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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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经济政策范文第1篇
1.1森林资源面积小,树种不够丰富
我国森林资源相对匮乏,世界上森林面积最大的国家俄罗斯的森林面积达8亿公顷,是我国的四倍多,而且我国人均森林面积占有量不足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在树种和树木材质上,我国的原木也没有优势。我国主要处于温带和亚热带地区,森林资源主要分布在东北、西南和东南。东北地区主要树种有落叶松、樟子松、桦树、红松、蒙古栎、长白松、云杉等,主要是针叶林;西南和东南地区有水杉、马尾松、云杉等,以及杨柳等阔叶林;中东部地区很少有较大规模的森林区域,主要树种多以阔叶林为主,如杨、柳、榆、槐、桐等传统树木为主。这些树种在国际市场上,不能满足多种需要,可替代性较强。而我国进口的东南亚和非洲的热带阔叶林和俄罗斯的寒带针叶林,这些大部分是优质材,它们的生长受环境气候的局限性影响,具有很强的竞争性。
1.2林业补贴政策力度不够
目前我国实行造林补贴试点政策,存在的问题主要有补贴额度不高、补贴范围不全面。林业补贴分为林木良种补贴、抚育补贴和造林补贴。世界上林业发达国家的林木良种使用率超过了80%,有的国家超过了90%,而我国到2008年底,林木良种基地供种率和使用率分别为63%和51%,初级良种尚未完全普及。我国林木良种缺乏补贴导致价格偏高,影响了良种的广泛推广。长期以来,我国大力推进植树造林工程,过分重视种植数量的增加,忽视了林木的抚育工作,造成树木质量差、病虫害滋生等问题。我国现已开展森林抚育补贴试点的面积仅占急需开展抚育的中幼林面积的0.32%,今后的任务还十分艰巨。我国现行的造林补贴主要针对重点生态建设工程造林,很多工程规划外的造林活动仍得不到补贴。和世界上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的造林补贴仍处于较低水平。日本1979年实行的补贴率为:扩大造林68%、天然林改造60%、更新造林40%~52%;美国对私有林的一般补助幅度在50%左右;加拿大对私有林补贴为80%;奥地利对营造用材林和防护林分别补贴30%和70%~80%。
1.3木材加工产业的发展带来巨大逆差
木材可用来制造家具、工艺品、造纸,还可以用于建筑和桥梁行业,木材的广泛用途使得木材的消费量是巨大的。我国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世界的加工厂,“中国制造”享誉全球。在木材加工产业中,大多数木材产品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目前我国是世界上木材产品出口额最大的国家,人造板和家具的产量居世界首位。木材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原木需求,加上我国对木材加工产业政策的支持和实施的天然林保护工程,导致供需缺口大,需要大量依靠进口,从而产生巨大贸易逆差。
1.4原木利用率低
我国木材加工产业粗放型发展,木材加工企业研发能力不足,存在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现象,产品产出率低,对环境污染大。同时我国木材加工企业比较分散,规模较小,产业集中度不够,产品成本和价格差异性大。我国木材产业仍处在自然资源驱动阶段,主要特征是:产业在“较高木材资源投入—低价值产出—低产业积累和技术投入—高木材资源投入”的非效率性循环中实现价值链的低层次连续。我国是木材产品生产和出口大国,也是木材浪费大国。据统计,我国目前的森林资源出材率和木材综合利用率分别是61%和63%,而发达国家达到80%以上。
1.5缺乏木材期货交易中心
我国国内的几家大宗商品期货交易中心,如郑州商品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天津渤海商品交易所等尚没有原木这项商品,国际上含有木材期货交易的是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由于缺乏木材期货交易中心,我国进口原木时常常出现进口量和进口价格同时增长的现象,在国际市场上缺乏主动权。目前造林投资主要靠贴息贷款等国家财政投入,民间大量资本难以进入林业产业,风险难以转化,从而不利于造林规模的扩大。
2提高我国原木国际竞争力的对策
2.1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扩大人工林规模,丰富种植树种
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我们国家长期坚持的国策。我国已经开始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怀林工程、自然保护区、野生动植物保护区、防护林工程等重大工程,但还都处于初级起步阶段,以后要继续推进这些工程,加大物资投入力度。我国拥有广阔的耕地面积和丰富的劳动力,要大力推进植树造林工程,我国现有人工林面积约6168.84万公顷,人工造林面积世界第一。积极引进别国优势树种,丰富国内树种多样化,比如我国的桉树就是在一百多年前引入进来的,目前在我国已经有很大的生长面积了。加强国内树种的培育,选择优良特性,推广优良树种的种植,整体提升树木材质。
2.2加大林业补贴力度
我国和发达国家间的林业补贴力度还有很大差距,加大林业补贴力度是提高造林积极性的关键性措施。首先,在培育林木良种方面,国家要加大技术资金投入,积极研发优良树种,降低购买良种的成本,使得造林单位或个人能够购买得起优良树种,从根源上提升树木质量;其次,扩大抚育补贴范围,培养专业的抚育工作人员,提高山区抚育工作的补贴额度;最后,给予合理补贴,提高补贴额度。我国现行的造林补贴主要是根据种植树种的不同给予补贴,忽视了种植地的区别,而我国各地区地貌差异大,只根据树种补贴是不合理的。所以应根据种植树种、种植地、种植用途等因素综合评定补贴金额,增加补贴额度,有效提高种林积极性。
2.3转变木材产业增长方式,提高原木利用效率
首先,转变木材产业增长方式,创造木材产业成长环境,形成产业集聚现象,降低平均成本,提高价格优势。加大技术投入,促进产品深加工程度,增加木材产品的附加值,提高产品档次,在质量上更具竞争力。其次,转变严重依靠自然资源的现状,积极寻求木材产品的优良替代品。比如现代建筑用的钢筋水泥代替了以前的木梁,金属门窗、塑料或玻璃制家具也减少了对木材的依赖。森林资源是有限的、不可替代的,树木应该用在其最有价值的地方,发挥其固有的生态功能。再次,建立木材产品回收体系,对工业中和生活中淘汰的废旧木质产品进行回收再利用,提高原木利用率。最后,扩大木材的经济用途,除了在建材、造纸、家具、工艺品等方面的应用,还应根据不同树种、不同质量,合理安排用途,充分利用木材的最大价值。
国内经济政策范文第2篇
[关键词] 流动性 流动性过剩 政策 滞后
中图分类号：F8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7)6-0115-06
近期中国经济和金融运行格局的基本特点就是内外经济失衡下的“流动性过剩”，流动性过剩已成为国内市场的痼疾和经济金融领域的突出矛盾。国家宏观调控部门对“流动性过剩”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已采取多种方式来减少市场过多的流动性。例如央行频繁运用向市场投放央票及债券、数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提高利息率等手段冻结银行资金，并逐渐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力促国际收支平衡。然而，央行的频繁出手却收效甚微，这些“抽水机”式的货币政策手段，并未能遏制货币信贷的较快增长，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当前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因此，在内外经济严重失衡的情形下，从更广泛的制度层面、政策层面去分析判断流动性过剩的根源，并寻求应对流动性过剩的综合性举措应是当务之急。
流动性过剩的表征及负面影响
在整个2006年至今的中国经济讨论中，“流动性过剩”概念出现得频率远远超过任何一个经济学术语。大家在各种语境中使用着“流动性过剩”概念，虽然在过剩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内涵却较为杂乱。因此迫切需要我们对“流动性过剩”的内涵及表征进行进一步的梳理和界定。
1.流动性过剩的含义及表征
要解释“流动性过剩”，首先要了解“流动性”的含义。在经济学中，流动性的概念，应该是最早源自于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这本具有深刻影响力的巨著中，凯恩斯讲到了人们对“货币的偏好”即为“流动性偏好”。[1]但从开始使用这个概念起，争论似乎从来没有停止过，流动性也许成了迄今为止定义最模糊的概念之一。前美联储副主席Roger Ferguson就曾指出：流动性不是一个精确的概念。但在通常意义上我们讲“流动性”(Liquidity)，应该是指某种资产转换为支付清偿手段或者说变现的难易程度。由于现金不用转换为别的资产就可以直接用于支付或清偿，因此，现金被认为是流动性最强的资产。因而在微观层面，流动性即为人们的货币偏好；在宏观经济层面上，人们常把流动性直接理解为不同统计口径的货币信贷总量，即通常所说的流通中的现金(M0)、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等。[2]
而关于所谓流动性过剩，在理论界和相关部门也未形成权威和准确的定义。根据经典货币数量论公式，给定货币流通速度，且货币政策目标为保持通胀率处于理想水平，那么，流动性过剩就是现实的货币供给已经超过了实体经济需求，表现为某层次的货币(在我国主要指M2)供应增速超过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速度；按照马歇尔k值(Marshallian k)这一衡量标准，流动性过剩则为狭义货币M1或广义货币M2总计数与名义GDP的比值；根据英国出版的《经济与商业辞典》的界定，流动性过剩是指银行自愿或被迫持有的“流动性”超过了健全的银行业准则所要求的通常水平，那么银行体系的资金泛滥就是其突出特点。
依据这些界定标准综合考量，在宏观经济层面上目前我国流动性过剩(Excess Liquidity)现象至少有三个突出表征：一是货币供应增速远超GDP增速。除2004年外，2000―2006年广义货币M2增速一直远远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长率，M2增长率平均比GDP名义增长率高3.6个百分点。2005年、2006年M2分别达到17.6%和16.9%，2007年以来货币供应量依然保持高速增长，到2007年6月末，M0、M1、M2同比增长分别为14.54%、20.92%、17.06%。更应该关注的是从2006年12月开始，出现了M1增长持续超过M2，资金活期化现象加剧，短期资金流通量迅速增加的情形。二是M2与GDP的比值不断上升。正是由于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长，使得M2与GDP的比值不断上升，目前已由2000年的1.36上升为2006年的1.65。随着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居民金融资产持有量大幅增加，广义货币(M2)的大幅攀升，表明货币作为交易中介和投资中介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大，进而提高了国民储蓄率。[3]三是金融机构存贷差持续扩大，超额准备金率持续处于高位。人民币储蓄存款增速远快于贷款增速，存贷比持续走低，银行系统资金来源充沛。人民币储蓄存款增加是由居民、企业、财政机关团体三大主体共同作用的结果。增长最快的是财政机关团体存款。2006年这三者余额分别为16.16万亿元、11.32万亿元和2.6万亿元，分别增长了151.3%、156.7%和353.8%。到2007年6月末，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36.94万亿元，同比增长16.0%，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25.08万亿元，同比增长16.5%，金融机构存款总额高于贷款总额即存贷差进一步扩大到11.86万亿元。与此同时，由于存款性金融机构在中央银行的存款中，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具有强制性，因而流动性过剩就主要表现为较高水平的超额准备金率。虽然在央行紧缩性货币政策调控下，超额准备金率在逐年下降，但依然持续处于高位。2001―2006年分别为：6.8%、6.5%、4.5%、4.2%、4.0%和3.4%，特别值得注意得是2006年第三季度的超额准备金率为2.52%，到第四季度却突然上升到了4.8%。
2.流动性过剩的负面影响
经济体系中的流动性过剩由于容易催生资产泡沫引发经济过热，在短期内会造成经济数据繁荣的假象，往往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经济现象。
首先，流动性过剩导致的结果是大量资金进入房市、股市等资产价格领域，会推动形成资产泡沫，蕴涵不容忽视的金融风险，影响社会稳定发展。[4]目前国内经由银行信贷、企业拆借、社保基金挪用等多种渠道流入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资金，已使得国内两大资产市场价格快速上涨。2006年沪深两市股指分别增长了130%和132%，两市A股总市值和流通市值不断刷新历史记录，而且日成交额也在不断创出新高。2007年的中国股市延续了2006年的大牛行情，上证综指只用了26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从2005年6月6日最低998.22点到2007年8月23日站上5000点的大步跨越。而在这两年多时间里，沪深两市总市值也累计增长了约7倍。房地产方面，2006年以来，即使在政府部门大力调控的情况下，全国各地房地产价格仍然大幅上涨，全国70个大中城市的平均房价上涨幅度都超过一成，尤其是北京、广州、深圳等区域中心城市，涨幅更为惊人。资产价格大幅上涨的背后，固然有城市化步伐加快、居民购房需求释放等因素，但流动性过剩却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换句话说，正是国内市场过度的流动性，强烈刺激了投机氛围，资产泡沫正在逐渐形成和扩大。
其次，房地产市场与股票市场价格的快速飙升，会同时推动其他行业的价格上涨，特别是与房地产相关行业价格的上涨，比如说原材料、能源、公共服务等行业价格快速上涨。上游资源价格的上升，也必然会带动食品等下游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因为当流动性过剩、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时，商品价格的上涨就已经是非常自然的了。2006年我国CPI上升1.5%，2007年上半年则达到3.2%，其中6月份CPI上涨幅度达4.4%，到了7月份更是加速至5.6%，创下了34个月以来的最高记录。
第三，流动性泛滥使得银行获得资金的成本低，难以抑制自身的放贷冲动，同时低廉的资金成本也促使企业上马更多更大的项目，过多的流动性必然进入固定资产领域，从而加剧银行系统的风险和产能过剩，这种行为可能导致未来的不良贷款比率上升，最终影响我国经济体系的健康运行。流动性过剩尤其是广义货币M2与GDP的比值节节上扬，已经意味着经济发展对银行体系的依赖性进一步增强。
第四，为了回笼源自外汇占款过多而增加的流动性，央行主要通过发行票据、正回购等公开市场操作手段来对冲，这不仅使得对冲成本日趋增大，而且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主动性也日益受到了质疑和挑战。同时由于目前的流动性过剩相当部分以外汇占款投放方式为主，就会出现创汇较多的东部地区资金多、创汇较少的中西部地区资金少；创汇较多的制造业资金多、创汇较少的服务业资金少等现象，不利于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
政策调整滞后是流动性过剩的根源
当前的流动性过剩表面看是资金问题，实际却是经济运行中诸多矛盾和问题的综合反映，是内外经济失衡下对内对外多种政策调整滞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外汇管理及汇率政策调整滞后
近些年流动性过剩的直接原因应该是外汇占款的过快增长。由于十多年来持续的巨额贸易顺差、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不断攀升，加之升值预期、本外币正向利差的作用，短期国际投机资金也大量涌入，使得央行的外汇储备随之持续快速增长。从1994年的516亿美元，达到2006年末的10663亿美元，到2007年6月底又创新高达到13326亿美元，继续稳居全球第一，其中2007年上半年外汇储备增加2663亿美元。在各种渠道涌入的外汇源源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央行在形成外汇储备的同时也被迫投放了等值的基础货币，因而就为银行体系注入了巨额流动性。资料显示，2006年全年央行为收购外汇储备就需要发行货币超过8万亿元人民币，占全年全部基础货币投放的90%以上。虽然从2004年以来，央行通过公开市场冲销了部分基础货币供应，但外汇资产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央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的力度，流动性因而依然迅速扩张。由于我国外汇管理政策调整滞后，总体上依然是“重流入、轻流出”格局，资金流入较容易，而流出则需层层审批。强制的结售汇制度，使公众不能凭意愿持有外汇，包括银行、企业和居民在内的外汇需求受到高度抑制，致使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上表现为外汇持续供大于求。因此如果能及时在外汇管理政策上加以调整，提前几年在供应上采取意愿结汇，藏汇于企业，在需求上放松限制，提高用汇自和拓宽外汇投资渠道，让需求充分释放出来，我国未必会有这么高的国际收支顺差以及这么强的货币投放压力。[5]与此同时由于汇率政策调整滞后，汇率变化幅度的限制过于严格，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缺少弹性，虚假的“供”大于“求”，难以真实反映外汇供求水平，使由供求形成的价格与实际相背离，不能有效发挥汇率对外汇供求的调节作用，从而加剧了流动性过剩。
2.引进和利用外资的政策调整滞后
如上所述，流动性过剩是我国内外需关系不平衡加剧，国际收支盈余型失衡居高不下的结果，那么，这与我国引进和利用外资的政策未能及时调整也有着密切关系。目前我国开放型经济已经进入转型期，但是无条件刺激和鼓励外资流入的做法还没有得到及时完全的修正。在现行经济管理体制下，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依然决定于政治激励和经济激励。政治激励表现为地方官员的晋升，经济激励表现为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而无论哪种激励，最终都体现在GDP上，所以地方政府惟GDP马首是瞻，具有追求高经济增长目标的迫切要求，加之政府依然保持着对重要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力，就很容易在经济增长指标压力下动用手中掌握的资源来扩大投资挤占消费，生产需求膨胀便成为高速增长的伴生物，加剧了总供求、结构供求和生产与消费日益尖锐的矛盾，于是政府出于政绩，企业出于生存，必然是不计效益地层层加码，千方百计扩大出口和招商引资，各级政府竞相出台地方优惠政策吸引外资，为其提供减免税、廉价土地、超低价劳动力等“超国民待遇”，甚至一大批高耗能、高污染和大量消耗短缺资源的外资企业也顺利进入中国，致使外资的市场占领、资金挤出效应远远大于其产业联动、技术溢出效应，利用外资的数量、速度和项目个数的政绩效应远远大于外资的质量、效益和本地化效应，造成了外资增长的巨大“外部不经济”，形成了外向型经济粗放增长的巨大惯性。与此同时，在目前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的情形下，在华外资企业未汇出利润巨大，同时企业境外融资、关联企业内部资金的运作等也无疑加大了资本金项下的资金净流入。如此一来，国际收支中来自资本项目顺差的重要性日渐增加，而来自经常项目的顺差日渐减少，这对国际收支平衡和对基础货币的调整很不利。一旦人民币升值，这些资金将迅速要求售汇并汇出，这样的资本流动逆转肯定不利于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再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与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制度的试点开放不同步，越发加剧了资金流出入的不平衡，从而加剧了流动性过剩的压力。
3.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政策调整滞后
我国当前流动性过剩的更深层次原因还在于消费率过低造成的储蓄率过高，而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政策调整滞后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应该是严重制约消费倾向和消费率难以提升的根源所在。[6]近些年来，解决日益加大的收入差距的思路更多地是强调利用国民收入再分配政策，而正确的国民收入分配理念和做法应该是以初次分配的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为主，以政府再分配的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为辅。在初次分配领域努力平衡劳动和资本的利益关系、政府和个人的利益关系、城市和农村的利益关系、地区和地区之间的利益关系，才能真正从全局上平衡社会总体利益关系，从根本上遏制贫富两极分化。目前在初次分配领域存在着资本所有者所得畸高、劳动所得持续下降，财政收入大幅增长、而职工工资总额在GDP中占比逐年下降，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以及行业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局面。特别是对以政府官员或特权阶层为核心的违法非法及“灰色”收入的打击更加缺乏权威规定和监督程序。正是因为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政策的调整严重滞后，致使我国消费需求占GDP的比重，即消费率已从上世纪80年代的62%多一路下滑到2006年的51%，而我国储蓄率在已有的高位上不断攀升且居高不下，2006年国民储蓄占GDP比重达到44%。从宏观经济恒等式我们知道，过高的储蓄率表明消费水平低下，而且支持了高投资率。一方面国内消费相对疲软，使一些行业产能过剩，不得不在国际市场上寻找出路，导致经常账目出现大规模顺差，迫使央行被动向银行体系注入了大量流动性。另一方面由于储蓄率过高，银行存贷差不断加大，加之连续多年3%左右的较高存贷款利差，使得银行的贷款冲动强烈，就又助长了投资膨胀。如此循环往复，无疑更加加剧了流动性过剩。
4.低利率的金融缓和政策调整滞后
由于国内外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储蓄率过高导致了消费率过低，因而央行在政府管制下一直保持着低利率的金融缓和政策，即使目前央行已多次上调了存贷款利率，但2007年上半年实际利率依然是负值。在低利率政策之下，经济体系内到处充斥着廉价的资金，资金成本过低，钱太多了，所有的资金都在寻找出路，因此过多的流动性必然使大量资本不仅在金融市场，而且在房地产等实物资产市场上寻求投资获利空间，推动资产价格上扬。实际上，在目前的人口结构下实施的低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非但不会使国内居民储蓄下降，反而却同时造成了国内银行体系的流动性过高。而且管制下的低利率政策同时作为一种制度化的财富转移机制，使得社会财富迅速地向房地产等资金密集产业转移，也使居民财富迅速减少，消费力不断下降，使得整个金融系统资金流动性过剩进一步增强。利率的功能是分配稀缺资本的标准，由于资本稀缺性一直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所以应该通过市场竞争机制来决定资本利率的高低，让有效的投资得到所需要的资金，让无效的投资在竞争中淘汰，这样稀缺的资本效率才能有效地加以体现。[7]因此如果不改变中国的低利率政策，不发挥金融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宏观调控要想达到所期望的目标是很困难的。
综合性应对流动性过剩的政策调整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当前我国流动性过剩问题，有效缓解内外部经济失衡的逐渐加剧，单靠央行的货币政策调控是无法达到预期效果的，必须加快政策调整步伐，采取综合性措施多管齐下，形成政策合力逐步加以化解。
1.进一步改革外汇储备管理体制
进一步改革“宽进严出”的外汇管理体制，隔断外汇储备与货币供应的直接对应联系，弱化流动性过剩的风险。首先，实现官方外汇资产持有者的多元化，减少央行购买、持有外汇储备的规模，从源头上缓解流动性过剩。例如国家外汇投资公司，通过发行特种债券对冲外汇头寸，割断外汇占款被数倍放大形成基础货币投放的链条，就是缓解流动性过剩的良好平台。其次，在严格资本特别是短期资本流入的同时，拓宽外汇流出渠道，改变“宽入严出”的倾向。按照“藏汇于国”到“藏汇于民”的思路，在外汇使用上，企业与居民应拥有更多自，不断放宽企业和个人持汇、用汇限制，鼓励企业和居民购买、持有外汇，形成非官方外汇资产，尽快实现从强制结售汇向意愿结售汇转变。第三，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逐步增强汇率弹性，适时退出事实钉住美元的相对固定汇率制度。[8]因为较小的浮动空间和较强的升值预期下，汇率走势只会形成单边上升的局势，应适时以一揽子货币为基础，让人民币按照市场力量适当扩大浮动范围，加快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使汇率波动存在双向走势，加大投机进出的资金风险成本，从而稳定预期抑制投机。对于投资性的资本流入也同样需要进行相应的限制，同时重点对资本流出管制进行相应的放松，进一步发挥汇率这只“看不见的手”在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中的独特作用。
2.积极修正涉外经济金融政策
加快调整涉外经济金融政策，改变“奖出限入”的倾向，遏制贸易顺差过快增长，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第一，加强对外资投向的引导，努力创造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第二，对外资进入要按产业设置结算门槛，对经常性贸易要在产业、时间、数量上设置门槛。第三，减少甚至禁止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鼓励增加高新技术及资源性产品进口。例如，从2007年7月1日开始，财政部调整2831项商品的出口退税政策，占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的37%，其中取消了553项“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政策，降低了2268项容易引起贸易摩擦商品的出口退税率，这充分体现了国家的决心。第四，有序有效扩大对海外的产业投资、金融投资和资源开发性投资，并努力完善服务和监管体系。最近，银监会、证监会先后放宽了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境外投资范围，从中可以看出，涉外经济金融政策正在因势而变。
3.努力调整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政策
应对流动性过剩的治本之策还在于增加居民消费需求，建立居民消费主导的良性经济发展模式。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继续完善再分配制度，而且要努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真正体现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第一，提高城乡劳动者收入水平，特别是农民、农民工及城市工薪者的劳动报酬及福利待遇，让劳动者所得在GDP中所占比重至少达到50%以上，适当降低资本所有者的回报。[9]例如从提高劳动力要素在劳动关系中的地位调节，要从劳动力要素主导分配规则的制订上调节，在全社会强制实行劳动力全成本进入企业成本核算制度，劳动工资要包括养老、工伤医疗、失业、再培训等全要素人力成本。第二，控制财政收入的增长步伐，适当降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与此同时各级政府应积极消化“财政存款”，不断增加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扶贫等公共服务领域供给，特别是要通过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公共教育等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最终促进居民消费。第三，彻底打破行业垄断，要加快推进电力、石油、铁路、民航、电信等行政性垄断行业的改革，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强化垄断收益分配管理，调整垄断行业的利润分配制度，建立垄断超额利润上缴制度，将垄断利润收归国家财政。近日中国政府的《国务院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就是国家以所有者身份依法取得国有资本收益的重要举措，这对完善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增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4.加快提高存贷款利率并缩小存贷差
在我国人民币升值幅度较小、外贸出口仍然保持强势、CPI和资产市场价格膨胀、宏观经济高速增长的经济形势下，继续实行低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显然是缺乏适当理由的。首先，为了化解流动性过剩，抑制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扬，使经济过热、投资过热、银行信贷快速扩张从根本上加以逆转，其关键就在于限制银行金融杠杆对资产市场投资者的便利性，尽快上调利率，让银行信贷利率水平达到民间信贷市场的水平。其次，在利率上调的同时，还必须在很大程度上缩小银行存贷差，缩小存贷差不仅可以使银行减小对政策保护的依赖，以促进其自身市场生存能力提高，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其过度的放贷冲动，同时也有助于吸引资金回流，抑制资产价格的过快上升，防止物价从结构性上涨走向全面上涨，避免经济由偏快转向过热，从而保持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
注释：
[1]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华夏出版社，2005(1)
[2]曾康霖.金融学教程.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4)
[3]肇越.金融资产膨胀与货币政策困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6)
[4]成家军.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2)
[5]刘光溪，王大伟.贸易政策调整滞后与人民币升值的“虚拟性”.国际贸易，2006(2)
[6]尹世杰.再论以提高消费率拉动经济增长.社会科学，2006(12)
[7]易宪容.低利率政策才是中国经济问题的症结所在.中国证券报，2006-08-15
国内经济政策范文第3篇
调查结果显示，2015年以来，投资者信心指数虽有小幅波动，但始终处于高位，投资者信心指数自去年6月份起已连续11个月处于乐观区间。子指数方面，国内经济基本面、国内经济政策指数较上月分别下降了6.3和5.3，国际经济金融环境指数下降4.3;大盘乐观和大盘抗跌指数分别下降8.7和4.4，大盘反弹指数微升0.1，与上月基本持平，买入指数环比降幅较大，较上月下降10.1;股票估值指数本月微降0.1，值得注意的是，股票估值指数已连续三个月小幅下降，在大盘强势震荡向上过程中，投资者对于股票估值水平越发谨慎。
投资者对国内经济基本面的信心保持乐观，对国内经济政策有利于股市的信心依然较强报告显示，4月份国内经济基本面指数(DEFI)达到70.4，较3月份下降6.3。其中，有47.3%的投资者认为国内经济基本面对未来三个月的股市会产生有利影响，9.9%的投资者认为可能会产生不利影响，54.8%的投资者认为国内经济政策对未来三个月的股市会产生有利影响，29.1%的投资者认为影响不大。
分析人士表示， 4月份改革政策红利继续释放，在流动性维持相对宽裕的背景下，融资余额、证券客户结算资金及新增开户数持续增长，反映出新一轮大规模增量资金积极入市。虽然A股市场未来有望进一步攀升，但也不能忽视一季度宏观经济和企业盈利数据偏弱对于市场未来走势的影响，市场阶段性调整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大，投资者应保持谨慎。
国内经济政策范文第4篇
一 贸易顺差持续扩大:中国经济内外
不平衡的突出特征当前中国经济的内部不平衡主要体现在储蓄和投资出现失衡,投资和消费关系不协调。中国经济的外部不平衡集中体现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持续双顺差,外汇储备不断累积。从国民收入恒等式看,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必然会出现贸易顺差,过剩的生产能力必然要寻求外部需求平衡。所以,当投资受到抑制的时候,国内的庞大储蓄就转化成了更大规模的贸易顺差。即在高储蓄率既定的情况下,投资和贸易顺差是一对跷跷板。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中的贸易顺差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因此,当前持续大幅增加的贸易顺差是中国经济内外不平衡的一个最为突出的特征。
中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贸易顺差持续扩大,有利于获得外汇资源,提高我国对外支付和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推动了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国内产业升级。同时有利于增加出口部门的就业,促进国内经济增长。但贸易顺差持续扩大也带来诸多问题和风险。首先,为一些西方国家遏制中国发展提供了借口。其次,加剧了我国对外贸易摩擦。第三,不利于对外经济和国内经济的协调发展。长期以来,中国通过税收、汇率等政策大力鼓励出口,各地热衷于发展出口加工业,资源过分向对外经济部门集中,忽视了国内其他部门的发展,服务业等非贸易部门发展相对滞后,不利于对外经济和国内经济的协调发展。同时,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将经济增长过多的系于国外需求,面临很大的风险。第四,在外贸顺差增长过快的情况下,导致国内流动性过大。流动性过大,一方面导致国内资金供应充裕,固定资产投资高增长难以抑制。另一方面,大量资金进入房市和股市,使国内房价和股价出现非理性上涨,积聚了越来越大的金融风险。为了收紧经济中的过剩的流动性,中央银行主要通过发行央行票据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来对冲外汇占款的增加。同时,大量央行票据发行还推高了货币市场利率,增加了央行对冲操作的成本。此外,外汇储备大量增加,在国际外汇、资本市场剧烈动荡,尤其是人民币兑美元不断升值的情况下,加大了储备资产管理的难度。最后,持续贸易顺差强化了投机者对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强化了企业扩大出口和降低进口的冲动,并不断推高贸易顺差,进而进一步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形成贸易不平衡与汇率变动的恶性循环。在这种背景下,也加大中央银行综合运用利率、汇率等杠杆调控经济的难度。
从以上的分析可见,决不可小视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内外不平衡并存的危害性,尤其是经济对外不平衡的加剧,会进一步加剧经济内部的不平衡。
二 国际经济失衡加剧:中国经济外部不平衡的重要原因
当前国际经济失衡的基本表现是,美国贸易赤字庞大、债务增长迅速,而日本、中国、亚洲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等对美国持有大量贸易盈余。国际经济失衡不断加剧,是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的重要原因。
1国际生产要素转移和产业分工格局的变化,是导致中国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特别是对美国贸易持续顺差的重要原因
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使世界各国对其比较优势进行了重组。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不断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将传统的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中的生产制造环节,甚至部分研发活动和服务业大规模地向外转移,特别是向有成本优势、市场潜力和产业配套能力强的新兴市场地区转移。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被不断地纳入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和生产链条,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日益成为全球生产制造基地和各类制成品的出口基地,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持续上升,出口竞争力明显增强,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不断转型升级,传统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不断缩小,而金融、保险、电信、医疗、教育、房地产以及各类专业服务等服务业比重进一步增大。大量消费品和制成品依赖进口,贸易逆差扩大,结果形成美国等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不平衡,特别是美国与亚洲贸易的严重失衡。
中国贸易顺差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际分工和贸易格局的变化:一是加工贸易成为中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二是外国直接投资在跨国外包和改变贸易平衡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中国形成了以外资企业为主的加工贸易基地,且供应链不断延长,附加值不断提高。外国直接投资企业在中国的生产和销售大幅增加,其产品部分替代了中国的进口。还应该看到,中国在对美国有较大贸易顺差的同时,对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有较大逆差,主要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对欧美出口摩擦较大的商品的加工组装工序转移到中国,由此形成了中国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原辅材料及零配件等,在国内进行加工组装,然后出口到美国和欧洲的加工贸易格局,同时也把这些国家和地区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转嫁到中国头上。因此,中美贸易不平衡实际上是亚洲与美国贸易不平衡的集中体现或结果。
2美国储蓄率不断下降,形成储蓄与投资的缺口,需要吸收国外储蓄以维持本国经济增长
从储蓄视角看,根据“储蓄缺口=贸易缺口”的宏观经济恒等式,全球失衡问题可以用储蓄缺口联系起来,即:美国贸易逆差=美国储蓄负缺口=其他地区储蓄缺口=其他地区贸易顺差。其中,储蓄缺口指储蓄与投资之差,贸易缺口指出口与进口之差。
中国及亚洲一些国家选择了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配套的经济政策也以鼓励储蓄和抑制消费为主,导致亚洲地区的储蓄率持续高于投资率,庞大的生产制造能力主要服务于出口,特别是向发达国家市场的出口。这一战略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抑制了国内的消费需求,形成了过高储蓄和巨额经常项目顺差。而且,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不少亚洲国家和地区一方面采取了谨慎的国际资本管理战略,从国际资本市场的净借款者转为净放贷者;另一方面努力降低国内投资支出,并通过高利率吸引国内储蓄,从而使其储蓄大大超过投资。
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二战后则长期奉行凯恩斯主义刺激需求来维持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宏观经济政策,并利用其发达的金融体系鼓励增加消费甚至是超前消费,国民储蓄率持续下降,而进口需求不断扩大。这两种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在造成各自不同特征的经济内外不均衡的同时,也加大了二者之间在贸易方面的不平衡。
作为全球失衡的核心,美国巨额贸易赤字则对应着其总体储蓄的空前萎缩。不仅个人储蓄率降至零以下,政府财政赤字也不断膨胀。美国经济是以消费为主的经济,过去几年这一倾向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刺激下进一步加强。20世纪80年代,美国消费占GDP的比重为67%,2005年达到72%。与此相对应,美国储蓄率急剧下降。由于过度消费、储蓄不足,美国必须吸收国外储蓄以维持本国经济增长,从而形成巨大的经常项目赤字。
3以美元为核心的现行国际货币金融体制、金融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及其带来的国际资本流动的便捷,使得美国等发达国家能够吸引国际资本大量流入来支撑其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并造成国际资本流动格局的失衡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加快了金融改革和开放的步伐,国际资本流动变得更加便捷,客观上为中国等拥有大量贸易盈余和外汇储备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进行国际金融市场投资创造了条件,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则凭借其金融市场在规模、流动性、获利性、深度和广度等方面的综合优势,以及美元和其他主要国际货币在国际贸易定价结算、金融资产定值、交易和投资,以及作为储备货币等方面的优势地位,通过货币、汇率和金融政策主导着国际金融市场的运行和国际资本的流动,能够吸引大量的国际资本流入来弥补其不断扩大的经常项目逆差,特别是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大量贸易盈余及其所形成的庞大外汇储备再以资本流出的方式回流到美国,通过这种循环又造成国际资本流动格局的失衡。
三 国内经济失衡加剧:中国经济外部
不平衡加剧的根本原因中国经济外部不平衡的形成和积累除了上述国际经济背景外,还有广泛的国内经济背景,不断加剧的国内经济不平衡是经济外部不平衡加剧的根本原因。
1进口、资本输出的国内政策制约和国外政策限制
首先,与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长期以来,我国涉外经济政策的基本点是扩大出口、限制进口、鼓励外资流入、限制资本流出,给外资有许多超国民待遇的政策。一是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相差大,前者是33%,后者是15%,甚至在地方引资竞争中的两免三减政策下是所得税为0,增值税也返还;二是给外资企业低地价、零地价;三是出口产品实行退税政策,以至于在国外买中国制造的商品比在国内价格还便宜。尽管近年来涉外经济管理政策进行了较大的调整,但对进口和资本输出的控制依然比较严格。其次,一些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技术出口实施多重管制政策,进一步扩大了中国贸易顺差。按照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自由贸易原则,中国主要对海外原材料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口需求较大,但一些发达国家以国家安全等为借口,对本国企业向中国出口高新技术设备施加种种限制,这自然会加大双边贸易不平衡。
2人民币的汇率和利率因素
从2004年9月份开始,由于美元贬值和中国较低的国内价格水平,人民币对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的实际汇率出现大幅贬值,造成内需相对于外需的疲软,从而推动了出口并抑制了进口,加大了贸易顺差。随后的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和人民币升值预期又对贸易顺差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国际资本预期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会进一步升值,在中国仍对资本流入实施较为严格的管制的情况下,不惜冒险通过贸易渠道流入。根据分析,在2005年出现1020亿美元巨额贸易顺差时发现,真实贸易顺差大约为400亿美元,其余600亿美元是国际资本通过贸易渠道混入。另外,由于本外币正向利差(贷款利率高于美元)和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境内机构和个人持汇动机减弱,结汇意愿增强,过去滞留境外的资金大量回流。
国内经济政策范文第5篇
有关研究认为，如果预期未来2～3年世界经济可能再次触底，由政府出面采取措施限制产能过剩不一定是最好的办法，而应当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使目前过剩的产能自然消化。过剩虽然不好，但如果没有过剩就没有市场竞争的动力，企业也不会有活力和效率。因此，2010年经济政策调控应注意限制各地政府主导的国有部门投资，对民间投资则应更多给予鼓励。
应当认识到，非公经济已是我国经济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巨大组成部分，以至于几乎所有经济政策都必须为其着想，必须充分考虑到是否有利于促进其发展。而凡是不利于非公经济发展的政策及措施，都一定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最终也一定经不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践及其客观规律的检验，要么废弃，要么修改(增加政策修补成本)。这就是说，无论制定什么经济政策，事实上，是否有利于非公经济发展已成为重要参数之一，并作为一种政策思维贯彻于执政实践之中。
要高度重视相关政策及措施的延续性效应，研究并客观评判促进非公经济发展的间接政策机制。所谓当期政策及措施的延续性效应通常是跨年度的，例如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2008下半年以来，国家七次提高部分劳动密集型商品、附加值和技术含量高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其政策效应的显现必然跨年度。又如从2008年9月起，在全国统一停止征收个体工商户管理费和集贸市场管理费，2009年1月起取消和停止征收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合计每年减免金额约360亿元。各地区也对本地区出台的收费项目进行全面清理，减轻了企业负担。充分重视相关政策及措施的延续性效应，有助于我们培养和确立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使政策及措施的制定与实施更具有尽可能完备无遗的系统性。
2010年，世界经济前景依然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全球经济复苏道路曲折，而我国经济回升向好的势头也依然不稳定、不巩固、不平衡。为此，保持稳定性与连续性，将是2010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导特征。与此同时，随着外部环境的逐步转好以及国内经济关系的进一步梳理，相应出台新的政策及措施，包括对已有政策及措施进行优化调整，也就是说，根据新形势、新情况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亦应在预期之内。因此，“均衡”与“微调”，很可能将是2010年宏观经济政策实施中的两个关键词。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的关于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促进消费需求增长、推动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等重大决策部署，对非公经济而言，都意味着正面临难得的历史性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