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白事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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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白事礼仪范文第1篇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现状

1.农村劳动力的基本情况。目前，我市共有农村劳动力617878人，30岁以下的占28.3%，31-40岁的占30.3%，41-50岁的占27.9%，50岁以上的占13.5%；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182668人，占29.6%，初中文化程度418962人，占67.8%，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16248人，占2.6%。

2.转移地域。我市农村转移就业流向呈现多渠道。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推进，东部发达地区企业资本西进渐成气候，各地对产业工人需求猛增，农村劳动力外出的选择余地加大，流向分散。与此同时，由于我市经济形势向好，各种类型的企业分别在我市落地和我市个体私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对本地农村劳动力的需求呈明显上升趋势，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在域内实现了就业，使我市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就业的比重逐步加大。还有一部分农民从党的农村政策中得到实惠，不愿意离乡务工。

3.转移方式。我市农民外出务工以有组织输出为主，以传统的血缘、地缘、人际关系网络为辅，由季节性、临时性务工向常年性务工转变。

4.转移结构。青壮年是转移劳动力的主力军，现在农村青年外出打工挣钱已成为一种趋势。另外由于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企业更喜欢用有文化、懂技术的年轻劳动力，他们已成为劳务输出的主力军。

二、我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存在的问题

1.输出人员的素质普遍偏低。由于务工者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务工总人数的87.4%，经过培训具有职业技能的不足10%，这就决定了我市大多数外出务工人员只能从事一些技术要求低的工作，这也决定了他们所从事的大多为技术水平要求不高、收入较低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和服务业，且工作缺乏稳定性。

2.域外劳务输入基地大都处于松散状态。全市各地的跨省劳务输出机构大部分比较松散、运作得不够规范，大都处在用电话遥控的状态。大多数就业信息只能靠电话与域外联系。

3.农民工的权益维护与农村劳动力稳定转移的要求不相适应。一是用工合同签订不普遍，农民工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偏低。二是社会保险覆盖面窄。三是随迁子女就近入学困难，一些学校要收取数额不小的赞助费。四是一些地方留守老人的赡养和留守儿童的教育和管理出现困难。

4.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管理服务体系与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主要表现为服务体系不够完善，纵向到村、横向到各农民工集聚地的服务体系尚未建立健全。我市村级就业服务平台还处于无专职机构、无专职人员、无专项经费的“三无”状态，服务工作未能跟上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发展的现实需要。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的对策

1.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完善工作机制。我们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摆上议事日程，引导帮助农村劳动力合理转移。一是要有专门的领导负责，配备专职工作人员，要分工明确，协调配合，形成合力，确保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扎实深入开展。二是要建立健全村级就业服务平台。我们要加大投入力度，健全村级就业服务平台，做到有办公场所、有专职工作人员、有专项经费，把劳动力资源数据库建到村级，按年龄结构、性别、文化程度、技术特长和求职意向分类登记造册，为有计划输出提供可靠依据。

2.加大培训投入，切实提高培训效果。一是加大投入，扩大培训面并提高培训效果。根据劳动力市场需求，将培训导向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紧密结合起来，坚持定向培训、定单培训，注重培训实效，切实提高培训的就业率。二是转变培训方式，变短期的技能培训为全日制培训。三是积极开展创业培训。制定创业培训扶持措施，对有创业意愿并具备一定创业条件的农村劳动力积极开展创业培训，增强劳动者自主创业能力。

公司白事礼仪范文第2篇

千奇百怪的宴请

国庆期间，武陵山区的村民丁祥威可忙坏了。由于当地政府规定国庆之后禁止随便摆酒，村民们都争着在国庆节期间将撒出去的份子钱收回来，他每天要参加四五个宴席。

千里之外的安徽六安，小伙马俊中一直在上海工作，今年国庆节回到老家本想清静一下，不想却更加忙碌：“国庆7天，我有4天都在参加喜宴，还有3天在去参加喜宴的路上。”

新华社记者在中西部农村采访了解到，村民们节假日不得不应付无穷尽宴请的现象非常普遍。“农村摆酒名堂很多，大体上可以用‘三生（升）三事’来概括：三生（升）即生日、生子、升学;三事指婚事、丧事、杂事，前两个事好理解，后面的杂事包含内容就多了，购车、买房、搬家等，只要想办，就有理由办。”丁祥威说。

三峡库区一村支部书记赵祥瑞透露，村里一村民考了驾照，竟然也办起酒席来。

皖北基层大学生村官张宁告诉记者：“一些农民长期在这种不良风气影响下，开始变得只看钱不认人，认为随礼多就是把自己看得重，给的少就是不给面子，相互之间还会因利益不平衡而产生矛盾。”

无法承受的礼金

丁祥威清晰地记得：20年前办酒席讲的是人情，那时候送鸡送蛋，送米送面，礼轻情义重。“现在，办酒席讲的是份子钱，再穷也要把份子钱凑足，礼金已经成为村民沉重的负担。”丁祥威说。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自己每年至少要参加40次左右酒宴，每次礼金最少100元，一般200～300元，多的500～1000元，平均1年要在这方面花费万元以上。“我的交往面还是窄的，有些人家一年要随三四万元。”丁祥威说，农村人一年种庄稼的收入也不过万把块钱，还不够交份子钱的。

西部某贫困县的一位村干部告诉记者，往年每个暑假，他光升学酒要吃二三十席，光礼金就要送四五千元。

占明是安徽省阜阳市人，去年刚从大学毕业，开始了自给自足的生活。近来他发现自己经济越发吃紧，算一算开销才发现，罪魁祸首就是“赶人情”。在他看来，“赶人情”已经不是为了情，而是为了钱、为了面子、为了不吃亏，俨然成了“赶钱情”。占明说，刚刚过去这一个月就有4个同学结婚、一个同学宝宝满月，工资几乎无存，经常吃泡面，要不就到父母那里蹭饭，感觉经济怎么都独立不起来。

除了你来我往这种正常的酒宴，在相对封闭的农村地区，要获得办事方便或是一些稀缺性资源，一些农民还将“赶人情”视为“敲门砖”，通过参加基层干部的酒宴来达到某种目的，这给本来就愈演愈烈的随份子、赶场子更添了不少“灰色”意味。一些村民告诉记者，虽然平时没怎么和村干部接触，但是不去怕得罪了村干部，导致一些惠农补贴、补助无法享受。既然去了，人家是村干部，份子钱少了，岂能看上眼？

身不由己的游戏

重庆万州区走马镇走马社区党支部书记向秀发说，人情消费玩来玩去，到了最后谁也不赚钱。

安徽安庆某镇的吴永贵今年50岁，在当地经营着小本生意。他和爱人千盼万盼终于盼到儿子在今年国庆节成了婚，但这一场婚宴也让他花光了几年来的家庭收入。

“一共摆了30桌酒席，请了我们县城里最好的婚庆公司，婚宴所有的开销在一起大概花了20多万元，减去收回的5万元礼金，大概花了十几万元。”吴永贵心疼地说，“我们农村人都爱面子，你不摆会被人说、会被看不起，只能硬着头皮上。”

主人喊累，客人也喊累，可如此累人的酒席为何无休无止呢？一些村民道出了缘由：大家都觉得这种吃请的风气不好，但是又都没有办法，别人请你，你不可能不去，你这次参加了别人的，又觉得不回请就吃亏了，所以找机会自己也办酒席。

“很多时候，大家都知道有些人办酒席是为了收份子钱，但是不去又不行，没钱借了钱也要去，就怕别人在背后讲闲话。”曾在三峡库区某村当过村支部书记的杨永生说，许多村民已经厌倦了这种游戏，想尽快从沉重的负担中解脱出来。

虽然“赶人情”在农村已经到了人人累之厌之的程度，但依旧屡禁不绝。究其原因，是人情束缚、社交模式、逐利需要等在起作用，并在加剧乡风嬗变。让乡土人情回归“淳味”，必须建立健康文明的人情交往观;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消除农民的危机感;同时，避免灰色消费导致的权钱交易，不要让人情钻了基层廉政建设的空子。

人情、社交、逐利：多重因素加剧乡风嬗变

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农村是乡土社会家族制度和家本位的思想孕育出的独具特色的社会，它以熟人社会的面孔展示了其人情社会的一面。人情社会具有社会性、规范性、情感性等特征，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情像一张在手中不断编织的网，越来越华丽，但一根线都不能断。

“这就是说，最为实际的农民之所以愿意如此大方地出份子钱，首先是为了通过人情来建立和维持更广阔的人际圈，方便自己的生活，扩展自己的资源。久而久之，这种人情成为大家都遵守的生活模式，或是变成约定俗成的传统，反过来又会形成约束力，迫使农民遵守并强化它。”安徽大学社会学教授范和生分析说。

在他看来，人情固化和异化的束缚是加剧乡风嬗变的首要因素。“受到这种束缚的影响，人们潜意识里会自觉遵守它，无论它是否已经变质异化，但形式依旧存在，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坚不可破。”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王安白认为，虽然红白喜事已经变味成“先集资再偿还”的资金流动，以前作为感情的因素在淡化，经济利益在强化。但在不少农民眼中，老祖宗都是这么办的、别人家也是这么办的，于是自己也就必须这么办，否则就会被边缘化。真是喜喜相报何时了，子子孙孙无穷尽。

一些农村基层干部认为，相比城市居民，农民社交模式较为单一，获取资源的途径较少，但社交需要非常强烈，个体生产、生活保障等相当一部分都来源于其家庭、亲缘、宗族关系，这也使得他们必须寻求“赶人情”的方式。

“我给你、你给我;我帮你、你帮我，在闭塞的乡村社会，这种你来我往是情感维系最便捷的方式，也是农民追求归属感的表现。”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结构研究中心主任王开玉说。在他看来，随着农民外出务工带来的农村空心化，集体生活较之于过去越来越淡，互帮互助的组织形态越来越少，这也是导致各种人情消费趁势强化的原因。

重庆市政协委员程德安告诉记者，自古以来，红白喜事都是农村人际交往的公共场所，但是随着大量年轻人外出，农村人口结构以及对精神交往的需求已经发生变化，这要求交往形式随之改变。现在随着物质水平的提高，感情的成分让位于物欲的上扬，交往成为农民的一种负担，盲目求大、求高、求排场，超出了民风民俗、精神需求的范畴。

对于灰色消费以“赶人情”的名义横行，不少专家指出，其根源在于互相逐利的需要。“农民获取某种稀缺资源利益，如家里要盖房子需要审批，土地拆迁了多分点房子、申请困难户等等一系列涉及切身利益的事情，唯一的途径便是找干部。逢村里有个一官半职的干部家里办大事，农民多上门随‘大礼’，他们希望可以以小利图大利，‘赶人情’也就成了他们寻求利益的突破口。”王开玉说。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灰色消费是改变农村红白喜事本真形态最重要的因素。农村的村委会属于自治组织，缺少现代性质上公共权力的监督，“赶人情”轻易钻了廉政建设的空子。

健康、文明“作料”，调“味”人情往来

王开玉认为，农民为人情东奔西走，构建自己的社会网络是为了备不时之需，帮助自己脱离生活、生产的困境，想要解决问题，就需要政府出面，完善农村的公共服务体系，改进农村公共管理，从体制上消除农村居民的危机感，为农民创造不过分依赖私人关系的客观条件。

人们的精神生活、情感联系无法取缔，因此农村也不可能没有“赶人情”，但方式需要改，淳朴的理念要先行。“首先，要提倡勤俭节约，明文反对铺张浪费，逐步转变大操大办、互相攀比的不良风气;其次，理念先行，树立正确的人情消费观，还原本真的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第三，考虑引进一些新的风尚，如节日送鲜花、贺信、对联等人情味更浓的东西，而非金钱的相互交换。”范和生说。

针对灰色消费，竹立家提出，要加强基层廉政建设，严格遵守八项规定。“同时，要树立农村地区政权的法理性以维持基层村委会的规范运行，成立村民监督委员会以监督基层政权，改变人情大于法的基层社会态势，建设法大于权的健康基层政权。”

移风易俗有新招

“在农村每逢操办红白喜事，主人多会委托一人统管大小事务，这人便是村里皆知的‘总管’。用句时髦的话说，‘总管’就是农村红白事的CEO。”重庆巫溪县古路镇居民曾奇说。

据巫溪县文明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些“总管”中，90%以上的都是往届或现任的村干部，还有部分是德高望重、具有较强组织能力的地方贤达。巫溪县各乡镇成立红白喜事理事会，在全县范围内对“总管”调查摸底，统计全县500余名农村“总管”的个人信息，建立动态的“总管”人才库。全县每半年召开一次“总管讲堂”现场会，并面向全县公开征集红白事说词、丧事孝歌、“总管”的文明劝导顺口溜，编印成《“总管”锦囊》口袋书。对于那些文化程度有限，讲稿消化有难度的“总管”，将制作好的录音材料用U盘拷贝给他们，让他们直接在酒席现场的音响设备上播放。