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城市发展能级范文第1篇

（一）经济转轨与经济转型学界对经济转轨和经济转型两个概念存在不规范的混用现象，实际上两者有明显区别。经济转轨是指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期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原有的计划经济模式快速消解，市场经济逐步形成。经济转轨引致了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吸引了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并逐步形成了转轨经济学或过渡经济学这一新的领域。从学科分类上讲，经济转轨学隶属于制度经济学的范畴，研究集中于经济体制比较、市场化改革的方法等。经济转型的概念要更为宽泛，泛指一种经济运行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转变。从系统科学的角度理解，经济运行的状态或类型是由一系列状态变量表征的，而经济转型则是这一系列状态变量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经济转型的本质是经济的状态转移。但是，只有当这种状态变量是结构性状态变量，而非规模性状态变量时，经济运行的状态变化才称得上是经济转型。正因如此，经济结构就成为了经济转型的核心内容，推进结构调整成为解决经济深层次矛盾之根本。经济转型自身是一个客观的、无态度的概念，只反映经济状态变量的变化，其变化的方向和价值取向就无法从这一概念中获得。为此，有专家又提出了“经济转型升级”的概念，“升级”一词的加入为经济转型赋予了新的价值取向。经济转轨是经济转型的一个特例，经济制度变迁是一类特殊的控制变量或政策变量，是在这一外在冲击的影响下产生的经济运行状态变化。经济转轨具有不可抗拒性，是经济系统承受的既有外来冲击，不一定作为一种主动实施的政策。相比而言，经济转型是具有主动性的政策措施，其目的在于通过转型和调整结构来实现预定的发展目标。

（二）城市转型与城市经济转型学界对城市转型与城市经济转型的概念存在着不同认识，尤其对城市经济转型的隶属对象存在着较多分歧。部分学者认为城市转型等同于城市经济转型，但更多学者认为，城市经济转型是城市转型的一种主要形式。例如，李玲和仇方道等将城市经济转型与城市文化转型、城市社会转型并列，作为城市（发展）转型的3种主要形式，并认为当前过于强调城市经济转型而忽略了其他两种转型的研究。魏后凯从转型发生的领域，将城市转型分为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和生态转型，并认为城市经济转型的核心是产业转型，也就是城市产业演进发生重大变革。笔者基于面向对象思维，采用静态结构图对城市转型、经济转型与城市经济转型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描述（见图1）。转型包括社会转型、经济转型、文化转型、生态转型和空间转型5个组成属性，经济转型是转型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属性。城市转型是转型的派生类，决定了城市转型具有一切转型的属性，因此城市经济转型只是城市转型的一个组成属性。同时，城市经济转型又是经济转型的派生类，具有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投入结构、城乡与空间结构及所有制结构等属性。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则为转型赋予了价值取向，是指城市经济在发展环境变化或技术变革条件下所进行的制度创新、结构优化与质量提升，其目标就是在给定发展环境条件下，政府通过制定合理的发展战略、规划、标准和政策，引导城市进入健康发展轨道。基于面向对象思维，完整而精确地刻画了上述概念间的逻辑关系。

二、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政策含义

（一）城市尺度从城市尺度来看，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根本目的在于推动城市发展模式的改变，结合我国城市治理现状和城市发展方向而言。笔者认为其政策含义如下：1.生态城市建设。城市经济转型升级有利于生态城市的建设。长期以来，我国城市经济的发展基本是走资源消耗大、环境负外部性大的路径，在生产、建设、流通及消费的各个领域均存在着管理粗放的问题，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生态环境压力，还不利于居民整体福利水平的提升和城市的平衡、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为此，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理念，为城市经济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为进一步强化生态在发展中的地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促进城市经济转型升级，是建设生态城市、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要通过产业结构的合理配置，依赖生态技术工程和循环经济模式，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降低产业负外部性，使城市开发活动保持在资源承载力和环境容量之内；依据城市在生态、科技和人文资源的比较优势，着力于发展生态驱动型产业，建立高效、和谐、健康及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2.智慧城市建设。智慧城市是基于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及大数据分析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全面推动城市生产和生活创新的城市信息化的高级形态。尽管智慧城市概念创立之初，是由IBM等大型跨国公司的商业理念推动，但时至今日，智慧城市早已超越创立之初的狭隘内涵，其发展需要政府、企业和居民等多主体的共同参与。我国政府对智慧城市建设极为重视，分批次、有重点地开展智慧城市的试点工作，有效地自下而上地推动了我国智慧城市的探索。城市经济转型升级与智慧城市建设具有密切关系。一是智慧城市代表了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本身就是城市转型的目标所在，对城市经济发展质量进行评价，数字化、信息化与智慧化将是其重要的评价标准。二是智慧城市的发展将拉动信息产业实现二次发展，在城市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应结合自身的人才与技术优势，重点发展智慧城市装备制造及智慧城市技术研发等新兴产业，实现城市产业结构的转型调整。当前，我国已有众多城市或产业园区提出智慧城市相关产业发展规划。例如，2013年10月成立的四川省眉山市机械产业园区，将智慧城市装备制造业作为园区的特色支柱产业；2014年1月成立的贵安新区则以大数据产业作为高端产业类型，并将此作为未来贵州省的重要经济增长引擎。三是不断强化智慧城市理念，让其贯穿城市发展的各个方面，通过发展智慧旅游、智慧家居、智慧交通及智慧政务等新型业态，促进现有各产业的管理和经营水平的升级。3.避免城市的结构性衰退。供需结构、产业结构及空间结构的不平衡容易导致城市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和停滞，城市的结构性衰退往往具有严重的负面影响，会造成城市经济、人口及空间的全面萎缩乃至消亡，就业形势与社会治安恶化乃至失控，美国汽车城底特律的破产就是结构性衰退最典型的案例。城市结构性衰退的原因是多样的，但产业结构不合理是最主要原因。在我国，资源枯竭型城市是结构性衰退的主要典型。目前，我国确定了69个资源枯竭型城市（县、区），这些城市普遍面临着结构性衰退的风险。此外，“一产一城”的发展模式，使得城市产业结构过于单一，又降低了城市经济系统的稳健性，当市场需求发生改变时，结构性衰退风险陡增。城市经济转型升级是克服结构性衰退的必要途径。通过政策扶持，在现有产业基础上进行调整，以基于现代高新技术改造和提升原有传统产业作为主要手段，创建新的、满足域外需求的主导产业，实现主导产业的多元化，增强城市经济运行的稳健性，最终实现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和城市增长动力的可持续性。我国高度重视对城市结构性衰退的治理，以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升级为例，以陕西省榆林市和甘肃省白银市为代表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在转型升级方面进行了创新性尝试，并取得了初步成效。由此可见，城市经济转型升级是避免城市结构性衰退的重要策略。4.城市空间无序扩张的治理。在城镇化快速推进、城市快速扩张的过程中，由于城市各个要素发展不平衡导致的一些负面效应，当这种负面效应不断累积时就容易演化为“城市病”。“城市病”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以城市空间的无序扩张最为典型。以北京为例，笔者根据遥感影像分析，1991年～2011年北京建成区面积增长了2.4倍，年均增长6.2%，而同期北京常住人口年均增速仅为3.2%，明显低于城市空间的增长速度（按照约定俗成的标准，当人口增速低于建成区面积增速时，城市土地利用被认为是低效率的）。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必然涉及空间维度，城市空间转型与经济转型不可分割，从而为治理空间无序扩张提供了可能。通过采用混合高强度土地利用和开发模式，促进产业空间结构优化与产城融合发展，有利于形成多功能一体化的、相对独立与完善的城市空间，降低劳动力的通勤成本与服务采购成本，避免城市空间形成连片式扩张，从而提高了土地开发效率。

提升城市发展能级范文第2篇

城镇化是拉动消费、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增长、改善二元经济结构的重要引擎。自1992年正式实行城镇化体制改革以来，我国的城镇化率不断攀升，2014年已达到54.77%。然而，由于我国长期追求高城镇化率而忽视城镇化质量，导致城镇化进程在促进消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作用未得到有效发挥。十八届五中全会面向“十三五”时期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着重指出要“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新时期的城镇化进程将不再以提高城镇化率为重点，而是要推动城镇化由偏重数量增加向注重质量提升转变，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零售业作为城市功能的重要构成部分，是满足城镇居民基本生活需求、引导居民消费倾向、释放居民潜在消费需求的重要保障，是城镇化质量提升的重要载体。本文将通过实证探究城镇化质量对零售业态升级的影响，明确新型城镇化与零售业发展的互动关系，以期为分类引导我国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推进，构建新型城镇化道路与零售业协调发展的格局提供对策建议。

一、新型城镇化对零售业态的影响分析

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互进的高质量的城镇化。为引导新型城镇化的发展，2014年中央政府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明确了以城镇化水平和治理稳步提升、城镇化格局更加优化、城市发展模式科学合理、城市生活和谐宜人、城镇化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作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目标。可见，协调城镇化规模和城镇化质量的均衡提升是新型城镇化道路的主旨方向。零售业特别是新型零售业态的发展是与目标市场经济社会环境和居民生活方式高度相关的，因而构成了新型城镇化进程特别是城镇化质量的重要标志。前人研究成果表明，零售业态的发展主要受到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消费需求、富裕程度、消费便捷性、城市发展水平等六个方面的影响，而新型城镇化进程会对这六大因素构成普遍性的推动，并由此促进零售业态的升级。具体而言：

1.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随着人口由农村向城镇转移，新兴城镇的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等将发生显著变化，从而推动人口聚集、产业升级和居民增收，进而通过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富裕程度等因素，影响零售业态升级。

2.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镇化质量的提高意味着城市服务功能的完善和社会化生活方式的普及。在此过程中，新兴城镇居民的消费观念、消费习惯与消费行为将逐步发生改变，从而通过对城镇消费需求的影响，推动零售业态的升级。3.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镇化质量的提高还表现为城市基础建设和公共服务的不断健全。在此过程中，流通基础设施和商业网点的布局优化，将逐步强化新兴城镇居民消费的便捷性，进而影响零售业态升级。

二、新型城镇化对我国零售业态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指标选取为有效测度我国新型城镇化推进水平，本文采用城镇化率和城镇发展指数两个指标来分别反映城镇化规模与城镇化质量。其中，城镇化率以城镇非农人口占户籍人口比重来衡量；城镇发展指数采用人均GDP、人均城市建设用地、人均医疗机构床位数、人均教育投资完成额、人均绿化面积、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收入比6个指标进行综合测度。鉴于6个指标权重并不明确，本文采用熵权法对各指标进行客观赋权，基于各指标的客观权重计算城镇发展指数（u-qua）。考虑到中国新型城镇化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重点选取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能够起到区域示范带动效应的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并基于相关统计数据的可得性，从中筛选出27个城市作为研究样本。利用27个城市2011-2013年相关指标的平均值构造原始数据矩阵，借助各指标熵权进一步计算得到各城市的城镇发展指数。依据城镇化规模和城镇化质量两个维度，以指标均值为界限，将27个城市化分为四个类别。为进一步明确城镇化对我国零售业态的影响因素，本文构建实证模型以检验各影响因素对零售业态升级的实际影响水平。其中，零售业态发展作为因变量，以该地区超市业态销售额占该地区零售业总销售额的比例（supm）来衡量，并设定超市销售额占比越高代表该城市零售业态发展程度越高。地区生产总值（gdp）、总人口（pop）、城市人均消费支出（cons）、恩格尔系数（en）、城镇化率（u-rate）、每平方公里公路里程（dis）作为自变量，分别反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消费需求、富裕程度、城市发展水平和消费便捷性。

（二）模型构建本文旨在研究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镇化质量提高对于高城镇化率城市和低城镇化率城市影响的差异性，为此，采用所选城市2011-2013年相关数据，将27个城市分为高城镇化率城市组和低城镇化率城市组分别进行检验。对所选面板数据进行hausman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原假设成立。为提升研究结论的适用性，优先选择随机效应模型。由上文分析可知，提高城镇化质量对六大影响因素与零售业态发展之间的关联关系具有潜在的增效机制，即调节效应。为检验提高城镇化质量入对中国零售业态发展的调节效应，本文建立如下基本假设：假设1：提高城镇化质量可以显著调节城市化率与零售业态发展的关系；假设2：提高城镇化质量可以显著调节地区生产总值与零售业态发展的关系；假设3：提高城镇化质量可以显著调节人口规模与零售业态发展的关系；假设4：提高城镇化质量可以显著调节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与零售业态发展的关系；假设5：提高城镇化质量可以显著调节恩格尔系数与零售业态发展的关系；假设6：提高城镇化质量可以显著调节每平方公里公路里程数与零售业态发展的关系。若c=0，b≠0，则模型3与模型2没有显著差异，那么M不具有调节效应，不是调节变量；若c≠0，b=0，则模型2与模型1没有显著差异，但模型3与模型2显著不同，那么M具有调节效应，且为纯调节变量；若c≠0，b≠0，则三个模型都显著不同，那么M具有调节效应，且为半调节变量。依据基本假设，本文建立如下综合评价模型来检验提高城镇化质量（城镇发展指数u-qua）是否能够对零售业态发展产生调节效应。

（三）结果分析基于统计数据，运用层级回归法，首先采用27个城市2011-2013年相关数据对提高城镇化质量对零售业态发展的调节效应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模型3的结果显示c≠0，b≠0，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对于所选27个城市，城镇发展指数既是自变量也是调节变量，一方面直接作用于零售业态，另一方面也影响着其他自变量如城镇化率、总人口和恩格尔系数与零售业态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将27个城市分为高城镇化率城市组和低城镇化率城市组开展提高城镇化质量的调节效应研究，检验结果如表3和表4所示。上述检验结果表明：（1）对高城镇化率城市而言，提高城镇化质量是半调节变量，既直接正向显著促进零售业态发展，又对城镇化率、人口规模和城镇居民消费与零售业态之间的关系产生显著正向调节作用。而在城镇化率和人口规模与零售业态不存在显著正向关系的条件下，只有提高城镇化质量才能真正发挥城镇化率和人口规模对高城镇化率城市零售业态发展的积极作用。（2）对低城镇化率城市而言，提高城镇化质量对于零售业态发展既无直接关系，也无间接调节效应。这表明低城镇化率城市零售业态的发展仍需依赖于人口规模、城镇居民富裕程度和交通便捷性的提高来带动。（3）综合高城镇化率城市和低城镇化率城市的检验结果不难发现，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一味提高城镇化规模并不能推动零售业态发展，只有城镇率达到一定水平，并提高城镇化质量才能对零售业态产生积极促进作用。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新型城镇化强调城镇化规模与质量的同步推进，虽然城镇化质量以城镇化规模为基础，但提升城镇化质量才是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本义。城镇化质量对零售业态发展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对低城镇化率城市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对高城镇化率城市，提高城镇化质量对零售业态发展不仅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而且可以通过作用于城市化水平、人口规模和居民消费需求的调节效应形成间接贡献。“十三五”时期，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将深入推进。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认为要切实强化新型城镇化与零售业态升级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进而以零售业为载体，发挥新型城镇化对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各级城市应深化对新型城镇化发展方向的认识，并着力优化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工作重点。

1.深化低城镇化率城市对新型城镇化发展方向的认识。虽然研究结果表明对低城镇化率城市而言，提高城镇化质量对零售业态发展并无显著影响，但用科学发展的眼光动态考察，随着城镇化率的提升，二者的良性互动关系将逐步凸显。为此，前瞻性地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和零售业态升级协同发展是低城镇化率城市的必然选择。

2.强化高城镇化率城市提升城镇化质量的工作力度。一方面，要科学规划城镇建设，提高城镇发展水平，完善城镇基础设施，健全城镇公共服务，保证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之后能够迅速改变生活方式、实现便捷消费；另一方面，要积极推动城镇产业体系的优化升级，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充分就业，提高新兴城镇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推动居民消费能力提升与消费结构升级。

提升城市发展能级范文第3篇

国际经济不确定性的增加和国内经济新常态的到来，进一步凸显了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作为“中国奇迹”关键解释变量(张五常，2009;冯兴元，2010)的县域经济，如何在新一轮的区域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竞赛中胜出，已成为区域发展的首要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理论界的主流探讨集中在两大方向。一个方向是强调以制度变革释放红利，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韦情等(2014)提出市场力量是促进东部沿海崛起的关键。刘志彪等(2014)主张重点实施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以市场化原则促进企业研发投资，着力构建公共创新平台。自小虎(2015)提出应进一步强化民营经济制度创新。另一个方向是突出产业重组与技术创新。如陈建军等(2014)提出产业集群未能按价值链升级是县域经济转型升级核心症结，吴海明(2012)和朱华友(2014)等指出克服路径依赖与产业集群“去地方化”是推动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的根本出路。还有一些学者关注到工业4.0和网络经济等影响，提出要着重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等。

无论是制度变革还是技术变迁与产业重组，都表明县域经济转型升级需要形成政府与市场的合力。然而，某一区域的公共政策能力不过是区域综合能力的一部分，其政策选择受宏观环境、区域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等影响时，就不得不重视作为政策指向和产业落地的区域空间。陈晓峰等(2014)认为导致县域不能有效转型升级的三大原因，即产城脱节、要素结构和产业结构脱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脱节，根源就在于县域对高端要素的聚集能力不足，县域创新体系与产业体系建构乏力。

2oo9年世界发展报告》研究发现，愈是富裕，人口与经济的空间集中指数就越高，以一体化的公共政策重塑经济地理升华集聚效应，既是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关键，也是“同时实现生产集中的短期利益和生活水平趋同的长期利益”的现实途径(世界银行，2009)。有鉴于此，王祖强等(2010)、徐明华等(2011)和袁涌波(2013)等针对浙江县域经济转型发展状态，提出促进县域经济融人都市区(圈)经济是克服县域分割、高端要素空间集聚不足等问题的战略选择。

本文认为，在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已较为丰富的条件下，有必要将县域经济向都市区经济转型视为经济空间重组、产业转型升级和体制重构的复合体;同时弥补现有研究宏观(省级面上)研究和微观(强县个案)分析有余而中观(地市级)探讨不足的缺憾。

二、县域经济的转型向度

都市区、都市圈都是城市地域功能扩张的结果，是城市空间组织形态不断高级化的产物。但将县域经济空间转型目标设定为都市圈经济还是都市区经济，学术界仍存在不同看法。基于以下两个原因，本文采用都市区经济。其一是都市区概念更加明确，它通常仅指由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城镇借助经济联系共同构成的城市化地区，在实践中可以等价于设区的市(宁越敏，2011);而都市圈概念外延包容能力强，不少学者将其视为城市群的代名词。其二是政策指向更加清晰，都市区经济突出以中心城市为引领做强极化空间，多为地方决策部门采纳;而都市圈经济，则往往指向了超越地方中心城市向更大的都市圈(如杭州都市圈、长三角城市群)靠拢的努力。

对照县域经济与都市区经济的差异,可以发现县域经济向都市区经济转型是区域经济发展自然历史过程和区域政策过程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产业转型升级、区域空间重构和区域体制重组的有机统一，集演化与建构于一身，是经济发展的过程性现象与结构性变化(傅允生，2010)的综合体。

1.空间向度:极化空间与密度经济

县域经济向都市区经济成功转型最直接的表现是，中心城市成为区域发展的主引擎，城市体系成为支配区域经济的主导力量，人口、经济要素和产业高度向城镇体系集中。因而，都市区经济不仅是一种集聚经济，更是一种高密度经济。

经济密度通常可用每平方公里的国内生产总值进行测量。《2oo9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一个区域的经济密度可以直观地显示该区域的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密度随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增强，也即愈富裕、密度愈高。且经济效率会因离开经济密集区而降低，如“在巴西，将距离拉长一倍，生产率将降低巧%，利润将降低6%"o陆铭(2014)的实证研究发现，相较于人口规模，人口密度更有利于提高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大城市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发挥显著的影响。2016年6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显示，占全国经济总量18.5%、人口总量11.0%的长三角城市群，其经济密度仅为北美五大湖城市群的71.09%、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的10.06%显然，具体到向都市区经济转型的区域，其经济密度还要更低，以中心城市加强经济与人口极化提升密度，存在巨大的空间。

2.产业向度:创新经济与现代产业体系

产业转型升级是区域转型发展的内在支撑。县域产业转型升级，以高效的区域创新系统与区域产业体系互动为基础。相较于产业，创新更具有空间密集的特征。在当代，都市已成为“不同的市场和文化之间的门户”和“各种文明之间传播知识的最为有效的场合”(爱德华·格莱泽，2012)。由于接近性、人口密度、亲近性以及竞争、学习和商业化的便利，都市已成为创新的发动机，不断产生新思想，加快创新速度，加剧创新竞争。在美国，都市区集中了96%的创新(Feldman&Audretsch,1999)。因此，在空间意义上，都市区经济就是创新型经济的代名词。

都市“天然就是市场，就是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的渠道”，诸多研究发现“最大的城市最适合开拓新企业，较小的城市更适合已经稳定的企业”“中等规模的城市倾向于成熟产业而非新兴产业的专业化，大城市倾向于服务业而非制造业的专业化”(世界银行，2009>。县域经济向都市区经济转型，意味着集聚经济从区域专业化经济走向区域多元化经济，生产型经济主导转向生产型经济和消费型经济共同主导，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相互支撑，意味着生产要素实现由低端到中高端的跨越，意味着产业由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转化，意味着区域分工体系的扩散与现代产业体系的生成，意味着地方性都市产业拥有较为完整的价值短链，外向型产业逐步在全球价值链或国内价值链中占有重要位序。

3.政策向度:城市中心与一体化

众多研究表明，区域分割和边界效应是政策空间对经济空间的一种扭曲，严重制约了区域经济规模、经济密度和一体化水平的提升。以一体化政策弱化和突破边界效应，做强集聚经济，可以有效地推动区域增长极的发展，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实现整体福利水平的提升。一方面，“城市规模扩大一倍将使生产率增长3%-8%";另一方面，“通过溢出效应，毗邻地区需求的更快增长会促进整体要素生产率的更快增长”(世界银行，2009)。在现实的语境中，县域经济向都市区经济转型，意味着“县域”这一行政区经济的弱化，迈人以都市为中心的一体化水平更高的经济区经济。

值得注意的是，以中心城市驱动区域发展的一体化，不只是一个基于产业集聚和人口集中的城市化自然历史过程，它同时也是一个借助区域规划、产业导向、财政投人等区域性政策和地方性政策不断进行人为干预的过程。据此，“决策者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充分预期到向更高收人水平的转型，并考虑到可能由此产生的新需求”(增长与发展委员会，2008)。县域经济向都市区经济转型需要完成的政策转向，首先就是从聚焦县域转移至聚焦中心城市，通过一体化的政策安排提升中心城市的集聚效应与扩散效应，做大城市经济规模，做强城市经济密度。在浙江，杭州、宁波等市借助撤县并区等以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和提升能级，杭州还借助联席会议等制度安排，进一步扩展杭州都市圈的能级与影响力，全面提升杭州在长三角南翼中心城市的地位与作用。

三、案例实证

金华市位处浙江省中部，下辖要城、金东两个区，义乌、东阳、永康、兰溪四个市和浦江、武义、磐安三个县。全市特色产业集群发达，义乌小商品制造、永康五金、东阳影视、兰溪纺织、浦江水品等在国内外拥有较大的市场知名度与影响力。2015年年末户籍总人口478.09万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44.11%。金华是部级历史文化名城，多次人选中国十佳宜居城市。

2011年金华一义乌都市区被确定为浙江省的第四个大都市区。随着浙江省在2013年总体上完成由强县经济到强市经济的政策转向，金华对县域经济向都市区经济区转型的工作力度持续强大。

(一)条件评估

1都市区经济初步成型

第一，经济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支撑力较强。2015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3406.48亿元，人均生产总值达到71478元(按2015年年均汇率折算为11476美元)，第三产业增加值经济贡献率超过50%,稳居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为43193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为20297元。

第二，城市集聚效应与创新型经济持续发力。根据《金华市第三次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2013年年末，全市共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1599个，从业人员1.74万人，资产总计55.71亿元;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820个，从业人员1.29万人，资产总计181.95亿元;战略性新兴产业活动的企业法人单位2476个，从业人员10.32万人，占全部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的4.1%，资产总计759.04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R&D经费支出47.9亿元，R&D经费投人强度为1.18%}2015年，全市部级高新技术企业375家，市级以上各类企业研发机构达652家，发达专利授予量突破1000项大关，达1015项。

第三，区域经济一体化效应显现。在政府推动下，基础设施联网工作不断加强;在市场主导下，产业扩散与一体化趋势不断提升，客观上已形成了多个跨县级行政区现代产业集聚区，市区网络经济与义乌商务经济日益结成一体，跨行政区通勤者比率不断增加。

2.中心城市整合能力有待提升

与省内其他地级市相比，特别是与杭宁温三大都市区相比，金华在都市区经济转型上还存在明显的薄弱环节与制约因素。第一，强县弱市，中心城区较为薄弱。在浙江省地级市中，金华中心城区的经济规模、人口规模的绝对值与相对指标均偏低。根据浙江省统计年鉴数据测算，如果不包括义乌，2013年金华市区的生产总值为571.92亿元，在全省各地市倒数第四，市区生产总值占全市的比重仅为19.32%，列全省末位;2014年，市区生产总值占全市的比重下滑到18.89%。强县弱市格局明显，市区经济势能较为单薄，中心城市经济向心力和带动力不足。

第二，行政体制约束明显。一方面是受财政省管县体制、强县扩权改革等影响，金华一义乌一体化程度受到较强的体制性约束。同时，在县域经济重区域竞争弱区域合作的历史惯性下，县级政府间合作性制度安排较少，地市政府统筹能力偏弱，本位主义已成为制约金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键障碍(杨雪萍、郭金喜，2013)，各自为政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严重影响金华整体实力提升，成为金华走向全省前列的最大短板。另一方面，在市区范围内，各“区”林立，市与区关系、行政区与行政区关系、行政区与各功能性开发区的关系较为复杂，存在协调主体多、决策程序多且周期长的局限，行政效能提升存在体制性障碍。

3.外部条件与政策支撑力强

一方面，从华东与东南沿海的经济发展情况看，随着交通设施联网和等级的提升，一体化程度甚至同城效应日渐提升。在浙江省域范围内，随着全省经济逐步向高收人经济体迈进，以追求生活质量为目标的新型消费社会将给可达性强、生活品质突出的城市带来产业升级的内在动力和庞大的外来消费。另一方面，2013年浙江省委、省政府确立了县域经济向都市区经济转型的政策目标。《浙江省新型城市化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金华一义乌都市区要着力推进金华、义乌相向聚合发展，打造丝路枢纽、商贸之都、智造强市、文化名城，加快建成国际商贸物流中心和全省重要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加快形成全省发展新的重要增长极”。金华可以充分利用已有的基础充分结合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国家新型城镇化和农村改革试验区试点和国家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等部级与省级试点工作率先推进探索与转型工作。

(二)政策选择

削弱县际分割效应、做大都市区经济规模、做强都市区经济密度和推动一体化发展，无疑是县域经济向都市区经济转型的政策选择着力点。就金华而言，关键就是要在发展新常态下探明政策合力的方向，与经济发展趋势形成共振效应，以共建、共荣和共享之势，加快形成金义都市区经济，打造浙江经济第四增长极。

1.明确转型思路，构建发展共同体

区域经济转型名在空间结构重构，根在行政体制转型，关键在产业转型升级和区域性现代产业体系的生成，目的在于打造一个具有柔韧性和可持续增长能力的“宜业、宜居、宜游”城市体系，完成土地城市化向人的城市化的真正转化，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向“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过渡。其中，宜居是基础，宜业是内动力，宜游是外动力。

空间重构与体制转型，难题均在利益的调整，涉及政府、企业与居民等区域主体的直接和间接利益。特别是涉及跨县域空间的区划调整与经济开发区建设，政府层面条块关系的重构，更是如此。金华市各级政府得真正明自，即使是好政策，用得太久就会变成坏政策(增长与发展委员会，2008),推动强县经济向都市区经济转型，既是省市两级政策的要求，更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亦是主动谋求新一轮区域竞赛获胜的战略举措。需要借助“众筹”“分享”等新型经济理念突破利益藩篱，在政府间、政府与市场主体间构建利益共同体与责任共同体，打造发展共同体。

高度重视经济新常态对都市区经济转型的新要求、新做法，着力把握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的新需求、新产业，积极培育新型城市化的新道路、新动力，加快形成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的新合力，全力打造基于都市引领的新型多元化经济、密度经济与人本经济。

2.完善产业体系，强化创新支撑

产业兴则城市旺。金华由县域经济向都市区经济转型，必须在聚合“一轴两带”和打造五大千亿产业相结合的基础上，实现产城融合发展。第一，改造提升五金、织造、医药传统专业化产业区，着力推动主要工业园区循环经济改造，深人推进企业两化融合发展，优化产业带，进一步强化省级现代产业集群建设。第二，积极引进和培育战略新兴产业，推进现代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化发展，以增量带动存量，丰富和完善现代产业体系，形成以生活性服务业支持生产性服务业、以生产性服务业推进产业集中与高度化、以都市区经济壮大助推生活性服务业扩张的良性循环，着力构建基于产品输出的外向型现代产业集群子体系和基于引人消费的地方型现代产业集群子体系。第三，高度重视轻轨等快速交通对经济一体化和提升城市吞吐能力的作用，进一步强化人口集中、产业集聚、资源集约、功能集成式发展，大力培育众创空间、楼宇经济、特色街区和特色小镇，高度重视生活便利设施和文化创意产业对城市特质的塑造作用和对高端要素、高端产业的支撑作用。

3.升华改革红利，促进体制重组

围绕“安居乐业”全面梳理、整合、提升激励政策体系，进一步突出产业、科技和区划政策的引领作用，推进多规合一的切实落地，充分发挥市人大地方立法权力，强化规划的法律约束力，强化都市区经济和都市空间合理、合规、合法发展。鉴于人才对当前都市区发展的特殊重要性，金华要充分利用产业基础与宜居城市优势，创新人才政策，将人才竞争作为城市竞争的根本。

强化对政府间关系的研究，探索改革方案，创建区域发展改革红利共享机制，理顺各“区”关系，增进府际合力，推进简政放权改革，强化智慧城市建设，优化社会治理，提升公共服务效能，进一步激活市场和社会活力。

借鉴杭州、宁波、温州、绍兴等地发展经验，通过撤县并区扩展中心城区经济势能与服务能级。一是撤义乌市为义乌区，以中心地带扩张加速带动两侧发展，此方案的优势能迅速提升中心城区能级，缺点是内外部阻力大。二是沿长金义主轴至兰溪，改兰溪市为兰江区，形成“掌式”或“花式”发展空间格局。其中，市区三区为手掌或花托，其余县市为手指或花瓣。其优点是阻力较小，可以对接杭州都市区经济圈并向街州扩散;缺点是兰溪经济体量较小，人口较多。要素，发挥空间的力量，有机聚合体制变革、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完成向都市区经济的跨越。

本文的研究发现，经济空间重构是该转型发展的直接体现，产业转型升级是内在支撑，而体制重组则是必要条件。作为自然力量与政策力量协同推进的区域经济高级化进展，县域经济向都市区经济转型需要不断借助区域政策的力量，有机促进产业升级与空间调整，构筑和完善经济规模、经济密度与经济效率的正向螺旋，真正实现产城融合发展。

就浙江而言，这一转型就是要实现区域经济由县域单元林立的“春秋经济”向都市区经济主导的“战国经济”的擅变。具体到金华市，转型的成功实现需要克服强县经济所形成的区域分割效应与路径依赖效应，通过一体化政策在做大中心城市经济规模、做强经济密度的同时，对周边区域形成强大的辐射带动与整合功能，夯实经济一体化。

当前，市场的自发力量和便捷快速的交通网络，已使金华都市区经济水平大大提升，但强县体制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对共建共享形成了强大的挑战，改变这一状态可能需要上级政府进一步的授权。各种县级、副县级产业功能区的创设，虽有助于明确目标、产业导向和政策聚焦，但在客观上加大了政府规模扩张与政策协调难度，不利于服务型政府与效能型政府的建设。同时，这种四面开花与填空式的开发，由于不太注重存量空间资源的利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区”际竞争，虽有助于都市区经济规模的扩大，但很可能无助于都市区经济密度的提升，并对城市生态形成较大的压力，需要在政策上做出检讨与反思。

提升城市发展能级范文第4篇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刚刚过去的2009，是我镇经济和城市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一年。回顾一年来的工作，我们不能不为××发生的变化而感到自豪，为全镇人民和社会各界付出的辛勤劳动而感动。这一年，特别值得高兴和庆贺的是，我镇的工作亮点纷呈，可以概括为亮点：一是经济建设高速增长。全镇gdp73.3亿元，工业总产值251.43亿元，实际利用外资1.62亿美元，出口总额22.4亿美元，各项税收9.56亿元，汽车销售52亿元，财政收入4.08亿元，各项主要经济指标都有20％以上增幅。二是it产业不断做强做大，成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名镇。三是城市建设有了新的突破。市民广场、东方商业街、佛岭公园一期相继建成，香市路东段通车，汽车东站二期建成使用，三正世纪豪门、世纪城中央公馆等一批房地产项目的成功开发，悦莱五星级酒店竣工，镇的新中心区初见端倪。四是商业载体建设步伐加快。基本完成了汽车城第二期工程和百业汽配城的建设，完成了市民广场周边商业街的改造升级，并引进了知名商业品牌。随着富邦商场、嘉荣广场、景泰香都购物城的开业，加快了商气聚集，提升了老城区的商业档次和品位。五是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日益增强。永强汽车制造公司已被认定为“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全镇新增市级民科企业8家，新增省级民科企业6家，获得省著名商标4家，获得省名牌产品2家。六是农村发展新气象。全镇村一级（含村民小组）集体总收入4.66亿元，岭厦村民公寓已经落成，标志着我镇旧村改造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七是社会治安明显好转。我们攻坚克难，在切块落实责任、治理队伍管理等方面作了积极探索，全力开展了“铁腕”和“粤鹰”行动，整治了摩托车和黑网吧，建设了视频监控点，采取重兵上路武装巡逻，加大了打击破案力度，群众对社会治安的满意度明显提高，成功兑现了2008社会治安明显好转的承诺。八是党的建设取得新突破。顺利完成换届工作，团结务实、干事创业之风蔚然。

同志们，回首向来萧瑟处，成如容易却艰辛。这一年，××能取得这些显著成绩，离不开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离不开各位老前辈、老领导的关心和支持，离不开广大市民的辛勤努力，是全镇上下和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此，我代表镇委、镇政府，向全镇各级干部、广大市民和所有参与××建设事业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2010年，是我镇承前启后、转型发展的重要一年。上个月闭幕的市党代会和市人代会，确立了“推进经济社会双转型，建设富强和谐新东莞”的发展战略。并在城市空间结构方面，把××放在“中心提升”这一十分重要的位置。“中心提升”，就是高标准规划建设松山湖大道两侧地区，推进四个街道、同沙、松山湖与东部快速两侧统筹地带“四位一体”的融合，做大中心城市规模。这对我镇是一次重要的战略机遇。在新的一年，我们要克难求进，抓住机遇，狠抓发展第一要务，努力实现××的大发展、大进步。新的一年，我们工作的主旋律是经济转型和城市升级。我们要通过城市化的手段来推动经济社会的双转型，这是我镇发展的大方向。我们工作的重点是突出产业升级、城市建设和社会管理。产业升级主要抓园区升级、抓科技、抓品牌、抓主导产业、抓骨干企业、抓企业集群、抓发展商贸服务业、抓发展居住产业。城市建设主要抓基础设施升级、城市结构升级、城市功能升级、城市管理升级。对于我镇的城市建设，镇委镇政府已经作出了比较大的方向性决策，××城市发展的大方向是从边缘走向核心，从分离走向参与分工。××将以城市化为主旋律对接大市区，参与大市区分工。在空间结构和功能布局方面，当前我们将主要抓好两个板块，一个平台。两个板块，一是政府周边即新城中心区板块，二是环城路良横片区板块；一个平台，是以市级多功能体育馆周边和松山湖大道两侧为依托，将该区域搭建成为未来××的城市发展新平台。今年将突出抓好新城中心区这个板块，镇政府计划投资1个亿抓好路网的升级及水景公园等城市功能的建设，将政府周边的香市路、蟠龙路、富荣路等路网全部升级为柏油路，并提高绿化档次。我们将继续有效整合这一区域的土地资源，加快推进房地产的开发，使新城中心区尽快聚集人流，形成商业气氛。我们将通过政府投资和借助市场的力量，将新城中心区这个板块做靓、做成熟。

新的一年，我们还要继续落实稳定第一责任，民生第一目标，和谐第一追求的要求。我们要继续把整治社会治安放在工作首位，促进社会治安的根本好转。我们要着力抓好文化教育卫生等社会各项事业，着力抓好农村的发展，深入开展农村环境“五整治”，推进创业就业，做好扶贫济困工作，努力实现群众收入的新突破。我们要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切实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我们要更加重视安全生产，着力维护安全稳定，建设平安和谐××。我相信，有各位老前辈、老领导的关心和支持，有各级干部和全镇上下的共同努力，××的经济社会建设一定会再上一个新台阶。展望××的明天，我们充满着必胜的信心，让我们共同祝愿××的明天将更加美好。

最后，再一次祝愿大家新春快乐，家庭幸福！祝福××新年如意！谢谢各位。

提升城市发展能级范文第5篇

目前我国乡村旅游发展呈现出层次低，同质化严重，地区发展不均衡的状况，乡村旅游的转型升级迫在眉睫。2012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因此，在特定的政策背景、特定历史时期，对我国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研究具有典型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收集国内外学者对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研究，以期在新型城镇化这一时代背景下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进行深入研究。

1 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研究

1.1 国外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研究现状

在Elsevier-Science Direct 学术期刊上以“rural tourism”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共检索到2004至2013年十年间相关论文39篇，主要来自于《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和《Tourism management》两本杂志。对文献进行分类汇总分析发现国外对乡村旅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乡村旅游的本质、乡村旅游服务质量、旅游者动机、偏好与满意度、乡村旅游产品以及乡村旅游的网络营销等方面，已形成了系统成熟的研究成果，总之，国外乡村旅游的研究在研究内容上更加广泛，在研究方法上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更加深入。但关于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研究，由于无转型升级的提法，因此，仅有少数接近的研究文献可供参详。

Kajanus M，Kangas J，Kurttilac M（2004）运用集中价值思考（value focused thinking）和A'WOT对芬兰和德国发展乡村旅游的优势及劣势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传统和文化是他们发展乡村旅游的优势。Albacete-Sáez C，Fuentes-Fuentes M，Lloréns-Montes F（2007）认为质量是行业竞争的一个有力优势，为了能够给乡村旅游经营者提供一个良好的建议指导，为此开发了测量乡村旅游住宿服务质量的量表。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显示了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同时研究结果显示，这对以后乡村旅游的质量管理将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Claire Haven Tang， Eleri Jones （2012）以Adbenta公司开发的蒙茅斯郡的领袖项目为个案进行分析，并最终认为领导力在创造乡村旅游企业竞争力和提升乡村旅游品质方面有重要作用。Zahed Ghaderi，Joan C.Henderson（2012）采取定性的研究方法，在伊朗当地一个很受游人欢迎，并在政府旅游发展规划当中占据重要作用的村庄进行调查，发现当地居民认为利用自然和文化资源发展旅游的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并最终认为社区参与是实现伊朗乡村旅游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Yasuo Ohe，Shinichi Kurihara（2013）认为日本本土资源的管理，必须要通过加强当地农产品品牌的经济效益和乡村旅游开发的互补关系。

总之，通过对国外乡村旅游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得出如下结论：（1）受欧美乡村旅游发展较为成熟因素的影响，国外对乡村旅游转型升级方面的研究文献几乎没有；（2）国外对于乡村旅游品质提升方面的研究也属凤毛麟角，且凸显出“理论研究少，个案研究多”的特征；（3）一些专家的研究表明与其它形式的旅游相结合、综合协调发展是国外乡村旅游发展的趋势，也是实现进一步提升的主要路径；（4）个案研究普遍采用定量的研究方法，实践性和针对性很强，因此，对乡村旅游品质提升的普遍指导性有限。

2 国内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研究现状

我国乡村旅游历经了三十多年的发展，国内针对于乡村旅游的研究也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不断深入与完善。在知网学术期刊上以“乡村旅游?转型升级”为关键词进行搜索，经过深入的分析与筛选，本文选取了2007至2013年6年间相关论文13篇，文章集中为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方面。

2.1 理论研究

近年来有关乡村旅游的转型升级问题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吴必虎等（2007）从产品、营销和市场拓展三方面提出我国乡村旅游产业升级的建议。胡敏（2009）指出转型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组织将推动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产业升级。徐福英等（2010）从产业、产品、市场、合作组织和教育培训五个层面提出了转型升级的对策和建议。乌兰等（2010）从生态理念的视角出发探索了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动力机制、途径、目标以及对策。

2.2 实证研究

一些学者还从不同的角度对乡村旅游转型与升级进行了案例研究，黄震方（2011）深入研究了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园和香格里拉雨崩社区的权能建设，认为社区权能建设对推动旅游社区转型升级和新农村建设具有借鉴作用。李月丽（2012）从加强科学规划、推动乡村旅游产业化发展、培育乡村旅游新业态、加强乡村旅游人才培养等方面探寻了湖州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可能路径。李玉新等（2012）以山东省寿光市、蓬莱市、长岛县为例，认为产业协同和城乡统筹发展，是促进了乡村旅游转型的典型路径。陈艳秋（2012）以武汉市石榴红村为典型，通过实地考察和问卷调查，提出了从主题形象、市场细分、项目策划、旅游目的地营销、辅助设施和服务等方面实现乡村旅游产品的转型升级。郑耀星等（2013）通过分析福建乡村旅游发展的现状，并试图从开发经营理念、产业链、服务理念以及乡村旅游标准等方面着手，融人生态理念的元素，以期为福建乡村旅游转型升级提供理论指导。刘战慧（2012）将韶关市作为一个研究点，结合韶关市的实际，从实施体验式开发、构建价值链增值、催生产业新业态等方面归纳了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安传艳（2013）认为在中原经济区建设背景下，河南省乡村旅游转型升级面临着良好的机遇，可以通过培育特色、精品旅游目的地，政府引导和规范标准，培训从业人员，细分市场、加大营销力度等方式实现乡村旅游的产品、管理、服务、市场和功能的转型升级。刘孝蓉（2013）认为传统农业与乡村旅游的融合既可以推动传统农业的产业化发展，也有利于推动乡村旅游的转型升级，并提出了传统农业与乡村旅游融合的互动发展模式。

综上所述，通过国内专家学者的研究发现：（1）我国乡村旅游确已进入瓶颈期，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乡村旅游的转型升级迫在眉睫；（2）对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路径方面的研究集中变现为：①拓展乡村旅游产业链条，实现产业价值增值；②依托乡村旅游产业集聚，扩展产业多种功能；③促进多产业融合发展，实现产业协同共赢；（3）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基本都是立足于产业发展的视角，由单一关注乡村旅游的经济价值转向关注乡村旅游的社会、文化和生态价值。（4）对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研究的研究视角过于具体，宏观综合性研究较少。

3 城镇化建设背景下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研究

3.1 国外城镇化建设背景下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研究

在Elsevier-Science Direct 学术期刊上以“rural tourism?urbanization”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可供参考的论文较少。S. Burak，E. Dogˇan， C. Gaziogˇlu（2004）通过全面评估沿海地区城镇化和旅游的影响，并针对爱琴海和地中海沿海这一特定地区进行研究，由于沿海含水层的过度开发和沿海岸线的多层建筑的密集建设，导致含水层盐渍化严重，农业用地减少，使得土耳其爱琴海和地中海沿岸环境保护不断恶化。

总之，通过对国外相关文章研究发现，国外发达国家基本已进入工业化社会后期，且早已实现城镇化，城乡二元制问题并不突出。因此，城镇化背景下或者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乡村旅游发展研究很少。但国外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城镇化进程对乡村旅游的发展有一定影响，一方面乡村旅游地区的自然、文化资源对城市居民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城市地区成为乡村旅游的主要客源市场；另一方面城镇化的发展对乡村旅游地的环境、文化等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

3.2 国内城镇化建设背景下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研究

3.2.1 国内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相互关系研究

我国因长期以来的历史原因，呈现为城乡二元制，在推动城乡一体化建设后，国内部分学者将城乡一体化与乡村旅游结合进行一定研究。李坚（2007）在城乡统筹新视角下乡村旅游发展战略的构想一文中，将城乡统筹与乡村旅游发展战略结合，提出了民营经济为主，联合开发，政府主导发展乡村旅游的三种战略模式。曾天雄（2007）通过论述乡村旅游与城镇化的相互影响，认为推进城镇化建设对乡村旅游的发展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刘树花（2008）对乡村旅游与城乡一体化的互动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城乡一体化与乡村旅游相处推动发展。安慧、魏皓严（2008）对城乡统筹下成渝两地休闲旅游农业发展做了研究，对城乡统筹下发展休闲旅游农业提出了对策。其余专门针对城乡一体化下乡村旅游发展的研究较少，对特定区域的城乡一体化与乡村旅游发展的研究更少，同时在城乡一体化中取得诸多成果的地区，乡村旅游面临新的发展挑战，而这方面的研究也相对较少。

3.2.2 国内城镇化建设背景下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研究

最近几年有关于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研究日益增多。孔德林，黄远水（2009）通过探讨城市化对城郊地区乡村旅游资源要素的影响，揭示城郊型乡村旅游发展的困境，并有针对性地从土地利用规划、旅游发展规划、建立景观生态隔离机制、保护生态环境、分层次开发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城郊型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对策。邱玉华、吴宜进（2012）从我国乡村旅游面临的困境为切入点，深入研究了城镇化进程对乡村旅游发展的空间维度、时间维度和文化维度影响，得出了我国乡村旅游发展道路的三条途径：生态路径、文化路径和景观路径。罗红宝（2013）认为在中国进入休闲时代与新型城镇化浪潮继续推进的背景下，打造乡村旅游综合体，能够有效实现乡村区域经济的突破发展、综合发展、绿色发展，必将成为中国广大乡村实现经济升级的重要模式。崔剑生，赵承华，王峰（2012）把增长极理论应用于城镇化进程中辽宁省乡村旅游发展规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