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宏观经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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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宏观经济的问题范文第1篇

关键词　人力资本投资　企业培训　培训体系

一、问题的提出

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是通过对员工进行系统及有效的技能、企业文化的培训过程，这项投资的直接收益可以提高企业人力资源个体各种才能和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整个组织的效能，增强生产能力和竞争力，实现企业经济利益最大化，其间接收益是市场繁荣、社会福利改善，保障或加速一国经济的增长。

在宏观经济激变中以日本为代表的国家，企业可持续竞争力与人力资源及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其开发和培育企业人力资本也被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所重视。这些国家中，企业在职培训的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2.5％，早在1981年，美国企业用于职工培训的经费就达300亿美元，而现在，美国工商企业每年用于在职培训的经费已达2100亿美元，分别超过中等及高等教育的经费；英国每年用于在职培训方面的费用约为330亿英镑；法国把加强在职人员培训看作是企业生存的战略因素，在2000人以上的企业，有93％组织了内部培训(王传永，2000)，而日本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及成功更是令人瞩目和深思。

企业收益的源泉是以人力资本为主体运营物质资本创造的新价值，日本企业把人才培养看作生产竞争的关键，提出“生产靠人，人靠研修”的口号，根据产业训练协会的调查，1000人以上的大企业培训率达到100％，实行全员培训，即使在30到90人的中小企业培训实施率也在88％。在日本企业内职业训练大发展的60、70年代，这也正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这项投资在日本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如果日本教育有什么秘密武器的话，就是企业内再教育这个法宝(陈晖，1989)。”人力资本作为最重要的经济资源，特别造就了日本的经济奇迹。与学校教育一样、企业培训极大地提高了员工的素质和潜力，合理地配置和使用了有限的劳动力资源，一部日本经济发展史可以说就是人力资源开发的历史。长期以来成功的人才竞争战略，不仅使企业茁壮成长，更使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我国的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大致为年度350亿元，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资料显示，我国有近一半企业的员工年均培训经费为25-50元，有30％左右的企业，该项经费在25元以下(王金营，2001)。尽管企业培训能通过提高企业人力资本存量的方式加速经济增长，然而我国企业长期用在培训方面的投资，总量太少、投资效益不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虽然我国的企业培训也有些经验，但与国外大量的培训投资、成熟的培训体系、良好的培训效果相比，差距显而易见。针对国际经验的比较和研究，可以为我国企业培训投资提供参考，对企业以及我国经济发展均具有现实的意义。

二、日本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比较

日本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从战略到体系十分成熟，一直以来，为众多国家学者或企业组织所研究和借鉴。

(一)人力资本投资的理念

在日本，经济界人士有一个共识，即：提高企业生产者的素质是企业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前提，良好的职业培训则是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必由之路。事实证明，职业培训为日本企业培养了一支高质量的劳动大军，促进了日本工业的现代化。

日本的企业向来信奉“人才就是人财”，日立公司总经理吉山博吉说：“我认为组织就是由人组成的，建立多么好的组织，没有人才是不行的，培养人是最为重要的”(张锁柱，1990)。在这种理念的支持下，长期以来，日本企业就很重视人在企业经营中的能动作用，强调员工创造性、积极性和忠诚度对企业的重要作用。把人看作是生产经营最重要的因素，培训投资是最有效、最值得的投资，把企业教育定位为“塑造现代企业人的再教育”。1960年，池田内阁制定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明确提出：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提高人的能力”，“而要提高人的能力，就必须提高全体国民的教育水平”。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日本对教育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企业内的人力资本投资更处于稳定增长的势头，即使在1973-1983年经济低速增长时期，企业内教育训练费的年增长率也维持在10％以上，平均可达11.8％，而同期的工人工资增长率仅为10.4％，前者超出后者1.4个百分点(孔海燕、阎燕，2000)。

日本企业以“全员培训”和“职层培训”为基本原则建立适应性教育培训和多层次系统培训，即对新职工和一般职工要进行教育，对于一般干部和公司一级领导也要进行教育，按照企业职能来确定合适的培训对象、培训目标、培训内容和方法。企业把培训作为“企业秘密”来看待，使之与企业的经营计划相衔接，注重连续性和长期性，因此多数企业都制定长期和年度企业培训计划，对于职工的培训，按计划进行，少数企业则根据需要随时进行培训。日本企业培训注重人才潜能开发，对人才的培养具有一贯性和长远性，有利于养成职工对企业的献身和敬业精神。“事业即人”，具有超常发展能力的企业，都表现为人才开发能力超强，人才力量推厚。决定企业发展的最终力量是人，拥有人才的企业理所当然地发展快、成效大。日本企业往往致力于本企业人才培养，从高等学府录用毕业生，长期按计划进行培训。人力资源开发能力的强弱也是企业的魅力所在，更是集聚大量优秀人才的力量所在。

(二)人力培训制度

日本实行公共职业训练和民间企业职业训练两个体系并行制，且有严格的法律法规约束。公共培训机构主要由政府建立并提供经费，也有财团资助；日本从事职业训练的行政人员全国约有10000人。其中国家级有4400人(包括雇佣事业促进团4100人，劳动省职业能力开发局和中央职业能力开发协会各100人，日本伤残人雇佣促进协会100人)，地方5600人，都、道、府、县设有职业能力开发课和职业能力开发协会。民间培训机构由企业的培训机构和社会上各类培训机构组成。民间企业职业训练，基本由企业自己负责，政府在信息、经费、政策上给予帮助。

日本的大型企业一般都建有设备良好的训练基地，用于培养在职工人和新进厂的后备工人。目前经国家认定的职业训练短期大学有12所。企业兴办的职业训练学校有1277所，其中有376个企业单独建有训练学校，其余901所学校是由39万个中、小企业联合举办或由企业联合体的职业训练协会举办。目前在校

生约有159000人。中小企业联合兴办的训练一般租用其他学校来上课。费用由政府、企业资助。据劳动省的统计，日本中央和地方职业训练预算加在一起大约占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0.029％，企业内教育经费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083％，后者近是前者的3倍(孔海燕、阎燕，2000)。

日本政府劳动省用于职业能力开发的资助项目有：(1)职业生涯能力开发补助；(2)能力开发补助；(3)自我启发助成补助；(4)技能评价促进补助等。经费的大部分用于中央和地方的公共训练设施，小部分用于企业，同时还有一部分用于援助海外职业培训项目。另外，对企业的资助是建立在企业必须开展培训工作的基础上，从而促使企业积极开展职业培训工作，也促使工人积极参加适合于自己的培训。

日本政府以“职业形成促进补助金”的形式支持、激励企业内的职业培训，主要有6种补贴形式：(1)为企业提供培训经费补贴：一方面为企业员工接受职业培训提供1/4的经费补贴(中小型企业是1/3)；二方面为受训员工提供1/4的工资补贴(中小企业为1/3)。(2)为企业提供“职业能力开发休假补贴”：一方面补贴企业员工休假期间参加教育培训评估应考费1/4的工资补贴(中小企业为1/3)，二方面补贴企业员工休假参加培训时工资的1/4(中小企业为1/3)。(3)以“长期教育培训休假制度导入奖励金”的形式，对企业员工在连续一个月以上休假期间参加职业教育培训，给予30万日元的奖励金。”(4)为企业提供“职业能力评估推进补贴”，补贴企业员工3/4的职业能力评估应考费；二是补贴企业员工在职业能力评估期间工资的1/4。(5)发放“职业咨询推进补贴”，这笔费用是发给专业的职业咨询机构，用于其接收委托的职业咨询服务年度所需费用的50％。(6)发放“地区人才高级化能力开发补助金”，一是为企业员工补贴参加这类职业培训所需经费的1/3(中小企业为1/2)；二是对企业员工在工作或休假期间参加这类职业培训时补贴工资的1/3(中小企业为1/2)。企业内的教育大约提供全部培训的3/4的机会，而公共职业培训只承担1/4的服务职能，企业内的职业培训在整个体系中起着奠定基础的作用，公共职培训则发挥着补充和保障的作用。显然，日本有一个稳定的、以企业内职业培训为主体的职业教育体系。

日本强有力的人力资本投资战略和措施，使其人力资源素质不断提高，刺激了日本的经济发展，2002年日本人力资源总量仅占世界的2.2％，但由于劳动力的科学技术素质和文化素质的提高与智力资源的增长，使人力资本存量丰富，因而日本的经济规模始终居世界第二位。由此来看，人力资本投资的直接作用是提高了劳动力的质量，而高科技、高技能水平的劳动力，对企业的竞争力、对一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三)日本的经验

日本劳动力的培养一直遵循着资本运行的逻辑。战后初期，日本的经济从百废待兴中逐渐崛起，资本经过近十年的累积进入了扩大再生产即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产业界对熟练工人，技术工人，一线操作人员的需求空前高涨。同时，作为战后日本经济支柱的钢铁、汽车等重工业和家电等超大规模生产更需要那种具有技能技巧、有忠诚心、团队合作、严格服从指示的人。与此对应，日本大力投资学校教育，实行企业培训改革，基本上按照垄断资本亦或按照这种生产方式的需要进行，从而培养出具有上述特征的各级各类人才和熟练劳动力。也就是说同学校教育一样、企业培训是与当时的生产方式相适应和协调，成为人力资本投资推动企业和社会经济发展成功的典范。

日本企业培训是在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等劳动人事制度背景下进行的，虽然现在该项制度在新的国际经济形势之下有所松动，但是，日本经济起飞和发展近50年的时间里受其约束，员工基本上一辈子在一家企业工作。企业为提高自己的生产效率，对职工进行不断培训，唯其雇用合同的长期性、稳定性，企业培训机会成本的风险很小，因之，有足够的企业培训激励。就员工而言，年功序列制使得训练与晋升和工资挂钩，所以受训的积极性很高。

日本企业培训还有一个极其突出的特点就是技能培训与企业文化相结合，特别注重员工的职业意识及职业道德的教育，培养员工的忠诚。注重企业精神和道德精神的培养，包括：培养员工对企业的情感；培养集体主结合作的精神；培养员工个人品德、讲究礼仪、自我约束和遵纪守法；培养平等观念和贤能致业观念；加强组织风气建设等。此外，国家对职业培训给予政策和经费支持，也是日本企业培训比较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日本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效率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传统经济理论中的经济增长必须依赖于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观点逐渐过时，实际上，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增加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得多。人力资本理论、现代企业理论以及经验的证明都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对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效率进行诠释。

经济学对人力资本问题的研究有两个角度：其一，是从斯密开始的对人力资本价值与收益的研究，其二，是科斯开创的现代企业理论。

(一)人力资本理论

人力资本投资和收益的思想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日益形成了一个完备的理论体系，对人力资本与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论证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1、人力资本收益研究的评述

关于人力资本价值与收益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早期阶段(20世纪60年代之前)。以斯密为代表，在《国富论》中把工人技能的增强视为经济进步和社会福利增长的源泉，他还首次论证了人力资本投资和劳动者技能如何影响个人的收入和工资结构。第二，形成阶段(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舒尔茨和贝克尔是杰出的两位代表。1959年，舒尔茨发表《人力资本投资：一位经济学家的观点》，认为人的知识、技能、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他构建了现代人力资本理论体系，测算出人力资本投资中最重要的教育投资对美国1929-1957年间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33％。贝克尔在《人力资本》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人力资本的主要投资类型及其收益，围绕年龄、受教育年限、收人、迁移，构建了财富和人力资本的测度方法，计算出相应的收益率。第三，应用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人力资本理论在经济增长模型中的成功应用为显著特征。罗默1986年发表了《递增报酬与长期增长》的论文，提出完全内生化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型，认为长期增长主要由知识积累推动。卢卡斯1988年在《论经济发展的机制》一文中，提出了“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模式”。在卢卡斯等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增长理论认为，知识积累、技术创新及专业化人力资本不仅能使自身的收益递增，而且还可以使其他投入要素收益递增，从而使经济增长动态化。

2、人力资本与劳动生产率

人力资本是通过投资形成的、寄寓在劳动者身上并能够为其带来持久性收入来源的生产能力。人力资本投资除了学校教育还有企业培训，经过企业培训的工人。其人力资本存量能得到充实和增加，直接反映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企业对人力资本的主要投资形式是职业培训。职业技术培训无疑可以提高员工的工作熟练程度、技术等级以及对工作的热爱和责任感，标志着员工人力资本的技能存量，对企业劳动生产率起着积极的作用。没有人能够在工作之前就掌握实际工作所必须的全部知识和经验，因为每一项工作中都有非它莫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此外，也没有理由认为上完大学就学到了一生的工作知识和经验，职业技术培训投资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

企业进行职业培训需要支出一定的成本，而在职培训的收益率是在职培训成本的函数，如图：

在没有接受培训前，这个工人的边际收益产量是MRP0，经过培训后，工人的生产率模型是ABCD曲线。在职培训期间，工人的边际收益产量从MRP0降到MRP1，当完成了特殊的或者一般的培训后，工人的边际收益产量提高到MRP2。培训的成本就是在培训过程中减少的产品价值。图中的AEFB部分。通过培训而导致生产率的提高使企业和员工经济收益的改善成为可能，图中FCDG部分。

如果说劳动力市场的效率有静态和动态之分，静态效率是最优配置质量给定的要素，那么动态效率则是如何通过改进要素的质量来提高要素的生产力。企业培训的功能主要在于它能够有效地增进动态效率，因为对于既有劳动力的组合所产生的效率具有一次性的特点，而对于劳动力知识和技能的提高却是无限的。

3、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

首先，人力资本可以提高物质资本使用率。以利用外资为例，一些发展中国家曾大量引进外资，以求经济迅速发展，然而20多年的经济发展实践并未生产预算的效果，与此相对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遭到严重创伤的西欧和日本在利用外资方面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对此，发展经济学家明确指出，原因在于人力资本的巨大差异，除了制度和结构的因素，发展中国家劳动者的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极为低下，资本吸收能力低，在这种人力资本的约束下，大量引进外国资本并不能较快地提高经济效益。美国则是另一种典型的例子，人力、特别是高级技术人力资本的收益对美国经济增长所作的贡献比物质的厂房设备要大得多。发展中国家如果注意到或更加重视人力资本投资的巨大作用，增加其投资力度，其效益就会在较长的时间里表现出来，如果忽视了人力资本投资，在较长时期里经济增长就会放慢。人力资本的间接效益性以及生产效益的滞后性是发展中国家忽视其投资的主要原因。

其次，人力资本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率。在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中，国民收入增长率高于国民资源增长率的差距被称为“余值增长率”。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1967年对英、美、西北欧等九国1950-1962年的经济增长来源作了研究，发现每个国家的国民收入增长率都大于其劳动和资本的增长率。如果其他情况不变，产出与投入同比例地增长，而且，若再考虑到报酬递减的因素，产出的增长应慢于投入的增长。那么，产生“余值增长率”的原因有两点：一方面是规模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其中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是最主要的原因。经济学家舒尔茨也有个计算，美国1929-1959年的“余值增长率”大约是3/5，其中教育收益占这个余值中的3/5-5/10。丹尼森的计算是：教育、医疗卫生、知识增进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加总，占余值增长率的60％以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罗伯特・索洛教授的统计发现是美国GDP年均增长率的2.9％中只有约一半(1.4％)是由劳动力和资本投入量的增长带来的，余下的1.49％是由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获得的(张抗私，2000)，GDP增长率减去要素投入带来的经济增长率被称为“索洛余额”，如上分析，美国的索洛余额高，而相比起来东亚索洛余额要小得多，技术进步是人力资本的收益，因此索洛余额的高低是人力资本收益大小的具体反映。

科学在进步，技术也在发展，培训是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这种投资直接针对企业自身的特点、生产经营计划和长期发展战略目标，使其回报远远超过成本和风险，取得巨大的收益。

(二)现代企业理论

市场里的企业，被认为是一个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周其仁，1996)，因此，用科斯开创的现代企业理论来研究人力资本是另一条重要的路径。现代企业理论有两个主要分支：交易成本理论与理论。

1、交易成本的解释

交易成本是“一种以交易为基本分析单位，研究经济组织的比较制度的理论”(康芒斯，1994)，1937年，科斯在其《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指出：“建立企业有利可图的主要原因为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通过价格机制‘组织’产生的最明显的成本就是，所有发现相关价格的工作随着出卖这类信息的专门人员的出现，这种成本有可能减少，但不可能消除。在市场上发生的一笔交易的谈判和签约的费用也必须考虑在内。”科斯所谓的市场运行成本即为交易成本，包括：(1)发现相对价格的信息成本；(2)签订合同过程的谈判成本；(3)长期合同减少灵活性，从而引起风险增大的成本；(4)政府对市场交易所施加的成本(Coase，1937)。之后，威廉姆森进一步完善这个理论，把交易成本分成事前和事后两个部分。

“事前交易成本”有四种：其一，搜寻信息的成本。其二，协商与决策的成本。其三，谈判成本。其四，契约成本。威廉姆森还深刻分析了市场交易费用产生的原因或决定市场交易费用的因素，他将这些因素分为两类：第一类为“交易因素”包括资产的专用性、交易的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这其中资产专用性最为重要。资产的专用性越强，越需要交易双方建立一种稳定的、持久的契约关系(卢现祥、朱巧玲，2007)。

劳动力市场上企业与员工双方都必不可少地进行信息搜寻、协商谈判、以致签定相对稳定的契约。这种交易具有不确定性、艰难性与长期契约风险等特点。社会经济生活是不确定的，它从多方面对现实的经济运行产生影响。在交易过程中，既要面临环境的、还要面临双方行为的不确定性。比如在一次易中，不确定性的影响相对较小；在长期多频次的交易中，不确定性的影响则较大(卢现祥、朱巧玲，2007)。这无疑是一个艰难的结约过程，而一经建立、即需要一种长期的契约来减少各种交易成本投入的风险。如一个雇员与企业的关系，对企业来说，能节省每天去市场上招聘雇员的成本；对于雇员来说，能减少每天去市场应聘的成本和失业风险成本。这种持久性的契约、或制度和政策，确实能够降低交易成本的水平。

2、理论的涵义

“事后交易成本”有三种：第一，监督成本。第二，

执行成本。第三，转换成本。威廉姆森认为：“人的因素”，即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是这三种交易成本发生的风险。科斯同样认为：企业乃“一系列合约的联结”；张五常强调：企业无非是以要素市场的交易合约代替了产品市场上的合约。企业合约不同于一般市场交易的关键在于企业合约中包括了劳务的利用，因此从企业合约的角度来研究人力资本，需要注意人力资本产权形式的重要特点(steven Cheung，1983)；罗森简单地概括：人力资本的所有权属于体现他的人。

无庸置疑，劳动者是其人力资本的“人”，而在长期劳动合约建立之后，企业对其员工即要进行适合公司技术和文化要求的培训，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还要将这种“专有性资本”委托给“人”，这个“委托一”的过程信息不对称，亦有增加“事后交易成本”的风险。劳动雇用的长期合约一定程度上可以规避这样的错误，因为雇用稳定使企业对既有员工可以比较放心地进行培训，员工在这样的人力资本投资以及较长时期“干中学”当中，也可以积累人力资本，为企业带来收益。同时，由企业培训所带来的员工队伍的相对稳定，使企业可以得到有关劳动力能力和劳动态度等方面的足够信息，以此来减少不确定性风险。至于“人”和“委托人”在签约时的有限理性以及签约后的机会主义风险，可能引致监督成本增加或降低经济效率，这也可以在长期合约的背景下采取激励措施来防范。激励的对象是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和控制者，通过物质和精神的双向激励把人力资本专属化，这种优化了的企业人力资本积累，可以发挥巨大的价值为企业服务，日本企业在这方面的努力取得了十分有效的成功。

以企业培训与员工辞职率的关系为例可以佐证如上的论断。一般情况下，企业培训不但可以增强员工的专属技能水平，也会增强对企业文化和经营理念的了解和认识，增强员工的忠诚意识。因此，企业培训的多少与雇员辞职率成反比，即企业提供的培训越多，员工的辞职率越低。在发达国家中，日本企业提供的培训最多，美国较少。例如1991年，日本79％的人在进入企业的第一年接受正式培训，而美国却只有8％，欧洲国家也不过19％。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日本员工任职的平均期限长于美国。参考下表：

由于日本企业长期稳定的就业政策，他们对于员工的培训以及政策的制定都有长期的计划，这有利于提高工人的素质、技术水平以及知识的积累，而且劳资关系的全面合作也增强了员工的安全感和归属感，提高了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美国Symmetries公司在一个针对员工总数超过3万人的国际大型金融机构长期调查后的结果显示：员工的忠诚度每提高10％，将使客户满意度提高4％，并促使利润水平增长4％(丁心基、岳中刚，2003)。

(三)经验的证明

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一方面使企业获利，同时也使员工受益。通过培训，员工的认知能力和生产技能、分配技能、管理技能得到提高，从而促进生产力，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舒尔茨等的人力资本理论，阐明的就是这个道理。就宏观而言，经济增长速度与受教育者、受训练者人数和层次正相关，这一结论对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的日本非常适用。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和奈斯比特等人曾断言：在工业化社会，生产方式的特点是规模化、批量化、标准化和稳定性，相应地，社会只需要少数“精英”进行发明创造，而绝大多数人只需努力学习，掌握技能技巧，在主管的监理下熟练地进行操作，即可使生产经营活动顺利开展。因此，社会和企业管理人员“不满意或持批评态度的个人特征是创造性、独立性”；赞扬和倡导的个人特征是“坚持不懈、忠实可靠、始终如一、与单位保持一致、遵守时间、稳妥、推迟满足和机敏老练”等(麻生诚、天野郁夫，1980)。在工业化社会，各发达国家，特别是日本，正是按照社会和企业的这些要求来兴办教育、培养人才和熟练劳动力，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据日本学者康津在《日本科革命的道路》中计算：在1951-1970年日本工农业生产的增长中，约有45.4％是技术进步带来的，40.5％是由于固定资本数量上的扩大，14.1％是就业量增加的结果。而日本的世界经济情报服务中心认为，在1951-1970年的经济增长中，技术作用占50％-63％(梁忠义，1981)。1962年文部省发表教育白皮书《日本的成长和教育》，依据教育经济学的观点提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科学的创见、技术的熟练、生产者的才能等重要因素，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不亚于增加物力资本和劳动力的数量。这些新引起人们注视的各种重要因素，被称之为“人的能力”，大力开发人的能力，是促进将来的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而人的能力开发，则依赖教育和培训的提高(丁心基、岳中刚，2003)，教育和培训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正是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实现的。如在1951-1955年的经济增长率中，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取得的部分占58.5％，1955-1960年上升至82.1％，1965-1970年达到87.6％(丁心基、岳中刚，2003)。

现代经济发展表明，就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而言，人力资源开发特别是人力资源文化、技术素质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源数量的增加重要的多，其主要原因是高质量的人力资源对经济增长可以发挥倍数效益。美国经济学家推算，1900-1957年，物质资本投资增长4.5倍，利润只增长3.5倍，人力资本投资增长3.5倍，利润却增长17.5倍，利润增加是人力资本投资的5倍(李仲生，2008)。日本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把开发和利用人力资源放在首位，由于拥有世界上高素质的、充足的人力资源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巨大的倍数效益，使日本的经济规模始终保持世界第二位的高水平，这正是日本经济发展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本质原因。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对日本企业培训及其效益的比较分析，得出如下的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

从我国总体来看，由于劳动合同执行期较短，而且许多相关法律条款尚不健全，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中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所以很多企业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不高。近年来虽然我国企业意识到了培训的必要性，但总体重视程度不够，不仅实际投入较少，执行力更弱，整体培训收效不大。我国企业培训起步相对较晚，没有一个完善的专业化的培训体系和法律支持体系，企业培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而国外企业在培训方面的成功经验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日本等国家都提倡人本管理，重视人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企业培训是一种风险投资而不是一种浪费，是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环节；培训是一项系统工程，贯穿于企业发展过程和员工职业生涯的始终；培训的责任分布于企业各个层面，不仅要满足组织目标，还要员工自我发展需求；把企业培训与企业战略目标相结合，注重培训的长期性和连续性，注重企业文化的

建设和融合。因此他们在企业培训方面都有一套比较完整的培训计划和培训体系。同时，日本的企业培训注重实用性。培训前都有需求分析过程(包括组织分析、人员分析和任务分析)；强调培训实施过程的有效管理；重视培训成果的实际转化；并对培训效果的客观评估，为下次培训的展开提供参考。这种有效的培训机制，能充分调动员工参加培训的热隋和实效。

经济学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对人力的投资，其收益远大于成本投入，企业长期可持续竞争力如果依靠的是人才，那么有资本属性的人力可称为最可信赖的资源，为了拥有这样的资源和企业的未来，企业培训是一个不能缺少的投入。同时，企业理论认为，企业培训与长期雇用相互作用，而长期劳动合约与激励相互作用，不但能够使员工的专属技能水平增加，进而增强员工的忠诚意识，而且，长期劳动合约既可以降低“人”和“委托人”的有限理性以及机会主义风险，减少交易成本，反过来又可以鼓励企业优化人力资本积累，获得发展的效益。日本企业以及宏观经济发展的经验证明了培训的价值及其实效。

(二)政策建议

前车之辙，乃后车之鉴。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人们的效率和财富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论国家、企业亦或是个人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认识都异常深刻。尽管如此，在进一步改善和提高企业培训效益方面，依然建议如下：

就观念而言，继续抛弃陈旧的“培训无用论”、“培训浪费论”，充分认识企业培训的价值，把企业培训作为一项长期性的资本投资。重视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把企业培训与员工个人职业生涯规划相联系，在建立良好的激励和考核机制，增强他们职业发展的信心，激发员工回报企业的意识和决心，提高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和忠诚度，进而提高企业效率和凝聚力。

就培训的实用性而言，结合企业自身发展需要，以及不同层次、不同职能人员的培训需求来展开企业培训。培训前做好计划和需求分析，在培训内容、培训方式和手段的选择上要有针对性，因人而异。在自身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最大限度通过多种途径培训员工，比如制定符合企业需求的培训计划，建立院校与企业合作培训体系或企业间联合性的培训机构等。

关于宏观经济的问题范文第2篇

当下在我国的金融体系当中，银行仍旧是把主导位置占据着，而在这其中，间接融资依旧是社会融资的一个主要方式，且它是把银行贷款作为代表的。随着与国际经济的融合加深，我国经济更是越来越受到国际经济的影响，而一些问题的出现也让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与商业银行信贷行为之间的关系更加受到了重视。

二、关于宏观经济和商业银行信贷行为

银行业金融机构是我国的金融体系的主体组成部分，同时银行的间接融资也是社会融资结构的主要组成形式。通常意义上来说，我国经济的增长需要依赖于出口、投资以及消费这三样内容，在这其中的投资又属于最重要的那一项，甚至理论研究表明投资和宏观经济的增长是呈现出了十分密切且正面相关的一个关系形式的。这之外，因为银行信贷是我国的投资资金的一个主要来源，因而银行信贷与宏观经济的增长之间存在着某种正相关的密切关系就显得十分合理了。

曾有人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对中国某一段时间约二十年间在不同时期，银行信贷所表现出来的波动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其结果显示银行信贷所表现出来的波动和经济周期总体上是表现出了一致趋势的，因而推断银行信贷的波动对于宏观经济周期波动来说其实是有着十分明显的影响的。即便是通过一些宏观经济与银行贷款两者的增长与波动轨迹对比图，也不难得到关于银行贷款增长波动和宏观经济波动存在相关性的结论，即使波动的程度未必完全一致，时间点可能不完全吻合，可整体趋势情况是差不多的。有的时候，两者的契合程度也可以达到很高的状态，同样也在有些时间段，契合度会呈现下降的状态，但是并不妨碍得到它们之间存在相关性的结论。

进入到了后危机时代以后，由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在不停地增加，以致于区域性的金融风险跟着增加了不少，与此同时，有不少的银行问题也出现了。譬如说，不良贷款率的上升;钱荒问题;理财风险以及票据业务风险问题，再比如影子银行的问题。在金融市场不停发展的情况下，一起增长的还有市场化程度，加上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让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越来越紧密，因而银行所面对的宏观经济环境也跟着复杂了不少。对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和商业银行信贷行为进行研究，这对银行可能遭受到的外来冲击影响的分析以及风险控制的提前预防都是有帮助的。

三、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与商业银行信贷行为研究

（一）商业银行信贷受到的来自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影响

当宏观经济出现了波动的时候，通常可以分为上行与下行两种不同情况来进行它的不确定性分析研究。假如经济是处在扩张时期的时候，这就意味着资金借贷的需求将会上升，而公司经营的效益如果好的话无疑能够有更多可盈利的贷款从而意味着更多的银行资本金。此外，在这个时期，通常银行贷出贷款的利率会比较低。假如经济是处于放缓时期的时候，无疑很多公司的盈利与收入都会降低，也可能会出现亏损的现象，而这样的情况就导致这些贷款公司并没有办法顺利支付给银行贷款利息或者是本金，那么银行的本金会跟着减少，而这个时候，银行的贷款利率自然就会上升以致于让贷款得到减少。当经济出现了衰退情况的时候，其实银行也会因此而有所损失，这主要是因为贷款损失准备金的概率提高，以致于资本金被侵蚀，进而导致银行的资本需求就必须要对银行更加具有约束力才行。在经济出现衰退的时期，银行的新发证据成本会犹豫银行个体或者经济整体的不确定性因素而变得非常高，从而引发一些问题。只是，宏观经济的冲击会导致银行贷款增长率的结果是不变的。

（二）关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于商业银行信贷影响的传导机制

首先是关于货币政策的传导，可以说，货币政策对于银行信贷的影响是很明显的，而它在作用于银行信贷的时候，它的传导机制将会利用法定的存款准备金以及资本充足率的规定、银行股权的不完全竞争市场这几样内容。譬如说，在借助于法定存款准备金的时候，由银行借贷渠道理论可知，银行要进行融资贷款第一需要按照法定要求将法定存款准备进缴纳好。是以，对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降低无疑会对银行借贷规模产生十分直接的影响，从而再对实体经济也造成影响。当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提高的时候，银行贷款毫无疑问会出现一定的变化。其次是关于银行家在进行未来预期进而影响到决策行为的传导。银行在进行投资决策的时候，关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其实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需要慎重考虑的内容。比起大银行或者是盈利比较好的银行，一些盈利比较少或者是比较小的银行，反而没有那么容易受到来自于宏观经济环境产生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通常情况下，关于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将会利用宏观层面的货币政策或者是微观层面的银行决策来让银行信贷行为承受相应的影响。

（三）关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和商业银行信贷资产配置问题

在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到现在，关于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因素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是增加了不少。在我国的各项宏观经济指标逐渐维持在相对平稳状态之前，经济固有矛盾问题带来了不少剧烈变动，而包括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开始阶段一些判断与驾驭能力不足的问题也带来了一些影响，比如说调控出现了滞后性或者是在把握上出现了失误情况。进入到相对平稳状态之后，看似不确定因素减少了，可是外部冲击对经济的影响依然很大，以致于实际上不确定因素其实一直在增加。这些不确定因素，不但始终影响着商业银行信贷行为，尽管它在不断进行着市场化，至于银行的心底决策则变得更加离不开对于未来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合理判断。当宏观经济的不确定因素减少的时候，实际上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将会更加有异质性。

关于宏观经济的问题范文第3篇

国内主流的经济学研究目前沿袭的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从范式到假设、数学模型都基本没有变化。而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学，可以说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在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针对他们所遇到的经济现象进行研究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已经相当成熟，侧重于对经济现象进行解释，强调实证研究；对比起来，中国学者对于宏观经济的研究更倾向于引出政策性对策，更重视规范性研究。而且，因为中国经济制度和社会发展的特殊性，西方宏观经济学在建立模型时的很多假设与中国现实不相符，这就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直接使用造成的“水土不服”。不加区别地将这类研究结论作为制订政策的依据，在国内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市场调节力度低的情况下，可能带来的不仅是混乱而更可能是对经济的严重扭曲，这方面的主要体现在政府某些宏观经济政策，存在“一刀切”的简单化作法。比如去年第三季度对于中国经济中局部存在的由投资拉动的“热”的趋势，就采取了提高准备金率的措施。作为一剂猛药，立即导致贷款额下降，而实际上，很多行业仍然迫切需要贷款资金启动。如果仔细去看，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经济学界对于宏观经济是否过热的讨论更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但结论似乎有简单化之嫌。要么言之凿凿地认为已经过热或有过热的明显趋势，要么铁板钉钉地咬定不过热。实际上，中国经济的复杂程度，是很难一以概之地以是否过热来做结论的。而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似乎也只是提供了这样一种认识问题的途径。作为一种理论范式是无可厚非的，但用来指导中国经济管理的实践就失于简单了。

国内理论界曾经讨论过中观经济学，如何界定中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范畴是一个本文不打算探讨的问题。然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过于宏观，对于中观问题的研究不够，可能是我们无法有效地利用宏观经济学方法论解决实际宏观经济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当我们站在很高的高度，研究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时，我们需要搞清楚这些传统的宏观经济指标在中国的形成和传导机制，而现有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成果似乎没有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工具和帮助。

如果局限于传统的宏观经济学方法论，就很难让我们把视角转移到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现象的构架过程中去。其实，即使是西方经济学，也是在某种经济构架之上进行讨论的，也就是开放和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所有假设都源于此。而中国的情况却很不同，忽略这样的本质区别，不讲宏观经济学理论适用的条件，就套用其研究范式甚至结论，是无益于事的。尽管关于是否存在中国经济学还有很多争议，无庸讳言，中国经济的特殊性提示我们，在研究宏观经济现象时，不可不顾其是建立在与中国目前不尽相同的社会制度基础上这样一个前提。至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的经济形态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的不同，以及现有的研究方法的适用性，还需要大量的深入的研究。

中国宏观经济的特点是以投资驱动为主，工业主导型，而且投资中政府的投资所占比重较大，政府主导投资和行政干预的作用显著。这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有非常明显的区别，以美国为例，其宏观经济体现为消费驱动，服务业主导，投资基本由私人进行。另外，中国的制度演进的步伐较快，而西方国家的制度体系基本定型了。相比之下，在投资，金融，法制，人力资源，技术，制度变迁等对宏观经济有重大影响的各方面，中国的情况都与西方差异很大，而且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西方在统一的制度框架下，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了统一的市场环境，而在中国存在着南北、东西、城乡等地理区域上的巨大差异。这种经济环境有较大的动态性和发生畸变的不确定性。而我们在进行宏观经济分析时，往往存在着不比较模型的使用条件，较多采用静态的宏观经济分析模型的缺陷，局限性是很难避免的。方法论方面的尴尬，使我们既不能直接引用宏观经济数据，套用现成的静态模型，又不能只是依赖以前几次经济过热的经验，对目前的宏观经济做出客观的判断。所以，各家各派的观点也就无法统一，甚至无法建立共同的研究出发点。

但是有些专家还是通过数据和直觉预感到了事情的本质。比如在去年部分行业表现出投资过快，价格上涨幅度和发展速度较高，汽车，钢铁，建材，房地产，原油，粮棉等都很热，甚至出现了水和电力的短缺。另一方面，大部分消费品的价格仍然在下降，总的价格指数上升幅度不大。一些先行指标特别是生产资料价格在上升，引起学者担心消费价格指数会在一段时间后上升加快，引起通货膨胀。这些看法都来自现有宏观经济学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分析模型。信奉者认为现在的特征数据已足够，用现有模型分析，通货膨胀必将到来，只是有滞后性，所以不会马上显现，但要防微杜渐。反对者也使用同样的分析工具，但要乐观很多。正是由于他们观点虽然不同，但研究方法却大同小异，因此，谁也说服不了对方。对于宏观经济的判断成为了数字的估计，不同处只是在程度上，有量的区别而无质的不同。这样很容易使宏观经济研究变成数字游戏，结果只能是看谁估计的更接近实际数字一些，而每年都有很多预测家为此大跌眼镜。

关于宏观经济的问题范文第4篇

关键词：利率市场化;宏观经济;影响

一、引言

目前，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正处于白热化阶段。利率市场化改革不仅是金融市场能长期良性发展的客观要求，尤其在伴随着资本账户开放，其也是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前提条件之一；另外，从微观角度，利率市场化也为实体经济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在促进解决企业的融资问题并进一步完善其融资体系的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回顾并总结利率市场化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的相关实证研究对利率市场化的实践之路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尝试性的对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提出相关具有建设性的建议，以期对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以及金融体制改革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利率市场化的概念及改革进程

“利率市场化”这一概念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于上世纪60年代提出，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被引入我国并开始实施。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官方定义，利率市场化是将利率的决策权交给金融机构，由金融机构自己根据资金状况和对金融市场动向的判断来自主调节利率水平，最终形成以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为基础，以货币市场利率为中介，由市场供求决定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利率体系和利率形成机制。目前，我国利率市场化经过近30年的长足发展，其基本已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尤其从进入2015年以来，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明显加快。2015年，人民银行连续5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并取消存款利率上限，放开存款利率上限，这显然是利率市场化迈出的关键一步。另外，利率管制的基本取消充分反映了利率市场化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任何事物的发展总会带来双向效应。在利率市场化加速发展的同时，我国金融市场原有的相关制度架构能否与之相适应，金融机构的信用水平和综合能力能否胜任利率水平的决策权？

因此，如何引导金融机构科学合理定价，维护市场公平定价秩序即成为利率市场化改革进入新阶段的首要问题。根据人民银行总行部署，其把新阶段的工作重点转向建立健全与市场相适应的利率形成和调控机制。目前，为引导和推动金融机构尽快适应利率市场化的新架构，加快改革目标的实现，部分地区已经实施了一系列综合措施，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首先，2015年4月，江西省成立了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其成员包括全国性银行省分行、外资银行及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共26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其次，新增了10家机构成为全国自律机制基础成员。全国自律机制在以南昌银行、九江银行和上饶银行3家基础成员的基础上又吸纳了赣州银行，南昌、上饶、赣昌、吉安、九江、抚州、金溪、井冈山农商行和万安县联社10家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再者，全国大部分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和村镇银行均结合自身实际制定了相关存款利率定价方法，这促进了金融机构进一步提高其存款定价能力。当然，促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不仅只是依靠这些外部架构，从利率市场化改革本身切入也至关重要，然而要分析利率市场化本身，则必须分析利率市场化对宏观经济运行带来的影响。

三、利率市场化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1.利率市场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的相关理论。关于利率与宏观经济运行的相关理论，我们首先想到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凯恩斯在其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分析了宏观经济中两个重要概念利率与投资之间的关系，提出通过降低利率来增加投资从而达到扩大有效需求的目的。根据这一理论，通过货币供求形成的货币价格会对宏观经济运行中的投入和产出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货币供求失衡若使利率降低，导致社会总体投资增加，进而使总需求增加，最终使国民收入增长；反之，利率上升，则会使投资规模缩小，总需求减少，从而导致国民收入减少。这说明了利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其次，由McKinnon和Shaw（1973）提出了金融抑制理论并发展了金融深化理论，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利率并不能反映真实的经济状况，这主要因为较为严格的金融管制。而金融深化理论更进一步与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相反而行。其指出了利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认为应该通过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实际利率，放松不必要的金融管制，优化资源配置，使资金向优化领域转移，提高整体的资金运用效率，最终达到刺激投资，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

2.利率市场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的实证研究。这里主要回顾和总结最新的两个具有实际意义的实证研究。首先，黄志刚（2016）采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建立了一个小国开放经济模型，研究了资本账户开放和利率市场化的先后次序对宏观经济波动及社会福利的影响。一国的货币政策变动会扰动宏观经济并使其产生一系列波动效应，根据黄志刚的实证检验，利率市场化有助于减小这一系列波动效应。对于某种不利的货币政策实施后，若利率上升，则经济就会在短期内紧缩，这时候，央行往往就会采取一些反方向刺激经济的措施，根据其实证研究，利率自由化能够扩大这些措施的刺激效应，从而减少不必要的滞后效应。该研究中提到了利率粘性的概念，这一概念与利率市场化紧密相连，即利率市场化能够很好的降低利率粘性，提高利率对市场供求的敏感性。因而在此种情况下，在经验分析下，利率市场化使人们在短期的紧缩态势中仍会保持对未来经济运行的乐观态度，从而并不会减少已有投资或正在进行或将要进行的投资，因为他们知道在利率自由化的促进下，市场会很快恢复原状。

其次，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国外冲击下，利率市场化也有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比如，在一国未实现利率市场化以前，因为国际经济动荡或者国外利率上调，在本国资本账户部分开放的情况下，就会出现本国货币贬值，这虽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本国出口贸易，增加了本国总产出，但也造成了资本外逃的后果，使国内资本大量向利率高的国际市场转移，无疑恶化了本国企业的发展以及投资。这一效应在黄志刚的模型中并未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但理论上由于本国利率缺乏自由化而不能对国际利率的变动做出及时调整，从而使以上效应产生持续性，使出口和产出出现相对长期的大幅波动，因此利率市场化改革能够促进本国利率快速对国外利率做出相应调整，进而减小以上情况所产生的一系列不利的联动效应，从而起到稳定宏观经济的作用。将此例应用到实际中，目前美国中央银行美联储多次传出要加息的利率决策，即便此政策并未实施，但它对我国金融市场的负面效应已极为显著，比如自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人民币兑美元贬值从2016年10月份的单位美元兑人民币6.7到近日徘徊在6.88元，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其次，李萍（2016）通过建立利率市场化总指数，也得出了与黄志刚类似的结论。她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短期内，利率市场化可能会造成总产出的暂时降低，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影响，但如果从长期的角度去衡量利率市场化，其会促进高效的资金配置，提高整体资金周转率和市场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正面影响。

四、结语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已拥有对利率市场化的大量研究，这无疑成为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之路上的绿洲，既然利率市场化已迎来蓝海，所以需要更多的研究和理论来为其发展作支撑。这里尝试性地为利率市场化改革提出三点建议，第一，应加快对利率形成机制的建立。前文提到，金融机构的信用水平和综合能力能否胜任利率水平的决策权这是利率市场化进入最后阶段所重点要解决的问题。第二，完善市场监管架构。回顾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历程，金融体系发展历来遵循“先发展，后规范”的潜在规律，因此，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加快，建立并实施与之相适应的政策法规架构就显得尤为重要。第三，加强利率风险防范。这一点对实体经济稳定发展至关重要，利率市场化的实现无疑放松了某些金融管制，加强了利率变动的自由化。由金融机构根据市场供求和自身资金状况来决定利率水平，市场必然起决定性作用，市场资金的不断波动必然引起利率水平的不断波动，从而加大了利率风险暴露的概率。利率的频繁波动对于实体企业的投融资决策将产生绝对影响，因此，加强利率风险防范是利率市场化以后，经济发展尤其是实体经济发展所应重点关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黄志刚，资本账户开放与利率市场化次序对宏观经济稳定性的影响[J].世界经济2016,(9).

[2]王光远，利率市场化研究展望[J].投资研究.2013,(4).

[3]郑锦亚，利率市场化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J].经济论坛.2015.

关于宏观经济的问题范文第5篇

【关键词】凯恩斯主义 宏观经济 调控

一 凯恩斯主义的内容和发展

1．内容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是在上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严重的经济危机人员大量失业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他的理论奠定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为分析宏观经济运行机制，建立宏观经济管理的政策，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有效需求”是核心概念，他认为：“总供给函数与总需求函数相交点之值，为有效需求”。有效需求受“消费倾向”……‘资本未来收益预期”和“流动偏好”三个基本因素影响。总需求包括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由于边际消费倾向小于1，而资本边际效率在长期内递减，导致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是经济萧条的根源。因此，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主动干预市场经济的自发运行。由于存在乘数原理，政府应通过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来刺激消费和投资，实现充分就业。尤其是财政政策，即用政府增加支出或减少税收以增加总需求，通过乘数原理引起多倍增加。货币政策是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以降低利率，刺激投资从而增加收入，但由于存在“流动性陷井”货币政策效果有限，所以最佳政策选择是扩大政府投资。

2．发展

凯恩斯主义从产生到现在已发展七十多年了，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凯恩斯经济学、新古典综合派、后凯恩斯学派、新凯恩斯学派。而后三个学派都是在凯恩斯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第一阶段，凯恩斯经济学。凯恩斯在1936年所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后简称《通论》）一书标志着一个新经济学时代的开始。

凯恩斯的经济政策观点的核心是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他强调国家的干预，要求政府随时准备用公共投资计划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这就是指出失业症结所在之后，凯恩斯为医治这痼疾的处方。西方经济学家经常把凯恩斯这一学说建立说为“凯恩斯革命”。

第二阶段，新古典综合派（Neoclassical Synthescs）。又称后凯恩斯主流派（Post-Keynesian Mainstream），是产生于美国的现代凯恩斯主义的一个重要学派。新古典综合派试图在凯恩斯的总量经济范畴基础上，用新古典的个量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去构造一个所谓和谐统一的新经济学殿堂。

新古典综合派的基本理论体系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加上工资刚性假设条件的总供给曲线；二是从IS－LM模型到处的需求曲线；三是菲利普斯曲线与总供求曲线的结合。

第三，新剑桥学派又称后凯恩斯学派。该学派在理论上基本特点为：将凯恩斯的短期、比较静态分析拓展为长期、动态化分析；后凯恩斯主义反对新古典综合派恢复传统经济学均衡分析方法；强调收入分配理论；批判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强调货币会导致资本主义经济不稳定；重视规范分析的方法。

新剑桥学派的主要理论有：一是价值理论新剑桥学派的代表性价值理论是斯拉法的价值理论。斯拉法价值理论的贡献，在于他尝试着在建渊源于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的价值分析方法；二是收入分配理论斯拉法对于利润率和价格相互关系所作的分析，以及由商品标准体系中推导出来的“不变价值尺度”，为后凯恩斯学派的分配理论提供了一个价值论基础。

第四阶段，新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曾在西方宏观经济学领域长期处于主流经济学地位。但是，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来，凯恩斯主义由于不能解释滞胀现象而受到与其对立的主张自由经济的学派的批评。凯恩斯主义无力应付现实和理论的挑战而陷入困境，从主流派正统经济学宝座上跌落下来。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潮席卷西方宏观经济领域，凯恩斯主义日趋衰微。新凯恩斯主义的出现，使凯恩斯主义从困境中走了出来。

非市场出清假设是新凯恩斯主义最重要的假设，这一假设来自原凯恩斯主义。但是，两者的非市场出清理论存在着重大的差别。新凯恩斯主义的假设条件是，一是假定工资和价格有粘性，即工资和价格不是不能调整，而是可以调整的，知识调整十分慢，须耗费相当的时日；二是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增添了原凯恩斯模型所忽略的两个假设：经济当事人最大化原则和理性预期。

二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评述

从凯恩斯主义的发展可以看出，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有如下几个特点：

1．凯恩斯主义价格与工资刚性的解释有很大的局限性

凯恩斯敏锐地发现大萧条已经不能用传统的古典经济学来解释，提出需求不足理论，并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心理上的流动偏好来解释需求不足，他还认为，它关于非自愿失业的解释可以不依靠工资刚性，应该说这一思想也极具创建性，但它确用在现实中难以观测到的现象“流动性陷阱”、“投资的低利率弹性”来解释，这实质上已经给凯恩斯理论带来的发展的隐患。因为在解释宏观经济学现象时对价格机制的高度重视，凯恩斯主义的发展基本上是沿着新古典方向发展，这样在解释非自愿失业上只好更多依赖“刚性”假设。

2．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从政策取向看，逐渐走向了对宏观经济进行微调，其背后是对市场机制的崇信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凯恩斯主义接受了自然率假设，实质上假定经济一般处于充分就业状态，经济政策主要是微调，在实践中更多是运用货币政策来调节，宏观管理是一种短期总量管理，而且是以调节总需求为主的管理，主要是保持高度就业与价格的稳定，宏观政策均是短期政策，主要根据经济周期的需要进行相机决策，这在市场经济体制高度发达西方国家总体上是合适的，从实践看，战后再也没有出现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说明宏观经济总体是稳定的，这样凯恩斯主义的微调是合适的。

3．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不重视经济结构因素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总体上看，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有不重视结构的倾向，这是因为经济结构被认为是一个市场调节的问题。例如对宏观经济影响较大的收入分配结构也很少纳入主流宏观经济的视野之中，这并不意味着资产阶级政府不重视收入分配问题，一般认为，政府调节收入分配是一个公平问题，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事实上战后资本主义政府加大了对收入分配调节的力度，这样收入分配问题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并没有表现出来，这可以从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相对较小得到体现。再如宏观经济中的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没有涉及。总之，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是区分长期与短期问题，割裂了短期与长期的关系。当前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短期意义上的模型解决经济波动问题，长期则解决经济增长问题。这在发达国家不存在体制矛盾与结构矛盾的情况下这种研究范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一个存在体制与结构问题的经济体系则无论是短期意义上的调节还是长期政策均要考虑这些因素，这样凯恩斯主义的微调是合适的。

三 凯恩斯主义对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借鉴作用

凯恩斯主义是随着资本主义“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没落应运而生的，它的理论主张和政策思想立足于对社会经济总量的分析，着眼于国家宏观经济的发展，从而成为宏观经济学的开创者。20世纪70年代后，凯恩斯的理论主张和政策思想虽然受到了货币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学派的抨击，但他的弟子们在新形势下发展的新凯恩斯主义仍然占据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应该指出，凯恩斯主义虽然从本质上是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但它首先是属于市场经济的宏观理论，是人类文明宝库中的一颗珍珠，因此，其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特别是宏观经济调控有着较强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实行强有力的国家宏观调控，即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上实现国家对经济全方位的干预。但由于我们缺乏宏观管理经济的经验，在经济运行中，我们也面临着由于宏观管理力度不足造成地许多问题：

1．有效需求不足

这是现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从1993年7月开始我国开始采取紧缩政策，使经济在1996～1997年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然而，在这之后，我国经济并没有像一些专家预期的那样呈回升的态势，而是在不断下滑。同时，市场需求在经历了“短缺”、“短缺与过剩并存”的发展阶段后，出现了“相对过剩”的买方市场。这种“过剩”是在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条件下出现的，属于发达国家早期难以摆脱的那种典型的生产相对过剩，即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对我们分析现状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2．就业形势严峻

目前我国城镇实际失业率达8%左右，超过登记失业率的一倍以上，约1500万失业人口，农村剩余劳动力超过12000万人，城乡综合失业率达15%左右；有学者估计，如果加上隐蔽失业人口，总体失业率可能达到27%左右。失业早已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头等问题，只是多年来人们对此重视不够。解决失业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增加就业岗位，实行以扩大就业为重点的产业政策和投资政策，特别是实行以国家为主体的政府投资政策。

3．收入差距扩大

在改革以前，个人收入分配的重要特征是平均主义，在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很小。改革开放以后，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呈现跳跃式的扩大。高收入阶层由于多年财富积累形成了财产性收入，出现亿万富翁，具有百万资产的家庭已经超过200万个；另一方面，由于企业破产停工和生产不景气，城镇形成了贫困阶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进一步扩大，农村居民实际收入大约相当于城镇居民的25%。收入差距的扩大直接影响了社会的有效需求，从1995年后，我国居民的消费倾向出现了明显下降的趋势，造成整个社会的购买力不足。

以上出现的问题与早期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有相似之处，因此，研究凯恩斯主义的“合理内核”，借鉴凯恩斯的政策主张，对我们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加强对市场的宏观调控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著.高鸿业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