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经济与社会的知识
运用经济与社会的知识范文第1篇
新经济所需要的新型人才是具有创造性、多样性和综合性的人才一一一一具有丰富的应用型知识，掌握思维方式的人。
创造性人才，即具有独立的不断获取和创新知识。信息的能力的人才。
多样性的人才，即强调人才的个性发展，充分挖掘各种人才的潜能，在动态中适应新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在一定意义上讲，新经济就是人才经济，新经济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
但是，拥有了人才并不等于拥有了一切。人才也需要管理、组织，也要遵守组合规则，否则就不能量才使用，人尽其才。在新经济时代，不但需要各种不同类型的新型人才，而且还需要对这些不同的人才进行全新的组合，以适应新经济发展的需要，这就是一种新型的人才组合规则。
新经济的主要特征就是知识和信息在经济发展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而拥有知识的知识分子，即科学家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单纯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但是知识的拥有者和创造者，而且更直接地成为了财富的拥有者和创造者，他们成为了新经济的新宠儿——新兴的知本家。随着知本家的出现，另外一个新兴的阶层——知本营这家也如雨后春笋般地诞生和成长起来。作为时代新宠的知本营运家不仅具有丰富的学识和平统的企业家才华，而且具备超凡的知识资本营运能力。因此，知本营运家是对企业家的超越。知本和资本的结合，才能共同塑造新经济。知本家和知本营运家的联手，就会共同开创新经济的未来。甚至有些知本家本人就具备企业家的素质，而成为兼知本家与知本营运家为一体的双重身份，集中体现了新经济的人才组合这一新规则。
新经济社会是非常复杂的社会，知识爆炸，信息爆炸，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并且学科分化越来越细。在这样的知识海洋中，单个的人谁也无法完成复杂的系统工程，而需要不同类型的人才有机地结合起来，组成一个系统，发挥系统的整体功能和群体效应，这才能表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而直接推动新经济的发展。一、科学家和企业家的联姻1．科学家和企业家共同塑造新经济
新经济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科学家和企业家的联姻，共同推动着新经济的发展。只不过这时的科学家已不再是单纯的知识分子，而是拥有知识资本的知本家，这时的企业家已不单单是靠资本创业的企业人，而是具有渊博知识和特殊技能的，能营运知识资本的知本营运家。他们的全新组合，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天地，推动了波澜壮阔的新经济。这是历史发展到21世纪的必然，是人类文明的一大幸事。
知本家的出现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标志着个人对知识积累、创新的权利得到社会的承认，也是人类利用自身智能改造世界、创造财富的行为成为个人自由的象征。
作为知本家的科学家其重要作用在于把零星的、处于相对静止状态的知识要素转化为知识资本，并通过知识资本的拥有与控制，达到价值增值和无限制复制、使用的目的。知本家不仅是知识资本的化身，更是知识资本社会化演进的产权承担者。通过知本家，实现了对知识资本的社会分割与管理。
知本家是社会新兴生产力的杰出代表，代表着人类在新时代改造自然的能力。
知本家作为全球新兴生产力的代表，他们不仅带动着本国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推动全球知识产业的兴起，加速了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步伐。因此，在新经济时代，决定国家实力的不再是实物资产与货币资金的拥有量，而是知识资本的拥有量和知识资本人格化——知本家队伍的发展壮大。
知本家作为新经济时代新型生产力的代表，直接推动着知识创新和科技进步，进而推动着新经济的发展，对新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起着奠基性的作用。但是仅仅靠知本家还不能使新经济发展如此迅速，伴随着知本家的产生同样对新经济发展起着重要推动作用的新型人才——知本营运家的出现，也为新经济谱写了重要的一曲。知本营运家和知本家一起共同合奏了新经济金曲，共同塑造着新经济。
就个体而言，知本营运家最初是以一种特殊的人力资本要素和人力资本商品而出现的，通过一种特殊的人才资本市场——知本营运家市场而实现有效配置和合理流动。当新经济社会逐渐走向稳定和成熟，知本营运家作为新生产力的代表和新型的企业家，将成为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成为社会政治、经济活动的中心。正如工业社会里的中产阶级一样，他们将成为新社会稳定运行的最为牢固的社会基础。
知本营运家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形成，既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是人类社会演进和结构变迁的产物。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知识资本的经营管理权逐渐从所有权中分离出来。知识资本构成的各要素中，所有权的取得是知本家形成和存在的重要基础。然而，取得知识资本所有权的知本家们并不一定就具备对知识资本进行经营和管理的技能。同样，随着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知本家也没有必要花大部分精力去从事知识资本的经营活动，他们可以通过所有权的有效控制或使用，集中精力致力于技术开发与知识产品研究，获取更大规模的知识资本所有权，实现财富增长与社会地位的提高，把知识资本的经营管理权通过有偿转让或委托的方式让渡给具备知识资本经营管理技能的专业人士或组织，从而实现所有权价值收益最大化。知识资本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的分离是知识社会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知识资本的经营管理权集中到一个新兴的社会成员手中，为知本营运家阶层的出现准备了生产力条件。
知识资本经营权向一部分社会成员集中，既是社会分工深化的表现，又是社会新兴力量兴起的标志。知本营运家们作为一个整体，在知识经济社会中掌握了知识资本的大部分经营管理权后，他们就具备了一整套与社会其他组成部分发生联系的交往准则和社会财富的获取方法。
知本营运家的出现，也是新经济社会里，社会开放和法治完善的反映。然而，知本营运家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崛起并不是国家政权或社会公共权力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的结果，而是社会结构转型、科技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需要。
在新经济时代，知本营运家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并不是通过国家政权或社会公共权力的获取而崛起的。他们是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分工深化的要求，在具备了较高的知识素质和知识资本经营管理能力后，通过市场竞争和社会结构转型而逐渐形成。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集团化发展，在促进物质资本的跨国界、全球性流动的同时，知识资本的全球性流动也在加速。与此相适应，知本营运家跨越国界，成为全球性的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力量。因此，知本营运家阶层在新经济时代，是具有全球影响的社会阶层和力量。
知本营运家阶层作为新型的社会力量，成为新经济时代垄断性控制力量，既是社会财富的最大生产者，又是最有力的控制者和所有者之一。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他们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作为时代宠儿和新社会的轴心，知本营运家阶层不仅以自己丰厚的学识和干练的企业家才华赢得社会的青睐，而且赋予新时代深厚的知识、文化内涵，成为社会精英和人类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主要创造者。在新经济时代，知本营运家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
知本营运家阶层将成为新时代优秀的企业管理者和企业营销文化的主要传播者。他们将把人类丰富的企业管理文化与营销文化推向新的高度。
新经济时代，知本营运家阶层的出现，将使人类管理思想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①管理思想进一步知识化，知识资本及其运动将成为主要的管理对象和管理主体，并使管理内涵进一步丰富。管理对组织资源的整合与配置，以组织的无形资本——知识资本的有效配置为重要内容，组织目标的实现包含知本营运达到预期的效果。
②知本营运家阶层的出现使管理组织与社会阶层相融合，传统的微观管理组织向宏观管理组织跃升，管理组织的界定上升到社会结构的层次。扩大了作为管理研究对象的管理组织的研究范围，使社会管理与微观企业管理相沟通。扩大了管理学组织研究的视野。
③知本营运家阶层的出现，使管理手段、管理技术进一步知识资本化的同时，丰富了管理思想的实践内容，并使知识资本的增值运动与管理资本化相结合，开创了管理资本研究的新天地。一方面扩大管理学研究视野，使管理学与经济学研究方法相结合，另一方面则强调了知识资本管理研究的重要性。
知本营运家阶层的出现，改变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的同时，也改变了社会政治结构和资源结构。
在新经济时代，随着知本营运家的崛起，知识资本作为一项重要的、起主导作用的资本丰富了经济结构的资本内容。同时，知识型企业和知识型产业的出现，也改变了传统经济体系的产业构成方式，使知识型企业和知识型产业成为衡量经济结构的重要依据，也可以作为判断某一经济体系知识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另外，传统的所有制结构中，各所有制主体是明晰的。知识资本营运家阶层出现后，知识资本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的界定和收益分配方式发生了改变，用传统方式已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因为所有权和经营权在知识资本价值构成中的地位发生了改变。
在新经济时代，毫无疑问，知本营运家阶层将成为社会轴心，因为他们拥有最为完备的知识资本营运技能和市场知识。他们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社会以拥有物质财富的多少作为获取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的经济基础。知本营运家阶层社会地位的获取主要依靠他们的个人知识素养和才智，而不是实物财富。知本营运家通过自己的知识资本经营管理能力加速了整个社会知识化进程，促进了人类生产力，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及产品化步伐。
知本营运家阶层的内部组织结构，是由分散的社会成员通过松散的业务关系而形成的。作为社会的精英阶层，他们具有较强的信息反应能力、整体利益维护能力和具有较强的财富控制能力以及适应经济发展变化的能力等明显特点。
知本营运家具有较为一致的价值观系统，他们都具有较强的市场观念、营销观念与竞争观念。
新经济时代，是一个竞争更为激烈的时代，知本营运家阶层是在市场竞争中形成并崛起的，较强的知识资本经营管理能力是他们经济活动的基础。
竞争意识。所谓竞争意识就是确立优胜劣汰的意识。，竞争意识是知本营运家阶层存在和发展的灵魂，正是因为竞争才使知本营运家阶层保持着积极向上的活力，成为新时代的社会轴心和新生产力的代表，推动着人类向更好的未来迈进。
营运意识。知本营运家及其他相关从业人员是否能使知识资本商品在经营管理循环中获得价值增值，一个重要的评价标准是在知识资本市场上能否被顾客接受，如果不能被接受，则不可能顺利完成循环和实现增值，将遭受被淘汰的命运。
社会分工与合作观念。新经济社会是一个分工更加明晰和深化的社会，不同的社会成员扮演着不同的分工与合作角色。所谓社会分工与合作观念，是指知本营运家阶层从事知识资本经营时重视合作伙伴与分工伙伴的观念，进行经济活动时从他们的原本需求、权利义务去统筹规划。
没有分工与合作，就不可能有新经济社会的顺利运行，也就没有知本营运家阶层的出现和崛起。因此，分工与合作观念是知本营运家阶层进行经济和社会活动时的共同意识和根本观念。
正是知本家和知本营运家的崛起和组合，才有了今日繁荣昌盛的新经济局面，科学家和企业家分别以一种新的面目出现，共同塑造了并继续塑造着新经济。
2．科学家向知本农转化
站在新经济前沿的，以知本家新面孔出现的科学家们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清楚地知道生活在一个发生史无前例的变革的年代，必须正视变革、欢迎变革，并且竭尽全力为变革扫除障碍．他们懂得威力空前、无可逃避的历史力量正改变着现实。其中有描述微处理器性能的迅速革新的穆尔法则；有说电脑网络的价值等于节点数目的平方的梅特卡夫法则；有说硅谷的数字脑袋中一有可笑的念头冒出，便会迅速传播开来并影响美国企业界心理乃至全球的盖茨文化霸权法则。他们认为，贝尔系统的解体是自500年前发明印刷机以来最重要的事件；微处理器是自2000年前出现阿拉伯符号数字以来最重要的进步；鼠标是自有老鼠以来最重要的发明。
这样一群人便是知本家群体，他们以知识为载体，以高新技术为手段，以坚强的意志改变着人类的历史。诚如67岁的管理学权威迪伊·沃德·霍克宣称：“我们正处于一个历时4洲年的时代即将结束，另一个时代正冲破阻力而来这样一个时刻。”
知本家虔诚地信仰科技至上主义，他们坚信技术必然推动历史的发展，坚信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的开端。
知本家具有绝对的、确实的、极大的雄心壮志。他们不会制定5年计划，他们会有一个千年的远景规划；他们不只考虑眼前生意上的事，更把双眼放到整个世界的改造上；他们不拿未来打赌，他们了解历史，知道历史不是个人创造的，而是技术创造的，懂技术的人也就理解创造“新人”的那种力量。
知本家为新思想、新思维、新的思维方式而生活。因此，他们会抛弃一切束缚思想、自由的东西。
知本家的知识结构应该广泛而且在某一点上有专门的研究，这就要求他们有较高的领悟力，对新知识敏感且善于学习，从而发现无穷商机。
随着科学家或知识分子向知本家的转变，一场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已经在世界兴起。一个全新的经济正在形成、发展，爆发性地向全球扩张。
知本家在新经济中的活跃表现，不仅使人类创造的财富总量急剧增加，充分证明现代科学知识和技术已成为创造财富的最重要手段，而且本身也成为财富的受益者和拥有者，他们之中名列世界500强和超级大富豪的大有人在。
这个蔚为壮观、史无前列的新经济风暴，是知本家一手发起和操纵的，他们是新经济毫无争议的主角和英雄。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知本家就是在新经济社会中以知识、技术为资本进行投资、生产、研发的企业家。具体来说，就是本身具有相当丰富的知识，对新知识敏感而又善于学习，不断获取新知识，并敢于和善于应用新的知识，将其物化为能满足人们需求的产品或服务，是善于将分散存在的知识融汇贯通、组合集成，创造出新的知识并付诸于新用途的企业人。
知本家首先是科学家。然而，他在新经济时代已经从单纯的科学家向企业家方向转换，他具有企业家的素质和特征，他能把生产要素进行有效的组合，从而创造出新的价值。知本家更是科技至上主义者，他把知识作为生产分配的第一要素考虑，或者说将智慧资本作为企业基本的资本形态。智慧资本一人力资本十结构性资本（领导能力十企业文化价值观十社会认可和谐），其实质是特定人才和技术的组合所拥有的创造能力和这种能力的持久性。
科学家成为知本家是新经济时代的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
3．知本营运录成为新型的企业家
伴随着知识资本的形成，知本家作为新经济主体出现的同时，新时代的优秀企业家群体也在不断地变换角色，不断地发展壮大。知本营运家的出现，甚至比知识资本家的形成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还要深远。因为知识资本营运家是知识资本家与市场联系的纽带，也是知本家与政府合作、分工的桥梁。知本营运家把知识资本所有权和经营权有效地结合的同时，进行科学的分离。如果说知本家是无形财富的所有者，那么知本营运家则是动态无形财富的实现和真正控制者，知本营运家的诞生，开拓了资本营运的新时代。企业家向知本营运家的转化，也是新经济的特征和要求。
知本营运家的产生，既是知识资本增值的需要，又是知本家实现财富低成本扩张的需要，更是企业经营管理发展的需要。知本营运家在本质上是从事知识资本经营、管理的优秀企业家，他们的出现，是企业管理与市场经营革命在新经济时代的结晶。
知本营运家的出现是以知识资本、知本家的形成为条件的。一个优秀的知识资本所有者——知本家并不一定能成为一个优秀的知本营运家，而一个优秀的知本营运家则完全具备作为一个优秀的知本家的条件。因而，可以这样认为，知本营运家是对知本家的超越。
在新经济时代，知识要素脱离物质资本而独立运动，知识资本的经营、管理活动成为一项专门的职业，知本营运家具备了产生的生产力条件。
事实上，知识资本运动的非实物资本化，也是知本营运家从其他实物资本经营管理者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的前提条件。知本营运家与其他资本经营者相区别的一个重要之处在于，知本营运家除了具备一般的企业经营、资产管理的业务素质外，还必须了解知本营运的具体特点、增值方法及市场交易准则，如何与其他知本营运者相互沟通，进行业务合作。当然，一个优秀的知本营运家也应该首先是一个优秀的实物资本营运家，而一个优秀的实物资本营运家则未必能成为一个优秀的知本营运家。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产力是否发达，主要靠企业来体现，在新经济时代也一样。知识型企业在新经济社会里发挥着重要作用。缺乏优秀企业家的知识型企业是不能完成知识资本的有效扩张和在市场中占据有利的竞争地位的。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这个细胞没有活力，整个国民经济就没有活力。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在全球高新技术产品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除了这些国家有雄厚的技术开发能力和新经济发达外，还有一批具有开拓精神的新兴企业家队伍。
知本营运家的自然属性与其他时代的企业家和知本营运者相同，即按照科技发展水平、企业家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从事的行业特点，对其经营管理的方法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和社会行业管理机构，为其提供高效率的服务。作为新经济时代的优秀企业家，知本营运家的行为还必须得到各种社会组织的支持，使之能有一个集中统一的合理资本营运权力保障机制。
知本营运家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宠儿，是新生产力的杰出代表，也是新时代最富有进取心和创新意识的阶层，他们是新时代真正的经济统治者。
知识资本营运家必须具备长远的战略眼光，把握住知识经济的时代特征，了解知识资本的宏观运行规律。
一个没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家，是不适应从事具有高度技术性和重要影响的企业的经营管理的。知识型企业是新经济时代经济运行的重要基础和支柱，要求新型的企业家和资本营运者具备长远的企业发展和资本营运的战略眼光。
知本营运家必须具备系统的全局观念和市场意识。新经济运行的复杂性、知识性和市场性，要求知识资本营运者必须同时具备这三个方面的基本素质。
知本营运家必须具备充分的市场信息，拥有卓越的管理才能，超前的时效和效益观。因为知本营运家的成败与否，仍然是看他能否创造良好的新增价值，获得丰厚的经济效益。
（1）信息观
新时代的资本营运者，必须具备强烈的信息意识。因为知识资本的形成、交易、管理无不受信息的影响。知识商品信息，是知识型企业提供的知识商品能否充分显示其可靠性、耐用性、效用性和价值增值性的状态反映。资本形成的信息化是指知识资本形成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在科学规范的信息指导下进行。信息既引导知识资本的形成与营运，而知识资本形成与营运又随时反馈信息。同样的信息，对于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价值，知本营运家必须把握时机，作出正确决策，获得市场潜在利润。信息意识的强弱，利用信息能力的高低，是衡量知识资本营运家能力的重要标准。
（2）管理能力
知本营运家必须具备良好的知识素养和管理能力，因为知识资本营运过程中，高效率的管理居于重要地位，是获取知识价值增值的重要手段。
提高管理者在知识型企业中的地位，管理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知识资本，没有一批优秀的知识资本管理者，就没有知识型企业的正常运行。知识的资本化、资本人格化、人格化资本的市场运行就变得比较困难。
（3）财政与效益观
在知识经济时代，时间是作为重要的资源和财富而存在的，一个不注重时效的企业家，将变相地增大经营成本和浪费资源。市场环境瞬息万变，如果决策失误，就会贻误经营。一些企业经常出现产品积压、脱销、市场开拓不力，根本原因是失去市场进入的恰当时机。时效观念对于资本营运家而言，更为重要，因为他不仅花费自己的时间，而且影响着资本流动时间，决定着整个知识型企业的效率。时间资源利用的好坏，直接关系着价值增值的规模和效率。
总之，知本营运家作为新时代的优秀企业家和资本营运者，必须具备较高的知识素质和营运水平，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成为真正的时代宠儿，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迈进。
知本营运家的出现和崛起，不仅仅是个别社会精英的崛起，而是一种社会新兴力量，社会新兴阶层的出现和崛起。知本营运家阶层的出现和崛起，是新经济时代最为重要的人文景观，它不仅改变了传统的社会经济的结构和政治权力的配置方式，更为重要的是，它显示着人类社会正由传统社会向知识社会跨越。知本营运家对社会进步的影响，甚至超越了知本家出现所引起的社会震动。
知本营运家的出现，引起了传统资本经营与企业管理的革命性进步，使资源配置结构由非人本向人本主义回归。这是一个人本主义的新时代，人及其拥有的知识、技能与创新意识成为社会生活的核心。其他在传统社会里支配人类行为的物，包括实物资本和货币资金，已经从社会生活的高高顶端徐徐降下，不再是支配人类行为的主导力量，逐渐变成人类实现价值增值、财富复制与无限制使用的物质手段和价值工具。人类将向一个机会更加均等，人性更加得到弘扬与发挥的未来社会迈进。
新经济社会正是因为知本营运家的出现和崛起，才变得效率更高，机会与选择的权利更多，更平等，人类也逐渐迈向更加理性、更加文明的新时代。
二、不同类型人才的同机组合
1．人才互朴效应管造新经济
现代的科技、经济与社会发展已一日千里，日新月异。知识领域各学科互相渗透，互相交叉、分化与综合日益深入，各种科学研究、生产经营、社会管理体系日趋复杂，这一切足以使人们眼花镜乱。在如此复杂且又多变的新经济时代，“知识爆炸”成为这一时代的形象写照。在如此浩瀚的信息和知识的海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独自从事一项社会创新工程，这就需要不同类型的人才组合在一起，发挥互补优势和群体效应，共同谱写新经济的金曲。
“人心齐，泰山移”，“众人拾柴火焰高”，这些古朴的格言，又再度被人们想起，以强调齐心合作的重要。只是人往一堆聚，劲往一处使还很不够，必须科学地讲究人才的群体效应，也就是人才资本的结构效益，才能激发出一代人的创新能力，产生1＋1＞2的整体效益。
系统工程学有一句名言：系统的整体效益一定超过它的各个子系统单独效益的总和。
人才资本结构效益也应遵从上述原理，社会上各类人才都有不同的智力，而不同的人才系统都为了一定的社会功能而设置。为了发挥特定系统的特定功能，不同的智力应该如何有机地组合，对人才资本的整体效益影响极大。
人才学家研究认为：智力结构是一个多序列、多层次、多要素的动态结合体，它至少由5个次一级的结构组成。即：
（1）专业结构
各种有关专业的精细综合，如一个企业的销售部门除了训练有素的推销员外，还要有经济人员、心理分析人员、社会学专家以及专业的科技人员。
（2）年龄结构
我们常说的“老、中、青”三结合就是一种较好的年龄结构。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学有专长，按一定合理比例组成一支立体作战梯队。现代科学史上，年过半百的老科学家巴丁，年富力强的中年科学家库柏和20来岁卓有创见的施里弗3人通力合作，创设了超导微观理论，获得了诺贝尔奖。
（3）智能结构
按照智能——运用知识创新的能力的不同特点，将再现型。发现型和创造型人才综合在一起，使之既有探索，又能实施与再现。知识经济时代还特别要发掘创业型人才即善于将知识转化为产业的人才。
（4）知识结构
由初级、中级、高级知识水平的人按一定的比例构成。例如，研究人员与辅助人员的比例，理论研究人员与实验人员的比例，大学中教授、讲师与助教的比例等等。
（5）素质结构
外向型与内向型互补，不同性格、毅力、兴趣、气质、风度的人相处，彼此必须志同道合，而在其他方面允许有一定的自由度。正如纤夫拉船一般，不能要求一条线地行走，而允许成一定角度散开，便于选择各自的具体道路而通力合作，以其合力拉船向前。
智力结构的各种次一级结构有许多种组合，再加上智力结构总体的组合，更有极多的比例。人才学家提出了选择出合理的比例达到整体最优的问题，但目前还不能确切地解决。
问题的核心是应该建立一个联合而又开放流动的体制，在动态中调整。在这里，自适应的原理又将再次发挥作用。只要人员的构成是自适应的组合，各自都有创见，在彼此的交流（交流形式多样，不一定是面对面）中能够通过思想观点的撞击产生新的创造性的火花，那这种智力结构就是合理的。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的研究小组，哪怕其各种比例都接近优良水平（假如有这种标准的话）也是无用。这样的组织必须重组，允许人才有进有出，其标准就是成果如何，有无创新。在竞争、开放、流动中互相选择，互相适应，互相合作。不要忘记：生物界的每一微小的进化，都是这样形成的。如今的每一能够生存的物种，都有极其巧妙的生态结构。所以，人才的智力结构也是在创新的过程中动态地、自然地形成的。
“差异就是财富。”有差异才有碰撞，才有思想的火花，才有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的比较，才有竞争，才有生动活泼的创新局面。爱提意见的人有时可能拥有真理，而互相的探讨和启示会有创新的思维。领导与人事管理人员正是通过对差异的引导。调剂与妥善处理，使不同向量的作用力向着大体一致的方向，产生巨大的合力，而使自己的单位与团体产生“1＋1＞2”的效益。
2．创造崭新的人才活动会同
在新经济社会中，不同类型的人才组合在一起，发挥群体创新功能，共同推动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就需要创造崭新的人才活动空间，发挥良性差异效用。
差异管理中，有良性差异与不良差异，实际绝大多数是中性差异，即既有长处，又有短处。例如，心理学将人的气质分为4类；胆汁质、多协质、粘液质与抑郁质。每一类都有优缺点；胆汁质的人精力旺盛、态度直率、激动暴躁、热忱；多血质的人机智敏锐、对新鲜事物敏感、善于适应环境，但多凭兴趣指使，不善于对待艰苦紧张而无趣的工作；粘液质的人有较强的自我克制能力，埋头苦干，不被无关的事情所分心，态度持重，交际适度，但处事不够灵活，反应较迟钝；忧郁质的人孤僻、敏感、多愁善感，犹豫不决，优柔寡断，但细心、谨慎、感受能力强。
且不说其他的差异，仅就人才的气质而言，聚居在一起有相容的，有不能相容的。领导与人事管理干部，对此自然应当容忍，这是一种气度，同时他们可能认识到：差异是一笔财富。
管理学家提出领导个人究竟能与几个下属相处的“关系数”。据有关公式计算，如果下属为2人，则关系数为62。如果下属增加到7人，则关系数便急剧上升为490！
在关系数说的基础上就提出了管理的幅度与层次的问题：一个主管人能够直接有效地指挥下属的数目，这是管理幅度；管理系统中具有上下隶属关系的不同权力级别是管理层次。管理幅度大小与管理层次是反向变化的：管理幅度小，则管理层次多，管理层次少，则管理幅度就大。
为了便于管理，传统的观点是小幅度多层次，整个结构显示出高层建筑的那种形态。对于各层次中每一位主管人员来说，内部的事情可能好办点——关系数减少了。但整体结构的效益却大大下降。这是因为层次过多，信息失真大，决策和执行都迟缓。根据可靠性原理，我们将组织结构的‘肩层建筑”现为一个多级串联系统，尽管每一个层次信息的可靠性达到99％，而一个有10个层次级的整个系统，可靠性只有：0．99％、0．990％。
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形成一个怪圈。
时代的进步、信息经济的发展与新经济的到来，已经为走出怪圈提供了新的观念和解决问题的技术与物质条件。
我们完全有可能利用电脑和网络技术，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人才空间结构。
这种结构以扁平型为主要特征，实施网络化管理、个性化工作与棋阵式组合。
扁平型空间结构不仅有利于降低信息传递损耗，提高决策时效，而且还能避免多层组结构中各级组织内中性差异形成的不相容的影响。这种影响由于层级过多而积累过甚，产生放大作用。如果较高或最高层级的差异是不良性的，那么，最终的结果将是很可怕的。
反之，扁平型结构有利于大面积地沟通交流，自由灵活地分化组合，有利于实施民主和健全的法制。至少透明度可以大大增加。多层级结构就像多块玻璃迭加，扁平型的就像一块玻璃一样，显然其透明度要相差许多。
但是，按照传统的怪圈，扁平型结构关系数剧增，主管对下属的直接领导与管理很难顾及，容易产生松散、无纪律与民主过度的情形。这就需要有现代的管理观念与管理技术条件，还有电脑网络以及许多不同智能水平的“纲领”劳动者。
网络化管理有一系列新的观念：
①网络化管理必须是开放的。全球性的网络为人们提供了在全球范围内分享信息资源和随意交流的环境。它可以将一切所需要的信息，在正需要的时刻，送到正需要的地点或人员之中。这样，它就越过了传统意义上的权力与规则，越过了国界与边界，向各现任领导人提出了挑战。领导的权力与优势主要也在于能早知道或多掌握一些信息，否则不能及时正确决策而丧失实际的权力。网络化管理将这一优势由一切有能力获取的人分享，在这一意义上说，人人都是领导人。一切与领导人有关的机会、责任。人员、组织、智慧、新信息与新知识等等，其他人也都能拥有。当然，差别还是存在的：人人都能当的领导人，只是虚拟领导。但真正有资格当实际领导的人，他必须在网络化管理的一切先进方面起示范作用，以身作则，在网络的大海中领航，否则终不免形同虚设。
③网络化管理要求普遍意义上的民主集中。旧的权力与游戏规则不时行了，新的规则必须产生，而只能是真正的民主集中。就像互联网之所以发挥越来越广泛的影响，也是因为有了通信控制协定及其技术开发。民主集中不是一件易事，在全球范围协商一致更不容易。可以预见，超越现有法律、法规的权力分配，以及生活与工作品质都会有一个新旧交替的混乱局面。
③网络化管理要求最大限度地推广知识。这使人才能最充分地享有知识和信息资源。虽然为了利用当地环境提供的资源或市场的机会，每个公司都有一些独特的知识，但如果他们不能最大限度地推广知识，那么，就有可能为竞争对手提供了新创意的源泉。因为，知识本性是属于全人类的。通过网络积极推广知识，则同样对人才享用资源十分有利。特别是土地、劳力、资本等不可缺少的资源大量移向“信息”，在网络上取得资源更为重要。
网络化管理要求突破时空的限制，不仅可以超越空间，而且可以使许多本不能同时进行的工作得以同时完成。网络化管理就能超越时空提供并行作业的可能。这将根本改变组织机构的工作流程与内容，从而建立高效率的团队。
网络化管理要求一切信息数字化，不可避免地要求一切可虚拟化。这样就会不断出现诸如虚拟办公室，虚拟企业，虚拟百货公司。当然还少不了“虚拟领导人”。
网络化管理要求企业组织分子化。每一位人才就是企业的最小单位，可以应工作需要机动组合。在分子化组织中，人才自动自发、主动学习，通过网络合作，以知识和创意增加产品的附加价值。网络化管理再进一步，则要求企业本身也分子化，以便在全球范围内依据国际市场的需求寻找结盟、寻找资源而实施各种虚拟经营模式。如虚拟生产（专攻设计、行销，将生产委托分离）、共生（共组行业中心，共担成本）、策略联盟（交换各自拥有的关键资源创造竞争优势）、虚拟销售网络（使下属分设各国的销售部成为法人资格的销售公司募股扩展）、虚拟“行政部门”（将业务部门对外发包，吸收专业化公司人才为已统筹）等等。
④网络化管理并不纵容内部各行其是，而是要求利用信息网络将原本各行其是的众多部门一体化。网络化管理也不必顾及差异的存在，在“网络导向”下，差异总是向有利方向转化，而人才之间各种中性差异也不会产生不相容的弊病。有一句流行语：“在因特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因为网络中难见本人庐山真面目，即使是狗，只要它能进入网络交流，人们确实不可能发现，更谈不上什么无原则纠纷了。
总之，网络化管理有着一系列的新观念与新规则。以上只就人才的空间结构有关部分讲的。不论网络化管理如何广泛或如何地神通广大，归根结底，网络的各个结点只能是人才。对于信息与知识交流而言，整个网络化管理只能是扁平型的。在这样的网络结构中，人才的适应空间有两大重要变化：
一是个性化的工作方式。网络给了人才最大最自由的空间，他尽可以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不会有与他人或领导直接冲突的危险。充分施展人才个性也就是充分发挥其创新能力，这是知识经济时代全新意义上的生产方式与劳动方式。劳动与人类的才能自由全面发展的直接结合，劳动与乐趣在接统一，成为人才资本发挥最大效益的最佳的空间结构模式。
二是人才在网络化管理中有时当将帅，有时当车马炮或卒子。在网络导向下，人才的流动如同棋盘上的棋子一般，有着千变万化的组合。这就是棋阵化组合。虚拟经营就是各种人才在不同的策略下的棋阵化组合。整个网络运行就像一盘下不完的棋一样，时有胜负，但难有最后的胜利者。
为了适应新经济发展对人才结构的需求，我们必须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首先，着重于提高人才资本的空间结构效益，先决条件还是要有网络化管理的观念与相应的工作方式与方法。
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依靠空间结构网络化原理，以实干、创新、悟性、毅力加资金，将宝塔式结构改为有效的扁平结构，网络横向化，信息处理一体化、决策分散化，人才工作个性化、人才使用棋阵化，提高反应速度，以免丧失商机。
其次，为明天而准备不是“一刀切”、“一步到位”与“赶浪潮”，而是制定规划，分批分步实现人才网络化管理的电子化。使现有的横向一体化的扁平式网络添上现代技术的双翼，展翅高飞。由于电子网络和信息技术有各种优势：信息传输速度快，保密性能好，生存率高，失真低，抗干扰能力强，中间环节少，传输距离远，传输精度高等等，所以，网络电子化使人才资本的运营具有无限的空间，以最大限度地提高人才资本的效益。
3．合理的人才时间结构
在新经济时代，知识成为直接的财富，那么人才毫无疑问也成了财富的源泉，为了使一个人才群体不断地创新出新知识，成为不竭的知识喷泉，就要有一个合理的人才时间结构。就一个因工作的关联形成的正式团队而言，应该有一个完整的年龄结构。这是考虑到不同年龄具有不同的工作朝气、工作技能、智能等因素。不同性质的团队对年龄结构的要求有所不同。管理团队一般年龄结构偏大些，以充分发挥具有丰富管理经验者的作用。生产作业团队一般以年富力强的中年人为主。营销团队一般以老带新，往往年轻人更多一些，使营销队伍充满图劲。年龄结构的考虑，还应保障团队在不断发展中的动态平衡，保障后继有人以及按照人的心理特征与智力水平，使团队成员发挥各自的最佳效能。
人才的时间结构效益与人的年龄密切相关，由于生理和心理上的原因，人的智力发展，在不同年龄期是不同的，同时，在社会经济与科技发展中也有不同的职位或表现，形成了老年人的老谋深算、阅历丰富，中年人的年富力强、基础扎实，青年人的思想敏锐、热情奋发等特点。不同年龄期的人才按一定比例加以组合，也就是常说的老年、中年、青年三结合，就有可能取得较佳的时间结构效益，具体表现在：①适应新经济时代经济和科技“跨接”与“转换”的需要，促进新经济的发展；③人才之间产生“亲和力”互补与互相促进而产生1＋1＞2的能量放大效应；③能经济、合理地使用人才资本，整体上取得较佳的宏观经济效益。这种年龄结构就是人才的群体时间结构。一
人才个人，终其一生，在人生征途上的不同时期都存在着不同特征的最佳年龄区。按说，如果存在着多个“最佳’”的话，事实上也就无所谓“最佳”了。然而人才有着综合性的动态自适应的能动性，在一生之中，可以全方位地追求多个最佳点。构成一个立体的时间结构，取得尽可能高的效益。这种从线性的时间序列中以不同的方位角度选取的最佳年龄区，就是人才个体的时间结构。
个体时间结构与群体时间结构对于一个新经济企业网样重要，重视个体时间结构的建设是良好群体时间结构形成的基础，重视群体时间结构建设不仅直接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而且为个体时间结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氛围。
据国内外人才学家研究，大学教育之后，30岁前开始有重大发明创造，40岁以前即有一项重大发明创造的占2／3；60％的重大发明创造在40岁以前。同类型人才创造力最佳峰值为37岁，区间在25一45岁，平均值为28．2岁。
随着知识生产力的发展，创造力最旺盛的年龄区呈现逐步提前的趋势。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期，技术人才创造力最佳的年龄区为35一55岁，较25一45岁滞后，而发达国家则为25一40岁。虽说“大器晚成”之才有的是，但总的发展趋势是“大器早成”。报载1978中国科技大学创办大学少年班，现在有18岁的大学助教，21岁的博士，26岁留学归国副教授。全国少年大学生达数千人，他们早已成为栋梁之材。
新经济时代，人才在大规模信息交流的环境下，又拥有多媒体电脑及数字化网络知识，知识的应用与更新的速度越来越迅速。因此，不可能等求学时期结束后再来从事创造，而只能是边学习边创造边出成果，尤其是大学时期，创新已成为学习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部分。那么，“大器早成”也就不难理解了。
人才一开始工作，就有收入。贝克尔根据大量统计资料绘制了年龄一收入曲线和年龄一财产曲线。指出青年人收入较低，而收入达顶点的年龄区是中年，即45一54岁。进入老年则呈递减之势。由此，可以将45一54岁，这一段看作是人才投资回报的最佳年龄区。
很有意思的是：当人才外向性投资最佳年龄区，亦即开始取得重大创新成果的时期呈提前趋势时，表示人才投资回报的年龄一财产曲线的顶峰期却在向中老年区间移动，由45一54岁后移至约55一64岁。这一前一后并不是偶然的，恰恰存在着“早慧厚积”的联系。对于早年就开始重大创新并不断地一如既往地努力的人才而言，晚年并不意味软弱与凄凉，恰恰是“满目青山夕照明”，一片灿烂景象，是象征丰收的金秋！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这类“早慧厚积”的人才很少，所以老年贫困无助的问题伴随人口老龄化成为各国的大难题。在20世纪前的漫长岁月，全世界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从未超过总人口的6％，而到ZI世纪初，将达10％，到2050年，每4个人中将有一个老年人！
运用经济与社会的知识范文第2篇
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与法治政府的社会背景支撑下，中国司法改革引起了社会各方的广泛关注，司法改革研究已成为近年来的理论热点之一，出现了贺卫方、张卫平、谭世贵、左卫民等一大批对司法改革问题进行过专门研究的专家学者。相关专著几百本，研究论文也达数万篇。构建中国司法管理学这样一门对中国司法改革及司法管理研究成果进行有效知识利用的新学科已经是一种必然趋势。
从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与有效利用知识角度来看，中国司法管理研究的学科化也是中国的社会现实需求与对研究成果进行有效知识管理的必然要求。这就从社会基础与管理的内在效率逻辑两个方面为中国司法管理研究的学科化提供了有力支撑。
一、中国司法管理研究学科化的社会基础
（一）社会基础——学科产生与发展的必要条件。一门学科的产生与发展，并不完全是学者思想深度与智力程度所及即可成功的事情，环境，特别是社会环境十分必要。这在科学与社会发展史上不乏先例：微积分虽有阿基米德的天才智慧而没有在古希腊进一步发展，布鲁诺为哥白尼的“日心说”殉道，20世纪三、四十年代众多中国法学精英竞相鼓吹司法要服从中国的“司法党化”谬论，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不少知识分子因坚持“司法独立”的观点而惨遭厄运足以证明这一点。
中国司法管理学，特别是科学、独立的中国司法管理学的产生与发展，同样需要一个适宜的社会环境：强烈的个体权利意识、自由竞争的市场基础、宽松民主的政治环境等等。离开了这些环境，在一个赤贫和专制的社会环境下，司法本身存在是否都显得无关紧要，遑论研究如何管理好司法以实现社会正义的司法管理学。
对于中国司法管理学产生与发展的环境基础，笔者的基本判断是，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现阶段我国的历史条件、社会现实对如何研究管理好中国司法的学科——中国司法管理学有着强烈的需求，以市场经济、法治政治和和谐社会为主要特征的中国社会环境允许并且需要中国司法管理学的良好发展,而知识经济时代的司法运作则要求各个层面的司法管理充分、有效率地利用关于司法的知识，提高司法组织的核心竞争力。所有这一切社会背景，都成为构建（及发展）中国司法管理学这样一门研究如何合理配置司法资源、实现司法正义学科强有力的外在动力。
（二）市场经济——权利意识的孵化器。经过包括在内的动荡与浩劫，人们发现，那种指望靠国家计划与政府包办的社会运行方式给人们带来的更多是贫困、绝望与低效率。从“计划经济”到最终确定“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提高了我国经济资源运用的合理性与经济的高效率，而且，个人财产权利的真正认可，个体利益的彰显和保护，交易机会的增加，使得人们对“单位”生老病死般的依赖逐渐打破，渐渐实现了梅因所说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个体权利意识、个人主体意识在增强，本来也许只是致力解决温饱与效率问题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不经意间孵化了中国公民的权利意识，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度时代，恰恰成了中国公民“走向权利的时代”，这为保障权利、寻求权利救济、寻求司法正义打下了最为现实、扎实的基础。
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对外开放，为经济全球化与个人权利标准“去国别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国际、国外权利保障方面信息的增多，使借口“具体国情”而弱化、限制权利的做法受到相当程度的制约，权利标准国际化的趋势难以阻挡。
在权利社会中，个人是单个的个体与独立的主体，而不是单位的附庸，靠领导干预而获得对某种纠纷解决的正当性难以为人们承认，需要接近司法正义、进而获得更高质量的司法正义成了权利时代人们普遍的诉求，而研究如何管好司法、如何提高司法质量，“多快好省”（谭世贵、黄永峰，2002）地实现司法正义的中国司法管理学就应该成为保障权利、救济权利必不可少的学科，成了与人们生活关系极为密切的显学。
（三）法治政府与和谐社会——以司法正义为核心的社会运作。德沃金说过，“我们生活在法律当中并凭借法律生活”，而“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则是其王侯”。当法治社会或法治国家成为现实时，法律及司法的地位就应当如此。
经济改革开放引起人们对法律重要性的强调，特别是1999年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进中国宪法以后，法治或“依法治国”正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现实。而“依法治国”要求良法之治，要求依法治官、依法治权，要求“科学立法、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和有效监督”（谭世贵，2005）。这当中，司法正义始终是法治社会运作的核心价值与制度。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保障人权”、“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一系列具有现代意义的进步理念在我国的确立，面对世界进步潮流与全球化浪潮，在新的世纪我国应该构建具有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本内涵的和谐社会，其基本价值取向可以用“人权”与“法治”进行概括。同样，管理公平、正义的分配（主要为司法审查）与救济（主要为对具体案件的公正裁判诉讼）的司法，在社会治理中的核心地位进一步加强。
因此，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市场经济、法治政治、和谐社会这一时代环境对中国司法管理学这门学科产生了强烈需求及推进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司法审查制约不科学、不合宪（法）的立法及行政行为，从源头上管理正义，以及在具体争议裁判过程中救济正义，实现整个社会的“正义最大化”，又使得中国司法管理学又能够在当今良好的社会环境中发挥用武之地。这样，中国司法管理学发展的社会基础得到进一步夯实。
二、有效率地管理知识：中国司法管理学科化研究的内在逻辑
（一）知识管理的核心——有效利用及创新知识。自1988年赛得勒（PhilipSadler）提出“知识经济”的概念以来，有关“知识社会”、“知识管理”的话语席卷全球。在知识经济中，管理的核心不再是对自然物的管理，而是对知识的管理。“对知识的管理也逐渐成为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管理就是对企业的知识资源进行开发和有效利用，以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创造价值的能力”（毛卫平、韩庆祥，2003）。
受知识经济影响，知识在社会当中的重要性凸现，社会知识化，形成“知识社会”。知识社会中，各种组织（不仅仅是企业，还包括这种公权力组织，如国家、司法机关等），必须注重知识管理，有效开发、利用知识。知识的传播及以新的知识培训组织成员，增强组织及其成员掌握、运用、生产、创新知识的能力，乃是知识管理的必然要求。或者说，知识经济的内在逻辑是要求处于社会之中的各种组织主体及成员有效率地利用知识。
知识经济、知识社会对中国的影响不可忽视。在全球化背景下，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国必将步入且正在步入知识经济时代。处于通往知识经济道路上的中国，不仅要充分利用科技知识来富国富民，而且还应该充分、有效率地研究和吸取有关司法的政治管理、法院管理、诉讼相关因素管理（这些均为司法管理之研究范围，均属于司法管理范畴）方面的一切知识，打造具有权威性、公信力的法院（这正是法院在社会纠纷解决上应具有的“核心竞争力”），在提高司法公正度上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
（二）中国司法管理研究的学科化——管理中国司法管理研究成果的有效途径。作为知识管理的一种有效方法，通过学科化研究，将已经积累了的大量有关中国司法改革或中国司法管理的知识进行有效利用，避免分散、重复、研究成果得不到应有的传播及运用所带来的知识管理上的不经济与无效率，并通过建立科研机构、创办刊物、设立学科、培养人才等方法进一步创新、传播、运用中国司法管理知识，正是知识经济背景下有效率利用知识这一知识经济内在逻辑对于中国司法管理研究的必然要求。
就有关中国司法改革/司法管理已经产生的研究成果而言，无论是基础理论，还是制度构建，亦或具体的管理技术，对“中国司法改革”（这是中国司法管理的另一个面孔）的研究已经相当系统化，研究的对象、基本概念、方法、问题、体系、发展方向等等也逐渐清晰明朗，并在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一支相对稳定的群体，积累了大量的有关中国司法改革或中国司法管理的知识，已经到了非以学科化方法不足以进行有效知识管理的地步。研究分散、研究重复、研究成果得不到应有的传播及运用，都可能会成为阻碍有关中国司法管理研究成果进一步发扬光大的因素；而这种传播、运用与研究深化上的障碍，可能是“司法正义”的理念在中国大地上不能有效传播和现实司法中司法正义难以充分实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社会的变更与科学的发展，总是不断拓展人们的认识领域和研究范围，不断为人们带来新的知识。对知识进行管理，使之系统化、体系化、学科化，使之走出学者的个人书斋得以广泛传播，使之运用到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校正、发展、丰富，成为“显学”，反过来又更好地指导实践，乃是一种知识被系统研究后得到有效管理而不至无从流传甚至于散失的良好的途径。中国司法管理的知识也应进入这种良性循环。换言之，通过对在中国司法改革中不断产生、形成与积累的有关中国司法改革和中国司法管理方面的知识进行学科化，并在学科化过程中整合、集中研究的人、财、物、信息等资源，避免重复研究造成资源浪费，使中国司法管理学成为一门全社会都感兴趣的“显学”，为“司法正义”的理念在中国的有效传播和现实司法中司法正义更有效率地在中国大地上得以实现有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与牢靠的方法支撑。知识管理不等于研究学科化，但学科化却是天然的知识管理技术。
运用经济与社会的知识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文章从信息时代的特征、信息与人类社会发展的矛盾运动过程、信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等方面探讨了信息的运行规律及信息失真、失落的成因，希望以此能够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共同解决社会失信问题，重构诚信社会，这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基础条件。
信息时代，是指信息产业得到极大发展，信息产品日益丰富，人们被淹没在各种信息的海洋里，信息在社会经济运行中、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发挥越来越巨大的作用，以至于在信息缺失的情况下，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和人们的正常生活就会受到严重影响。信息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丰富和方便着人们的生活，然而信息的失真和混乱也会给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带来巨大的损害，尤其是它对整个社会信用体系、对社会诚信和道德体系的瓦解作用非常大，如不高度重视认真解决，一旦造成不良后果，修复危害可能要花费数十倍的时间和精力。
一、知识经济与信息时代
人们曾经以生产工具为标志来划分人类社会发展的时代:如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工场手工业时代、机器大工业时代、电气时代、信息时代。如果说信息首先是一种基于技术的生产工具的话，显然信息时代是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和手段发展到目前的最高形态，它不仅是生产工具，而且是软化了的生产工具，会渗透在各种生产工具中发挥作用，渗透在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各个层面发挥作用，其作用和功能远远超出了人类社会截至目前创造出的所有的“生产工具”。随着生产工具的不断创新，人类社会才从农业经济时展到工业化经济时代(前期、中期、后期)，进而发展到知识经济时代。
关于经济发展阶段，罗斯托在他的《经济增长阶段》(1960年)一书中，吸收了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发展阶段划分法、熊彼特的“创新”学说、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分析、哈罗德—多马模型等理论和方法，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角度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大规模高消费阶段，1971年又补充了第六个阶段，即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其中第三和第六阶段是社会发展的两次突变，是最有意义的阶段。从主导产业转移引致的产业演进规律角度，人们将其分成七个阶段，其中第七个阶段就是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阶段。
知识经济的观念和理论形成与经济发展阶段理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早在1959年美国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就从劳动力的角度分析了“知识劳动者”将取代“体力劳动者”成为社会劳动力的主体，后来又提出了“知识社会”的概念;1962年美国经济学家费里茨·马克卢普在《美国知识的生产与分配》一书中提出了“知识产业”的概念，对信息在经济中的巨大价值进行了深人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波拉特以其博士论文为基础向美国商业部提交了题为《信息经济》的报告，奠定了信息经济的理论基础。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两个时代之间—美国在电子技术时代的任务》一文中提出“电子时代”;其后随着日本增田米二的《信息经济学》、美国霍肯的《下一代经济》等论著的相继问世，一场“信息经济”、“信息社会”、“信息时代”、“信息革命”的热潮在世界兴起;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 1980年、奈斯比特1984年在他们风靡一时的《第三次浪潮》和《大趋势》一书中分别提出了“超工业社会”、“后工业经济”和“信息经济”并认为信息社会里知识是最主要的因素;1990年联合国研究机构提出了“知识经济”概念，其后研究日多，提出了很多相关的新概念，尤其是19%年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其《科学技术和产业发展》报告中正式使用“知识经济”( knowledge-based economy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一词，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8年版《发展的知识》( knowledge for development)更是提出了一连串的新名词，强调知识和信息的经济作用，为世界广泛认同和使用。
我们认为知识经济时代与信息时代是对同一时代特征的不同表述，“知识经济”更多的是从社会层面研究信息的生产及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知识信息传播的政策和社会制约及对策，更注重社会层面;而信息时代强调的是信息特征的变化和信息传输方式的革命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更注重技术层面。从内容和形式上，知识是信息的内涵，而信息是知识的表现。从发展阶段上当知识产业及其相关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日益增大时，整个经济特征表现为“服务经济”，是知识经济的初级形态;当知识产业的主要组成部分，信息产业，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日益增大，成为主体时，整个经济特征就表现为信息经济，是知识经济的高级形态。
信息时代突出地表现为信息要素的革命性变革—信息量的急剧扩张和质(信息存在方式、传输方式、使用方式等)的根本转变。从信息的生产看是信息量、信息种类的剧增;从信息通道看是信息传播方式的革命性变革;从信息受众看是范围的极大扩散和信息的感应能力、应用能力的提高。它不仅是硬件的生产或软件的开发，而且是整个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它将全方位的影响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演进。
二、信息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的极端重要性
(一)人与信息的关系
信息交流及其演变是人类及其社会进步发展的阶梯—信息的生产和交流刺激人的大脑皮层的发育;促进人类与外界及相互之间的交流，推进人们之间的相互学习，进而帮助生产能力的提高和人类社会的形成。
社会的发展又反过来产生了更多更高的信息需求，促使信息的生产、信息交流以及信息传输方式的革命，为生产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进而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扩张。这种相互促进的作用使人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信息革命中加速发展。
(二)我国的信息论及信息对人类活动的重要性
对信息重要性的全面认识和理论总结，莫过于《孙子兵法》，《孙子》十三篇的内容都围绕一个中心，即“知”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孙子的知行观既包括宏观上的总体认识，也包括中观上的层次认识，还包括微观上的战术认识;既包括一般意义上的抽象认识方法，又包括特殊条件下的具体认识;既包括对赢得战争的基础条件的认识，也包括对战争过程中局部条件的认识。而这些都处于动态过程中，不仅要认识一般规律而且要认识动态过程中各种条件的变化及促成其变化的因素。他的“知”集中体现于知彼知己、知常知变、尽知先知。三者相互包容、相互补充，以知彼知己为核心，知常知变、尽知先知贯穿与知彼知己中，知彼知己直接导致“行”，它的全面系统与否、精确及时与否关系到战争的成败。从信息的搜集、整理、处理、分析、判断到使用各个层面都涉及到了，而且在“用间篇”中还详细分析了如何利用间谍获取情报(用间)，可以说《孙子》是我国最早的信息学教科书。我国古代管理思想多集中于战书上，如《六韬》、《孙子》、《管子》等，国外多用其指导现代管理，非常有效，可见中国信息学的成熟与完善是相当早的。
信息的方便性、快捷性给人们带来的生产便利和生活乐趣，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快速增长、社会生活的丰富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然而信息又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和极强的渗透力，它几乎渗人了人们生产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可以说现代生产与生活已进人“信息依赖”时期，信息的失真与混乱也极大地制约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在现代社会如果无知、不知、无所知、无以知、无能知、知之后、知之偏、知之假，都可能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结果，可能将人们拖人深重的灾难(如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现代战争等)。
(三)信息依赖与信息时代的深刻矛盾
由于人类社会分为不同的群体、产生了不同的利益集团，信息也成为各利益集团之间争斗的最重要的内容和手段—“信息角力”。虚假信息的制造与传播，从最原始、最低层次的说谎开始(无论是恶意的还是善意的)直到对信息的干扰、封锁、制造虚假信息以掩盖、迷惑、欺骗……使虚假信息成为信息发展的影子，与其相伴共生一同发展(如黑客与病毒)。
从商品经济到市场经济，信息的需求极度扩张，信息的生产极度扩大，信息的传播极为广泛和快速，信息的 重要性日趋提高。不遗余力地获取信息，促进了信息产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但诸多信息矛盾的存在仍会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信息真与假的矛盾，即一方面要获取真实的信息以了解敌情，另一方面要制造虚假信息 以迷惑对手;技术进步及其约束的矛盾，即一方面要加快技术的进步、学习与扩散以尽快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降低消耗、提高效率和效益、增加社会财富，另一方面要保护专利、封锁信息、滞缓技术扩散以保证技术研发者 的积极性与创新的持续性;生存发展与道德约束的矛盾，即一方面为了生存要制造虚假信息(如虚假财务信息)，另一方面要构建社会诚信的道德体系;社会公信与社会失范的矛盾，社会公共信用，尤其是政府掌握的公信权的应用，如司法、公正、社会中介等机构的行为公正(包括真实的信息、合理的程序、公正的规则、公开透明的行为过程和结果、民众和媒体的监督等)是社会诚信的基础和前提，如果这方面出现问题(失范或被潜规则取代)就会发生知行倒错现象，一方面政府在狠抓诚信与规范，另一方面各部门权力分割又设租寻租以获取更多利益，其结果就会导致政府公信力降低，甚至影响到整个社会的诚信缺失。
三、信息失真及其表现
(一)信道的畅通与阻塞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信道越来越畅通、越来越快捷、越来越方便。从人体—形体、表情、眼色、语言，到原始通讯工具—马拉松跑步、飞马、鸣摘、火箭、举火为号、狼烟、旗语、灯光，再到现代通讯工具—电话、电报、广播、电视、电子计算机、通讯卫星、功能强大的手机与因特网……。信息革命以最能看得见、体会到的成效帮助人们步人信息时代。
然而信道也是“信息角力”直接攻击的目标，不可避免的发生阻塞。一是基于自然的原因—如自然灾害、对电的依赖(电子通讯时代)等;二是不自觉的人为因素—如故障、维护与检修;三是有意识的人为因素—包括破坏(黑客);打击(战争，商战);封闭(自身的保密);干扰‘制造虚假信息)等。这些都必然造成信道阻塞与信息失真，进而危害到整个经济发展、社会运行和人民生活。
(二)社会诚信体系与“诚信对外规律”
社会诚信体系涉及到社会意识形态和道德规范体系;体制、政策、法律规则体系;经济运行体系;社会生活体系等。是一个各要素相互影响的矛盾统一体，是一个信息互动、知行互动的有机整体。信息互通的程度、知行统一的程度可以用作衡量一个社会诚信度的标准。
然而在“信息角力”条件下有一个“诚信对外规律”—即要求别人对自己诚信，而自己又不愿诚信或只能有条件的诚信;要求团体内相互诚信而否定团体间的诚信;要求下级对上级的诚信而忽略上级对下级的诚信。
在“知行”上则产生“知行分离”，教导别人要做的自己却不去认真做，阻止别人做的自己却去做。这就必然产生社会心理、社会道德准则的倾斜与社会行为的控制与反控制的“角斗”，产生了所谓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博弈过程。其实质是人们在信息的公开透明与封闭黑箱中、在竭力获取他人信息情报与竭力保护自己信息中、在构建诚信社会规范和破坏诚信规则中矛盾运动，在两难中寻求均衡。当失衡危及到社会的正常运行时就要进行社会规制并将其理性化、意识化形成最高的社会法律和伦理道德体系。这就是社会的规范与校正，包括道德体系、教育体系、制度体系、法规体系的构建，文化、信仰、宗教与乡规民约。然而这只是约束，这是通过祛码增加“诚信”方面的重量(因为失信是一个自然过程)以求得相对均衡，而不能消除“失信”。
信息失真是失信的一种反映，主要表现在:社会信息—一部分人控制和利用信息权而阻塞另一部分人的知情权;生活信息—买卖双方在不同市场结构下的信息互通与封闭;经济信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一个非常广泛的信息领域，在经济信息中}o%以上是财务会计及其相关信息。
四、关于信息失真的原因探析
近几年财会信息失真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从美国的“安达信”到中国的“银广厦”，从大型国有公司到大量的民营中小企业，从“审计风暴”揭露出来的国家政府部门财务违规到各地统计数字的水份和虚假。财会信息失真现象，降低了社会的诚信度，干扰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损害了社会公德，对整个社会经济运行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而这些也仅仅是整个社会失信的“某一个行业”。造成这种状况有众多因素，主要是:
1.《公司法》的注册资本金规定较高，对大众是一个高门槛，因而许多“中介办照”机构应运而生。它们都与银行、工商、验资、税务等机构有着“利益”关联，可以“帮助”企业在资金缺位的情况下通过验资和工商注册，大大支持了企业的生长和经济的发展，但也留下了巨大的后遗症。不论企业好坏都有一定时期要靠做假账来完成运行，从源头上产生了信息失真。
2.中介机构本身的行为是市场行为而不是政府或社会公证机关的行为。帮助顾客虚假信息，影响社会评价，为其创造获益条件就成为必然的行为选择和“正常”的行为准则。而且做假的成本远远低于收益，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做假的普遍性和广泛性。
3.企业税负过重，加上各部门经常性的乱摊派、乱罚款。如果“严格守信”可能很多企业在现有利润率水平下就没有盈余，生存都会受到威胁。
4.由于“政绩”考核指标单一，一些政府官员为了政绩辉怂恿企业做假来制造业绩。
5.雇佣关系的制约。财会人员是雇员，饭碗由雇主掌握，在道德、法规与生存、利益的两难选择中只能首选生存。
6.制度上的缺陷、不完备与灵活性。如委托关系与雇主控制的矛盾、股份制与一股独大和内部人控制的矛盾等，都不可避免地造成信息的失真。
运用经济与社会的知识范文第4篇
【关键词】社会诚信 信息作用 因素分析
信息时代，是指信息产业得到极大发展，信息产品日益丰富，人们被淹没在各种信息的海洋里，信息在社会经济运行中、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发挥越来越巨大的作用，以至于在信息缺失的情况下，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和人们的正常生活就会受到严重影响。信息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丰富和方便着人们的生活，然而信息的失真和混乱也会给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带来巨大的损害，尤其是它对整个社会信用体系、对社会诚信和道德体系的瓦解作用非常大，如不高度重视认真解决，一旦造成不良后果，修复危害可能要花费数十倍的时间和精力。
一、知识经济与信息时代
人们曾经以生产工具为标志来划分人类社会发展的时代:如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工场手工业时代、机器大工业时代、电气时代、信息时代。如果说信息首先是一种基于技术的生产工具的话，显然信息时代是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和手段发展到目前的最高形态，它不仅是生产工具，而且是软化了的生产工具，会渗透在各种生产工具中发挥作用，渗透在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各个层面发挥作用，其作用和功能远远超出了人类社会截至目前创造出的所有的“生产工具”。随着生产工具的不断创新，人类社会才从农业经济时展到工业化经济时代(前期、中期、后期)，进而发展到知识经济时代。
关于经济发展阶段，罗斯托在他的《经济增长阶段》(1960年)一书中，吸收了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发展阶段划分法、熊彼特的“创新”学说、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分析、哈罗德—多马模型等理论和方法，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角度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大规模高消费阶段，1971年又补充了第六个阶段，即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其中第三和第六阶段是社会发展的两次突变，是最有意义的阶段。从主导产业转移引致的产业演进规律角度，人们将其分成七个阶段，其中第七个阶段就是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阶段。
知识经济的观念和理论形成与经济发展阶段理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早在1959年美国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就从劳动力的角度分析了“知识劳动者”将取代“体力劳动者”成为社会劳动力的主体，后来又提出了“知识社会”的概念;1962年美国经济学家费里茨·马克卢普在《美国知识的生产与分配》一书中提出了“知识产业”的概念，对信息在经济中的巨大价值进行了深人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波拉特以其博士论文为基础向美国商业部提交了题为《信息经济》的报告，奠定了信息经济的理论基础。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两个时代之间—美国在电子技术时代的任务》一文中提出“电子时代”;其后随着日本增田米二的《信息经济学》、美国霍肯的《下一代经济》等论着的相继问世，一场“信息经济”、“信息社会”、“信息时代”、“信息革命”的热潮在世界兴起;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 1980年、奈斯比特1984年在他们风靡一时的《第三次浪潮》和《大趋势》一书中分别提出了“超工业社会”、“后工业经济”和“信息经济”并认为信息社会里知识是最主要的因素;1990年联合国研究机构提出了“知识经济”概念，其后研究日多，提出了很多相关的新概念，尤其是19%年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其《科学技术和产业发展》报告中正式使用“知识经济”( knowledge-based economy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一词，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8年版《发展的知识》( knowledge for development)更是提出了一连串的新名词，强调知识和信息的经济作用，为世界广泛认同和使用。
我们认为知识经济时代与信息时代是对同一时代特征的不同表述，“知识经济”更多的是从社会层面研究信息的生产及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知识信息传播的政策和社会制约及对策，更注重社会层面;而信息时代强调的是信息特征的变化和信息传输方式的革命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更注重技术层面。从内容和形式上，知识是信息的内涵，而信息是知识的表现。从发展阶段上当知识产业及其相关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日益增大时，整个经济特征表现为“服务经济”，是知识经济的初级形态;当知识产业的主要组成部分，信息产业，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日益增大，成为主体时，整个经济特征就表现为信息经济，是知识经济的高级形态。
信息时代突出地表现为信息要素的革命性变革—信息量的急剧扩张和质(信息存在方式、传输方式、使用方式等)的根本转变。从信息的生产看是信息量、信息种类的剧增;从信息通道看是信息传播方式的革命性变革;从信息受众看是范围的极大扩散和信息的感应能力、应用能力的提高。它不仅是硬件的生产或软件的开发，而且是整个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它将全方位的影响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演进。
二、信息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的极端重要性
(一)人与信息的关系
信息交流及其演变是人类及其社会进步发展的阶梯—信息的生产和交流刺激人的大脑皮层的发育;促进人类与外界及相互之间的交流，推进人们之间的相互学习，进而帮助生产能力的提高和人类社会的形成。
社会的发展又反过来产生了更多更高的信息需求，促使信息的生产、信息交流以及信息传输方式的革命，为生产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进而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扩张。这种相互促进的作用使人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信息革命中加速发展。
(二)我国的信息论及信息对人类活动的重要性
对信息重要性的全面认识和理论总结，莫过于《孙子兵法》，《孙子》十三篇的内容都围绕一个中心，即“知”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孙子的知行观既包括宏观上的总体认识，也包括中观上的层次认识，还包括微观上的战术认识;既包括一般意义上的抽象认识方法，又包括特殊条件下的具体认识;既包括对赢得战争的基础条件的认识，也包括对战争过程中局部条件的认识。而这些都处于动态过程中，不仅要认识一般规律而且要认识动态过程中各种条件的变化及促成其变化的因素。他的“知”集中体现于知彼知己、知常知变、尽知先知。三者相互包容、相互补充，以知彼知己为核心，知常知变、尽知先知贯穿与知彼知己中，知彼知己直接导致“行”，它的全面系统与否、精确及时与否关系到战争的成败。从信息的搜集、整理、处理、分析、判断到使用各个层面都涉及到了，而且在“用间篇”中还详细分析了如何利用间谍获取情报(用间)，可以说《孙子》是我国最早的信息学教科书。我国古代管理思想多集中于战书上，如《六韬》、《孙子》、《管子》等，国外多用其指导现代管理，非常有效，可见中国信息学的成熟与完善是相当早的。
信息的方便性、快捷性给人们带来的生产便利和生活乐趣，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快速增长、社会生活的丰富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然而信息又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和极强的渗透力，它几乎渗人了人们生产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可以说现代生产与生活已进人“信息依赖”时期，信息的失真与混乱也极大地制约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在现代社会如果无知、不知、无所知、无以知、无能知、知之后、知之偏、知之假，都可能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结果，可能将人们拖人深重的灾难(如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现代战争等)。
(三)信息依赖与信息时代的深刻矛盾
由于人类社会分为不同的群体、产生了不同的利益集团，信息也成为各利益集团之间争斗的最重要的内容和手段—“信息角力”。虚假信息的制造与传播，从最原始、最低层次的说谎开始(无论是恶意的还是善意的)直到对信息的干扰、封锁、制造虚假信息以掩盖、迷惑、欺骗……使虚假信息成为信息发展的影子，与其相伴共生一同发展(如黑客与病毒)。
从商品经济到市场经济，信息的需求极度扩张，信息的生产极度扩大，信息的传播极为广泛和快速，信息的 重要性日趋提高。不遗余力地获取信息，促进了信息产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但诸多信息矛盾的存在仍会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信息真与假的矛盾，即一方面要获取真实的信息以了解敌情，另一方面要制造虚假信息 以迷惑对手;技术进步及其约束的矛盾，即一方面要加快技术的进步、学习与扩散以尽快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降低消耗、提高效率和效益、增加社会财富，另一方面要保护专利、封锁信息、滞缓技术扩散以保证技术研发者 的积极性与创新的持续性;生存发展与道德约束的矛盾，即一方面为了生存要制造虚假信息(如虚假财务信息)，另一方面要构建社会诚信的道德体系;社会公信与社会失范的矛盾，社会公共信用，尤其是政府掌握的公信权的应用，如司法、公正、社会中介等机构的行为公正(包括真实的信息、合理的程序、公正的规则、公开透明的行为过程和结果、民众和媒体的监督等)是社会诚信的基础和前提，如果这方面出现问题(失范或被潜规则取代)就会发生知行倒错现象，一方面政府在狠抓诚信与规范，另一方面各部门权力分割又设租寻租以获取更多利益，其结果就会导致政府公信力降低，甚至影响到整个社会的诚信缺失。
三、信息失真及其表现
(一)信道的畅通与阻塞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信道越来越畅通、越来越快捷、越来越方便。从人体—形体、表情、眼色、语言，到原始通讯工具—马拉松跑步、飞马、鸣摘、火箭、举火为号、狼烟、旗语、灯光，再到现代通讯工具—电话、电报、广播、电视、电子计算机、通讯卫星、功能强大的手机与因特网……。信息革命以最能看得见、体会到的成效帮助人们步人信息时代。
然而信道也是“信息角力”直接攻击的目标，不可避免的发生阻塞。一是基于自然的原因—如自然灾害、对电的依赖(电子通讯时代)等;二是不自觉的人为因素—如故障、维护与检修;三是有意识的人为因素—包括破坏(黑客);打击(战争，商战);封闭(自身的保密);干扰‘制造虚假信息)等。这些都必然造成信道阻塞与信息失真，进而危害到整个经济发展、社会运行和人民生活。
(二)社会诚信体系与“诚信对外规律”
社会诚信体系涉及到社会意识形态和道德规范体系;体制、政策、法律规则体系;经济运行体系;社会生活体系等。是一个各要素相互影响的矛盾统一体，是一个信息互动、知行互动的有机整体。信息互通的程度、知行统一的程度可以用作衡量一个社会诚信度的标准。
然而在“信息角力”条件下有一个“诚信对外规律”—即要求别人对自己诚信，而自己又不愿诚信或只能有条件的诚信;要求团体内相互诚信而否定团体间的诚信;要求下级对上级的诚信而忽略上级对下级的诚信。
在“知行”上则产生“知行分离”，教导别人要做的自己却不去认真做，阻止别人做的自己却去做。这就必然产生社会心理、社会道德准则的倾斜与社会行为的控制与反控制的“角斗”，产生了所谓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博弈过程。其实质是人们在信息的公开透明与封闭黑箱中、在竭力获取他人信息情报与竭力保护自己信息中、在构建诚信社会规范和破坏诚信规则中矛盾运动，在两难中寻求均衡。当失衡危及到社会的正常运行时就要进行社会规制并将其理性化、意识化形成最高的社会法律和伦理道德体系。这就是社会的规范与校正，包括道德体系、教育体系、制度体系、法规体系的构建，文化、信仰、宗教与乡规民约。然而这只是约束，这是通过祛码增加“诚信”方面的重量(因为失信是一个自然过程)以求得相对均衡，而不能消除“失信”。
信息失真是失信的一种反映，主要表现在:社会信息—一部分人控制和利用信息权而阻塞另一部分人的知情权;生活信息—买卖双方在不同市场结构下的信息互通与封闭;经济信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一个非常广泛的信息领域，在经济信息中}o%以上是财务会计及其相关信息。
四、关于信息失真的原因探析
近几年财会信息失真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从美国的“安达信”到中国的“银广厦”，从大型国有公司到大量的民营中小企业，从“审计风暴”揭露出来的国家政府部门财务违规到各地统计数字的水份和虚假。财会信息失真现象，降低了社会的诚信度，干扰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损害了社会公德，对整个社会经济运行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而这些也仅仅是整个社会失信的“某一个行业”。造成这种状况有众多因素，主要是:
1.《公司法》的注册资本金规定较高，对大众是一个高门槛，因而许多“中介办照”机构应运而生。它们都与银行、工商、验资、税务等机构有着“利益”关联，可以“帮助”企业在资金缺位的情况下通过验资和工商注册，大大支持了企业的生长和经济的发展，但也留下了巨大的后遗症。不论企业好坏都有一定时期要靠做假账来完成运行，从源头上产生了信息失真。
2.中介机构本身的行为是市场行为而不是政府或社会公证机关的行为。帮助顾客虚假信息，影响社会评价，为其创造获益条件就成为必然的行为选择和“正常”的行为准则。而且做假的成本远远低于收益，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做假的普遍性和广泛性。
3.企业税负过重，加上各部门经常性的乱摊派、乱罚款。如果“严格守信”可能很多企业在现有利润率水平下就没有盈余，生存都会受到威胁。
4.由于“政绩”考核指标单一，一些政府官员为了政绩辉怂恿企业做假来制造业绩。
5.雇佣关系的制约。财会人员是雇员，饭碗由雇主掌握，在道德、法规与生存、利益的两难选择中只能首选生存。
6.制度上的缺陷、不完备与灵活性。如委托关系与雇主控制的矛盾、股份制与一股独大和内部人控制的矛盾等，都不可避免地造成信息的失真。
运用经济与社会的知识范文第5篇
【关键词】识经济 行政管理 共时性 效率.
一、知识经济的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分析
当前知识经济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仍局限于信息科学技术产业的发展，其他高技术产业尚未取得长足的进步。但需要认识的是：知识经济的社会细胞已迅速的发展壮大，普遍分布于社会经济的各个角落，知识经济的客观规律如可持续发展理念得到了世界人民的积极肯定，因此，适应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需求，促进知识经济产业的加速发展，对我国现代行政管理的建设显得尤为迫切。
二、知识经济对行政管理现代化的意义
知识经济社会是倡导创新精神的的社会，知识经济时代的政府行政管理行为也必须依托于先进的知识、技术与智力资源加以实现。可以说，无论是国际发展趋势的外在要求，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内驱力的影响，行政管理的现代化与知识经济都必须保持一致，否则就难以有效地组织应对知识经济时代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总体上讲，知识经济对行政管理现代化的促进作用，突出地反映为三方面：对行政管理理念的影响。建国以来，我国政府行政机制的改革长期局限于“制度”层面，着力于组织规模方面的精简与行政管理范式上的调整，管理理念始终未出现重大的改革或突破，甚至于在长期的行政管理过程中沿袭、形成了部分陈旧、僵化行政管理思维，对行政改革的深化造成了严重的障碍。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必然会为传统的行政理念体系带来摧枯拉朽式的改变直至解体，最终重建起新的行政理念体系；对政府管理职能的影响。知识经济的发展给社会化专业分工带来了新的变革，政府的公共管理与服务职能也随之逐步增加。这也同样需要我们端正关于政府职能部门机构改革的认识，即机构改革不单单是精简机构、精简人员，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职能机构的明确及调整，更有力地组织起精干、高效的政府机构，以承担知识经济与社会发展赋予政府的更多的新管理职能；对政府行政管理方式的影响。从工业经济发展为知识经济，社会经济与科技的发展瞬息万变，能否具备高效的行政管理效率，对于政府机构公共管理职能的落实至关重要。对于此，为更好地服务于知识经济的发展服务，必须健全行政管理秩序；提高政府官员素质；更新办公设备；灵活性地运用行政管理方式。
三、知识经济发展对我国行政管理的挑战
（1）知识经济导致的公共行政管理机制生存环境的变迁。知识经济在逐步主导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主导的过程中，建立于工业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等各项制度也因此受到剧烈的冲击，行政管理体系显然也不能例外，具体来讲，知识经济对于公共行政管理机制生存环境变迁的影响包括以下几方面：从历时性到共时性：知识经济对行政管理效率的影响。所谓共时性与历时性，是指从静动态、横纵向维度考察特定社会经济运动或结构的特殊视角，前者重视社会结构的把握；后者侧重于社会形态的把握。其中，工业经济时代的政府机制在历时性的社会经济形态中，能够有较长的时间动员、组织社会资源，处理社会政治、经济需求，最终实现社会经济和福利的极大发展。而建立于数字化信息技术基础上的知识经济时代更突出地表现为共时性特征，世界各国不同发展水平的社会在全球化经济中被纳入不断交流与碰撞的共时空框架中，加之世界日益网络化、一体化格局的形成，当前我国行政管理所需处理的问题是西方国家由工业国走向现代福利国家近200 年社会问题的综合，这些的相互性和敏感性更加剧了政府职能部门的负担；政府效能竞争面临的危机。政府高效的治理能力与管理效能是应对知识经济加速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有力工具。相比较自由经济时代的国际竞争，知识经济时代以跨国企业和国际组织为主题的国际贸易竞争，对政府效能的考查力度进一步加强。最大限度地保护与促进本国在全球竞争中的利益，增进国民福利，也成为当前各国政府行政过来的核心议题。政府作为社会政治经济运行的疏理者、管制者，不仅需要由上至下地推进政府职能机构改革，同样要求行政管理队伍拓展原有知识存量，建构新的认知格局，对知识化、网络化社会中反映出的新社会问题形成新的思考，以更好地完善社会公共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