比例，还是从物流成本占成品成本比例看，我国物流成本都处于较高区间。受地域等因素影响，黑龙江省物流成本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目前，黑龙江省跨境快递日均出货量急剧上升，与其对应的物流水平已远不能满足对俄跨境电子商务要求，成为制约对俄跨境电子商务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二）人才匮乏

由于投资环境不完善，目前在黑龙江省难觅世界五百强企业的身影，即便是大型跨国公司也很少见，优秀人才在黑龙江很难找到用武之地。因此，人才外流现象极其普遍，而且越演越烈。面对这样的一个环境，对人才的引进也是巨大障碍，故黑龙江省人才基本上是处于净流出的态势。在对俄跨境电子商务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对相关高级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需求旺盛，供给缺乏，对俄电子商务人才缺口不断扩大。另外，跨境电子商务行业内部人员流动性很大，发展较好的企业能够获得人才优势，而起步晚的中小型跨境电商企业则很难获得优质人才，甚至面临中高级人才的流失。

（三）产业规模小，市场竞争力弱

黑龙江省作为内陆省份，石油、林业、煤炭等资源逐渐枯竭，轻工业产品加工能力薄弱，与南方发达省区相比，尚未形成有影响力的轻工产业集群，市场主体活力不足，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区规划不够，跨境电商示范型企业较少，未形成优质的跨境电商第三方服务机构，缺乏知名的跨境电商实战专家，企业整体“互联网+”竞争力不强，整体电商产业氛围不浓。

（四）融资渠道窄，发展资金匮乏

省内相关金融服务机构缺乏敏锐的市场前瞻性，在对俄跨境电商企业金融支持不足。对俄跨境电子商务还处于发展初期，完善的商业运作模式还未成型，行业风险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银行和企业的融资担保成本。因此导致金融引导作用较弱，使对俄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出现由于缺乏金融引导、资金短缺等带来的盲目性。大多数企业集中于短期获利或弥补当期资金缺口，忽视平台搭建和物流体系建设，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也难以协调。

（五）企业缺乏积极性，发展缓慢

跨境电子商务作为国际贸易发展过程中的新生事物，很多企业对跨境电商的意义和做法尚不了解，不积极创新。生产观念、经营手段、产品理念、社会观念还停留在传统经济时代，未能很好解读国家颁布的一系列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政策，有些跨境电商企业不熟悉第三方电商平台的应用规则，运作不规范，严重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

四、黑龙江省对俄电子商务发展策略

（一）制定科学政策，加强政策引导

黑龙江省应围绕对俄跨境电子商务出台切实可行、科学合理的政策，明晰各部门的责任与任务，把政策制度化、规范化，并落实到位。在全国“互联网+”发展浪潮的推动下，引导企业和个人资本进入对俄电商领域，制定优惠的投资政策，提高投资者对这一领域的关注，吸引各投资主体对这一领域的投资。

（二）加大对俄跨境电子商务服务体系建设力度

推动对俄跨境电子商务发展，首先要解决俄罗斯通关、退税、结汇、支付、征信和监管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跨境电子商务就始终处于阻塞封闭的状态。首先应建立政府多部门协调合作的“一站式大通关口岸”，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合理高效地办理对俄跨境电子商务所需的各种手续，帮助企业与俄罗斯国家和地区进行联系沟通。其次，应加大政企联动，政府应积极引导和扶持跨境电子商务的中小型企业，在行业准入、金融信贷、财税支持和科技扶持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跨境电商物流的难点主要在境外，“海外仓储”成为对应的解决方法。海外仓储可以有效解决货物破损、丢失等问题，还可以实现商家线上管理，使其在物流过程中对货物拥有指令权并能及时更新库存状况。因此，应在俄罗斯和黑龙江省境内建立物流仓储中心，中心之间建立紧密的合作和沟通机制，提高跨境电子商务便利性。

（三）加快培育对俄跨境电子商务产业链

以哈尔滨为中心，建设对俄跨境电子商务示范区，设立区域采购配送中心、研发中心、物流运筹中心，逐步形成对俄跨境电子商务产业链。打通互联网上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整合构建“物流仓储、支付结算及互联网金融、大型电商、资金融通、产业综合服务”五大功能性平台，培育跨境电子商务全产业链条，加快黑龙江省跨境电子商务创新发展、跨越发展。积极推动跨境电子商务与黑龙江省优势产业深度融合，打造具有鲜明对俄特色的、面向全产业链的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基地。

（四） 完善对俄跨境电子商务法律体系

我国在跨境电子商务领域的相关法律不完善，客户信息泄露、网络支付纠纷、跨境产品物流责任认定难等都与法律不完备有关。缺乏法律规范，最终的结果将导致行业秩序紊乱，而完善的法律体系将为跨境电子商务在“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是保证对俄跨境电子商务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石。除了国家层面法律法规外，黑龙江省政府也要注意结合实际，颁布地方性的政策法规。国家和地方共同构筑起较为完善的对俄跨境电子商务法律体系，保障“一带一路”战略下跨境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

（五）加快对俄跨境电子商务专业化人才培养

“一带一路”战略下，俄罗斯与中国在语言、风俗、文化、政策法规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是摆在跨境电子商务企业面前的难题。黑龙江省应大力构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系统性人才培养模式，建立高效的人才培养和激励机制，大力推进校企联合，结合政府、企业、高校三方优势，分工协作，为黑龙江省跨境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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