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等教育的法律范文第1篇

摘 要 促进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必须在法律上寻求保障，我国现存高等职业教育法律制度已经远远不能够满足当今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态势，本文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法律制度存在的几个重要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关键词 高等 职业教育 法制

作者简介：刘婷婷、董卫国，银川大学（银川能源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8-037-02

虽然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法律制度在推动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并为社会经济的发展输送了大批具有高素质、高技能的应用型人才，但高等职业教育在随着经济发展而变化，现存《职业教育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中有限的高等职业教育法律制度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不能够很好的受到法律的保护，经过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法律制度的详细分析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高等职业教育法律制度没有系统的法律体系

从形式上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法律制度看已初具规模，但目前为止还没有颁布一部专门的《高等职业教育法》，所以高等职业教育法律制度多数都依附于现存的法律和中央、国务院、地方政府等颁布的政策性文件，并且在现有的法律制度上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所以高等职业教育缺乏相对独立、完整的法律体系。

 

（一）高等职业教育法律制度依附性太强

1.高等职业教育法律制度过度依附于现行法律。《高等教育法》中确定了高等职业教育属于高等教育的法律地位，但高等职业教育法律制度在这部法律中的规定甚少，从总体上看《高等教育法》的大部分内容都是规范普通高等教育的；《职业教育法》确定了高等职业教育是职业教育中的最高层次和高等职业学校的法律地位，但不管是在《职业教育法》中还是在《职业教育法》的相关规定当中，其主要内容大多数是规范初等职业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的；《教师法》中规定了高等学校教师资格，应当具备研究生或者大学本科毕业学历，高等职业学校只能依据此规定对高等职业学校教师进行规范，没有在法律上体现出做为高等职业院校与普通高校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上的根本区别；《劳动法》第八章职业培训部分规定了关于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业培训制度，目前高等职业学校是依据此规定与企业达成协议将一部分实践教学在企业中实现，但对于这类关系产生的法律问题并无法律保障。虽然这些法律都能调整高等职业教育活动，但由于各部法律的侧重点不同，加之高等职业教育处于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的交叉状态，所以高等职业教育不能在法律上得到很好的保障。

 

2.当前我国关于积极推动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更多规定体现相关政策中。自1985年以来从中央、国务院到省、地（市）、县（区）人民政府等部门办法的政策性文件对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如《全国教育事业第十个五年计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科技教育发展重点专项规划（教育发展规划）》、《关于进一步发挥行业、企业在职业教育和培训作用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其中提出了规范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目标、战略、方针、政策及措施。

 

（二）现有法律对办学主体责任界定不明

对于高等职业教育来说，办学主体包括了政府、企业、普通高校、行业组织、事业组织、公民个人和其他社会组织，而现有的法律法规中没有对他们权利、义务、责任以及他们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界定。随着教育制度的变革，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主体的关系，主要存在举办者、办学者和管理者三大主体之间的关系。举办者是投资办学者，它的主要职责是为办学提供资金、提供办学条件；办学者是指实施高等职业教育的学校，它是依据国家法律相关规定行使办学权利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实体组织；管理者是对高等职业教育活动行使行政管理权的政府，包括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及行业内部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公立和民办学校都要受到这两种管理者的管理。这三种主体的责任不同，在法律上应当明确，这样才能够保证在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出现纠纷有据可依。

 

（三）高等职业法律制度缺乏权威性

1.《职业教育法》是所有职业教育的基本法，但用它来规范高等职业教育显然不具有针对性。高等职业教育与初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及职业培训是有区别的，其高等性决定了应配置不同的办学条件和保障体系，而在《职业教育法》中将高等职业教育与初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及职业培训是一概而论的，所以其缺乏权威性。

 

2.高等职业教育法律制度中应当以法律条文形式规定的内容，却更多的以政策性条文加以规定，出现了权威性的法律条文少，而容易改变的政策规定多，高层级的法律规定少，低层级的行政规定多的现象，在法律效力上权威性明显不足。高等职业教育法律制度以政策规定的内容，由于主客观的因素，在具体执行上存在差异，在实施中难免存在落实不到位，甚至是不实施、不兑现的现象。

 

3.高等职业教育法条刚性不足。由于《高等教育法》和《职业教育法》本身在法律责任方面存在着缺陷，所以涉及高等职业教育的法条大部分是原则性的柔性法，涉及到程序性的法律规定更是少之又少，而且有些规定在表述上模棱两可，实施起来较为困难，根本不能达到法律本身追求的目地。加之与高等职业教育相关的配套法律法规较少，所以只能借助类推其他法律条款和依靠政策进行调节。对于违反相关法律行为，有时不仅无据可依，更找不到制裁的办法。

 

（四）高等职业教育法律制度的滞后性

从1998年到2005年底，高职高专的招生数增加了4倍，从54万人增长到268万人；在校生数增加了5倍，从117万人增长到713万人。2005年底，全国独立设置的高职高专学校数为1091所，其中高职院校921所。此外，还有600余所普通本科学校举办高职高专教育。 到2010年底全国共有高职高专院校1239所，占据普通高等学校总数的近63%，从在校学生数和院校数来看，己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法》1995年3月18日通过，1995年9月1起施行的；《职业教育法》1996年5月15日通过，1996年9月1日起施行；《高等教育法》1998年8月29日通过，1999年1月1日起施行。高等职业教育法主要依附的三部法律都已实施十二年以上，但从未修订过，十二年间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高等职业教育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显然现有法律制度已经不能适应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

二、高等职业教育法律制度缺乏协调性

关于高等教育的法律范文第2篇

关键词：高等学校　学生　法律关系

随着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开展，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也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许多新现象和新问题随之出现；高等学校的教育管理权与学生的个人利益之间发生了碰撞，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呈现出复杂性的特点，这就决定了我们对其进行重新思考和定位的必要性。从法律的观点出发分析高等学校和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以保证高等学校正常的运行秩序和学生良好的成长环境，是值得认真思考和研究的课题。

一、有关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诸学说

1.关于公立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代表学说

代表理论有特别权力关系学说和宪法论。

（1）特别权力关系学说。特别权力关系说最初来源于德意志中古时期领主与家臣之间的关系，后来德国学者发展了此理论。特别权力关系指国家和公民之间的一种特殊、紧密的关系，这种学说运用于高等学校的教育领域，其实质是：高等学校按照教育法律法规在对学生进行管理时是以公法主体的身份而出现的，高等学校按照国家赋予的权力和职能，向学生提供教育方面的服务并进行教育管理，而学生对此种管理则负有服从和容忍的义务。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这种管理和服从的关系就叫做特别权力关系，它在本质上应该属于行政法律关系。特别权力关系体现了国家运用公共权力对教育实施直接控制的教育理念，它强调学生对所在学校也就是对国家的高度服从关系。自二战以后世界各国逐步形成保障国民受教育权利的教育理念，在高等学校管理中逐渐主张强调对于学生基本权利和利益的保护，而限制国家对于教育过多的直接干预。因此这一学说逐渐受到德国及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如日本学者的批判。

（2）宪法论。依据宪法论，公立的高等院校在性质上被认定为政府机构的一类，那么高等学校和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自然应当适用宪法规定的给予公民的基本权益关系，学生作为公民，他们的基本权益应当受到宪法的保护。宪法论的实质是：高等学校在处理和处分学生时，应当保证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能够得以实现。如果要剥夺这些基本权利，则必须履行法定的正当程序，而一旦未经过法定的正当程序，那些基本权利受到了侵害的学生就可以诉诸法律寻求救济与保护。比如在美国，《美国联邦宪法》在修正案中就提供了特定的程序用以保障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得到保护而免受政府和其他机构的侵害，这些特定的程序当然也适用于州立大学和学院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2.关于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代表学说

（1）契约关系学说。按照前述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学说，高等学校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脱离法制的乐园。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契约关系学说应运而生。此理论认为，高等教育关系应当完全脱离强制的权力作用和影响，应当完全摆脱行政法律关系而成为民法上平等的契约关系。高等学校与学生双方的法律地位应该是平等的，双方按照各自的目的缔结教育合同。“教师（代表学校）与学生不仅仅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而且是一种消费与被消费的合同关系”，高等学校与其学生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依据是契约（合同），双方通过契约来确定彼此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2）自治关系学说。欧洲大学自中世纪开始就有自治的传统，高校几乎不受政府的控制和指导。在这种背景下，大学的地位类似于行业协会，是一个知识共同体，其内部纠纷大都在自治的框架下予以解决。自治关系学说认为：高校的师生不仅是一个抽象的知识共同体，更是在观念、职业、社会地位和信誉等各方面综合的一个利益共同体。因此，大学生们动辄就把母校到法院，是对传统文化价值的一种伤害。学生与其学校之间的纠纷应当“笔墨官司笔墨打”，也就是在大学内部通过申诉的方式来加以解决，而不应当轻易诉诸法院。世俗权力对大学内部裁判权的容纳，也是对大学理想的一种尊重。

综上所述，对于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关系，理论上存在着传统的特别权力学说，其他学说都是在其基础上对其进行发展和修正所产生的，这些发展和修正的目的主要在于减少政府对于高等教育过多的直接干预，弱化高等教育的公权力色彩，以更好地适应现代教育更新发展和教育实践的要求。

二、我国高等学校和学生的法律关系性质分析

我国的高等教育法律制度随着《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而基本确立，并且逐步得以完善。但是对于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在立法上并没有任何具体明确的结论和规定，从而使立法与司法实践

的需求之间还存在着脱节，立法上显示出一定的滞后性。从现实情况看，特别权力关系学说对于我国教育司法制度的影响很深，学校与学生二者的关系比较符合特别权力关系学说，高等学校对于学生偏重于管理和约束，而对于其权益的保障和救济方面相对则比较薄弱。虽然如此，这一学说又并不完全符合我国目前高等学校与学生关系的现实。笔者认为，目前我国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并不是单一的，而是表现为公法与私法的混合，行政法、合同法与团体自治法的交织，因而带有相当的复杂性。具体来讲，我们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统一而论。目前我国高等学校对学生的管理事项虽然很多，但是事实上可以区分为国家干预和不干预两个大的方面。相应地，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也应当区别对待，分别认定：国家干预的领域具有公权力的色彩，因此这个领域内的高等教育法律关系属于行政法律关系的性质；而在国家不予干预的领域，则为高校自治和契约自由留下了空间。

具体来讲，我国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从性质上可分为如下三类。

1.行政法律关系

笔者认为，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首先表现为行政法律关系的性质。在涉及可能会影响到学生将来的生存和工作这样的基本权利方面的事项，如学籍的得失、学位的授予等，应该由法律进行解释和规定。也就是说，高等学校对于其学生的学籍、学历和学位等方面事项的管理权力应当得到国家法律、法规的授权才能行使，高校应当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代表国家或者说接受国家的委托从事这些事项的管理活动。

这种行政法律关系双方主体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它是一种纵向关系，强调管理与服从的关系。高等学校属于行政法中规定的“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在从事上述事项的活动时是以行政主体的身份出现的，其管理活动涉及到“公权力”的运用。如《教育法》第28条规定的招生权，学籍管理、奖励、处分权，颁发学业证书权等，具有明显的单方意志和强制性，符合行政权力的主要特征。《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学籍管理规定》等法规和规章也有类似规定。北京大学学生刘燕文为获得博士学位将母校告上法院，以及北京科技大学学生田永状告母校拒绝为其颁发毕业证、学位证两个司法案件，在司法实践上确立了高等学校从事学籍管理活动的行政行为性质。可以看出，在我国现行的教育立法中，体现了国家对学校管理权力的严格控制，并以此作为鲜明的特色。

2.内部自治的关系

高等学校对其某些内部事项进行自主管理，这既反映了大学古老的传统和理想，同时也反映了当前高等教育管理民主化和科学化发展的客观要求。通过制定学校章程，明确地赋予高等学校对某些内部事项进行自主管理的权力，能够有效提升高等学校的活力与竞争力。如我国《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按照章程进行自主管理，对于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高等教育法》第11条和第四章也有类似的规定。这说明，在一些对于学生的基本权益影响不大的方面，如住宿管理等，可以允许高等学校进行自行管理。这些权力与学生有密切的联系，也是高等学校教育自由和管理自主的表现。当然，我国高校管理过程中的这些自主管理的权力与传统的大学自治还有一定的距离。传统的大学自治意味着大学是一个保障它的教师和学生免受世俗权力迫害的自治性质的团体，而且它首先是一个学生的而非教师的法律上的社团。而我国高校的自主管理权则主要指的是高校相对于国家和政府而言所享有的管理自力，其基本缺陷是作为学生而言，他们的基本利益可能会得不到适当方式的表达，这也是近年来频繁出现高校学生对母校诉讼案件的主要原因之一。

3.具有服务合同性质的民事法律关系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逐步提高了学费在学生教育培养成本中的比率，逐步扩大了家庭在学生教育成本中分担的份额，同时，民办高等教育的崛起，国有民办二级学院、公立大学民营化等办学模式的涌现，表明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已经逐步建立起平等、双向、自愿的教育合同关系。笔者认为，这种关系在本质上应该属于民事领域的法律关系，在法理上双方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其基本表现是：作为合同其中一方的学生自费上学，自己花钱投资于教育，购买教育服务，他们有权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满意度来选择学校和教育内容，甚至选择某位教师；与之相对应的是，合同的另外一方——学校收取学费和其他教育费用，有义务按照国家的教育标准和自己对学习者的承诺来提供合格的教育服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关法律制度的建立健全为这种教育合同关系提供了相应的法律依据。如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高等学校在性质上属于事业单位法人，在与其他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时形成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另外，根据《

教育法》第42条第四项和第81条的规定，如果学校侵犯了学生的人身权、财产权或其他合法权益，则学校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些法律规定，为司法实践中处理这类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

三、合理界定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思考和建议

合理定位我国高校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既是完善高等教育立法的基本前提，又是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科学化发展的重要环节。解决这个问题，既应体现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先进理念，同时又应以我国目前实际作为基础；既要着力解决司法实践中突出问题和矛盾，同时又要照顾到我国高等教育长远的发展问题，做到在立法上不断完善，以改变立法滞后于司法实践的现实状况。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在我国，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当通过以下方式来进行定位。

1.正确区别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合理定位不同种类法律关系

在我国现行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对于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认定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者之间法律关系的现实状况，厘清了复杂的校生关系。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还是应当特别注意防止混淆民事法律关系和教育管理关系两种关系之间的界限。如上分析，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确实存在着平等的民事合同法律关系，但笔者认为，这并不是校生之间法律关系的全部内容，也并不是两者之间法律关系的主要部分，实际上，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主要部分应当是直接与学校教育管理职能的行使以及与学生的受教育权相联系的教育行政管理关系，而对后者在性质上的认定应当构成对双方法律关系认定的主要部分。

2.在立法上完善学校与学生之间教育管理关系的性质认定

教育管理权具有行政权的特征，从其本质上来讲应当属于行政权力，体现着国家的意志，学校对于学生来讲具有较高的、居于主导性的地位，但是它又不同于一般的行政管理权，而应属于一种特别的行政管理权。笔者认为，教育管理行为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复杂性，这就决定了学校在实施这种教育管理行为时，不可能像一般行政权力那样完全运用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也不应当把学校所从事的全部教育管理行为纳入到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某些校生纠纷不应当诉诸法律，而应当通过学校内部的纠纷解决机制来解决。例如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联邦最高法院就认为，学校在对于学生自身的物品进行搜查时，“只是合理的怀疑，只要是搜查的范围当时的情景相匹配，只要搜查的行为相对于学生的年龄性别和违规性质，不具有过度的进攻性，这种管理行为就是不侵犯学生隐私权的，没有破坏学生对隐私的合理预期”。此外，在美国法律中，在一般刑事案件中普遍适用的搜查前出示搜查令的程序性做法在学校内部范围内也是不适用的，这些规定使学校对于学生的具体管理行为可以更具有弹性。

当然，考虑到学生的正当权益，学校在实施教育管理活动过程中并不能违反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注意防止因为采取教育管理活动不当而给学生的合法权利造成不应有的损害。学校在处理学生权利与学校利益的矛盾事件中，应做到公开、公正、合法，避免不当行为特别是不合理搜查、侮辱、体罚等行为，还应给予学生知情、异议和申诉的权利。这样，把教育管理活动关系定性为行政管理关系不但不会侵害学生的合法权利，反而更有利于保护学生的受教育权和其他基本权益。当校生双方发生法律纠纷时，学生可以通过提起行政诉讼的方式来救济自己的受教育权和其他基本权益，而行政诉讼法中的诉讼原则、证据规则等与民事诉讼相比，能为处于弱势群体地位的学生提供更有效、更全面的保护和救济。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于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的这一法律关系在名称上仍应称其为教育管理关系更为适宜。在立法上进一步清晰界定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教育管理关系并逐步完善相关的配套法律制度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从立法的层面上合理定位这一关系是切实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管理水平和实现高等教育理念不断更新、推动教育实践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举措。

四、结语

本文所探讨的仅仅是我国目前高等学校与其学生双方主体之间法律关系中的一部分，在我国教育法制体系逐步完善的过程中，高等教育法律关系急需明确界定和完善运作规范，立法相对于司法实践的滞后情况还需要随着立法的深入而逐步改善。

参考文献：

[1]郭玉松,张爱芳.大学生权益意识与高校学生工作探析[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7,(2).

[2]蔡国春.试论高等学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j].高等教育研究,2002,(5).

[3]刘同君,夏民.法学审视——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法治化之误[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8,(2).

关于高等教育的法律范文第3篇

关键词： 法律职业 高职教育 法律教育

一、法律职业的特殊性

“职业”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个人在社会中所从事的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工作。”①法律职业者，顾名思义，是指以从事法律工作为职业的人。

关于法律职业的内涵，学术界似乎并无太大的分歧，然而，由于存在着不同的法律制度，所以，在比较法的视野中看，法律职业的含义仍有不同。

英文“profession”一词主要指“脑力或知识的而不是体力的或手工的劳动和技能”，“原本专指神学、法学和医学，后随着科学和知识广泛应用于别的事务部门，也指别的职业，以示其具有相当程度的特殊知识含量，与仅仅是技能相区别”。可见，从花费时间和生活来源的角度，“profession”与中文“职业”一词意义相同；从职业性质和社会层次来看，“profession”本指神职人员、律师和医生，后因愈来愈多的职业知识含量增加，便逐渐扩展，也可指其他的白领职业。

中文的“职业”一词原本没有英文“profession”的涵义，近年来，随着学术界对法律教育和法律从业人员的关注，“法律职业”（legal profession）的概念逐渐开始在学术著作中被广泛使用。但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法律“职业”和法律“职业”教育，是使用英文“profession”的涵义，因为中国法律教育也确实是一种“高级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和训练”，而不是“体力或手工技艺”的培训。②

尽管如此，各国法律职业制度的不同只能影响人们关于法律职业概念之外延的判断，并不影响人们关于其内涵的判断。所以，这并不妨碍给其以定义性描述：法律职业是指受过专门的法律教育、具备法律预先规定的任职条件、取得国家规定的任职资格而专门从事法律工作的一种社会角色。

法律职业具体范围在各国并不一致。在英国，法律职业一般限于律师。在美国法律职业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包括私人开业律师、政府部门法律官员、公司法律顾问、法官和法律教师；狭义上仅指私人开业律师。加拿大的法律职业范围较广，分为法官、律师和公证人、法律辅助职业（如专利人、法律书记员、专利查询专家、合同书记员、地产契约书记员、所有权审查员）、法庭官员（如法庭书记员、法警、行政司法官员）等。在日本，法律职业一般指法官、检察官和律师。我国的法律职业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主要指法官、检察官、律师；广义也包括书记官、法律助理、法律文秘、司法警察等辅助型法律职业，法律教师及法津研究人员、公证人员、仲裁人员和行政执法人员等。③

在各种社会职业中，法律职业具有突出的行业背景和职业特殊性。这种职业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职业对象的特殊性

法律职业主要是以人以及人与人关系为工作对象的，而人又是地球上最复杂多变、最难界定的高级生命形式，它不同于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由于法律职业接触的是社会上各个阶层、各类不同职业和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工作对象十分复杂，加上工作性质、特点等原因，他们还要广泛接触各种社会问题，包括政治、经济、科技、思想、伦理、历史、文化、民族、宗教等等，特别是还要接触社会上的阴暗面和不良现象，所以对其职业的基本要求(基本资质)和准入条件更高、更严格。再从行业背景看，由于法律集中反映了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问题而具有高度的复杂性、抽象性和概括性，司法又是各种纠纷最后的解决办法而具有终结性，司法裁决因可决定人的生杀予夺和财产、利益的归属而具有重要性、权威性，加之法律自身具有普适性、程序性、规范性和强制性等等，这一切，使得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员有着比社会其他职业更为严格、更为规范和更高层次的要求。正是基于职业对象的特殊性，法律职业与工程技术性职业相比，有内在的和先天的差异性。由此也形成了法律职业教育的基本特点。

2.法律职业精英化与大众化的统一

随着中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一方面，社会必然要求提高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任职条件和准入标准，进一步推进法律职业的精英化;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法律人才需求的不平衡，社会各个方面也同样需要大批辅助类的应用型法律人才。随着中国法律职业划分科学化，法律辅助型职业将成系列。

3.法律职业与法治的特殊关系

近代以来法治国家的实践屡屡表明：法治是全民的事业，离开全民的理解、参与和支持，法治往往只能是海市蜃楼。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忽视法律职业者（法律家）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在法治的关键和紧要处，每每是法律家在担当大任，所以，人们常称法治就是法律家之治。这在关于法律家（法律职业）作用的估计中可见一斑。托克维尔强调：“……民主精神如不结合法学家精神，我怀疑民主可以长期治理社会；而且，如果法学家对公务的影响不随人民权力的增加而增加，我也不相信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共和国能够有望保住其存在。”埃尔曼指出：“法律专业人员负有塑造法律制度的结构与类型的使命，并在很大程度确定法律用作于其中的一般趋势。”而大木雅夫则把法律职业（法律家）的作用概括为“法律秩序的创造者”。

法律职业具有区别于一般职业的特殊性，也正是此特殊性决定了法律职业教育区别于一般的高等职业教育。在这方面，我们以往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并未认真区别职业对象和层次的不同，仍然是粗放式地按照一般的社会职业对待，即仍习惯于沿用社会通用的“手工或技艺”人才的培养模式和采用普通的教育制度，或者只考虑到法律职业教育制度的教育属性和共性，其结果是所培养的人才仅仅只是“半成品”或是“残废品”，尚不能适应法律职业的特殊需要。

二、关于高职高专法律教育的性质问题

法律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人文社会科学范畴。法律教育是以传授法律知识、训练法律思维和法律技能、培养合格的法律专业人才为内容的教育活动。

高职高专法律教育是我国高等法律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等专科层次的以法律职业技能培养为本位的高等职业教育。从法律职业的特殊背景出发，笔者认为应当将高职高专法律教育的性质作以下把握：

其一，高职高专法律教育属于法律职业教育，是针对具体职业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获得从事特定的法律职业所需的实际技能和知识，使学生一般具备进入劳务市场所需的能力和资格。高职高专法律人才培养应当突出职业性、行业性的特点。不能把高职高专法律教育与普通法学教育等同。前者是以法律职业能力为本位的教育模式，后者是以法学学科为本位的教育模式。

高职高专法律教育是对学生进行法律职业技能培养和管理的教育。它以岗位群的需要为依据制定教学计划；在进行职业岗位描述、职业能力分析的基础上，按需施教；着眼于职业知识和能力的提升，而组织理论和实践教学；着眼于我国法律制度的调整、补充、更新，选择教学内容与构建课程结构，体现职业能力要求而形成课程体系。这种体系应是打破学科型的教学模式，建立以职业能力为中心的教学体系，才能培养具有必要的法律专业知识、掌握法律实践技能的与法治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高素质的法律人才。这样的应用型法律职业者应具有接受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和信息素养，具有合作精神与开拓能力，能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一线发挥有效作用。④

其二，高职高专法律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职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结合，不能将高职高专法律教育与职业培训等同。

法律职业教育虽有明显的优势，却也有不可避免的缺陷。单纯的法律职业教育会使法律教育流于浅薄。目前，以市场为导向、以职业技能培训为本位的法律教育虽很有必要，但也要防止顾此失彼。我们不能忽视的是，正是由于过于关注市场动向，致使现在的学校教育有简单化的倾向，如一些课程里仅仅注重技术操作层面上的东西，法律教育变成了条文解说，忽视了基本理论的学习与研究。如此学生很难真正理解法律精神，这对法律教育和法律实务都是致命的杀伤力，因为法律职业者对法律的适用，绝对不是机械的生搬硬套，更应是对法律精神和原则的把握。

确实，法律的运用有许多技巧，但在法治原则下技巧的获得源自于对法律概念、原理的深刻把握，源自于使用法律的人对它灵活运用和真正理解。

单纯的职业教育趋向于奉行实用主义，片面强调与职业有关的知识的灌输和特殊技能的培训。其极端的形式便是“用什么就学什么”，结果是把“人”与“人才”隔离开来，导致大量的“机器人”出现，甚至是有才无德的“佞才”。片面的职业教育对大学法律教育而言是及其危险的。法律的目的在于追求正义，而“机器人”和“佞才”所能做到的，就是无意或有意地损害法律正义。⑤

那么，高职高专法律教育要培养出什么样的人？对这个问题，柏林大学的缔造者、德国著名教育家洪堡（1767－1835）曾这样回答：大学教育是要培养兼具个性和理智的“完人”，既要掌握经验知识，又要掌握道德科学，从而发展出完善的人格，在精神上“成人”。20世纪40年代曾任司法院大法官的燕树棠先生也曾主张：法律事业是公益事业，法律教育是训练社会服务人才的教育，因此，法律教育的目的，是在训练社会服务人才，而不是造就个人谋生的能力；法律人才的训练，不能只限于一般的专门知识，还需要一种“法律头脑”；有“法律头脑”的法律人才应具备四项条件，要有社会的常识、剖辩的能力、远大的思想、历史的眼光，能使机械的法律知识有了生机和动力，使死知识变为活知识、死法律变为活法律。⑥

当然，寄希望于高职高专法律教育实现洪堡的“完人”教育的理想并不实际，但对高职法律专业学生进行法学理论知识、道德素养、全局视野及应变能力的培养却是必不可少的。正如我国近代法学家杨兆龙曾警示的那样：在法律教育中忽视法律伦理教育，不顾学生的道德修养，“那无异替国家社会造就一班饿虎”。

作为一个完整的法律人才培养体制，法律教育既应包括通识教育，又包括职业教育，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是高职法律教育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我国的法学本科教育，在这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将二者分割开来，对立起来了，以致出现培养出的学生不会起草合同，不会办案的反常现象，其原因就在于单纯强调通识教育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在法学本科教育制度内外都缺乏必要的职业教育和训练，不得不等法科毕业生进入法律职业之后，自己慢慢去摸索。而高职高专法律教育可能是另一种反应过度，单纯强调法律职业操作技能的培训，这种错位的结果又影响了学生学习和掌握法律职业所必需的法律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素质的形成，同样影响法律人才的培养质量。究其原因都在于割裂了通识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内在联系。

法律职业的特点决定了高职高专法律教育必须由通识教育和职业教育两个部分构成。法律职业，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技术、操作上的问题，更是涉及思维、理论、职业道德层面的问题。

高职高专法律教育处于一个难以两全的尴尬境地：职业训练要求教学关注技能，而在没有足够的素质教育的前提下，仅关注技能就很可能浪费人才，而且也不可能培养出高水平的职业人员；而注重素质教育又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职业训练，特别是我国高校学生绝大多数都来自高中校门，缺乏足够的社会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因此，通识教育又是必须的。

高职高专法律教育企图在三年时间内完成所有的教育培训任务，培养高层次的、精英化的法律人才是不现实的，而将辅助类法律人才的培养作为我国高职高专法律教育的目标是具有客观现实性的。

笔者认为，从法律职业的特殊性以及我国高职高专法律教育的实际出发，其应当定位于：以职业教育为主，职业教育和人文教育相结合。高职高专法律教育既要重视职业教育，又不能目光短浅，把法律专科教育变成一般的律师职业培训，因此我们的法律高等专科教育既要以职业教育为主，又要注意培养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在人才培养方面，应该根据法律教育的性质、社会需求、学校发展定位和战略目标来确定人才培养的目标、规格、标准和模式。

注释：

①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2年增补本，第1616页.

②王宏林.国际一流法律人才培养论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9～30.

③王冰路.法律技能的培养［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2，（14）.

④邵文华.高职的定位.职业特色［N］.中国教育报，2001-10-1.

⑤周世中.倪业群等著.法学教育与法科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关于高等教育的法律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高职教育；教师；立法；教师资格制度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量在逐年递增，促使高等职业教育蓬勃发展。在高等职业教育体系诸多环节中，教师是核心之一，如何建立一支优质的师资队伍，已经成为高等职业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目前，对于规范高职教师的法律主要依据是《教育法》、《教师法》、《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等，这些法律立法时间较早，并没有随着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进行与时俱进的修订，加上高等职业教育又有别于其他的教育体系，与之配套的制度缺失，可参照的法律显得极不适用，直接导致高等职业院校师资队伍存在诸多问题，现已成为制约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瓶颈”。为此，有必要对现有法律法规进行整合、修订，并结合我国现有国情，有针对性地借鉴西方的法律制度，建立一部高等职业教育法及其相关的配套制度，明确教师规范，使高等职业院校师资队伍建设有法可依。

一、高等职业教育师资的立法现状

目前，我国有1部教育基本法，6部教育单行法，l6部教育行政法规，加上地方性教育法规、教育部门规章、地方政府教育规章、有关教育的法规性文件，初步构成了我国的教育法规体系。针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师资，可依据的立法规范主要散见于《教育法》、《教师法》、《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等法律之中。

《教育法》是国家关于教育的基本法律，也是教育工作的根本大法。这部法律1995年9月1日施行以来为全面规范和发展我国教育事业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

1994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是我国重要的教育人事立法，是我国建国以来第一部专门针对从事某一职业的人员制定的单行法，为规范教育队伍建设、完善教育人事制度、提高教师待遇、保障教师权益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

《高等教育法》是《教育法》的配套法律，着重对高等教育的特殊问题作出补充性的规定，或根据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对《教育法》的有关规定作出了具体化的规定。

1996年5月15日正式颁布并于同年9月1日开始实施《职业教育法》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职业教育法。它以《宪法》和《教育法》、《劳动法》为基本依据，为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的法律保障，同时也为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制定职业教育配套法规提供了法律依据，从而使我国职业教育办学有法可依。

1993颁布的《教师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教师资格制度”。1995年，国务院颁布《教师资格条例》。2000年，教育部颁发了《(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教师资格制度的法律法规体系已经形成。2001年，教育部陆续颁发了《关于首次认定教师资格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教师资格证书管理规定》，对教师资格的认定范围、资格申请、认定程序、学历条件、教育教学能力考察等政策作了明确规定和细化，对教师资格证书的法律效用、主要内容、证书格式、证书补换发、证书编号、管理责任等事项也作出明确规定。教师资格制度的实施，有利于教师管理的法制化和规范化。

二、高等职业教育师资立法缺陷分析

(一)立法不足

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高等职业教育法，对于高等职业教育教师的管理仍然依据的是《高等教育法》。众所周知，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是截然不同的教育体系，如果继续参照高等教育教师的职业要求，一方面不能够满足职业教育对教师规格的要求，另一方面不利于对高职教师的培养，进而减缓并阻碍职业教育的发展。例如，《高等教育法》中对普通高等教育教师晋升职称的科研能力有明确的规定，而高等职业院校教师晋升职称时仍然依据《高等教育法》的规定，教师们的精力大多要投放到科研上，忽略了作为高职教师实践能力的培养和实践知识的储备，长期下来必将造成高等职业教育师资水平的滑坡。

1996年颁布并实施的《职业教育法》也是职业教育办学所依据的法律，但其基本上是一部基础性的职业教育法律文件。由于没有进行法律的修订更新，法律的规定过于原则，操作性不强，并不能解决职业教育教师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例如该法第36条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将职业教育教师的培养和培训工作纳入教师队伍建设规划，保证职业教育教师队伍适应职业教育发展的需要。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可以聘请专业技术人员、有特殊技能的人员和其他教育机构的教师担任兼职教师。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提供方便。”第37条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举办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的组织、公民个人，应当加强职业教育生产实习基地的建设。企业、事业组织应当接纳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的学生和教师实习；对上岗实习的，应当给予适当的劳动报酬。”仅有两条法律明确了职业教育教师的培训及教师来源问题，但在具体的操作上却没有明确的规定。

总之，在高职教育立法方面，尽管可参考借鉴的法律众多，但是能与职业教育相适应的、可依据的法律法规却不足，不利于师资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

(二)相关配套制度缺失

1．高等职业院校教师资格认定制度的缺失

教师资格作为一种国家法定的职业资格，具有很高的权威性，但我国目前的教师资格认定具有非严格性，比较笼统，形成一个制度“一统天下”的局面，没有兼顾各个教育层面的特殊要求。从制度层面看，我国《教师资格条例》中涉及职业学校教师资格的条款没有很好地体现职业教育的特色和内涵，造成职业学校教师资格的单独条例缺失。对高职教师的资格认定更多的是参照普通高等教育对教师的要求，导致了高职教师资格认定模糊。例如，高等职业的师资应该包含理论课教师和实践课教师，每种类型的教师应该有不同的标准要求，但事实上却没有严格的规定。从现实层面看，高等职业教育需要更多的双师型教师，但由于《教师资格条例》没有对高等职业院校教师的专业技术职务作出规定，高等职业专任教师中具备专业技术资格或职业资格的普遍较少，很多教师仍来自普通(师范)高校或职业技术师范学院。高等职业院校专业课教师缺少对相关技术与职业的了解，操作实践能力甚至还不如学生。这些问题，仅靠一个全国统一标准的教师资格制度是无法解决的。高职教师资格制度的缺失对高等职业院校教师素质在客观上没有强制性保障和促进的作用。

2．高等职业院校教师培训制度的缺失

与德国相比，我国在高职教师的培养方面还存在很大差距。德国法律规定了各类职业教师的任职资格，其中包括必须接受职业教育学方面的培训。德国职业学校的理论课教师必须通过两次部级考试，在第二次部级考试前，必须在教育学院进行1．52年的教学研讨和实习，反复总结评比，合格后才能上岗。我国的大部分高职教师却是从学校到学校，从课本到课本，不仅不能理论联系实际，而且与社会脱节，知识逐渐老化。多数新教师也是大学毕业后直接进入高等职业院校，很少接受心理学、教育学的专门培训。虽然现在也规定新教师上岗前必须经过心理学和教育学等方面的培训和考核，但往往都流于形式，缺乏硬性约束。

3．职称评聘机制缺乏科学性

目前，高等职业教育教师的职称评聘仍然走高等教育的评定系列，但高等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属于不同的分支，对于学生的培养目标不同，高等职业院校主要培养学生的操作能力，因此，教师应当是专业实践的行家，而现行的职称评定标准却是研究型、学术型的，这与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相矛盾。

三、高职教师人事立法规范的完善

(一)完善立法

发达国家普遍重视立法，立法也是各国政府对职业教育进行宏观管理的重要手段。运用法律手段确保职业教育的不断发展壮大，是各国对职业教育进行有效宏观控制和管理的成功经验。同时，这些国家十分重视法律的导引作用，每一次重大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举措，都以法为先导，通过立法来确定改革、发展的目标与任务。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当前我国亟须做好两件事：

一是颁布一部高等职业教育法。现今的教育法律已经远远不适用职业教育的发展状况和发展趋势，亟须颁布一部高等职业教育法，用法律明确高职教师的规范，提升教师的素质，引导高等职业教育稳步发展。

二是整合现有法律资。高等职业教育法可以借鉴西方的法律，对现有法律进行相应的整合，对于不适用的法律条文进行修订，增补。

(二)健全配套制度

1．建立高等职业院校教师资格制度

教师资格制度是国家实行的一种法定的职业许可制度。国家应该高度重视职业学校教师任职资格和条件的问题，把高职教师的准入制度放在突出位置上，因为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仅有教师数量的增加是不够的，需从提高高职教师素质、规范教师资格着手。可以参照《高等教育法》及《教师法》的相关规定，遵循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规律，尽快制定并出台体现高等职业教育内涵与特色的重点突出对高职教师专业技能的要求的高职教师资格制度及实施办法。

2．建立教师培训制度

高等职业教育更加强调教师的技能。教师要不断地更新知识，提高社会实践的能力，培训制度不可或缺，建立高职教师培训制度尤为重要。一方面，可以让教师进行基础理论知识的更新培训，另一方面可以尝试每年教师有23个月的企业实习，学生的实习实训基地同样也安排教师实践，每位教师的实践时间不得低于相当的实习学时，并将其纳入工作量。本着师资能够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培训制度应当法定化。

3．改进职称评定机制

改进高等职业教师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办法，制定一套适应高等职业教育教学实际情况的职称评定标准和办法，单独成立高职教师职称评审机构，与本科院校分开评审。通过职称评定机制的改变，引导教师将研究实践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密切联系起来。

4．其他相应的保障措施

关于高等教育的法律范文第5篇

关键词：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学生管理

法律关系是法律在调整人们行为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即人们根据法律法规规定而形成的特定权利义务关系。法律关系由三要素组成，即参与法律关系的主体，构成法律关系内容的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作为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指向对象即法律关系的客体。

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对象是在校大学生，管理的内容则涉及在校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工作等方面。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比较复杂，现行法律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理论界也没有统一的观点。随着高校管理法制化、收费制度和后勤社会化等一系列改革，以及大学生权利意识的增强，特别是大学生状告母校的司法实践，高校与学生具体法律关系有待于厘清。本文将重点阐述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将高校与学生的关系定位为民事契约与行政管理关系，这对于妥善处理当下司法实践中学校与学生权利纠纷、提高高校学生管理水平、改善高校育人环境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理论学说

1.民事契约说

这种观点认为，高校与学生之间所确立的教育关系是民事法律关系。学校作为独立的事业型法人，享有办学自，依法享有自主招生、专业设置、招聘教师、奖惩学生、收支费用、管理国有及自有财产的权利；学生享有自主决定报

考学校及专业类别、缴费上学、接受高校服务和受教育的权利。学校与学生的行为受合同的调整。学生报到注册取得学籍即表明作出接受学校的教育、管理和服务，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缴费上学的承诺。学校接收学生入学，表明学校按要约邀请―招生简章上的说明履行自己的要约，提供优质的教育教学服务，使学生圆满完成学业。双方依合同约定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如违反合同，学生不履行遵守校纪校规的义务，则学校按法律、法规规定及合同约定行使权利给学生以处分，学生承担违约责任。反之，学校不履行义务，构成违约，则学生行使权利，如请求权、申诉权甚至使用诉讼权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2.行政法律关系说

这种观念认为，高校和大学生双方关系是行政管理关系。高校作为教育者，是法律授权的公益性事业单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28、29 条的规定，教育者享有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的权利，高校具备行政主体的资格。

认为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是行政法律关系，实际上是与把高校定位于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这种关系的界定认为，高校的行政法律地位体现在：

（1）高校作为行政主体行使法律法规所授职权具有同教育行政机关相同的行政主体地位。

（2）高校以自己的名义行使法律法规所授职权，并由其本身就行使的职权行为对外承担法律责任。持相同观点的学者认为，把高校里的教育管理关系确定为行政法律关系有利于学生受教育权的保护。将双方的关系界定为行政法律关系意味着在学校行使教育管理权时也要在一定程度上受依法行政原则和法律保留原则的制约，当双方发生纠纷时，在一定条件下学生可以按照行政诉讼的方式来保障自己的受教育权，而行政诉讼中的诉讼原则、证据原则等都可以为事实上处于弱者地位的学生提供更有效的保护。

3.双重法律关系说

很多学者通过对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过程中的关系进行综合分析，认为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一种双重关系，即部分为民事法律关系，部分为行政法律关系。民事法律关系如前文所述，高校作为事业法人，提供各种教学和生活设施，学生可自主选择使用，高校与学生之间是平等性特征的教育民事关系，如果因此侵犯学生的民事权利，学生完全有权直接通过民事诉讼获得司法救济。行政法律关系是因为高校基于法律授权而行使一定职权，在处理行政事务中与学生发生行政法律关系。这些行政法律关系不能全部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否则将会妨碍高校正常的工作秩序，所以只能是部分行政法律关系排斥司法审查，部分通过司法救济获得救济。

4.特别权力关系说

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性质，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是大陆法系公法学说中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这一理论始于19世纪末的德国，其主要内容是：国家和公共团体是行政主体，基于特别的法律原因，在一定的范围内，对相对人享有概括的命令强制权力，而另一方面负有绝对服从的义务，在法律救济上，排除司法救济途径。这一理论为学校获得对学生概括的支配权力提供了依据，但是在这种特别权力关系的理论支配下，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严重不平等，主要表现在：

一是学生承担各种义务的不确定性。高校往往出于主观的评价，在实现教育目的之内，可以为学生设定各种义务。二是学校可以以内部规则的方式限制学生的基本权利。对这种限制学生只能承受，不能获得司法救济。这样的结果，虽然强调了高校的自，避免外部过多地干预办学自和学术自由，但违反了行政法治原则，必然给本已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生带来更大的不公。

况且，学校与学生之间也确实存在着管理与被管理的行政关系。在德国，行政法学界继而又提出了几种学说，其中较有影响的一种学说，是把特别权力关系区分为基础性关系和管理性关系，也就是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可以区分为基础性关系和管理性关系。对涉及到基础性关系的决定，如入学许可、学校毕业分配、参加考试许可、博士学位授予、退学或开除、留级、拒发毕业证书等，均认为是可诉。对于一般的管理关系，如学术研究、成绩评定、服装仪饰规定、宿舍管理规定等，均认为属于行政规定，则不列入司法审查范围。

二、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厘清界定

笔者认为，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定义为双重法律关系，因为高校与学生的关系主要集中在教学、后勤和管理方面。就教学和管理而言，多数情况下是一种行政法律关系。管理关系分为两种：内部管理性质的校务行为和公共管理性质的行政行为，这两种行为中高校分别行使自主管理者和行政主体的职能。

学生入学后，成为高等学校的行政相对人。在教育教学活动中，高等学校基于国家法律法规的授权，对学生履行教育义务和管理职责。在报名注册、学籍管理、纪律处分、证书发放、财产管理等方面，高等学校可以在法律授权范围内依照自己的判断，以学校名义对学生决定和命令，可以采取强制措施保障这些命令和决定的实施，独立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学生作为行政相对人，必须接受和服从高等学校的教育管理，这样的前提下，高校与学生构成了一种以权力服务为基本原则、以行政管理为主要内容的特别关系，这种关系符合内部行政法律关系中管理与被管理、命令与服从的特征，因此，它属于不平等的内部行政法律关系。

高等学校的学生，是法律意义上的公民，依法具有民事主体法律地位。《民法通则》规定：“18周岁以上的公民，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高等学校的学生年龄一般都在18周岁以上，是法律上的成年人，入校时经过了严格的体检，一般都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能辨别和控制自己的行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依法享有与高校平等的民事主体法律地位。

这样我们可以推断，在教育管理工作中，高校与学生也存在民事关系。近年来学生因不满学校的教学环境和教学质量对学校提讼的情形屡见不鲜。实际上，学校收受学费，就应该保证所提供教育服务的质量，教育服务有瑕疵就应该承担违约资任。所以说，教学行政管理中又蕴含了一定的民事法律关系。

从民法角度看，当高等学校把教育作为一种特殊“产品”投向社会，学生通过报考和招生录取进入高校后，就自愿与高校达成教育共识。双方会因教育权、经费使用权、财产权、人身权（人格权和身份权）、债权、知识产权等民事权利，在共同意思表达的基础上，构成某种特殊的契约关系。如果把录取通知书视为买卖特殊“产品”的要约，那么学生的交费和高校的收费行为，就可以视为双方对买卖特殊“产品”要约的承诺。在接下来的教育教学活动中，高校必须为学生提供教育、饮食、住宿、图书资料查阅、仪器设施设备利用等一系列的服务；学生也必须遵守行为规范，好好学习。这就是高校与学生之间客观存在的民事法律事实。高校与学生基于这种民事法律事实所构成的以平等有偿为原则、以财产流转为内容的特殊契约关系，就是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

三、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厘清的重要意义

分析证明，高等学校与学生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客观上构成了性质不同的内部行政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两种法律关系对主体的权利义务设定不同。高等学校与学生虽然同为教育主体，但在两种性质不同的法律关系中，因各自所处的法律地位不同，享有的权利和义务也不同。因此，厘清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界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对提升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水平，构建和谐校园，有着重要意义。

1.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厘清有助于界定双方的权利义务

法律关系是受法律调整而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法律关系的性质决定主体的权利和义务。高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清晰界定，可进一步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处于行政法律关系中时，高校依法履行教育者身份，履行教育者职责，学生按照法律法规、以及高校相关文件，履行学生义务，遵守学校规定；处于民事法律关系中时，高校作为契约一方，应保证在学生管理、后勤服务、教育质量等方面达到约定标准，认真履行职责，学生在自身合法权利受侵时，可依法提起相应诉求。

2.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厘清有助于理想信念教育的开展

高校管理中应体现法治精神和人文关怀。学校管理的价值取向，必须高扬教育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服务于教育的出发点与归宿。在高校管理工作中坚持法治精神，厘清学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可以促使辅导员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认知和贯彻法治理念。法治精神和维护人的权利的意识，是高校管理工作必须坚持的基本理念和价值观，辅导员明确自身所处的身份地位，了解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之后，能够更加有针对性地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同时提升对工作性质、师生关系的正确认知。

3.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厘清有助于学生管理工作实现有序化

学生工作者只有在明确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之后，才能使管理权力的运行实现程序化、规范化。从实体意义上来说，法律关系的清晰对于学生管理制度的建立、健全发挥了引导性作用，制定相关规定时，能有效遵守人性化、法制化的原则，才能建立有效的激励、竞争和约束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明确规定，学校“按照章程自主管理”、“依法接受监督”。学校章程是学校自主发展、自主管理、自我约束的基本依据，也是教育法制体系的延伸和组成部分，对学校内部机构活动具有确定的规范性。“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的法律规定，明确了学校管理权的行使必须遵循法治原则，不断推进规范管理，维护正常的管理秩序和规范的管理操作程序。

4.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厘清有助于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高校对学生的管理必须依法进行，这是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一个重要方面。正当程序是高校依法治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程序合法是高校依法治校过程中遵循法治原则的重要体现。在学生管理工作中坚持正当程序原则，是管理行为公开、公平、公正的基本保证。通过正当程序控制管理过程，规范权力的运行秩序，避免管理过程中的无序性、偶然性和随意性，从而保证管理过程的合法性和高效性。学校依法行使自主管理权对违纪学生做出处罚时，必须具有符合法治精神的严格程序，诸如程序、调查程序、做出处罚建议程序、辩解和申诉程序、听证程序、做出处罚决定程序、具体实施处罚程序等。处分学生涉及退学、开除等事项时，应当实行公开的咨询、听证、答辩程序，必须给予学生异议权和异议期限，允许学生提出复议。

总体来说，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实际上就是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高等学校在教育教学、学生管理、后勤服务活动中，与学生构成了不同性质的内部行政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厘清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界定高校与学生在不同法律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对加强高校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实现学生管理工作有序化、加快高校的法制化进程，实现依法治校，构建和谐文明的法治校园，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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