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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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范文第1篇

关键词：出口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

出口贸易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之前有密切的联系，一般来说，出口贸易的发展会促进该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进行，但也有学者对此持相反的观点。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出口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进行梳理。

一、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界定

对外直接投资虽然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当中很早就开始存在，但将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联系起来研究确是上世纪中叶才开始，首先对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关系进行研究的是美国经济学家Mundell（1957），其在代表作“国际贸易的影响因素”一文中提出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之间可能存在的替代关系，在Mundell的理论中国际投资主要指的是一般的货币资本投资，而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包括技术、资本和管理等综合要素在国际间的转移。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经济学领域内也逐渐有学者开始了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正式研究，Hymer和Vernon的研究是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他们的研究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是寡头垄断企业的发展与行动扩大的必然结果，从而在理论上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根据，说明了它的合理性。

目前关于对外直接投资比较权威的定义主要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其给出的界定。IMF把对外直接投资定义为某种国际投资，该投资反映了某一经济体直接投资者获得其他经济体企业持久权益的目标 。OECD在IMF对国际投资定义的基础上，把对外直接投资阐述为：某一经济体的常驻居民或企业（投资者）为在另一个不同于该投资者所在经济体的企业确立“持久权益 ”而进行的跨国范畴的投资，该投资的目的是与被投资企业建立一种战略性的长期关系，以确保能在管理方面对被投资企业施加显著的影响 。

也有学者从其他侧面提出对国际投资这一概念的理解，Kojima（1985）提出对外直接投资与其它资本流动的不同在于它不仅包括金融资本（比如外汇）的流动，也包括有形资产、技术和管理技能等资源的转移。Kenwood和Lougheed（1992）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是一个国家的企业在另一国家建立分支机构或通过获得该国某一家企业的股票而拥有控制权。而Salvatere(2002)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与资本和管理相关，其实质是投资于东道国的资本、工地、厂房等生产要素，同时投资者保留其对所投资资本的控制权力。国内学者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定义则主要强调资本的流动以及相应的控制权。钟新昌(2009)提出对外直接投资的核心是投资者对本国或本地区以外的企业有一定的控制力，该控制力表现为对被投资企业的经营管理有掌控权力。

二、出口贸易影响对外投资的理论研究

Ruffin（1984）曾在其对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研究中发现，基于经过修正的H-O-S贸易模型，当放松要素不能流动的假定时，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和出口贸易有负相关关系。Buckley和Casson（1981）提出贸易因素与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潜在动机有非常紧密的联系，比如对东道国出口的替代，通常被解释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Buckley和Casson的模型给出了这样的理论，可以认为出口贸易是一种固定成本比较低，而运输和贸易壁垒等可变成本比较高的活动，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在国外建立分公司，来为原来的出口市场提供销售产品的服务，可以明显的降低可变成本，但这个过程可能比出口贸易产生更高的固定成本。只要国外市场对跨国公司产品的需求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从出口贸易到对外直接投资的转换将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即出口与投资会表现出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

但大部分的学者的研究还是支持出口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观点。Vernon（1966）的产品生产周期理论认为出口贸易是一个对外部市场探索与熟悉的过程，对外投资会在这个过程之后进行。Vernon是从产品技术垄断的角度，展开了对国际直接投资产生原因的分析，他将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称为初始阶段、成熟阶段和标准化阶段，当产品处于生命周期的前两个阶段时，主要表现为产品从创新国通过贸易的形式出口到其他国家，同时在第二阶段后期，创新国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将一部分产品的生产转移到国外进行，而在标准化阶段，产品的生产则通过在国外设立生产工厂方式，完全转移到国外进行，贸易和投资在整个过程之中的表现就是前期的出口贸易不断积累，引致了后期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生。Johanson和Vahlne（1977）认为公司的国际化一般都遵循这样一个典型的过程，先从出口贸易开始，确立出口渠道，进而建立销售分公司，最后开始在东道国生产，整个对外投资的过程完成，作者认为出口是一种减少市场开发成本的方法，可以帮助了解东道国市场的特点和规模，为以后对东道国的投资提供了必要准备。Kumar（2007）研究了印度改革之后对外直接投资大量增加的情况，发现出口贸易不仅增强了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也给企业提供了其他国家可能存在的新兴机会的信息，因此印度国内企业的出口强度会增加企业在国外经营的可能性。

国际学术界也有学者专门针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研究，Buckley和Clegg（2007）从主流的解释新兴工业化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入手，同时特别强调中国市场的特殊性，从资本市场不完善、所有权优势和体制因素三个方面引入了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分析，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框架，作者认为对于那些市场寻求型的中国企业来说，来自中国的出口代表着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贸易强度，1980-1990年间大部分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生都是为中国的出口提供支持，因此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对东道国的出口正相关，进口同样也应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正相关关系。

总的来说，虽然大部分的研究都支持出口贸易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结论，但分歧仍然存在，目前尚不存在一个确定的结论。有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理论研究，区分了企业发展的阶段或动机的差别，并较好的融合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其结论更具有一般性，比如Bergsten（1978）从公司全球化过程中垂直一体化和水平一体化的角度展开分析，认为在公司全球化过程的早期，垂直一体化可能是占主导地位的，在这个阶段贸易和对外投资更多的会体现出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而在后期，水平一体化会变的更为重要，这个时候贸易和对外投资会出现相互替代的关系。Blonigen（2001）注意到两国间贸易的产品可能是最终产品，也可能是中间产品，如果是最终产品的贸易，那么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直接在东道国建厂生产，满足东道国市场需求，东道国原先从母国进口的商品就会减少，即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表现出负相关关系，而如果是中间产品的贸易，中间产品将会成为海外分公司的投入品，从而加强了母国对东道国的出口，即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会表现出正相关关系。

三、出口贸易影响对外投资的实证研究

针对出口贸易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在理论上的分歧，有大量的学者也对该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与理论分析结果类似，主要形成了以下两种不同的观点，但出口贸易有利于对外投资的结论仍然是大部分实证研究的结论。

出口贸易不利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观点。Kim和Kang（1997）运用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了韩国和日本1989-1993年间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出口市场的规模对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大多是负向的，尤其是在韩国对发达国家的金融及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上，出口对其影响是显著负相关的。但对日本的实证分析结果则刚好和韩国相反，出口贸易对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显著的正面影响。Trevino和Daniels（1994）对影响日本制造业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因素进行了研究，包括公司规模、公司先前出口经历、行业集中度、公司盈利能力和技术密集度，并将日本制造业分为十个细分部门，运用1984-1988年的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日本对美国之前的出口经历并没有与日本对美直接投资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反而在某些年份，出口对直接投资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出口贸易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观点。Leftwich（1973）较早研究了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并回归分析了1962-1971年间35个国家对美国直接投资的数据，包括美国市场规模、增长率和关税等等。Ajami和Barniv（1984）在Leftwich研究的基础上，增加了更多的独立变量来解释各个国家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变化，作者认为公司通过国际扩张的方式来为贸易创造条件，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应该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因此进口或出口的变化会对对外投资有直接和正面的影响，其实证分析结果也表明，母国先前对美国的出口、母国的真实国民生产总值和利率都显著解释了1975-1980年间对美直接投资的变化。Damijan和Polanec（2007）运用公司层面的微观数据，建立了概率模型对斯洛文尼亚的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拥有出口贸易份额越高的公司，其在国外建立分公司的可能性越大。Lipsey和Weiss（1981,1984）用实证的方法分析了美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和对东道国的出口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也表明了美国对东道国的出口对美国的对外投资有正向的影响。

对中国市场的研究方面，Buckley和Clegg（2007）研究了进出口贸易、市场规模、汇率等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作者在研究中采用了混合普通最小二乘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对49个接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1984-2001年间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出口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该结论与作者之前的假设相符合，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是跟随贸易的发展而产生的。

参考文献：

[1]小岛清．对外贸易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

[2]R.Mundell.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actorMobility [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57

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范文第2篇

关键词：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市场结构

国际贸易理论与市场结构理论分析框架的产生

国际贸易是商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交换，国际直接投资则表现为货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循环。按照蒙代尔的理论，商品资本的国际流动可以完全替代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投资就不会发生。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产业资本的循环依次经过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式，并且3种资本形式还要保持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并存性。单个产业资本循环的特点也体现在社会总资本的循环中，从世界经济的范围分析，产业资本循环经过上述3种形式才能保持经济活动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市场结构理论来自于产业组织经济学，按照该理论市场可以分为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市场两大类型，不完全竞争市场又分为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3种类型。完全竞争市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别主要体现为产品差异性、进入和退出壁垒以及卖方集中度。完全竞争市场的特点是产品具有同质性，进入和退出壁垒小以及卖方集中度低，而不完全竞争市场则相反。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厂商提供的产品有差异、行业的进入壁垒较大，具有规模经济及由此产生的卖方集中度。古典贸易理论和现代贸易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新贸易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之初就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世界经济活动的发展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有融合趋势。

从历史上看国际贸易理论的产生先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早期的国际贸易理论从发源于15世纪欧洲原始积累时期的重商主义开始，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以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为标志。这两种理论有各自的分析框架，国际贸易理论的逻辑起点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统1的贸易市场和资本市场逐步结合，商品、资本、技术和服务的流动日益密切，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呈现相互融合的趋势，但是统1的理论框架还没有建立起来。本文从市场结构的角度分析国际贸易理论和直接投资理论，并指出新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融合的基础在于不完全竞争市场。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的新贸易理论解释了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和福利影响，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使得垄断竞争厂商都具有向国外出口产品的动机，加之这些厂商生产的是有差异的同种产品，产业内贸易形成。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不完全竞争市场，如果具备贸易壁垒和资本自由流动，国际直接投资厂商进行跨国直接投资就能够实现对国际贸易的完全替代。

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贸易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从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现代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发展过程。按照市场结构划分前3种可以归纳为1类，它们的理论基础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古典贸易理论包括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包括1般均衡理论、相互需求理论和对偶理论，这些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下。现代贸易理论则以要素禀赋论为代表，该理论体系阐述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在于产品的价格差异，价格差异源自于成本差异，成本差异产生于生产要素的丰裕度。主要理论包括要素禀赋论、要素价格均等化原理、萨缪尔森—斯托尔帕定理和罗伯津斯基定理等。

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分析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这些前提假定包括：生产要素在各国内部是自由移动的，而在国家间是不能移动的；国家之间实行自由贸易，不存在政府对贸易的干预或管制；生产和交换是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进行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要素处于“充分就业”状态；贸易双方的出口价值等于进口价值，国际收支平衡；运输费用和其他交易费用为0；没有要素密集度转变的情况，生产同1商品时各国的生产技术1样，生产函数相同；没有规模经济的利益，不存在规模经济递增。从上述的前提条件可以看出该理论体系将国际直接投资排除在外，首先国家之间没有多余的资金可以投资；其次国家之间没有要素流动的可能性。总之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没有给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留下任何成长空间。

要素禀赋论创立后成为最重要的国际贸易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掌握了1国的资源禀赋情况就可以推断出该国的对外贸易走向。然而里昂惕夫的实证分析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学者们提出了各种解释用于修正要素禀赋论的前提条件，如贸易壁垒说、自然资源稀缺说、生产要素异质说以及人力资本说等等。前提中完全竞争的假设在现实中难以满足，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只能作为产品价格的接受者，他们提供的产品是同质的。国际贸易活动中的许多现象无法用完全竞争的市场来解释，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

不完全竞争市场与新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它的创建是建立在两个相关学术领域的发展之上：即产业内贸易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该理论认为资源差异和规模经济均是国家进行专业化和贸易的原因，前者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的产业间贸易，而后者是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的产业内贸易，它更强调的是非比较贸易优势。同时为强调规模经济作为贸易的原因作了3个基本创新：将产业组织引入贸易理论，将贸易理论从完全竞争模式的不现实中解脱出来；摒弃了传统的2维假定和凸性生产可能性曲线，新贸易理论发展了1种“层级结构”的方法来解释贸易和要素流向，即产业间贸易仍由要素禀赋的差异来决定，而某产业内部具有类似要素比例的产品之间却相互分工和贸易，后者在产业间贸易的格局中表现为净贸易量；区分了技术溢出的外部经济和市场规模作用的外部经济。

把新贸易理论看作和古典贸易理论完全对立是不确切的，新贸易理论只是补充了后者在自身假设框架下所难以解释的现象。新贸易理论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而古典贸易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

不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它由美国学者海默于1960年在他的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经营：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首次提出。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海默则认为，要解释战后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必须摒弃传统理论中关于完全竞争的假定，对不完全竞争进行研究。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不具有支配市场的力量，它们生产同类产品，拥有获得所有生产要素的平等权利，这样就不会有对外直接投资发生，因为它不会使企业拥有高于当地对手的优势。只有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才能获取垄断优势，并通过直接投资在国外予以利用。

金德尔伯格将垄断优势分为4类：来自于产品市场不完全的优势；来自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全的优势；企业拥有的内外部规模经济；由于政府干预，特别是对进入市场以及产量的限制所造成的企业优势。后来学者在海默的理论框架下进1步发展了垄断优势理论，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1是论述跨国公司垄断优势的来源；2是跨国公司在出口、直接投资与许可证交易3种方式中选择直接投资的根据与条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

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认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由企业特定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特定优势3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企业特定优势类似于海默提出的垄断优势，即1国企业拥有的高于其他国家企业的优势，并且这种优势只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非充分条件。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为避免市场不完全而通过内部化将企业的优势保持在企业内部。市场不完全的含义近似于不完全竞争，邓宁认为市场不完全可以分为两类：结构性市场不完全和知识性市场不完全。企业利用市场不完全通过内部化建立垄断优势，内部化优势越大，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倾向性越明显。内部化优势还不能充分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利用出口照样可以发挥优势。区位优势可以更充分地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因为区位优势属东道国所有，企业无法自行支配，只能予以适应和利用。只有国外区位相对国内区位具有更大优势时企业才可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不完全竞争市场下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

在世界经济活动中，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体现在以下方面：在地理区域上呈现高度的1致性，在贸易和投资领域还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发展中国家的规模在逐步扩大；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流向与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1致，2战前以发达国家的制成品和发展中国家的初级品为主，2战后传统的工业品贸易下降，高科技含量的工业品贸易量上升，究其原因在资本的跨国界流动，战后国际资本更多地流入制造业和新兴工业部门，加快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国际直接投资改变了国际贸易的模式与格局，最初国际贸易更多表现为产业间贸易，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产业内贸易和企业内贸易在增加。国际直接投资对贸易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实现的，母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企业贸易量在不断扩大。第4，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协调机制统1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内实现。

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范文第3篇

关键词：贸易 投资 投资

一、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一）资金不足和融资困难成为制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障碍

中国的一些海外经营企业，虽然拥有先进的技术，并在国际市场上建立了良好的信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完全有能力在国际市场上拿到更多的项目，但是由于资金不足，尤其一些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难以得到足够的的商业贷款和政府支持，一些能够拿到的项目也不得不放弃。

在调研过程中，一些企业负责人提到，国家政策导向不够明显，缺乏相关政策的配套和支持。在财政、金融、税收和保险等方面，都是原则上鼓励，操作上的优惠不多。一些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投资母体既没有对外担保权和对外融资权，也没有自己的财务公司，使境外企业缺乏正常的融资渠道。目前的一些外汇管理政策对企业“走出去”行成了一定的限制。

（二）我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时，缺乏政府战略指导

对外直接投资是一种复杂的经营活动，困难多，风险大，对外直接投资竞争优势的创造受到诸多因索的影响。因此，必须要有超前意识和全局观念，长远规划，精心策划，制定正确的战略，才能克服盲目性和随意性，赢得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优势。在走访过程中，很多企业负责入都感觉到，在国内发展面临很多的“管、卡、压”，国外的发展环境明显要优越一些，应该考虑如何加快到境外发展。但是我们国家目前在宏观层面上，缺乏统一的规划，没有一个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整体战略，国家对对外直接投资尚无明确的产业倾斜政策和投资行业导向，大家都感到很茫然，没有秩序。

（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人才匮乏

跨国经营需要技术、管理、法律、财务和营销等方面高素质的人才。我国企业由于受传统体制因素影响，人才的待遇和培训比不上外企，造成人才的大量流失。由于缺乏高素质的人才，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会面临很多风险。

（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短缺

我国的国有企业由于长期低效率运行，基本不具备依靠自有资金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实力，而我国的金融体系还很不健全，资本市场尚不发达，国有银行体系并未与国际接轨，银行对企业的海外投资项目缺乏科学和全面的评估，存在“惜贷”现象。

二、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对策建议

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尚处发展初期，企业对国外环境不很熟悉，缺乏必要的境外投资的经验积累。因此，为更好地配置有限的资源，帮助企业在境强投资中增强抗风险的能力，我国政府有必要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定战略规划和提供必要的促进、支持和服务。

从我国国情分析，对外投资并不需要遍地开花，齐头并进，而要有针对性地选择性地到外国发展，对我国来说，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有三个目的，一是获得紧缺资源，二是获得关键技术，三是进入有各种贸易壁垒的外国市场。通过与外国的中介服务机构一起对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充分的论证与风险评估，减少境外投资的盲目性，提高成功率。国有企业要发挥关键作用，可通过合资、并购等形式开发外国的富饶资源，从而从源头上控制行业的发展态势；而众多的民营企业可以灵活多变的形式进入外国市场，通过第三国设厂绕开配额制，且可减少我国棉花紧张的局势；对于高科技行业要通过合资、合作、共设研发机构等形式，获取前沿的技术与动态。

我们必须重视对外直接投资人才的培养，把大力培养适合对外直接投资需要的复合型人才作为一项重大战略措施来抓。为此，首先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国际人才选拔、培训、聘用机制，在全国甚至全世界范围内选拔人才进行培训、聘用。其次，要完善企业自身的经营机制和激励机制，给高素质人才一个广阔的施展才能的空间；再次，要加强对现有经营人员岗位培训，不断增强其从事海外投资的能力。企业可以通过海外投资经营活动，培养一大批熟悉国际惯例和国际化经营管理的高级管理人才，为我国企业全面参与国际竞争和进一步扩大跨国经营莫定人才基础。

（三）需要对外经贸制度与宏观政策的有力配合

国际经济的协调运作虽则离不开同贸易对手进行磋商和谈判，但是，它决不只是一个磋商或谈判的问题，而同样需要我国对外经贸制度和宏观政策的配合和呼应，即依靠后者的调整和改革来进一步理顺国际经贸关系。缺乏国内相关制度与政策的有力支撑，处在贸易谈判第一线的国际协调活动往往会无功而返。

（四）积极进取的进攻型战略

一国如果试图驾轻就熟地运用国际经济协调机制以推进自身的贸易增长，它就不能对国际贸易纠纷与冲突采取消极被动的应付态度，而应当确立和实施积极进取的进攻型战略。这种所谓的进攻型战略具有以下的基本特征：其一，它把这种国际协调主要看作为推动本国对外经贸活动的强大动力，而并不是什么被动的应付或沉重的负担。其二，它要深层次、广范围地思考和应对本国可能面临的国际经济协调问题。即决不能仅仅着眼于目前的贸易摩擦来研究它们，同时必须具有前瞻的眼光和深刻的思考，还要密切关注今后的发展趋势及其可能遭遇的新问题。其三，它要积极推动本国国际经济协调机制的尽快建立和完善。而这类协调机制的建立和实施，要着眼于削弱和铲除相关经贸摩擦的产生根源，即要釜底抽薪，而不是扬汤止沸。

（五）充分利用WTO这个国际经济舞台

要积极有效地开展国际经济协调，离不开WTO这个大舞台给予我国的广阔空间。这是因为，我国已经正式成为它的成员，有能力把这个权威性的国际贸易组织当作进行国际经济协调的基本阵地，努力发挥我国居中的独特作用。再说，WTO的有关规则和机制甚至这个谈判场所本身都是国际经济协调的产物。严格根据WTO的重要原则与规则来处理各种贸易摩擦，既合理合法，又行之有效，它们自然应该是我国开展这类工作的有用工具。更何况，WTO有关国际经济协调的精神及其规则还直接为我国提供了构筑这类机制的思路和内容。显然，我国从中可以受到不少的启示，有利于妥善处置与其它国家的经贸关系。

总之，建立和完善国际经济协调机制是一个不断实践和试错的过程。国际经济协调本身就是个不断延续的过程。某个问题的国际协调固然不可能一蹴而就，不断涌现新的贸易纠纷更需要持之以恒的协调精神与机制。必须强调的是，我国开展国际经济协调活动是一个不断实践的漫长过程，其中必然会出现一些差错或失误。只要有关的指导方针和思路正确明晰，只要有关的决策能够实施民主化科学化的程序，那么，我们就应该大力支持和呵护才刚刚培育起来的国际协调精神及其机制，而不宜轻率地加以指责和反对。

参考文献：

[1]王威.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转变评价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13.

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范文第4篇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购并

1我国经济增长的战略意义

现代经济理论认为，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进出口需求3个要素，通常可用公式表示为GNP=C+I+(X-M)。外商直接投资加大了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构成我国国内总投资的一部分，增加了社会有效需求，从而实现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有力推进。外商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的广泛影响表现在，他通过对生产活动的介入，实现了工业总产值及税收收入的增长、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劳动就业机会的创造。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证明，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

2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面临的新格局

2.1跨国购并成为主导形式

欧美等发达国家之间大规模的跨国购并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并对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产生了分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际资本流动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经济日益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以强化市场地位、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为目的的国际购并异常活跃、迭起。跨国购并已成为全球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

世界购并活动不仅在数量上有大幅度增加，而且在购并规模上也创造新高。但是大规模的企业购并活动，将近90%都在欧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如2007年发达国家之间的跨国购并规模达到近2万亿美元。由于发达国家之间的跨国购并已成为全球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将发生相应变化，从而直接影响到这些国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和形式。

2.2服务领域投资比重显著提高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跨国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传统的制造业领域，如汽车、电子、医药、化工等行业，其主要目的是利用当地劳动力和资源等生产要素，回避贸易壁垒进入当地市场。但是，近几年内，服务业的跨国投资呈快速增长势头，占投资总额比重已经达到一半以上。其主要原因为:①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浪潮的推进，各国的服务贸易领域对外开放的步伐加速;②金融、保险、电信、商业流通等服务业的跨国购并成为跨国投资的主要力量，传统制造业的购并主要借助于股权交易和资产重组的形式，对服务贸易的依赖程度显著增强;③信息技术革命和新经济导致与信息服务有关的技术开发和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引发了电信服务、金融保险服务和商业流通的革命，服务业的跨国资产重组与技术交易趋于活跃。服务业跨国投资的比重上升的倾向，不仅在发达国家之间，而且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也表现明显。

2.3国际引资竞争进一步加剧

亚洲各国从1998年开始大幅度的调整了本国吸引国外直接投资的政策，鼓励外国直接投资。如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放宽外商投资领域和项目审批权限;扩大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开放债券、股票和短期资金市场，鼓励外商兼并国内企业;简化审批程序，完善服务体系等。正是由于上述这些积极的措施，以及亚洲各国经济的逐步复苏，货币贬值后价格、成本等比较优势得到了迅速释放。总体上看，发展中国家为了争取从国际资本流动之中分享更多的份额，在结构调整和适应资本流动政策与制度调整方面采取积极措施，相互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

3进一步引进外商投资的政策建议

本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和持续发展，离不开外商直接投资的巨大带动作用。但是，外商直接投资是否能以及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与该国能否制定恰当的外商投资政策，并适时加以调整有着很大关系。我国将继续坚持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政策，把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一项长期的发展战略。为此，结合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可能变化，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以下几点的重要性:

3.1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和投资环境

我们必须坚持把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和投资环境作为利用外商投资战略的重点。根据实际需要出发，我国应该做到进一步修改贸易与投资制度和政策，如取消非关税贸易壁垒、对外国投资的内耗比例和外汇平衡规定，对国内采购的优先原则等;建立和完善与国内市场开放以及贸易投资活动市场化进程相适应的宏观调控体系，如利率、汇率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外经贸行业协调体制、市场规范管理、金融服务体系、中介组织、信息与咨询机构、法律援助和贸易保险制度;充分利用多边框架下能够享有的制度与政策自主安排空间，构筑有效的产业保护和经济安全体系。通过这方面的制度调整将有利于改善投资环境、规范市场行为，对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长期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3.2创新引资方式

国际经验表明，制度创新是技术创新和跨越式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而方式创新是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内容。再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领域同样如此，引资制度与方式的多样化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从国际资本市场分享更多份额的重要手段。面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新趋势和日趋激烈的引资竞争，传统的制度方式已经进一步提高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和质量形成制约作用，有必要从创新入手，为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提供更多的空间。

首先，创新需要从扩大对外开放的领域开始。目前的紧迫课题是逐步减少服务贸易领域的准入限制，有步骤的开放金融、保险、电信、外贸、商业、旅游以及会计、法律服务等行业。允许在这些领域根据我国有关规定设立中外合资、合作或外商独资企业，并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其次，观念更新是制度与方式创新的基础和内容之一，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很多方面都存在观念更新的必要性。

3.3配合结构调整战略

随着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推进，我国贸易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将受到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由于国内以信息技术产业为先导产业机构高度化发展以及高科技领域外商投资的带动，机电等高科技产品的竞争力将继续提高，并成为出口增长的增长点，从而将明显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而另一方面由于比较优势的作用，以纺织品为代表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又会大量增加，并带动相关产业的扩张，从而将会重新提升传统产业的比重，与经济结构调整的长期目标相左。

因此，有效的解决方法是充分发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结构调整战略的配合作用:①改善体制环境，营造适合于高科技创业型企业发展和外商投资的政策、市场空间;②通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改造传统产业，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知识水平，提升劳动要素与高技术产业资本的结合能力，激发传统产业对高新技术装备的市场需求;③在多边规则允许的限度内，对不同商品和产业实行有所区别的贸易和外商投资政策，对有利于结构升级的商品出口和外商投资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和扶持;④完善企业走出去的制度和政策环境，鼓励更多的企业与国外跨国公司进行战略联盟和资产结合，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和资源配置，带动国内产品、技术、劳动力与服务的输出，促进跨国企业的对华投资;⑤积极引导外商直接投资“西进”，因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差距造成地区经济差异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参考文献

1 张卓元.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

2 俞 毅.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理论及其在我国的实证.国际经济合作，2004(9)

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范文第5篇

自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作为长期资本运动的国际直接投资便在世界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往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国际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以及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两个方面。但是国际直接投资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也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尽管并没有得出一致性的结论。因此，对有关国际直接投资对收入分配影响的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总结，具有一定的价值。

一、国际直接投资对投资国与东道国间收入趋同的影响

在过去的20年中，国际直接投资已迅速地扩散到世界经济的各个角落。越来越多的国家和部门变成了国际直接投资网的一部分。国际直接投资的高水平和互异的形式促进了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国与国之间的收入趋同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主题。经验和理论的研究已聚焦在国与国之间是否存在收入趋同的现象（Ben－David，1994：GreasleyandOxley，1997；Rassekhetal.，2001）。

自从Lucas（1988）强调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后，关于收入趋同的理论分析在内生变量模型的背景下就发展了起来。Tamura（1991）认为技术投资中的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导致了国家间资本收入和产量增长率的趋同。Yuen（1997）使用与Lucas（1988）类似的内生增长模型研究了要素流动性在收入趋同中的作用。他们认为，资本流动将加速收入水平和增长率的趋同，并且收入水平和增长率的趋同能够通过附带劳动流动性的人力资本而可观地获得。通过使用一个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增长模型发现，如果人力资本积累过程中存在知识溢出，作为劳动力流动代替者的跨国公司可能也提供一个学习国外技术的机会。

国际直接投资本身是资本流动的最重要类型，并且作为劳动力流动的代替者能够影响国家之间人力资本的溢出。A.Mody（2002）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在过去的20年中已经促进了国与国之间收入的趋同，而国际直接投资之所以能够促进投资国与受资国之间收入趋同的主要原因在于：（1）国际直接投资比间接投资效率更高。BosworthandCollins（1999）研究了外资对当地投资的影响，他们发现，在发展经济状态中，一美元的国际直接投资转化成了一美元的当地投资；相比之下，银行贷款和债券发行在东道国产生的投资效率则要低一些。因为大部分的国际直接投资是以“绿地”投资的形式进行，这涉及新的投资。而银行贷款和债券发行可能不涉及新的投资；（2）国际直接投资产生了生产力溢出，能够通过溢出效应提高当地的生产力。从水平溢出角度来看，通过非正式的接触和外国投资者对当地企业员工的培训，当地企业能够提高生产力。从垂直溢出角度来看，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在东道国会产生一种纵向联系，外国投资者从而有机会转移技术并提供培训以提高当地供应者的生产力。

ChangkyuChoi（2004）使用1982－1997年间OECD的16个投资国和57个东道国的双边国际直接投资的数据，运用平行数据回归的方法对国际直接投资在国与国之间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长趋同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发现当双边国际直接投资增加时，投资国与东道国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长的差距是降低的，并且发现，地理接近和语言相近在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长中起着重要作用。Choi假设双边国际直接投资对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长率产生趋同作用，那么国与国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规模越大，收入增长率的差距和每单位资本收入的差距就越小，并且所有的差距变量用绝对数据而非原始数据来表示；同时假设当国际直接投资由低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时，存在逆人力资本溢出的可能性，亦即甚至在国际直接投资是从低收入国家流向高收入国家时，低收入国家也能够有机会改进人力资本从而与高收入国家进行竞争。另外，地理接近和语言接近被认为是收入趋同的重要因素，因为它们能够促进跨国人力资本的溢出。

需要说明的是，不像已有的经验研究，Choi是在考虑人力资本溢出的前提下，通过运用收入水平和增长差距的绝对值方程，来检验双边国际直接投资的增加是否导致了收入水平和增长率的趋同。他认为，不论什么情况，只要国际直接投资率增加，收入差距就将减小；而且，如果两个国家距离接近并使用相同的语言，收入水平和增长率就会趋同。以此为基础，Choi又进一步对收入水平和增长差距的绝对值方程，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和平行数据回归，发现当双边国际直接投资流动增加时，两国之间的人均收入水平和增长率确实趋同了。这证明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动对人力资本溢出是很重要的，从而产生了趋同。同时发现，地理接近和拥有相同的语言在趋同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当两国接近并使用相同语言时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加强。

由此可见，伴随着国际直接投资的显著增长，国际直接投资将驱使世界收入趋同或趋散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以前关于收入趋同的研究表明，通过劳动力流动而产生的人力资本溢出是造成收入水平和增长率趋同的非常重要的因素，而Choi（2004）则以收入水平和增长差距的绝对值方程为基础，通过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和平行数据回归，证明国际直接投资是造成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收入水平和增长率趋同的一个重要驱动力。

二、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内收入差距的影响

（一）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内收入差距影响的两种理论

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内收入差距的影响是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产生作用的结果。而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结果有着相互对立的两种理论－－“发展／现代化”假说和“世界系统／附庸”假说。

1.发展假说理论。发展假说理论建立在边际生产率理论和储蓄、消费倾向的传统经济学概念之上。该理论认为收入差距是改进每个人收入的必要的前提条件。其研究主线是沿着库兹涅兹倒U型曲线假说进行的，根据这一曲线，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收入差距扩大，但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时收入差距就会缩小。在经济发展的前期阶段，高收入和低收入部门间的收入差距会扩大并且每一部门内部的收入差距也会扩大。这直接导致了整个社会收入差距的扩大（AdelmanandRobinson，1989）。在增长的后期阶段，当更多的产品被生产和足够的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逐渐消失并且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将提高到工业劳动力的水平。随着实际劳动收入的增加，经济增长和政治自由的增加将导致收入分配的更加平等（FeiandRains，1964：Lenski，1966）。

虽然发展假说理论的经济学家很少直接涉及国际直接投资的分配结果，发展经济学家也还没有关于考察国际直接投资和收入差距假说的经验研究，但是发展假说理论的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和收入差距研究已经做出的重大贡献，足以使我们对其代表性的研究进行概括和总结。根据发展假说理论，更为重要的是现在的投资而非原来的投资。资本，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带来了增长并且其益处会最终扩散到整个经济中。因此，即使国际直接投资仅在几个领先部门带来了收入的增长，但从长远来看将有利于收入分配的平等。例如，东亚出口加工区的国际直接投资，曾经对低工资就业的增加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从而改进了收入分配的范围。大多数的发展假说理论经济学家认为，经济系统的类型和发展策略等因素，是收入分配的决定性因素。只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外资数量的不同不能引起收入差距的任何变化。因此，发展假说理论的观点是：从长远来看，国际直接投资有利于东道国内的收入分配，不会引起东道国内收入差距的扩大。

2.附庸假说理论。相对于发展假说理论的内隐论证，附庸假说理论则提出了一些关于国际直接投资分配效应的观点。附庸假说理论从世界经济和历史的角度研究差距问题，认为影响收入差距的是社会体制和生产组织，而不是经济产量和财富。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位置是决定其收入分配的关键。更确切地说，收入差距是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之间关系的对应物，并且边缘国家收入差距的程度由附庸发展过程决定（Girling，1973；Rubinson，1976：BornschierandChase－Dunn，1985）。

伴随着国际直接投资的工业化进程的逐渐加快，在发展中国家跨国部门任职的员工明显地形成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这些“劳动精英”的收入是标准收入的4－10倍（Girling，1973），以至于促使在传统部门工作员工的工资伴随着生产过程的资本密集程度的不断提高而逐渐增加，这反过来又导致传统工业部门失业人数的增加。结果，劳动收入相对份额的增加不仅没有带来更大的平等，而且直接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换句话说，在这种附庸工业化的类型下，收入的扩散和混合效应没有出现。而且，当融入世界经济后，劳动精英通常会努力维持和巩固他们的领先地位。由于共同的利益，当地劳动精英会为外国投资者压制甚至驱逐本土企业家。这种为了使利益最大化的国家间利益联合的尝试，具有深层涵义。在世界系统框架中，国家被认为具有市场和生产的权力。当劳动精英包括了国家组织中强有力的执行者，并且当劳动精英和国家通常由国外信用支撑时，一个经济加政治的“三角联盟”就出现了（Evans，1979）。然后，当市场不能为它们的利益服务时，这个经济加政治的联盟就会操纵国家的独有权利来干预市场。这个联盟的形成因此意味着，任何想改进收入分配的政策都具有内在破坏性的因素。实际上，这可能是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的最根本原因之一。

第一次简单地检验了国际直接投资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其研究发现基尼系数与国际直接投资水平正相关，从而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危害了经济发展进而导致了收入差距的产生。随后Rubinson（1976）进行一了更为复杂的分析，证明国家势力、直接金融控制和对外部市场的附庸是实施经济控制和影响的三条主要渠道。Rubinson用政府税收占GDP的比重、外国储蓄的数量、出口／进口占GDP的比重来分别代表以上三条渠道，得出了结论：哪个国家国内对国际直接投资控制的程度越大，这个国家收入差距的程度也就越大，特别是在任何将基尼系数作为因变量的方程中。然而，Rubinson的研究有其缺陷性。在其他人的研究中，控制发展水平和收入差距之间关系的二次方的失败对Rubin-son的研究结果提出了怀疑。事实上，WeedeandTiefenbach（1981）所进行的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包含在他们的样本中的研究，并没有重新产生Rubinson的结果。然而，Bomschier（1981）有力地证明了WeedeandTiefenbach（1981）没有发现国际直接投资对收入差距影响的原因是，他们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放在了同一个样本中。根据Bomschi-er的观点，“附庸倾向于增加国家内收入差距数量”仅在发展中国家成立。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国际直接投资具有降低其收入差距的趋势。结果当一个样本中既有发达国家又有发展中国家时，这两个效应相互抵消，因此不会发现国际直接投资对收入差距的显著效应。BomschierandChase－Dunn（1985）在其所进行的包括14个发达国家，52个发展中国家、6个计划经济体国家的总共72个国家的分析中，引入了14个发达国家的附带变量，证明国际直接投资确实与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正相关，而与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负相关。但他们发现，公共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越大就越容易引起收入差距的改善。他们认为这是因为样本中包括了6个计划经济体国家，在这6个计划经济体国家中基本上没有私人资本，并且基尼系数仅仅是关于劳动收入的分配，而实际上劳动收入的分配比资本或总收入的分配更平等。

（二）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内收入差距影响的主要表现

国际上对收入差距的经验研究已经进行了较长一段时期。最初是用Kuznets（1955）的研究成果来优化这一理论。在随后不断进行的研究中，一些研究者发现外资渗入进一步恶化了收入差距。的确，在国际直接投资大量流入东道国的同时，一些国家的收入差距也日趋严重。因此，国际直接投资也被认为是造成东道国内收入差距扩大因素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FijitaandHu（2001），Venu（2001），XingandZhang（2004），TsaiP.L.（1995）研究了国际直接投资和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他们运用数据比较和模型说明的方法，通过附带和没有附带地理因素两种模型的比较，发现国际直接投资在东南亚欠发达国家中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TsaiP.L.（1995）严格选择了33个发展中国家作为样本来研究开放经济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问题，认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入进一步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ChangkyuChoi（2006）使用来自世界银行的1993－2002年间119个国家的基尼系数，发现当国际直接投资占GDP的比例提高时，由基尼系数定义的收入差距扩大了。

综观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内收入差距影响的研究，可以发现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地区与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国际直接投资在地区间分配的不平衡扩大了东道国内地区与地区间的收入差距。资本的本性是追求利润，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国际直接投资往往倾向于流向基础设施优良、地理位置优越、具有资源优势的地区，从而造成了国际直接投资在地区间的不合理分配。Ka-malakanthanandLaurenceson（2005）调查发现，进入中国和印度外资的一个显著性质是它过度集中于某些地区。在中国和印度，外资已经势不可挡地流到了沿海地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虽然很多，但主要是因为沿海地区具有进行贸易的区位优势，从而吸引了以贸易为导向的国际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同时，沿海地区一般都是国内最富裕的地区，因此吸引了以当地市场为导向的外资的进入。SrivastavaandSen（2003）研究发现，在印度除了Delhi，其余5个沿海州Karnataka、TamilNadu、Maharashtra、Gujarat以及AndhraPradesh吸引的国际直接投资占国际直接投资总数的60%－70%。由于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国际直接投资会因其便利的技术扩散而促进沿海地区经济的整体发展（Caves，1996；Markusen，1995）。同时，国际直接投资的大量集聚会使当地企业通过与外资企业做贸易而学到它们的先进管理经验；而且跨国公司可增加当地的竞争，推动当地企业更具效率；跨国公司还能通过传播国际市场信息或改进东道国的交通运输设施而帮助当地企业出口（BlomstromandKokko，1998；UNCTAD，2000）。因此，国际直接投资提高了沿海地区的劳动收入，从而扩大了沿海地区和内地之间的收入差距。SunandParikh（2001）、Demurger（2001）以及Demurgeretal.（2002）的研究都考虑了国际直接投资在中国地区间收入差距的作用。这些研究发现，国际直接投资对中国沿海地区收入的增长有着显著、积极的影响，但对内地却没有。这些研究为有关国际直接投资提高了东道国内地区与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论断提供了证据。

2.国际直接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间的收入差距。国际直接投资企业一般是资源寻求型的。这些企业大量进入后，会增加对当地生产资源的争夺并使政府的优惠政策向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倾斜，从而提高内资企业的生产成本，这就导致了内资企业工资水平的下降。而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凭借其技术、资源等优势，往往倾向于支付相对于内资企业而言更高的工资水平。这样，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之间的劳动收入差距就会不断扩大。A.Sav-vides（1998）的研究表明，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大，收入差距也在逐渐扩大。而且，在某一行业内国外投资者销售额的提高，短期内也会使没有国际直接投资的当地同一行业的企业的平均成本提高、产出下降（Aitkenetal.，1999），从而在短期内拉大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和内资企业间工人工资的差距。Aitkenetal.（1996），LipseyandSjoholm（2001），FelicianoandLipsey（1999），Gorgetal.（2002）研究发现，国际直接投资企业之所以趋向于支付更高的工资，主要原因在于：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在东道国从事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生产；它们拥有技术和所有权优势，在这些企业从事生产的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更高；支付高工资可以降低这些企业先进技术的外流；充裕的资本促使这些企业提供更多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培训；而且国际直接投资企业比内资企业具有更大的规模，从而趋向于支付更高的工资。Driffield（1996）以英国为例发现，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国际直接投资企业拥有技术优势而导致其生产率比内资企业高，因此国际直接投资企业支付比行业平均水平高约7%的工资。Conyonetal.（1999）发现，由于国际直接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生产率的不同而导致他们之间的工资差距达到3.4%；Girmaetal.（1999）也发现国际直接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间存在着5%的工资差距。而根据EdwardandWads（2000）对墨西哥的研究，国际直接投资企业所支付工资高于东道国的平均水平，当非熟练劳动力的相对收益降低时，收入不均就会更加严重。

由于国际直接投资可能引起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之间的工资溢出（MachinandvanRe-enen，1998），有的学者认为，国际直接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之间的工资差距是否会扩大，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工资溢出。Aitkenetal.（1996）在对墨西哥、委内瑞拉和美国三个国家所分析的基础上得出如下结论：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入均导致了三国工资水平的提高。但在墨西哥和委内瑞拉，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入只导致国际直接投资部门工资水平的提高，未发生工资溢出，亦即非国际直接投资部门的工资并未同步提高，因而国际直接投资部门和非国际直接投资部门之间存在显著的工资差异。在美国则发生了工资溢出，国际直接投资部门和非国际直接投资部门之间的工资差异甚至几近消失。在他们看来，这可能是由于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大多比美国国内企业规模更大、资金更加密集，因此较墨西哥和委内瑞拉更易产生工资溢出效应。

但是，关于国际直接投资导致了东道国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之间收入差距的观点，有的学者则提出了不同意见。GrahamandKrugman（1995）讨论了美国的国际直接投资、贸易和工资率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1986－1990年间经济分析局的数据，他们几乎没有发现支持有关国际直接投资企业支付了更高工资的证据。

3.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间的收入差距。国际直接投资导致东道国内收入差距的另一个显著表现是，国际直接投资增加了东道国社会中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许多学者在实地调查和理论研究中都支持这一结论。Juhnetal.（1992）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工资差距剧烈增加，因为熟练劳动力的工资相对于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增加了。MarkusenandVenables（1997）提出了一个工资差距和长期资本来源的跨国公司的理论框架。在这个框架中，他们发现，如果放宽对国际直接投资的限制，可能增加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BlonigenandSlaughter（2001）研究发现，1987－1994年间，国际直接投资具有促进美国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间工资差距不断扩大的作用。WeiyanChen（2003）调查了国际直接投资的后果，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国际直接投资对工资的非理论影响。他运用特定因素模型的扩展导出了国际直接投资的国民收入的功能框架，调查了国际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各种类型劳动的不同影响。认为国际直接投资提高了熟练劳动力（非农业劳动力）的工资，降低了非熟练劳动力（农业劳动力）的工资，因此国际直接投资可能是导致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的一个根源。FiginiandGorg（1999）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国际直接投资与1979－1995年间爱尔兰制造业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增加相关联。Tay-forandDriffield（2000）发现，国际直接投资对美国制造业内部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有显著影响。这表明，国际直接投资对同行业内部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存在着影响。

国外学者们还进一步研究了造成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深层次原因。概括起来就是：

首先，源于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熟练劳动力需求的增加。FeenstraandHanson（1997）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向一个地区的集中流入会提高对当地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从而提高当地熟练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他们通过研究发现，20世纪80年代墨西哥由于熟练劳动力相关工资的增加而导致的工资差距的增加是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引进相联系的。他们研究了1975－1988年间墨西哥Maquiladoras地区国际直接投资对工资差距的影响。该地区吸收了来自美国跨国公司的大量的国际直接投资。在分析技术报酬时，他们认为从长远来看，国际直接投资具有提高该部门熟练劳动力的相对工资的趋势。他们研究的结果支持了有关更多的国际直接投资增加了熟练劳动力需求从而提高了熟练劳动力相对工资率的假说。

DriffieldandTaylor（2000）认为，国际直接投资的进入主要通过两种效应的结合来增加一个行业或一个地区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一是跨国公司的进入直接增加了一个行业或一个地区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二是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使得内资企业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也增加了。Korv（2000）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观点，他以更广泛的非理论研究和独立估计，发现熟练劳动力对资本更多的是互补，而非熟练劳动力对资本更多的是替代。因此，国际直接投资的大量进入，增加了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而降低了对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根据劳动力市场供求理论，需求增加的熟练劳动力的价格将增加而需求降低的非熟练劳动力的价格将降低，因而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将增加而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将降低，从而二者的工资差距将扩大。Feen-straandHanson（1995）发现，国际直接投资的引进，增加了1975－1998年间墨西哥制造业内部对熟练劳动力的相应需求。这种由国际直接投资引起的对熟练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提高了熟练劳动力的工资，从而增加了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间的工资差距。FreenstraandCordon（1995）对墨西哥的研究也发现，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入与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正相关，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增长中，国际直接投资的作用达到50%。

其次，源于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技能偏向的技术需求的增加。Dunning（1993）认为，大约3/4的R&D和市场经济中90%的技术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贸易是由跨国公司引起的。根据国际直接投资的交易成本理论，公司在国外建立生产往往因为它们在调动拥有的有形资产或无形资产方面（新产品、技术拥有权、先进的管理技能等）具有优势，这样技术往往随着跨国公司而转移。Acemoglu（2002）、CardandDiNardo（2002）认为，美国工资差距增加的标准解释是技能偏向的技术需求的变化。按照这种假说，技术发展带来了与熟练劳动力互补的投资，这便提高了熟练劳动力的工资，降低了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事实上，由于东道国的技术发展吸引了国际直接投资，而国际直接投资的进入又带来了先进技术，便利了技能偏向的技术需求的变化，因此国际直接投资的增加便引起了对熟练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从而提高了熟练劳动力的工资，造成了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间的工资差距。

DriffieldandGirma（2003）进一步认为技术与熟练劳动力是互补的。技术输入可能增加熟练劳动力的生产率，从而产生高工资率。BarrelsandPain（1997）的研究表明，伴随着国际直接投资的技术是扩大劳动需求的，其提高了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和熟练劳动力的工资，降低了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和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XiaodongWu（2001）通过研究发现，中国已经选择了合适的经济政策来吸引国际直接投资以促进技术的发展。自从国际直接投资的大量引进引起了对技术的偏好，国际直接投资对收入在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分配的影响就不再是微不足道。他在研究中引进垂直生产差别来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对技能的回报，得到的结论是，在一个劳动力充裕的国家，这种影响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引起的这种技术转移是技能偏向的还是劳动力偏向的，而不是究竟哪个部门吸收了国际直接投资。分析显示，当国际直接投资伴随着劳动力偏向的技术时将降低工资差距，而当国际直接投资伴随着技能偏向的技术时则将增加工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