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文化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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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文化的起源范文第1篇

关键词 跨文化交际能力 现状调查 英语教学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1 基本概念

1.1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是研究跨文化交际的最重要的基础理论，也是跨文化交际理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萨丕尔认为，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语言对文化有着重要作用，没有语言，也就没有文化。另一方面，语言又受文化的影响，反映文化。王振亚指出，文化是学习语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语言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1.2 跨文化交际能力

美国著名社会语言学家、人类学家海默斯最早提出“交际能力”这一概念。他认为“交际能力”就是“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该说话，对谁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谈什么内容”的能力。Canale 和Swain认为交际能力包括语言能力、社会语言能力、篇章能力和策略能力。跨文化交际指的是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之间的交际，也指任何在语言和文化背景方面有差异的人们之间的交际。指的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之间的交际，也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所发生的相互作用。

2 研究方法

研究者对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非英语专业学生进行了一次文化测试，目的是测试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水平，了解他们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现状。在统计分析上，研究者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对回收的测试卷进行数据分析，统计学生答题的错误率。

测试题参照的是我国著名学者王振亚的社会文化测试卷，分为三个部分，一共60道题目。前两部分是关于普通文化测试，即日常社会习俗的内容，分为语言行为和非语言行为两个部分。后一部分是关于正式文化测试，即政治、地理、历史、文学、宗教等内容。普通文化测试部分是得体和非得体的判断题型，正式文化测试部分是选择题型。

受试者为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2012级的286位非英语专业学生，涉及的专业有汽车电子，多媒体，物流管理，物业管理，设施园艺、园艺技术等。所有受试者均未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研究者一共发放了286份测试卷，回收率是100%。

3 结果与分析

研究者对所有测试卷进行了批阅和统计，286份试卷，一共17160个答案，其中6422个答案正确，10738个答案错误，错误率为63%。在所有的错误答案中，第一部分错误率为54%，第二部分为64%，第三部分为71%。这说明学生跨文化的意识比较薄弱，跨文化交际的能力比较差。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1）高职院校在英语教学中重视语言知识的传授，轻视文化知识的渗透。文化知识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传统的英语教学以语法教学为主，只注重培养学生的读写能力而忽视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2）高职院校英语教师自身的文化素养也有待提高。要让学生在课堂上了解和掌握文化知识，增强跨文化意识，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英语教师首先应该有深厚的文化修养和很强的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但是由于教学思想、教学方法和教学条件等的局限性，很多教师没有机会接受足够的相关培训，这也限制了教师在课堂上进行文化知识的导入。

（3）教师的教学方法和学生的学习方法都比较单一，课堂上和课堂外都没有相应的语言环境让学生了解掌握文化知识，学生也很难体会到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因此要增强学生的跨文化意识，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就很难了。

（4）我国对于英语教学的评价就是考试，这也使得教师和学生都围绕着考试转。这也限制了学生跨文化意识的培养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

4 对英语教学的启示

（1）完善高职院校英语教学中文化教育教学的体系。首先是完善教学大纲，在教学大纲中，文化教学和语言教学应该是同等重要的。高职院校英语教学大纲中除了对语言教学的各项知识和技能，即词汇、语法、听、说、读、写、译等有相应的要求以外，系统的文化教学的内容也应该列入教学大纲。其次是选编合适的教材，在选编教材时应该把文化知识作为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内容列入教材中，应该把文化知识和语言知识作为一个整体并有机的结合起来。最后是改革考试形式和内容，为了促进英语教师和学生对文化教学的重视，应该在英语能力考试中增加测试文化知识的内容。

（2）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的文化素养，增强教师的跨文化知识。因此，高职院校应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多给英语教师提供以提高教师文化素养为目的的培训或进修的机会，比如说：可以到国外进修学习，亲身感受英美国家的文化，这都有助于提高教师的文化素养，增加教师的跨文化知识。

（3）实施适合文化教学的方法和技巧。这也有助于学生学习文化知识，增强跨文化意识，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英语教师可以在课堂上结合教材介绍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可以把英语国家文化和中国文化进行对比，注重分析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可以组织一些课堂活动，比如说：角色扮演等；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让学生观看经典的英文电影；可以开展多种课外活动等。

5 结语

总而言之，本次调查显示高职院校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比较差，这也说明高职院校的英语教学迫切需要改革。因此，高职院校英语教师应该不断的进行探索和实践，采取一些有效的积极的措施，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1] 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英汉语言文化对比[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2] 王振亚.语言与文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3] 赵春漫，木艳，王丽芬.高职院校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教育与职业，2011.

非遗文化的起源范文第2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闾山满族剪纸；满族文化；保护；发展

一、闾山满族剪纸的起源

满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创造出了极具民族特色的满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满族剪纸为载体传承至今。闾山满族剪纸流传于辽西锦州市北镇医巫闾山地区，记录了医巫闾山地区从原始社会至今，长达七八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是目前保存较好的满族文化元素之一。在历史的积淀中，闾山满族剪纸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并且蕴含着大量关于满族信仰、风俗、生产和生活的内容，不但是表现满族原始的自然神、始祖神、生殖崇拜等萨满文化的主要形式，还是研究满族文化起源的重要史料。闾山满族剪纸在当地的满族文化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主要体现在民俗方面。清朝中期以前，满族文化具有非常鲜明的独立性，自成一派，剪纸艺术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并不能够作为满族文化的代表。清朝灭亡之后，贵族阶层的文化大多随之消亡。因此，满族文化的代表不再由帝王和贵族阶层所决定，平民百姓的文化成为满族文化的象征与符号。由此开始，剪纸艺术逐渐被人们所熟知。闾山满族剪纸存在于满族人生活的诸多方面，它不仅是各种节日和祭祀活动烘托氛围必不可少的文化符号，如窗花、喜花、祭树等，还是服装、鞋帽上的刺绣图样。早期剪纸技艺主要依靠家族内传承的方式延续，通常由家中年长女性传授给年轻一代，与此同时蕴含于剪纸技艺之中的民族信仰、习俗和生活方式等也得以传承。

二、闾山满族剪纸保护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闾山满族剪纸虽历史悠久且多存在于满族人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物质文化的变迁，闾山满族剪纸同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丧失活力并逐渐走向没落，面临着传承人老龄化甚至出现断代现象、公众认知匮乏、实用价值降低、传播方法老套、专项经费不足的问题，严重阻碍着闾山满族剪纸的保护与发展。

（一）传承人断代

据文化和旅游部确定并公布的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可知，我国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平均年龄达到了63岁，其中40岁以下传承人占比不足1%，与之相对的，60岁以上的传承人占比达58.3%。②由此可见，非遗传承人“老龄化”及“断代”现象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与发展中普遍存在的问题。随着社会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年轻人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都发生极大改变，抛开计划生育政策不谈，“多子多福”的生育观也早已被摒弃。因此在如今时代背景下，闾山满族剪纸仍以极具满族特色的生殖繁衍崇拜、山林文化等萨满文化为主要表现内容，实在不能引起年轻一代的兴趣和关注，年轻人普遍认为其内容和形式陈旧，缺乏创新。目前，闾山满族剪纸尚有汪秀霞等十余家谱系仍在传承延续，但其中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汪秀霞、赵志国等人的平均年龄已超过65岁。随着老一代手艺人逐渐逝去，闾山满族剪纸后继乏人。

（二）公众认知匮乏

据《中国文化遗产与公众生活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公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度并不高，且一些地方政府和文物部门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的管理和宣传工作乏善可陈，由此导致公众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存在的重要性的认知十分匮乏。在闾山满族剪纸的生地和周围城镇，由于宣传不到位和公众自身文化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许多人并不知道“非遗”是什么，更不清楚他们随手剪出的图样对文化传承有着重要的意义，只是将剪纸作为爱好或是一种活计。公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了解，对文化传承的不关注，使得他们很难积极参与到闾山满族剪纸的保护和发展中来。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民间产生，若想在民间发展，就需要在民间营造出良好的社会氛围，如果脱离了公众广泛、积极地支持和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就变成了空谈。因此，提高公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和重视是闾山满族剪纸保护与发展的关键。

（三）实用价值降低

文化的价值是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中才得以体现的。“艺术源于生活”，许多传统文化之所以能从无到有并到达巅峰，是因为在起源时期，能够被广泛应用于百姓生活，满足人的需求。历史上，闾山满族剪纸的确存在于满族人生活的诸多方面，其作为祭祀、婚嫁、节日等活动的文化符号，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和文化价值。但随着时展和满汉民族融合，百姓需求发生改变，许多满族文化和礼仪都被逐渐淡化，并且工业化生产出的产品，如窗花、喜花等价格更为低廉，样式更为新颖。其次，在现代社会，除了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场合之外，满族人在着装方面与汉族人无异。因此，闾山满族剪纸作为服装、鞋帽的刺绣图样的实用价值也基本被削弱。实用价值被削弱意味着文化与生活脱节，失去社会黏性，人们对其传承和保护热情必然也大打折扣。

（四）传播方法老套

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关键在于传播，而传播方式和传播渠道的选择将直接影响着传播效果。只有通过选择恰当的传播方式和媒介让非遗文化走出其生地、进入大众视野才能使其获得更高关注度，进而解决受众数量少、文化影响力不足和发展效果不佳的问题。在闾山脚下的北镇市，有300多名满族剪纸艺术家和爱好者，他们常年在附近的乡镇、城市弘扬闾山满族文化，传播剪纸艺术。2003年，10位满族民间艺人成立了闾山满族剪纸协会。在成立至今的十多年间，协会多次走进社区、高校、军营等地传播剪纸技艺。协会虽自发开展多项传播活动，但是这种线下传播方式具有很强的地域局限，传播范围仅覆盖北镇市周边城镇。另外，闾山满族剪纸的线上传播主要依靠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线下传播为主，传统媒体为辅的传播方式使得闾山满族剪纸未能引起广泛关注并在社会上形成一定知名度。

（五）专项经费不足

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存在于少数民族或乡村地区，这些地区经济欠发达，经费不足成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中的普遍问题，非遗生地的政府财政支出方面投入有限。没有资金的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陷入困境。闾山满族剪纸存在于村镇当中，村镇贫困落后，在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没有余力，只能依靠市政府拨款。然而，近些年辽宁省经济在全国排名迅速下滑，锦州市由于产业结构不符合发展需求，经济发展缓慢，难以设立专项资金扶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工作。据调查而知，当地文化部门多次向市政府申请项目资助，都未得到回应，经费不足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经费问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中的重点问题。没有经费的保障，各项活动无法开展。即便满足其他的传承条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也寸步难行。

三、闾山满族剪纸的保护与发展策略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发展闾山满族剪纸，就必须针对其目前存在的问题采取相应措施加以解决，探索出顺应时展趋势并符合实际情况的保护与发展路径，使得闾山满族剪纸重焕生机。

（一）吸引年轻群体，弥补年龄断层

非遗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关键，而年轻人是非遗文化发展的主力军，只有让年轻人了解、接受和喜欢非遗，才能促使其产生保护和传承意愿，解决非遗传承人老龄化甚至是断代问题，让非遗获得持久生命力。多年间，闾山满族剪纸协会一直致力于通过开展“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向广大学生群体传播剪纸技艺，以解决传承人老龄化问题。但笔者认为，就学生群体而言，无论是中小学生还是大学生，应试教育模式之下，大多数人都是在被动学习，因为学业压力而被迫放弃很多个人兴趣爱好。因此，通过开设课程或强迫参加活动的方式，一味地向其灌输传承的重要意义只会引起学生反感，不如将闾山满族剪纸的特色结合满族文化制作成各种符合年轻人审美动画作品或益智类游戏，使其主动接受非遗文化并加以探索、创造和发展。

（二）加强非遗宣传，提高公众认知

2017年，由锦州市政府筹划并投资的锦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建成。该基地虽入选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基地名单，但其在公众之中却鲜少为人所知，并未实现其“传习有场所”及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全面开展的目标。为使基地实现其目标，真正发挥作用，政府必须加强宣传工作。一方面，政府应当宣传基地建设，展示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另一方面，政府以成立非遗传承基地为例，说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重要性及措施，以提高公众认知。在专门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宣传工作的人才缺乏的情况下，政府可以在当地开展志愿者招募活动。将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具备一定宣传能力且热心于公益事业的人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志愿者队伍，定期到公众之间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意义。

（三）顺应潮流趋势，提高实用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应只是摆放在展馆里的文物，想要不被遗忘，那就必须要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找到自身的存在感，“活”在日常生活之中，顺应时展潮流，以满足人民生活生产需要。近年来，我国掀起一阵“国潮热”，许多设计师会选择将一些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其设计的产品之中，服饰品类中最成功的就属出现在纽约时装周的中国李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的独特风采。闾山满族剪纸作为满族服饰的刺绣图样，其实用价值随着满汉民族融合而大大降低，可以尝试搭上国潮发展的顺风车，联系服装生产厂商将刺绣图样融入服饰之中，并加以改良，建立独具特色的个人品牌，重新找回其实用价值，并以此为平台创造经济价值，为闾山满族剪纸的保护与发展提供物质基础。

（四）善用新兴媒体，拓宽传播渠道

新媒体时代，互联网传播成为主要的传播方式，受众的视野也逐渐从传统媒体转变到新媒体，不同年龄段、地区的受众都会接触到抖音、快手、微博等新媒体平台，因此要想让闾山满族剪纸真正被大众所熟知并发展下去，就必须遵循时展趋势，结合互联网技术，与新媒体平台相融合，拓宽传播渠道，从而摆脱老套的传播方式所带来的局限。依靠新媒体传播不仅可以突破传播范围和受众数量的局限，还可以有效改变人们参与非遗传播的方式，如：利用短视频平台直播可以增强受众与传播者之间的即时互动，使受众拥有更多话语权和主动权。另外，鼓励受众转变身份，在微信、微博、抖音、快手等平台上注册闾山满族剪纸自媒体账号，借助自媒体得天独厚的网络优势，将闾山满族剪纸的历史渊源、发展过程、生产过程等融合在原创的图文、视频作品之中传播出去，为非遗保护和发展增添动力。

（五）整合产业资源，建立财力保障

为了减轻对政府专项资金的依赖，摆脱由于经费不足带来的困难和不便，增强非遗自身的生命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应该进行资源整合，形成文化产业运营模式，为自身发展提供有利条件。根据锦州市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21年锦州市将落实市委确定的“五大工程”，其中提到了“北镇、义县环闾山旅游路建设”。这项建设为闾山满族剪纸的保护与发展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剪纸与旅游业对接，借助旅游业的发展，开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市场，进行旅游产品销售和文化旅游市场开发的同时获取经济收入，建立财力保障。

四、结语

非遗文化的起源范文第3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新时期旅游开发；发展方向；融合管理

物质文化遗产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艺术行为，其中更加沉淀着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中深层次的精神追求，旅游开发是贯穿于人类生活全过程的一种文化行为，具有极为丰富的历史底蕴和根基。并且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国家中，具有更强烈的地域性、民族性、传承性和大众性。无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是旅游开发工作，在人民的生活和生产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也是人民群众十分喜爱的一种文化形式，由于两者与生俱来，不可分割，具有相得益彰的密切关联，所以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保护延续的同时，还需要促进新时期的旅游开发发展，这也是文化工作者需要考虑并探索的一项问题。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新时期旅游开发具备的不同属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的提出是由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了完善世界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区别于物质性、建筑型、遗址性文化遗产的不同概念所指的是由各族人民世代相承并且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文化空间，而其中的表现形式也不仅局限于手工艺、表演艺术等也包含着民俗活动和口头传统等多种类型。而其中所提到的文化空间是指与表现形式有较为密切关联的特定时间和场所，具有极强的空间性和时间性。旅游开发则是指人们在旅行中需要得到满足的精神文化需求，以群众为主体、以娱乐文化活动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文化表现形式。两者均是人们在文化生活中的重要产物，关系密不可分，旅游开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重要方式和载体，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文化在人民群众中的一种展现形式和表现基础，所以做好旅游开发中的非遗传承工作是对我国非遗文化进行传承和保护的关键。而随着近年来信息社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西方文化，也涌入我国的社会环境中，许多年轻人在接受信息时所接受到的信息也更加广泛，这也就导致在进行文化传承时，旅游开发的开展工作存在一定的问题，这也直接导致非遗传承工作的难度增加。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新时代旅游开发的融合与连接

非物质文化遗产伴随着现代人类生存，其中涉及到人类的所有生存领域，是人类对世界资源进行利用并建立自身的精神世界的象征，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哪个国家的遗产类型和文化特点，都具有追求真善美的本质特点，而在这种背景下，不同的旅游景点根据自身的民风民俗和社会状态形成了相应的发展方式和独特认知，通过创造世界和改变观念的方式，使人类的文化意识得以发展，进一步保证了旅游区人群的能力素养持续进步。在现代社会的发展期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和延续，需要将促进全人类和谐发展作为主要的方向，不可将其进行隐藏或束缚，而应当尽可能使其贴近生活和群众，在与人类交流的过程中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4]。由于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历史，也具有了丰富的文化特点，呈现出一种不断自我超越的特征性。由于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具有独特的发展性，所以会表现出不同时代的文化特征，在这种状况下，即使是现代旅游开发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有一定的连接，这说明文化特征具有极高的群众性和历史性。除此之外，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背景下，各种网络生活方式也在不断发展，而人们在进行信息接收时也更加倾向于选择手机移动终端的信息接受方式，这其实也是一种人们的旅游开发形式。所以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是一方面，可以在微博或者微信这样大众易于接受的平台建立相关的公众号，为普通民众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资料，另一方面也可以与现代化的快手或者抖音这样的短视频平台进行有机的融合，拍摄非遗文化宣传片，这样能够使人们在旅游开发生活中与非遗有基本的接触，也可以在bilibili、优酷、爱奇艺等平台拍摄相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纪录片，例如《我在故宫修文物》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故宫的旅游业发展，而这种方式也是一种更加倾向于年轻化的旅游宣传形式，在年轻人群中所获得的推广效果较为良好。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新时代旅游开发的发展与延续

文化是不同历史时期人民进行精神世界建设的主要基础，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又是这种精神基础的主要体现，所以在发展过程中需要与社会相适应并结合，但由于现代社会对于各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都较为新颖，所以想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来适应现代社会基本不太可能，所以在这种状况下，现代文化工作者应当将现代文明进行有效的协调和管理，使现代文明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结合，在保持民族性和时代性的基础上，提高人们对非物质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吸引力，这样有助于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现代旅游开发相结合，顺应时代的潮流，进一步展现自身的生命力和活力。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一种无形且不可重复的文化现象，所以如何再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是现代文化工作者的燃眉之急。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现代化文化结合之时需要使现代人民群众感受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这样能够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发展过程中能够有足够的空间展现自身的特点和状态，这样能够缩短人民群众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距离。由于不同地域的群众在生活和工作过程中都具有各自的特点，所以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过程中，需要注重其中的地域性和文化性，所以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延续期间，需要注重其中的细节，这样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延续来说有积极意义。

四、总结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旅游开发的起源，而旅游开发又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演变和发展的一种形式，所以无论是文化传承还是旅游开发的开展，都需要将两者进行有机的融合，而我国的政府部门和相关文化工作人员需要付出12 分的努力，使两者能够共同发展，尽可能选择现代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来对文化进行传承，这样能够最大限度的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正融入到群众的文化生活中，形成有机的融合，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发展背景下进一步延续。

参考文献

[1]董鸿安，丁镭.基于产业融合视角的少数民族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与保护研究――以景宁畲族县为例[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9，40(02):197-204.

非遗文化的起源范文第4篇

[关键词]古代小说 插图方式 故事图 人物图 图像叙事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10-0141-05

中国书籍之插图起源甚早。隋唐以前印刷术尚未发明，插图皆是手绘，隋唐以来，书籍中的版画插图才逐渐产生。明代由于印刷术的发展，书籍配图相当普遍，在深受大众喜爱的小说一类的作品中，更是几乎无书无图。大致说来，中国古代小说插图根据内容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故事情节图，一类是人物图。前者着重表现情节中某一精彩场面，后者重在表现人物。而插图之方式，又由图在书中的位置大致分为两种：一、上图下文方式，图文互配，类似后世的连环画；二、整版方式（单面、双面、多页连式），一幅图即占一页或更多。整版方式又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把图插在各回之前或回中，一种是把图结合起来放在全书卷首。随着书籍中大量配图，一些插图术语也因之产生，如“全相”、“全像”、“出像”、“出相”、“绣像”、“全图”、“补像”等，这些词语是出版商们在内封、卷首及版心等地方使用的标示用语，每个词对应着一类插图方式，而插图类型及方式的转变，则与文本阅读和审美风尚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 两种不同的插图方式：全相（全像）与出相（出像 ）

关于“全相”，《汉语大词典》解释说：“旧时通俗话本、演义等绘有人物绣像及每回故事内容者，称为‘全相’。”[1] （第1册，P1161） 这种说法不对。较早出现“全相”二字的小说是元代的《全相平话五种》， 该套书为元至治年间建安虞氏所刻，上图下文，叶必有图，描绘的是该叶的故事情节。自元以后，单以“全相”来号召的小说比较少，杨春容所刊的《南海观世音菩萨出身修行传》，上图下文，卷前亦题“全相”。“全相”之“全”应指每页都配有插图，而“相”字是指故事情节图，插图方式一般都是上图下文式，以每页上面的图来表现下面的文字。

和全相对应的是“全像”，这个词用的比较多。如建阳詹秀闽刊的《京板全像按鉴音释两汉开国中兴志传》，故事情节图，上图下文。另外闽书林杨闽斋所刻的《鼎锲京本全像西游记》、建阳书坊清白堂刊的《新刻全像二十二尊得道罗汉传》等都是如此。余象斗还刊有一种“评林”本小说，也是这种方式，如《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传评林》，不过在图上还加了些评语。

《全相平话五种》为何用“相”字，而不用“像”或“图”字？为何“相”字也有插图的意思？这就要从元代以前流行的“变相”说起。19世纪末敦煌遗书的发现是世界学术史上的大事，遗书中有一类作品就是变文。尽管对变文涵义的理解至今还有分歧，但“大多数的看法，都认为变文与变相有关。也就是说，变文，作为一种文字，和另一种叫作变相的图画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两者相辅而行。”[2] （白化文《什么是变文》，P434） 而所谓“变相”，一般认为就是把文字之描述转变为图画，至于变相是否从画佛经故事引申到画其他故事，或是相反，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变”或“变相”用来指称图画，较早见于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卷三《记两京外洲寺院画壁》，其中提到了“地狱变”、“真经变”、“西方变”等；又提到“变相”，如“佛殿南杨契丹画涅等变相”、“东精舍郑法士画灭度变相”等。[3] （P53－65） 其实，用“变”或者“变相”来指称绘画作品要比“像”字或“图”字晚得多。古代中国画家画的人物故事等许多作品只是用“像”、“图”或“图画”等称之，也许是随着大量改编文字配以图画来叙述，才用了“变”或“变相”来称呼。“变”或“变相”多是指故事画，如周一良《读〈唐代俗讲考〉》云：“‘变’、‘变相’，跟‘像’不同。大抵‘像’的主体是人，而‘变’的主体是事。再看《历代名画记》、《酉阳杂俎》等所记寺院壁画的‘变’或‘变相’，除一二不可考者外，都标明某某经变，知道是根据其中所说的事。也是变以绘事为主的证据。”[2]（P163） 杨公骥也说：“佛寺中的变相或变大多是具有故事性的图画，‘变文’是解说‘变’（图画）中故事的说明文，是‘图画’的‘传’、‘赞’，是因‘变’（图画）而得名；‘变文’意为‘图文’。”[4]（P415） 因为“像”的主体是人，故诸如佛祖像、菩萨像、明王像、罗汉像、天尊像等大多用“像”字。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变文是配合图画来进行演出的，大约是一边指点图画，一边说唱并解释故事。这种图文配合的宣讲方式，就是后世通俗小说配图的源头。元代的《全相平话五种》用的是“全相”二字，“全”是指每页都配有插图，这种连环画方式的配图形式在敦煌变文中已有之。金维诺《〈o园记图〉与变文》一文云：“伯希和盗窃到巴黎去的四五二四号卷子，一面是变文，一面是图画，这一变相正是表现劳度差与舍利弗斗法的故事，而每节图画都以变文相应。图文的结合，就象明清的插图本小说一样。”[2] （P353） 因而，《全相平话五种》其实应该用“全变平话五种”或“全变相平话五种”称之才对，因为“变”或“变相”才是指图画，“变相”常常简称为“变”，没有简称为“相”的，正因为《全相平话五种》这一误解之变动，“相”也有了图画的意思。

再看“出相”的涵义。鲁迅《且介亭杂文・连环画琐谈》云：“宋元小说，有的是每页上图下说，却至今还有存留，就是所谓‘出相’。”[5] （P22）《汉语大词典》也是这样解释：“有的书籍，书页上面是插图，下面是文字，谓之‘出相’。”[1] （第2册，P488） 这种说法也不对。明清小说题为“出相”的插图极少，其中较有名的是天启三年金陵九如堂刊刻的《新锲批评出相韩湘子》，并不是上图下文，而是书前插入单面方式的图32幅，表现每回的精彩片断。

正如全相和全像的关系一样，明清小说中“出像”一词用的极多。有学者认为出像是整幅的插图，如戴不凡云：“明人刻小说戏曲恒多整页之‘出像’、‘全图’。”[6] （P294） 的确，如《新刻出像增补搜神记》，刻于万历元年富春堂，是现存最早的金陵派小说版画，单面图；金陵世德堂万历二十年的《新刻出像官版大字西游记》，其插图是对页连式的整版图；① 崇祯元年刊本《峥霄馆评定出像通俗演义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单面整版插图；崇祯刊本《新镌出像批评通俗演义鼓掌绝尘》也是如此。以上这些小说插图，都是以整版方式（单面和对页连式），常常是每回一、二幅图，来表现该回的精彩之处。

值得注意的是，用“全像”的多是建阳书坊，而用“出像”的多是金陵、杭州等地的书坊。如同是刊刻《南北两宋志传》，余象斗的三台馆刊本全名为《全像按鉴演义南北两宋志传》，上图下文方式；而金陵世德堂刊本题为《新刊出像补订参采史鉴（南）北宋志传题评》，内容基本相同，但插图改变成对页连式的整版插图。《唐书志传通俗演义》的情况也是如此。

我们知道，自从嘉靖元年《三国志演义》首次刊刻后，通俗小说的创作和出版重新起步，但得风气之先的却是福建建阳书坊主，他们一般采用上图下文的插图方式，便以“全相”、“全像”来号召。如建阳书坊主余象斗在所刻《列国志传》一书的内封有题语曰：“《列国》一书，乃先族叔翁余邵鱼按鉴演义纂集。惟板一付，重刊数次，其板蒙旧。象斗校正重刻，全像批断，以便海内君子一览。”又万历二十年所刻《三国志传》前的《三国辩》云：“坊间所梓《三国》何止数十家矣。全像者止刘、郑、熊、黄四姓。”① 余象斗商业意识很强，他刻的书在内封、牌记中多有宣传性的广告识语，这里的“全像”、“批断”就是书贾吸引读者的手段。上图下文的方式多用“全像”、“全相”，偶尔也用“合像”、“偏像”等词，如万历三十一年建阳熊佛贵所刊之《三国志演义》，卷端就题为《新锲音释评林演义合像三国史传》，同样上图下文，只是每页的图像不是单独成一幅，而是与对页图像合为一幅。这种形式并非独创，元代的《全相平话五种》就是如此，“全相”是说每叶有图，而“合像”指两个一页合为一幅，强调的重点不同而已。

“偏像”形式比较特殊。现存明清通俗作品还没有见到在书中标明“偏像”的插图本，只有余象斗在万历二十二年刊刻之《水浒志传评林》书首眉端《水浒辩》中提到：“《水浒》一书，坊间梓者纷纷，偏像者十余副，全像者止一家。”余氏刻书，毫无例外都是上图下文，并且是每页有图之全像本，他把“偏像”和“全像”并称，显然两者有所不同，那么“偏像”指什么呢？马幼垣介绍过一种分别收藏在德国德累斯登萨克森州图书馆和梵蒂冈图书馆的残本《水浒传》，该书插图形式古怪，它也是上图下文，但摊开的两面只有一幅图，或在前半页或在后半页，[7] 即是说并非每页都有图，（见图版一）笔者认为，这就是被余象斗称为“偏像”的插图。马幼垣从内容上判定该残本的刊刻年代还在余象斗的《水浒志传评林》之前，从插图看也复如此，故该残本是现存《水浒传》最早的版本之一。

二、故事图与阅读

两种插图方式对阅读的作用是不同的，作为版画的艺术品，其表现力也有不同。“全相”或“全像”既然每页有图，则上图下文方式较为理想，这种连环画式对文化层次不高的读者相当有用，边阅读边看图，有助于理解故事情节。② 但是，由于上面印了图，占去了较大的空间，为节省篇幅，降低成本，下面的文字不免要简省一些，《水浒传》的简本多是建阳刊刻，其插图方式就是上图下文式。明代建本书刊刻的质量较差，这和上图下文插图方式的选择目的是一致的，面对的是文化层次和购买力较低的读者。

金陵等地的整版插图则不同，由于版面扩大，更能表现人物的动作和表情；画面处理也不那么局促，讲究环境描写和景物布局。试比较余象斗刊《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传评林》（见图版二）和袁无涯刊《忠义水浒传》中的“洪教师林冲比杖棒”两图。（见图版三）

余刊本的插图不过仅具人物意态，全无环境和背景描刻；而袁本不仅有林冲和洪教头的比试，还有柴进和众庄客的围观，地上一锭大银和一副打开的枷锁，天上一轮圆月和几粒疏星，表明已是夜晚。几千字，甚至上万字一回的文本只配一、二幅图，图像的叙事能力无疑是减弱了，但由于版面扩大，画家发挥的空间变大，从而使插图的表现力大为增强。在晚明唯美风气的影响下，插图也向着极精极巧的方向发展，逐渐成为文人雅士的案头清赏。如人瑞堂刻的《隋炀帝艳史》，其插图十分精美，书坊主也颇为得意，凡例特意声明：“坊间绣像，不过略似人形，止供儿童把玩。兹编特恳名笔妙手，传神阿堵，曲尽其妙。展卷而奇情艳态，勃勃如生，不啻顾虎头、吴道子之对面，岂非词家韵事，案头珍赏哉！”天启乙丑（1625）武林刻《牡丹亭还魂记・凡例》亦云：“戏曲无图，便滞不行，故不惮仿摹，以资玩赏，所谓未能免俗，聊复尔尔。”书不配图就竟然卖不出去，可见士人对插图是何等的喜爱。于是有的书坊主干脆把全部的插图集合起来放到书前，以供人玩赏。启祯间的小说插图多为如此，如《警世阴阳梦》、《辽海丹忠录》、《七十二朝人物演义》、《开辟衍绎通俗志传》、《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孙庞斗智演义》等，至此，插图之阅读功能逐渐隐退，而审美功用越加凸显，于是绣像本小说大行。

现在常把人物图称为“绣像”。如鲁迅云：“明清以来，有卷头只画书中人物的，称为绣像。”[5] （P22） 但早期称为“绣像”的插图也是故事情节画，并非人物图。著名的有《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有图200幅，为新安刻工黄子立、刘启先等人的杰作，把贵族豪门的生活场景，一一捉写到画面上，虽称为“绣像”，却是实实在在的故事情节图。在书坊主眼里，“绣像”和“出像”等概念也没有加以区分。如《隋炀帝艳史》凡例云“锦栏之式，其制皆与绣像关合”，把书中的故事情节图也称为“绣像”。崇祯六年刻的《隋史遗文》，有图63幅，置于卷首，也是故事情节图，但内封仍题为《新镌绣像批评隋史遗文》，各卷则作《剑啸阁批评z本出像隋史遗文》。“绣”意为精工郑重、精雕细琢，“像”在当时还是指故事情节图，书坊主“绣像”二字不过表明自己的图比别人精美罢了。“绣像”一词出现相对较晚，万历中后期，江南各地版画深受新安派风格之影响，转而为工细婉丽，时人称为“绣梓”，“绣”的原意是用彩色线在布帛上制成花、鸟等图案。“绣像”一词的来历当与此有关，而不少插图的艺术水平确也当得起“绣像”之称。

无论是哪种插图方式，只要是情节插图，都或多或少对故事有所提示。人物插图则不同，它虽然也能引起读者的兴致，但对情节的理解几乎没有什么用处，插图成了摆设，是插图案头清赏之特征发展的极致。因此人物插图在明代出现较晚，但到了清代，故事图大为减少，人物图则显著增加。

三、人物图与插图的衰落

非遗文化的起源范文第5篇

这一年，文化部的“倍增”计划、广西区的“十二五”规划和“民族文化强区”建设意见等文件里一致强调的培育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集群、建设特色文化产业县得到实质性推进。

这一年，首批广西特色文化产业示范县（市、区）新鲜出炉。这些示范县将成为广西文化产业持续高速发展的新动力。

在最近的四年，广西文化产业连续以超过35%的速度增长，增加值对GDP的贡献不断增大，并已成为全区新的经济增长点。在高歌猛进的产业发展背后，是大企业、大项目、大品牌的引领，是与科技、旅游、金融等领域融合的创新，是重点城市、重点行业、重点项目的突破，是政策、经费、规划科学有力的保障，是向特色、向新型、向专业组建产业集群的务实……

抓特色“广西优势”爆发张力

广西地处祖国南疆，同时处在东、中、西三个地带的交汇点，华南经济圈，西南经济圈和东盟经济圈的结合部，是中国唯一与东盟既有陆地接壤又有海上通道的省区。对文化产业的发展而言，沿海、沿边、沿江的地理位置和民族文化资源的多样性是典型的“广西优势”。

历史上，广西合浦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该区域与东盟国家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可谓是源远流长。广西还是中国的第三大侨乡，东盟各国华侨众多，华侨亲属与东南亚保持着亲缘的密切往来。由于民族起源、历史承传、地理风习以及文化交流等原因，广西和东盟国家有较多的文化认同理念和稳定的友好关系，为双方合作孕育了巨大的文化产业市场和产品消费主体。

2004年，中国——东盟博览会落户南宁之后，广西因拥有对东南亚开放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趋同的文化语言和深厚的合作基础而成为中国与东盟合作的门户、前院、桥头堡，为广西特色文化产业推广提供良好的平台。

与此同时，广西特色多样的自然生态和文化资源让这里的产业空间与众不同。

“广西的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包括自然风光、节庆习俗和民族民间工艺品等，这为发展资源型文化产业提供了最基础的条件。”广西文化厅副厅长洪波举例说，桂林山水甲天下，印象刘三姐常演不衰，印象系列从这里走向全国，走出国门。还有兴安灵渠、宁明花山岩画、柳州三江侗族风雨桥等众多著名文物古迹；壮族歌墟、瑶族盘王节、仫佬族的依饭节、京族哈节等系列国家级“非遗”；忻城壮锦、钦州坭兴陶、靖西绣球、合浦珍珠、博白芒编等等，民族工艺品特色鲜明，种类繁多。

“自古以来，广西就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地区，民族多样，文化多元，具有不可比拟的文化资源，是文化产业开发的富矿”，洪波屈指点来，如数家珍。

特色就是生命。广西把县域文化产业发展的着眼点放在特色资源上，“广西优势”正在爆发着强大的张力。

抓规划科学布局差异发展

2012年11月，广西文化厅公示了首批特色文化产业示范县（市、区）拟命名的名单后，该项工作得到了全区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共有45个县（市、区）、68个乡（镇）踊跃申报。

“一石激起千层浪，各地市因此更加重视和关注文化产业的发展，纷纷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推动发展的措施。”广西文化厅文化产业处处长班华勤说。

政策上，南宁、桂林、北海、钦州、玉林等各地市相继出台了一批文化产业规划方案，部分地市还专门出台了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具体政策措施，如钦州出台了《关于加快坭兴陶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玉林出台了《关于创建特色岭南文化示范市的实施意见》。

资金上，广西文化厅计划在工作经费中拨出一部分作为各有关县编制规划的启动经费，获得评选命名的县（市、区）也积极向当地政府争取配套经费，共同启动文化产业的规划工作。“十二五”期间，南宁市财政每年预算安排不低于5000万元的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对国家级、自治区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特色文化产业示范县给予一次性奖励；北海市2012设立了每年1000万元的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还与中国银行签订了《支持北海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合作协议》，争取到未来五年内约20亿元的融资支持。

具体措施上，广西文化厅成立专门的工作机构，编制发展计划和规划，对各项扶持措施进行细化，还与各县签订了目标管理责任书，明确了责任和义务、目标和要求。随着特色文化产业示范县（市、区）创建工作的开展，广西特色文化产业布局呈现出科学化、差异化特点，县域经济的主体地位也更加突出，统筹城乡的文化产业发展势头迎来了一派争先创优的生动景象。

“未来的目标是培育一批叫得响、立得住的文化产业品牌，打造独具特色的广西文化标识，树立地方文化的新形象。”班华勤说，通过品牌创建，使广西的文化产业在西部、在全国乃至东盟打出名号、创出品牌、闯出天地。

抓示范特色县区扬鞭奋蹄

博白县编织工艺品生产历史悠久，全县现有编织企业435家，产品融实用性、艺术性、收藏性于一体，形成十大系列5万多个品种，多年来畅销欧美、中东、东南亚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2012年，实现产值20.1亿元。全县编织产业从业人员达到20多万人，从业农民年均增收2000元以上，获评为“中国编织工艺品之都”。

像博白一样，近年来，广西各地深入发掘当地文化资源，因地制宜地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涌现了一批文化特色鲜明、产业特色突出的县（市、区）和乡（镇），对推动文化建设、促进区域发展、扩大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作出了积极贡献。如，三江县充分整合民族文化资源，发展侗族非遗文化特色产业。桂林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打造出了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成功案例，成为了世界级的文化品牌。这些都是广西各地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典型，为广西挖掘和发展特色文化产业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广西文化厅文化产业处副处长覃定坚说，针对“特色文化产业示范市”范围偏大、带动面支撑点较难把握，而“特色文化产业示范乡镇”范围偏小、影响力稍显不足的具体情况，广西结合实际，组织开展广西特色文化产业示范县（市、区）评选命名工作，旨在培育、扶持、壮大一批特色文化产业县（市、区），统筹城乡文化产业发展。通过特色文化产业示范县（市、区）评选命名工作，探索一条从“管脚下”到“管天下”、从联系“点”到推动“面”的新途径，寻求推动基层尤其是县乡一级文化产业发展的新平台。

4月12日，武鸣县等16个县（市、区）成为首批广西特色文化产业示范县（市、区），横县等22个县（市、区）成为首批自治区特色文化产业项目示范县（市、区）。当天，广西文化厅还与获得自治区特色文化产业示范县的有关县（市、区）签订了《目标管理责任书》，进一步推动特色文化产业示范县的创建工作。

抓链条逐级带动跨界融合

融水的民族服饰、阳朔的民族演艺、梧州的人造宝石、钦州的坭兴陶、北海的珍珠饰品、靖西的壮锦绣球、东兰的铜鼓、凭祥的红木等等，“文化资源丰厚”、“文化特色鲜明”被作为特色文化产业示范县（市、区）首要评选条件。

“示范是形式，带动才是目的。”洪波表示，挖掘发展优势，带动产业发展，树立行业和区域典型成为特色文化产业示范县（市、区）工作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