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的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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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的优缺点范文第1篇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

以欧洲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导致大量资金从实体经济领域流向金融市场和房地产等领域，严重影响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实体经济领域生产和投资资金供给不足，经济增长乏力。当虚拟经济崩溃，经济遭遇去杠杆化，必然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发展。对此，欧洲各国需调整产业结构，解决虚拟经济过大的问题。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密不可分，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是虚拟经济的基础，虚拟经济的发展能促进社会资源优化配置，分散风险，对实体经济有推动、催化作用。虚拟经济过度膨胀会加大实体经济动荡的风险，导致泡沫经济的形成，还会挤占实体经济的投资。必须妥善处理两者的关系，发挥各自独特的功能，统筹兼顾， 均衡协调发展，并且着重把握虚拟经济的发展速度，引导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的回归。

短期危机救助与长期经济改革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债务风险的积累有其内生原因，政府救助只能在短期起到一定的刺激作用，并不能消除危机产生的根源——长期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欧盟经济失去生产性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欧元区过早推行货币联盟，覆盖了一些不具备统一货币基本面的国家，在货币政策统一而财政政策不统一的情况下，各国不同的生产力很难被驱动。其次，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了居民的消费和投资，致使经济不断下滑，而货币高估又使得出口恶化。第三，由于全球制造业正逐步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欧洲制造业在全球化过程中逐渐失去了竞争力。第四，希腊、西班牙、爱尔兰等欧洲国家经济结构比较单一，过度依赖于受经济危机影响严重的周期性产业。

从长期来看，欧洲需要推行经济改革，调整经济结构。长期政策的重点应放在深化经济治理改革，增强欧元区国家经济竞争力，并推动经济趋同进程。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欧元区存在统一货币政策与分散财政政策并存的制度缺陷，成员国没有货币发行权和独立货币政策，欧洲央行负责整个区域的货币发行与调控，而财政政策权利保留在欧元区各国政府手中。当发生危机时，成员国无法通过本币贬值来缩小债务规模，只能通过紧缩财政、提高税收等压缩总需求的办法增加偿债资金来源。

欧洲央行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是防止通货膨胀，在举借新债困难的情况下，各成员国只能通过紧缩财政政策减少政府债务。每一项危机的解决都有赖于适度强劲的经济复苏，欧洲经济政策目前的主要目标应当是扭转经济颓势，然而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双紧”的局面下，经济增长步履艰难。欧元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跛脚”导致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且无法通过简单的政策调整或援助解决。解决债务危机必须从根本上解决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不协调的制度性缺陷，推行财政统一，实现不同成员国财政一体化改革。

经济低速发展与社会高福利

主权债务危机的形成可以看作高福利带来的负面效应。“二战”后，欧洲各国相继建立了以高福利为特征的社会保障体系，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主要方面。金融危机后各国经济低迷，财政收入大幅降低，高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使政府财政开支不堪重负，欧洲各国寅吃卯粮，依赖外债维持财政运转。

经济发展与福利水平之间的失衡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此次危机的产生一定程度上就在于社会保障的规模超过了经济发展的承受能力。高福利政策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但过高的福利制度极大弱化了国民的工作意愿和创业精神，导致实体经济萎靡不振，国家整体竞争力下降。健康的社会福利制度关键在于动态的可持续发展，过高的、脱离经济发展实际的社会福利制度必然导致经济衰退。

欧洲内部自救与外部救助

欧债危机的应对路径包括内部自救和外部救助。欧洲国家在寻求外部援助之前，应首先自己寻找危机的解决之道，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更多的外部救助。主权债务危机在欧元区大规模爆发，内因可归结为欧元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制度缺陷和高福利制度，外因是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和经济衰退。无论内因还是外因，都无法通过外部援助改变，外部救助只能暂时避免受援国违约和破产，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失衡问题。而紧缩财政的内部自救使经济恢复更加艰难，失业率持续攀升。两种救助方式各有优缺点，欧元区应权衡两种方式的利弊，妥善处理两者的关系，既不能造成过度依赖对外援助，也不能让经济持续低迷。

政府救助与防范道德风险

财政政策的优缺点范文第2篇

在凯恩斯和古典及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政策的相互争议中，对货币政策的使用是持以截然相反的态度的，这种强烈的反差首先就体现在二者的代表性观点中。

一、观点及目标的阐述

（一）凯恩斯

凯恩斯认为经济的变动来自于需求的变动，从而提出改善经济状况应该提高有效需求的观点，其最终目标是要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认为，投资——有效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不稳定是导致国民收入不稳定的根源，其不稳定性主要来自于利息率和资本边际效率。因此，当政府采用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给减少利率时，也就间接地增加私人部门的投资，从而增加国民收入。其表达式为：m/p=l(y，r)。

尽管货币政策有这一功效，但其在凯恩斯主义中所发挥的作用仍然是很小的，由于增加的货币很可能被同时增大的流动偏好所吸收，从而对利率的影响无效，对投资不起作用。因此，政府的财政政策才是控制国民收入最直接有效的方式。

以此为基石，凯恩斯主义认为，由利率变化导致的货币需求的不稳定使得货币供给不论在长期还是短期都会影响到产出，即货币非中性。这种反二分法与动态分析的方法与古典及新古典经济学的二分法和静态及比较静态法形成鲜明的对比。

（二）古典及新古典经济学

古典主义认为经济的变动来自于实体经济的变化，比如实际的冲击——技术、新产品开发、气候变化、原材料和能源价格变动等，因此其强调二分法，即货币中性。也就是，货币数量变动的后果是价格水平的变动而非国民收入的变动。其著名的表达为古典货币数量论：mv=py，及费雪方程式：m/p=ky。

针对于自由市场机制的古典经济学反对政府的财政政策，从而支持货币政策的效果。这也沿用到新古典经济学中。但新古典经济学并不完全排除货币数量变动对国民收入变动的影响，虽然在长期中与古典经济学观点一致，但在短期中，它承认货币的数量变动会对国民收入造成影响，此时弗里德曼引入其新货币数量论的表达式：m=f（p，rb，re，1/p?dp/dt，w，y，u），即货币数量主要取决于总财富、非人力财富在总财富中所占的比率、各种非人力财富的预期收益率、其他影响货币需求的因素。根据新古典经济学采用的多目标分析法，其使用货币政策的最终目的是稳定币值、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

二、基本假定

与凯恩斯用财政政策控制国民收入不同，古典及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应该用货币政策稳定国民收入。二者在货币政策的使用上的差异主要来自于他们各自的基本假定条件的不同。

（一）凯恩斯

凯恩斯认为由于工资和价格的黏性以及交错工资论产生了向上倾斜的供给曲线。且在工资和价格相对缓慢的调整过程中，使经济回到实际产量等于正常产量的状态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从而市场出现非均衡。

反映在is-lm模型中就是，由一个相对陡的is曲线和一个相对平坦的lm曲线所组成。即货币政策导致的lm曲线的移动对产出y的影响很小，而财政政策导致的is曲线的移动对产出y的影响很大，进一步说明货币政策的无效性和国家干预的有效性（见图1、图2）。

（二）古典及新古典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为理性预期、市场出清和自然率。这可以很好地解释货币中性。

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分为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在货币经济周期学派中，由于人们对一般价格水平和相对价格变化的混淆，即市场分割带来的货币传导机制的信息障碍，使得人们的预期与货币当局的执行政策不同，造成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如果在理性预期下人们的信息完全，即人们与货币当局拥有相同信息，那么货币当局制定的任何货币政策都是无效的，即随机货币中性定理。

当理性预期中的信息障碍——这与古典主义的传导机制畅通无阻不同——发生时，产出和就业就要进行暂时调整，也就是短期的不均衡。但在长期，新古典经济学仍然认为自由市场是出清的。

古典及新古典经济学反对政府干预的另一个原因即是自然率，他们更相信市场自我调节的有效性，因为政府干预有滞后性，且面对通货膨胀还会产生牺牲率，这都是不良后果。

这一学派的经济学反映在is-lm模型上，即由一个相对平坦的is曲线和一个相对陡的lm曲线所组成。即货币政策导致的lm曲线的移动对产出y的影响很大，而财政政策导致的is曲线的移动对产出y的影响很小，进一步说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国家干预的无效性（见图3、图4）。

三、政策含义和评析

（一）凯恩斯

根据上述的凯恩斯的观点和假设，为达成目标，在货币政策有效的条件下，必然行使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即增加货币供给从而降低利率。这种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事实上正反映出凯恩斯赞成通货膨胀的观点——尽管他是以半通货膨胀的说法来涵盖。

由利率降低而扩张的信贷，加上由于货币供给增加而带来的人为的商品价格的上涨，使得人们放弃储蓄而选择投资和当期购买，最终达到扩大社会有效需求的目的。凯恩斯认为，此时由于小于充分就业，如此的措施能够增加产出和收入，促进就业，从而抵消部分的通货膨胀的恶果，达到半通货膨胀的积极状态。

尽管凯恩斯的增加有效需求的措施在短期内能够产生明显的效果，但这种以增加投资来获取今天的均衡，却增加明天应得的均衡的做法，在长期内必然因恶性循环导致严重的恶果，即使以半通货膨胀的说法来避重就轻，也无法避免未来的滞涨，这也是新古典经济学批判其“增加了经济波动”的原因。此外，在过分降低利率的过程中产生的流动性偏好陷阱，也不断削弱凯恩斯政策的效果。同时，在存量与流量的相适应的关系中，根据凯恩斯的分析，资本主义中是无法存在充分就业的状态的，这也就意味着货币稳定与充分就业的关系是不成立的，存量与流量即发生矛盾。

转贴于

（二）古典及新古典经济学

在上述基本假设阐述中，货币经济周期学派运用理性预期解释了货币中性，这主要是从经济人的角度出发。而实际经济周期学派运用博弈论来解释货币中性，主要是从政策制定者角度出发，即在有限回合会产生政府违规的可能，而无限回合则可以进行系统性的合理预期。也就是说，能够进行理性预期是新古典经济学中一个很重要的假设，也正是因为人们可以进行理性预期，使得政府政策的影响效果难以界定，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在认为自由市场能很好发挥功能的情况下支持单一货币政策。

因为货币中性的观点，实际经济周期学派更关注与实际因素对经济波动的作用，而非货币，根据他们的研究，是产出的运动带来了存款——内生货币——的运动。这与货币不论在长期还是短期都对产出造成影响的凯恩斯的货币非中性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四、总结

综上所述，货币中性与货币政策的效力是凯恩斯与古典及新古典经济学对货币的认识的主要不同之处。

在对长期和短期的货币数量与产出关于的动态分析中，凯恩斯认为货币非中性，并指出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和货币政策的无效性。

财政政策的优缺点范文第3篇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着重分析了在资本完全流动的前提之下财政、货币政策的不同效应。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大萧条，早已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蒙代尔-弗莱明模型。

大萧条虽然源于美国，但是世界主要国家都经历了生产和就业的大幅度下降。巧合的是，不同国家应对萧条的方式出现了差异，而正是这种差异使得萧条之后的各国经济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

各国政策差异的关键在于实现保持国际金本位决定的固定汇率承诺的坚定程度。有意思的是，两组国家不同的经济走势恰巧印证了蒙代尔的理论。那些实行货币贬值政策的国家，迅速从大萧条中复苏，较低的本币价值增加了货币供给，刺激了出口，恢复了产出；相反，那些维持原有汇率的国家，长期经历着经济活动水平较低的痛苦。

另外，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也恰恰说明了固定汇率制度下内外部均衡之间的冲突，这也是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一个有力例证。

汇率论争

蒙代尔认为，应该根据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来划分货币区。

蒙代尔的最优货币理论，产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孰优争论的背景下。

20 世纪50 年代，以米尔顿·弗雷德曼为代表的浮动汇率制的拥护者提出，一个国家如果价格和工资呈很强的刚性，那么保持宏观经济内外均衡的汇率制度应采用浮动汇率安排。

固定汇率制度下，价格和工资的刚性将使任何旨在调节国际收支失衡的政策处在两难境地：要么导致通货膨胀，要么加剧失业。而采用浮动汇率，货币对外价格的变动将通过贸易条件和实际工资的改变而减轻资源重新配置所付出的成本。由于现实世界各国的价格和工资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刚性，因而，不管经济条件如何，都应采用浮动汇率制。

但是，以麦金农为代表的固定利率拥护者认为，现实中各国的经济情况和开放程度千差万别，采用浮动汇率未必都有效。而固定汇率制能使各国经济连成一个稳定的经济体系，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协调发展。固定汇率在协调内外均衡时将比浮动汇率更有效。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强调汇率制度的安排需结合本国的经济特征。蒙代尔认为，应该根据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来划分货币区，即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核心在于，肯定浮动汇率的同时，认为货币区内应实行同一货币或者是固定汇率。

同时，蒙代尔阐述了共同货币的优缺点，优点在于降低了贸易中货币结算的交易成本、消除了价格的不确定性；但同时也存在当需求发生变化或遇到不对称冲击而要求实际工资下降时，难以实现充分就业。

三大币种鼎立

美元、欧元和人民币国际货币体系三足鼎立的状况将日益凸显。

欧元区建立的思想基础正是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

对于欧元区建立的利弊分析，取决于共同货币的收益、成本权衡。建立共同货币区固然从微观上体现收益，包括交易成本的下降和避免汇率不确定带来的市场运行效率的低下；但同时也有一定的成本，这主要体现在宏观层面，最重要的成本就是货币共同体成员丧失了汇率政策、货币政策，所以在需求管理上陷入被动。

共同体成员之间差异化的财政制度是货币共同体成本的重要来源之一。对于税制欠发达的国家，若增加税收收入的边际成本超过了通过实行通胀取得收入的边际成本，那么该政府将会降低税收、同时制造通胀。但是，在货币共同体内，为维持一致的通胀水平，税收欠发达国家不得不借助增加税收这样一种成本相对较高的方式来筹集收入、弥补预算赤字。

欧元区也是如此，在本轮金融危机中，欧元区各国面临非对称的经济冲击，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各国唯一的自主手段，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后来的债务危机。

关于人民币国际化，蒙代尔主张全新的“DEY（Dollar-Euro-Yuan）国际货币区域体系。蒙代尔认为，美元、欧元和人民币国际货币体系三足鼎立的状况将日益凸显。首先要确定欧元和美元之间的固定汇率，建立一个欧元、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另一方面，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将表现得更为坚挺。

蒙代尔认为中国应当控制财政赤字，因为在这方面已有前车之鉴。日本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铸成了大错，一是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错误的经济政策，削弱了其出口竞争力；二是以大规模的财政扩张来刺激其滞胀的经济，积累了大量的公共债务，最高达到GDP 的140%。如此巨大的公共债务给日本的经济带来了严重风险。

小型开放经济体

上海自贸区可以视为全球在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经济金融结构重构过程中，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深化。

蒙代尔的国际宏观理论的首要背景就是开放经济，虽然其具体结论需要调整，但开放的视野是我们需要坚持的。上海自贸区就可以视为蒙代尔模型中的“小型开放经济体”。

从战略意义上，上海自贸区可以视为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深化。自贸区的建立，将打开我国的港口贸易、航空枢纽以及离岸金融等领域的创新成长空间。

财政政策的优缺点范文第4篇

1.宏观审慎政策监管工具分类研究。FSB、BIS和IMF将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分为旨在控制或降低金融体系顺周期性的时间维度的政策工具和旨在控制或降低某一时点金融机构关联性和共同风险敞口的跨行业维度的政策工具。李文泓、黄亭亭和巴曙松等人根据国际最新研究动态，将这种分类下的工具总结为逆周期资本调节、动态拨备、杠杆率调整、对系统重要性银行实施更审慎监管和完善金融基础设施等多种手段。耿楠则结合FSB的研究报告，将实践中常用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归纳为避免信用过度扩张和资产价格泡沫所形成的金融不稳定的工具、解决与杠杆率有关的系统性风险被放大问题的工具和减少金融系统结构脆弱性和限制在危机时期溢出效应的工具三种，该分类项下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还可以细分为10余种具体手段（见表1）。Landau则认为，宏观审慎监管包括两个组成要素（component）即系统性和宏观经济环境，将这两个组成要素与两种选择机制即自动稳定器和监管当局的自由裁量（将在下文详述）进行结合，可以构成对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的如下分类（见表2）。

2.宏观审慎政策监管工具特性研究。田宁指出，资本充足率、动态拨备率、杠杆率、流动性比率四大宏观审慎政策监管工具本身具有较好地涵盖主要风险指标和操作、测量简便易行两方面优势，同时又具有可能引发商业银行流动性与盈利性之间的权衡问题、可能强调硬性的数量化指标而忽略某些软性因素和可能导致监管要求产生罚优奖劣的政策误导三方面劣势。王刚、刘嘉则从工具内在特性的角度出发，研究了贷款成数作为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的优缺点、可行性以及具体设计的要点和机制。于春涛认为拨备作为宏观审慎主要政策工具之一，关键在于拨备以审慎计提的形式将预期损失计入商业银行的经营成本，从而成为风险承受形式的特性。

3.宏观审慎政策监管工具选择研究。与上文Landau的观点类似，黄亭亭认为，逆周期操作有基于规则和相机抉择两种选择方法，前者可通过自动稳定器机制来实现，即设置一个明确的数字目标或政策目标偏离某一参考价值的阀值，当触发这个阈值时，则启动逆周期操作；而相机抉择的方法是指宏观审慎当局“自上而下”的干预，实际就是监管的自由裁量。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识别和监管工具的选择，他强调应考虑各国金融体系和监管安排的差异性。刘志洋则指出，经济与金融体系的发展阶段、汇率政策和冲击的类型等因素会对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选择过程产生影响。

4.宏观审慎政策监管工具实施研究。Yellen指出，宏观审慎政策监管工具实施过程中应兼顾基于规则与自由裁量的平衡，他强调应以基于规则为主，而给监管者自由裁量留下适度空间。Lim、Columba等人则重点分析了宏观审慎政策监管工具实施中必须充分考虑的五方面问题（见表3）。耿楠认为，由于市场数据本身就存在顺周期性问题，基于市场数据对系统性风险贡献进行估计的方法很难使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的顺周期性问题同时解决，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实施有很大难度，同时这些工具在不同国家、不同部门之间实施的差异性加大了监管套利的可能性。多部门间协调机制没有落实，也会影响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实施的效果。王忠生、黄伦章还提出，宏观审慎的监管工具、构建宏观审慎监管新框架以及新框架下政策的协调配合给个体金融机构和监管当局带来的高成本也是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实施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5.宏观与微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关系研究。一般认为资本充足率、大额风险暴露、拨备覆盖率、不良贷款等监测指标是比较典型的微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它们是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的基础。对于两者的关系，李文泓认为，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所使用的政策工具并没有本质区别，只是政策工具的着眼点和具体运用有所差异。而项莉、潘凌遥和王忠生、黄伦章等人则指出，宏观审慎监管所使用的工具实际是部分或全部微观审慎的工具之和，其实质是将这些微观审慎监管工具通过建立一个宏观审慎框架来减小系统的整体稳定性受到威胁。耿楠的看法是，目前国际上设计和运用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仍然停留在微观层面，与宏观审慎政策目标不够匹配，而政策工具的“宏观性”应体现在运用宏观经济指标或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层面的监管措施的配合，来实现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目标。

二、研究结论与展望

纵观已有文献，工具取向或者工具途径的银行业监管研究，大体可以全球金融危机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文献数量相当有限，后一阶段与世界各国对金融危机的反思和加强金融监管的实践相一致，围绕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这一主题有所展开。从文献数量占比看，基本上可以把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研究等同于银行业监管政策工具研究。实际上，政府用以实施银行业监管的“工具箱”中，远非只有以通过设置谨慎经营规则，借助各类指标或比率监测、预警和控制进行监管的审慎工具。具有强制性的管制工具、以窗口指导为代表的劝说工具、通过信息公开从而影响金融机构决策的自愿类工具等等，都是政府常用的银行业监管政策工具。但已有文献基本局限于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研究，这种研究视角上的缺陷，根本在于对政府或公共政策主体所能运用的政策工具的内涵和外延认识不一，对“工具箱”中的工具缺乏系统、全面的分类，即使个别研究者列举了与审慎监管工具并列的其它政策工具，但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缺少跟进研究。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研究，尽管文献数量开始增多，但基本停留在工具分类、组成和特性的静态分析层次，不同监管目标及其对政策工具的决定性，以及政府在差异化监管情境下政策工具的动态选择等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以防范和化解银行业风险，保护存款人和社会公众合法利益为宗旨的银行业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一样，是政府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政策视角下往往以政策工具的识别、分类、构造和特性研究为基础，重点探讨工具的选择问题，原因在于政策工具的选择是理论和实践的交会点。具体到银行业监管而言，政策工具研究就是要探讨监管机关面对不同的监管问题和情境，如何从完备的“工具箱”中选择合适的政策工具以解决监管问题。为此，建议未来我国银行业监管政策工具研究可按照工具的识别和分类、工具特性及其适用情境、工具选择与优化这一思路（见图1）展开系统研究。遵循这一思路，未来可重点探讨以下问题：（1）我国银行业监管的政策工具到底有哪些，如何分类。（2）各类政策工具的内在特性是什么，适用于什么样的监管情境，运用政策工具的内外部条件是什么。（3）针对不同的情境，监管机关如何选择监管政策工具，具体机制有哪些。（4）在此基础上，可结合具体政策实践，按照一定原则和标准对监管政策工具的绩效进行评价，提出优化选择的建议。

财政政策的优缺点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国际货币体系 超货币 多元化货币体系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research present situ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were reviewed

WangSiYu YangJu the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i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ctivities in the core position， the current global economic imbalances and financial turmoil and the unbalance between the core economic closely related. Since the gold standard on，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has been deeply implanted in the world economic pattern， if want to find innovation and revive the road， it is necessary to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pres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has insight.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versified monetary system may be a better direction.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super sovereign currency diversification monetary system

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格局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曾经一度弱化，但随着日本经济的衰落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国际货币体系出现了新的变化，而在这变化当中，美元又重新走向了中心地位。欧元诞生已历十年，虽然在很多方面已显露出赶超美元的趋势，却因债务危机而产生了新的问题。人民币国际化随着中国资本项目的逐渐放开，逐渐在人民币债券以及周边国家的贸易中获得了一定的进展，目前也开始有国家宣布在其外汇储备中持有人民币资产。要探究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趋势，必须先对复杂的现状做出分析和总结。

一、研究现状

目前国际货币体系领域的研究大致分为以下五个方向：

（一）论证目前美元中心、欧元并存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优缺点

对于目前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多数学者认为有利有弊，利在可以减少交易成本，对某些特殊国家来说美元化亦有其重要性；弊在美元汇率的波动容易导致世界经济不稳定。Bergsten（2009）认为，美元成为国际货币是因为没有竞争对手，其他国家即使希望推进本国货币的国际化，也无意挑战美元的中心地位。美元的地位依靠其持续的经常账户赤字支撑，而如果美国减少或者终止经常账户赤字，许多国家将被迫经历漫长而痛苦的调整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过程。对美国自身来说，美元的中心地位同样有正反两方面的效应。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过度垄断地位虽然给美国带来了诸如铸币税、新兴市场国家持有巨额美国国债导致美元利率下降从而降低美国国内融资成本等好处，但如Dobbs等（2009）指出，美国也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例如外资流入美国使得2008年美元汇率被推高5%-8%，相当于大约300-600亿美元的净损失。国内学者如张云，刘骏民（2010）认为当前的美元—欧元货币体系存在相互竞争的滥发激励，从而加剧了全球流动性泛滥。李建军（2009）认为当前美元的世界供给机制存在天然缺陷，并在次贷危机之后暴露出了中止的风险。还有很大一部分学者专注于研究07年次贷危机与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关系，但对于次贷危机只是一场单纯的信用危机还是有更深刻的国际货币体系背景，意见并不统一。

（二）对超货币的设计，特别是对SDR的研究

Mateos Lago等（2009）指出，几十年前提出的SDR并未边缘化，而是正在复兴。作为合成货币，SDR具有资产多元化和价值稳定的功效。但充分发挥其作用的关键是提高其流动性，为此主要国家应当鼓励和补贴私营SDR市场的发展。具体措施包括国家或企业发行以SDR计价的债券，主要国家货币汇率钉住SDR，用SDR作为贸易结算的计价单位等等。Williamson（2009）认为，SDR适用范围的扩展取决于SDR资产可以被私人部门接受的程度。从非储备货币国家看，SDR的推广可能存在问题，必须把SDR资产的使用扩大到私人市场以增强其实用性。国内学者如曹红辉，周莉萍（2009）认为SDR存在诸如流通性、价值构成、发行基础以及汇率上的一系列困难，可能不便推广或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但周小川等亦认为SDR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三）对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的研究

一些研究认为，从目前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到多元货币体系的过渡存在一些风险。Mateos Lago等（2009）认为，历史上存在过可替代货币共同执行世界货币职能的时期，而目前由美元享受的过度特权也完全可能由更多货币所享受，但是网络性和路径依赖是发生改变的障碍。Cooper（2009）也认为，在下个10年或者更长时期内美元仍将是国际垄断货币，人为创造其它的国际货币将面临很多现实困难，除非这一行为的收益可以达到对各国有足够激励的程度。国内学者如钟伟（2001）认为不够集中的货币体系在流动性和政策协调上会出现困难，比如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的十几年时间呈现无主导力量货币体系的现象。总的来说，这些学者的结论是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在短期内不会形成。

（四）对亚洲货币体系合作的研究

清迈协议是很多学者在分析此问题时的重要参照。比较有特点的成果如李富有（2005）认为，亚洲在建立地区货币互换机制、货币合作基金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面临着世界经济调整、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亚洲传统与特征以及合作目标不明确等内外部诸因素的影响，并提出了实行“国家准入”与“三重平行货币梯度推进”的货币合作运行方式与有效路径。赵锡军、李悦、魏广远（2007）在总结区域货币合作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对亚洲货币合作可行性进行研究，认为亚洲地区仅在某些方面符合构建最优货币区的基本条件，而在一些重要方面尚存有欠缺；同时并非所有国家之间进行货币合作都具备条件。这些学者认为亚洲尚不具备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有制度保障、以汇率目标区为主体的货币合作机制的条件。

（五）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研究

人民币国际化是近年来的热点话题。Frankel（2009）认为，人民币可能在10年内成为国际货币，要成为主要国际货币则可能需要30年。但那时候的货币体系可能是一个包括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瑞士法郎、SDR、黄金的混合体。Mateos Lago等（2009）认为，在多元货币体系中，最有可能成为储备货币的是在金融、国际贸易、GDP等与美国较接近的国家的货币，从这些指标判断，人民币将排在欧元和日元之后，主要原因是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和资本项目管制导致中国金融市场相对落后。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研究更为热心，并提出了很多设计路径。总结下来大致是先成为区域性的结算货币，再逐步向真正的国际化发展。

总的来说，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的现状，目前的观点较为一致：当前体系存在诸多问题，需要改良甚至更替。

二、如果不存在一种占主导力量的货币

如果取消美元的中心地位，并限制欧元等其他货币的中心化，会不会是一种如同完全竞争市场的有效率的均衡？市场化是一个普适的思想，垄断力量的存在总会造成效率和公平的损失。但在国际货币体系问题上，并不能轻易地下结论。像1975-1986年这段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美元、日元、马克共同作为世界货币，但相互之间缺乏协调地膨胀和动荡，加大了汇率风险，也不利于投资者稳定的市场预期的形成。

麦金农认为，1958-1983年间，按美元、原西德马克和日元计算的世界货币供给量，与美元供给量相比，更能恰当地解释全球性通货膨胀现象。由于这几种主要货币在这段时期内的高度替代性，使得世界货币供给量MW不再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时单独的美元供给Ma，而应是Ma与其它主要硬通货的供给量Mi之和，若Si为这些货币相对于美元的汇率，则有：Mw=Ma+SbMb+ScMc+…。由此可以得出为确保世界货币供给量Mw的稳定的三个重要主张：一是大国间必须进行货币协调，在某一大国汇率发生波动时，其它国家不应以增发货币来冲销其影响而导致MW的膨胀；二是必须就世界货币的增长作出规定；三是由于货币政策的全球协调，财政政策方面也必须同样达成概括性的协同制约协议。

不难看出以上主张的可操作性很低。大多数国家都强调汇率的单边自主，但过分强调这一点，以及国际货币协调机制的非制度化，使得全球范围内的福利增进成为不愿有人主动提供的公共物品，货币汇率政策的国际协调则因搭便车而变得逆效。所以，如果没有一个或少数几个主导货币作为事实上的本位，多货币共存并不是一个好的制度设计。

三、其他可能的国际货币体系设想

既然现状需要改良甚至更替，而没有主导力量的国际货币体系又面临很大困难，找出一种合理的答案就成了目前的关键问题。学者们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趋势做了多种设想。

（一）金本位

金本位最大的优点在于固定的汇率消除了对世界经济的不稳定影响。但也存在一些天然缺陷：

1.黄金的自律并不构成人类对清偿力增长的自律。为了保持币值稳定，作为本位的实物必须稀缺而存量可以保证稳定供给。因此这是任何以实物作为本位的货币体系都将面临的问题：经济的无限增长性与作为货币的实物的稀缺性之间的矛盾。

2.总存在这种趋势：某种关键货币会因模范地遵守了金平价的自由兑换而得以代替黄金充当世界货币。但一旦拥有这种位置之后，这种货币便产生滥发冲动，并最终冲击金本位自身。例如一战前，90%的国际贸易支付以英镑而不是黄金进行。但当法币和黄金同时作为本位时，法币的供给M要取决于国内黄金存量G、黄金价格（兑换比）g和发行货币的准备金率n，即M=G*g/n。表面上看，法币的兑换比是官方固定的，因而当时的英镑具有足够的信誉，但通过减少发行英镑的准备金率，可以实现隐性的英镑超量发行。

所以说，金本位虽然在金融史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但天然的缺陷使得金本位或类似的实物本位在未来重新登上历史舞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二）超货币

一般而言，论及超货币，多数是指SDR。SDR有其独特的优势，但也存在一些困难。

经常为学者所提及的SDR的好处大致有：

1. 其发行与任何国家的经常项目无关，避免了单一国际货币必然会遇到的特里芬难题。

2. 铸币税将由IMF征收，可以保证其得到更公平的使用。

而SDR的不利之处似乎更多一些：

1. 对于一国来说，其出资的IMF份额与其未来可获得的SDR贷款额和表决权挂钩，政治与经济不能分离。

2.长期不流通，不充当交易媒介和支付职能。

3. 其发行基础无论定为各国的外汇储备总额还是黄金储备总额都显不公平。

4. SDR价值构成的依据是一篮子货币，但这仍然是少数几种货币构成的，难以反映世界经济的发展形势。

5. 即使依照一篮子货币确定了SDR的理论价格，也会由于主要货币的汇率均为浮动而不稳定。

另外，与金本位一样，超货币体系也存在着天然的缺陷。欧元是超货币的良好的实践，但此次欧洲债务危机给欧元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也说明了超货币的内在矛盾。欧元区国家在所谓的不可能三角中，选择的是资本的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放弃，由欧洲央行实施统一的货币政策。但与此同时，财政政策仍旧是各自为政。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独立的货币政策，在危机发生时，只能使用有限的财政政策来应对；没有货币政策配套的情况下，效果很难讲。这是超货币必然面临的问题。

所以，SDR的前景并不乐观。

（三）多元化的货币体系

很多学者对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发展趋势的看法是多元化。但对多元化的界定，众多学者看法不一，大致又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种情况：

1. 单一货币联盟。这是一种类似于超货币或者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情况，不同的是，这种货币联盟并不强调全球范围。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局域性的最适货币区。

2. 多重货币联盟，包括货币局制度，平行货币制度等。多重货币联盟可视为向单一货币联盟发展过程中的中间阶段。

3. 主导货币区域化。即一种货币在周边区域内，在政府法定或私人部门事实选择情况下，逐渐取得区域性主导货币的地位。

在现实世界来看，这三种情况欧亚美刚好各对应其一。欧元区作为单一货币联盟，已在统一的货币体系下运行多年。美洲的情况，北美洲的加拿大和美国在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框架下货币体系和政策亦有较好的趋同，拉丁美洲则有不少国家实现了美元化或有此趋势，美洲在事实上体现出主导货币区域化的现状。至于亚洲，香港地区的货币局制度是多重货币联盟的特征，但也正如前所述这是一个过渡阶段。整个亚洲在货币体系上的统一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且不说东亚与西亚这经济运行方式和文化上的两极能否接受货币体系的趋同，只在东亚和东南亚经济圈内，将会出现何种主导货币目前也不易确认。前段时间有学者提出“东亚美元化”，这种方案已经是人民币、日元和亚元之外的第四种方案。当然这其中人民币国际化的呼声更高一些，理由在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贸易地位的稳固，乃至中国政治的日益强势会为人民币作为本位提供长期的稳定。

总的来说，欧亚美在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上有很大不同，与其期待全球单一的货币体系的形成，不如推动欧亚美沿着事实上选择的路径各自发展。这样的话，可能会逐渐演变成三大货币区域——目前已经看起来比较明朗的欧元区和美元区，以及较为复杂的亚元区。在这一国际货币体系的设想中，起主导力量的是少数几种在不同的次级区域之内各自起领导作用的货币；在区域之间，因为主导货币的数量之少，又将具有高度的协调性。这种保留多样性基础上的统一，也许是国际货币体系未来发展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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