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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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文化范文第1篇

     21世纪是一个全球普遍经济化的时代。对于这一点，已经不会有多少人再去怀疑或心存不满--我们现在其实就已经处在了一个经济社会的自行有序的发展进程之上，这个进程所展露的具体态势，就是以一种不可遏止的力量把我们直接引入新世纪的黎明；我们不仅已经亲身体会到这一力量的巨大强制性，我们也已经从这个经济社会最初的强势表现中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成就感和精神自信力，并且期待着它能够给我们带来更为持久的收获。

     当然，全球普遍经济化时代的最明显特征，不仅在于它有着直接的经济学意义，即它形成了一种物质高速增长的普遍效应，在社会物质形态的积聚与丰富方面提供了全球一致的发展趋势，为社会进步确立了广阔的经济前景。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化时代在强调自身物质层面的具体利益特性的同时，同样也产生了对于一种适应经济社会价值情势的文化体系的建构要求，亦即在社会的经济实践过程中成功地造就出一种新的人文态度、人文意志和人文实践。它表明，面对新的世纪及其时代特征，文化的建构必须能够提供一种有效的价值立场，从而为人类在新的世纪带来新的生活可能性。

     因此，在我们探索、设计新世纪的文化建构策略时，在我们寄希望于新世纪的人文前景的过程中，我们首先应该对这种新文化的基本立足点、新人文的内在实践特性，有一种适合于经济化时代要求、满足人类在经济社会中普遍利益的总体把握和理解，在此基础上形成我们对于新文化的基本认识。

     在我看来，对于"审美化文化"的建构，正是我们在思考21世纪人类生存与发展问题的时候，所寻求确立的一种全新的文化意识或曰文化理念。

     这种"审美化文化"的核心，是在强调人类生存实践、生存需要的普遍性之历史前提下，在公正地对待经济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与人的日常生活的直接动机之基础上，充分张扬"爱、和平与美"的人类精神追求及其价值表现的平凡性与常态性，亦即在人的日常生活的形象之维上，克服那种形式化的美学意识形态，恢复人的具体生活的直观性及其感性魅力。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首先是"审美化文化"建构与"形式化美学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所谓"形式化的美学意识形态"，是指那种建立在文化一元性之上，以精神的抽象性、理性的至上性和审美的主观超越性为指归的古典形态的人文/美学体系及其价值标准。在这样一种人文/美学体系、价值标准中，人的生存现实的基本前提及其合理性，无一例外地都被制度化为理性权力的自律活动和结果；文化"正当性"的实现，在彻底拒绝了人的直接欲望的可能性、日常动机的必要性之基础上，仅仅是作为一种先在理性的规范展开与功能而存在并获得自己的合法化。尽管"形式化的美学意识形态"也赞美、有时甚至是高度诗意地想象了"人"的本体生存的理想之境；就像在柏拉图、奥古斯丁、培根、斯宾诺莎、康德、谢林、黑格尔等人，或中国的儒道释哲学那里，"人道"始终是一个令人倾心神往而又要求着不懈的真理性探求的话题。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在古典世界观或价值体系范围里，"人"、"人道"从来都不是一个具有其自身自然合法性的对象。   换句话说，对于精神抽象性的偏好，对于理性至上性的执着，以及对于感性有限性和缺陷性的理性防范和伦理超度，始终构成为古典体系中"人"与自己的文化的最基本的美学关系。也因此，在古典形态的文化建构、价值确立中，其美学形式只能是不断寻求一种哪怕在最直观的层面上同样对于理性至上性的有效叙事方法。如同我们在古典艺术体系中所看到的，感性的审美欢悦总是被牢牢掌握在理性强大而沉着的制约力之中，"不逾矩"既是艺术行为之于这种文化价值理性的最明确的表征状态，同时也是艺术体系本身作为一种美学意识形态的合法化功能的实现。如果说，在这样的美学意识形态中仍然存在着对于日常过程中人情世故的表现；如果说，在这样一种以理节情、以理辖情的文化制度中仍然保留了"人道"的追寻，那么，这种"表现"、这种"追寻"，首先突出了"人"对"理"的服从与信仰，突出着理性的无尚威严及其冷峻庄重的审美效应。由是，在形式化的美学意识形态中，我们所看到的，便是一种排拒日常生活的生动性和世俗利益的具体性，直接连接着意志力的强化、伦理精神的无尽修炼与崇尚自我牺牲的"神圣"意识。

     正因此，在古典的人文/美学体系里，其最常见、也是最基本的价值话语，就是"和谐"与"崇高"的理想性话语："和谐"强调着"理"               节制"情"或"情"融于"理"的合法化实践；"崇高"则表达了个别性对群体性、个体对社会的自我主动牺牲的必要承诺与内心景仰。

     一句话，作为古典人文/美学体系的精神守护制度，"形式化的美学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把所有一切感性的存在过程、人的世俗目的性与需求，统统逐出（或者说是纳入）了理性的唯一合法的权力形态之中。一切超常规的、超个体的、超现实的东西，在理性的胜利欢呼声中被指定为一种精神的存在方式而获得了"人性价值"的褒奖。反过来，人的一切常态的、具体的、生动的东西则成了"无意义"的证明，并且被归入到"美/审美"的对立面而遭到遗弃。

     我们所提倡的"审美化文化"建构，恰恰是要对抗于这样一种作为古典人文/美学体系之精神制度的"形式化美学意识形态"。事实上，在我们把"   充分张扬’爱、和平与美’的人类精神追求及其价值表现的平凡性与常态性"、"   恢复人的具体生活活动的感性直观魅力"理解为   审美化文化"的建构核心的时候，我们所力图表达的，首先就是一种极具现实意识形态力量的文化"反抗"--反抗理性以"历史"的线性形式对整个人类生活实践的引诱，反抗理性将那种以个体自我牺牲所换来的"和谐"与"崇高"当作人在现实中不可拒绝的光荣加诸我们的头上，反抗理性以制度化的强制话语把我们从享受生活的实际欢娱中拖了开去。可以这样说，寻求   审美化文化"的建构，所要求的就是；第一，个体与社会能够回到同一个价值天平之上，人们可以毫无顾忌地环视、搜求自己最普通平常的利益与满足；人是作为一个具体的存在，而不是处处体现为"理性的公民"，不仅能够充分自觉到自身自然欲望的合法性，而且能够坦然面对社会的强制而勇敢地捍卫和实现自己的基本人性。第二，文化"审美化"的合理价值尺度，不是一种屈服于理性权力暴政的文化标准，而能够重新直面人的普遍的日常生活过程及其基本欲望；能够重新在文化价值体系内部肯定人的世俗情感的合法身份，从而以一种新的美学方式恢复人类对于"爱、和平和美"的感性体会，真正实现人与自身生活的直接同一。

     这样，我们所意欲实现的新世纪中"审美化文化"之于"爱、和平与美"的体现，在根本上就是反对了古典人文/美学体系，即反对"形式化美学意识形态"的一种新的人文/美学形式。这样一种新的人文/美学形式，不拒绝理性、社会或群体的客观性，但它不会因此降低甚至否定人的感性合法性以及与之相联的人的存在的全面性；它并不拒绝人在精神理想层面上对于无限展开的和谐世界、崇高理想的心灵期待，但它不会将之视作人的存在的唯一根据，并且同样不会因此而放弃人在现实世界里对于自身世俗性权利的自爱与自尊、自信与自立。对于新文化的"审美化"建构来说，感性之维不是像它在古典体系中所呈现的那样是一个"被囚禁的无赖"形象；相反，   "审美化文化"的建构目标，就是要恢复人与生活之感性关系的堂皇的叙事性魅力，使之成为人"活着"的现实根据。

     还有一个问题要说明的是："审美化文化"的建构在充分正视人的具体感性存在过程中，如何能够保持"爱、和平与美"的人类精神追求及其价值表现的平凡性与常态性？也就是说，作为一种新的美学形态的实现，"审美化"的具体实践形式又是什么？因为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那就是"审美化文化"不能仅止于对古典人文/美学体系的反抗或批判，它应当同时是一种具有强有力的建设性功能的价值体现。"形式化美学意识形态"尽管有着种种片面性、反人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同样也有着特殊的建构功能，即它在长期的历史延衍进程中，不断地从自身体系内部生成了一种对于人、人的生活实践目标的直接规范力量，并且保持了这种规范力量的稳定性和制度化。对于"审美化文化"而言，我们要求的也是它能够为人的生活实践确立起具体明晰的规范性指向，以便文化的现实过程得以在这样的指向上形成持续的展开。

     在我看来，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充分借助一种现实的实践力量，这就是现代经济社会的大众世俗性价值体系。事实上，古典人文/美学体系之所以能够产生出以理性为制约的价值形态，"形式化的美学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有效的文化规范，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其直接依赖了某种"精英社会力量"的不懈努力--作为一种将社会文化权力高度政治化和集中化的实践，"精英社会力量"本身的存在合法性正是直接建立在理性话语的极端排他性基础上的，因而它在自身实践中必定强调对于整个社会和具体生活活动中普遍人性与世俗情感的有效控制，以便保证社会规范的制定过程始终掌握在"社会精英"的手中--尽管这最终也只不过是少数人的文化意志体现。那么，与古典人文/美学体系相反对的"审美化文化"建构，同样应该为自己找到一种具体有效的现实实践力量。这里，我们必须指出，由于在很长的时间里，大众世俗性价值体系一直是被当作"真价值"的对立面、永恒精神/理性的超越对象而存在的，所以，我们把现代经济社会普遍的大众世俗性价值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建构依据，首先就要破除世俗/超越、感性/理性、物质/精神的二元对立意识（一元文化形态的实质正在于通过强调这种二元对立性而将其中的一元加以了绝对化），重新审视世俗存在的价值指向，尤其是将它放在现代经济社会生活的具体过程中来确定其文化合法性维度。这样，在"审美化文化"中，一方面，感性力量将第一次真正作为一种文化建构依据出现在人的实践过程之中；另一方面，对于大众世俗性价值体系的借助本身，同样也产生出一种非常具体的文化可能性，即人的日常生活的现实满足为有效实现"爱、和平与美"的常态性与平凡性带来了直接成果。人的文化在这样的过程中，才真正是属于全体人的、亲切可感的和直接享受的。

     于是，"审美化文化"建构将成为我们生活的自觉，而不是不能触摸的无尽等待；文化的"审美化"才真正确认着人的存在的全面性，而不是将人仅仅当作一个"被投入"的对象而想方设法为之设立各种各样的文化命令，最终却又导致了人与人的生活的严重分离。  

     当然，由于很久以来，感性与理性的对立、矛盾一直被人为地绝对化了；特别是，由于大众世俗性价值体系常常在反抗理性、反抗超越性的过程中存在一种将自身表象化的倾向，因而，"审美化文化"的建构，同样需要警惕成为另一种"形式化美学意识形态"的危险--感性力量扩张为社会文化实践中的绝对强制性制度，在拒绝理性之维的同时也把自己想象为一种无限的权力。在这方面，90年代中国文化景观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参照：当经济社会极度膨胀的物质欲望仅仅作为一种感性消费力量腾空出世，当经济社会的大众世俗性价值体系成为整个社会中唯一的存在，文化的"审美化"便变异为丧失人之生存本体根据的虚浮"影像"--一种纯粹满足了人的感官嗜好、只是讨巧地表现了人"活着"的方式而不体现"活着"的内在目的性的生活"包装"。①   这种情况下，"审美化"过程便在实质上背离了它内在的人性全面的创造要求，"审美"呈现了它的直观物质形式却又再一次失去了对感性/理性、物质/精神、个体性/群体性之对立性的扬弃。质言之，倘若"审美化"仅仅成为一种感性形象而不是人的存在的文化证明活动（自我确认）的话，"审美化文化"建构就有可能重新落入制度化的强制性结构之中，在张扬人的感性合法性的同时却又导致了这种力量的本体基础的急剧的自行消解；人在获得了大规模的官能快乐的同时，却又失去了文化再生的创造能力。对此，我们在提倡"审美化文化"建构时，应当有非常清醒的自觉。

     新文化的建构当然是对古典人文/美学体系的置疑或更新，但却不应该沦落为以一种形式的极端对于另一种形式的极端的简单代换。"审美化文化"建构将带来人的全面发展的新的可能性，造就出经济社会中新的人文前景--它不但是对人类物质生产与满足活动的一种积极回应，更是对人的生存整体性的积极肯定。

     我们期待着新文化的诞生。我们迎接着新世纪的文化黎明在东方升起。

注释：

社会经济文化范文第2篇

当今中国，正处于一个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刚刚跨入市场的社会主义中国，在冲破若干传统束缚，“摸着石头”走过第一段不平坦的河道后，又面对着新的困惑：在长期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力的低下与道德的稳定同存；在开放的市场经济中，勃勃的经济活力却与道德滑坡共生。伴随经济的较快发展，非道德行为和现象日益增多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一是拜金主义滋长。一切行为均基于货币的衡量，一切向钱看，“非利勿视、非利勿听、非利勿为”，最终酿造出一种滋生厚颜且不择手段的逐利行为的致富思维。二是躲避崇高流行。在不少人那里，媚俗成为一种时尚，他们躲避崇高就如同躲避瘟疫，精神生活平庸化，丧失了对美好信念和理想的起码追求，而以无信仰为荣。三是看客心态蔓延。少惹是非、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成为许多人的生活信条，处世冷漠、见死不救的现象屡见不鲜。面对残害群众的暴力，逃避者有之，沉默者有之，旁观者有之，身强力壮的男人们也多如沉默的羔羊。四是不吃亏箴言传流。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不贪污白不贪污、不受贿白不受贿、不坑人白不坑人、不骗人白不骗人等等不吃亏箴言，为相当多的逐利者所津津乐道和奉行。五是假冒伪劣泛滥。受不劳而获、少劳多获这种“精明”意识的驱使，假冒伪劣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六是腐败行为衍生。一些人在权钱交易中陷入了越来越深的腐败的泥沼。等等。

探究这种令人忧虑的道德危机的由来，经济转轨时期道德——利益关联松动的经济学诠释，为越来越多的经济工作者耳熟能详。这种诠释便是，相对于传统社会道德行为的高回报（即传统社会实行“德——位”挂钩原则，把道德作为获取权位的必备条件，通过位置权利这一中介，实现道德与利益的高度结合），经济转轨时期，由于在传统社会实行的位置权利竞争规则仍然有效的情况下，又引进了市场竞争规则，那些在过去受单一位置权利竞争规则限制无法登上社会高位、获取相应利益的人，借助市场竞争手段便可能进入社会上层，获取相应利益。这样，在联结社会高位和高利的通道上，除道德以外便增加了一条新的通道，从而大大弱化了道德的获“位”与获“利”功能，使道德回报大大下降。

在上述经济学诠释中，道德滑坡似乎成为市场化的必然。于是在相当一段时期内，道德滑坡的单一经济学诠释，把人们导入了“要经济增长，还是要道德稳定”的两难选择的困境。以致使人们忽略了这样一个常理：当人人都在疯狂追逐个人私利而不考虑他人利益时，则人人的利益都会受到损害。正如人人都争挤一辆公共汽车而拒不排队，则人人都可能付出被挤伤的代价；人人都盲目抢购商品以求手中货币保值，则人人都可能受到货币更加贬值之害；人人都想通过制造、兜售假冒伪劣商品达到少做事甚至不做事而多捞钱的目的，则人人都可能因假冒伪劣商品泛滥而付出惨重的经济代价；人人都怕惹是非，明哲保身，则人人都将受到强盗更加横行的伤害。严峻的现实很快作出了深刻的演绎：道德滑坡不仅不可能换来经济的真正的繁荣，相反当经济在市场化初期因“个人主义的游戏规则”把空泛的“集体”传导给实实在在的个人，激活了个体活性而获得短暂增长之后，很快便受到道德滑坡的严重制约。这种演绎在我们周围是如此明显，以至并不需要多么敏锐的心灵就能感受到。而其深刻意蕴的揭示，显然有待我们突破以往单一的经济学诠释，进行多学科、深层次的探究。对于这种探究，日本等东亚国家经济振兴的文化效应，确能给我们以一定的启示。

在近代历史上，中国和日本锁闭的门户几乎是在同一时刻为西方列强的炮舰撞开的。然而门户洞开之后的一个半世纪里，当中国还在现代化的路途中摸索行进之时，日本已乘势一举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日本当代史学家森岛通夫在其所著的《日本为什么“成功”》一书中，从日本民族精神这一视角考察了日本成功的奥秘，得出了一个颇有创见的结论：日本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说可以归之为高扬本国的文化传统——日本的儒教精神。从实践来看，日本富有特色的企业管理的成功，便是一个突出的例证。日本在管理工作中，不仅吸收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而且吸纳本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儒家文化。许多企业家把儒家思想如以人为本、任人唯贤、贵在人和、敬天爱人等，作为企业的经营信条。被称为日本实业界一代霸主的著名企业家涩泽荣一，在其《论语加算盘》的著作中，总结自己成功的经营之道，就是一手拿算盘，一手拿孔子的《论语》。既讲精打细算的赚钱之术，也讲儒家的忠恕之道，二者相互补充，大大促进了事业发展。[1]继日本之后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的崛起，从文化的角度来考察，一个共同的特点仍然是善于把当代西方科学管理与东方文化相结合，从而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经营思想和管理模式。

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的当今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进程中，许多陈腐的观点、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条条框框受到冲击后，出现了一切向钱看、不择手段赚钱、不正当竞争、权钱交易、、损人利已、虚假广告、伪劣商品等等，所有这些是不是发展市场经济难以避免的现象？发展市场经济是不是一定要以牺牲道德为代价？上述东亚国家经济振兴的文化效应，无疑作出了最好的回答。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不能以道德沦丧为代价，相反必须以道德完善为前提，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呼唤着优秀的传统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的思维方式在基本破除了古代的唯伦理（道德）思维，匡正了“五四”以后、改革开放以前的唯政治思维（“左”就是唯政治思维的典型表现）之后，一种假市场经济建设之名，蔑视文化，蔑视人们正当的精神追求，企图物化一切的唯经济（金钱）思维逐步发展起来，并进一步蔓延，造成道德滑坡，严重削弱了我国经济发展曾一度具有的强劲势头。上述对道德滑坡突破单一经济学诠释的文化探究，显然提出了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文化缺位的补偿需求。

作为一个民族，它的成长要靠民族文化的滋养，这是为中外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所明证的。尽管英、法、德、美、日诸国在推行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方面是共同的，但是这些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具体进程和方式，都尽可能地保持了自己民族文化的特色，都以本民族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作为强有力的精神杠杆，在最大限度上实现了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中国作为一个文化根基异常深厚、哲学慧根十分发达的泱泱古国，其历史上民族文化认同心理较之其他民族更不逊色。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崇尚气节的爱国精神，不畏的抗争精神，经世致用的求实精神，“民贵君轻”的民本精神，物物相依的集体精神，人定胜天的能动精神，“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生生不息的变革精神，洁身自好的廉洁精神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某为孺子牛”的浩然正气，兼容宽厚、世界大同的豁达胸怀，砥砺品学、上下求索的民族求知风尚等等，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这些宝贵精神财富，千百年来铸就了中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为民族的振兴创功立业。正是以这些优秀传统文化为底蕴引入马克思主义精髓，才使诞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生根、开花、结果，产生出一个世界巨人，创造出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上中国的一个发展，正处在重要的转折关头，要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同样需要以民族文化传统为依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呼唤着优秀的传统文化。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及主体“道德人”的塑造，呼唤着优秀的传统文化。

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具有不同于一般市场经济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它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公有制企业为市场主体，实行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从而对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提出了更高的目标，这便是兼顾效率与公正，实行合理的利益原则。

效率与公正，孰先孰后？是经济学家和政治、伦理学家一度论战不休的问题。经济学家主张强调效率而暂时牺牲公正（或称较低层次的公正），认为只有拉开利益分配中的差距，才有可能激发经济活力与竞争意识。政治学家、伦理学家则更主张公正，担心过于强调效率，会牺牲社会公德。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最终选择了前者——只有将发展强大的生产力，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放在首位，社会主义的中国才能在世界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2]不可否认，这种选择曾一度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度增长。而不可回避的是，这种选择由于一度忽视了对公正的兼顾，当功利目的成为人们行为的主要动因时，道德滑坡便成为阻碍经济再上新台阶的严重制约。显然，处理好效率与公正的关系，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正的原则，摆正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根本发展的重要保证。而能否正确处理好这些关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道德人”的塑造紧密相关。

就一般市场经济而言，作为“经济人”，以其经济行为受自身利益驱动、遵循“少投入、多产出”的效率原则、充满竞争和风险意识、遵守国家法规等特征，便具备了市场主体的基本条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兼顾效率与公正的特殊性需求，决定了追求单一经济利益目标的“经济人”已不具备成为市场经济主体的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必须是兼有追求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目标的“道德人”。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道德人”的塑造，除了赋予其追求经济实利的经济职能外，显然还需要解决人生的终极意义、恒久的价值关怀和道德上的安身立命之本。这就呼唤着对爱国、敬业、重义、求实、民本等等中国几千年积淀的优秀文化传统的弘扬。具体在当前的经济活动中，便是呼唤着四个方面的精神转变：一是把贪欲财富的物质冲动、单纯谋利的经济动机，转变为一种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成就感，使全民族的经济行为有一个更高尚的动机；二是把庸俗化的重商主义转变为一种实业精神；三是把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的观念，转变为一种互利互惠观念；四是把安逸、享乐意识，转变为一种追求健康文明的生活价值和生活意义的意识。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求利行为的规范，呼唤着优秀的传统文化。

以市场为配置资源的基本手段的市场经济，其最大的特点，是以最小的投入追求最大的产出。它的外在标志就是对利益的追逐，离开了利益这个杠杆，市场经济的秩序便难以建立。而在市场经济关系中，人们要阻止商品经济观念——商品等价交换观念的泛化，是相当困难的。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约束机制”来约束利益主体的求利行为，权力进入市场势必生成腐败，肉体进入市场便会出现“人类最古老的职业”，最终导致经济乃至社会秩序的混乱。显然，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客观上提出了对规范利益主体求利行为的迫切需求。

纵观我国经济转轨时期求利者的求利行为，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白色”求利行为。即在国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各项政策指引下，依靠科技、信息优势，发挥经营管理才能，以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获取经济利益。二类是“灰色”求利行为。即不通过从事直接或间接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而依靠某种特殊机巧获取经济实利。一如经济活动中的回扣；二如妙股；三如食利，即获取巨额存款利息；四如利用价格双轨制形成的国家计划价与市场调节价的落差获利。三类是“黑色”求利行为。即非法获利。一如偷税漏税，二如放高利贷，三如生产伪劣产品，四如非法经营，五如贪污、受贿、抢劫、聚赌、走私、诈骗等等。[3]

“白灰黑”三色行为，勾勒了我国经济转轨时期求利者求利过程中行为选择取向的大致景象。其中“白色”行为理所当然是社会提倡的“规范行为”，它的普遍化，必将促进经济的发展。“黑色行为毫无疑问是一种非规范行为，其中最严重的已成为犯罪行为，长期来为国家明文规定的法律、法规、典章、制度所约束。而作为经济转轨时期一种特殊现象的“灰色”求利行为，它既不违反国家法律，不是惩治对象，又不像白色行为那样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而是“轻轻松松”地靠某种特殊形式在经济领域“走钢丝”、“打球”获利。这种在计划体制下被视为异端的行为，在经济转轨时期由于市场体制为经济行为与求利方式拓展了前所未有的广阔领域而获得“合法”地位。值得注意的是，灰色行为的出现，在社会生活中已经产生了部分“灰色效应”（如经济活动中的“回扣”很多已经表现为裸的贿赂），成为“投机取巧”、“善于钻营”的代名词。同时由于它不受国家法律约束，更成为道德沦丧、社会失衡的重要病源。如何将其规范为一种只是对白色行为创新而不向黑色行为演进的状态，显然是经济转轨时期利益主体求利行为得以规范的关键，它有待于法律之外的一种理性约束的作用，这便是存在于人们内心深处的道德、时尚、习惯等内在约束机制的作用。而这种内在约束机制的建立，离开了义、德、仁、信等中国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底蕴，无异于空中造楼。

不仅如此，以中国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构建完善的“内在约束”，还是确保那些写在纸面上的、明文规定的法律、法规、典章、制度等“外在约束”对“黑色”求利行为发生充分约束作用的需要。因为法律等“外在约束”，不过是道德等“内在约束”的外在表现，如果没有“内在约束”作内核，“外在约束”的建立便失去了根据。最明了不过的例子是，交易双方之所以要把交易用合同固定下来，是因为双方都有“讲信用”的内在需要。这是其一。其二，“外在约束”的效果有赖于“内在约束”的维护。人们常常抱怨尽管今天的各种法规不少，可有的人就是不遵守，或大打折扣地“遵守”。这很大程度上就是缘于“内在约束”的缺位。问题的关键在于，即使制定了一整套无可挑剔的外在约束规则，如果人们的“内在约束”根本就不存在，或与之相左，外在约束规则也多半只能流于形式，或遭冷遇，或被扭曲执行。

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求利行为的规范，从多个角度都体现出对继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客观需要。

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呼唤着优秀的传统文化。

持续发展，是现代经济社会追求的目标。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的社会主义中国，走持续发展之路，毫无疑问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充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根本。因此，贯穿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经济精神，除了要有经济行为合理的高尚动机，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和经济交往中的至高信誉外，还必须有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意识。这正好谋合了儒家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宇宙理论和伦理观念。

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主张顺应而不是违背自然规律。“唯天地，万物父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四时有明法”，“万物有成理”。当然，现代文明的推进，不可避免地要突破天人之际的原始平衡，这是市场经济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由此导向人与自然的相互对抗。人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反复证明，单纯以人类为中心，无视自然规律，把征服、改造、攫取作为对待自然的一贯行为准则，必然导致生态恶化、能源短缺，最终威胁人类的生存。因此，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同时，必须把人类当作宇宙整体中的一员，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始终保持适当的和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儒家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传统观念，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发展的宇宙伦理基础，并可以转化为一种实用的行为准则。在这一准则指导下，变只把自然当成劳动对象、资源对象的意识为人与环境统一的可持续发展意识，势必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

三、加速文化网络的“内生化”进程，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以上分析充分表明，继承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从这种意义出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值得指出的是，它不是一种简单的捏合关系。如果把文化因素孤立化、抽象化的话，那么，经济的发展可以归因于文化因素，而经济的不发展也同样可以归罪于文化因素。这主要因为，文化作为一种观念系统，必然有隐于其内并统摄其构架的相对稳定的基本精神，这便是传统的良莠并存，而且二者往往交织在一起，泾渭难分。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之一的崇德尚义，在中华民族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于人们道德的自觉形成，不断超越物欲的羁绊，提高精神境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今天，它所提倡的取予有度、生财有道、用财有制以及各种职业都必须严守其职业道德的思想，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然而，这种崇德尚义的文化传统，在经济生活的运动过程中也有其严重的缺陷。它强调经济的道德价值而轻视其功利价值，使经济的运行始终服从于伦理的要求而失去竞争的活力。

正是这种文化范畴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确切地说，正是传统文化优长与缺憾相互掺杂、虽易解而难分的构架，使得构织于传统文化网络中的优秀成分，即优秀的传统文化，或曰传统文化的精华，不可能游离于文化网络本体而单独对经济发生促动作用。而且作为一种从“农业——宗法”社会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伦理型文化，其对现代经济的促动成分，更在网络的深层，是一种靠近“根底”的东西，很难把它简单地拿到现实层面上来。相反与小农意识紧密相连的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成分，却往往无可遏制地升腾到现实层面对现代经济产生着强大的制约。最典型的如孔子的“有家有国者，不患寡而患不安，不患贫而患不均”，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等这些与小农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平均主义思想和安定和平意识，由于导致了人们开拓精神与竞争意识的缺乏，以及对竞争所产生的“不均”或“不安”的恐惧，从而形成一种巨大的惯性与惰性，成为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处于文化深层的阻力。

至此不难得出结论，构织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网络中的优秀成分即优秀传统文化，要对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促进作用，显然需要有一个从“根底”上升到现实层面上来的过程，这便是文化网络的“内生化”过程。具体而言，就是立足于打破传统文化的小农经济约束，以市场经济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去触及和更新传统文化网络的作用机制，重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文化新网络，并使市场经济的制度体系本身也成为文化新网络的内在组成部分。在这一“内生化”过程中，传统文化网络对市场经济制度体系便产生出双重效应。[4]一方面，已经丧失了时代意义的、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诸要素，将逐渐被剥离、淡化，直至被淘汰出文化网络的作用机制；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合理内核，逐步从“根底”上升到现实层面，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合理文化成分发生互动作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如此，在这一“内生化”过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也将促进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新网络的构建。一方面，加速对与小农经济紧密联系的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成分的淘汰；另一方面，实现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正是这种“内生化”过程的不断演进，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层位结合，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以及制度变迁的特殊性，决定了上述“内生化”是一个漫长而渐进的过程，且有赖于政府所创造的有效的正式制度的保障。加速这一“内生化”进程，充分实现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促进作用，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注：

[1]参考张今声、张悦《儒家文化与现代科学管理》，《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4期。

社会经济文化范文第3篇

关键词：经济发展;丑文化;网络传媒

审丑，这一词的出现打破了原定的众所认同的审美界线，不同于审美文化给人带来的真善美的感受。审丑的出现伴随的是社会迅速发展情况下文化艺术与社会发展相错步的一种现象。这种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带来理想世界中经济越发达文化艺术也越发达的现象。相反，在经济迅速发展后，人们对于文化艺术的追寻却走向了另一个方向。审丑的文化形态是在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出现的，并于近几年迅猛发展起来。从最早的美术作品到如今的网络传媒，稍加注意就会发现此类现象比比皆是。而这些审丑现象的出现甚至泛滥原因何在？在了解审丑泛滥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丑艺术在美学范畴里的定义。

丑，简单地说就是美的背反形态，而丑艺术它所追求和遵循的便是打破传统的审美艺术中讲求的那种和谐，对称，比例等。丑艺术的形式也是多样的，不仅有对形式美规律的破坏，也有通过对色彩和谐排列的破坏来达到丑的效果的形式，更有甚者还有通过对声音的破坏，来达到一种丑的形态。例如，《黑色星期天》它曾经让听过它的很多人精神变得压抑甚至自杀因此成为了一首禁止播出的歌曲。不仅这一首，在网络上传播着很多的所谓“黑色音乐”的乐曲。这些乐曲通过破坏我们习惯听的一些音频、音调，从新排列过后产生一些怪异的，使人低迷的曲调，而这些曲调被那些本身可能就有很大压力的人听过后就会使人产生一种压抑、悲观的共鸣，严重的使人失去生存意志，也被称为“杀人音乐”。这是丑的一种形态，音乐的最初目的应是表达美好，鼓励人生，抒发内心的载体，而绝不是杀人。这种黑色音乐的形式出现打破了原来的和谐之美，变得丑陋甚至可恶。

既然丑艺术带给人的是一些消极的，丑陋的，不快的东西。那么，为什么丑的作品在现今社会频频出现，以至于泛滥？而这种现象的出现又与哪些因素有关？

首先，我认为一个社会的发展与转变离不开这个社会的政策制度，特别是在我们国家体现的特别明显。针对文化艺术来讲，可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国家处于百废待兴时期，新中国的建立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希望，由此这一个阶段的艺术作品，文学作品大多为歌颂，赞扬，表达美好希望的主题，及时在这一时期中的作品极尽表达丑态的也不多。第二个阶段处于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开始发展的时期。改革开放使我国打开了国门，全面的接收西方的文化信息，与此同时，经济上的发展使得人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和闲暇来关注艺术，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及中国人民思想的解放，一些丑态的艺术形式开始在国内呈现。第三个阶段则是近十年来网络发展急速的情况下，网络传媒的力量越来越大，艺术文化与网络的联系越密切。网络的普及使很多丑的行为的传播更加广泛。

其次，经济的发展也是造成丑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条件。随着市场经济和文化全球化进程的提速，丑艺术开始在我国蔓延。大量的艺术作品开始由美走向丑。无论从历史因素还是现实因素中，许多创作者自认无法超越前辈们的创作水品，则另辟蹊径，走艺术的另一个极端来为自己博取声名。

再次，社会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接受信息方式的多样化，以及西方思想因素的影响等多种社会因素的影响，社会大众成为了丑文化的推手。无论是高雅艺术还是粗俗艺术，一旦踏入了经济市场之中，需要市场的效应，顺应市场规律是必然的。

社会经济文化范文第4篇

一、加快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

农业社会化服务，是指在农业生产发展过程中，以农村社区为基础，地域间行政、技术和物资部门通过实物或活劳动形式为农业生产者提供种种便利条件，从而促进生产发展的经济社会活动，它包括国有经济各部门的服务、合作经济组织的自我服务，农户之间的相互服务，以及省、地、市、县、乡各级层次的系列化服务。

当前强调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原因有：

1、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解决小生产和大市场之间的矛盾的呼唤。户营为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了统一经营、集中劳动的农业生产形式，它作为一种“小生产”方式，其固有的局限性使农业生产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特别是这种小生产方式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克服这种局限性，客观上要求加快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步伐。

首先，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业生产是一个包含众多生产环节的复杂过程，许多环节不适合分户经营，如灌溉、良种制作，如果单家独户进行，既浪费人力，也浪费物力、财力。有些虽然也可以分户经营的环节由于受资金、技术、精力等因素的限制，如果由农户各家去包揽，则会严重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其次，一家一户经营既缺乏获得市场信息的有效渠道，又缺乏对信息的分析判断能力。市场经济中的农业生产需要现代化技术和可靠灵便的信息做保证，而中国多数农村地区还比较闭塞，农民缺文化、缺技术、缺信息还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大多数农民跟着别人走，人家种养什么我也种养什么，一些地方的农民说，“市场经济，全是运气，碰着了就哈哈笑，碰不着就上吊”，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再次，由于中国目前多数农村的经济还不发达，农民的再生产能力很弱，靠单家独户的力量很难形成规模生产和规模效益，尤其是一遇自然灾害，往往无能为力，这就更需要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出面聚集分散在农户手中的闲散资金以作为农业发展的可靠保证。

最后，从管理的角度看，由于每家每户作为一个生产单位，都必须考虑产、供、销的问题，考虑投入产出的效益核算问题，而目前的实际状况表明，大量的农户不具备这个素质。这种普遍性的管理问题当然需要通过培训教育的途径来提高生产经营者的素质，而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当前更需要一种专门性的组织来实施经常性的统一指导。

2、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减小农民承受市场风险的需要。农产品商品率的提高和农业商品生产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把一些每家每户共同的重复性的生产环节分离出来，从事某些专业性社会服务工作。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由某一家包销农副产品的做法，已经适应不了生产发展的需要，过去由国家统购的几十种农产品已经放开，产多产少都由农民自己找出路，因而农业生产服务就应包括产前、产中、产后这种贯穿生产、流通、消费的全程服务，服务的范围和领域都扩大了。同时，产品由包销定价、国家统管，变为随行就市、价格上下波动，这对商品生产者来说，风险越来越大，客观上也需要有一种社会组织来承担这部分分工。

3、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推广科学技术的要求。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容纳不了先进的技术手段，无力购置贵重的机具。机动喷雾器的功效比背负式喷雾器高10多倍，但是很多农民买不起，即使买后利用率也不高。工厂化育秧比传统的露地育秧优越，但是靠分散的单个家庭却难以做到。家庭经营与科学技术的发展经常出现矛盾，而且，农业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产业结构调整、产品开发、市场开发以及整个农业向深度和广度进军，都要求建立健全以技术服务为主体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4、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解决家庭小规模经营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矛盾的产物。从全国总体上说，家庭经营适合中国现阶段农村生产力水平的要求，但从生产力水平更高程度发展的需要看，社会化大生产是一种历史趋势。要把家庭经营纳入到社会化大生产的轨道上来，在保持家庭经营的优点的同时积极组织社会化大生产，这就需要在完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过程中建立起能够沟通家庭经营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联系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另一方面，社会化大生产客观上要求把工业和农业结合起来。我国现阶段，大工业的社会化大生产和农业的小规模经营同时并存，工业和农业的结合，也只能通过强化服务体系这条途径来进行。

总之，农民家庭经营这种规模相对狭小的现实在短期内很难发生根本变化，农户家庭经营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依赖也将长期存在，而且，随着农业生产专业化、社会化和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农业生产对社会化服务的依赖程度会越来越高。即使是在农户家庭经营规模发生较大变化之后，也仍将有大量的单个经营单位办不到或办起来不经济的事情，因此，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仅是使农业生产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一环，而且成为农业生产专业化和社会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二、我国当前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中遇到的主要问题

1、集体经济组织瘫痪，不能有效地承担起服务的职能。集体范围内的统一服务是整个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基础，在服务体系中占有突出地位。这层服务离不开必要的组织保障，但有些地方的村级组织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这是村级统一服务水平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2、集体经济实力薄弱，无力开展必要服务。集体统一服务，可从提留和收取直接服务费中获得部分资金，但仅靠这部分资金，难以形成有效的服务手段和一定的服务范围。目前有一部分村在经济上属“空壳村”，集体没有一定的生产积累，这也使村级统一服务的水平得不到提高。

3、部门分割使农技服务得不到有效开展。农技服务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农技部门开展技术推广缺乏必要手段。特别是农用生产资料实行农村供销社专营，使农技部门在技术推广中技物结合的能力受到极大削弱，推广工作得不到落实。

4、基层组织不健全，影响服务工作的顺利开展。农业技术服务部门基层单位组织不健全，编制不精干，经费严重不足，技术人员缺乏，使得先进农业实用技术不能普及到农民中间去，农业生产的科学水平得不到提高。

5、国家对各种服务组织兴办经济实体和开展相应的经营活动还缺乏必要的保障政策。农业服务组织为农业生产提供各种服务，当前困难在于既得不到足够的财政支持，又不能通过调整实际收费标准获取应有的收益，因而需要通过兴办经济实体和开展经营活动，克服资金严重不足的困难，实现自我发展。但大多数地区的农业服务组织兴办经济实体和开展经营活动遇到了资金、税收、经营权限等多种政策。

6、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现状从总体上还不能与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相适应。中国农业社会化服务经过若干年的发展，虽然已经具备了一定基础，但总的看来还处于其自身发展的初级阶段，因而带有一些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1）服务的非商品性。国家经济技术部门的服务，集体经济组织的内部服务，或是民间的各种合作性质的服务，很少是视同商品实行等价交换的，大都是作为扶持性或自助以无偿的形式提供给每个农民。这种非商品性的产生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农村商品经济不发达，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处于较低水平，农业生产还带有较强的自给性，这就限制了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商品化进程；二是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巨大的价格剪刀差使农民经营农业只能获得微薄的收益，这也制约了农民支付社会化服务所需费用的能力。正由于现阶段的农业社会化服务还带有很强的非商品性色彩，尤其是来自国家经济技术部门的服务大多是扶持性的，而且国家农技、物资、供销部门分割严重，要摆脱部门利益的束缚，实现各种资源的合理组合，都必须依靠行政力量的协调。

（2）服务内容的单一性和服务组织的分散性。多数地区目前的农业生产服务主要集中在统一提供良种和栽培技术、统一灌溉等有限的几个项目上，内容单一，满足不了农民在再生产过程各个环节上对社会服务的多种需要。加之由于部门分割，来自国家的技术、物资、资金、供销等方面的服务都是沿着各自独立的系统与农业生产领域发生联系，因此各种服务非常分散，互不联系配套，影响了服务的整体效益。

（3）农业服务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社会化服务搞得好的主要集中在经济条件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而有些不发达地区农业社会服务搞得离了谱，引起了农民的强烈不满。其中尤以下述两种情况较为突出：一是思想不对头，社会化服务有名无实，走形式，摆样子。有些农村不是从真心实意地为农民服务出发，而是你搞我也搞，把社会化服务当作应付上级检查的一种形式，作表面文章。在服务过程中，有的服务人员业务素质不过硬，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有的工作作风不扎实，不是深入实际、脚踏实地地帮助农民，而是满足于纸上谈兵，甚至瞎指挥。这样的服务不仅不能促进农业发展，反而妨碍了农民的正常生产。二是收费不合理，社会化服务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挫伤了农民接受服务的积极性。社会化服务是一种有偿服务，收取一定费用是应该的。问题是，有的地方收费偏高，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甚至变成了向农民的变相摊派。此外，有些服务项目，农民还要对服务人员管吃管喝。农民不愿接受服务，一些地方就采取行政措施，强迫农民接受服务。在社会化服务中，个别乡村干部还打着为农民服务的幌子，吃公家的“油”，揩群众的“脂”，把服务当成自家发财的门路。如此“服务”，不是服务于农，而是坑农、害农。

三、建立和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目标和对策

通过对中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总结，并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我认为中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目标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建立一个以国家技术经济部门为主导，以乡村组织为依托，以各类专业组织为补充的专群结合的服务体系。

1．国家技术经济部门包括农业、科技、商业、交通、加工、财政、金融等部门，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中，上述部门将始终起主导作用。目前国家技术经济部门服务的薄弱环节是产前、产后服务，特别是农产品流通服务。产中服务主要是加强乡镇基层农技服务站的建设。乡镇基层农技服务站是国家农技部门与集体和农户相结合的结合部，担负着实现科技下乡进村、进户的重任。只有加强这一层次，农技推广才能够普及到基层。

2．根据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积极帮助、扶持由技术能人牵头建立农民专业技术协会、研究会，充分发挥他们在组织农民推广技术方面的灵活作用。这些专业组织能打破社区、部门、所有制界限，适合中国农村商品经济运行和发展的需要，是今后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的重点。

3、农村集体经济所提供的内部服务，是整个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基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起着外联国家经济技术部门和社会上各种服务实体，内联广大农户的纽带作用。为了推动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在村一级要建立科技服务站或组，必须配备一定数量的农民技术员，帮助农民解决其在生产中所遇到的各种技术问题，同时要建立一批科技示范户，通过示范，提高广大农民的科技水平，促进先进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

4、逐步实现农业服务组织的实体化和服务中的有偿服务，使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具有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的能力。

目前，不同类型地区，由于群众对社会化服务的要求不同，因此，还有个不同类型地区社会化服务体系模式的选择问题。

第一种类型，农业仍是农村经济中的主体产业，二、三产业不发达，集体经济实力比较薄弱，农业生产基本上是靠各家各户独立完成，农民最迫切要求提供农业生产环节上的服务。当前的重点是健全村级服务，把化肥、农药、良种供应，农田水利建设和灌溉，技术培训、咨询与指导，农机维修，零配件供应和田间作业，畜禽防疫，病虫害防治等服务体系建立健全起来，走区域种植统一服务的路子。

第二种类型，二、三产业有一定发展，集体经济实力有一定基础，商品性生产占农村经济的比重在50％左右，这些地方，加快商品经济发展是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农业社会化服务应在搞好种植业服务的同时，积极发展林牧副渔及二、三产业的服务，拓宽服务领域，增加服务项目，鼓励办经济实体，强化乡镇服务功能，促进小区域经济发展，走农商联合、农工联合的路子。

第三种类型，集体经济实力较雄厚，商品经济占主导地位，二、三产业占农村经济比重在70％以上，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这些地方县乡村三级服务体系初具规模，基本框架已经形成。农业社会化服务主要是完善服务网络，提高服务水平，进一步调动积极性，以农产品商品基地建设为依托，以加工、储运、销售企业为龙头，按产品或行业建立系列化服务体系，走农工商、贸工农一体化的路子。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们还必须考虑如何使社会化服务体系能更好地与未来经济体制的衔接问题。为此，一方面，必须要求社会化服务体系能够适应农民的意愿和要求，切实按照市场经济中等价交换的规律，为农民提供及时、方便的各种服务；另一方面，还要特别注意解决如下问题：

——坚持服务指导思想与实际工作的统一，防止和纠正以政令代替服务。在保证政令畅通的前提下，正确理解服务的内容，树立领导就是服务的思想，寓管理于服务之中。

——坚持两个前提（科技兴农和壮大集体经济），防止短期行为和功利主义。

——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防止一刀切和一律化。本着“项目准确、预测及时、符合意愿、等价交换、简便易学、较好效益”的基本要求，准确及时地为农民提供服务。

社会经济文化范文第5篇

（一）政校企合作，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坚持立足河源、服务地方、服务企业，坚持政校企合作办学，受到企业领导、员工的欢迎和大力支持。学校通过努力，先后成功举办了河源龙记模具班、雅达电子班、龙川景旺电子班、紫金御临门酒店管理班等几个定向培养特色班，另外，还与德赛电池建立了高分子材料专业的长期合作机制。

1．成立校企合作办学理事会按照“政府主导、学校主体、行业指导、校企共建”的建设思路，充分发挥“政校、校企、校校”联合的优势，通过成立校企办学理事会，促成了、河源中石化班等50多个校企合作班，为企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应用型人才，受到企业的好评，并努力形成“政、企、行、校”四方“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的良好局面，不断提升学校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核心竞争力以及企业的经济效益，为河源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时，学校设立校企合作办公室，各二级学院设有校企合作办主任岗位，专人负责推进校企合作。

2．与河源市总工会合办职工双证特色班为促进河源市广大职工、异地务工人员提升素质与技能，提高学历层次增加就业机会，促进河源城镇化发展，更好地为职工群众提供就业服务，河源市总工会与河职院经商定决定联合开办职工大专学历教育“双证”特色班。该班教学管理进行了创新改革，创新技能教育和思维教育，颠覆原有的课程体系，重技能、求实用，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3．科技特派员制度学校树立“科研兴校”、“科研强校”的办学理念，大力开展应用技术研究，通过科技成果推广、生产技术服务、科技产品咨询、科技项目开发等工作，服务地方经济建设［2］（P39－43）。出台了《河职院科技特派员工作实施方案》，实施省市专业镇“一镇一员”工程，每年选派15名以上科技特派员赴河源市五县一区以及高新区的大型企业挂职。每年设立校级科技开发基金，对科技特派员开展的有市场前景或创新技术开发的项目进行扶持。这项举措对熟悉当地企业的技术需求，建立产学研合作平台，解决乡镇企业的技术难题，协助乡镇企业制定技术发展战略等起到很好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4．顶岗实习，置换培训学校师范类专业采取“顶岗实习、置换培训”策略，通过“实习学生顶替小学教师工作岗位，置换出小学教师就地培训”的办法，既很好地解决了“工作过程”与“学习过程”、“工作任务”与“教学任务”结合的问题，又有效解决了学生顶岗实习半年的岗位、场地、经费、指导教师等一系列相关问题，近年置换培训教师5000多人，收到了良好效果。该项目已成为广东省“师范生顶岗实习、置换培训”的示范项目，在全省进行推广。这一培训项目也得到了教育部师范司的充分肯定，被《中国教育报》头版报导并收录在教育部师范司的网站上。

（二）成立社区学院，构建完善的成人教育体系

1．河职院成人教育概况学校于2006年开始创办成人高等学历教育，近年来成人教育发展迅速。目前，各类成人教育在校生近两万人，各类培训每年超万人次。学校早在2006年就确立了“全日制教育”与“成人教育”双轮驱动、“成人学历教育”与“短期职业技能培训”双轮驱动、“服务地方文化建设”与“服务地方科技发展”双轮驱动的目标，现已初步形成了短期职业技能培训、专科函授、本科函授、联办在职研究生教育、远程教育、自学考试辅导、出国留学等多位一体的成人教育体系。

2．开办高新区夜校，延伸社区学院服务功能为方便河源市最大的工业区企业员工提升素质，2009年学校高新区夜校挂牌成立，这是全省高职办学模式首例。高新区夜校是河源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内唯一一家集成人学历教育、技能培训、心理咨询、科技服务等于一体的学校。该校建筑面积1600多平方米，有图书馆、美容室、机房、大小多媒体教室、跆拳道室、形体室、乒乓球室等基础设施；室内环境优美，是学习技能、提升素质的理想场所。目前成人学历教育在读学生1500多人，技能培训每年5000多人次。

3．开办县区分校，送教到乡镇为了更好地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在全市各县均设立了分校。河职院成人教育紫金分校成立于2011年，主要开展成人学历教育，包括在职研究生、远程教育和函授专本科，目前已有成人学历在读生700多人。紫金分校与紫金县教育局联合开办有学前教育专班、与紫金县人民医院联合开办护理专班、面向紫金县乡镇医生开办临床医学专班。在学校的努力推进下，连平分校、龙川分校也取得了长足发展。

（三）成立三农学院，服务三农

三农学院是在河源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由仲恺农业工程学院、河源市农业局和河源职业技术学院合作共建，于2013年5月挂牌成立。根据当前实际，结合河源农村发展趋势和农村实际需要，三农学院规划为三大项目模块：第一，农村基层干部培养与培训；第二，涉农专项技能培训；第三，新农村建设的规划与农村发展政策宣传。在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目前已开设多个专本科函授班，各类农林类成人教育在校生1500多人。

1．与市委组织部合办村官大专学历教育班为了提高河源市农村（社区）干部的政治文化素质和领导能力，在中共河源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市委组织部与河职院采取政校合作模式联合举办“两委”干部大专学历教育班，拟用5年时间在现职“两委”干部中培养1000名具有大专学历层次的“两委”干部；2012年报名496人，经成人高考录取356人。2013年1月17日，河源市首届“两委”干部大专学历教育班开学典礼在我校学术报告厅隆重举行，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白涛，各县（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出席典礼，省市媒体进行了报道；2013年，成人大专函授班录取农村（社区）“两委”干部457人。

2．与省市共青团合办新生代农民工大学教育圆梦班在共青团广东省委的大力支持下，学校与河源市团委合办“圆梦计划•河职100”项目，每年资助100名新生代产业工人，旨在通过继续教育攻读大学专科学历，打造“三工程一通道”：即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基本可依靠力量的培养工程，实现社会管理创新、推动新生代产业工人群体“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骨干培养工程，助推“广东制造”走向“广东创造”、加快转型升级的高素质劳动者培养工程，打通新生代产业工人成长发展的向上通道。

（四）成立客家文化学院，传承地方文化

2012年，广东三友集团与河职院共建的客家文化学院正式挂牌成立，该学院将依托河职院相关专业，下设客家文化、客家美术与音乐舞蹈、客家美食、客家黄酒、客家旅游等研究机构，致力于河源市客家文化资源的研究与开发，每年由广东三友集团投入30万元研究经费。该学院将致力于客家文化研究、保护和开发，为师生提供实践教学场所和技术服务平台，推动河源客家文化产业发展，为客家文化传播培养人才，提供高水平交流平台，包括专门制造黄酒工艺的技术人才。2013年11月9日，第四届客家文化高级论坛在河职院举行，来自加拿大、日本、海峡两岸以及华南理工大学、韶关学院等海内外专家学者嘉宾一百多人参会，凤凰卫视、广东电视台、河源日报、河源电视台、河源晚报、河源乡情报等各界媒体朋友也前来对此活动进行报道。

二、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