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与政治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 本文在分析新媒体视阈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机遇与困境的基础上，探讨了构建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1+4+6”创新模式，即树立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统一的教学理念，坚持四个原则，构建六个子系统，提高教学实效性。

【关键词】 新媒体;思想政治理论课;机遇;困境;对策

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战略工程、固本工程、铸魂工程。在第二十三次全国高校党建工作会议上强调，高校党建工作必须“强化思想引领，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在新媒体时代，移动互联网和智能终端的发展和普及使高校内部的思想文化交流、交融和交锋获得了新形式和新内容。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其掌握的网络资源和技术优势，不断争夺大学生思想意识的阵地，消解着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整合力。作为加强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着重要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急需有针对性地制定应对策略。

一、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在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功能

第一，弘扬和宣传功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应当在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媒体格局深刻变化条件下立足于弘扬主流意识形态，注重加强宣传思想工作，清楚定位“培养什么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在强化政治意识、服务意识、问题意识和改革创新意识中，做好意识形态的宣传思想工作。

第二，净化和引导功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应当承担起通过理论教学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功能。深刻剖析并澄清大学生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终结”、“”、“普世价值”等各种错误社会思潮的认识，实现对大学生的意识形态净化和引导。

第三，“三进”和转化功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应当着力推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防止出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意识形态漂浮”的现象，实现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化与外化。

第四，建构和育人功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应当建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并借助网络媒体使主流意识形态实现文字内容视觉化、传播手段数字化、价值观念共识化，实现思想育人、文化育人、实践育人、服务育人、组织育人功能。

二、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机遇与困境

新媒体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二者相互制约、相互促进。新媒体，是强教育之路;思想政治，是规新媒体之本。当前，新媒体是把双刃剑，既是当代青年观念更新价值提升之逻辑起点，也是青年信仰危机和道德缺失之逻辑内因。新媒体时代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相较于传统媒体时代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在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着发展的重要优势和机遇。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我国高校构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根本渠道，在新媒体时代，思政课获得的发展机遇主要体现在：第一，新媒体海量、快速、交互、生动等特点为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提供了新载体、新平台，微课、慕课、在线课堂等形式丰富了思政课的授课平台。第二，新媒体环境中的每个主体（师或生）都既是媒体的接受者和使用者，也是媒体的推动者和创造者，兼具双重功能。第三，信息技术的变革会带来教育模式、学习方式、生活模式甚至思维方式的改变，让教育回归学生主体的教育原生态。第四，可以充分利用新媒体内含的知识、情感、价值观等渗透要素，加强大学生思想素养和政治信仰，激励青年红色教育的终身性和系统性，提升教育主客体的媒体素养。

在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着严峻的困境与挑战。当下，新媒体已经成为一种武器，西方敌对势力在有形无形地抢占我国的意识形态阵地，对思政课形成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具体表现在：第一，高校对新媒体时代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地位认识不足，欠缺对网络等新媒体对青年学生信仰与价值观威胁的警惕性。第二，新媒体虚拟、开放、难以掌握和监控等特点使思政课面临许多新矛盾、新问题，迫切要求快速建立新媒体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深度融合机制和系统工程，应尽快建立从党委领导到部门重视、从青马工程到党员培训、从理论课堂到社团实践等多层面全方位的立体构架。第三，对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的研究成果转化能力不强，急需突破研究成果的理论论证层面，真正进入从理论转化为实践阶段。第四，对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的实践手段和方式简单传统缺乏创新。基本停留在构建红色网站、运用多媒体技术讲授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层面，缺少深度创新模式。第五，师生的新媒体水平和素养不高，对各种“微媒体”中信息和思潮的把握、控制、批判和引导能力欠缺，易导致工具控制人。第六，“MOOC”等远程终端学习平台难以实质性解决师生有效互动、思想碰撞与人格教育等网络教育难题。

面对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存在的突出问题，广大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工作者应全面把握新媒体的特性，趋利避害、发挥优势，利用新媒体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

三、构建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1+4+6”创新模式

贯彻落实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利用新媒体的优势和机遇，未来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获得了强大的空间。国家对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强化，会形成对新媒体挟带的意识形态进攻的有效抵御;“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会推进新媒体技术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不断实现融合和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网络正规化会逐渐抵消新媒体的信息混乱和技术攻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学生媒体素养的不断提高会使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新媒体时代获得新的生命力。

为实现新媒体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深度融合，应当构建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1+4+6”创新模式，即“1个理念+4个原则+6个子系统”。

1、树立“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统一”教学理念

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旗帜鲜明地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批判性、开放性和时代性，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既要防止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演变成离开了现实性的教条化、庸俗化、政治化、口号化;又要防止片面地以现实性排斥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倾向。

2、坚持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四个原则

坚持方向性原则，牢牢把握新媒体时代我国高校思政课教学鲜明的政治立场，坚决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倾向做斗争。坚持合力教育原则，实现中央到地方各级教育部门和宣传部门相配合、顶层设计与地方特色相结合、各方面信息合力充分发挥的集成化教育教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原则，注重理论灌输和社会实践结合、理论宣讲与创新指导相结合。坚持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结合原则，实现显性的课堂传统教学与隐性的新媒体教育相结合。

3、构建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六个子系统

重点：提升新媒体视阈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加强“原理课”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经典文献教育，掌握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加强“概论课”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与成果教育，树立 “三个自信”;加强“基础课”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梦教育，培养正确的“三观”;加强“纲要课”关于近现代中国历史教育，养成正确的历史观;加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融合教育，增强新媒体时代文化自觉自信;加强大学生媒体素养和网络安全教育，抵抗新媒体的技术攻击和挑战;加强网络新思潮新事物新现象的引导教育，应对新媒体的网络意识形态渗透。

依托：打造新媒体视阈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模式。打造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互通有无的交互式思想政治理论课模式;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个人合力的集成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模式;虚拟和现实空间相结合的线上线下交互式思想政治理论课模式;打破传统灌输和说教的开放的自主自助式思想政治理论课模式。进一步推动“慕课”与“翻转课堂”等新式教学方法的推广与实施;继续深入研究专题式、案例式、实践式、PBL等常规教学改革方法;不断探索与完善参与式、暗示式、情境式等其他辅助式教学改革方法;尝试开发与创新更多体现意识形态功能的新式教学改革方法。

依据：构建新媒体视阈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机制。以意识形态教育为目标的新媒体教学引导机制;以发挥学生主体性为依据的新媒体教学协调机制;以强化纪律和底线思维为规定的新媒体教学规范机制;以质量贡献和教育实效为导向的新媒体教学评估机制;以及时控制网络不良思想倾向为责任的新媒体预防干预机制。

路径：丰富新媒体视阈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载体。以课堂讲授为阵地载体实现意识形态教育直接灌输;以课程体系和教材建设为依托载体实现意识形态教育与时俱进;以多媒体为教学载体实现意识形态教育直观引导;以博客微博微信为新常态载体实现意识形态教育有效沟通;以手机终端为灵活载体实现意识形态教育即时教化;以红色主题网站互动社区为辅助载体实现意识形态教育常规化;以学生微视频微电影微话剧等为微载体实现意识形态教育形式活化。

保证：健全新媒体视阈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队伍。充分发挥高校党委和党团组织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领导和指导作用;全力培养熟练运用新媒体的中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科研团队;重点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业务能力和媒体素养;合理组建理论素养深厚和信息化水平精湛的理论宣讲家队伍;打造完善德行兼备的专兼职青年辅导员队伍;启动实施“卓越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培养计划。

保障：优化新媒体视阈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环境。建立网络时代高校宣传思想新媒体工作大格局;夯实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新媒体环境;构建网络主流意识形态阵地新媒体环境;打造校报校刊校园互动社区等校园数字化环境;创设校园“微文化”软环境;开辟网络安全维护和舆情统计的新环境。

形式与政治论文范文第2篇

而后现代政治的核心理论就是福柯的“权力”学说。在福柯看来，“权力”是微观的、网状的，存在于话语、制度和身份的创造之中，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这种权力观“既是令人压抑的，因为它承认权力充满在所有的社会空间和关系中;同时又是令人愉快的，因为它允许并要求有各种新的斗争形式”。于是，生活风格、话语、躯体、性、交往等方面的微观的文化政治斗争被提上议事日程，自此以往，政治几乎可以与任何概念连接，如性别政治、阳性政治、影像政治、同性恋政治、身份政治、身体政治，等等。而这些也正是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政治学旨趣所在，正如格拉姆•特纳所说:“文化研究中的‘政治’具有极其宽泛的意指:它指的是权力的分配和运作。”那么，在文化批评中，“文本”和“政治”这两个层面又是如何产生关联的呢?根据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观点，语言或符号系统建构了自己的文本世界，可以与现实无涉。这一看法显然会致使文学批评脱离社会现实。斯图亚特•霍尔指出，索绪尔只关心符号的能指和所指，而不能“让我们联系到外在于语言而存在于‘现实’世界的物、人和事”。他推崇的是同样运用了“建构论”语言观的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认为这是对索绪尔的一个重要发展，因为“它将表征从纯形式理论的控制中解放出来，并给它一个历史的、实践的和‘俗世的’运作语境”。“话语”是一个语言学的概念，本义指的是各种相互联系的书写和演讲的段落，但福柯的“话语”另有所指。在“考古学”阶段，话语是指“一个用来理解世界的框架”或“一个知识领域”的东西。一套话语作为一系列的规则而存在，决定了真理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被谈论，以及对这些事物可以谈论些什么。1970年，福柯进入“系谱学”阶段，开始意识到权力与知识达成共谋关系，“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

知识或真理只能被看成是相对的、有条件的、由各种势力交锋争执之后形成的话语构成物。于是，福柯转向对物质性制度和权力形式的更加妥帖的分析，把话语与社会背景和政治背景联系起来，把权力的运作当作主要的研究课题。至此，他的“话语”已经突破了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观的封闭性，是指一种生成于社会历史并由社会历史赋予了特定意识形态涵义的语言形式，其核心理念是要打破意识形态幻象，“是为了动摇人们接受这种心安理得的状态;为了指出它们不是自然而就，而始终是某种建构的结果，而我们要了解的正是这种建构的规则，并对它作验证;为了确定在哪些条件下和做什么样的分析，它们中的某些是合理的;指出哪些无论如何是不能予以接受的”。这一洞见指明话语构建的知识或“文本”绝不是自主自足的，而与“政治”交织在一起。而福柯理解的“政治”也就是他所说的“权力”:“在一定社会内的一系列势力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政治”，“如果说‘一切都是政治的’，就是强调这种势力关系的无所不在，以及为政治领域所固有”。

总之，正是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将“文本”与“政治”联系起来了，从而对文化批评的理论和方法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文本”———无论是文化文本，还是文学文本———都是以“建构论”语言观为哲学基础的，是运用符号系统进行“编码”的产物，是话语的建构物。另一方面，在文本或话语建构物的背后显然又暗藏着“权力”或“政治”的操控，尤其牵涉到生活风格、话语、躯体、性、交往等方面的微观的文化政治斗争，涉及性别政治、种族政治、身份政治、身体政治、阳性政治、同性恋政治等后革命的政治冲突。既然文本建构往往认同于某种政治或价值立场，并将其“合法化”和“自然化”，所以，文化批评的文本解读必然带有解构性、颠覆性和政治性，“就是要透过分析而暴露出在‘文本’里———所谓文本包括语言作品与非语言的文化建构物———隐藏着的价值观与其建构动机，指出其建构时所隐藏的内在矛盾，看出它扶持提倡哪些价值而压制了对立的价值或假设”。因此，文化批评也就必然会成为“文本的政治学”。

索绪尔的“建构论”语言观和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给文化批评提供了学理依据，文学现在被视为社会、历史、政治和文化冲突的场域，传统的文学批评转向了文化批评，对文本的分析集中于种族、阶级、性别、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等非美学因素上，文学批评几近成为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以后殖民主义批评和新历史主义批评为例，让我们来看看作为“文本的政治学”的文化批评究竟是如何操作的。后殖民主义批评一个非常明确的思路就是，将文学文本看作西方推行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一种话语方式，认为它们参与了对妖魔化的“东方”身份的建构。萨义德在考察“东方学”的学科谱系时要追问的是:“还有哪些种类的学术、美学和文化力量参与了像东方学这类帝国主义传统的建构?语言学、词汇学、历史学、生物学、政治经济理论、小说写作和抒情诗是怎样参与东方学中普遍存在的帝国主义世界观的构造的?”他认为，“东方”并非一种自然的存在，而是西方话语表述系统的产物，涉及到东方学的文学作品、历史著作、语言分析、政治论文等各种文本，无不成为此话语系统的一部分。在《文化与帝国主义》这部著作中，萨义德缩小了研究对象，“由非文学形式转向文学形式”，尤其集中于小说，去揭露叙事文本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共谋关系。他认为:“故事是殖民探险者和小说家讲述遥远国度的核心内容;它也成为殖民地人民用来确认自己身份和自己历史存在的方式。帝国主义的主要战场当然是在土地的争夺上，但是在关于谁曾经拥有土地，谁有权力在土地上定居和工作，谁管理过它，谁将它夺回，以及现在谁在规划它的未来，这些问题都在叙事中有所反映、争论，甚至有时被故事所决定。”

这里，萨义德意在强调，叙事的背后有强大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撑，“一方面是构成小说的叙述权威的模式，另一方面是作为帝国主义倾向的基础的一个复杂的意识形态结构”，小说从根本上来说是与资产阶级社会联系在一起的。譬如，英国小说《鲁滨逊漂流记》的主角是新世界的创建者，他为基督教和英国而统治并拥有这片土地。一种很明显的海外扩张的意识形态使鲁滨逊做到了他所做的事，“这种意识形态在风格上和形式上直接与为巨大殖民帝国奠定基础的16和17世纪探险航行的叙述相联系”。在新历史主义批评看来，文学文本和历史文本一样，都是话语的建构物，反过来又都参与了话语背后的权力或意识形态运作。布兰尼根指出:“新历史主义给文学与历史关系研究带来的根本性变化是方法论的转变，即从简单地将历史事实依附于文学文本，转向对文本参与建构和维持权力结构的话语构成层面的复杂化理解。”由于不存在固定的历史，对于文学而言也就不存在固定的“历史背景”，这就打破了旧历史主义文论的“反映论”思维模式。“新历史主义批评的一个很重要的认识前提，就是它把文学看成是历史现实与社会意识形态的交汇处。……它认为‘文学’与形成文学的‘背景’或它的‘反映对象’之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关系;它认为历史和文学都是一种‘认识场’，是‘不同意见和兴趣的交锋场所’，是‘传统和反传统的势力发生碰撞的地方’。”

新历史主义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文本观。一是不同于形式主义和新批评的文学文本观。在阅读莎士比亚戏剧的实践中，格林布莱特针锋相对地提出要破除形式主义批评的文本中心主义，将文学文本视为同其他文本一样的社会能量循环系统的一部分。二是有别于解构主义的文本观。抛弃了“文本之外别无他物”的思想，新历史主义成为“一种将权力关系作为所有文本最重要的语境而置于优先地位的批评解释模式。作为一种批评实践，它将文学文本视为权力关系成为可视的空间”。总之，新历史主义将文学文本视为更大的文化语境和政治机构的一部分，并认为文学文本参与了文化、历史和意识形态的生产。

在对文化批评的生成学理和操作路径进行全面地梳理之后，我们再来看它与审美批评之间的关系就一目了然了。

(一)哲学基础不同。文化批评的哲学基础是建立在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的基础之上的。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主张“建构”论，认为人的主体性以及整个文化与社会生活都是以语言或话语为中介被建构出来的，而不是自然的、现成给予的。因此，以人文主义和经验主义为依托的传统的“作者”和“读者”观均面临着被颠覆的命运，他们都只能作为被话语—权力或意识形态所建构和控制着的、抹去个性差异的“位置”而存在。审美批评的哲学基础则是朴素的实在论，尤其突出情感性评价，非常关注作家的创作个性和创作心理，文学人物的性格和命运，读者的情感体验，将其视为鲜活的生命活动，而不是符号建构。

(二)批评旨趣不同。文化批评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具有极强的功利性，其关注点并不是形象、情感、意境、典型、美感，而要去寻绎文本与性别政治、种族政治、身份政治、身体政治、阳性政治、同性恋政治等后革命政治之间的关联，站在少数人或底层人的立场，反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因此具有极强的社会实践性和公共参与性。审美批评则往往将文学作品当作虚构的想象世界，关注作品的审美价值，在无功利的审美距离的观照之下，从中获得审美趣味、心灵净化、人性修养、道德提升。

形式与政治论文范文第3篇

政治文化研究的队伍不断壮大。随着政治学专业的全面复兴，一些大学的政治学系配备了专业的政治文化研究与教学人员，一些学校还设立了研究中心、研究所等机构，如南开大学的政治文化研究中心、天津师范大学的政治文化研究所等。另外，围绕着政治文化的研究，还形成了一些专业学术研究群体，如以刘泽华为代表的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群体、以徐大同为代表的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群体等等。

有组织的学术交流活动也推动了政治文化研究的发展。学术界先后于1987年和1994年召开了两次全国性的政治文化研讨会，推动了学术交流，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就。另外，一些专注于政治文化研究的网站，如政治文化研究网（）等逐渐发展起来，利用现代网络技术为我国政治文化研究领域内的交流提供了更多的方便。

在短短二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政治文化研究可谓硕果累累。据不完全统计，自80年代起，学术界先后出版了政治文化研究方面的专著近70余部，发表专业论文近400多篇[①]。一些刊物，如《政治学研究》等围绕着政治文化发表了大量论文，推动了政治文化研究的深入；由南开大学政治文化研究中心同《天津社会科学》联合开办的“政治文化研究”栏目以及由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研究所主办的《中西政治文化论丛》亦为我国政治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园地。另外，一些期刊如《孝感学院学报》、《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等一些刊物亦为政治文化研究开辟了园地。

对我国政治文化养成的历史轨迹加以描述，从对历史的回顾中生发思考成为我国政治文化研究发展的一条主线。在已经出版或发表的大量专著和论文中，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反思占据了主要的方面。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分别于1989年前后和2000年出版的两套大型政治文化丛书。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第一套中国政治文化丛书即体现了视野广阔的特点，分别从地域、民俗、权力、礼乐等方面探讨了中国政治文化，计8种之多。由刘泽华主编的第二套中国政治文化丛书汇集一些长期研究中国政治文化的优秀作者，在选题和内容上均有所创新。丛书从政治人格、社会人格的分析以及语言、符号的表达等一些重要的范畴入手，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做了深入而新颖的研究，充分体现了我国政治文化传统研究的最前沿成果，为新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奠定了起点。

与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相比，对外国政治文化的研究显得薄弱，主要体现在对西方政治文化传统的研究上。另外，在理清西方政治文化发展的模式、跟踪西方政治文化理论发展等方面亦形成了一些成果。丛日云所著《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从历史的角度对古代希腊、古代罗马以及中世纪西方的政治文化传统作以探讨。高毅所著《法兰西风格》则是我国史学界以政治文化的分析方法进行世界历史研究的重要贡献。该书从大革命的时代背景出发分析了法国政治文化的内涵与特征。另外，还有大量的论文不但涉及到西方政治文化的研究，而且对非西方国家政治文化及政治社会化的经验做了总结。

中外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突出了以专题形式展开的比较研究。其中不但广泛地涉及到政治思维模式，对个人、国家、权力、政治统治的政治认知方式，政治价值、政治心理等等不同的特征，而且追本溯源地分析了中外政治文化不同的原因、走向以及政治文化建设等等内容。徐大同、高建主编的《中西政治文化传统比较研究》、柏维春所著《政治文化传统：中国和西方对比分析》、潘一禾所著《观念与体制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以及一些论文均从比较的视角出发，丰富了我国比较政治文化的研究。

文化形式的广泛性决定了政治文化研究内容的复杂性。器物之喻、帝王名号、英雄的形象、军阀现象、诗词歌赋、小说，甚至网络均成为人们分析与研究的对象，这为政治文化的研究开阔了视野。一些重大的主题，如法治文的建设、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文化建设、宗族对政治文化的影响以及我国村民基层民主建设被提了出来，并形成了初步成果。由于篇幅关系，这里仅就其中部分主题作以简要介绍。

1.理论架构与学科发展

无论是作为一种分析手段，还是作为一种心理特征，政治文化研究都需要架设从概念、结构到功能、体系的一整套理论维。从政治思想、政治心理两个方面架构政治文化理论体系的做法得到更多的认可，但政治文化研究宽广的学术空间仍然给学者们的思索留下了充分的余地。

政治文化理论研究方面的著作较多。早期有高洪涛所著《政治文化论》、孙正甲所著《政治文化：心态·观念·价值及其演进》、《政治文化学概论》、王卓君所著《文化视野中的政治系统政治文化研究引论》、吕元礼著《政治文化转型与整合》等等基本上对政治文化的概念、结构、功能、体系、政治文化的变迁以及政治社会化等方面做了介绍和研究，基本上为我国政治文化研究提供了理论体系。

政治文化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为我国学者更科学、更全面地架构政治文化理论的体系提供了基础。王乐理所著《政治文化导论》在大量国内、外研究资料的基础上从政治体系、政治发展、政治变化等全局的角度考察了政治文化，突出了对公民文化、现代化人模型、政治文化特征群的研究。

对西方政治文化理论发展的研究亦为我国的政治文化理论提供了增长点。丛日云与王辉先后发表的《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复兴及其新趋向》、《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衰落与复兴》以及王乐理的论文《政治态度与意识形态的交融》均本着这一出发点从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发展中寻求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理论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2.政治文化的模式研究

获取某一民族在某个特定时期的政治文化模式，从而解读政治体系的文化背景是政治文化研究的初衷。对我国当代政治文化模式的研究是政治文化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李传柱在《论当代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协调性与冲突性》、《论当代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一致性与差异性》等论文中从协调与冲突、一致与差异等对立角度分析了我国公民政治文化的特征；文小勇的论文《试析我国政治文化的“二元”结构模式》则从我国政治文化的二元结构模式出发，审视了我国政治文化中传统性与现代性、主流与非主流、中国与西方等文化样式二元并存的状态。

政治文化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存在，对它的动态发展模式进行描述亦给政治文化的模式研究带来新鲜的内容。黄颂的论文《秩序与冲突》以及《西欧中世纪政治文化演进机制的再思考》从西欧中世纪教、俗两界追求秩序重建过程中出现的冲突出发，探讨了中世纪政治文化向近代演进的深层动因。在对美国改革时代的研究中，吴强、王公龙的论文《变动不居的平衡》和佟德志的论文《自由立宪与民主理论的创新—美国改革时代的文化研究》都是从均衡与发展的角度出发对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美国政治文化的特质做了研究。汤敏轩的论文《英国政治发展的渐进模式》则是从选举权出发归纳了英国政治发展的渐进模式。

3.传统政治文化及其现代化

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发展历史进程的研究为寻找传统政治文化的机理与脉络提供了基础，在回顾与反思的基础上，学术界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如小农经济和君主政治，形成了某些共识。然而，在政治文化的具体特征的认识上，学术界却各有不同的认识。徐大同在论文《试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与特征》中将中国政治文化的特征归结为务实、重民和伦常的政治文化；俞可平则在论文《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论要》中将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归结为君主民本、安定统一、认同与容忍等特征。其它亦有一些论文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征做了论述。

传统政治文化的存在是连续的，其一贯发展的脉络体现了对现代化的价值。从近代开始直到的历史表明，实现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离不开传统政治文化的自我转换，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政治文化的创新和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则具有相同的语义。朱日耀、曹德本、孙晓春合著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思考》较早地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做出了思考，为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研究打下了基础。曹德本所著《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则从更为宽广的视野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做了审视。

4.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

从某种程度上说，政治稳定取决于人们由政治文化决定的诉求得到满足的程度与状态。因此，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密切相关，对政治现代化的建设具有极端重要的作用。曹德本与宋少鹏合著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稳定》在作者此前所著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稳定》等一系列论文的基础上写就，对修身与人际和谐、治国与群体和谐、平天下与天人和谐等做了系统而又独到的分析，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稳定做了重要的解读。

高建的论文《稳定民主的必要条件》就西方政治社会学的一个重要主题作以考察，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理清了西方社会公民文化在权力与责任、一致与歧义、功利与感情之间的平衡与稳定作用，为我国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的研究提供了借鉴。王运生的论文《中国转型时期政治文化对政治稳定的二重作用》则以社会转型为背景，突出了政治文化作为一把“双刃剑”二重作用。另外的一些论文，如刘伟的《影响我国政治稳定的政治文化因素及对策》、经纬的《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的价值论》等等，大多以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的关系出发，探讨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文化心理因素。

5.政治人格研究

政治文化现代化的关键视为现代人人格的现代化。事实上，透视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素质，推动政治文化培养是我国政治文化研究的主旨所在。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即当代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调查研究和传统政治群体的人格剖析。

尝试以政治文化分析方法分析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素质的作品大多借鉴了西方政治文化的分析方法，从调查、统计等实证角度出发，注重结论的科学性。如程志方、闵琦所著《中国政治文化民主政治难产的社会心理因素》、张明澍所著《中国“政治人”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报告》、蒋云根所著《政治人的心理世界》等书均遵循了这样一种政治分析的方法，为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主体性研究打下了基础。

剖析政治人格，研究政治心态亦是中国政治人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两套中国政治文化丛书中对这方面的内容均有所涉及。如君主与中国政治、宦官与中国政治、士人政治精神的典型分析、官僚的社会人格等成为人们透视传统政治群体的政治人格和政治精神的突破口。

形式与政治论文范文第4篇

《政治学原理》作为社会科学领域一门重要的基础性课程，其本身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旨在培养大学生正确的政治观和公民意识。但是，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存在教材编著中价值导向上“西主中附”现象、教材内容上缺乏完整性以及教学方式上过于追求形式创新等三大问题。为此，要改变《政治学原理》教学中存在的上述问题，就必须对症下药，切实保障教学质量和效果的提升。

关键词：

政治学原理；教学改革；维度

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政治学原理》无疑是一门基础性课程，特别是对政治学、行政学等专业学生来说，更是极其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作为一门重在介绍政治学领域中“元理论”的《政治学原理》课程，其旨在帮助学生掌握政治学的基本概念、范畴和原理，形成独立的政治思考和分析能力，具有“终身受用，终身受益”的价值。在我国，政治学曾一度被视为伪科学遭取消。自20世纪80年代起，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得以恢复和重建。在30多年的政治学学科发展和建设中，《政治学原理》这门专业基础课程自身的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依然存在诸多问题，直接影响到该课程的教学效果和人才培养质量。因此，认清《政治学原理》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此作出针对性的改革和创新，对加强政治学原理课程教学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政治学原理》教学中存在的三大核心问题

首先，在教材的价值导向方面存在着明显的“西主中附”的倾向。在中国高等教育中，《政治学原理》是帮助当代大学生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和实践的重要课程，担负着建设合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的重任，意识形态性比较强。因此，在《政治学原理》的教学实践中，既要致力于学生对政治理论的学习兴趣、对政治实践等认识和思维能力等的培养，又要通过课堂教学逐渐帮助学生形成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掌握对国家、民族、宗教以及权力等正确的立场和观点，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这是《政治学原理》课程在教学中必须坚持的根本价值导向。但遗憾的是，目前的政治学原理教材普遍存在明显的“西主中附”倾向。据笔者了解，很多高校选用同一本具有代表性的《政治学原理》教材，而且是作为高校21世纪政治学系列教材之一被推出的，即2004年出版的《政治学导论》(2004年6月第2版)。在该教材中，全部的引文大约310多条，但其中关于中国问题的引文不足30余条，如加上马列的引文在内也才70多条。也就是说，在该教材全部的引文中，80%都是西方学者的论著或西方政治实践。同样，在该教材所列的参看书目中，西方学者的论著同样占80%以上，甚至连一本马列的论著也没有，更不用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中国共产党的相关文献了，类似情况不只是这一本教材。可见，这类教材在价值导向上更多偏向于西方政治学说和政治实践，对中国的政治现实和政治发展只是零星论及。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很容易拿西方国家政治发展规律和模式来对照我国政治发展的实际，无法正确认识和解决中国政治发展的问题。其次，在教材缺乏完整的政治学原理教学内容虽然政治学学科恢复至今已有30多年，学界和教育界对《政治学原理》这门课程的理论和教学研究也取得了长足发展，但相对于《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来说，政治学的学科特色仍不明显。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问题在于人们对这门课程的范畴体系及其逻辑关系研究不够深入，研究主题不够明确，直接导致所编写的《政治学原理》诸多教材与其他学科在内容体系上区别度不大。众所周知，范畴体系是一个学科区别另一个学科的主要特征，每个学科都有其独特的范畴体系。然而，从目前来看，在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尚未形成类似经济学那样，由“核心范畴——基本范畴——一般范畴”等所构成的完整范畴体系，各范畴层次之间的逻辑关系也不清晰。这就必然影响到教材具体内容的设置。有的教材依然停留在对中学政治理论课程教学内容的简单重复，理论体系性不强；有些教材虽然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但这种理论体系是建立在西方政治学说的话语体系之上，严重脱离了中国的现实。因此，没有一套完整的范畴体系，没有厘清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也就无法保证政治学原理教学内容体系的完整性，这使得《政治学原理》教学过程存在很大的随意性，也就难以实现既定的教学目标。最后，在教学的方式、方法过于追求形式且缺乏实效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运用科学的教学方法和多样性的教学手段。随着现代教学手段和方式的不断更新和运用，人们在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中也取得较多成果，总体来看，主要集中在如下几方面：一是越来越多的新教学法得到不断运用，目前在《政治学原理》教学实践中，生态教学法、多远互动教学法、研究式教学、“读写议”教学法等多种现代教学手段被普遍接受，这些教学手段和方法相对传统的“灌输式”讲授法无疑是一种创新，也确实提高了教学效果。二是相对于过去教师主导课堂的传统模式，现代课堂教学更重视学生的主体性，比如在研究式教学法、“读写议”教学法等中，就极为强调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三是强调教学方法创新中的多学科融合，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过去单一学科视野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会给学生提供理解和分析政治问题的跨学科视野。当然，其中，依然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主要体现在：过于重视教学方式方法的创新，甚至迷信新教法，反而忽略了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起的作用，直接导致授课教师对自身政治理论素养的轻视；与此相关，传统的讲授教法也被逐渐边缘化。而对《政治学原理》来说，有些基本的概念、范畴和理论，还是离不开教师对其的深入解读和阐释。此外，课堂教学时间毕竟是有限的，过多追求方法上的创新，案例、互动等内容安排过多，虽然形式上好看，课堂氛围会很活跃，但会使学生对基本知识的学习出现碎片化。因此，再好的教学方式和方法，其本身也都是一种手段和形式，不能因为过于追求形式而忽略了教学的最终目的。

2《政治学原理》教学改革的相应推进措施

针对目前《政治学原理》课程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上述问题，笔者认为，要推进《政治学原理》教学的改革与创新，进一步提升教学质量，应从教材的价值导向、教材的内容体系和教学方法等三个方面入手。首先，在教材的价值导向上，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指导思想，创建并教授中国自己的政治学原理。在《政治学原理》的教学中，必须摒除西方中心论。这里涉及一个怎样对待西方政治学说的问题。一方面，要肯定西方政治学说及其政治实践的价值，西方政治学说是在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政治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套理论学说，也反映了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积极成果，对于这些文明成果，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应该敢于吸收和借鉴。但这并不是说要一味地照搬照抄，中国的政治实践有其自身的传统和规律，政治学研究首先应该立足于中国现实，研究中国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这是根本。当然，西方政治学说的科学内容和方法可以拿来作为参考。因此，在《政治学原理》教材编著的价值导向上，决不能将西方政治学说当成普遍原理来加以定位，而应树立马克思主义在教材编著中的主导性方向，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观来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和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并在科学认识和总结其规律的基础上创建自己的政治学原理。因此，在《政治学原理》教材的编著上，既要将能反映和阐释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实践中所形成的理论成果系统化为教材主要内容，还必须科学地继承、变革和提升中华民族政治发展的丰富遗产，充分认识和正确对待中华民族创造的丰富政治文明成果。其次，在教材的内容体系的设计上，注重构建科学的《政治学原理》的教学理论体系。这就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要厘清政治学原理的范畴体系及其逻辑关系。范畴是人们的思维对于客观事物普遍本质的概括和反映，是帮助人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1]。任何一门学科和课程都应当有自己特有的范畴体系，拥有自己的范畴体系是一个学科和课程自立于学科之林的基本依据，课程成熟的标志之一。[2]从范畴的层次看,在政治学原理范畴体系内部,我们可以将之划分为核心范畴、基本范畴、一般范畴三个层次。所谓核心范畴，在政治学原理中主要体现为那些能对政治现象内含的本质、规律的进行抽象概括的一些概念，它们构成《政治学原理》范畴体系中的“元知识”，也是政治学这个学科中所特有的范畴。具体来说，《政治学原理》的核心范畴包括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国家、政府与政党，政治参与政治民主化、政治文化、政治发展与政治文化等。所谓基本范畴是指对《政治学原理》核心范畴的进一步阐释和延伸，如果说核心范畴反映的是政治现象的最本质属性，那么基本范畴则侧重于对政治现象的一般过程或初级本质的抽象概括。具体而言，《政治学原理》的基本范畴应涵盖国家政权与国家形式、政府机构设置与基本职能、政党与政治社团、政治革命与政治改革等内容。所谓一般范畴则更多体现为对政治现象某个方面、某个具体过程的相对简单的抽象概括，包括国体政体、法治人治、政治权威与政治稳定、政治选举与政治表达等。这三者的逻辑关系主要表现为：核心范畴是处于基础性地位，规定着一般范畴和基本范畴的实质内涵和相互关系；核心范畴也离不开一般范畴和基本范畴,否则就难以形成合理的理论框架。二是要合理选择政治学原理的研究主题，在弄清政治学范畴体系及逻辑关系之后，我们就可以去确定《政治学原理》教材必须要研究的具体内容，比如政治与政府；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政治的类型；政治文化与政治社会化；政治体制；选举制；政党制；公民社会；政治全球化、政治发展，从而逐渐构建起一个合理的教学内容体系。最后，在教学方式方法上，在综合运用各种教学手段的基础上注重实效性。一是教师要不断提升自身的政治学理论修养，重视对基本概念、范畴和基本原理的讲授。《政治学原理》教学效果的提高确实离不开教学方式和方法的创新，但不能因为过于强调教学方式和方法上的革新，而忽视教师本人在整个课堂教学中的作用。此外，从《政治学原理》这门课的特点来看，理论性和基础性都很强，而且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因此，教师本人的政治学理论素养和政治立场，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不能一味强调新教法而忽视传统的讲授教法。特别是对于大学新生而言，政治学原理中一些基本的概念、范畴和原理比较深奥，必须得依赖于授课老师深入浅出的讲解才能得以消化。二是在教学过程中，结合教学内容，给学生指定一些相关的政治学名著进行阅读，并以读后感的形式进行考察。《政治学原理》不可避免会涉及一些政治学的经典名著，对于这些名著不能仅仅满足于知识性的介绍，而应该鼓励学生在课堂教学之前进行深入阅读。学生通过自己的阅读会形成一些基本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再在课堂上进行讨论就不会让学生感觉很突兀，而且也会深化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和把握程度；同时可以要求学生提交相关的政治学原著的读后感，以此作为平时成绩的一个依据，也会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会对拓展学生政治思想的广度和深度具有良好的效果。问题是如何选择可以阅读的书籍？我们的看法是，应尽可能选择一些学生能看懂的经典著作，数量也不宜太多，三四本即可。结合笔者的教学感受，在一些重要的学习内容方面可以做如下安排，比如在讲授政治学的基本研究传统时，可以指导学生先期阅读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这两本名著是政治学学科当中不能不读的经典，而且相对比较浅显易懂，可以帮助学生了解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这两大政治学研究的传统思路；而在涉及中国古代政治文明时，可以选择金观涛的《兴盛与危机》，了解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博大精深。三是适时引入时政案例的教学。众所周知，《政治学原理》这门课理论性很强，内容也相对艰深且比较枯燥，如果只是就理论而理论，可能学生会比较厌烦。因而，在《政治学原理》的课程教学中，我们可以尝试将国际和国内发生的重大时事政治引入政治学原理的讲解中，既有助于帮助学生将抽象的政治学原理与具体而鲜活的政治时事进行有机结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明白现实的政治活动当中无不隐含着深刻的政治学的基本原理；同时也可以提高学生自觉地运用相关政治理论知识分析政治时事的能力，进一步把握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和内容。比如，在讲授西方三权分立制度设计的时候，就可以举2013年的美国政府关门事件，并以此来帮助学生了解三权分立制度的优缺点。四是鼓励学生适度参与政治生活实践。《政治学原理》的基本教学目标就是帮助学生了解和掌握一些基本的政治学知识，将学生培养成为具有一定政治学素养的合格的大国公民。这就离不开对他们进行公民意识的培养，这种公民意识并不是通过单纯课堂教学就能获得的，还必须借助于日常的政治实践。在当前的条件下，可以鼓励学生参与学校和社区的志愿团体，认真对待班级、学院、学校和社会的选举活动，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他们对所学内容的理解，提升其公民意识水平和参与能力，为我国民主建设的推进培育社会支持力量[3]。

3结语

《政治学原理》因其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在进行教学改革的过程中，首先就是要考虑其价值导向性，也就是说，必须始终以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学原理》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且扎根于中国国情，既要以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和政治文明为根基，又要以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特别是政治实践作为理论的关注点，突出中国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杜绝“西主中附”现象；做到了这一点，那么教学内容的选择就有了依据和指引方向，这样，我们在组织《政治学原理》的教学内容时才会有章可循。在此基础上，具体的教材内容的编排上，要围绕中国政治现实问题，善于从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中吸取养料，妥善处理好政治学的范畴体系及其内在逻辑关联性，而在主题的选择上尽可能要体现中国特色。最后，教学效果的好坏还取决于教学方法的选择是否恰当。当然作为《政治学原理》的授课老师来说，除了应探索科学的教学方法之外，还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政治学理论水平和素养。因为，无论采用什么教法，教师自觉提高理论修养和加强备课都是取得良好教学效果的基本保证。

参考文献

1朱碧君.试论范畴体系及其认识作用[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1)：32-36.

2陈荷夫.试论政治及政治学范畴与体系[J].政治学研究，2001，(1)：47-52.

形式与政治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生活；范式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识码：A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其生活意义正日渐凸显。对受教育者日常生活的关注和引导表明，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尤其是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生活化转换开始显现其重要性。当前思想政治教育面对的教育困境使得针对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问题的讨论方兴未艾。而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实现对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世界的观照。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受教育者的品格，积极帮助引导受教育者实现从行动到价值判断的转换，从而实现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转变。因而必须重视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生活化转换这一命题。

一、追问：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

在任何情境中，思想的探讨与话语的交流都需要共同的平台。思想政治教育也有共同的言说方式。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1]。我国的德育即大德育包括对受教育者的政治、思想、道德、心理和法制等方面的教育。因此本文所讲的德育指大德育，等同于思想政治教育。而西方的德育一般仅指专门的德育教育，与我国所讲的德育在内涵上有很大区别。从历时性角度来看，一般在中小学开展德育教育，而到了大学教育阶段则开始讲思想政治教育，其实质都是使受教育者通过对具有一定意识形态知识的专门学习，传承生活中的政治文化、道德文化和公民文化，形成个体生存和发展所依托的思想品德自主建构的社会生活实践活动方式。

在我国，人们通常在三种语境下谈论思想政治教育[2]。作为政治话语的思想政治教育，其核心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与教育；作为宣传教育实践的思想政治教育，其重点是对受教育者进行政治、道德、思想、法律和心理素质教育；作为学术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把学校的德育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作为研究的对象，探寻其规律性。由于作为政治话语的思想政治教育仅指统治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其宣扬的意识形态具有一定的遮蔽现实的功能。而作为宣传教育实践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借助一些非意识形态的内容来进行，或把意识形态的内容包裹于非意识形态的内容之中来进行，以此保证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和主导地位。所以，只有回归到作为学术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在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性中增强其学术性，有力地回应各界对思想政治教育“合法性”地位的质疑，也才能更好地为其意识形态的功能进行辩护。因此，本文所讲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作为学术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

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①，无论是现实的社会生活形态，还是作为社会生活内核的各项制度法规、思想观念以及道德认知，都处在迅速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其反映在社会现象上，表现为社会问题呈现出复杂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其反映在社会心理上，则表现为理想信念的失落以及价值认同的冲突，许多原先行之有效的传统道德观念丧失了约束作用，人们借以对日常生活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和指导自己道德生活的明确标准日渐模糊化和萎缩化。社会转型期带来的社会变迁和思想震荡就必然会反映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动过程中。

其一，生活教育的缺席导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受教育者的生活世界相断裂。

目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普遍存在教育的功利化、抽象化、理想化和非生活化等特征。表现在课程的设计上，思想政治理论课主要考虑的是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而较为忽视受教育者本身需要什么样的思想政治教育。这样思想政治理论课就容易流为一种仅为实现意识形态功能的教育，以及满足纯粹的社会生活秩序调整的需要，成为社会实现自身目的的手段和工具。这种单纯的以社会为支点来设计的课程教学体系，由于忽视了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需要，颠倒了受教育者与社会存在的正常序列，必然导致受教育者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漠视。

社会秩序不是终极的价值诉求，其合理性需要由人的现实生活需求来确认。只有人的全面发展和幸福生活才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纠正过去的只是成为社会秩序的手段与以人的发展为目的的倒置性现象，扭转那种无视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感受和需求的局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唯有回归生活，并能够回应受教育者现实生活中的各类问题，才能真正引导受教育者及其对生活的思考，影响受教育者的生活方式，从而避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的盲目性、空洞性和抽象性。

在教学实践中，思想政治理论课如果不能有效实现授课内容与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需要相衔接，将会直接导致思想政治教育与受教育者在教与学之间的断裂。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目的在于用其理论去影响受教育者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品格，使受教育者形成与意识形态相一致的思想道德品质，并外化为受教育者在生活中的行动，达到培养和教育的目的。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3]320，“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4]。实现由教到学，从而把一定意识形态的理论知识内化为受教育者的思想道德品质，并外化为日常生活行动，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关键，也是最终目的。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其作为“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双重力量的统一。

当今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5]。由此造成的人们精神上的空虚和迷茫，信仰上的危机和观念冲突的加剧，给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育者只有关注受教育者的生命感受和生活价值，而不是一味地强调社会的需要，才能缩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心理距离，从而摆脱思想政治教育的失语现状和“无人”困境。教育者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中关注受教育者的生活，就要求双方都能坦率而真实地活在当下，教育者要把受教育者的生命成长当成教育者自己的生命体验，对受教育者的生活感受和需求能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只有这样，双方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中，才能从概念、术语和大道理中解放出来，教育者才能把自己的生命情感灌注到受教育者的生命体验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才能焕发出无限丰富的生命活力。

其二，教育意义的偏失引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受教育者的生活意义脱域。

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来理解，生活教育的缺席导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受教育者的生活世界断裂，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教育意义的偏失引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受教育者的生活意义脱域。此种脱域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没有能够成功激发受教育者对生活意义的真实感受，后者只能逃逸到别处去寻找了。而“寻求意义，并在任何具体形式中赋予其价值意义，是人类内心最深层的呼唤”[6]。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不应遮蔽人的现实生活需要，反而要对人的生活价值的本体论意义进行追问，成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面对生活世界所展开的对话和交往的过程。所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转变以往只满足社会需求的思维方式，以人为逻辑起点，以受教育者的日常生活为基础，使其在已有规定的基础上，通过引导和教育，不断地自我创造出能激发生命活力和对生活热爱的新规定来。正如克罗韦尔所认为的那样：“教育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技术，不是资源，不是责任感，而是……去发现新的思维方式。”[7]

因此，必须挖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丰富内涵。从教育的最终归宿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是关于受教育者的生存和发展以及探寻其生命意义和生活价值的社会实践活动。它不仅通过专门的教育灌输一定的意识形态思想，更是通过人性化的教育积极帮助引导受教育者实现对个体生命的超越。当前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由于缺乏对受教育者的人文精神的关注情怀，背离了教育关怀和培养人的最本源的要求，从而使受教育者感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空洞和虚伪。尼采认为，“人性是由无数时代苦心积累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庙堂珍宝，守护这一珍宝，为之增添新的珍宝，是一切文化事业的终极使命”[8]，也是当今思想政治教育最需要回归的价值理念。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中，要紧密结合受教育者的生活需求和切身利益，以及当今社会的热点和重大问题，更要结合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思想智慧和人性光辉的典型案例，才能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中不断地传递生命的意义和生活的价值，让受教育者在现实生活的对照中不断实现自我超越，从而达到对自我生活的终极观照。

由上分析，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尤其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必须直观其在社会转型期所面临的诸种困境。一方面，它预设了以社会需求为主导的价值判断，但不应将其绝对化。只有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注入人性关怀式的生活教育，才能意识到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个整体范式必然要随着社会基础的深刻变化而发生与之相适应的生活化转换；另一方面，它只有意识到这一现状并与之相适应，才能在其范式生活化转换的过程中走出困境，作为一种有效的意识形态教育和生活教育，据以指导和评判现代社会生活。这既是思想政治教育走出当前教育困境的现实要求，也是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生活化转换的实质。

二、定位：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生活化转换

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生活化转换根源于社会生活本身的深刻变化，体现了马克思所说的“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3]525的思想观点。思想政治教育要及时反映受教育者在社会生活中的道德观念以及社会规范的变化，从社会基础的变化中寻找转变的根源。只有这样才能认识清楚传统教育范式失效的社会根源，然后确立一种新的与现代社会生活相适应的教育范式，才能为走出当前的教育困境以及为今后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供坚实的基础。可以说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生活化转换能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中，自信而有针对性地回答它是如何为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提供有效道德指引，如何对受教育者的生活世界进行应然建构并发挥实然作用，如何在拓展受教育者的生活意义空间上做文章，以及如何通过解答受教育者生活中的各类问题而成为回归受教育者现实生活的有效理论载体的。

（一）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思想政治教育能为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提供有效的道德指引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一方教育者首先在观念上要形成对受教育者生活上的尊重，尤其是对受教育者生活的社会道德观念的尊重。教育者应当意识到“到处是生活，即到处是教育。整个的社会是生活的场所，亦是教育之场所”[9]。这样，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中，教育者就需要有意识地把教育导向和教育内容与受教育者的生活、幸福、尊严和价值等结合起来，有目的地使教育内容与受教育者的生活紧密相连。只有这样，才能体现教育者在观念上对受教育者的生活观照。而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生活观念上的尊重是对受教育者生活的尊重，进而是对受教育者的尊重。

对受教育者生活的尊重更要由观念上的尊重落实到现实生活中对受教育者生活的尊重。马克思就曾说过，“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10]。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中，教育者一定不能抽象地或泛泛地空谈理论和大道理，而是要结合受教育者的实际年龄、生活境遇、社会身份、文化素养以及行动能力等等，把对受教育者的观念上的尊重，通过教学实践中的对象化而具体转化落实到现实生活中对受教育者生活的尊重。人的生活是人与世界相结合的方式，受教育者的生活也是其与世界相结合的方式。思想政治教育反映在对受教育者的生活尊重方面，不仅表现在对其生活观念的尊重上，还表现在对其现实生活的尊重上，从而可以为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提供道德指引。由此可知，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生活化转换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先与受教育者的生活紧密相连，使其能够在反映并尊重所处时代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的基础上，为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提供道德指引。

（二）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思想政治教育能为受教育者的生活世界进行应然建构并发挥实然作用

首先，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思想政治教育是作为一种系统化的思想体系载体发挥着对受教育者的生活世界进行应然建构的功能和作用的。具体而言，每一种思想体系都对生活世界的应然建构进行了一种可能性的想象，或者说对生活世界为何及其意义进行正当性思考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想象。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当前社会最主要的意识形态教育，反映着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体系的本质和要求。其必然要求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提出理论和观点，对受教育者尚处于朦胧状态的要求和想法加以引导，并以系统理论的理性形态表达出来。这样，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占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体系的载体，在回应受教育者的生活需求及激发其创造生活意义上，为受教育者生活世界的应然建构提供了理想图式。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对受教育者的生活世界进行应然建构，还要在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世界中发挥实然作用。这样，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占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体系的载体，就产生了如何对受教育者的生活世界发挥实然作用的问题。对此，宾克莱说得好，关于思想体系，“它可以被视为一种解放的力量，它要求每个人作严肃认真的努力去选择他认为对于他个人，对于全社会都是最有意义的那些价值”[11]。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以系统的思想体系确立的社会价值教育，在为受教育者的生活提供道德指引及回应其生活需求的基础上，为激发受教育者创造生活意义提供了价值判断标准。这样，思想政治教育就成为建构受教育者生活世界的精神动力和现实力量。这也同时表明，思想政治教育要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体现人性的要求。人性是人文精神的现实表征。“人文精神作为文化世界的精神，体现着对作为文化世界本体的人的生命过程的理解，从而就凝聚着对人的生命理解的本质规定”[12]。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体现人文精神的价值载体，只有凝结着对受教育者生活过程的理解和对受教育者生活理解的本质表达，才能真正成为建构受教育者生活世界的精神动力和现实力量。

（三）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思想政治教育能拓展受教育者的生活意义空间

在哲学上，意义包括意指和意谓。意义的对象即意指，不断地赋予对象以新的意义即意谓。人对意义的把握“不是对事实的认知，而是根据规律即逻辑进行的创造性选择和建设性附加”[13]。人们总是在创造一种有意义的世界。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思想政治教育为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提供了有效的道德指引，对其生活世界进行应然建构并发挥实然作用，从而就在合乎逻辑地演绎思想政治教育的行动上拓展了受教育者的生活意义空间。思想政治教育也只有在彰显自身意义的这些行动中，才能成为有生命力的东西。从实践角度看，“一个人不多不少就是他的一系列行径；他是构成这些行径的总和、组织和一套关系”[14]。受教育者只有把所接受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化为生活中的一系列行动，才能在这些行动中彰显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也才能真正拓展自身的生活意义空间。

具体而言，通过受教育者的行动，思想政治教育为其生活世界提供了某种可能性。探讨思想政治教育对受教育者的生活意义，就在于受教育者的生活充满着各种可能性。受教育者并不必然就是他/她现在的这个样子，经过思想政治教育以后，其会通过今后生活中的行动把思想政治教育所要求的各种可能性展现出来。这种可能性意味着超越。只有在超越中，思想政治教育才能拓展受教育者的生活意义空间。而这种超越就是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引领下，在行动中实现对自身的超越。因为受教育者自身具有有限性，才需要以社会主导思想体系的载体为中介，在行动中进行确信，从而实现对自身的超越。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这样一种思想体系载体。它通过为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提供道德指引，让其对自己的行动深信不疑（即确信），从而为自身生活世界的建构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受教育者就在自身可能性的生活世界的建构过程中拓展了生活意义空间，实现了对自身的超越。

（四）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思想政治教育能通过答疑解惑成为回归受教育者现实生活的有效理论载体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最基本的原理。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506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思想政治教育通过答疑解惑，不仅在于用一套系统的思想体系来正确地“解释世界”即反映世界，更重要的还在于，在此过程中，通过丰富和修正自己，来批判实践和指导受教育者的生活实践活动，以此改变受教育者的生活世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受教育者的生活实践相结合，思想政治教育也才能真正成为回归受教育者现实生活的有效理论载体。作为社会占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体系的载体，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教育者总要在一定程度上把理性感受到的人文精神的时代要求，以及现实生活所体现出来的受教育者的生活需求和现实利益，体现在其思想品德和社会实践活动的塑造中。只有这样，思想政治教育才能赢得受教育者的认同，才不会失去其存在的根据和基础。

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教育者一定要清楚地认识到，受教育者的思想品德和行为活动不是自然而然地自发形成的，而总是形成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自觉建构中。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实践中，教育者一定要把体现意识形态的思想体系通过答疑解惑的方式自然而然地建构于受教育者的生活思考中。马克思说过，“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5]。思想政治教育如果没有作为共同思想基础的意识形态作为支撑，如果没有反映意识形态的现实要求，那么受教育者的生活世界就不可能有稳定持久的和令人信任的思想体系，社会生活恐怕也不会有稳定持久的和健康有序的生活秩序。同样，社会生活秩序以及受教育者的思想品德和行为活动都能从侧面反映出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黑格尔认为：“现象是存在的根据，是比存在更为丰富的范畴。”[16]基于这一认识，可以说社会现象是现实生活的根据，体现着现实生活。一方面，作为意识形态的思想体系的载体，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教育者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对受教育者进行专门的对象化教育。在这一过程中，教育者试图通过分析外在的社会现象引导受教育者塑造自己的生活世界。通过引导受教育者在现实生活中有意识有目的地寻找精神生活家园来寄放灵魂，并构建物质生活家园来藏裹身躯[17]，受教育者就能把思想政治教育所要求的一系列思想品德和行为活动内化到自己的生活世界；另一方面，受教育者一旦形成思想政治教育所要求的思想品行和行为习惯，就能反过来有力地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被社会认可的程度，同时有助于促进并形成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思想体系的构建。在这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相互促进的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就能够成为回归受教育者现实生活的有效理论载体。

三、回归：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生活指向

思想政治教育有其现实的生活指向。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生活指向是指通过对受教育者的存在价值的本体论意义的追问，通过思考和解答关于受教育者的成长和发展等问题，立足于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世界，积极帮助引导受教育者实现现实生活中的自我超越。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生活指向既是从受教育者的现实社会生活出发，思考如何能够通过专门的思想政治教育将受教育者的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从遮蔽的生活状态中解放出来，实现对其生命意识和生活意义的解蔽；同时又指向了思想政治教育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实际存在的问题②，基于问题梳理受教育者在实际生活中的现实需要，通过问题反馈不断为受教育者释疑解惑，从而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发挥其应该起到的社会教育作用。思想政治教育也只有在对这些问题的不断回应中才能确立和巩固自身。就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讲，坚持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生活化转换更具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也具有更为重要的现实生活指向意义。

具体而言，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生活指向首先意味着，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的生活化转换，教育者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要有意识有目的地走进受教育者的生活世界，以避免因生活教育的缺席导致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受教育者的生活世界相断裂，以及因教育意义的偏失引发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受教育者的生活意义脱域的现象。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会出现各种困境，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传统的以“填鸭式”为主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远离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世界，让受教育者感到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抽象性和空洞性，导致其对这种强制性的灌输教育从内心深处不认同或不接受。因此，根本性的问题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完成从传统教育范式向生活化范式的转换，确立以引导学生的生活需求和塑造学生的生活世界为主的原则。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因不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所造成的弊端[18]，以及给受教育者带来的外在强制性束缚；另一方面可以在关注受教育者生活世界的过程中，积极引导其生活需求和有效塑造其生活世界，达到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

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生活指向还要求教育者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直接面对教学实践中实际存在的现实问题，以问题为切入点走入受教育者的生活世界。问题反馈式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的启示是，单纯的意识形态教育并不能解决受教育者具体的现实生活问题。教育者要根据具体的教学情境积极引导受教育者的生活需求。思想政治教育的“合理性”不仅要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环节来完成，还要通过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表现来进一步确证。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来证明其存在的“合法性”，更要通过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表现来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这样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重视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世界，更要在此基础上实现从传统教育范式向范式的生活化转换。只有这样思想政治教育才能走出当前的教育困境，为今后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供有效的方法论，为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受教育者的生活需求和塑造其生活世界奠定坚实的生活基础。

综上所述，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当今世界各国都在加强意识形态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意识形态的教育载体，在社会转型时期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实现从传统教育范式向范式的生活化转换，才能真正作用于受教育者的生活世界，达到培养人和教育人的目的。

注释：

①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三大形态，分别为：“人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社会形式”，“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页。按照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三形态说，我国目前正处在由自然经济社会形态到商品经济社会形态的社会转型中。在社会转型期，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反映在观念上，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的传统道德观念日益丧失了其对社会成员的规范和约束作用。

②王天恩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过专门研究。他认为，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问题具有特殊的地位。通过对问题反馈式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的探索，可以大大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参见王天恩的《问题反馈式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探索》，《思想理论教育》2012年第一期；《问题逻辑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思想理论教育》2011年第七期；《六个“为什么”与基于问题逻辑的教学方法改革》，《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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