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哲学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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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哲学问题研究范文第1篇

【关键词】科技；科技哲学；传播

一、科技哲学概述

科技哲学全称叫科学技术哲学，是对科学（内在地包含技术）的哲学理解，属于哲学中一个很重要的分支学科，主要研究自然界中的一般规律、科技活动的基本方法、理论及其发展中得哲学问题、科技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内容。

科技哲学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理论，研究自然界的辩证本性、研究科技思维的辩证法、研究科技与社会的辩证关系等内容。以自然观、方法论、认识论、科学观、科技与社会等为研究领域。由于科技活动已经成为了独立的社会活动，因此，将科技作为一个单独的对象进行考察和研究，无论是对科技发展还是对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科技哲学的历史很悠久，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和科技方法论的研究开始出现，科技对科学的影响也日益明显，科技与社会关系成为了科技哲学研究的重点。因此，只有认识了科技哲学在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才能更好地研究科技哲学，更好地传播科技哲学，充分发挥科技哲学的作用，实现科技哲学对科学和社会的贡献。

二、科技哲学的发展现状

我国的科技哲学的前身是自然辩证法。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自然辨证法一直被当做高校理论课程的必修课，这不但培养出了一大批从事自然辩证法专业的专业性人才，并且也丰富和拓展了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内容，逐渐地超越了自然辩证法自身的范围。目前，虽然学术界关于科技哲学和自然辩证法的关系研究，以及有关科技哲学和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定位等方面一直处于激烈的讨论之中；但是科技哲学却是在沿着自身学术和学理轨迹在不断地发展，主要体现在下面几方面：

（一）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随着学科建设的进一步加快，自然辩证法也被科技、科学技术以及科学与社会等名称所更改，由先前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室，逐渐演变成了现在的科技哲学研究室、科技哲学研究中心等。

（二）从科技哲学的学术研究来看。20世纪80年代的科技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自然观、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以及科学方法论等几方面，而90年代，在研究传统自然辩证法的基础上，学术界在研究自然辩证法上也相继出现多元化的局面。目前，在研究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等最新成果的基础上，也形成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诸如：量子力学哲学、生命科学哲学、信息哲学以及后现代主义科学哲学等。

（三）从教材建设上来看。在已经出版的为数不多的基本教材或者参考书来看，最具影响力的应该是：黄顺基、黄天授和刘大椿主编的《科学技术哲学引论――科技革命时代的自然辩证法》[1]和刘大椿著的《科学技术哲学导论》[2]。《引论》一书明确详细的给出了科技哲学的定位，指出科技哲学是以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提出的新问题为依据，以的观点与方法为指导，是自然辩证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是科技革命条件下的一门新学科[1]。而《导论》一书在定位科技哲学上则是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指出科技哲学是对科技时代提出的科技及其相关问题、要求和挑战的哲学回应[2]。与《引论》有所不同的是，《导论》给出的科技哲学定位不但使科技哲学摆脱了自然辩证法本身所存在的框架束缚，也使对哲学的思考开始转向科技反战本身。

三、科技哲学传播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随着现代科技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需要从哲学的角度来观察现代科技变化的规律，运用哲学观来细致分析科技变化的特征，从而才能推进科技的良好运行和持续创新。所以，就目前而言，无论是从科技创新的角度来看，还是从科技哲学学科体系建设方面来分析，科技哲学在传播的过程中都急需两大主要问题：即现代科技与科学伦理的内在关系的问题和虚拟与现实的内在关系问题。

（一）现代科技与科学伦理的内在关系问题。站在科技哲学的角度来分析现代科技与科学伦理的内在关系问题，不难看出，既存在理论上得原因，也存在现实上得原因。首先，科技与社会伦理是及有所不同又有所关联的。科技追求的是理论上得“真”，发现的是在现实中已经存在的客观规律，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社会伦理追求的则是理论上的“善”，解释了现实中的人与人相处的方式或方法，解决的是人与人间的关系。判断伦理的标准是从善的行为和风尚，而判断科技的试金石则是科技实验，是观察，是论证。因此，人们只有不断地对知识进行累积和创新，才能实现和促进对科技的不断完善。

（二）虚拟和现实的内在关系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突飞猛进，创造超越现实时空的虚拟时空已经成为了真是的场景，也不再只是一个神话。虚拟时空是在现实时空的基础上，通过用虚拟的技术而构造的一种时空形态。这种形态既和现实有所关联，但又不同于现实。因为，其构造方式很特殊，它的运行方式也和现实不一样，并且它的运行状态更是超乎常态，再加上其独特的时空维度和新奇的时空场景，使得其给予人们非常特殊的空间感觉。虽然表面上看虚拟时空是脱离现实时空的，但是从科技哲学的角度来看，虚拟时空是离不开现实时空的存在的，因为，无论现实时空怎么被改变或者突破，时空的本质是不会被改变的。另外，虽然虚拟时空超越了现实时空的有限性，建立了独具模糊性的网络时空，但是无论是在虚拟时空还是在现实时空，物质在时空的存在是无限的。因此对现实时空而言，虚拟时空并非是完全模糊的、完全脱离现实时空的虚拟网络时空。所以，从科技哲学的角度分析，把虚拟时空看作是绝对非确定性的模糊世界，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在实践中也行不通的。因此我们应该十分清醒的认识虚拟与现实的内在关系。

参考文献：

[1]黄顺基，黄天授，刘大椿.科学技术哲学引论――科技革命时代的自然辩证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2]刘大椿.科学技术哲学导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本社，1995.

科学哲学问题研究范文第2篇

博士后的论文上了《科学》杂志

浙江科学界有个好消息，浙江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系新结构材料国际研究中心蒋建中课题组关于金属玻璃的最新研究成果，登上了6月17日美国《Science》（科学）杂志。这篇名为《Long-range topological order in metallic glass》（金属玻璃的长程拓扑序）的论文，第一作者是浙大材料系新结构材料国际研究中心曾桥石博士后。

比金属强度更高、更耐腐蚀

金属玻璃做的手机外壳永葆光亮容颜，它做的高尔夫球杆，能把球送到更远的地方，它还能被轻易地塑造成造型精巧的微小器件！

金属玻璃的得名，来自其金属元素的构成，以及内部的原子又像玻璃一样无序排列。这种外柔内刚的合金材料，是近几十年来材料科学领域的“新贵”。上世纪60年代，美国加州理工大学的Duwez教授第一次在实验室制备出这种新型材料。金属玻璃具有比金属强度更高（目前世界上强度最高的金属材料就是金属玻璃）、更耐腐蚀、更耐磨的优良性能，还有很高的弹性极限。

金属玻璃首饰是顶级奢侈品

目前能见到金属玻璃踪影的，多在航天、军工等高端行业。比如，金属玻璃的穿透能力非常强悍，常被用在坦克的穿甲弹上。

不过，别以为金属玻璃只和这些阳刚行当搭边，如果这种材料能普及开来，女性朋友一定会惊喜万分！因为，金属玻璃是首饰的最佳制作材料，比起金银等材料的首饰，金属玻璃做成的物件更加光亮、耐磨，不会留下划痕，能够永葆光鲜！当然，限于金属玻璃的生产成本，现在的金属玻璃首饰、手表，都是顶级奢侈品。

本论文的第一作者曾桥石说，如果金属玻璃的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那么将来手机的外壳、手表的材料等等日常用品，都会使用这种高强度、防辐射、耐磨损的无敌材料。“说是无敌，一点都不夸张，从材料的性能推测，我们有理由大胆想象，金属玻璃将带来一场材料革命，金属玻璃将可以替代目前人类所使用的所有金属材料！”

《科学》：将在科学界产生广泛影响

1995年，凝聚态物理奠基人、诺贝尔奖获得者P.W. Anderson就曾在《Science》杂志上说：“有关对无序玻璃态认识的问题，是目前凝聚态物理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问题之一。”这句话，被曾桥石打印出来贴在实验室里。

曾桥石说，从前对于金属玻璃的结构认识太少，导致在制造材料的过程中基本凭经验摸索，进展相对缓慢。近些年来，由于计算机模拟和各种先进同步辐射X射线技术的应用，帮助科研人员在实验室里有了进一步的发现。

“这一次，我们揭示了金属玻璃中可以存在长程拓扑有序，改变了我们对玻璃结构的传统理解和认识，而且为玻璃结构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曾桥石介绍说，实验采用天然材料中最硬的金刚石，在实验室里对头发丝大小的一块金属玻璃样品进行“挤压”，因为受力面积小，压强可以达到25万个大气压，然后再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它的原子排列。

科学哲学问题研究范文第3篇

一 寻根：科学之根与哲学之根

我们现在讨论的科学哲学，常常指的就是现代西方科学哲学。我们追溯科学哲学历史，也就是回眸20世纪科学哲学的百年发展史。对于科学哲学可以有不同的定义和理解，但是科学哲学总是与一些伟大人物的名字及其思想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在这一点上是有共识的。19世纪中叶康德哲学衰落，经验主义、实证主义思潮兴起，孔德是早期代表人物。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刺激了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马赫的经验主义、彭加勒的约定主义和罗素与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原子主义精彩纷呈。20世纪20年代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哲学诞生和确立，应主要归功于石里克、卡尔纳普、赖欣巴哈和亨普尔等逻辑实证主义代表人物的杰出工作。20世纪前半叶，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主力确立了科学哲学的学科地位，逻辑主义、科学主义甚至是物理主义支配着科学哲学的早期发展。这与当时物理学蓬勃发展的局面相适应，并确立了从观察向理论单向过度的科学发展模式。科学哲学与逻辑实证主义以来的科学哲学研究传统密不可分，逻辑实证主义是科学哲学的传统和主流代表。

逻辑实证主义拒斥形而上学，规避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困难，但也同时失却了其存在、发展的社会历史根基。20世纪60年代，继图尔敏、汉森之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出版，标志着科学哲学“历史主义学派”的形成，预示了科学哲学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变。拉卡托斯批判和改进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提出一种肯定科学理论具有内在整体性结构的“精致证伪主义”或“科学纲领方法论”，发展了库恩的历史主义主张。而费耶阿本德则把库恩的历史主义推向极端，走向无政府主义，宣称“怎么都行”。费耶阿本德既属于历史主义学派，又可以看作是典型的后现代科学哲学家。

科学哲学的第二次转向就是后现代转向，其中的著名人物有波普尔、费耶阿本德、罗蒂、法因、利奥塔等哲学家，他们在哲学观点上具有“家族相似”。主要表现为从传统科学哲学的基础主义、本质主义转向反基础主义和反本质主义，从科学认识论转向鼓吹认识论之死、“怎么都行”，从拒斥形而上学到终结形而上学。后现代主义的分离、解构、消解和非中心化特征，蕴涵着平权、民主、多元对话的某种启示和可能性，但同时也常常给人迷茫和无根的感觉，具有某种瓦解和颠覆的危险。

对于20世纪科学哲学历史发展的回顾，使我们认识到科学哲学不是一个静态的逻辑知识体系，也不是一个固定的科学方法表达，而是一个不断开拓与求索、批判与建构的动态发展过程。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作为一门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科学，它的学科性质是哲学，这是没有疑义的。从科学哲学这一学科名称来看，至少我们可以在“科学”和“哲学”这两大方向上，深深扎下根去，汲取科学哲学发展、壮大的营养。科学是科学哲学的反思对象，如果我们抱着哲学王的架子，不肯伏下身去认真钻研当代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那么科学哲学发展就成为无源之水，就没有了生机，就必然要走向衰落。当今我们要特别关注自然科学研究中某些哲学热点问题的研究，如物理学上的复杂性问题，生物学上有关还原、突现、层次等概念的探讨，以及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人工智能研究中的语言哲学与心灵哲学问题等等。但要注意的是，某些后现代科学常常是对于现代科学的瓦解和解构，更有甚者鼓吹的是神学和迷信，这种“科学”不能成为科学哲学的正面材料，只具有反面研究价值。哲学是科学哲学的学科性质，科学哲学如果丢掉了它的“哲学性”那也就不是科学哲学了，也就没有其存在的必要了。所谓“哲学性”，简单说就是超越现实的某种理想性、思辨性、“形而上”。科学哲学的主流逻辑实证主义虽说是拒斥形而上学，但是采用的却是逻辑主义方法，具有不可否认的“哲学性”。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科学哲学作为一门哲学学科才得以迅速确立，并成为当时不可一世的哲学主流。当今科学哲学开展了跨学科的研究，采取了多元化的研究方法，但科学“哲学”研究仍然是最重要的根基。“当代科学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科学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两大阵营之间的较量与争论。”[1] 二 超越：视域拓展与方法创新

传统科学哲学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强调“科学”与“非科学”的绝对界限，拒斥形而上学，固守科学主义阵营。但是汉森的“观察渗透理论”观点，从根本上动摇了证实主义，也伤及证伪主义。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跳出传统科学哲学理论的固有束缚，将研究视域转向科学“范式”转换的外部社会历史环境分析，开拓出科学哲学研究的新领地。萨顿建基在科学史研究基础上的科学人文化研究（新人文主义）致力于在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架设贯通桥梁，开创了科学哲学研究中的科学文化研究。科学的社会建构理论以及后现代科学哲学研究都可以看作这种科学文化研究的后续表征。在科学哲学的这种视域转换和研究拓展中，科学哲学丰富了自己的研究内容，拓宽和加深了对于科学的理解。科学哲学要谋求发展，一方面要坚守自己的固有阵地，另一方面要开阔视野，拓展疆土。我们的科学哲学研究要关注科学发展的新类型和新观念，探讨不可重复现象和行为研究的可能性，探讨科学的社会运用及其价值表现，探讨知识的自反性等问题。[2]简言之，要重视“第二类科学”的研究。

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两次重大转变，即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从历史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变，虽然说都为科学哲学研究开拓出新的领地，对科学哲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科学哲学的发展却没有因此而获得强壮发展之势。按照费耶阿本德所说，科学哲学是一个有伟大过去的学科，道出了科学哲学的发展危机。对于费耶阿本德的观点我们不能完全同意，正像科学有伟大的未来一样，科学哲学也应当有伟大的未来。从某些僵化科学哲学发展模式和方法的困境否定科学哲学整体的未来发展是缺少充分根据的。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方法论实质上是一种还原论的方法论，历史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从还原论转向整体论（后现代主义者的科学哲学方法论则更为宽泛），还原论和整体论都有他们各自的理论特点和存在价值，但也都有其各自的缺陷。还原论思维方式的狭隘性及其形式语言需要在整体论中得到补充与解释，而整体论思维方式的模糊性需借鉴还原论予以澄清。[3]科学哲学研究必须创新研究方法，要善于在还原论与整体论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使二者之间达到一种必要的补充和制约。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科学哲学工作者在引进、评介西方科学哲学思想方面作了许多基础性工作。我国科学哲学研究工作要想重新焕发生机，取得突破性进展，就必须在理论和方法的创新上下功夫。但是创新不是无根据、无原则的“怎么都行”，而是要立足 “科学”与“哲学”基础之上的创新。第一，要追踪科学技术最新进展，建立科学技术专家与科学哲学工作者的联盟；第二，要反思科学哲学与自然哲学的相互关系，挖掘现代自然科学家的新自然哲学的启示意义；第三，科学哲学研究要引入历史、文化研究内容和方法，涵盖科学哲学文化研究；第四，要贴近我国现代化实践和社会生活，探索在科学认识论、科学方法论之外的科学存在论。

[参考文献]

[1]郭贵春，成素梅. 也论科学哲学研究的方向[J]. 哲学动态. 2003(12): 16.

科学哲学问题研究范文第4篇

【关键词】 科学方法论 解题模式 研究传统 网状模型

众所周知，科学的合理性问题一直都是科学哲学界最为关注的， 同时科学进步是否合理又是这一问题的核心。而美国科学哲学家劳丹针对科学进步以及科学合理性问题，在批判继承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库恩“范式”理论、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 费耶阿本德“非理性主义”等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观点，也即“研究传统”，该观点为解决科学哲学问题提供了有益启示。

1 解题模式的进步意义

劳丹在其著作中，针对科学进步问题，提出了和传统观点有着显著区别的新观点――“解决问题”的观点，也可以说这与传统观点有些大相径庭，但该观点对科学研究哲学有着进步意义。

首先，科学具有进步性和合理性。劳丹的思想发展扎根于西方传统哲学思想，并非亦步亦趋，而是批判继承，尤其是对费耶阿本德思想的批判。众所周知，费耶阿本德对于科学提出了“非理性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认识论”，这无疑导致其“反对方法”，由此使得科学成为“一门有伟大过去的学科”，完全推到了科学方法论的立论基础，劳丹则对费耶阿本德的观点进行了驳斥，为科学进步正名，使得科学方法论的发展空间得以拓展。

其次，针对科学的发端，学界普遍趋同波普尔的观点，也即“科学研究始于问题”，随后的库恩也对问题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给予肯定，但波普尔和库恩并未在该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劳丹不但强调了“问题”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此外，还对问题进行了区分研究，问题由此被划分成经验问题和概念问题。他立足于经验问题角度，重点说明解决问题和未解决问题的内在机理，同时，也对库恩“范式”理论的反常问题进行了研究，说明反常问题在解题科学观中的重要作用。再就是，他强调了概念问题在科学发现以及科学评价中的重要作用，据此构建了“解决问题”模型，而传统科学观却忽略了该方面的研究，“解决问题”模型的提出为科学进步和合理性问题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正如国内学者刘大椿所言，“劳丹的模式符合科学史，对科学家如何评价科学理论也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第三，为科学真理问题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劳丹从“解决问题”角度出发，在实用主义的视域下来讨论科学真理问题，由此引发了劳丹和实在论者之间的论战，他反对实在论者关于科学真理的观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劳丹逐渐认同真理是科学认知目的的一方面，他并不完全赞同实在论者的真理观，在他看来，他们的观点还存在着不完善的地方。在他看来，科学实在论者无法检验科学理论的真理性，特别是基本假定以及核心概念的真理性，同时，他还对真理和认知价值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正如有些学者所言，“这些问题我们由于受传统的整体的辩证分析思维方式的影响，而缺乏深入的逻辑学、语义学和细致的科学史案例分析，因此，我们应从劳丹与实在论者的争论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发。”

第四，批判继承了历史主义学派思想。一是注重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之间的紧密联系。劳丹提出“解决问题”模型、网状模型、科学划界等问题，均是立足于科学史的研究基础上，也即通过科学史案例来佐证其观点，并且在科学史中验证该观点。二是注重将科学哲学和认识社会学紧密结合，通过认识社会学完善科学哲学的思想，由此改造和发展了库恩的科学社会学。

2 “研究传统”的进步意义

劳丹提出的“研究传统”范畴是一套规定“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的本体论和方法论规则，从宏观领域来对具体理论的修改作出指导，并由此启发构造新的理论。换言之，该理论更具一般性，这就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分析提供了新的方法，特别是经济学领域。

众所周知，经济学领域问题不但种类繁多，而且呈现的状态也比较复杂。例如，通货膨胀、经济危机、失业问题等，通常的做法是，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不同的理论对其进行解释说明，所以基于理论的差异性特征，在经济领域构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符合实际。借助劳丹的“研究传统”范畴，就可对不同的理论进行分类。

第一，基于同一“研究传统”的指导，研究经济活动的不同方面的理论。例如，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中就存在着剩余价值理论、劳动价值理论、社会在生产理论等。以上理论就是在统一的“研究传统”指导下，对经济活动中的不同方面进行研究，由此共同构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传统”。

第二，基于同一“研究传统”的指导，因为对同一问题的认识差异而形成的具有矛盾对立特性的理论。例如，针对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合理性，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观点截然不同。

第三，基于不同的“研究传统”形成不同的理论。经济学研究传统和西方流行经济学的研究传统，以上理论不存在派系之争，而是隶属两个不同的思想体系。研究传统的差异导致了哲学世界观的不同。“按照劳丹的研究传统范畴我们可以把各种各样的理论进行分类，以便进一步的研究，同样，在面对一个理论时也要注意他背后的研究传统，以便深刻把握理论。”

3 “网状模型”的进步意义

相比较“解决问题”模式，“网状模型”的提出更具开放性。劳丹通过研究科学和价值问题，其旨在说明科学价值可以更加完满的解决科学合理性，劳丹的这一理想并未实现，但不能否认其“网状模型”的进步性。

首先，“网状模型”更加深入地揭示了科学变化的结构以及机制。网状模型”的提出，基于对传统等级模型以及库恩“范式”理论的批判基础上。“网状模型”通过吸收二者的合理之处，将两个截然不同的模式进行有机结合，由此构成了统一的科学合理性模型。“网状模型”从其功能角度，不但解释了科学中出现意见高度统一的现象，同时，也合理地说明了科学中出现的分歧现象，此外，还将科学变化的过程构造成合理的过程，由此由此拓展了科学合理性范围。

其次，“网状模型”还体现了系统论思想。劳丹在“网状模型”中强调，科学理论、方法以及目标三者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制约，模型中的每个因素均起着重要作用。该思想显然深受奎因整体论思想影响。需要说明的是，“网状模型”也避免出现库恩对科学内部构造解释不清的缺陷。“这也是劳丹自己突破自身以解决问题为核心的合理模式局限的一个自我超越。”

再次，避免出现波普尔、拉卡托斯等人认为科学具有约定性的思想。在波普尔、拉卡托斯等人看来，对科学合理性的评价过程中存在着约定成分，这也就导致评价标准不固定。同时，对科学进行评价之前不存在被预设为合理性的前提，因此，在劳丹看来，科学合理性在整个“网络模型”中合理变化。这就为科学合理性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不可否认的是，对于科学理论、方法以及目标的研究也存在着限定范围，这主要是基于网络结构受到其组成要素的影响，因为各个因素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由此，“这不需要对某个因素进行某些特殊约定，所有因素的变化又快要在网状模型中与其他因素合理结合，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传统预设主义的僵化，避免走向极端的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

总之，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劳丹的“解题模式”、“研究传统”、“网状模型”思想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他不但批判继承了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库恩“范式”理论、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思想，同时，也对费耶阿本德的“非理性主义”思想进行了有力驳斥，也就是说作为西方科学哲学界的一份子的他试图用实用主义观点说明科学合理性的倾向，为解决科学哲学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波普.猜想与反驳[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劳丹.进步及其问题[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3]刘大椿.科学哲学通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马雷.进步、合理性与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5]王善波.科学评价标准的理论研究[J].山东大学学报.

[6]郑玉玲.科学的合理性究竟在哪里[J].哲学研究.

科学哲学问题研究范文第5篇

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国内行政哲学研究很少系统地探讨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从近年召开的哲学或行政学研讨会上的发言和已经发表的少量涉及行政哲学的有关论著看，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行政活动”是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行政哲学是“关于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的科学”。事实上，对“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有成效有意义的研究只能属于行政科学研究范围，是理论行政学的研究对象。“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在行政哲学研究中，是终极意义的研究对象，行政哲学不可能也不能够取代行政科学去直接研究行政活动。第二种观点认为，行政哲学是以行政科学、行政理论为研究对象，是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即元行政学。这种基本思路是可取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符合逻辑的，但由于把行政哲学当成了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元行政学），因而存在两个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其一是如果把行政哲学当成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即名曰行政哲学又是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显然就会产生一个学科性质问题。人们必然要产生行政哲学究竟属于哲学学科还是属于行政学科的疑问。虽然行政学家和哲学家是可以而且应该联盟的，但行政学属于社会科学，它与超越科学的哲学在知识性质上有本质的区别，因而行政哲学不可能既是哲学的又是具体科学的。否则，只会产生一种非哲学非科学的怪异知识和学科。目前出现的那种把哲学的概念、术语往现实行政生活贴标签的“研究”，和直接借用哲学的原理、规律构建的种种行政哲学体系的“研究”，无不是受此种观点的影响。其二是把行政哲学当成行政科学的元理论，即元行政学，也不符合国际通行的学科研究规范。行政科学的元理论准确地说应该是“行政学学”或“行政学学理”。行政哲学属于“行政学学”的范畴，但行政哲学不同于“行政学学”，只是其一部分。行政学学或元行政学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对行政科学进行研究，行政哲学则是从哲学角度研究行政科学的行政学，它可以属于元行政学的一部分，但不能等同于整个元行政学。因此，行政科学、行政学学（元行政学）和行政哲学是三个不同的概念。第三种观点认为，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行政科学，是对行政科学的哲学考察。即，行政哲学以行政科学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就学科性质而言，行政哲学属于部门哲学，是哲学的分支学科。

对行政哲学的研究内容，国内一些学者在涉及到行政哲学的论著中也作了一些简略的描述。如王沪宁认为，行政哲学主要研究和分析一定行政活动和行政关系的性质、行政活动的目的和宗旨、行政活动中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伦理原则等基本理论范畴[1]。薄贵利则将对人性的基本判定、政府的价值取向和现代政府的责任问题作为行政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2]。颜佳华在《行政哲学论》一书中构建了一个行政哲学的研究框架：行政活动论（逻辑起点）、行政主客体论、行政认识论、行政实践论、行政方法论、行政价值论[3]；后来，他又在《行政哲学：一个亟等进一步开拓的领域》一文中，将行政哲学的研究内容界定为：行政哲学导论、行政学对象论、行政学结构论、行政学功能论、行政学评价论、行政学发展论等[4]。

仔细分析国内行政哲学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界定我们不难发现，在我们称之为“行政哲学”的名称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两种行政哲学：一种是以行政活动为研究对象的行政哲学，一种则是以行政科学为研究对象的行政哲学。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分别用“行政活动的哲学”（简称为“行政哲学”）与“行政（科）学的哲学”（简称为“行政学哲学”）这两个称谓来标示行政哲学研究的上述两种主题、两个方向。这两种行政哲学，一个涉及“实际的行政活动”领域，一个涉及“理论的行政科学”领域。

行政活动的哲学主要研究行政的本质及其分界、行政的基本假定、行政的目的和宗旨等问题。由此可见，行政活动的哲学是对“行政活动中的问题”或简称“行政问题”做出根本性的寻根究底的反思，以便为行政活动提供一些根本性的实践原则或“行政观”。这些根本性的实践原则不等同于各种具体行政行为的“规范”、“准则”，而是后者的“原理”、“基础”或“根据”具体行政行为的“规范”、“准则”除了要依据于这些原理之外，还要考虑具体实践过程中诸多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包括那些隐而不显的“缄默因素”。

行政学哲学则主要研究行政科学发展的模式、行政科学理论评价、行政科学研究方法及其评价、行政科学研究的价值判断等问题。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是对“行政学活动中的问题”或简称“行政学问题”进行根本性的寻根究底的反思，以便为行政学研究提供一些根本性的指导原则或“行政学观”。同样，这些根本性的指导原则也不等同于各门具体的行政科学的研究规范、方式、方法，而是为后者的研究提供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原理”、“基础”或“根据”。

二

行政哲学的上述两个研究主题之间存在着逻辑的与历史的联系：

从逻辑上看，对“行政学问题”的哲学研究是对“行政问题”研究的“次一级”的研究，是对实际的“‘行政问题研究’之研究”，具有元研究的性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对任何行政问题的研究总是先在地包含一个方法论，即总是从某一个特定的角度、立场来研究的。这种角度、立场尽管可能不为研究者自己所知道，但却客观地存在着。而且，这种角度、立场本身就制约着对行政问题的认识结果。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立场出发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要对这些结论的可靠性做出判断，就必须检讨他们的方法论。按照荷兰著名经济学家库普曼（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无论是在自然科学中，或者是在社会科学中，任何系统的理论体系均表现为一个“价值观假定＋逻辑推理”的结构[5]。库氏的这一逻辑式提示，至今尚未遇到有力的挑战。显然，任何行政学理论体系，均是从某种价值观或方法论见解出发的逻辑推理系统，其中的价值观或方法论假定，只能表现为某种行政哲学。因此，任何行政学理论体系都是以某种行政哲学的逻辑展示的，它不能不内含着某种行政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学哲学”是以“行政哲学”为思想资料的和最终归属的。我们也只有对行政学的根本问题进行了哲学的研究，才能真正地把行政问题的研究提升到一个自觉的、理性的水平和高度。

从历史上说，对行政活动根本问题的哲学研究是古已有之的事，历史上许多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家都对此做过深入的论述。而对行政学根本问题的研究则不过是近100年来的事。按照时间顺序，对行政活动的研究先后产生了行政思想、行政理论、行政学说或行政学、行政科学、行政哲学。其中行政思想是先于行政理论的分散的、不系统的、粗浅的行政理论；行政理论则是后生于行政思想的比较完整、系统、深刻的行政思想；行政学说或行政学往往是较为完整、系统的关于行政的知识体系；而行政科学则是更加系统化、科学化了的行政思想、行政理论、行政学说、行政学，是关于行政活动的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学；行政哲学则是对行政理论、行政科学研究活动进行思辩的产物，是行政科学的哲学。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出现了独立的行政科学时才出现的，是行政问题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必然，对行政学活动的哲学思考是人类的行政认识和行政实践从童年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条件。行政学哲学与行政科学研究的问题是显著不同的，各自的任务和目的也是不同的。行政科学是通过对行政活动的考察——这种考察主要包括历史上的各种行政思想、行政理论和行政方法——概括出行政活动的一般原理，形成理论并给出某种行之有效的合目的的行政方法或模式。也可以说，行政科学主要关注的是为实际的行政活动提供一套具有普适性的系统的行政知识、思想、原则和可操作的方法，它的特点即在于它的工具性。行政科学为行政学哲学提供思想，行政学哲学则对行政科学起指导作用。任何时代的行政学哲学，除依据各自的一般的哲学观外，都必须吸收以往的以及现时代的行政科学研究成果。反之，行政科学研究要接受行政学哲学的指导，这不仅体现在任何行政科学研究者都要在一定的行政哲学观的指导下从事研究，而且，行政科学体系的构建、其逻辑分析与论证也要符合哲学方法论的要求。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考察的是行政科学的基础，行政科学的基本问题便是行政学哲学的研究主题。那么，这个基本问题究竟是什么呢？

一般而言，行政科学的基本问题，在正常的或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行政学者以及行政人员较少或不特别考虑的问题。情况也许就是这样，人们通常是在一种没有批判的前提下，追求行政知识的增长，提出概念、形成理论，获得某种高效的行政方法。这一切都是围绕着行政活动的目的而进行的，行政学者为的是行政知识的不断增长，而行政人员则是把行政学者的研究成果，诸如理论、方法、模式等，作为正确的东西应用于行政活动之中。他们的问题常常是一种理论或方法对他们的行政活动是否有效，也即如何使用一种理论或方法才能够达到一种活动的预期目的。人们一般并不考虑一种理论或方法的合理性问题，只是在少数情况下，比如当理论或方法的功用开始减弱或失效的时候。一些人才可能会对已有的关于行政的一些最基本的假定、理论和方法本身进行反思。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他们正在进行着对行政中的某些基本问题的哲学思考或批判。而所谓的对行政科学中的基本问题的研究，就是对关于行政科学元问题的研究。这个元问题就是行政科学中的最基本的核心概念“行政”。行政哲学正是以此作为出发点而展开讨论的，对“行政”这个基本问题的明确和把握，就构成了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行政哲学是对行政本质以及行政科学发展进程进行考察和反思的哲学。行政哲学能否有一个好的发展前景，从根本上为行政科学呈现出实质性的理论进步提供基本性的支持，使实际的行政活动更富有成效和具有合理性。这首先取决于我们对行政哲学本身是否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和把握。如果在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那么，不要说对行政科学的发展不会起到推动和支持的作用，就是行政哲学本身的发展和存在，都将会面临巨大的困难。笔者在本文的讨论中，就是试图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使概念理解得到澄清，消除“行政哲学”这一概念本身及其研究对象上存在的歧义性和含糊性。当然。我们在这里给出的关于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的讨论还只是探索性的和试验性的。但是，只要我们能够真正把握住行政哲学的精神实质，研究主题的问题就不再是一个理论难题了。因为，它将会随着我们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得到扩展和进一步的完善。

【参考文献】

[1]王沪宁.行政生态分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2]薄贵利.中国行政学：问题、挑战与对策[J].中国行政管理，1998(12).

[3]颜佳华.行政哲学论[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