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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主要功能

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主要功能

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主要功能范文第1篇

摘要:采用施加符号约束的SVAR方法,分别在两种价格主导区制下对经济周期冲击、货币政策冲击和财政政策冲击进行识别。研究发现:在长期,政府往往通过利率渠道而非数量渠道为赤字融资;在短期,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替代的,当政府承诺低通胀而紧缩货币后,财政赤字扩张的倾向将会对“低通胀承诺”构成威胁;从政策搭配效果来看,当通胀较为严重时采取“双紧”的政策对抑制通货膨胀是合理的,有利于减弱财政赤字自发扩张对货币紧缩政策产生的抵消作用。

关键词:SVAR;符号约束;财政政策冲击;货币政策冲击

中图分类号:F015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6-07-31

作者简介:黄晶(1981-),女,河南洛阳人,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经济周期及宏观经济政策。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增长转型如何帮助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项目编号:15YJC790031;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Z15YD013。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早在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我国就已确立“综合运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基本平衡”这一宏观经济调控基本框架。央行不久前宣布双降、多次逆回购+SLO操作、地方债务限额管理落地及置换扩容等措施,更是财政货币政策同发力的表现。在增长“新常态”与温和通胀压力的双重挑战下,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和创新宏观调控,有效化解各种风险和挑战,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财政部也多次表示“将更加精准有效地实施定向调控和相机调控,及时进行预调微调,以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精准”就是必须精确地描述经济究竟是什么态势、需要什么样的政策、两种政策配合起来结果是什么样的态势(李扬,2013)。这不仅要求相机抉择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时还要求提高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力度,进一步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职能分配(方红生和朱保华,2008)。多年来我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常常出现“一边倒”的调整模式。一些学者提出,这导致了财政货币政策同时发挥效力不足、搭配模式不完善,不仅限制了其作用空间(周任,2011),也造成了社会福利损失(类承曜和谢觐,2007)。由于财政政策冲击会引致货币政策的内生变化,货币政策冲击亦然。因此,创新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调控及其配合,首先要了解二者的互动关系和配合效果。

财政与货币政策互动的理论研究由来已久。早期的货币主义者认为由于央行具有独立性,价格水平由货币供给决定,不受财政当局影响。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财政主义学派则提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受到一个统一的跨时政府预算方程约束,不可能完全独立。由于政府财政赤字不具有持续性,因此最终的解决方案依然是由央行发行货币来弥补赤字(Sargent & Wallace,1981)。其后,Leeper(1991)、Woodford(1994)、Dupor(2000)、Cochrane(2001)和Daniel(2001)等人在此基础上提出“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FTPL)”,认为财政当局通过名义债券、税收等财政政策变量来决定价格时,通货膨胀主要是一种财政现象。Woodford(1994)将这种财政规则称为“非李嘉图财政政策”。在非李嘉图规则下,政府通过锁定当期和未来剩余现值将政府收入及支出外生化,政府赤字通过发行债券来解决。赤字越大,负债随之上升,价格水平越容易上升并导致通货膨胀。现代财政主义者还强调:政府如果采用非李嘉图财政政策,以稳定价格为己任的中央银行就不能无视财政政策的选择。而我国政府执行的财政政策并不能排除非李嘉图规则的可能性(郭庆旺等,2003),中国的赤字水平与通货膨胀互为因果关系,通货膨胀既是一个货币现象,也是一个财政现象(许雄奇和张宗益,2004)。

关于中国财政与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方式及政策有效性的研究较多,而对财政与货币政策的互动以及这种互动的宏观效果分析仍相对薄弱。目前,该问题已经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赵丽芬和李玉山(2006)研究发现我国扩张的货币政策通常伴随着收缩或稳健的财政政策,而扩张的财政政策导致被动扩张的货币政策。黄金竹(2005)、王文甫(2011)的研究也得出相似结论:我国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被动适应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制定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独立性;晏露蓉等(2008)通过分析我国货币当局的资产负债表,提出财政收支活动客观上构成货币投放与回笼的主体,国债政策会加大货币创造效应,加剧资金流动性过剩;袁卓群等(2014)的实证研究显示,我国财政与货币政策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互补关系,并且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效果要大于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的影响效果。

受限于数据,晏露蓉等(2008)采用统计描述方法,仅提出了财政政策影响货币政策的一种渠道;黄金竹(2005)仅分析了M1作为货币政策工具的情形,在当前央行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的大背景下,有必要从其他政策工具(特别是利率)的角度进行扩展;袁卓群等(2014)仅采用财政预算收支和M2指标建立VAR模型,作为两大调控政策目标――产出和价格――并未引入实证模型,因而对政策及其搭配的宏观效果分析不足。更重要的是,上述研究采用的方法都隐含地假设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尤其是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是对等的。诚如赵丽芬和李玉山(2006)指出:“随着国内改革的深入,财政部门与货币当局权力的分离要求不断提高,转向分析目标分离后的财政、货币政策的相互影响关系,特别是财政斟酌裁量权是否是对货币政策承诺责任的一种威胁显得更为重要”。

如前所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不仅通过价格渠道和信贷渠道相互影响。作为宏观调控的两大政策工具,二者同时也对经济周期冲击做出调整。经济衰退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会主动做出反应,之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还会通过政府预算约束的联系相互做出反应。为此,真正意义上研究政策互动还需要区分政策变量对经济周期冲击的反应以及对其他政策变量冲击的反应。然而,受到研究方法的限制,前述文献均未对这两种反应途径进行分离。此外,对SVAR模型的经济解释会受到内生变量排序的影响,例如采用 Cholesy分解方法识别冲击时,通常将政府支出排在SVAR方程组的第一位,即假设其他内生冲击不影响当期的政府支出决策,这显然未能体现财政政策作为宏观调控手段的职能,无法分离主动熨平经济的财政措施和财政的自动稳定功能。

图12显示,当政府增加M2供给时,对产出的影响存在一定时滞,大约经历10个月的调整,产出才会从向下偏离稳态逐渐变为向上偏离稳态。对比图5,当价格由财政政策主导时,M2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从实施到起效所需时间更长。原因可能在于,M2增长率上升后,财政政策的变化与M2政策是替代的,赤字下降会抵消扩张性货币政策效果;而当价格由货币政策主导时,财政赤字的变化在短期与M2政策是互补的,会强化扩张性货币政策效果,刺激经济更快复苏。

五、冲击拟合结果及稳健性分析

本节在前述两种价格主导区制下,分别对两类不同的货币政策工具情形中的三种冲击进行了识别。结果显示,首先,两种价格决定区制下的冲击识别结果较为接近,价格决定机制对冲击识别结果的影响不大⑥;计算冲击的标准差(表3),用M2增长率度量的货币政策冲击比用利率度量的货币政策冲击的波动性更大,验证了脉冲响应分析中发现的“数量型货币政策比价格型货币政策具有介入快、退出快”的结论。

其次,将识别出的冲击与现实经济中代表相应冲击的变量进行对比⑦。分别采用人均产出增长率的一阶差分、财政赤字的一阶差分、M2增长率的一阶差分表示现实中的经济周期冲击、财政政策冲击、货币政策冲击。从冲击发生的时点和冲击方向来看,模型识别出的冲击与现实经济中的冲击拟合效果较好(图13至图16)。

最后,王文甫等(2015)的研究采用混合货币政策定义货币冲击。本文也分析了价格型与数量型货币政策混合情形下变量的脉冲响应。建立VAR模型包含6个内生变量:产出、利率、M2增长率、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工资。根据两种不同的价格决定机制,做出如下符号约束假设:

假设323(货币政策主导价格、混合型货币政策情形)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的脉冲向量满足:M2增长率对货币政策冲击的脉冲响应在12个月内是非负的,并且利率对货币政策冲击的脉冲响应在12个月内是非正的;通货膨胀对货币政策冲击的脉冲响应在12个月内是非负的。

假设433(财政政策主导价格、混合型货币政策情形)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的脉冲向量满足:M2增长率对货币政策冲击的脉冲响应在12个月内是非负的,并且利率对货币政策冲击的脉冲响应在12个月内是非正的。

结果表明,在混合型货币政策情形下,变量对三种冲击的反应方式与价格型货币政策情形、数量型货币政策情形下的反应方式基本相同,表明这两种政策工具之间可能是没有互动的,只要政策的“松-紧”方向相同,不影响前文的主要结论。此外,王文甫等(2015)在VAR模型中还引入了消费和投资变量。本文验证发现,是否引入消费和投资,并不会对产出、通胀和工资对冲击的反应方式产生显著影响。

六、主要结论

本文采用符号约束的SVAR方法,分别在两种价格主导区制下,对经济周期冲击、货币政策冲击和财政政策冲击进行识别,并分析了不同类型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互动及其搭配对产出、通胀和工资的影响:

首先,从冲击识别结果来看,模型识别出的冲击与现实经济中的冲击拟合效果较好。数量型货币政策比价格型货币政策具有“介入快、退出快”的特点。财政政策在短期具有自动稳定功能,其影响传导快但持效短,最终受经济下滑的拖累财政支出会趋于紧缩;并且当搭配利率工具使用时,财政政策的自动稳定功能消失更快。通过稳健性分析发现,使用货币工具组合识别货币政策冲击对研究结论的影响微乎其微。

其次,从政策互动情况来看,在短期政府可能会采取利率渠道也可能会采取数量渠道为赤字融资,在长期政府往往通过利率渠道而非数量渠道来为赤字融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独立时,政府考虑到财政赤字配合增发货币会快速推高通货膨胀,可能会采取相反的操作,财政与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为反向操作提供了可能;而当货币政策非独立时,增发货币可能正是为了满足政府赤字融资的需要。即使价格由货币政策主导,由于在短期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替代的,当政府承诺为维持低通胀而减少货币供给,货币紧缩后财政政策扩张的倾向将会对低通胀承诺构成威胁。

最后,从政策搭配效果来看,当存在财政赤字融资需求时,积极财政政策与利率的组合搭配比与M2的组合搭配刺激经济的持久性更强、缓解劳动力市场萧条的效果更好。当价格由财政政策主导时,财政赤字持续向上偏离稳态会推高通货膨胀,但推高通货膨胀的程度不及价格由货币政策主导时积极性货币政策推高通货膨胀的程度,表明在我国较高的通胀可能仍主要是一种货币现象。尽管有学者提出“松-松”、“紧-紧”的搭配模式存在缺陷,但就其对均衡工资的综合作用的结果来看,不会造成均衡工资长期偏离稳态,对稳定就业具有积极作用。此外,当通胀较为严重时,采取“双紧”的政策对抑制通货膨胀是合理的,有利于减弱货币供给紧缩后财政赤字自发扩张带来的抵消作用。

注释:

①国内失业率数据在样本期内基本没有波动,大致稳定在4%上下。为此,借鉴Mountford & Uhlig(2009)和王文甫等(2015)的研究,采用工资数据间接反映劳动力市场状况。

②月度数据不仅可以合理的规避掉简化式残差中的“系统性的相机抉择反应”(systematic discretionary response),还能够很好地回避Perotti(2005)提出的5个异议。

③该冲击等同于模型中的经济周期冲击。

④由于人口数据没有季度值,因此在计算人均数据时,同一年份内的季度数据均用当年的人口数进行调整。

⑤限于篇幅,文中未给出不施加财政赤字对经济周期冲击符号约束的脉冲响应结果,需要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⑥后文中仅给出了部分冲击识别结果,其他结果可以向作者索取。

⑦限于篇幅,文中只给出货币政策主导价格情形下的冲击拟合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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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类承曜,谢觐.我国财政货币政策为什么要协调配合:一个完全信息条件下的财政货币政策博弈模型[J].经济科学,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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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赵丽芬,李玉山.我国财政货币政策作用关系实证研究――基于VAR 模型的检验分析[J].财经研究,2006(2).

[13]张志栋,靳玉英.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互作用的实证研究――基于政策在价格决定中的作用[J].金融研究,2011(6).

[14]周任.我国财政货币政策的作用空间及组合效用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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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Daniel, B. The Fiscal Theory of the Price Level in an Open Economy[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01,48(2):293-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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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Mountford A., Uhlig H. What are the effects of fiscal policy shocks?[J].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2009,24(6):960-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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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Sargent T J., Wallace N. Some Unpleasant Monetarist Arithmetic[J].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Quarterly Review,1981,58:1-17.

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主要功能范文第2篇

(一)作用机制不同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为调控社会供求总量的工具,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调节社会供求总量中通过不同的途径和作用来表现。它们之间互相协调。1)财政政策作用于社会经济采取直接方式,而对于供求总量采取间接方式,货币政策则供应总量是直接的,间接对社会经济产生影响。2)从财政政策调控看,财政首先是起到调节社会经济结构的作用。运用税收政策、财政贴息等形式起到控制和缓和社会需求总量的作用,但是货币政策对社会经济的调节,是通过银行贷款等方式来控制货币的总量。与财政政策在机制上有所不同。

(二)作用方向不同

从消费需求的情况看,社会消费需求是通过财政支出构成的,财政政策在社会消费层次形成中起到了决定的作用。而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工资基金的管理和监督和现金投放等方式进行调控,以间接方式影响人们的消费需求。从投资需求的形成看,虽然财政和银行都向生产过程供应资金,但两者有着不同的侧重,财政政策侧重调整产业结构,使国民经济结构趋向合理化,而倾向货币政策则侧重于调整总是和产业结构。

(三)对社会总需求有着不同的功效

财政赤字和财政盈余分别起扩张需求和紧缩需求的作用,但财政从根本上讲不会创造任何的需求。要创造需求、货币必须通过银行来实现。所以,贷款方式引起财政的扩张与紧缩。而从更深次看,银行有着自我的约束机制,可能自行调控扩张与紧缩来约束需求,从这个角度看,银行贷款是扩大需求和缩小需求的关键。

(四)在时效性方面的不同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时效方面有着很大的不同,是两种时效性不同的政策调控方式,财政政策以行政政策介入,促进经济的增长。货币政策通过经济方式介入,通过银行信贷,促进经济的增长。财政政策适合于短期使用,在在对付经济衰退起到积极的效应,但只适合在较短时间内采取。而货币政策适合于长期调控,在控制经济过热与社会经济产生通货膨胀时起到积极的效应。因此发挥两者的长处,协调配合,取长补短,发挥合力的作用。

(五)政策功能存在不同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政策功能方面有着不同的侧重。在处理公平性和效率性有着明显的不同。财政政策要求行政方式通过税收的调节,社会保障手段的介入,来控制人群收入差距的扩大,由于行业之间、地区之间收入存在一定的差距,如果不加调控,必然出现贫富差距扩大化,社会矛盾尖锐化,长期将出现社会的不稳定。货币政策使银行以盈利为目标的贷款投向,通过信贷的投放,吸引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产品向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方面投放,最终促进社会的繁荣。因此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有着各自的功能的长处,不能互相取代,只有相互协调配合,最终形成全力,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

1政策工具的协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银行配套贷款中起到协调的作用。在财政投资中,国家发行的债券和中央银行的调控促进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结合。2政策时效的协调。财政效应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两个互相协调的机制。在微观调控领域,货币政策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可以起到抑制经济过热,有效调控通货膨胀的发生有着长效机制。但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却表现不足。财政政策以行政干预为手段,在拉动内需,促进产业发展,拉动经济增长都有明显的效应。但财政政策的不当处理,常会引起财政赤字、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等一些严重的后果,所以,财政政策只适合作为短期内促进经济增长的外力因素,只可作短期使用,长期不太适宜。3财政功能的协调。不违背银行经营的初衷基础上,可以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鼓励以货币拉动经济的发展,减少财政政策给银行运营带来的信贷“危机”的发生。财政政策的投资范围应与货币政策有所区别,在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整体发展规划项目以财政政策,国家投资为主。而一些开发项目、高新技术等以货币政策,银行贷款形式为主。两者协调,有针对性的进行投资,使国家资源趋于合理化。4调控主体、层次、方式的协调。货币政策包括两个层次:宏观与中观层次。宏观层次是指货币政策通过对货币保有率、利率等方面的影响,起到调控社会总供求、就业、收入等宏观经济变量;中观层次是指贷款政策,通过积极调整贷款数量和结构,有效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

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主要功能范文第3篇

欧债危机的爆发看起来是一场国家的债务危机,从希腊、意大利等国的债务曝险,到欧盟主要成员国的债务比重超越警戒线引发债务评级下调,显示的是一场可能的债务违约和债务危机。现在这场危机还在继续延宕过程中,影响波及可能进一步扩大,这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为什么在全球经济最核心的欧元区国家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债务危机。在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欧洲经济和金融市场时,货币体系和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看起来是关键因素,金融市场剧烈波动产生的冲击波杀伤了融资过度、金融体系脆弱的国家,出现了像冰岛、爱尔兰这样的陷入危机的经济体。因为金融市场的扩张过度和过分的杠杆融资而导致金融体系脆弱部分曝险,一部分金融机构受到了影响,这显然与债务性质结构无关。金融危机的冲击首先体现为对于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是否稳健的影响,当时主要的观察认识认为金融市场衍生品的杠杆化交易失控和银行类机构资产的过度市场交易是主要原因,其他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资产受到了影响,货币体系和货币政策并没有陷入危机,主要国家的货币体系和政策是健康稳定的。这些国家的财政体系也是健康安全的。在应对金融市场动荡时,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的政府都充分发挥了财政的最大能力对金融机构实施救援,主要国家的财政预算支出水平和赤字规模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升。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积极的财政政策,当然也是应该的,一些国家的财政甚至超越了自身的承载能力实施扩张和经济拉动,甚至还带动或强制其他金融机构实施扩张和提高支出水平,以应对经济下滑。这在学术界不同流派看来,是对于“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或自由市场经济机制的一次彻底批判和否定。那么,在一个健康稳定的财政体制和货币体制下,金融体系的危机爆发可能吗?它仅仅可能是局部性的吗?这个问题似乎有点难以理解,金融市场的交易和融资活动与一国的财政体系活动和货币体系的活动可以完全地切割分离吗?这样的问题看起来并不清楚,在学术和政策实际运作层面并没有很多关注。在金融危机爆发初期,美国的财政体系并没有编者按:鉴于欧债危机愈演愈烈,欧洲经济摇摇欲坠,欧债危机已对世界经济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并迫使我国经出现明显的危机,货币政策体系也显得稳健安全,利率、汇率和通货膨胀水平都是在稳定水平状态下运行,金融危机在当时显得像是个别银行和证券机构的信用危机。在应对流动性收缩和金融机构稳健时,美国政府冲在最前面,其采用了特种预算工具筹集资金,并给予了危机金融机构大幅度的资本输入,而美联储并未作出过多反应,维持了基本的货币供应和利率水平,只是在2009年以后当经济出现了明显的通货紧缩和就业率下降以后,才推出了扩张性的货币供应政策,即QE1和QE2。欧洲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在金融危机冲击的初期,也体现出了一种有限的金融机构信用或支付危机,对于经济财政支出最多是一种间接的负面影响。金融危机并未影响到货币体系的稳定,欧元体系的货币政策是稳定健康的。它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于今天的欧债危机来说,它似乎与金融危机的爆发有着某种联系,但作为财政工具的债务危机又似乎与货币政策体系没有直接的联系。这种假设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被多数人所接受,也就是欧债危机是债务问题,是欧盟内部经济发展和财政支出水平失调所带来的后果,如果是这样的话,债务危机也就是一国的财政信用危机,与欧元货币政策体系没有直接关系。我们必须要问,这样的假设合理吗?金融危机条件下出现的债务危机与欧元货币政策体系究竟有何关系。当我们深入地看一下欧元货币政策体系的结构影响,才能发现欧元体系内部财政体系的功能,它们二者其实是被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的,财政支出体系与统一的非的货币政策体系被结合到一起时,它们的运作就已经潜伏了财政扩张和债务失控的危机,而国际金融危机就是此次欧元区债务危机爆发的导火线。因此,欧债危机,看似并非货币体系的危机,实际上真正是货币政策体系矛盾危机的集中爆发。我们这种分析假设的基本前提就是欧元货币体系隐含着内在的矛盾,财政体系的矛盾是一种突破口,债务危机在国际金融危机来袭中已经是无可避免的结局。

二、货币政策体系矛盾的财政表现

欧元作为欧盟统一货币始于1999年,它的产生肩负着特殊的使命与职能。它既是欧洲统一经济体的流通货币和支付工具,也成为欧元区的储备货币和外汇支付工具。欧元一诞生,就取代了欧洲各国原有流通的货币,并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与美元、日元、英镑在国际结算中竞争,而且成为仅次于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欧元的流通也形成了欧盟统一的货币政策,对于欧盟各国的经济发展和财政体系运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欧元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与美元竞争国际储备货币中获得了较高的市场份额,使欧洲央行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利益。同时,在欧元区内部,统一的货币也带来了积极的作用和利益,对于资本流通、货物贸易和劳动力就业等带来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欧元体系从诞生起就带来了它的不稳定性,它隐含的矛盾冲突在市场条件形成时就必然爆发出来。

第一,欧元作为一种区域性的货币是欧元区国家的货币,它的出现是建立在欧洲经济一体化和市场统一开放条件下的,17个国家形成的货币区大约有3.3亿人口,12万亿美元的GDP总量,人口规模已超过美国,GDP总量为美国的80%。欧元一出现就被认为具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和市场条件,欧洲各国经济文化社会和意识形态高度接近,经济市场化发展的水平差异较小,对于经济合作和联合市场化竞争的意愿十分强烈,因而在政治上的阻力也较小,大多数西欧国家都积极加入了欧元区,一些东欧国家也积极要求加入欧元体系,这也使欧元一度被多数人看好,甚至认为在未来10多年以后极有可能取代美元成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欧元作为货币体系涉及到了诸多国家的权利和利益,在其中如果出现严重的利益冲突,货币体系的运行就会出现危机,尤其是在各国的经济利益诉求难以达成一致而又没有一种强制性的行政力量加以控制时,矛盾就会爆发,货币政策体系就难以去左右国家的财政行动,更不可能去控制各国的政治决策。而欧元被大多数人看好的原因就是因为欧洲的经济一体化和一定程度的政治联合行动,没有被看出其中可能存在的严重分裂隐患,也就是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政治结构和权力分配控制的不同,它们所获得的来自欧元体系的利益可能是不同的。而当面临市场冲击时他们所受到的冲击程度也是不同的,极有可能出现人们不愿看到的组合:最小的获益者成为最大的受害者;最大的受益者则成为最小的受害者。而十分不幸的是,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出现的欧债危机,正是这种结果。

第二,在各国纷纷放弃而加入欧元货币体系时,并没有考虑到这种可能的结果,显然也低估了这种可能性,也可能是在短期利益驱使下去搭便车,获得一些免费的经济利益。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一些南欧和东欧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会极尽努力直至修改财政数据力图加入这一体系。这种利益是什么,我们简而言之,就是在货币体系层面有可能的储备货币利益,竞争型的储备货币份额可能是发行和货币国际化流通获得实际的铸币税收入,而且统一的欧元变得更有竞争性,对于那些经济地位较为弱小的国家来说,货币体系的稳定性和对于美元的储备性依赖也会大大降低。而从经济层面上说,区域性货币减少了汇率波动带来的贸易摩擦,对于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也会产生积极的效应,这在理论上也被归结为存在着一种最优的“区域货币配置效应”。现在我们从实际状况看,金融危机的冲击粉碎了这种美丽的梦想,欧元区不得不回到严酷的现实中来。这个现实就是,欧元区货币的运作需要付出极高的运行成本,利益矛盾冲突积累又可能使得区域货币体系分崩离析,财政和债务危机的爆发是货币体系矛盾的直接体现。

第三,已有研究已经揭示了大量的问题和原因,指出了财政危机与金融危机的内在联系。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本是一国经济调控的重要杠杆,区域货币体系的形成已经统一了货币政策,各国也就只有财政政策可以作为调节支出的工具了,欧元区成立时已经意识到财政支出规模和预算赤字有可能危及欧元体系的稳定,已经对各国的财政赤字占GDP比重规定了上限,但财政支出具有更高的含义,这一要求的提出没有强制的法律或行政约束,这为金融危机后的财政扩张和失控留下了隐患。财政支出失控和债务危机爆发的诱发原因可以分为下列两个方面:一是从经济结构差异和政治决策冲突方面看,财政支出功能失控必然引发债务危机。欧元体系的17国在进入统一货币政策以后,各自的经济结构和经济竞争能力以及市场产品的发展前景差异极大,它们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阵营。第一阵营即欧盟的领头羊德国和法国,其具有极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和产品竞争力,劳动生产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人均GDP在35000美元以上;第二阵营为意大利、荷兰、比利时、挪威、瑞典、芬兰等国家,经济结构较为优势,有较高的竞争力,人均GDP为25000~45000美元;第三阵营为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爱尔兰、冰岛等国,经济发展处于较低水平,人均GDP大致为20000~30000美元,劳动生产率和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较低。这样的结构差异导致经济政策协调的困难。统一的利率、汇率和货币供应政策必然导致不同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成本的企业在市场上具有不同的竞争力,并出现强者愈强、弱者更弱的“马太效应”,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的财政收入和预算支出能力会受到更大的制约,赤字政策和财政状况的恶化形成恶性循环。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欧猪五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比重已经达到了危机临界状态,而且背负的债务包袱越来越重。二是从危机应对决策过程看,财政政策失控导致的债务危机是金融危机的扩展爆发,金融危机引发了债务危机的爆发,其中具有内在的联系。欧元区国家具有较为近似的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但其国内的政治结构、治理方法、社会文化影响还是有着较大差异,劳动生产率和产品创新能力较低的国家背负着沉重的债务包袱,福利主义盛行,出于政党利益要求而对于财政约束松弛,导致债台高筑。其中欧猪五国的当年赤字占GDP比重在2006年为1%左右,到2011年已经达到13%以上;累计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从2006年的70%上升到120%以上,其中希腊已经达到180%以上,其他国家也达到了100%以上,大幅度超出了欧盟规定的安全警戒线。在此次金融危机爆发时,出现了人们对于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批判,对于用国家干预来影响市场的凯恩斯主义抱有幻想,学术上也出现了否定市场机制推崇国家干预的思潮,这正好迎合了激进主义思潮的国家干预控制的理念,在欧债危机爆发过程中,这种思潮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应对金融危机和信用收缩的主要政策,这些国家的财政纷纷采取了空前的扩张和救援行动,对于银行和金融机构的亏损进行补贴,增加公共项目的支出,甚至直接补贴消费者以拉动市场,应对危机事实上是在扩张支出刺激经济,这完全符合凯恩斯主义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原则,新凯恩斯主义者也主张财政扩张。但随后我们看到的是狂热扩张后的严峻局面,欧元区各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比重迅速上升,欧猪五国的财政赤字比重已经上升到15%左右,累计债务比重超过了GDP的1倍以上,更为严重的是债务在2009年以后,已经进入偿还期而财政已经失去了偿还能力,债务危机已经是一触即发。巨额的财政支出并没有带来就业和经济的增长,反而引发了严重的国内通货膨胀和失业增长,局面已经恶化到经济的负增长和高达20%左右的失业率,青年人的失业率已经达到50%以上,应对失业经济衰退和面对债务危机已是欧元区国家的两难处境。很明显,在财政扩张和收缩这条道路上根本就找不到出路。破产清算也许是唯一结局,这也意味着财政扩张主义的破产,连带着欧元货币体系的破产。

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主要功能范文第4篇

财政政策是凯恩斯主义者非常喜欢使用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他们认为,对总需求的调控,财政政策比之货币政策更有效,财政政策是一种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它既可以被用来变动总需求,以对付严重的通货紧缩或者通货膨胀,也可以被用来微调经济,熨平经济周期的较大的波动。财政政策的措施十分简单明了,如果经济正处于严重的萧条时期,财政政策就采取“减收增支”的办法,减收就是减税,增支就是增加政府开支和增加社会福利的办法。

减税和社会福利的增加会使漏出减少,注入增加,会很快刺激总需求的增加。减税和增加社会福利涉及到政府预算的制订和实施,由于时间间隔较短,效应也就较显著。在西方国家,减税,主要是减个人所得税,既减少漏出,又对个人的劳动和投资有一定的激励作用。增加支出和社会福利的作用是直接扩大总需求。但是,减税和增加社会福利究竟会使总需求增加多少,最终使GDP增加多少,很难作出估计。如果人们把减税和增加社会福利的一部分钱用于增加对进口品的需求,并且边际进口倾向较高的话,则总需求的扩大就不会很大了。

减税和增加社会福利,对总需求的扩大作用甚小。增加政府支出是刺激经济的一种最直接的手段。政府支出可直接作用于总需求,因而有较充分的乘数效应。同时,政府支出可以直接为宏观调控目标服务,更有目的性和针对性。政府可以把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可以扩大总需求,另一方面可以解决国民经济的瓶颈缺口,增加社会的生产能力。政府可以把资金用于经济特别萧条的地区以帮助该地区的经济走出困境。政府可以把资金用于不太使用进口品的项目上,尽可能以乘数效应增加GDP.政府可以把资金用于增加就业的项目上,以减少失业人口。但是,政府支出如果花在基础设施方面的话,就会耗费较长的时间,很难立竿见影。当然在对付长期性经济萧条方面还是有效的。不过,政府实施的项目往往由于缺乏责任心和管理,工程质量较差,很多被称为“豆腐渣工程”,弄得不好会劳民伤财。

与解决通货紧缩缺口的财政政策相反,如果经济存在通货膨胀缺口,经济基本已达到了充分就业,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此时就应当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即增收节支的政策,增加税收、减少财政支出。

从近代历史看,在西方国家,只有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存在过持续的通货膨胀缺口,这主要是由于战争经费支出急剧增加所致。其余时候,基本上都是通货紧缩缺口存在,通货膨胀缺口只是暂时性地存在过。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存在过一个怪现象,就是在高通货膨胀率的同时,失业率也上升,也就是滞胀。凯恩斯主义者把滞胀的原因归结为在收缩总需求的同时,总供应也收缩了,这样抵消了通货膨胀的效应,但国民产出也下降了,结果社会生产能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失业率上升。

总需求和总供应的同时萎缩会对总供应产生不利的影响。税收的增加会对劳动和投资产生反激励的作用,也会进一步推动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政府支出的削减会对某些依赖政府支出的部门(如卫生医疗部门、教育部门、公共交通部门等)产生严重的影响,减少政府对社会的公共提供。对基础设施支出的削减会影响到国民经济的长期增长。持续的通货紧缩政策还会使私人投资减少。所有这些都会使国民经济的生产能力减少。

经验表明,对付通货膨胀并不难,即使有的国家发生过严重的通货膨胀,经过治理,也能平息下来,难的是在治理通货膨胀的同时不引发通货紧缩。

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都可被用来微调经济,只要政府对总需求实行有效的管理。所谓微调经济是指通过政府实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干预,以避免经济周期出现较大的波动。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作用更为明显。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政府针对经济的冷热,实施相反的对策(逆向调节),如果政府在经济萧条时期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在经济高涨时期采用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则国民经济的运行就会比自发运行的轨迹要平稳得多。当然,政府要完全熨平经济的波动是不可能的,也有可能由于对经济形势判断失误,使国民经济秩序更加紊乱。

政府调节经济的的主要问题是时滞。如果时滞效应很长,稳定经济的政策可能反而会成为“不稳定的经济政策。”因此,只要对经济形势判断正确,财政政策制定和实施得当,经济的波动虽然不可能完全消除,但国民经济一样可以实现相对平稳的发展。

二、货币主义者对政府调节经济的做法持反对态度

货币主义者反对把财政政策作为刺激经济的手段的主要理由是:减税或增加财政支出并不会对经济有什么刺激作用,国民产出不会因此而增加,因为在扩大总需求的同时,货币供应也相应扩大了,增加的只是名义的GDP.从长期来说,扩大总需求的财政政策只能导致通货膨胀。特别是在浮动的汇率体制下,这个结果更为明显,因为总需求的扩大会使本国的货币贬值,从而使进口品和进口原材料价格上升,进一步推动通货膨胀。在经济萧条时期,公共部门的借款需求会增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可能会使这种借款需求更高,结果可能会发生社会公众的信任危机。利率可能会提高到更高的水平,最终会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应抵消掉。

货币主义者认为,财政政策必须要与货币政策相配合,才会产生持续的效应,说白了,货币政策是真正对总需求发生影响的因素。弄得不好,财政政策只会造成总需求更大的波动。实施财政政策可能涉及的问题主要是对三方面的效应要作出估计:(1)政府支出和政府税收的变化对别的注入和漏出的影响程度究竟如何?(2)乘数和加速数的规模如何?(3)时滞效应如何?

货币主义者坚信市场的自身调整力量,认为上述的三方面的效应是很难估计的,宏观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自行得到解决的,所以财政政策是没有必要实施的。

货币主义者认为有两种不同的财政政策,一种是会引起货币供应变化的财政政策,另一种是不会引起货币供应变化的纯粹的财政政策,两者是有区别的。前者之所以会引起货币供应的变化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积极的货币政策往往同时实施,二是在实施财政政策的过程中会连带出货币供应的变化,而货币供应与财政政策的同方向变化会抵消财政政策的效果,扩张性财政政策会引起货币供应的增加,收缩性的财政政策会引起货币供应的减少,结果对国民产出的变化无济于事。再说,会引起货币供应变化的财政政策会对总需求发生影响,但这是货币供应变化的结果,而不是财政政策实施的结果。后者对总需求的刺激是有某些短期效应的,但由于时滞存在,要预测人们对财政政策的反应是很困难的,再加上各种复杂的经济因素都会起作用,很难分门别类,对症下药,财政政策不可能把经济调整到主观设定的精确位置,微调经济的目的是很难达到的。从长期来说,纯粹的财政政策是无效的,对国民产出是没有影响的,只会产生挤出效应,就是政府支出的增加会减少私人消费和投资的减少。

财政政策的货币效应究竟如何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者密切不可分、实施财政政策的时候,或多或少会产生货币效应,纯粹的财政政策(一点也不影响货币供应)几乎是不存在的;实施货币政策的时候,也或多或少带有财政政策的含义。真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如果经济正处于萧条时期,本来财政预算是平衡的,政府为刺激经济决定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产生财政赤字。财政赤字的弥补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政府直接向社会公众发债,社会公众把钱借给政府,这不涉及到货币供应的变化。政府利用财政赤字的同时,既刺激了总需求,也增加了货币的交易需求。另一种方式是政府向中央银行借债,这种国债发行方式结果增加货币供应。

政府增加财政赤字,注入增加,可以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均衡的国民产出。政府支出的增加会使货币的交易需求也增加。如果财政赤字增加的结果使货币供应增加,市场利率可以因货币需求和供应同时增加而保持不变,由于市场利率保持不变,不会对投资产生影响,所以没有挤出效应。如果财政赤字增加的结果没有增加货币供应,市场的货币交易需求增加后使均衡利率上升,利率上升的结果就会使投资减少,产生挤出效应,注入量就会低于期望的水平,国民产出不会增加。

扩张性财政政策在货币供应不变的条件下,究竟是否一定会产生挤出效应就要看两方面的变化情况。一是货币需求弹性,即货币需求对利率变化的敏感程度。货币主义者认为,货币需求是比较缺乏弹性的,同样是灵活偏好曲线水平上移,利率会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货币需求是较有弹性的,总需求扩张后,对货币的交易需求也增加了,货币的灵活偏好曲线会上升,结果利率的上升幅度不大。二是投资弹性,即投资数量对利率变化的敏感程度。货币主义者认为,利率的变化会对投资额产生较大的变化。而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投资额对利率变化通常是比较缺乏弹性的。投资者决定投资与否主要是取决于经济形势发展趋势和所生产产品的销售前景,而对市场利率的考虑并不放在首要的位置,利率的变化只对投资额产生较小的影响。

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财政政策的实施只会对利率产生很小的影响,对投资额的影响更小,所以,基本上不存在挤出效应。总需求的扩大可能会通过加速器效应使投资额增加。货币主义者认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会使利率明显上升,从而对私人投资产生严重的影响,挤出效应明显存在。他们的观点是,政府必须要减少财政预算赤字。从长期来看,假使货币流通速度是稳定的话,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会完全挤出私人投资。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由于在上述两个问题上的分歧,导致两者对财政政策实施的效应预期发生很大的偏差。

三、我国财政政策有效性问题研究

上述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在财政政策上的诸多分歧是在市场经济条件的背景下产生的。我们不能照搬照套。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基础是转轨经济,也就是国民经济既有市场经济的成分又有计划经济的影响。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原理是来自于凯恩斯主义。我们可以从凯恩斯主义者对财政政策的肯定性主张与货币主义者对财政政策的否定性意见中归纳出若干个主要问题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讨论,以使我们在制定财政政策中避免一些盲目性,增加其有效性。

对增加财政支出如何看?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最主要的措施是扩大国债的发行,增加基础设施的投资。应当肯定,这种做法是行之有效的。通过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带动了相关行业的生产,从而进一步带动了消费和投资。从投资项目看,主要利用的是国内资源,因此,投资所产生的乘数效应较大。为什么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没有出现货币主义者所担心的问题呢?

首先,扩大总需求的财政政策没有导致通货膨胀。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我国的生产能力确实有过剩现象,总需求的增加促进了生产能力的利用;另一方面,我国还没有实行浮动的汇率体制,再加上出口情况尚可,总需求的扩大没有使本国的货币贬值域者说本来是应当升值的),进口品和进口原材料价格没有因之上升而引发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其次,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虽然使公共借款需求更高,但在增加财政支出的同时,既增加了货币的交易需求,也增加了货币供应,没有发生社会公众的信任危机,利率也没有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反而比以前降低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应并没有被抵消掉。

再次,挤出效应很小,甚至没有。事实证明,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对利率几乎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对投资额的影响更小,所以,基本上不存在挤出效应。总需求的扩大可能会通过加速器效应使投资额增加。

在我国现行条件下,财政支出的启、体效应是值得肯定的,需要研究的是结构性效应。增加公共投资的最大缺点就是缺乏资金有效利用的监督,很容易引起浪费。所以,一方面要改进公共投资的管理和监督机制,另一方面可以考虑缩小政府对公共设施的直接投资规模,把相当一部分资金用于与私人投资合股,或者增加财政贴息和无息贷款,更多发挥私人投资的作用,同时也可以扩大政府支出的乘数效应。

对减税如何看?减税政策是市场经济国家在经济疲软时期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在我国,减税对国民经济不会有什么刺激作用,主要理由有两条:(1)个人所得税无论从绝对规模或者相对规模来看对国民经济的影响都很小,不象西方国家个人所得税要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50%左右,减税会对国民消费产生重大影响。(2)从我国个人所得税结构来看,应当说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人大多是中等收入以上的人群,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要比低收入的人群来得低,换言之,征收个人所得税不会对中等收入以上人群的生活产生明显的影响。同样,如果对这部分人群实行减税,只会增加他们的可支配收入,从而增加他们的储蓄,不会明显增加他们的消费。相反,如果对这部分人群增加个人所得税,把这部分钱补贴给穷人则会增加国民经济的消费水平。

对企业的减税,照例是能够减少漏出,增加注入的。我国原来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国有企业,由于国有企业效益不佳,上缴的财政收入大幅减少,大部分企业已到了无税可缴,即无税可减的地步,但一些经济效益较好的国有企业仍然承担着上缴国家税收的主要任务。减税一方面会对国家预算产生重大的冲击,缺乏可行性;另一方面,政府对这些企业开辟了别的筹资渠道,比如,国有企业上市筹资,银行债转股,继续给予贷款支持等。从资金量上看,这些措施要比减税大得多,有效得多。对非国有企业的税收是否也可以减税呢?当然可以。但是要研究减税的效应。非国有企业的税后利润基本归私人所有,减税的结果会增加投资者个人钱包中的钱,而不会对投资者的当前消费行为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其直接效应是增加储蓄。那么对他们的投资行为是否会产生刺激作用呢?减税必然会提高税后的投资利润率,对投资会起到刺激作用,但决定投资的因素很多,因为投资是在不确定性条件下作出的,投资者决定投资与否,主要是对将来的经济前景作出预期,而不是看眼前的税收负担。如果经济前景不明,他们不会贸然投资。同样,对企业的减税也不能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即对付通货紧缩的一种临时措施。如果企业普遍认为如此,则对企业的投资会产生更为不利的影响。

对自动稳定器如何看?稳定经济的政策很多是得益于财政的收支具有自动稳定器的功能。财政收支的逆向调节功能会使乘数效应减少,从而使经济波动的幅度减少。但是,主要的武器靠的是每年预算的税收和财政支出的自行变化,而不是政府对经济形势作出判断后及时作出的对策。从我国历年的财政预算安排来看,一般都是对财政收支的具体项目进行安排和平衡,并没有出于对国民经济速率的快慢作主动性的逆向调整。即使近两年政府主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但在预算安排问题上也没有作出过主动性的逆向调整。事实上,我国的财政预算是被动性的,也就是有多少收入安排多少支出;或者有多少支出必须组织多少收入,如果不够,在尽可能压缩的基础上,政府再发行国债给予弥补。财政赤字的发生照例应与国民经济萧条时期相对应,但我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几乎年年发生财政赤字,许多年份是处于通货膨胀时期。近几年国民经济发生疲软,政府尽管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在预算安排上仍然采取审慎的原则,只是在国债上增加了发行额度,而没有在财政赤字上故意扩大规模。特别是在组织财政收入上,政府不仅没有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减税,而是实行了增收的措施。这说明政府实行的财政政策既是积极的,又是审慎的。同时又说明财政政策的逆向调节作用也是靠自动稳定器在发挥作用。从我国财政收支的两方面看,财政支出的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似乎要比财政收入明显。因为财政支出的许多项目是必不可少的,是不能削减的(比如公务员的工资、行政事业单位的经费、国有企业的基本开支等),在经济疲软时期也是要发生的,所以,对避免经济的过分萧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财政收入看,表面上近几年财政收入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是否会对国民经济的复苏产生遏制作用呢?我以为,这种遏制作用很小。根据经典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国民经济萧条时期,财政收入也会随着国民收人的减少而减少,主动性的减税会使漏出减少,注入增加。我国为什么在经济疲软时期财政收入反而会增加呢?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1)财政收入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本来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国有企业,现在国有企业的效益普遍不好,其对国家的税利贡献急剧下降,这与宏观经济学的道理是一致的,但是,我国又处于经济转轨时期,非国有经济(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和挂着集体企业牌子的私营企业)近几年增长迅速,它们对国家的税收贡献却有明显增长;(2)政府加大了征收的力度,对本来应当征收的税收征了上来,当然征收依据的是税法,增加的财政收入主要也来自有非国有企业,可见,近几年财政收入的增加并不是政府的财政政策实施的结果,而是自动稳定器在我国转轨经济时期的特殊表现。

对我国实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微观基础如何看?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应当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已基本形成了,则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应会更加明显。

我国市场经济的的基本框架有待逐渐形成。本人以为,判断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形成与否至少有以下几个标志:一是企业是否能按企业规则行事,比如是否有定价的自,也就是市场上的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是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的;是否有用工权,根据需要雇佣和解雇雇员。二是商品是否能在全国市场上自由流通,不受人为的限制和地方的保护及歧视。三是企业的形成与发展是否受到所有制的限制,特别是民营企业是否能够根据市场竞争的原则可以自由进人或退出。四是社会资本是否可以根据市场信号自由转移。五是是否形成一套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政、税务制度与法规。根据这些标准衡量,我国市场经济的形成尚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由于如此,宏观的总量调控,就会遇到许多的人为障碍,不能收到理想的效果。因为总量调节的有效性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要有一个畅行无阻的传导机制。比如,国家增加财政支出的目的是要通过乘数效应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其前提就是要求企业对总需求的变化反应十分敏感,这样才会产生连锁反应,达到国民经济倍数增长。如果其中某一环节,对总需求的反应并不敏感,就会使乘数效应大打折扣。

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主要功能范文第5篇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全球流动性泛滥

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在货币政策决策会议上决定,在此后6个月内购进3,000亿美元长期国债,7,500亿美元抵押贷款相关证券和1,000亿美元“两房”债券,此举标志着美联储正式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拉开了美国第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序幕。2010年11月4日,美联储决定推出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每月750亿美元的进度维持8个月从市场收购长期国债。照此计算,美国此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规模虽然不及第一轮,但总规模仍将高达6,000亿美元。

所谓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就是中央银行通过收购长期政府债券和长期公司债券改变货币存量的结构从而增加流动性的非常规扩张性货币政策。美联储希望通过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刺激国内私人部门的消费和投资以加速经济复苏的步伐,然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自推出以来却备受国际社会的广泛诟病。有学者认为,美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并不是流动性短缺,所以,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开错了药方;有学者认为,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全球流动性泛滥和全球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根源;有学者认为,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与邻为壑的做法,既损人又不利己。对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前后美国私人部门的消费开支和固定投资的比较研究显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没有刺激美国的消费,更没有刺激美国的投资。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来,国际市场上与美元相关的资产如贵金属、石油、粮食、矿石、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的价格大幅上涨,美元双边汇率与有效汇率均显著贬值,根本原因就是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的全球美元流动性泛滥。

一、消费和投资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及美国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背景

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一国的总产出由国内居民消费(c)、国内投资(I)、政府净支出(G)和净出口(X-M)四大因素构成,即:

GDP=C+I+G+(x-M)

但是,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四大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存在很大差别,如日本的经济增长主要由消费和净出口拉动,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投资和净出口拉动,美国的经济增长则主要靠消费和投资拉动。

表1描述的是2000-2009年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度增长率和不同要素对实际GDP增长的贡献。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居民消费与国内投资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巨大。居民消费是美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从2000-2007年美国的居民消费一直能够解释四分之三的实际GDP增长,尤其是经济衰退的时候,居民消费对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就更加显著。国内投资对美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虽然呈现一定的波动性而不太稳定,但从长期考察,它对美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仍然是正的,部分年份,国内投资对美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至关重要,比如2004年,国内投资就拉动美国实际GDP增长了1.55个百分点,占当年实际GDP增长的43.42%。政府开支虽然历年一直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为正,但贡献的份额不大,而且受业已存在的庞大债务规模的约束,美国政府难以通过扩大政府开支来拉动经济增长。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净出口对美国经济增长的作用由负转正,必定是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年份,美国不可能希冀通过净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更不可能通过增加净出口来加速美国经济的复苏。(2)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美国的居民消费和国内投资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失去了经济增长引擎的作用。2008年和2009年,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出现逆转,居民消费和国内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政府开支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负转为正。但是,政府开支和净出口推动经济增长的动能显然是有限的,实际上2008年美国的经济已经停滞,2009年更是出现了严重的倒退。(3)既然消费和投资出现了问题,而且消费和投资的问题还导致了经济衰退,美国政府就有必要出台应对政策,刺激居民消费与国内投资,抑制经济衰退和加快经济复苏。

在经济政策层面,刺激居民消费和国内投资既可以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也可以采用扩张性货币政策,或者采用两种政策搭配的组合。但是,2008年美国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已经出台了7,8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所以,扩张性财政政策已经没有太大的操作空间。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2008年年末,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达到5,820.46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当年财政赤字/GDP比率达到6.5%,是国际公认安全标准的两倍,债务余额/GDP比率达到70.0%,超过国际公认安全标准。2009年年末,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又进一步扩张到7,5617.36亿美元,当年财政赤字/GDP比率上升到11.2%,几乎是国际公认安全标准的四倍,债务余额/GDP比率上升到83.9%,超出国际公认安全标准三分之一。美国的政治体制也限制了美国政府进一步扩张财政政策的实施。美国的政府预算必须同时得到国会参政两院的批准,而几乎每一次国会和白宫之间都要对预算规模讨价还价,尤其是补充预算,讨价还价就更加激烈。上一次7,800亿美元的紧急救市资金,还是由财长保尔森在国会下跪后才放行的,而且,国会已经强调,那将是“最后的晚餐”。因此,奥巴马政府已经很难实施无节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转而只能依靠扩张性货币政策。

在货币政策层面,因为美国早已放弃了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所以,美联储无法采用第一项扩张性货币政策。自2007年7月次贷危机爆发后,美联储不断下调联邦基金利率,到2008年11月,美联储已经将联邦基金利率调减到已经无法再低的0-0.25%,所以,美国也无法实施第二项扩张性货币政策。美联储只剩下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收购长期政府债券和长期公司债券释放流动性来刺激消费和投资了,这就是美国出台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基本背景。金融危机对美国的居民消费和国内投资造成了显著冲击,为了使经济返回正常轨道,美国必须重振消费与投资。在财政政策和利率政策陷入困境的背景下,美联储选择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客观上讲也是无奈之举。然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药方有效吗?

二、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下的国内居民消费

长期以来,居民消费一直是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如果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能够刺激消费,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下美联储投放的流动性能够转化成消费开支,那么,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就能够达到美联储的预期。遗憾的是,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并没有带来美国国内居民消费的预期增长。

资料显示,2000-2007年,美国居民国内消费开支呈现持续、显著的惯性增长。2000年第一季度美国居民国内消费开支为66,830亿美元,此后,在2001年第一季度突破7万亿美元,在2004年第一季度突破8万亿美元,在2005年第四季度突破9万亿美元。2007年第三季度,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不过,次贷危机并没有立即改变美国居民国内消费开支的增长态势,只是降低了它的增速,美国居民国内消费开支的扩张一直持续到2008年第三季度次贷危机升级成国际金融危机后才告结束。2008年第三季度,美国居民国内消费开支出现峰值,为107,020亿美元。将2008年第三季度的数据与2000年第一季度的数据进行比较,可以看到在这段为期35个季度的时间内,美国居民国内消费开支增长了60.1%,平均增速为1.4%。

采用统计学的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2000年第一季度到2008年第三季度美国居民国内消费开支的数据进行统计学模拟,可以得出一个最优拟合线性方程,方程式为:

Yt=1111.6t+63619(2000年第一季度,t=1)

拟合优度为:R2=0.9882

我们有理由认为,如果没有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2010年第三季度美国居民国内消费开支就应该达到111,416.8亿美元。但是,国际金融危机显然改变了美国居民国内消费开支的运行趋势,2010年第三季度,美国的实际居民国内消费开支只有102,854亿美元,比趋势值差不多减少了10%。

从2008年第四季度到2009年第二季度,美国居民国内消费开支出现了连续三个季度的负增长,在美国的历史上,这种状况并不多见,它足以表明金融危机冲击的严重程度。2009年第三季度之后美国居民国内消费开支有缓慢的复苏,但我们认为这种复苏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没有直接关系而是美国消费需求的刚性使然。在本世纪初的美国经济衰退中,美国居民国内消费开支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说明了美国消费需求刚性是显著存在的。可以认为,2009年第三季度之后美国居民国内消费开支的增长是前期压抑的消费需求刚性形成的恢复性增长。

美国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目标之一,就是通过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向市场注入流动性,通过扩张流动性刺激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但数据显示,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来,美国的居民消费并没有出现预期的增长,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1)美联储通过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向市场注入的流动性并不直接进入居民消费,而是进入金融体系,因此,美联储的流动性扩张只有通过商业银行消费信贷的扩张才能刺激居民消费的扩张。但是,消费信贷的规模是由商业银行提供消费信贷的能力和意愿、居民消费消费信贷的能力和意愿共同决定。显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下美联储释放的流动性只能扩大商业银行提供消费信贷的能力,而商业银行提供消费信贷的意愿由金融市场的信用环境约束。在金融危机冲击下,美国的信用环境严重恶化,根据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数据,目前银行贷款违约率超过7%,是正常情况下贷款违约率的三倍。(2)虽然由消费信贷形成的消费一直是美国居民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不是全部。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居民储蓄也是影响美国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金融危机以来,一方面由于失业率上升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减少;另一方面由于对经济前景缺乏信心导致居民储蓄率上升,所以,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施以来美国居民消费的增加缺乏动力。

三、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下的国内投资

与居民消费的相对刚性比较,历史上美国的国内投资具有显著的周期性波动特征,而且,投资的波动先于经济波动,所以研究经济周期的学者一般都将国内投资作为领先指标,有学者干脆将美国的经济周期描述成“投资周期”。

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的国内投资仍然显示出周期性特征,但是,金融危机后美国国内投资的严重衰退似乎已经超出了经济周期能够解释的范围,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公布的美国国内投资季度数据能够说明新世纪美国国内投资变化的上述特征,也有利于我们了解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美国国内投资的影响。

上图显示,2000年第一季度,美国的私人固定投资为16,720亿美元,2000年第四季度,美国的私人固定投资为17,429亿美元,它是前一轮美国投资周期的峰值。2001年和2(102年美国出现经济衰退,私人固定投资出现连续8个季度的负增长,2002年第四季度只有16,314亿美元,比2000年第四季度下降了6.4%。不过此后几年,美国的国内投资快速恢复,而且一直持续到2007年第二季度,持续了18个季度。2007年第二季度,美国的私人固定投资出现新的峰值,为22,821亿美元,几乎与次贷危机同步。2007年第三季度,美国的私人固定投资出现新一轮逆转,但下降速度不大,2007年第四季度的私人固定投资为22,479亿美元。

对2000―2007年中32个季度美国私人固定投资进行统计模拟,可以得出一个趋势方程,方程式为:

Yt=246.9t+15083(2000年第一季度,t=1)

拟合优度为:R2=0.8187

我们认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私人固定投资的刺激调整是无效的,主要理由有三:(1)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施并没有立即引起美国私人固定投资的复苏,相反,在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后,美国的私人固定投资又出现了持续四个季度的下滑,而且,较严重的“高台跳水”就出现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施之后的2009年第二季度。(2)2010年前三个季度美国的私人固定投资虽然有所恢复,但这种恢复是在私人固定投资已经收缩了四分之一之后才出现的,与其说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成绩,还不如说是证券市场术语中常提到的“触底反弹”。(3)2010年前三个季度,美国私人固定投资反弹的力度有限,显然不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释放的庞大流动性推动的结果。2010年第三季度,美国私人固定投资仍然只有17,687亿美元,它只有危机前2007年第二季度峰值的77.5%,更只有当季趋势值25,697亿美元的68.8%。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私人固定投资之所以无效,主要原因也在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下美联储投放的流动性并不直接形成私人固定投资,而是进入金融体系,如果商业银行在获得美联储的流动性支持后增加工商信贷规模,则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能够刺激投资。但是在目前的信用环境和市场环境下,商业银行几乎不可能将获得的流动性转化成工商信贷,因此,美国政府如果希望投资复苏,就应该在治理信用环境和市场环境上下功夫,而不是采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滥发货币。

四、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与全球流动性泛滥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下美联储释放的流动性没有也难以刺激美国的消费与投资,所以,美国不可能通过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来复苏美国经济。2009年4-12月,美联储通过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释放的流动性为10,500亿美元,2010年

1-11月,美联储用同样的方式释放的流动性为6,500亿美元,因此在第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施期间,美联储总共释放17,000亿美元的基础货币。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质是改变金融体系持有的货币结构,即将银行体系中缺乏流动性的长期资产置换成具有高流动性的短期资产,因此,如果美联储在第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释放的17,000亿美元能够形成美国国内金融体系的流动性供给,那么,美国的货币结构就应该发生相应的改变,即货币供应层次中的M1和M2会显著增加,而M3和M4会显著减少。但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数据显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施以来,美国货币层次中的M3和M4确实在显著减少,但M1和M2并没有相应地增加。

阅读表2,我们能够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通常情况下,美国狭义货币的年均增量还不到700亿美元,广义货币的年均增量约为3,000亿美元,美国第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下的货币投放显然严重超过了美国国内对流动性的需求。(2)2008年一年,美国新增的流动性至少能够维持两年市场对流动性增量的需求,在这一背景下,2009年和2010年美联储应该减少而不是增加货币投放。(3)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下美联储投放的美元只有一小部分形成美国国内的流动性,即使按照广义货币计算,2009年和2010年两年的增量之和也只有4,541亿美元,它只是同期美联储17,000亿美元货币投放的四分之一,它能够解释为什么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下美国仍然出现通货紧缩、经济衰退和失业高企,所以,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无效的。(4)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下美联储投放的美元中没有形成美国国内流动性的部分,绝大多数已经溢出美国金融体系,变成国际游资,并通过乘数和杠杆作用被无限放大,对全球经济产生冲击,引起全球商品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

具体而言,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全球六大市场产生了影响:在国际贵金属市场,由于避险资金和投机资金的大规模涌入,黄金价格连创历史新高,目前已经达到1,400美元/盎司,白银价格的涨幅更甚,目前接近30美元/盎司,是三十年来的最高记录;在国际石油市场,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导致的经济衰退,全球石油需求并没有显著地增长,但是由于国际游资的冲击,石油价格持续上涨,目前已经超过80美元/桶;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小麦、棉花、有色金属、煤炭、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都显著上涨,已经造成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输入性通货膨胀,而且全球通货膨胀预期还在持续上升,强化了全球经济未来走势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楼市成为国际游资冲击的重点,比如中国香港和泰国的楼价就因为国际游资的冲击超过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出现了显著的楼市泡沫;在全球证券市场,美国的道琼斯、标准普尔、纳斯达克三大指数,日本的日经指数,英国的金融时报指数,法国的CAC指数,德国的DAX指数,香港的恒生指数都已经回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部分甚至超过了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在全球外汇市场,美元对几乎所有货币的双边汇率都显著贬值,尤其是美元对亚洲国家货币如日元、韩元、泰铢、马来西亚林吉特等货币的贬值,已经严重冲击了这些国家的经济运行。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数据显示,反映美元汇率综合变动的美元有效汇率指数在金融危机爆发初期的2008年年末还有101.02点,此后波动性下行,到2010年10月,已经只有91.52点。也就是说,金融危机以来,美元汇率差不多下降了9.4%,显然,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显著强化了美元下行的态势。随着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我们有理由认为,美元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持续贬值。

五、简要结论

美国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目标是刺激消费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但由于美国经济的问题不是流动性的问题,所以,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下,美国的消费和投资并没有出现预期的增长。同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下美联储投放的货币中绝大部分已经溢出美国,形成了全球美元流动性泛滥,对全球经济已经并将继续产生深远而重大的冲击。目前美国经济面临的两大问题主要是信心不足和信用缺失,美国政府应该在重振信心、重构信用上多下功夫,而不是通过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复苏。

全球美元流动性泛滥对世界经济的显性冲击主要表现在全球贵金属市场、石油市场、大宗商品市场、房地产市场、证券市场、外汇市场六大市场的持续动荡,它更深远的影响体现在新兴市场输入性通货膨胀和全球竞争性通货贬值,强化了全球经济未来走势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尽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刺激美国的经济复苏无效,但种种迹象表明,美联储不会放弃对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依赖。在2010年11月4日美联储宣布实施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后,12月5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宣称“在购买完6000亿美元资产,即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结束后,肯定有可能购买更多资产”。也就是说,美联储在未来还可能实施第三轮,甚至第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如果说美国第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出于无奈,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无效的情况下,美联储仍继续实施这一政策就是对全球经济的不负责任。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的影响也是显著的,在国际热钱不断涌入的背景下会引发通货膨胀,带来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巨大压力,美元的大幅贬值还将造成我国外汇储备实际价值的缩水。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已经采取了包括限制热钱流入、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措施应对国际游资冲击,但仅仅有这些措施还是不够的,我们还应该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措施进行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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