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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范文第1篇

淡化经济政策色彩,强化财政政策的社会政策功能,2011年财政政策步入历史性的功能转型。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1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一时各方意见纷纭。

这看似与2010年的财政政策一样,实际上并不是简单地延续2009年以来实行的以公共投资扩张为主要特征的财政政策,而是在总结前两年经验的基础上,以积极主动的姿态,使财政作用更宽广、更有效、更长远。从政策的连续性来看,主要表现在财政手段的运用上依然是积极主动的,而不是淡出,更不是退却。而从积极财政政策的内容、重点、措施来看,不会“涛声依旧”。

2011年积极财政政策将在四个方面发挥作用,即稳定增长、改善结构、调整分配、促进和谐。显而易见,与前两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相比,其政策目标已主要不是保经济增长,而是从上述后三个方面来重点发挥影响力。因为2011年的经济增长已经不需要财政来“保驾”。

由此可看出,2011年的积极财政政策预期将有四大转变:

一是从以总量扩张为主转变到以结构调整为主。2009年、2010年全国财政赤字分别达到9500亿元、10500亿元,与2008年1800亿元财政赤字相比实行了跳跃性的财政扩张。显然,2011年按照8%的经济增长速度预期目标,不用财政扩张投资需求即可实现。2011年财政重点转向结构调整,即通过财政收入结构、支出结构的调整来促进和推动产业结构、分配结构、需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等各方面结构的合理化。

二是从以公共投资扩张为主转变到以公共消费扩张为主。前两年实行4万亿元的投资刺激计划表明,财政政策的着力点主要是投资。例如2009年中央政府公共投资支出达到9243亿元,比2008年预算增加5038亿元。2011年公共投资新开工项目严格控制,显然投资不再是主要的着力点。不言而喻,公共消费成为明年的财政政策主要着力点,即通过扩大各项社会性消费支出来提供更多的公共消费,改善私人消费预期,带动居民消费,提升国民消费率,为宏观经济平衡、内生性增长的形成创造条件。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范文第2篇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财政风险

一、积极财政政策出台的背景和深层次原因分析

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严重打击和损害了亚洲各国经济,对我国的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外部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采取了对内启动内需、对外扩大出口的宏观政策组合,消除外部冲击可能带来的各种连锁反应,积极财政政策是其中最重要并且最有效的政策手段之一。

但是,从当时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看,这些政策的出台还有着更深层次的背景。首先,我国宏观经济的态势已由供给短缺转化为生产的全面过剩;由通胀转变为通缩。其次。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已由实现传统的工业化转换为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目标;由追求以人均GDP增长为主要标志的经济增长转变到追求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由强调效率优先的市场化改革转变为同样重视社会保障和公平。再次,我国已经进入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重视法治和规则,提升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实力,改善经济增长的效益和质量是新阶段提出的新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客观上就要求我国的财政体制和收支结构进行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和更有效率的改革,以实现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简单看作是一项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它更是一项结构性的财政政策。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

积极财政政策首先是一项应急措施,是为了化解外部冲击,扩大内需和支持出口,确保经济增长的短期扩张性措施: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一项短期扩张性措施,而是包括了更多和更重要的中长期内容;它不仅是一项总量政策,同时又是一项结构性政策。

(一)积极财政政策是扩张性政策和结构性政策的组合

在规范的经济理论中,有几点是既定的:一是给定了比较完善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二是结构和技术问题只在中长期才发生变化。在这些条件下,以解决总有效需求不足为目标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或减税等,来刺激需求并带动整个经济增长。

因此,从中国实际出发来界定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就不能把它简单看作是规范济理论中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其作用也不是简单地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通过扩张或紧缩性财政政策来刺激有效需求。要真正使财政政策有效,就必须有结构性政策的配合。

(二)积极财政政策包含公共财政的体制改革

在一般意义上,财政职能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对宏观经济调节的职能。即反周期政策。这种政策只能在短期内使用,而且受财政纪律和政策规则的约束。二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即提供市场不能提供或提供数量不足的公共品和准公共品。三是社会公平职能。通过财政转移性支付、收入再分配等政策手段来调节地区和个人的收入差距。四是激励和引导职能。通过财政支出和税制激励调节微观主体(企业)的行为,从而引导经济资源配置的方向及效率。

三、积极财政政策的性质和特点

(一)政策的阶段性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当前我国出现了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剧等特殊情况下,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暂时性的适度扩张政策。

(二)政策的定向性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全到位,企业机制转换也尚未完成。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况下,不宜也不能实行全面扩张的财政政策,而只能实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资、开拓市场、扩大内需,又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结构,促进体制改革深化的财政政策,即应该实行定向性的财政政策。

(三)政策的复合性

扩大内需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就其自身而言,没有局限于扩大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这一个方面,而是以扩大需求为主旨,注重多项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体现了政策复合性。

四、积极财政政策的财政风险

(一)几年来积极财政政策导致赤字率和债务率不断增加。我国几年来连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导致各项反映财政状况指标呈现逐渐恶化的趋势,赤字率(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已经由1997年的1.18%上升到2002年的3.03%:债务率(国债余额占GDP比重)由1997年的8.16%上升到2002年的18.2%。

(二)欧盟《马约》确定的赤字率和债务率标准不是公认的国际警戒线。赤字率和债务率并不是判断财政风险的唯一标准,要结合具体国情主要是经济增长和利息支出进行综合考虑。

(三)中国财政短期内风险不大,但长期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确有财政风险。按照前面的分析,虽然几年来财政支出迅速增长。赤字率和债务率上升较快,但由于同期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也较快,目前财政风险并不大。但如果从中长期看。中国财政风险有累计增加的可能性。首先,由于大规模增加税收的条件并不具备,未来财政收入基本只能保持在略高于经济增长的水平上。其次。由于中长期内仍需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结构性职能要求财政支出规模不能减少。支出压力较大。

(四)中长期财政风险的限度。在中长期内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必须考虑财政风险是否有可持续性的问题,即未来政府能否偿还到期债务。如果随着债务积累。政府既无法利用财政节余偿还债务,也无法通过发行新国债偿还旧国债,政府只剩下两个选择:使国债货币化或宣布废除旧的债务。前者意味着征收了通货膨胀税,后者意味着国家信用破产。无论哪种情况出现。都意味着财政风险转化成为财政危机。

五、积极财政政策下一步调整的方向

无论积极财政政策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它仅仅是一项阶段性的措施,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当其初始目标完成后,就应当考虑它的淡出、转型和调整的问题。

(一)积极财政政策在总量上的投入应逐步由扩张转为适度调整。从现阶段的实际出发。积极财政政策中以反周期为主要目的的扩张功能应当淡出。

(二)积极财政政策应加快向体制性、结构性政策转型。积极财政政策由扩张性转为体制性、结构性政策后,为保证政策调整力度,仍有必要在一段时间保持一定规模的赤字,来达到加快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继续扩大对外开放,促进攻坚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基础设施的公共保障能力之目的。

(三)积极财政政策在机制上应逐步由应急性决策转向“规则化政策”,建立正常的政府投资机制。自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人们最关注的是财政风险、国债投资效率以及公共财政的功能性改革等问题。要防范财政风险以及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推进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在反周期扩张性财政措施淡出后,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一方面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提供资源引导力的保障:另一方面。应加强财政政策的规则化管理,制定并遵守国债投资进入、退出的标准。保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规范性和公开性,坚持法治和依法行政,提高财政资源和国债投资的使用效能。

(四)积极财政政策在投资领域应缩短战线,并按照贯彻“五个统筹”要求调整投向。积极财政政策的一项重要使命,是逐步把扩大内需的主角让位于消费和民间投资,公共投资的范围是不与民争利,在建立公共财政的体制框架的同时,扫除消费和民间投资增长的相关障碍。因此,适度规模的国债投资只可能有限解决目前最紧迫、最根本的发展问题,而把其他的发展问题留给市场和民间投资。新晨

(五)积极财政政策要进一步强化社会保障职能。社会保障支出是财政的基本职能之一。从中长期看,我国社会保障压力是由三个因素组成的:一是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社保覆盖面将大大扩展,不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之后应该被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而且社保范围也应该延伸到农村:二是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就业情况不容乐观,社保压力也相应增加;三是我国在人均收入较低,养老保险体系建立时间不长,特别是一部分退休较早的职工没有交纳个人保障基金的背景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保支出呈快速增加的趋势。下一步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之一,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继续提高社会的保障能力。重点完善相应的保障制度。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范文第3篇

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是从我们开始的,世界上早就有这种理论,也早有这种实践。[1]萨缪尔森第10版《经济学》中就有“积极财政政策”的概念,[2]斯坦利•费希尔、鲁迪格•唐布什的《经济学》也有同样的表达。[3]在国内出版的著作中,也早就有“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用法.积极的财政政策意指政府密切注视经济的变动趋势,预测未来的经济发展,在税收和政府开支方面采取有效的对策,以实现一定的宏观调控的政策目标。[4]我们对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基本认识是:

(1)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下面两个涵义上界定的:一是与自由市场经济时期政府“不干预”相对而言的,消极政府变为积极政府;二是与财政政策中的“自动稳定器”相对的,是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或斟酌使用的财政政策的另一种表达。

(2)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只是扩张的财政政策,它包括扩张的、收缩的和中性的三种操作方式,服务于经济稳定、充分就业的目标,是“逆经济周期调节”的政策。我国1998年开始实施大力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当时以“积极财政政策”名之,是出于“中国特色的”特殊考虑。如果未来的经济景况需要紧缩性的财政政策,那也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政策取向发生了转变,不能说那就不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了。

(3)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周期性政策,而不是短期政策。从政策运用的时段看,即使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也不好说是短期的或长期的政策。一、二年算短期,还是三、四、五年算短期?很难说清楚。20世纪30年代经济萧条时,美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持续地用了至少六、七年时间,直到经济基本恢复,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美国实行了10年以上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完成了结构调整。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意义在于推动或拉动失衡的经济,使其生成内在稳定发展的动力,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因此到底要用多长时间,要看它是不是“完成了任务”,经济运行是不是继续需要。经济资源的有限性、财政规模占gdp的比重有一个限度、财政政策作用有其局限性等等这些不是“积极财政政策是短期政策”的理由,决定政策“长短”的是整体的经济状况。

(4)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政府调控经济的常规性政策,而不是所谓“特定的政策”。近现代以来的经济实践表明,经济在周期性波动中增长是一种。常态”,因此,也不能说积极的财政政策是特定的政策,只能说在不同的经济背景中要有不同的操作选择罢了。1998年以来的特定经济条件,需要财政政策发挥比以往更大的作用。“政策作用的大小”,实际上是扩张程度的大小,不能说明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特定的”。事实上,不同经济景况下的政策选择就其扩张或收缩的程度而言总有大小之分,总是“特定的”。

(5)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多种手段的组合。即使是其中的扩张性政策,也不只是赤字、发债一端,它还包括减税、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调整经常性支出结构等多种政策手段,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一个政策组合。近两年采用的手段主要是公债,以后不可能总是这样,一个时段有一个时段的主体政策手段选择。比如说,要通过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刺激经济增长,主体的政策手段就应该是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了。

(6)“扩张的”或“紧缩的”政策并没有“好”、“坏”之分,它们都是政府为矫正经济失衡而采取的措施。能促进经济稳定、平衡地增长就是好的;相反,就是不好的。

在今后经济调整的相当长时期,内需不足的状况将继续存在,经济增长的压力将取代通货膨胀的压力成为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在此景况下,扩张性财政政策就是一种必然选择。这样看,扩张性财政政策是要继续实施下去的。到什么时候停止,要看经济景况的变化。当然,政策的性质和任务要“与时共进”,政策的力度、作用、方向、手段组合等应依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发展的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我们认为,财政风险不是来源于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而是来源于不健全的财政制度和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如果财政制度漏洞百出,不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财政也有风险;或者,财政政策的资金“打水漂”,不能促进经济增长并通过由经济增长带来税收的增加,那就肯定会埋下风险的种子。

二、近期及未来财政

政策操作的着力点1.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反周期、调控经济是财政货币两大政策及其

它政策的组合运用。但近年来的情况却是一冷一热。事实上,独立的货币政策或独立的财政政策是不存在的,最典型的是国债,它本来就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结合点;再者,两大政策又各有其长,必须结合使用,取长补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决定于政府的选择;政府的选择又根源于经济的需要与两大政策的特性和作用。现在看来,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选择要有一个新的思路。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政策设计上,都要进一步强化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有两个基本点,一是松紧搭配.二是两种机制的契合。

在松紧搭配上,在目前的情况下,明显的是应该采用松的货币政策,配合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两者共同发挥作用,促进经济尽快走向良性循环。目前的主要问题是通货紧缩而不是通货膨胀,从全社会储蓄、投资和消费的存量及发展趋势看,高储蓄率、高储蓄倾向和低消费倾向、低投资倾向明显存在,引起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不大。 在机制的契合上,一方面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应该为货币政策发挥作用拓展空间,提供条件。如适当增加财政贴息资金的规模,扩大贴息政策的适用范围。用财政资金支持建立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为中小企业融资创造条件;等等。另一方面,货币政策要为财政政策创造宽松的市场环境,使财政政策适应、促进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机制的形成。如,把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建立在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基础上,金融通过自身经营机制的转变、管理水平的提高、盈利能力的增加,避免和化解金融风险,而不应该把财政作为兜底儿的口袋。金融体制改革应该尽快拓宽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如果这些企业继续得不到融资支持,那么财政政策永远也不可能产生“汲水”的作用,最终导致计划机制的强化和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隔离格局的固化。要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使利率真正成为引导企业投资的信号。完善和扩大公开市场操作,使之成为吞吐基础货币、调节货币供应量和市场利率的政策工具。逐步放开让商业银行自主购买和持有各种债券。通过证券质押贷款等途径逐步放开证券公司、投资基金进入同业折借市场,支持资本市场发展。

2.财政政策目标的调整:从追求经济增长到关注经济发展

我国1998年开始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将目标定位于经济增长,取得了相当的成效。近几年来的增长速度都在7%以上,这个速度如果是实的,即是一个了不起的高速度。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看,随着经济总量的增加,增长速度必然要放慢。只要也只有gdp的增长是实实在在、有效率的,人民的福利水平就会也才会提高。现在我们不应再一味地追求速度、应该由追求经济增长到关注经济发展。经济增长自然是最重要的,但不是全部。过度地专注于经济增长,而将其孤立起来必然会破坏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水落石出,问题暴露了,现在正是我们进行结构调整的大好时机。

(1)促进经济发展:在推动经济结构演进中实现经济增长.核心是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

经济发展的实质是由经济结构变化带来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经济总量扩张。结构变动是经济发展的本质规定。在经济结构演进过程中,总量会短期收缩,但长期效果必然是带来新的扩张。马克思说固定资本更新是经济周期的物质基础,就揭示了这个规律。在一定意义上说.结构演进就是在总量扩张与收缩的过程中实现的。目前我国的财政政策应确立促进结构升级的目标。

经济发展中结构演进包括制度结构、城乡结构、要素配置结构、产出结构、贸易结构、消费结构、分配结构等的全方位进步。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是稳步提高的。现阶段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制度结构、城乡二元结构和分配结构调整,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和消费

结构升级内含于城乡二元结构调整之中:13亿人口中9亿农民衣食用远未满足,消费结构向万元、10万元商品升级只是城镇居民的要求;与此相适应,产业结构升级也只是基本适应了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对农民来说,现有的产业结构与他们的需求结构是脱节的。

建国以来的经济发展,是在城乡隔离的状态下推进的。城市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时至今日、城市市场的产品大大超过其自身的需求,如果没有外部市场已很难维持继续增长。与此同时,农民被禁闭在传统农业社会,生产方式落后,有效需求不足,城乡市场出现了明显的断裂。城市市场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又不是很强,而且很不稳定。城市剩余产品“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有出路,这是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滑、需求严重不足、国有企业经营困难、失业率上升等一系列问题的根本原因。城市消费需求与产业结构升级,应建立在城乡二元结构改造的基础上,而不是城市需求结构与产业结构脱离城乡二元结构改造的孤立升级。如果还不改变日益扩大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城市经济的发展就难以为继;如果继续不顾农村这一片广阔的天地去搞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就会越走越窄。

我国在工业化初期,“工农业剪刀差”使农业剩余价值转移到工业,为工业积累资金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财政政策的目标应盯住通过城乡二元结构的变革促进经济的发展,这既是目前拉动内需的需要,也是经济长期发展的需要。

(2)促进经济发展:持续稳定地实现经济增长,核心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20世纪70年代以来,理论和实践对经济增长的看法和着眼点发生了大的转变。资源和环境状况的恶化促使环境意识觉醒,人们从片面追求增长率开始转向强调可持续增长。单纯的经济增长没有反映要素投人、资源减少和环境恶化的代价,竭泽而渔,不真正代表社会福利提高和经济进步。资源和环境状况是社会福利水平的基本要素,也决定了经济持久增长的潜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意识到并提出了两个“根本转变”,以实现可持续增长,但根深蒂固的速度偏好。把速度等同于增长本身。“发展是硬道理”被理解成了“增长率是硬道理”。 粗放型的高速增长,过度投人与无效产出并存,gdp水分加大,浪费严重、给资源和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严重损害了可持续增长的物质基础。如果不彻底扭转这种高速低效的增长方式,资源和环境状况将难以为继。而且,粗放型的高速增长,引起并加剧经济波动,最终使得经济增长无法持续。

高质量的持久的增长并不容易,重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增长。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增长速度不算馒,只有下功夫提高增长的质量,经济发展才会走向光明的前景。

(3)促进经济发展:在解决失业中实现经济增长。核心是支持第三产业和劳动密集产业

现阶段对增长速度的渴求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就业压力。很多人认为7%朋的速度解决不了就业问题。但是就业数量不仅取决于增长速度,还取决于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就业机会的扩展依赖于经济增长和人类基本能力的提高。但如果不实施某些辅助的政策,经济增长不会主动转化为就业机会的扩大。”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中早就指出机器排挤工人的现象。我们不能把就业含混于经济增长之中。没有就业机会的增多,单纯的经济增长是虚假的,因为它不能给更多的人带来福利。就业状况是衡量经济增长的合理程度的一个重要标推,以就业状况衡量经济增长的合理程度,更能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目前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也在努力解决失业问题,何况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经济实践表明,第三产业在有效增加劳动力需求方面存在着更大的潜力。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比重占到60%一70%,中等收入国家的比重可以达到50%左右,与我国发展阶段接近的印度、印尼等国家。其第三产业的比重也达到35%一40%,而我国则不足30%。我国应积极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那些就业效果显著、耗费资金和资源相对较少.但又能适应消费结构变化的第三产业,使这类产业的增长速度快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这不但有利于吸纳就业人口,而且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3.财政政策的作用方向:短期是需求管理,长期是供给管理

增长政策不能仅限于调节总需求,同时还应包括扩大总供给的措施。这种供给导向的增长政策不但要把减少投资风险、改善投资收益等促进私人投资的措施置于中心地位,而且要特别重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引致经济增长的最持久的动力在于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又与知识和人力资本存量直接相关。因此,投资于科技和教育是推动经济持久增长最根本的举措。中国经济要想顺利实现增长转型,迎来新一轮的持久增长,不断加大科技投入是一条必由之路。当然,技术进步可以有许多途径,自己开发是一条路,技术引进也是一条路,如何搭配应按照优势原理来进行。除此之外,加大教育投入,提高全民素质也是一项非常迫切的任务。

4.财政政策的着力点:改变收入分配格局

我国财政政策目前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如何使储蓄转化为投资和消费。就近年来我国的情况看,富有阶层有购买力,但消费倾向低。这些人的投资除了股票和国债以外、实业投资受到产权制度、投资能力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尤其是其中的很大一部分灰黑色收入又不敢暴露出来,只能以各种名义存在银行。贫穷阶层是消费倾向高的群体,但没有购买能力。上述原因导致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低,这是形成经济萧条的最深层的原因。未来的财政政策应该立足于这样一个现实基础考虑如何实施。如果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是使收入继续向高收入的富有阶层转化,那么将继续加剧经济的萧条。如国债政策客观上就有这种作用、总是富人去购买国债,再享受国债利息,这样,政府的政策加剧了“马太效应”:因此,治理经济萧条的可行的政策选择是改变收入分配格局,消除收入分配格局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具体措施应该包括对高收入者征收超额累进税、财产税、利息税等.通过税收调节社会公平,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加大政府对低收入阶层的转移交付。

三、构造财政政策有效 发挥作用的制度基础

财政政策发生预期作用的制度前提是现代预算,预算是近现代社会的一个伟大发明,是制度现代化的一个基本标志。预算制度对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具有决定性作用,财政政策必须在一套科学、可靠的预算制度规范之下实施才能成功。“罗斯福新政”将美国从经济危机中拯救出来,扩张性财政政策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是举世公认的。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美国如果没有现代预算的前期铺垫,就没有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成功。”

中国财政现在面临的问题在根本上是制度问题。明确提出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极力推进预算制度改革已经经过了三、四年的时间,但国家审计署对2000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报告表明[5],财政活动秩序确实还存在诸多问题.有些问题还比较严重。从报告列举的事 实看,这些问题广泛存在于涉及政府收支的所有部门和环节:仅从该审计报告披露的信息足见预算执行状况问题之严重,而实际状况更令人忧虑。在这种预算制度环境之下,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大打折扣。“打铁需要自身硬”,目前推进预算制度改革的要求十分迫切。

我们的观点是,中国面临的挑战不在于实施怎样的财政政策,而是来自于财政政策的制度方面,即预算制度是否能够有效地控制财政政策的实施引发的风险。这一制度的基本框架包括对税收、支出、赤字和公债的严格控制。目前要抓紧解决这样几个问题:(1)将税法调整纳入到年度预算编制过程。税法的调整与预算通盘考虑,统筹安排,保证其与财政政策目标一致和各种税法目标的协调配合;(2)强化复式预算的基础地位与功能,拓展复式预算的包容范围。整合现在存在的大量的预算外资金和制度外资金,统一国家财政;确立起公共预算与国有资本预算两个支柱,对重大公共投资项目、社会保障项目、国有金融机构等建立特别预算,改变当前公共预算单兵独进的“破行状态”;通过财政投资预算防止窄打宽用的“钓鱼预算”,防止灰箱操作,铲除“豆腐渣工程”生存的制度基础。(3)通过预算控制财政赤字。扩张性财政政策不等于对赤字放任自流,相反是提高了对赤字控制的制度和技术要求,因为事前性赤字会在政府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的“掩护”下增大,更难以控制。如果预算制度存在漏洞,周期性平衡预算就化为乌有。(4)通过预算控制公债的运作,建立稳定的本息偿付机制。部门预算应包括其所支配的债务,明确国债的部门责任、使用方向、使用结构、使用效益;国债资金投入重大项目时,应由该项目的预算控制;每年的预算要对国债的本金与利息支出作出安排与规划,确立稳定的偿债渠道和资金来源,减缓以新债抵旧债的积累和循环,使债务规模控制在合理的界限之内。

【注释】

[1]朱镕基.卯oo年]月]4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财税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a].积极财政政策纵论[c]。北京;经济科学出版杜.2000—7.

[2]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上册[m](中泽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505—506.

[3]斯坦利•步希尔多 经济学:下份[mi(中译本].光京:中国时政经济出肢社,1989,103-107

[4]宋承先.现代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n1.上海:复互大学出版社.1994.798—799.

[5]王绍允.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j].读书,200[,(8)

[6]李全坐.关于2000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市计工作报告〔摘要)[n]—中国审计报、200 346—29(i).

 

【参考资料】

    [1]保罗•a•萨绥尔森.经济学[m京:商务印书馆,1979.

[2]斯坦利•费希尔等.经济学[川(中译本).北京:中国时政经济出版杜,1989.

[3]宋承先.现代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

[4]项怀诫.积极财政政策纵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范文第4篇

从2008年11月初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宏观经济政策转向调整的那一天算起,一年多来,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相机调整与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频繁变化如影随形,亦步亦趋。高培勇认为,在2010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将在延续过去一年多来的扩张取向并与时俱进的进行相机调整的同时,进一步发挥“更直接、更有力、更有效”的作用。

积极财政政策是主攻手

《南风窗》:您怎样评价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和上一轮积极财政政策有什么不同?

高培勇:在1998-2004年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格局是“松紧搭配”――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相配合。

在“双松搭配”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格局中,货币政策的扩张功效部分受阻,这一特殊的经济现象意味着,在全球性金融危机包围下的中国,由两种政策手段共担的拉动内需的重任,历史性地向财政政策一方倾斜了。在这一轮反金融危机的宏观调控体系中担当“主攻手”,可以说是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

财政政策从来都是以政府的收入与支出作为行动载体的。“增支+减税”即是扩张l生财政政策的几乎全部的内容。

如果说上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实践的重心主要放在了增加财政支出一条线索上,那么,这一次实施的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则是支出与收入同时并举、两条线索协同作战。

2008年12月初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即开宗明义地把“较大幅度增加公共支出,实行结构性减税”界定为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内容。

就扩大财政支出而言,不仅有增加政府公共投资的项目,也有增加中低收入群体收入以及实施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方面的安排。就结构性减税而言,不仅涉及诸如增值税转型、两个企业所得税法合并等份额较大的税种的减收,也有包括个人所得税、二手房交易税负、股票交易印花税等份额相对较小的税种的减收。

这一次所实施的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把包括“增支”、“减税”在内的几乎所有的扩张性手段都用上了。着眼于并实施两翼并举的“全方位”财政扩张,可以说是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另一个重要特点。

《南风窗》:作为“主攻手”并且两翼并举“全方位”扩张的财政政策实施效果如何?

高培勇:如果说,中国经济率先实现总体回升向好势头、有效遏止了经济增长明显下滑态势这一难得成绩的取得,主要来源于宏观经济政策的拉动,那么,在此基础上,还可以补上一句话:其中的主要政策力量,就来源于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

会调整,不会很快淡出

《南风窗》:2010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的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之路该如何走?

高培勇: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如下的两条显然已在定论之列:其一,已经实施了一年多的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扩张性取向必须坚持,不应也不能改变。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其二,取向不变,并不意味着2010年要全盘“照搬”或“复制”过去一年多的政策内容。事实上,即便在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具体内容也是处于不断调整之中的。要“不变”之中有“变”,在“不变”的取向之下酝酿并实施“变”的内容,可以说是2010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内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

从“不变”的角度看,进入“不变”之列的,当然首先是财政上的扩张性取向,便仍然需要“增支”、“减税”两个工作线索的同时并用、协同作战。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主攻手”角色,也应是“不变”的。

从“变”的角度看,进入“变”的序列的,应首先是政策的实施重点。把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重点,由以往相对偏重投资适时转移到着力拉动消费需求上来。除此之外,随着全球经济逐步走出低谷,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并且,通货膨胀预期的压力已经日渐增大,应审时度势,适时地降低扩张力度,相应地放慢实施节奏。

《南风窗》:中国2009年的财政赤字已经接近3%的国际警戒线,2010年如果继续“增支”和“减税”,财政是否会面临太大压力?

高培勇:无论是“不变”,还是“变”,政策的实施成本――财政收支的暂时困难是不能回避的。因为,在反危机的年代,不仅经济不景气或经济增速的下调会带来财政收入的减少和财政支出的增加,而且,基于财政扩张需要而实施的“增支+减税”的政策安排,更是以财政收支不平衡为前提的。

然而,面对此状,更需强调放眼全局而不计局部得失的道理。从历史的轨迹看,必要时宁肯以财政收支的不平衡来换取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毕竟是我们在财政政策选择问题上始终遵循的基本原则。这次也不例外。算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账,若能以财政收支困难的暂时加大换得一个经济尽快回暖和尽快回归平稳较快发展轨道的局面,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值得付出的代价。以财政收支的暂时困难所带来的,将是经济的较快平稳发展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且,有了这个基础,财政本身的日子也会逐步好过起来。

减税关键在增值税及个人所得税

《南风窗》:2010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增支”方面更多的是一个重心的调整,即由公共投资支出移向公共消费支出,力度调整较大的应该是“结构性减税”,2010年将如何减税呢?

高培勇:不妨以2008年的全国税收收入规模为盘子加以说明。在我国现行的税收体系中,除了一种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暂时免征之外,目前处于有效运行状态的共有18种税。在2008年,按照国家税务总局的统计口径,全国税收收入为57862亿元。在其中,依所占份额高低排列,增值税收入为42.7%,企业所得税收人为21.2%,营业税收入为13.2%,个人所得税收人为6.4%,消费税收入为5.7%。除此之外的其他税种收入加总求和,其所占份额不过10.8%。

在当前的中国,讨论并谋划“减税”问题或方案,我们所应聚焦或关注的,是所占份额居于前列的几个较大税种。如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营业税、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这几个税种的收入份额,合并占到了全国税收收入盘子的将近90%。

进一步看,上述几个税种的情形各异,在“减税”问题上,还需要实施不同的安排。所占份额位居第三的营业税,由于其系地方的主体税种,又是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根基所在,在未下决心对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颠覆性变革之前,这一税种不宜大动。所占份额位居第五的消费税,并非一个独立的税种,而是一种附加税。其主要的功能在于调节消费,拉近贫富差距。在现行税收体系的调节功能相对较弱、我们又亟待强化税收调节

功能的条件下,就总体而言,在消费税的调整上,宜做加法而非减法。这样一来,留给我们的主要选择空间,便是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三个税种了。

鉴于企业所得税的改革已经基本到位且已收获了抵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特殊实效,2010年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完善企业所得税法相关配套政策,减税的重点,可以主要放在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上。

《南风窗》:增值税转型在2009年效果似乎不太明显,因为经济不振使许多企业放弃了添购设备的打算,2010年增值税转型还可以有哪些举动?

高培勇:增值税是现实中国的第一大税种,要使“减税”真正带来实效,当前我国的“减税”重点应当也必须锁定在增值税上。

但是,应当看到,与操用在其他税种上的减税举措有所不同,只有在企业真的着手技术改造、真的扩大设备投资的条件下,它才能据此去抵扣其应缴的增值税税款。增值税转型的减税效应,也才能真正进入企业的腰包。否则,如果企业的投资行为不因此而调整,或者,其调整的程度远低于人们的预期,那么,它便很可能只是政府所放飞的、等待人们去抓的“树林子里的鸟”。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面对全球性的产能过剩,企业难有足够的投资热情或投资动力,对于增值税转型减税效应的预期,不能不有所保留并备有预案。倘若2009年增值税转型的减税效应未能如所期望的那样发挥出来,并且,经济形势的变化需要在税收上采取更有力的扩张措施,那么,2010年,在增值税转型改革上可以考虑的选择,便是进一步“割肉”:在财政收支状况允许和其他税种改革配套进行的条件下,将房屋、建筑物投资纳入抵扣范围,允许抵扣全部的固定资产投资,从而实行完全意义上的消费型增值税。

《南风窗》:个人所得税一直很受关注,这几年也几次调高起征点,但好像公众还是颇有微词,认为个人所得税更多的是向工薪阶层征税?

高培勇:可以看到,尽管政府已经先后拿出了增加工资薪金所得额扣除标准和暂免征收存款利息所得税等两项举措,并且一年将减少大约460亿元的税收收入,人们仍然对进一步减轻个人所得税的负担充满期待。因而,从长期看,很有必要在个人所得税税负的进一步减轻上有所回应。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范文第5篇

[关键词]经济周期波动;财政政策;回顾;下一步取向

[中图分类号]F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0)03-0041-03

经济周期波动是国民经济运行的一种常态,它是经济增长率上升和下降的交替过程。迄今为止,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完全避免这种波动现象。剧烈的经济周期波动会对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在经济扩张阶段,投资高涨、信贷扩张、物价上涨,容易产生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当经济扩张经过一段时期到达顶峰之后,接下来常常是经济增长放慢,爆发经济危机,导致经济衰退与萧条。熨平经济周期,将波动幅度控制在常规范围以内,保证经济的健康平稳增长,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之一。回顾新中国60年来我国宏观调控的重要政策工具之一――财政政策,总结其在熨平经济周期波动中的经验与教训,对于明确当前金融危机形势下我国财政政策的下一步取向,以及完善以后反周期的宏观调控和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一、财政政策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机理

(一)财政的“自动稳定器”作用

政府财政包括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两个方面。政府的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不仅是分配社会产品的手段,同时也具有稳定经济的功能,即财政的“自动稳定器”作用。

首先,在政府税收方面,主要体现在累进的所得税上。在经济繁荣、增长过快时,人们收入增加,在累进的所得税作用下,繁荣使超过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纳税人和适用累进税率更高级次的纳税人增加,税基扩大,税率上升,政府税收增加幅度大于个人收入增加幅度,从而抑制了经济的进一步过热;相反,当经济衰退、增长缓慢时,人们收入下降,在累进的所得税作用下,衰退使符合纳税规定和适用累进税率较高级次的纳税人减少,税基缩小,税率下降,政府税收减少幅度大于个人收入减少幅度,从而抑制经济的进一步衰退。

其次,在财政支出方面,主要体现在一些转移支付项目上。当经济繁荣时,失业人数减少,人们收入普遍提高,领取政府补助的人数减少,从而抑制了社会总需求的增加;相反,当经济衰退时,失业人数增加,人们收入普遍下降,领取政府补助的人数增多,从而抑制了社会总需求的减少,在某种程度上促进经济恢复。

(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

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指政府根据一定时期的经济社会状况,主动灵活地选择不同类型的财政政策工具,干预经济运行,以实现财政政策目标。

首先,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可以通过总量调控在一定程度上熨平经济周期波动。其基本原理是在政策制定与政策工具的选择上与经济周期相逆,即在经济高峰时,采用紧缩性财政政策,抑制总需求,反通货膨胀;在经济低谷期时,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大总需求,反经济衰退。

其次,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还可以通过结构调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经济周期波动因素。其基本原理是在政策制定与实施中区别对待经济的长、短板,合理扶持国民经济中的“瓶颈”部门与产业的发展,适当抑制过剩产业,有保有压,矫正结构错位,缓解结构失调所激发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矛盾,稳定经济波动。

二、我国财政政策的实践与启示

(一)我国财政政策运用的历史演进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国家财政是国民经济分配的主体,建设项目统一由国家计划确定,人财物也由国家统一调配,政府宏观调控的力度非常大。在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中的物价、失业率等指标难以成为经济周期波动的预警信号,中央的几次过度投资和失调投资的失误,反而引发经济超常规波动。比如,1958年“”时的“大炼钢铁”和“一大二公”,使得当年社会总产值的增长率突然高达32.6%,但从1959年便跌入“三年困难时期”的惨境,社会总产值增长率最低时为1961年的-33.5%,短短几年,经济波动幅差竟达66.1%。

改革开放至1998年之前,我国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财政分配权开始向下分散,同时财政也日益贫困化,在宏观调控中默默无闻,表现出被动的特点。一般而言,财政赤字是在国民经济出现衰退时,政府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来扩大总需求而产生的。然而,如图1所示,在1978年-1997年间,无论经济如何波动,基本都存在着变动很小的小规模财政赤字。可见,在这段期间的财政赤字并不是为熨平经济周期而存在的,而是因为财政收入下降,财力安排捉襟见肘,被动产生的赤字。另一方面,1998年以前,我国对财政赤字的认识存在局限,认为大规模赤字有很大的弊端,所以即使在经济严重衰退的年份,也没有主动扩大赤字。

1998年之后,我国财政政策开始表现出逆周期性,在熨平经济周期波动中发挥重要作用。1998年以来,我国财政收入增长率稳步增加,从1998年的14.16%提高到2007年的32.4%,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也日益上升,政府财力的增加为财政政策发挥作用提供了保证。另一方面,在财政赤字认识上有了突破,“赤字有害论”在我国失去主流地位,政府面对财政赤字有了信心与底气,政策开始转被动为主动。如图1所示,1998年之后,我国的财政赤字与经济周期逆向波动,经济收缩时,财政赤字增加;经济扩张时,财政赤字缩小。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立即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国债、支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增强税收调控功能、调整收入分配政策以及扩大对中西部转移支付等,很好地促进了经济复苏。到2003年,我国经济形势明显好转,经济自主增长机制形成,积极财政政策转向稳健的财政政策。直到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此轮周期中财政政策的逆周期调控维持了经济9年的上升期,有效地减少和减缓了经济周期波动。

2008年至今,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财政政策密切依据形势变化迅速进行了调整,从“稳健”转为“积极”,时隔10年之后,我国再次重启积极财政政策。此次的积极财政政策重点在扩大内需和调整经济结构方面。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措施,2年4万亿元投资计划重点增加在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的支出,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的收入水平等。积极财政政策开启之后,GDP增长率下降一个季度之后就迅速反弹了,有效地刺激了经济回暖,快速缓和了经济周期波动。如表1所示。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财政“自动稳定器”作用的设计与发挥方面,也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1994年以前,我国仅对集体企业实行过超额累进所得税。1994年起,我国进行了一系列的税制改革与调整,原个人收入调节税、适用于外籍人员的个人所得税和城乡个体工商户所得税合并为统一的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的设计与实施越来越具备“自动稳定器”的机制,只是在税收总收入中的比重仍然偏小。另一方面,我国社会保障事业获得了长足发展,基本制度逐步建立并日渐完善,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待遇水平稳步提高,在财政的“自动稳定器”作用方面具有广阔前景。

总之,在新中国成立的60年里,我们从计划经济体制转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从行政手段向经济手段转变,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运用得到长足发展。在财政政策方面,不仅税收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在不断完善,自动稳定器的作用越来越强,而且,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也经历了从被动到主动、从顺经济周期调节到逆经济周期调节的转变,还在政策出台的时机、力度、工具选择上表现得越来越成熟。

(二)几点启示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经历了若干次不同程度的经济周期,总体呈现出波幅越来越小的趋势,经济运行越来越平稳,如图2所示。这主要归功于我国在运用财政政策熨平周期波动的方面逐渐成熟,积累的经验越来越丰富。主要有以下几点启示:

1.要研究经济发展的周期性规律,提高财政政策的预见性。宏观调控可以努力去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但是无法消除经济周期性波动。决策和执行部门应把握经济周期的波动特点,制定和实施科学的宏观经济政策,努力延长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减小经济周期波动幅度,尽量避免经济波动所造成的损失,防范各种潜在风险,警惕政策矫枉过正的可能性。根据以往经验,财政政策实施的效果如何,主要取决于政策的方向、时机和力度把握得如何。

2.要保证国家财政一定的经济实力,但要避免财权过大。财政政策发挥调控功能以国家财政拥有一定财权为基础,失去此基础,财政政策的调控能力就会大打折扣,甚至导致被动与无为。但是,政府毕竟只是市场的“守夜人”,如果国家财政财权过大的话,不仅是对民众财富的过度占有,还会导致“大政府”和“强政府”,挤压经济运行中本应属于市场机制的席位,加大经济运行中的决策风险,影响经济平稳运行。

3.要继续完善税收制度和社保制度,加大财政的“自动稳定器”作用。虽然我国的税收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在不断进步之中,然而还存在很多问题。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入和推进,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个人所得税的强化和一体化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将成为我国经济运行中主要的新稳定因素。

4.要更加重视结构调控,注重财政政策短期调整与中长期发展的协调。不可否认财政政策在总量调控方面的重要作用,然而财政政策应该更加侧重于结构方面的调整和引导。从长期来看?熏我国容易出现过热和经济结构的不协调,一部分产能严重过剩,一部分产业发展薄弱,这样的经济结构问题如果长期累积不加以解决的话,将成为经济运行中导致供需不平衡的主要因素。所以财政政策在熨平经济周期波动过程中,短期调控之余,要致力于促进经济中长期发展,强调产业政策引导和政策性倾斜的结构优化,带动和激活民间投资、消费与创新。

三、对我国当前经济形势的认识及财政政策的取向

总结我国60年经济周期波动中财政政策运行的经验与教训,是为了在未来的实践中,更好地发挥熨平周期的作用。在应对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中,我国财政政策积极发挥作用,已经推动我国当前经济出现明显复苏,但还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如何认识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财政政策下一步怎么调整,都是在历史经验的回顾与总结之后应该思考的问题。

(一)对我国当前经济形势的认识

多项经济指标显示,我国经济已经明显复苏。工业增加值增速出现小幅度上扬;全社会发电用电量从2009年1月稳步上涨;国内货运量、货运周转量、港口货物吞吐量遏制了连续8个月的下跌势头开始回升;进出口总值2009年2月触底反弹;GDP也明显呈现上升走势。然而,我国财政政策下一步取向,还取决于当前这种经济复苏是否可持续。

当前我国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面临几大考验:其一,当前的复苏主要是依靠投资,尤其是国有投资拉动的。2009年前10个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比2008年同期提高了33.1%,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完成投资增长了39.0%,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达到43.4%。而对经济根本回升起着决定作用的民间资本投资一直没有带动起来。其二,消费有所启动,但基础不稳。2009年10月份,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11718亿元,同比增长16.2%,继续保持了2009年3月份以来稳定增长的态势,并且同比增速明显提升。然而,如图3所示,从消费者信心指数来看,增长缓慢,普遍预期不如2008年乐观。其三,经济结构调整困难,产能过剩严重。世界经济的衰退,尤其是我国内需不振,导致我国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除了钢铁、铝、水泥、建材等传统产业过剩行业外,此次反危机的4万亿投资刺激计划,使一些新兴产业,比如风电、多晶硅、光伏、煤化工等也出现投资增长过大和产能过剩问题。产能过剩问题已成为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最大制约。

总而言之,当前我国经济企稳回升的势头还很难保持,经济复苏还不具备可持续的动力,如果下一步财政政策不着手于形成经济自主增长机制,我国经济就有可能出现二次探底,走出“W”型,这不符合财政政策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目标。

(二)我国财政政策的取向

结合以上对当前经济形势的认识,要保持我国经济进入平稳快速发展的通道,我国财政政策下一步要借鉴1998年的成功经验,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直到经济自主增长机制形成,经济形势真正好转。但财政政策内容要有所调整,主要包括推进“两个重点”与深化“两项改革”。

重点之一:坚定不移地推进扩大内需战略的实施。短期内要继续扩大政府投资与消费,一方面通过转变政府投资的方式,适当开放民间投资新领域,给予民间投资适当财税激励等带动更多的民间投资;另一方面通过财税手段调节收入分配,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就业,改善消费环境等启动居民消费。让民间投资与居民消费成为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可靠动力。

重点之二:推动产业结构调整。通过财政担保、贴息、税收优惠和直接资金支持等手段,引导市场资本和企业按照国家的产业政策目标进行调整和升级;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鼓励自主创新,推广使用绿色技术和产品。这既是刺激消费、增加投资、稳定出口的重要结合点,也是调整结构的现实切入点。

改革之一:深化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应合理界定政府职能,防止“越位”和“缺位”,调整财政支出的结构,增强财政支出的公共性;财政支出应向民生领域倾斜,加大对“三农”、中小企业、灾区重建的投入;加大社会保障、就业、医疗卫生、教育、保障性住房的支持力度,稳定居民消费预期,促进消费扩大。

改革之二:深化税制体制改革。坚持“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税制改革道路,在总体上进一步减轻税费负担,加快结构性减税,促进经济增长;完善主体税种,尤其增强个人所得税“自动稳定器”作用;简化税制,拓宽税基,提高征管效率,降低纳税成本,一方面保障我国财政的充足财力,另一方面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活力。

参考文献:

[1]刘树成.经济周期与宏观调控[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2]贾康,白景明.财政与发展[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3]高培勇.中国财税体制改革30年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