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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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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积极意义范文第1篇

一无声胜有声:论老子思想在设计艺术的运用

意境作为道家思想始终贯穿于中国艺术设计的美学精神中,是东方人认识物象、品味设计的惯习。例如,传统的吉祥图案,比翼鸟、连理枝是“化景物为情思”,这种寄情于物的美感境界是一种虚静的心境,是抛开一切烦恼对自然的体会。这种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意境及效果,正是在老子思想的巨大影响力下达成的。

1大巧若拙———自然朴素的唯物主义

世界万物都由自然而来,艺术创造就是自然美的创造,表面质朴奇拙实质巧夺天工才是真正的艺术之美。正如明末清初画家傅山提出“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的审美倾向,巧不是表面的聪明技巧,而是顺其自然规律的真实体现,形拙而意巧便是“大巧若拙”。然而每个艺术家在设计作品时都会为自己的生活经验、思想感情、美学观所制约,忘记了美来自自然天成,来自平凡的劳动生活和景致,忘记了即便是杂乱无章的景物也能从中寻求那种敏捷流畅的画面。现代的艺术设计者也往往因思维的混乱或法则的束缚,只留于表面构成样式的多样性上,而丧失设计的简洁单纯及精神内涵。但也有的设计注重以简单粗旷的语言来体现平易近人的真实情感。这样的设计看起来没有什么精致华丽的图形画面,实质上却是自然淳朴、返朴归真,做到了真正的大智若愚、大巧若拙,比起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一味狂怪渲泄、闹上加闹的全“效”设计更夺目。例如,曾经一举成名的酒鬼酒正是以极其质朴粗犷的个性包装,改变了名酒不可突破的历史。麻绳和麻袋构成的机理造形是古拙别致,泥巴随意捏制的材质色彩是大朴大雅,毛笔题写的书法字体是奔放洒脱。于是,一幅酒鬼披着麻袋的写意水墨画使产品包装形象格外的平易近人,实乃大巧若拙。事实证明,酒类包装设计若完全模仿洋酒既无特色也无生命力。很多融中国传统文化于设计而成功的中国酒包装看似传统“老土”,实际上是以至真至情表现得一览无遗,大盈、大巧由内而发。因此,在设计中只有真心领悟,抒发真实的情感,才能获得成功。

2以柔胜刚———有无实虚的辨证思维

中国的艺术实则都是间隔艺术、空白艺术。插花艺术要上松下密的间隔,绘画艺术要前实后虚的空白,音乐艺术要高低快慢的间隔,因此,任何艺术设计都要从间隔、空白中悟识到所有、所含、所用。容器中“容”才能盛水、房室有“无”才能容人纳物。所以,“无”是“有”的必要前提,“无”与“有”相互依存、互为利用。老子的“有无”辩证体现在设计中便是黑白、实虚、正负或满和空的对比关系。设计艺术中往往运用空间,空白来强化作品的表现力。例如,运用留白来突出主题是目前平面广告设计常见的一种表现方法,即通过大面积的空白,在有限的画面上让人产生无限的联想,以取得惊人的宁静效果或强化主体的作用,这就是“无声胜有声”的效应。反之,被塞满了图形或文字的拥挤画面反倒造成了视觉上的困难和记忆上的障碍,不利于留住观者。因此,好的设计必须是有留白的“透气”设计。另外,一个文字或版面编排设计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字里行间和版面分割空白的处理。如字的行距要比字距大,否则就会产生视觉方向和次序上的混乱。不同类的文字之间要有一定的距离或空白,以便区分各种字体的特点和作用。这正如构成设计练习中的疏密对比关系,没有疏就难有密的突显,没有虚哪来实的力度?因此,空白作为画面构成元素之一,其作用不亚于色彩、图形和文字。在设计中,要敢于留白。平面设计中的正负形也是“留白”的一种表现方式,常见于标志图形设计中通过正负形的相互依存共构一个完整形体。例如,联邦快递的标志,在看似简单的字母E和X之间包含一个“空白”箭头,其通过含蓄轻快的留白空间间接地传达“积极,迅速”的服务理念。在直接准确地表现出主旨内容的同时引导观者领会标志的信息内涵,从而获得“无声胜有声”的效果和意境。老子思想中有无虚实的辩证思想和柔弱胜刚强的内涵实质是统一的。“柔”即为灵活性,“弱”为低姿态,“柔弱”是合乎天道,应合事物发展的规律。留白或间隔,犹如音乐中的休止符,是安排节奏的无形指挥棒,通过它的协调组织,才将各构成元素统一在一起,它在画面中带来的讯息和效应往往比实体的构成元素还要丰富和强大。因此,在设计中单纯简洁是设计的重要原则之一。好的标志是易记易识的,它具有高度简化明快的视觉语言,需要设计者排除一切非必要的构成要素,反复提炼,以惜墨如金的笔调构成形象,以尽可能简洁的形式表述更丰富的内涵,发挥以一当十甚至当百的视觉传达力量。我们可以看到,在众多的现代标志中,那些以几何形体构成的抽象形态似乎更符合现代人的认识心理,因而更加受到人们的喜爱。由此,我们更加不可否认“以柔胜刚”这个富有哲理的道家精神实乃艺术创作的最高智慧。

二下笔如有神:看庄子理想谈艺术设计的思维方法

1从熟能生巧到技进乎道

庄子认为“序是道的属性之一,任何事物不依循有序的原则就不能长存”。艺术设计之序即是法则、是技。任何艺术创作,技巧是艺术家首先必备的基本能力和素养,没有娴熟的技术手段、表现形式就无法表现出巧妙的构思与设计。“庖丁解牛”一文正是反映了古人对技术如何达于艺术创作过程的深刻体验,它告诉我们如何“由技入道”,如何通过“所见无非牛者”到“未尝见全牛”的经验积累和思维转变过程,领悟到“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的艺术创作方法,而最终获得“技进乎道”和“下笔如有神”的境界。然而,艺术的追求不仅只为熟能生巧而停于表面技法的进步与熟练,而是“由技入道”,实现由物质向精神的转化和思维能力的升华。若止于技艺,只是一味地追求技法形式的作品,那么这个作品只有工艺的价值而没有艺术的价值。任何技艺超群之物都应该提升至道的境界。技艺的高深,进乎道,亦出乎道,即内在立足于道,又外在表现于道。因此,对于设计内涵的挖掘和研究尤胜于绚丽神奇的形式和技艺。所谓“物物———太极”,任何事物均有更深一层的东西等待挖掘。艺术设计应当在了解并灵活运用各种点、线、面,黑、白、灰等各种表现手段和技法之后,通过“神遇”超越形式美法则及设计要素等的“技”的束缚,探究其内在的玄机奥秘,最终获得作品更深层意义上的精神内容,到达“道”的深度。这种由技入道,轻技法、重竟境、轻形式、重内容的中国设计艺术即是真正达成了下笔如有神的高超技艺。

2从无象无形到无言无为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道无形无象,却以抽象潜藏的形式存在;道可知,但并非语言概念和感觉经验所能知的。道是任何艺术创作都必须道循的规律。因此,庄子主张随顺自然的无为态度,认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的美就在于它最充足地体现了“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大自然并未有意获得什么,却在无形中成就了一切。于是,在这种崇尚“逍遥虚静、无为顺应,淡泊自由、浪漫飘渺”的审美情致下,以自然仙境为题材的园林设计应运而生。我国的园林艺术设计大都受到“自然无为”思想的影响,在布置经营上,采取山水、建筑、景物相互穿插渗透的组合方式构成高低起伏、错落有致的自然空间,从而获得一种道家仙境般的自然之美。正如苏州留园的“小蓬莱”即是这种飘遥仙境的体现。而今天日本的园林艺术也是源于中国传统艺术中的“无为”思想。日本的园林又称“和式园林”,它以其幽静、深邃、曲折的艺术风格盛名于世。其实,和式园林艺术是中国汉、唐时代形成的家居环艺风格在日本列岛上单独延续至今的结果。它以“原色”即非人工雕逐为审美理念,实则是根植于老子的无为思想。从今天日本园林艺术的优雅风貌中,我们仍可清晰看到“无为”之境的影子,尤其是其中布局方式的起、承、新、合,“枯山水”的拟意等,无不和我国的传统艺术理念如出一辙。所以,我们今天在民居环艺的设计上,应继承并传载“无为”思想,将传统风格与现代化家居结合,打造特有的中式艺术风格的家居建筑。

三民族化与国际化:老庄思想引领下的完美艺术

儒家思想的积极意义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孔子;儒家;仁;伦理思想;道德原则

在儒家伦理思想中,“仁”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吕氏春秋》云:“孔子贵仁。”《孔子家语-弟子行》说孔子“汲汲于仁”。宋儒胡宏说:“仁之一义,圣学要道。”(《五峰文集》)程颢在《识仁篇》中说:“学者须先识仁。”这些论述都反映了儒家对仁的思想原则的高度重视。孔子也多次讲到并强调“仁”,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论语·卫灵公》)他甚至还说:“当仁,不让于师。”(同上)《论语》中“仁”字出现一百多次,多处对“仁”的思想原则进行了强调和论述。“仁”是孔子及其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和主要标志,也是其道德理论体系的根本原则。孔子以降,“仁”的思想一直为历代儒家学者所重视,并成为儒家道德理论乃至整个思想学说的核心。正因为如此,有人说孔子及其儒家的思想学说就是“仁学”。

孔子说:“仁者,人也。”(《中庸》)孟子也说:“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在儒家看来,“仁”是人的本质,人之所以为人其根本在于“仁”。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与自然密不可分。人与自然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其本质与自然的本质是相通的,二者都有其共性。另一方面,在自然界中,人是“天地之心”,是自然界中最可宝贵的,而立人之道,在于仁义。王阳明说:“人者,天地之心;心者,万物之主。”(《王文成公全书》卷六《答季明德》)《孝经》中也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章》)《易传》说:“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立天之道,日阴日阳;立地之道,日柔日刚;立人之道,日仁日义。”天地之间人为贵,而人之所以“贵”,不在于人有生命、有感知,而是在于人有仁义道德的伦理观念。

从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来看,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也在于人具有道德理性,在于人对于仁义道德的追求。孟子说:“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人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在孟子看来,人区别于动物的地方并不多,重要的在于君子懂得事物的道理,了解人伦之情,凡事能够)a仁义出发。由此,孟子还进一步概括出了仁义礼智“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正是这些以恻隐、羞恶、辞让等形式表现出来的内在的道德情感,使人超越了自然状态,并与禽兽区别开来,也使人在任何道德处境中,都保持着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在孟子看来,是否具有仁义礼智“四端”,也是人与非人相区别的标志:“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同上)人之所以为人,之所以可贵,就在于人是从仁义礼智的道德理性出发来选择自己的行为,并用以指导自己的行为的。陆九渊阐释和发挥孟子“人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的话时说:“去之者,去此心也,故日‘此之谓失其本心’。存之者,存此心也,故日‘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四端者,即此心也;天之所以与我者,即此心也。”(《陆九渊集·与李宰二》)他还说:“儒者以人生天地间,灵于万物,贵于万物,与天地并而为三极。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人而不尽人道,不足与天地并。”(《象山全集》卷二)人之所以是天地间的精华,是万物之灵,就在于人是社会的人,是具有道德理性的人,并且是以仁义礼智的道德要求作为其行为的出发点及其评判标准的。

从人之本性的角度来看,“仁”是人的本然之善心,是人本来就具有的善良意志,是人的本质之所在。在人性问题上,儒家虽然也存在不同观点的争论,但一般说来,大多数儒家学者都承认和肯定人性有趋善的倾向,认同人具有善良本性的观点。之所以说天地之间人为贵,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就在于人有善良意志,具有“仁义礼智”之心。孟子说:“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他在阐述仁义礼智“四端”时还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他还提出了“良能”、“良知”的概念:“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尽心上》)这就是说,仁义礼智是人生而俱有的东西,而不是由外部强加于人的。朱熹明确提出了“本然之善心”说:“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谓仁义之心也。”(朱熹:《四书集注》)陆九渊也充分肯定了人的善端“本然”性:“四端万善,皆天之所予,不劳人妆点。”(《陆九渊集-语录下》)王阳明则进一步阐述和发挥了“良知”说:“吾人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贤,天下古今之所同也。…‘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王阳明全集》卷一《传习录》)这些论述,都肯定了“仁”与人之本性的天然联系。

孔子及其儒家认为仁包括所有美德,仁是其他道德规范和道德范畴的总纲,也是其他优秀道德品质的核心,义、礼、智、信、忠、恕、孝、悌、恭、敬、宽、惠、敏、讷、刚、勇、毅等都体现着“仁”的精神,都贯穿着“仁”的思想和要求,同时又都可以归结于“仁”。

子张问仁时,孔子回答:“恭、宽、信、敏、惠”,并指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樊迟问仁时,孔子回答说:“爱人”(《论语·颜渊》),还有一次孔子回答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他还说:“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语-学而》)“仁者必有勇”(《论语·宪问》),又说“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等等。在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诸德中,“仁”居于主导的地位。正如朱熹所说:“百行万善总于五常,五常又总于仁。”(朱熹:《朱子语类》卷六)“仁义礼智四者,仁足以包之。”(同上)这些都说明,在儒家道德理论中,“仁”是其他诸德的核心和总纲,统摄其他诸德,其他各项道德规范、道德范畴,以及道德境界和道德品质,都是“仁”的原则的具体展开和体现。

《论语》载:“颜渊问仁。子日:‘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日:‘请问其目。’子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在孔子看来,只有约束自己,按照礼的要求选择自己的行为,才是“仁”。要使自己的行为合于仁的要求,就必须做到不合礼的事不看,不合礼的话不听,不合礼的话不说,不合礼的事不做。一个人如果没有仁爱之心,是不能实行和达到礼的要求的。这说明,礼的具体形式是由仁的内在要求所规定的,离开了仁,礼就失去了意义而徒具形式;仁是内在的要求,礼是外在的表现,二者互为表里,密不可分。如果说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规定的话,那么礼则是人们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实现其本质的方法和途径。仁是礼的基础,礼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制度上礼节上的具体要求和规定,必须建立在内在的仁爱的基础之上,依礼而行是仁的根本要求。

儒家将“仁”运用于社会政治领域,强调“为政以德”,构成了其仁政、礼治的政治模式。孔子说:“民之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论语·卫灵公》)在他看来,百姓对于仁德的需要,超过了对于水火的需要;有跳到水火中而死的人,而没有因实行仁德而死的。孔子还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淮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淮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论语·卫灵公》)这些都说明和强调了仁政礼治的重要。孟子发展了仁政的思想,进一步肯定和强调了仁德对于为政者及其治理国政的重要。他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孟子·离娄上》)因此,他极力主张“施仁政于民”(《孟子·梁惠王》),并主张“德教”,强调“善教”,“德教溢乎四海”(《孟子·离娄上》),“善政不如善教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孟子·尽心上》)荀子还在仁政方面发展了“礼治”的思想,把“礼义”视为“道德之极”。他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劝学》)“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荀子·议兵》)这些观点和学说,都是仁的思想原则在社会政治生活领域的推广和运用。

就仁与义、孝、悌、恭、敬、忠等道德规范和范畴的关系来看,仁与这些道德规范和范畴也是紧密联系的,而且“仁”具有更为根本的意义。《论语》中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礼记·儒行》中说:“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宽裕者,仁之作也。孙接者,仁之能也。礼节者,仁貌也。言谈者,仁之文也。歌乐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孟子》中多处论及仁与义的关系:“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并要求人们做到“居仁由义”(《孟子·告子上》)二程说:“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爱,恕则仁之施,爱则仁之用也。”(《二程集·遗书》卷十五)朱熹说:“仁是根,恻隐是萌芽。亲亲、仁民、爱物,便是推广到枝叶处。”(朱熹:《朱子语类》卷六)可以说,“仁”是儒家道德规范体系的基本原则,在其他道德规范和道德范畴中,都贯穿和体现着“仁”的要求。

朱熹说:“‘人’字是以人身言之。‘仁’字有生意,是言人之生道也。”(《朱子语类》卷六十一)清代儒家学者戴震说:“仁者,生生之德也。”(《孟子字义疏正》)李恭说:“生生即仁也。”(《论语传注问·学而一》)近代学者康有为也说:“仁……在天为生生之理。”(《中庸注》)在儒家思想中,“仁”是宇宙生育万物的“生生之德”。

儒家学者常以果实之“核”比喻“仁”,即以“果仁”喻“仁”,以阐明其“生生之理”。“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为仁,死者为不仁。今人身体麻痹不知痛痒谓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种而生者谓之仁,言有生之意。推此,可见仁矣。”(谢良佐:《语录》)陈淳《北溪文集》载:“问:‘程子言仁日心。譬如谷种,生之性便是仁,阳气发处乃情也?’先生日:‘岂惟谷种。凡果实核内,其中心皆日仁’。”元代儒家学者方逢辰说:“先儒论仁,最善名状者……指草木之核,种之即生,道以为仁,其中一包,皆生理也。虽然,此物借草木之核而言耳。人之核安在?日心。天地之心安在?日人。夫生生不息者,天地之心也,然其心不能直遂,必以托诸人。人得天地之气以为形,得天地之理以为性,故万物皆备于我。而天地之所以生生者,实寄吾性分之内,天高地下,一日无人,则天地特块然者耳。故孟子日:‘仁者,人也。’……‘活者为仁,死者为不仁。’人心不仁,则天地之心亦死矣,故孟子又日;‘仁,人心也。’七篇之书,自首至尾,切切焉以陷溺人心为忧,凡教人日存,日养,日尽,日求,日心之端,日心之官,日根心,日生心,日物之长短轻重心为甚,直指人之识痛痒有知觉处示之,非便以知觉痛痒为仁,特欲其切己省察而仁活其本心也。不然,死灰而已,槁木而已,顽石而已,此之谓不仁。”(《石峡书院讲义》)仁爱之心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是人性的基础,同时也只有坚持和遵循仁爱的伦理原则,才能协调和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问,以及上代人和下代人之问的利益关系和矛盾冲突,保证人类世代的生生不息和持续发展。

正是从这一思想观点出发,儒家既强调从血缘关系中引申出来的“亲亲之爱”,但又不限于亲亲之爱,而是要求从亲亲之爱出发,推己及人,将仁爱的思想情怀推及到全体社会成员乃至于世间万物,即“泛爱众”(《论语·学而》)。孟子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就是说要由亲爱自己的亲人进而仁爱百姓,由仁爱百姓进而爱惜万物。康有为也说:“孔子之道有三:先日亲亲,次日仁民,终日爱物,其仁虽不若佛而道在可行,必有次第。乱世亲亲,升平世仁民,太平世爱物,此自然之次序,无由躐等也,终于爱物,则与佛同矣,然其道不可易矣。”(康有为:《大同书辛部·四禁》)从仁的原则出发,就应不止于亲亲之爱,而是应由“亲亲”扩展于“仁民”乃至于“爱物”。

儒家提出“仁者爱人”,要求在实践“仁”的过程中首先要做到“爱人”。“仁”的道德原则在社会生活中的普遍遵循和广泛贯彻,是建立和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道德氛围和社会环境的基础和条件。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除了亲人问的“亲亲之爱”外,还有与其他人的其他性质、其他形式的爱。

如儒家所说的恻隐之心或日不忍人之心,也是爱心的一种表现形式。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孙丑上》)恻隐之心或不忍人之心是“仁”之萌芽,也是仁爱之心的心理依据和主要内容。这种仁爱之心推而广之,就是由“仁之本”到“仁之充”、“ 仁之广”,使“孝弟于家”的“亲亲之爱”,“流惠于邑”、“推恩于国”、“锡类于天下”:“是故其仁小者则为小人,其仁大者则为大人。故孝弟于家者,仁之本也;睦姻于族者,仁之充也;任恤于乡者,仁之广也。若能流惠于邑,则仁大矣;能推恩于国,则仁益远矣;能锡类于天下,仁已至矣。”(康有为:《长兴学记》)儒家还根据所“爱”的远近广狭,将仁爱之心区分为“大仁”、“小仁”:“夫大仁者,爱近以及远,及其有所不谐,则亏小仁以就大仁。大仁者,恩及四海;小仁者,止于妻子。”(刘向:《说苑·贵德》)

儒家认为,“爱人”是人们在实践“仁”的过程中的首要的指导思想和道德要求。“所谓仁者,爱人也……仁莫大于爱人”(《淮南子·泰族训》)。朱熹说:“仁者,爱之理;爱者,仁之事。仁者,爱之体;爱者,仁之用。”(朱熹:《朱子语类》卷二十)“仁之发处自是爱”(朱熹:《朱子语类》卷九十五)。“仁”的根本要求和精神实质即是“爱人”,“爱人”是“仁”的体现和具体运用。按照仁的原则,所谓“爱人”就是以爱己之心爱人,在处理个人与他人的关系时,要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和考虑,做到先人后己,舍己为人。当他人需要关心和帮助的时候,要尽其所能,甚至做出必要的自我牺牲。董仲舒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董仲舒:《春秋繁露·仁义法》)“仁”的根本要求在于以广博的仁爱之心对待和关爱他人,而不是自爱;一个人如果不能使别人得到他的爱,虽然他非常爱自己,也不能说其行为是合乎仁爱原则的。所以,张载强调:“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张载集·正蒙·中正》)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广泛的社会生活中,以“爱人”作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做到爱人如爱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可友善融洽,整个社会也就稳定和谐。

儒家思想的积极意义范文第3篇

关键词:诚信思想;职业道德;会计行业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产品冲出国门。而面对公平开放的国际市场,竞争的严峻性可想而知,产品质量要优质,而诚信的作风也是胜出竞争的法宝,其中会计人员的作用举足轻重,只有用职业道德武装自己,才有立足国际市场的资格。而现代会计管理也与时俱进,倡导华夏民族的优良传统——道德与诚信,这也是现代企业人本管理的规范和要求。人无信则不立,拥有诚信,就会拥有市场,诚信不仅是做人的根本,也是会计人员的立行之本。本文旨在分析我国会计行业所面临的“诚信危机”问题。

1.会计行业的诚信思想概述

诚信,顾名思义就是忠厚朴实,信守承诺,诚信是华夏民族的传统美德。诚信拆开就是诚实和守信,二者意义相似,互为补充。守信的基础是诚实,也是诚实的具体表现,不诚实的人做不到重诺守信。会计追求诚信,体现的行为是言行一致,工作认真,重诺守信。企业要想走出国门,立足国际市场,会计人员要有正确的职业理念,诸如以诚信为基础,重素质和修养,坚持原则,坚决杜绝做假账等。只有拥有正确的职业道德,才能安心服务于社会。一个模范的会计人员,要严格执行《会计法》等一系列相关法规,勇于同不符合财政法的行为作斗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刻苦钻研业务,以国家利益为重,做好新时期的会计工作。

2.我国会计行业诚信价值的缺失及其原因分析

纵观经济犯罪的案例,大部分经济违法犯罪活动,几乎都与会计人员的诚信缺失有关,具体表现在如下:其一是以私利为目的,监守自盗。一些会计人员在个人利益或小团体利益面前,视国家法律和利益于不顾,放弃原则,与一些臭味相投的人,欺上瞒下,伪造假的会计信息,凭证和报表;其二是违背会计原则,弄虚作假。一些注册会计师利用手中的权利,徇私枉法,对不符合审计要求的企业网开一面,给国家造成了损失。有的会计事务所在执行独立审计业务时,也没有依据国家条款进行严格公正的审计,伪造审计报告,对于会计造假行为放任自流,给国家和投资者的造成的损失触目惊心。那么造成这些问题的背后原因是什么呢,笔者对策分析如下;

(1)行业环境差,隐形规则普遍。会计从业环境差,个人利益得不到保证,遵循会计职业道德做事,往往会受到打击。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当会计人员坚持原则,拒绝单位负责人的不法要求时,往往会遭到单位负责人的刁难和打击报复,轻则调出会计工作,重则会有失业的危险,这种社会现象屡禁不止,且有上升之势。具体分析一些公开曝光的会计违法案例,其中会计造假和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等违法行为,大都是在单位负责人授意下进行的,虽然领导的压力是一个原因,但会计人员不坚持原则,不能坚守会计职业道德也是一个因素。

2.自律性不高,诚信价值缺失。缺乏会计职业道德与诚信的整体自律。具体分析会计职业道德与诚信的自律状况,会计人员的自律层次不齐,而创建一个廉洁稳定的会计环境,会计职业界整体的自律值得倡导。会计职业团体自律的基础,构建在会计人员自律的基础上,而建立会计自律管理机构是实现会计人员自律的保障。时至今日,我国还没有专门的会计职业道德与诚信的自律组织,这也是会计自律性差的原因之一,没有监管机制制约。

(3)行业素养低,教育培训不够。会计人员道德与诚信不高,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是一方面,再者与教育不重视有直接关系。目前,我国的中小学教育中,片面追求升学率是风尚,德育与诚信教育让路给文化课。大中专院校对职业道德与诚信教育也没有单独的课程安排。

3.推动诚信思想在会计职业道德体系中导入的对策及建议

(1)实施会计诚信教育,强化行业培训。成人会计职业道德与诚信培训,是目前提高会计职业道德水平的捷径。会计人员个人的道德修养,依靠自我素质的提升,再则就是依靠社会教育来强化道德和诚信教育。

(2)优化行业工作环境,规范会计行为。会计人员的道德与诚信程度与所处的环境有关系,如今社会,道德水平低下,自私和欲望充斥着整个社会大环境,各种干扰时刻在影响着会计领域,只有依靠整个会计行业的共同努力,依靠国家的法律法规,依靠会计职业道德与诚信的建立,才能走入和谐社会。

(3)建立会计行业的“三位一体”监督体系。要依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和行业规则,构建“以行业自律为基础,以政府行政监督为主导,以法律法规的完善为准绳”的有效监督系统。通过三位一体的监督体系进行管理,在培养会计人员良好的职业道德行为的基础上,引导他们主动地接受职业道德教育,落实会计人员的诚信行为。

(4)创新会计行业机制改革,导入考评与奖励机制。社会公众对会计人员的批评或建议,对会计人员来说,也是难得到帮助。基于此,各单位要对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与诚信情况建立一种奖惩机制,可以通过检查、考评进行评比,对优胜者进行奖励,并在工资晋级,和职务晋升进行倾斜。这种机制的建立,无形中会促进会计人员职业道德和诚信建设的提升,有效的奖励和处罚制度,是激励会计人员自觉遵守职业道德与诚信规范的重要方式。

总之,会计职业道德与诚信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工作,涉及面很广。随着时代的进步,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会计改革要与时俱进,而会计人员诚信守纪尤为关键。(作者单位:陕西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简家进、李洁.会计环境与会计职业道德探析[J].经济师. 2005(07)

[2]骆进仁.会计信息与会计环境关系研究的理论综述[J].兰州铁道学院学报. 2002(05)

儒家思想的积极意义范文第4篇

【关键词】亚洲四小龙;经济;新儒家思想

一、亚洲四小龙腾飞的经济成就及文化背景

对东亚各国的政治及社会影响比较大的传统文化主要有三种,即中华(儒家)文化、佛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中国、日本、朝鲜、韩国、越南和新加坡受中华文化的影响更大一些,因而其政治文化中渗透着浓重的儒家伦理。

20世纪80年代,亚洲的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经济突飞猛进,成为国际市场上强有力的竞争者。经过文化性格的重塑后,韩国形成以准军事管理为特征的企业文化;新加坡形成以奋力拼搏求生存为核心的企业文化;融合中西方文化精华,港台形成以竞争务实求发展为核心的企业文化。

众所周知,亚洲四小龙地域面积不大、人口稠密、经济底子较薄,自然资源也并不丰富,那么他们是靠什么在短短的时间里取得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促使他们经济增长的共同因素是什么?而在这诸多影响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又是什么呢?

如果说经济增长与其背后的文化存在着必然联系的话,那么和西方“新教资本主义”相对应,有人把“东亚经济模式”称之为东方“儒家资本主义”,也不无道理。国际学术界对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作了大量研究。大致可分为三大派别:第一派认为是东亚独特的文化模式造就了其经济奇迹;第二派认为是东亚抓住并利用好国际机遇,采取了正确的经济政策;第三派是制度学派,以宏观调控功能来解释东亚的经济起飞。目前虽然学术界对促进“亚洲四小龙”腾飞的原因仍未完全达成共识,但有一个观点却是基本一致的,即儒家文化是“亚洲四小龙”乃至整个东亚经济崛起的精神支柱。杜维明、成中英、余英时等海外新儒家学派,他们也都强调中华文化价值观对于东亚现代化发展的精神指向。

“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除了引进西方现代科学技术之外,无不伴随着儒家价值观的继承和发扬。新儒家价值观是结合当地实际,借助于西方现代经营管理而发展的。新儒家价值观吸取了旧儒家价值观中的勤劳、节约和重教育等优良传统,衍生出更具有生命力的因素,即把节约的钱用于投资;教育方面强调人文、技艺;勤奋牟利;管理上除了家长式管理外,还兼有现代的经理式管理。俭、刻苦、孝顺、敬老、尊贤、求知等美德,这些因素推动了经济的增长。儒家的社群情感、奉献家庭、纪律严明、政治稳定、平衡调适、忠诚仁厚、修身、反省、自我纠正已被视为亚洲经济起飞的奥秘。东方的天人合一思想、综合思维方式也被认为是弥补西方精神缺陷的良方。

日本的发展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形成所谓儒家文化圈的东亚奇迹,被视为现代化的新模式。日本的许多企业家,如“日本企业之父”涩泽荣一、“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财界总理”土光敏夫等,都对儒家文化情有独钟,始终自觉以儒家文化中的信条来经营企业。日本企业家只要稍有水准的,无不熟读《论语》,孔子的教训给他们激励、影响至巨,此种实例多得不胜枚举。

构成台湾经济主力的中小企业,多数是家庭式的企业,流行的正是儒家文化与传统价值观。在亚洲金融风暴中表现较好的是台湾和新加坡,而两者也均以重视儒家文化著称。

众多香港人民在吸收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仍牢记自己是中国人,有一颗中国心,依然保留了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如义利两全、诚实经营、勤俭持家等。这种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中华文化促进了香港经济的飞速发展。

韩国经济崛起的原动力是强烈的民族自尊和致富经国的价值观。一心想证明“韩国也能”,是促进韩国企业拼命经营的重要精神力量。三星财团创办人李秉哲曾指出,对我影响最深的是《论语》,吴越尚能同舟,我们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

与韩国相比,新加坡是曾经接受过“全盘西化”但醒悟最早的国家。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新加坡政府就提出“把儒家基本价值观升华为国家意识”来抵御西化,还将重视中华传统文化视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方针。新加坡人开办的企业,十分重视培育以儒家价值观为特色的企业精神。“新加坡21世纪五大理想”要求:重视每个人的价值;家庭凝聚,立国之本;人人都有机会;心系祖国,志在四方;积极参与,当仁不让。新加坡在世界竞争力排行榜上一直紧随美国而位列前茅,正是重群体、重和谐、重伦理、重勤俭的儒家文化与价值观的体现。

对新儒学的兴起以及儒家文化的前景,现在还难以做出明确的价值判断,但儒家文化的精华愈来愈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已是不争的事实。历史已证明了儒家文化作为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依据之一的合理性,这是历史事实,也是历史规律。人们普遍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背后,有着数千年东方文化的积淀和支撑。

二、新儒家思想在现代的积极意义与消极意义

探讨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文化背景、重新认识儒家思想等东方文化的价值及其与亚洲现代化间的关系,在现代商业文明的今天,中国儒家文化如何才能更好地成为企业文化精神的资源和依据?怎样继续从更广和更深层面促进经济的增长呢?我们认为,必须注重几点:

(一)儒家文化必须接受现代化的改造。儒家文化本身是农业文明的产物,要在商品文明和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必须经受扬弃超越,要对其自身进行改造,在接受西方科学文化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的转型;

(二)发扬儒家文化必须以市场经济法制化为前提。儒家文化是作为中国法家思想的对立面发展起来的,不同于法家强调法治,儒家强调的是礼法和德治,因此儒家文化先天性地缺少法制。西方不少著名学者在赞扬儒家的礼仪规范后,也不无精辟地指出:儒家文化的确需要一个法律传统来支持礼仪规范;

(三)使儒家文化成为现代企业文化精神的思想资源和文化依据。注重儒家文化的同时,更要看清市场经济的根本动力,也不能忽视了员工与对外竞争精神的培养。如此才可发扬个人责任感、使命感和奉献精神,激发企业的群体意识和团队精神,增强凝聚力;

随着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新儒家的理论根据又受到了普遍的怀疑,就连“亚洲价值观”的提出者李光耀都说:“儒家的价值观已经差不多变得过时了。”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认为,当世界被最崇尚的亚洲价值观所吸引时,惊人的经济增长掩盖了最糟糕的东西:裙带资本主义和腐败。

有学者认为,在西方文化的冲击面前,中国文化包括新儒家思想无论在科学、民主、思维方式、艺术创造还是在宗教体验方面,都暴露出其本身固有的重大缺陷与限制,如果缺陷和限制不能被超越,中国文化就很难说会走向现代化。

三、对我国治国理政的借鉴

儒家思想的积极意义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儒家思想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识码:A

The Promoting of Confucianism to Socialist Spiritual Civilization

ZHOU Yu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Guangxi 541000)

AbstractConfucianism is profound, and occupy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China's traditional culture. It is the traditional spirit of China, and had far-reaching implications to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occupies a pivotal position, it contains positive elements, can be taken as a valuable resour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spiritual civilization, and play a role pf promoting the spiritual civilization; The content of which there will be serious constraints of feudal construction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only to enhance the positive factors of Confucianism in the correct guidance, do keep the essence, remove the dross, to make Confucianism play an active role i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spiritu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Confucianism; Socialist Spiritual Civilization

1 儒家思想的主要精神

两千多年来,儒家思想一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它未曾止息的发展使它拥有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使它沉淀在中华民族的心灵深处,不仅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处事,更是中华民族发展、复兴的深层次精神支柱。同时也构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系统,其主要精神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孔子在继承殷周对天的敬畏的同时,把天的人格内涵变成具有必然性特质的命运,其中既包含宗教的色彩,又包含人的道德与天的规律性的合一。孟子则在此基础上更多的强调人界定天,而不再强调天的主宰性和宗教意义。天人合一的思想发展到汉代,演变成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他将阴阳五行的学说引入了儒学,由此提出“人副天数”之说,鼓吹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天人合一论。张载则把“天人合一”看成是人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协调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儒家繁杂的天人合一思想中既有正确的观点也有错误的理论,但是从其对民族文化推进作用和深远影响来看,其思想是在充分肯定自然界与精神的统一,以及对人类行为与自然界相互协调的关注。

第二,“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儒家不仅维护“礼治”,而且还提倡“德治”,非常重视“人治”。 儒家认为国家是否有序应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 “礼”是法的一种形式,它的核心是维护宗法等级制度,如果违反了“礼”所设的规范,就必须受到“刑”的惩罚。 其“德治”主义则是主张通过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不是通过外在的纲条而是通过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向善,知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种积极的方式可以从源头上来解决问题,而这一点也正是法律制裁所不能从根本上办到的。 儒家的“人治”主义,是把人当作具有复杂变化性和有主动选择性以及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对人的特殊性、可能的道德发展及同情心的重视,“德治”强调道德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教化者本身的道德水平,所以这也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着巨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又发展为了“为政在人”等过于极端的“人治”主义。

第三,“忠恕”、“五伦”的处事原则。“忠恕之道”即推己及人的仁爱之心是孔子处理人际关系问题总的指导原则,所谓“忠”指忠诚待人。所谓“恕”,指宽厚待人,这是仁者爱人的两个不同方面。孟子将全部人际关系分为五大类,提出“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成为调整社会人际关系的准则。儒家思想中严重的等级观念及男尊女卑的观点是典型的封建残留,是与当代社会完全不符的,应当被摒弃,然而其中的仁爱思想等一部分却又是可取的,这些正确道德行为取向两千多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道德观。

第四,“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儒家思想主张义和利的结合,他们强调“富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义然后取”的原则,反对 “不义而富且贵 ”的行为。 儒家义利观强调的是重义轻利,重公义,轻私利,当利和义发生矛盾时,把义放在首位,舍生取义。

第五,中庸原则。历代儒家都把中庸看作是道统正传,它在儒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孔子的中庸思想中,强调中和、和谐, 反对过犹不及,反对固执一端而失之偏激或片面,“叩其两端”来把握事物,这种中庸的思想不仅成为了儒学的主要思想方法,同时也成为了儒学的道德原则。当人的心性修养能达到“中和”境界也就能与天地万物相和谐。而儒家和谐观的重要内容也正是以中为度,中即是和。

2 儒家思想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推动作用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儒家思想作为在中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深深影响着人们人生观、价值取向、行为标准的形成,我们若能将其积极因素发扬,必然能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1)发扬儒家思想中的德治思想,使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推动有中国特色法律体系的发展,推动我国民主法制建设进程。

儒家很倡导忧国忧民的思想,并且重视将这种忧患思想转化成为爱国爱民的积极行为,政治上的人治与德政。儒家清楚地提出来治平天下的前提和基础是修身、齐家,对于每个人而言,道德是立身、事业、理想这三者之本。儒家同时还非常注重执政者自身的道德修养和带头领导作用,要求执政者先正己后正人,要忠于职守和洁身为民。当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就需要各级领导的带头作用,在法治的同时做到以德服人。

(2)积极倡导仁爱思想,追求克己为人,有利于建立安定和谐的人际关系。儒家思想认为可以通过一个人对待父母的态度来推断他对国家、社会、他人的态度,家庭伦理可以作为教化社会的工具用来推己及人,提倡在全社会形成仁爱之风。儒家主张平等待人,提倡宽容精神,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强调自责与自律,与人为善,不与人为恶,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儒家的这些思想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人际关系面临着更加多样复杂的考验,更多的年轻人成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这些进入社会的八零九零后大多数都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他们身上缺少的儒家思想中的仁爱、宽容精神,在处理人际关系中不够成熟,没有一个正确的方向,而儒家的仁爱、平等、宽容的精神正好可以给他们正确的指导,处理好各种人际问题,建立安定和谐的人际关系,提高其道德素质,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3)倡导重义轻利,反对利己主义,建立正确的人生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多元化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开始复杂多样,利己主义乘风而上,儒家思想中重义轻利,重公义,轻私利,当利、义两者之间发生矛盾时,把义放在首位,舍生取义的精神早就被人们遗忘,在物质水平飞速提高的今天,精神文明的建设更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将儒家重义、重公利思想融进市场经济的个人意识中,可以抑制利己主义,更有利于引导人们在不损害国家和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去追求个人利益,使人们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建立正确向上的人生观,从长远方向取得生产经营的成功,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共同发展。

(4)提倡中庸精神,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中庸精神就是适度把握,按照适中方式做事,并力求保持在一个合情合理的范围之内。中华民族长久以来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都有着贵和尚中的观念上,对实现和保持和谐局面的都有着共同的期盼,这是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做事不采取极端方式,求大同而存小异,对于集体利益的着力维护,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发展,是普遍中国人的行为准则。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各领域发展的趋势,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人口的环境的矛盾问题等等,必须要建立起合理的发展观是能继续健康的发展,儒家中庸精神的适度思想,以中和的方式做事,以维护各方面的和谐发展的观念正好可以为当今构建社会起到一定的思想指导作用,使人们在发展中循序渐进而非采用极端方式,构建和谐持续的发展观,使人们在积极进步的同时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的开展。

(5) 加强诚信建设,是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力保障。儒家思想中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即崇尚信义,重视诚信。在当今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诚信早已不仅仅是个体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更是体现作为个体的人与作为整体的社会之间是否能融洽、协调的重要标准,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素质的重要体现,更是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力保障。然而,随着物质文明的提高,诚信问题不但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反而成为了社会健康发展的阻力,诚信问题影响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是当前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加强国人的诚信意识,大力弘扬儒家诚信思想,全方位各方面地开展以诚信为中心的道德建设。首先要加强各级政府,各行政执法部门,各级公务员的诚信建设,对全民起到带头作用,同时要加强学生诚信教育,从小培养正确的道德观,然后,对广大人民要做好诚信宣传工作,把几千年来中国儒家中的诚信教育推广开来,让人们在回归传统文化的时候理解到诚信的重要性,大力推动诚信教育,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有力的保障。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的主流意识,几千年来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一直都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但是由于中国意识形态的多种原因,至今仍然有很多人对儒家存在着偏见,不少人仍然认为“儒家思想”是“四旧思想”而需要破除,不可否认儒家思想中存在着一些不可取的封建思想,但是作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其中仍然有着很大一部分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应该在儒家思想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那一部分推动社会发展的思想保留发扬,创造出由中国特色、民族精神的精神文明,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同时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更适合自己的发展思想与理论,得到更好的推动。

参考文献

[1]李明辉主编.儒家思想的现代诠释.台北中研院文哲所筹备处,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