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变化的宏观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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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变化的宏观现状范文第1篇
关键词 人口自然结构 变动 劳动经济参与
一、前言
当前，我国社会发展进入了全新的阶段，人口自然结构变动以及经济结构转型正在深入进行，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密切关联凸显出来。劳动经济参与率的变化受到人口自然结构变动直接影响，教育年限的延长、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以及严峻的就业形势，都是导致劳动经济参与率下降的因素，不利于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从人口结构、劳动年龄人口、经济活动人口进行综合分析，有效掌握人口与经济之间的规律。
二、我国人口自然结构的现状及特征
（1）年龄结构。人口老龄化是当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最显著的体现，同时还存在着性别结构失衡的状况。0～14岁少年儿童所占人口比例在逐年减少，而65岁以上老年人口所占人口比例在逐年增加，在低出生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自然结构变动形势下，老年人口比例仍然会持续增加，而劳动人口会随之减少，劳动经济参与率降低，这是当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主要特征。
（2）劳动人口结构。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劳动人口结构。综合分析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特征，包括政治、经济以及教育的多个方面的因素，25～44岁年龄阶段的人口为主要劳动力，45岁以上年龄人口则视为年老劳动力。近年来，25～44岁年龄阶段的劳动人口所占比例在逐年下降，而45岁以上年老劳动人口则在呈现上升的势头，我国的劳动人口结构也开始出现老龄化的趋势。劳动人口结构老龄化，导致了劳动经济参与率的下降。根据我国的而经济结构和发展形势来看，劳动经济参与率的下降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1]
三、我国劳动经济参与的现状及特征
（1）劳动经济参与率的变化趋势。劳动人口和经济活动人口是影响劳动经济参与率的重要因素。从改革开放为起始点，我国的劳动经济参与率最开始呈现出上升的势头，然后逐渐趋于平缓，最终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这与我国劳动人口和经济活动人口的变化有着很重要的联系。1978～1990年阶段是我国劳动经济参与率持续增长的时期，从1990年开始下降，进入2000年后，我国劳动经济参与率下降的速度加快。在劳动经济参与率伴随着劳动人口和经济活动人口的变化发生改变时，我国社会的发展，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另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劳动经济参与率与社会体制有着一定的关联，我国的劳动经济参与率一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更是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2]
（2）影响劳动经济参与率的主要因素。劳动人口的年龄、性别以及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劳动经济参与率的主要因素。近年来，我国各个年龄阶段的劳动人口的劳动人口有着不同程度的下降。15～24岁劳动年龄人口劳动经济参与率下降幅度最大，25～44岁和4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劳动经济参与率下降程度接近，下降幅度不大。从近年来我国劳动人口劳动经济参与率下降的形势来看，有着十分明显的年龄区别。女性劳动人口劳动经济参与率下降幅度要远远高于男性劳动人口。尤其是在4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当中，女性参与经济活动的比例大幅下降。劳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劳动经济参与率的关键因素之一，从近几年的不同受教育程度劳动人口劳动参与率来看，初中文化程度劳动人口劳动参与率最高，要高于本科、研究生等高学历人群。在高学历人群当中，大学本科劳动经济参与率最低，这与大学本科生占据相对高学历人群的人口比例最高有着一定的关联。另外，城乡间、地区间劳动经济参与率有着很大的差别，农村劳动经济参与率要远远高于城市。受到各地区不同经济结构和发展形势的影响，地区间的劳动经济参与率也存在很大的差异，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下降，而相邻省份劳动经济参与率接近，下降幅度差别不大。[3]
四、人口自然结构变动对劳动经济参与的影响
（1）人口自然结构变动的影响。人口自然结构变动对劳动经济参与有着密切的关联，对微观劳动经济参与决策以及劳动经济参与水平有着重要的影响。首先，微观个体年龄的影响。劳动人口在参与劳动经济的过程中，不同阶段对于参与劳动经济活动的积极性是不同的，在不断积累经验的过程中你，其劳动所获得的回报也在增加，这个阶段参与劳动经济的积极性更高。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力和精力下降，参与积极性不高。因此，受到劳动力个体年龄变化的影响，劳动经济参与率也随之发生着变化，进而影响着劳动经济参与决策。其次，宏观人口自然结构变动的影响。由于劳动经济参与率受到人口年龄变化的影响，从宏观整体来看，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会极大地影响劳动经济参与率，即宏观人口自然结构变动影响着劳动经济参与水平。当前我国社会呈现人口老龄化趋势，45岁以上的年老劳动力人口比例增加，削弱了宏观人口自然结构整体的劳动力。受到年龄的增长，体力、精力以及参与积极性下降的影响，劳动经济参与水平会随之下降，劳动生产率较低。而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培养新生劳动力投入到劳动经济活动当中，加快新老更替的速度，以有效缓解由于劳动人口老龄化而导致的劳动生产率，保持良好的劳动经济参与水平。积极鼓励女性投入到劳动经济活动当中，改变传统观念，提升劳动经济参与率，平衡劳动力比重，使劳动经济参与率能够积极适应宏观人口自然结构的变动。[4]
（2）社会因素的影响。人口自然结构变动受到多重社会因素的影响，进而影响到劳动经济参与率。宏观劳动经济活动是由微观个体行为组成的，同样也影响着劳动生产率。而社会因素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是很大的。其一，受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影响其个人的行为能力和人力资本，决定其在劳动经济活动当中的贡献以及获得的回报，影响其参与的积极性。其二，家庭因素。家庭成员组成、家庭成员的收入、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等多个方面的因素都会影响到劳动经济参与率。其三，收入因素的影响，工资率越高，则劳动经济参与水平越高。[5]
五、结论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国的人口自然结构发生了重要的转变。人口自然结构变动影响着劳动经济参与，同时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结合人口自然结构变动和劳动经济参与的现状及特征，有效掌握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了解人口自然结构变动与劳动经济参与之间的规律，探究其影响因素，采取有效的策略，促进人口与经济的平衡发展。
（作者单位为SMC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 王欢，黄健元，王薇.人口结构转变、产业及就业结构调整背景下劳动力供求关系分析[J].人口与经济，2014（02）： 96-105.
[2] 王金营，杨磊.中国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实证[J].人口学刊，2010 （05）：15-24.
[3] 程恩富，高建昆.我国劳动力资源变动趋势与预测[J].经济纵横，2012（05）： 1-8.
[4] 魏下海，董志强，赵秋运.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劳动收入份额：理论与经验研究
劳动力变化的宏观现状范文第2篇
农村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和来自农业的收入持续下降，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向农业与农村以外转移。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的一项调查显示，农业比较效益低和劳动力过剩是农村劳动力外流的最主要动因。62％的外出者是因为农业的比较效益低，想外出多挣些钱；26.4％的劳动力是因为家中人多地少无活可干而外出。目前，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仍面临诸多制约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剩余劳动力规模庞大，农村劳动力总量还在逐年增加，就业压力和转移难度越来越大。随着耕地面积的逐渐减少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林牧渔业所需劳动力规模还将进一步下降。
第二，城市就业压力大，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降低，转移空间越来越小。
第三，农村劳动力总体素质不高，职业适应能力差。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明显高于农村劳动力的整体水平，但与城市劳动力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素质上的局限性决定了他们在行业选择上的局限性。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工业、建筑业、服务业及其他一些行业，大多数从事的是简单劳动。当前非农产业技术进步、结构升级的步伐加快，对员工素质的要求不断提升，素质较低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很难适应这一变化。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劳动力市场形势的分析显示，近年来劳动力市场求人倍率在上升，表明社会用人需求在增加。目前，我国城市中低级劳动力市场竞争过度，高级劳动力市场供给不足，“有人无事做，有事无人做”的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这也给进一步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增加了难度。
第四，对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制度性限制和歧视性政策仍未得到根本消除，农民工合法权益屡受侵害。
对于出现这种现状的原因，主要是我国为了加速工业化进程，长期以来走了一条非均衡式的发展道路。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政府采取了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为工业提供积累，这使得农民的利益受到剥夺，城乡间利益之差也就非常明显。为了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我国建立了森严的户籍管理制度，将人口划分为农业户口的农村人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城市人口，并且将户口与就业、福利等挂钩。国家对非农业人口的就业和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实行“大包大揽”和低价补贴政策，农业人口的就业和福利则由农民自行解决。这种二元经济政策导致了城乡劳动力市场的行政分割，大量的农村人口被固化在有限的土地上，造成了农民的全面贫困。改革开放后，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再加上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大批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就业，形成了特有的“民工潮”现象，对城市劳动力的就业形成一定的压力。特别是近几年，随着改革的深化，大批国有企业工人下岗，城市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越来越突出。因此，有人认为，农民进城打工抢了城市劳动力的“饭碗”。
许多地方还出台了限制农民进城的政策，以期有利于城市下岗职工再就业。主要措施包括：清退，即辞退没有本地户口的外来劳动力，将其岗位转让给本地劳动力；收费，即向雇用外来劳动力的单位或外来人口个人征收就业管理费、就业调节金、暂住人口管理费，以用于下岗工人安置的相关经费；限制，即限定外来劳动力进入的行业或岗位。实际上，这种限制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的做法效果是令人怀疑的。首先，这种通过“腾笼换鸟”政策腾出来的岗位，本地劳动力往往不愿意接受。由于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没有经过劳动技能方面的培训，职业技能普遍较低，无法胜任城市工业的某些现代化劳动，只能进入非正规部门，从事一些城市劳动力不愿干的工作。从长远看，我国应当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就业体系，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健全整合。
二、农村就业制约因素
对于农村就业问题，我国理论界主要存在以下方面的探讨：（1）对于我国农村就业的特点、范围、趋势、富余劳动力和农村失业、农村贫困、农村和城镇收入的不平衡、移民压力等；（2）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我国农村就业的影响；（3）对农业和非农业增长和生产力的影响，以及对工作数量和收入减少的估计；（4）农村就业中的性别问题；（5）农村就业的政策框架。近年来，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组织化程度虽然有所提高，但就整体而言，中介服务组织发展还很不平衡。已经建立的中介组织，特别是乡镇级的服务组织，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还没有形成相对集中统
一、信息畅通、运作规范的中介服务网络。从劳动力转移的渠道看，通过劳动力中介机构的占少数，多数属自找门路、自行外出，使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盲目性较大。对于农村劳动力就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制约因素。
1、劳动力素质不高影响进一步转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化素质偏低。目前已经转移的都是农村劳动力中的“精英”，而仍滞留于第一产业、难于实现转移的劳动力多为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二是农村劳动力劳动技能低，有一技之长的劳动力不多。三是农村滞留劳动力进取意识较低，保守思想惰性意识较强。
2、转移空间的制约。首先，乡镇企业吸纳能力的减弱。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乡镇企业面临激烈的竞争。一批乡镇企业倒闭了，一批好的乡镇企业由劳动密集型逐步转向资本技术密集型，对劳动力的要求不断提高，吸纳农村劳动力趋于绝对饱和和相对短缺。其次，城市容纳有限。由于城镇职工的下岗失业队伍不断扩大，新增劳动力加速，对农民工产生“排挤”。再次，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不快，减弱第三产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功能。
3、配套政策滞后的制约。首先是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放弃土地、脱离农村的农民工进城后得不到与城市人一样的医保、养保和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使转移劳动力还有后顾之忧，不得不成为离农不离土的兼职农民。第二是土地流转机制不健全，不能有效地组织农民开展土地流转，从而使一部分需要土地的农民不能成为规模经营者；一部分不需土地的农村劳动力，因土地的牵制而成为兼业农民。第三是户籍制度改革滞后。一部分想脱离农村、扎根城市的农民，因为户口不能解决，而导致住房、子女入学等一系列问题，从而影响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第四是缺少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上的扶持，使农民出国、进城务工支付过高的成本。
三、完善我国农村劳动力市场
1、逐步打破城乡壁垒，取消各种歧视性政策。传统的户籍制度导致了城乡之间明显的经济势差和社会势差，劳动力市场中也出现了很多歧视性就业政策，最终影响城市经济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必须对其实施深度改革。当然，户籍制度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按照尽可能降低改革成本、增大改革收入的原则逐步推进。在这一渐进过程中，关键在于社会总资本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非农业部门吸纳一个劳动力，必须有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和社会基础设施条件的资本投入。同时，应当逐步打破各种行业壁垒和区域分割的局面，使农民能够逐步进入以前只能由城市人口从业的行业，逐步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大市场。
2、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当前，政府对劳动力的调控应从仅由面对城镇就业，扩大到包括农村劳动力在内的全体劳动者就业，逐步建立全国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把引导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
（1）加强各地政府调控劳动力市场的力度。要把控制和降低失业率作为各级政府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要加快各级政府在提高再就业率、采取再就业措施方面的法律责任。各级政府要把控制失业率、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摆在优先位置。政府部门应成立对农村劳动力市场进行管理的专门部门，建立一套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法律和政策体系，包括防止就业歧视、保护平等竞争、维护市场秩序、打击欺诈行为、消除市场障碍等方面的立法和政策，为市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地运行创造环境和条件。同时，依据政策法规和劳动合同，开展争议仲裁处理和劳动监察工作。还应打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劳动力供求信息沟通不畅的局面，由各级政府牵头，以劳动主管部门为主，各相关部门密切配合，组建区域性或省级统一的劳动力供求信息网络。
（2）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尽量依靠法制调控劳动力市场，规范市场运行秩序要以国家现行法规《劳动法》为“龙头法”，通过制定就业促进法、职业介绍法等法规，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立包括规范市场主体行为和维护市场秩序以及政府宏观调控、保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合法权益等一整套法律制度，为劳动力市场健康运行提供法律保障。应当完善劳动争议、劳动仲裁、劳动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同时，动用劳动监察手段对劳动力市场进行监督，解决劳动力资源配置过程中出现的争议问题，以便保护企业和劳动者择业的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力市场正常发育和运行。
（3）建立完善的劳动监测指标体系。把农村的失业率、工资增长率、工资结构、劳动关系紧张程度等作为监测内容。同时，建立统计监测制度、联络员制度和信息反馈系统、监测预警系统及综合调度系统，逐步实现对劳动力市场运行状况的监测预警。
（4）改革工资体系。除国家公务员外，其他就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应由企业、部门在国家法规框架内自行制定，让工资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劳动力资源的地区和行业配置，通过弹性工资计划、最低工资保障制度、企业工资监督检查制度等措施，加强对工资发放的宏观调控。通过深化内部分配制度改革，根据企业经营状况、劳动者的素质和所承担的任务，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工资标准，使工资水平基本反映劳动力成本和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从而发挥工资对劳动者就业方面的调节作用。
劳动力变化的宏观现状范文第3篇
关键词：对外开放 农民工收入 劳动力流动 经济发展
引言
劳动力从传统的农业部门向现代非农业部门流动是各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也是发展中国家农业转型和经济增长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长期以来农民工以相对较低的工资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当社会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农民工的低工资是无法维系的，工资上涨的压力已经出现并将持续，无论是劳动力成本上升还是环境污染加重，均需要经济发展模式做出转变，改变以往的粗放型增长方式。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分析了对外开放的背景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在离开农业的过程中，其收入的特征，以及农民工工资和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机制，根据分析结果，从企业微观经营和政府宏观调控两个方面提出发展建议。
对外开放条件下劳动力流动现状与农民工收入特征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现状
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为保证计划经济体制的实施，户籍分为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限制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工业中的城市居民和农业中的农村居民被区别对待，城乡二元体制形成了，广大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农村中，城市居民和农民的权利是不平等的。20世纪80年代，开始全面实施，解放了生产力，同时出现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改革开放以后，城市经济发展需要大批工人从事建筑业和制造业，产生了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限制劳动力流动的户籍限制被打破。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因素有：一是农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限；二是从事非农业的收入高于农业收入；三是城镇的生活条件优于农村，农民希望自己或者子女能从农村居民转变为城市居民。农民工的人数稳定上升，到2011年，农民工的人数上升至25278万人（见表1）。
（二）对外开放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对外开放政策实施以来，对外贸易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引擎，贸易的开展充分利用了我国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解决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就业。首先，国际贸易通过增加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尤其是增加了对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吸纳了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从而提高了农民的工资收入；其次，我国的FDI主要集中于制造业中，相对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制造环节，使得近年来外商投资企业吸收了不少劳动力，其中非技术性劳动力的规模较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村低技能劳动者的收人水平。
反过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促进了外贸的蓬勃发展。外贸企业劳动力成本长期保持优势，农民工的低工资和农民工的吃苦耐劳是两个不可缺的因素。农民工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农民工收入特征
总体上，农民工的收入持续增加，年人均收入从2003年的8424元增长到2011年的24588元（见图1）。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行业主要是制造业，2009年，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数量占农民工总数的44.4%，往后顺次为服务业，比例为12.4%，建筑业比例为9.8%（王萍萍等，2011）。劳动强度大仍是农民工工作的特点。
据统计资料显示，农民工的年收入已超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但对这个结果的解读要谨慎，不能盲目乐观。因为城市中的农民工无法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平等的社会福利，比如城市中的农民工在医疗、住房、子女受教育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困难。农民工受雇单位或企业为其缴纳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的比例较低。并且，考虑到农民工经常超时工作，若以小时工资衡量其收入水平实际是很低的，同时农民工还遭受与城市工人同工不同酬的歧视。因此，尽管统计数字显示农民工收入上升，但考虑到所享有低水平的社会福利和高水平的劳动强度，农民工工作条件仍有较大的改善空间。
对外开放条件下农民工工资与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
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可以被定义为一个刘易斯式的二元经济增长类型：一方面是以维持生计的工资源源不断地提供劳动力的传统经济部门；另一方面是受资本积累制约的不断扩张的现代经济部门。农业中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以低工资向工业部门提供大量劳动力，直到现代经济部门的发展把传统经济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二元经济增长才逐步被合成为一体化的和均衡的现代经济增长（蔡，2007）。
“刘易斯转折点”是指在当前工资水平下，劳动力需求超过劳动力供给速度，需要提高工资才能使供需均衡（Lewis，1972；Ranis and Fei，1961），经济增长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根本原因。我国长期处于一种二元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曾经劳动力无限供给是其典型特征，企业和政府都充分利用了低廉的劳动力来发展企业和社会的经济。但是当刘易斯转折点临近，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逐渐消失，企业和政府面临着不同的发展环境。
企业面临的情况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引发的就业市场的变化、农民工工资上升引发的用工成本上升、新生代农民工对职业发展和工作环境改善的诉求、我国外贸由高速发展期进入结构调整期。这都要求企业的经营策略做出调整。
政府面临的情况是：首先，劳动力工资上升引发的我国经济比较优势的变化。依靠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无法维系，需要政府引导企业和社会从静态比较优势向动态比较优势转化。其次，农民工地位上升提高了自身的话语权，有助于形成保护自身利益的机制，需要政府解决劳动力市场上对农民工合法利益的侵蚀。进一步地，需要政府提高农民工的社会福利，给予农民工同城市居民平等的市民身份。
总体而言，企业的经营方式和政府的政策制定，乃至我国整体经济的产业结构形态，都曾经建立在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特征上，在二元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企业和政府都面临着上述情况，需要做出调整。
二元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经济可持续发展建议
（一）企业微观经营的对策建议
第一，提高农民工的社会保险缴纳比例。2008年1月1日，旨在保护劳工权益的《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企业用工成本上升。可以说，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的情况下，企业遵循《劳动合同法》规定，给员工购买社会保险，加班付双倍工资，辞退员工要有经济补偿，是一个利于企业经营的选择：首先，良好的员工待遇有助于留住老员工，企业在老员工中的好口碑有利于吸引老员工的亲属及乡亲，有助于解决企业招工难的问题。较低的离职率意味着员工工作的熟练程度高，废品率的减少，产品质量的提升，交货速度的加快。其次，顺应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现实，尽快调整企业的经营策略，有助于企业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
第二，迁往更利于企业经营的位置。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面对用工成本上升、“招工难”的问题，可以考虑向中西部劳动力成本相对便宜的地方迁移。但是，这需要迁入地尽快发展相应的配套设施，比如完善物流系统、促使供应链中各个环节的厂商集聚等。
第三，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中国制造”除了需要认真研究如何消化劳动力成本上升，更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改变位于价值链底端的生产模式，产品附加值低是企业生存艰难的主要原因。我国企业若只能得到低端的制造或加工环节的利润，而高端的产品设计、采购、仓储运输一直到零售的价值均无法获得，那么生存条件必然恶劣，压低劳动力成本不是长久之计。应该注重整合产业链，推广自主品牌进而提高企业的利润。
第四，重视国内消费市场。国外市场持续低迷，而国内市场正蓬勃发展，国内市场不仅容量大且多样化，这也是外国公司看重我国市场的原因。转向国内市场有利于扩大企业的销售渠道，分散国际市场的风险。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受雇于外向型企业，而外向型企业能够承受的最高劳动力价格由国际市场、汇率变化等因素“外部给定”（江霈、冷静，2008），当外部条件发生不利变化时，就业市场也陷入困境，当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依靠外需拉动转向依靠内需拉动，就业市场对外部环境的依赖也会减弱。
（二）政府宏观调控的政策建议
第一，采取措施使农民工享有社会保险。首先，政府需要严格监督企业为农民工缴纳社保的情况。其次，建立农民工维权渠道。2011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颁布实施，将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范畴，使农民工享有与城镇职工一样平等的社会保险权益。但在实践中，有一些企业有意规避或者逃避缴纳社会保险费，这损害了农民工合法利益。政府除了严格执法外，还应加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普法宣传工作，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法律意识不强，并且由于以往的制度缺陷还不了解新颁布的法律是如何保护自身权益的。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不诉诸于法律，又无可选择的维权渠道，最后采取极端的行为反抗社会不公。
第二，关注农民工子女问题。一方面是关注随农民工进城的子女，另一方面是关注留守儿童。随父母进城的儿童虽有父母陪伴，但他们在有差异的新环境中的茫然和不适应都需要给予特别的关爱和心理疏导。无论是留守儿童还是在城市中的农民工子女，都不仅需要政府投入足够的教育资源，还需要学校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关注农民工子女的心理问题、学习问题，使所有的儿童有一个公平的教育起点。
第三，实施职业教育和培训提高农民工技能。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环境压力增大，依靠低廉劳动力成本和资源浪费的粗放增长方式不可持续。我国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更为显著。虽然目前出现了农民工工资上升、大学生就业困难工资低的局面，使得农民产生教育回报率低的想法，但是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推动的产业结构升级，低教育水平将无法适应新的工作需求。因此，制定和实施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计划，提高农民工的劳动技能和知识水平，是从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考虑的战略选择。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使我国继续保持在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以满足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口、资源、环境发生变化的新阶段的要求。
第四，改善中小微型企业的经营环境。中小微型企业是容纳就业的主力军，当面临成本上升和经济下滑时，吸纳就业能力就会大幅下降。用工成本和原材料价格上升以及融资困难使得中小微企业步履艰难，而其享受的政策优惠，同大型国有企业相比，是比较匮乏的。在我国经济史上，农民工一度被排挤在国有企业就业市场外，农民工进入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弱，遇到金融危机经营困难，或裁员或倒闭，从而产生了民工返乡潮。扩大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降低其税收，改善其经营环境，使得企业自身取得发展，才有能力解决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因此，从政策上支持中小微企业的发展，不仅增强了经济活力，扩大了就业市场，也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参考文献：
1.王萍萍等“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新生代农民工数量、结构和特点.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劳动力变化的宏观现状范文第4篇
一、工资上涨压力来自何处?
在改革开放以后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主要通过劳动力市场配置就业的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的工资没有显示实质性的提高。这并不奇怪，因为直到2004年之前，中国处于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上，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以民工荒为标志的劳动力短缺现象首先于2004年出现，随后就从未间断，并推动着普通劳动者工资的持续上涨。因此，按照二元经济理论的定义，我们把2004年看做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年份。如果说这个转折点的标志有些模糊，对于其是否已经到来还值得争论的话，我们再来看另一个可以十分确定的转折点，即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相应地人口抚养比不再下降的转折点。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逐年下降，预计在2013年前后达到峰值，届时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接近10亿。在达到峰值之前，劳动年龄人口或就业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已经递减。因此，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说劳动力仍然是无限供给了。二元经济向新古典模式转换的重要起点是刘易斯转折点。发展经济学一般认为有两个刘易斯转折点(Lew-is，1972;Ranis and Fei，1961)［1］［2］。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超过劳动力供给，工资开始提高的情形称作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此时农业劳动力工资尚未由劳动边际生产力决定，农业与现代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力仍然存在差异。而把农业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的工资都已经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两部门劳动边际生产力相等阶段的到来，称作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或商业化点，这时才意味着二元经济的终结。鉴于此，许多研究者愿意将其看作或者称作刘易斯转折区间。一方面，把刘易斯转折看作是一个区间固然有不方便之处，如无法具体指出转折的时间点，妨碍讨论中的措辞。另一方面，这样认识刘易斯转折也有其合理的成分，因为这样有利于观察两个刘易斯转折点之间的距离或者需要经过的时间。由于我们无法预测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时间，这里可以引进另外一个同等重要的转折点，即人口红利消失点。从统计上说，这个转折点是指劳动年龄人口停止长期增长的趋势，相应地人口抚养比不再降低的人口结构变化转折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作为参照，来理解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或商业化点，因为后者是理论意义上存在，终究需要一个具体的象征性的时间点来代表。也就是说，在劳动力供给绝对量不再增长的情况下，必然产生农业与非农产业劳动边际生产力迅速趋同的压力。因此，刘易斯转折点到人口红利转折点之间，我们可以认为是刘易斯转折区间，是二元经济到新古典模式转换的重要区间，其间劳动力市场性质是二元经济特征与新古典特征并存，区间的终点便是新古典占主导的模式的起点。这样，我们可以看到，脱胎于二元经济的发展过程，将会经历两个转折点，一个是人们感受到劳动力短缺的刘易斯转折点，另一个是实实在在的劳动力不再增加的转折点，我们可以称之为人口红利转折点。如果说前一个转折点是一个警钟，其到来之后仍然可以给我们一些适应和调整的时间的话，后一个转折点则是一个事实，其到来将给一个经济发展时期画上句号。因此，两个转折点之间的时间长度很重要，关系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早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并没有经历过明显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没有显而易见的共同轨迹可循。但是，东亚发达经济体经历过这个阶段，可以作为参照系，对我们应该有所借鉴。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和人口统计及预测，日本于1960年前后到达刘易斯转折点(Minami，1968)［3］，1990年之后到达人口红利转折点，其间有30余年的调整期。虽然在1990年之后日本经济陷入停滞，但终究在这个调整期间日本成为高收入国家。韩国于1972年前后经过了刘易斯转折点(Bai，1982)［4］，迄今为止尚未到达人口红利转折点，预期于2013年前后与中国一起进入人口红利消失的发展阶段。也就是说，韩国两个转折点的间隔高达40余年(见图1)。按照同样的标准判断，如果同意说中国于2004年经过了刘易斯转折点，那么随着2013年劳动年龄人口不再增加，人口抚养比停止下降，从而迎来人口红利转折点，则意味着两个转折点之间充其量只有9年的调整时间。更不用说，如果像许多我的同行所争论的那样，中国尚未到达刘易斯转折点(蔡昉、杨涛、黄益平，2012)［5］，则不是两个转折点同时到来，便是人口红利转折点率先到来。不过，这在逻辑上并不成立，因为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都已经不增长了，遑论劳动力无限供给。但不管怎么说，两个转折点间隔如此之短，对中国的挑战是巨大的。分析表明，如果说日本和韩国的两个转折点之间的时间关系，主要是由劳动力转移速度或需求方因素决定的话，中国则更多地受到人口转移速度或供给方因素的影响。很显然，在转折点上的这个特殊性，给中国应对挑战带来更大的难度。这无疑可以解释为什么民工荒现象这么严重，工资上涨压力如此之大，也有助于我们做出判断，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压力不会消失。
二、工资提高是可持续的吗?
在经济增长继续保持对劳动力的强大需求的同时，劳动力供给速度减慢并进而停止增长，必然推动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上涨，这就是劳动力供求关系法则。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相应提高中低收入家庭的人均收入水平，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现状，刺激消费需求的扩大，无疑是经济发展的目的所在。但是，工资增长的可持续性在于劳动生产率保持同步提高，如果劳动生产率提高滞后，不能支撑工资的增长，在微观层面上就会造成企业的经营困难，在宏观层面上导致通货膨胀。那样的话，经济增长相应也会陷入不可持续的境地。那么，总体来说，中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能承受得起工资的上涨吗?从数字表面看，2003年以后在劳动生产率与工资上涨之间，在工业部门基本保持了同步，农业中劳动生产率提高更快。特别是，长期以来工资上涨滞后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近年来的工资提高也有补偿的因素。但是，如果更深入地进行分析，我们对此还是需要保持高度警惕的。首先，当我们计算部门劳动生产率时，所依据的劳动者数据通常是被低估的。目前工业和建筑业企业大量使用劳务派遣工，而这些工人常常没有进入企业就业人员的正规统计中。例如，2010年城镇居民的总就业中，大约有1.1亿人没有进入企业和单位的统计报表中。而农民工没有被企业列入统计报表的比重显然更大。如果把这部分工人计算在内的话，意味着计算劳动生产率的分母会显著加大，实际劳动生产率一定会降低。其次，目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具有不可持续性。通常，提高劳动生产率要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增加资本投入来替代劳动力，表现为资本—劳动比的提高;二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即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的全面提高。20世纪90年代以来，劳动生产率的改善基本上是靠资本—劳动比的提高达到的。例如，根据世界银行专家高路易的估算，中国资本—劳动比提高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从1978—1994年的45.3%提高到了1995—2009年的64.0%，并预计进一步提高到2010—2015年的65.9%。而全要素生产率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则相应从1978—1994年的46.9%下降为1995—2009年的31.8%，进而2010—2015年的28.0%(Kuijs，2010)［6］。由于在劳动力短缺条件下，资本—劳动比的持续提高会导致资本报酬递减，因此作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手段是不可持续的。日本的教训十分有助于说明这一点。日本在1960年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劳动生产率加速提高，其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也较高，如在1960—1991年期间，资本—劳动比提高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大约在50%上下，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也十分显著。然而，1991—2000年期间，资本—劳动比提高的贡献一下子提高到94%，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变成－15%(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2008)［7］。与此相伴随的，则是日本经济“失去的十年”。中国近年来也显示出资本报酬递减的现象。如图2所示，伴随着资本劳动比率的迅速上升，资本边际报酬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快于工资上涨速度的情况下，由于两者并不同时发生，所以也会出现名义物价上涨的现象发生，即工资提高引起消费扩大，进而拉动物价上涨。虽然由于劳动生产率也提高了，总体上是不影响实际生活水平的，但是，整体上涨的物价水平，终究对低收入者有不利影响。从这个意义上，今后我们不可避免地与更高的通货膨胀水平共舞，要形成有效保护低收入者的社会保护政策。换句话说，在预见到这种基本趋势的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不应对物价上涨过度敏感，而应该在价格稳定和充分就业目标之间保持良好的平衡。宏观经济高度关注通货膨胀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实施偏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一方面，调控对象往往倾斜地指向中小企业，造成后者在面对日益提高的生产要素成本压力的同时，还经常会遇到融资困难。在产业结构调整加速的时期，偏紧的宏观经济政策阻碍这种结构调整。另一方面，一旦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不能领先或同步于工资上涨速度，成本推动型和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压力都会上升，会伤害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和社会稳定。因此，争取宏观经济稳定，不仅有赖于执行适当的调控政策，更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三、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
劳动力变化的宏观现状范文第5篇
关键词：劳动市场；就业形势；对策
近年来，我国劳动力就业形势无疑是严峻的！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已直接影响到很多企业的发展，也波及原本就不堪重负的就业市场，企业裁员、减薪，大批从业人员转行，跳槽寻求高薪稳定的职业！
我国当前劳动力就业就业存在的问题
1、劳动力市场供求矛盾突出。近年来，高校毕业生呈逐年递增之势，供求关系的偏离值正在加大！高校不断扩招，越来越多高校毕业生出现“毕业即失业”的情况，这对于只有理论而缺乏实践或工作经验不足的应届毕业生来说无疑雪上加霜。大批就业者被企业拒之门外！近1/3的大学毕业生因缺乏技能而离职，表明大学毕业生在学校所学非企业所需，毕业之后难以在职场上站稳脚跟。另一方面，很多经过职业技能培训的学生，往往很容易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甚至成为企业抢手人才！就拿正在中国飞速发展的互联网行业来说，据调查研究报告称，3G时代网络技术人才缺口将达到50万以上，根据经济学家胡鞍钢的估算，3G正式启动之后，每年将直接增加100万个以上网络技术人员就业机会，中华英才网近日也的就业指数调查显示，从全国行业职位整体分布来看，计算机、信息服务行业仍以近20%份额占据着招聘热点行业首席，而网络工程师需求量每年的缺口超过60万人，而且这个数据随着中国网络的普及而快速递增。因此，国内很多行业的技术人才缺口正在逐渐扩大这个现状不容忽视。
2、城镇失业率已经敲响警钟。近几年来，我国城市就业压力持续加大，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逐年增加，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不断上升。但有关专家判断我国的城镇实际失业率已经超过了7%的警戒线。与此同时，再就业服务中心的下岗职工将陆续出中心，大部分需要重新就业，党政机关及国有企事业单位还存在2800万隐性失业人员。因而，城镇的实际失业率当在两位数以上。一般认为，失业率超过9.7%时，就会造成重大的社会经济风险，必须采取紧急措施。
3、国内经济调整将对就业带来影响。我国的经济重心已逐步从珠三角地区向长江三角洲转移，从地域发展上看，经济发展呈现的趋势为局部发展向整体均衡化方向。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势必会将重心放到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资本和劳动力等资源从低端产品向高端产品转移。这即是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也是劳动力报酬提高和消费升级的过程。这个过程要求社会向企业提供更多接受更好教育具有技术能力的劳动者。有资料显示，我国目前的7000万技工中，中级工占35%，高级工只有0.5%。如果把农民工算进去，中级工以上的工人比例不超过20%。然而，由于大多数农民工长期处于漂泊中，随着产业技术水平业生就业签约率降低，这必然引发农村剩余劳动力与就业供求的矛盾，这也说明我国的产业结构从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发展是大势所趋。服务性行业毋容置疑成为就业岗位提供的重要突破口。
二、造成我国劳动力就业困难的原因分析
我国虽然社会经济体制转型还没有最终完成，但劳动力商品化和按要素分配已经占主导地位，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基尼系数超过0.4，必然失业率的作用越来越大。内需不足依赖出口的局面已经形成，就业问题日益严重。我国目前劳动生产率还不太高，市场的潜力十分巨大，处在市场经济不发展，政府的力量还很强的阶段。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都急于赶超发达国家，很难处理好发展和增长、内涵扩大再生产和外延扩大再生产的关系。正是这些最基本的战略关系没有处理好，使各种经济结构失衡，造成产品积压和消费不足、就业岗位短缺并存且日益严重的局面。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都陷入了低谷，国内中小企业大批外企倒闭、迁移和收缩，从而大幅度地减少劳动者的就业空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大量海外人员回流，从而使高端竞争出现重心下移，这一情况无疑为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带来新挑战。
2、高校扩招影响。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是这几年扩招的影响依然存在。
3、学生就业渠道不畅。对大多数人来说，网站和招聘会才是最主要的就业渠道，还不能满足毕业生的需求。
4、企业用工制度不合理。一些私营企业用工不但不和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另外，起薪较低，升幅不大，同时，用人单位还设置经验、性别等障碍拒绝应届毕业生。
5、高校专业设置错位。一些大学的专业及课程设置有较大盲目性，专业趋同现象十分严重，造成供给严重大于需求。一些高职、高专教育专业缺乏特色，培养出来的学生理论功底不系统，应有的动手能力也不强。而用人单位对应聘者的实际操作能力、适应工作环境变化的能力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6、学生缺乏就业培训机会。不少企业拒绝承担大学生就业后的“在岗培训”费用，招聘中普遍要求有“数年工作经验”。
7、学生仍然期望过高。大学生就业理念也存在一些误区，如“宁到外企做职员，不到中小企业做骨干”“创业不如就业”，“就业难不如再考研”等。
三、实现劳动力全面就业的对策
存在严峻的就业问题，正在挑战这我们今后的生存与发展，这应该成为一门社会科学，并让全国国民去探讨研究，那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以及解决呢？
1、完善行业、就业机制。建立完善宏观调控政策的就业评估机制和就业监测机制加强就业宏观管理，积极发挥发挥宏观调控在促进就业中的作用在宏观调控措施出台之前，应该把就业效果评估作为政策可行性分析的重要内容，充分考虑到宏观调控措施对就业可能产生的影响，避免和降低宏观调控政策对就业的负面影响，保持就业促进政策的连续性。完善行业预警和就业监测机制。由于经济结构调整力度进一步加大，与此同时国际贸易关系对就业的影响将更为显性化。首先是美国经济出现衰退迹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出El行业及就业。另一方面，来自美欧等国的出口设限、反倾销等贸易摩擦越来越频繁，相关行业的就业压力将更为突出。通过完善行业预警和就业监测机制，最大限度减少经济结构调整和行业波动带来的就业风险。
2、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近年来，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进程出现加速迹象，如果能够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随着新兴产业的发展，会推动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就业需求也会出现质的提高。在结构调整过程中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小企业面临较大的困难，应加强政策引导和调节，在促进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推动区域间的产业置换和产业转移。
3、大力促进进中小企业发展。大力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应进一步改善中小企业发展环境，在产业置换、转移和升级过程中，采取差别化的政策。充分发挥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的作用，完善评价机制与监督机制，引导广大中小企业加快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步伐。引导中小企业深化专业化分工协作，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与大企业、相关企业建立协作配套关系，提升企业发展水平。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导向作用，重点在产业集群和具有产业优势的地区推动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采用新工艺、新技术开发新产品，鼓励中小企业进入现代服务业、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领域，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企改革。加强对民营企业的培训服务，提高民营企业管理水平。
4、合理解决失业问题。加强关闭破产和淘汰落后产能的职工安置工作对于关闭企业、淘汰落后产能产生的失业问题，要制定失业调控预案，在失业预警的基础上，对失业源头在量上进行把控。对于关闭破产、淘汰落后产能、节能减排中的失业职工，符合条件的要落实好政策，包括失业保险补贴政策、加强培训和就业服务工作，帮助他们实现再就业。
5、以政策推动就业。进一步加强《就业促进法》的贯彻落实目前我国摩擦性和结构性失业比重较高，单纯依靠GDP增长无法解决此类失业问题，需要发挥积极就业政策的作用，完善劳动力市场功能，提高就业信息、就业培训等就业服务能力。我国《就业促进法》以及《关于做好促进就业工作的通知》，是对积极就业政策的进一步强化和完善，在经济运行存在多种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需要各级政府坚决贯彻中央关于促进就业的各项部署，把就业工作真正放在“民生之本”的位置上做实做好，充分发挥积极就业政策的作用。
6、发挥就业培训和职业教育的作用，解决就业结构性矛盾。从上半年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来看，技术工人，特别是高级技工处于供不应求的阶段。建议运用各种投资手段，支持有潜力、专业设置合理、与市场对接密切的高等职业学校、技工学校，更新改造实验设施、购置实习设备，推动我国高级技工培养。农村劳动力总量过剩的矛盾依然突出，在我国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新形势下，加强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职业培训、职业介绍和就业指导服务，建立农民工输出地和输入地的区域劳务合作，推广输出与培训相结合的运作方式，并进一步改善农民工进城就业环境，是实现城乡统筹就业的重要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